现代汉语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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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原因，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语义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由于语义研究涉及的内容

很广，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我们只想就语义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语义场分析问题，在现代汉语体

系中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语义场的性质

语义场是由语义系统中的一组有关联的义位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语义特征的聚合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义现象尽管极为复杂，但它仍是成系统的，是一个与语音和语法相并列的同属于语言

系统的子系统。同其它系统一样，语义系统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性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体。

语义既是一个系统，包含着整体性原则和关联性原则，那么，它无疑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是系统

内成分间内在有机联系形式，或者说是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层次间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的总和以及其表现形式。在语义系统中，语义的众多成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隶属，又相

互制约，从而成为一个有序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具有层次化和网络化等特点，因而能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

等方面进行考察。

要分析语义系统的结构关系，必须先确定结构成分。我们把组成语义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称为“义位”。

义位是语义系统中能独立存在的基本语义单位（相当于“义项”的概念）［（1）］，它是以词义中的指称意

义为基础，辅之以附加意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考察一个词义是否为义位，关键在于看它的指称意义能不能

独立，能不能与其它指称意义相区别，如果能，则应算为义位；如果两个指称意义没有多大区别，那就应再分

析其附加意义有无不同，如不同之处特别明显，也应分别算为义位。比如，把“枯萎”“逝世”“归天”这三

个语义单位互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均是指生物的发展过程，但前者和后两者的指称意义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缩，而后二者则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称意义虽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义有差别，

分别带有庄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义位。

在语义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义位在总的方面均有共同点，服从共同语义原则的支配，各作为聚合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存在。一个义位不仅自身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多种关系与其他义位相关联，从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来，这诸多联系不外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两种性质的联系，不外是纵的方

面逐级隶属，横的方面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的联系。义位之间在语义系统中正是从共时方面由这些联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组系化、层次化的聚合，即从结构的平面上构成了语义场。例如，具有共同语义特征“

说”的义位就有“说、扯、称、道、讲、唠、聊、嘀咕、唠叨”等等，这些义位聚合成组，构成一个语义场，

就是组系化，而义位“说”在这一组系中占据的地位，比其他义位高一个层级，就是层次化。

通过语义场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观察义位，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意思不同的义位，必然处于不同的

语义场，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类的义位，则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如“轻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义位处于同一个语义场，是由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的，而个性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在进

行语义结构分析时，不能脱离语义系统对任何一个义位作孤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明确义位在语义场的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场是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

二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

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

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

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

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

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

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

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

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2）］所以，语义

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以“．”代表义位，“。”代表零位，语义场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

（附图[图]）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龄”语义场为例，它们的结构可粗略地表现为：

（附图[图]）

由于“年龄”和“未成年”都不属于“人”的基本类别范畴，而只是一种语义特征，故为零位。

三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

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

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

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

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

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

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

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

”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

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

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

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2）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

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

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

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

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

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

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

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

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

的平衡”，［（3）］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

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

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3）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

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

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

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

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

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

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

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

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

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

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

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

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

，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

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

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4）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

，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

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

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

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

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

以上就语义结构四个方面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而这四个特性是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的。其中，后三个特性

都是以第一个特性为基础的。因为，语义场的语义结构只有在具有了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随之

出现其他特性。稳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静态存在的形式和标志，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其发展变化的表现，而层次性

和相对性则是对语义结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语义场的举例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和结构特性，并拟定了一个结构模式。下面，我们以“亲属语义场”和“

下肢动作语义场”为例来进行语义场的分析。

分析语义场首先要确定语义场包含的义位。在排列义位时，我们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取舍条件的。第一，考

察义位间的联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几个不同的义位也许在很多点上有共同之处，如果把它们纵横相连

，不仅混乱，也是不科学的。选择义位时应提纲挈领，脉胳清晰。第二，在众多同义义位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

性的义位。由于同义义位很多，有的差别十分细微，在分析时列出全部义位十分繁难，故只择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时作出说明。第三，比较生僻的义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义性词语意义的义位按情况分入不同

的语义场。

（1）亲属语义场的分析。

亲属语义场是“人”这个语义场下的子场。因为“人”语义场还下分很多语义子场，亲属语义场只是从“

亲属”这个角度对“人”进行语义场的归类。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属于“

人”语义场，但它们的具体范畴不一样，“姐姐”属于“亲属”范畴，“胖子”属于“体态”范畴，“石匠”

属于“职业”范畴，“英雄”属于“品性”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子场，并一起

组成了“人”语义场。

现代汉语的亲属词有几百个，但不是说亲属语义场就包含了几百个义位，因为有许多亲属词几乎是同义的

，进行语义场分析时，只能众里挑一。例如，与义位“父亲”同义的亲属词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与“岳父”同义的亲属词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们只选取典型义位“父亲”、“岳父”。另外，还有一些亲属词，或较少使用，或表示的亲属关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时排除。这样经过多方筛选，最后剩下五十三个比较典型的亲属词，代表了五十三个典型义位。

把这五十三个义位纳入亲属语义场中进行分析，内部可分为两个较大的子场，这两个较大子场又各自分出

两个较小的子场，从总体上看，即：

（附图[图]）

亲属语义场的特点是界限清楚，没有中间状况。另外一个特征是，很多义位都呈二元对立状态，即两个义

位互为对待，并且多为性别方面的，如“父亲”与“母亲”，“哥哥”与“姐姐”，“孙儿”与“孙女”等。

二元对立可以在同一个语义子场内形成，也可以跨场，即两个对立的义位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中，如

“哥哥”还可与“嫂子”相对，“伯父”与“伯母”相对等等，但这两个语义场必属于同一个较大的语义场。

（2）下肢动作语义场的分析。

下肢动作语义场是“动作”语义场的子场，是与头部动作语义场、上肢动作语义场和全身动作语义场相并

列的。通过归纳分析，此语义场下面包括十一个子场，它们是：走、跑、跳、坐、蹲、站、骑、跪、踢、踩、

踮，分别列出：

（附图[图]）

（附图[图]）

下肢动作语义场最多可分出四级来。同亲属语义场相比，其义位间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对应性，而是从不同

方面指称同一现象，呈互助状态，而且有的义位之间，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语义场“跑”所包含

的三个义位，“腾”是边跳边跑，“颠”是一摆一摆地跑，“奔”则是很快地跑，它们是从三个方面说明跑的

动作的。多义性的语词在这里是分属不同子场的。例如，“覆”有两个意义，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

轻轻地踩”，故算为两个义位，各归入不同的子场，其他如“登、腾”等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两个语义场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场的状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内部义位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现代汉语语义场的状貌，确是一项高

难度的课题。本文虽然在借鉴语义学先进理论与具体分析汉语语义场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祈盼专家学者指正。

注：

①义位和义项实指同一对象，但观察的角度不同。在语义学中我们称作义位，在传统词汇学中仍称义项。

第2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0.1“形＋动态动词”，指的是形容词带动态动词“了、着、过”等。

0.2我国语法学界对“形＋动态助词”现象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形容词带上动态助词后便具有了“动性”，带有“动作的意味”。例如，黎锦熙(1824)认为，诸如“

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个先生”中的“白、大”，由于其后添附了“了”，“这就

可以证明：它们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是动性，便在实质的意义上，也含有迁变流转的动态了”(1)吕叔湘(1942)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一会儿忽然高了起来”“一到十月，这些树叶便红了起来”

中作谓语的形容词“不是表示一种无始无终的一瞬间的状态，而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开始，或是表示一种状态

的完成，于是这个形容词也就带有动作的意味。”(2)黎、吕的说法代表了早期对“形＋动态助词”的一种认

识，这种看法只是注意到了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后语义上的变化，还没有从归类的角度明确带动态助词的形容

词词类归属问题。

(2)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是其语法特点之一，并不改变形容词的词性。也就是说，带动态助词并不是动

词的专利，而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王力(1943)认为“形容词最不适宜于做叙述词（叙述句中的

谓词）……凡形容词用为叙述词的时候，往往是靠‘了’字或‘着’字的力量，如‘心冷了半截’‘他红着

脸’之类。”(3)在另一部著作(1944)中，他更明确指出，“了、着”二字“并不是专为动词而设的”，“红

了脸”“大着胆”中的“红”和“大”本身不是动词(4)。张志公(1959)认为“动词和形容词都有‘体’的变

化，就是加上‘了、过、着、起来、下去’这些辅的成分。”(5)房玉清(1991)指出“大部分动词可以带

动态助词，一部分形容词也可以带动态助词”。(6)基本属于这类看法的还有，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

译本，第294～295页）、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216、318、595页）、熙《语法讲义》（第

69～72页）等等。

(3)带动态助词是动词的语法特征，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唐广厚、车竞在1985年发表的《

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动词化初探》一文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该文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以后：（一

）“就失去了形容词的语义特征，而与动词相同。”（二）“能带数量（动量）补语，与动词相同。”（三

）“有些可以带宾语，与动词相同。”（四）“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与动词相同。”（五）“有些可受

形容词修饰，与动词相同。”据此，文章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语法功能上，都已

具备了动词的主要特征，把它们看成动词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

(4)有的语法著作，特别是一些语法教材，把带动态助词“了、着、过”看作是动词的语法特点之一，而

谈到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时却没有明确形容词能不能带动态助词，也没有说明对那些可以接动态助词的形容词

如何处理。如胡裕树等《现代汉语》（1981年第3版）。黄伯荣等《现代汉语》（1983年第3版）、钱乃荣《

现代汉语》（1990年第1版）等等。

(5)与“形＋动态助词”问题有关，还有如下两种看法。一种以丁声树等(1961)为代表，认为有时候“形

容词加上‘了、起来’一类字眼，如‘花红了’‘雨大起来了’，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形容词这样用

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8)李临定(1990)也有类似的看法，主张“起来”等应做为确定动词的一个标

准，因此他认为“苹果红起来了、气球大起来了”中的“红、大”等所谓表变化性能形容词“也应该看做是

动词”，称为“形转动词”，意思是“从主要特征上来看，它们已变为动词，但是和一般的动词又有所不同

。”(9)

另一种以吕叔湘为代表，他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1954)中认为，“如果规定只有动词

能做谓语，能加‘了’”，把“天冷了”中的“冷”看做是兼属形容词和动词的话，那么“大多数形容词都

要兼属动词，这两个词类就不大分得清，这个分类法就有毛病了。”因此他主张把“作谓语和加‘了’字（

指句末的‘了’——引者）不作为动词的特点而作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共同特点。”(10)徐枢(1991)也持类似

的看法，他认为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列举的事实（指‘花红了’‘雨大起来了’——引

者）是正确的，‘了’‘起来’确实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但这并不足以得出形容词‘可以认为是动词’这

一结论。”(11)陆俭明(1994)说得更明确：现在大家不认为“花红了”“水热了”“雨大起来了”“现在神

气起来了”中的“红、热、大、神气”是形容词兼动词的用法，而认为后加“了”“起来”是动词、形容词

共有的语法功能(12)。

0.3可以看出，人们对“形＋动态助词”的看法还不尽相同，有些意见甚至完全相反。由于观察的角度不

尽相同，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一般来说性质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属性，是静态的，动词表

示动作行为或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动态的。第(1)种看法正是着眼于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其语义特征与原形

容词不同，而与动词相同，因而认为形容词接上动态助词后带有了“动作的意味”。第(2)种看法把接动态助

词看作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确有一部分形容词可以接动态助词。第(

3)种看法从接动态助词后形容词在语义上和语法功能上发生了与动词相同的变化，因而把这样的形容词看成

是动词。恐怕也是“合乎情理”的。第(4)种看法没有说明如何处理能接动态助词的形容词，但是，我们猜测

，恐怕还是认为形容词不能接动态助词，接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但这样处理似乎应以能带动态助词的

形容词数量不多为前提，否则动、形就很难区分了。第(5)种情况提到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从所举的例子来看

，谈的都是形容词带句末“了”的问题，还不能看作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典型情况。

总的来看，前人在划分词类，特别是探讨动词和形容词问题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形

＋动态助词”的问题，但大都是举例性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缺乏对形容词带动态助词情况的全面考察，因而

缺乏说服力。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当数量的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进行穷尽的考察，看看

现代汉语里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如何，究竟有多少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有无规律性，哪些形容词

不能带动态助词，等等，在定量考察和描写的基础上，再来看看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的词类属性问题。

一考察范围及原则

1.1本文考察的形容词仅限于性质形容词，因为非性质形容词，如复合形容词（冰凉、雪白、鲜红、喷

香、高高的、乱哄哄、糊里糊涂……）和非谓形容词（正、负、单、双、初级、全能、有形、大型……）等

，都不能带动态助词。本文共考察性质形容词1360个，主要来自以下三种材料：(1)《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

增订本）》（郑林曦编，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2)《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编，湖南出版

社，1991年版）。(3)《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

1.2动态助词包括“了、着、过”，此外也考察了形容词带“起来、下来、下去”的情况。其中动态助

词“了”主要限于句中的“了”，即“了(,1)”。句末的“了”情况复杂，即使是动词句末的“了”也很难

全部分清哪些是了(,2)，哪些是了(,1+2)。形容词句末的“了”同样很复杂，不过本文用排除法，最大限度

地缩小那些不易区分是带了(,1)，还是带了(,2)的形容词的范围。“起来、下来、下去”等是否完全虚化为

助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形容词带上“起来、下来、下去”后，语义上有了明显的过程性，是形容词

动态化的标志。为此本文权且把“起来、下来、下去”看作是非典型的动态助词。

1.3考察的原则是，优先考察能否带典型的动态助词，再看能否带非典型的动态助词；就带句末“了”来

说，先排除可以认定是带语气助词的情况，最后剩下的是不好确定到底是带了(,2)还是带了(,1+2)的部分。

具体来说，考察的顺序依次是：

(1)能否带“了(,1)”，即“形＋了＋后续成分”。

(2)能否带“着”，即“形＋着（＋后续成分）”。

(3)能否带“过”，即“形＋过（＋后续成分）”。

(4)能否带“起来、下去、下来”，即“形＋起来／下去／下来（＋后续成分）”。

(5)是否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

(6)是否只能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

(7)不能带动态助词（包括非典型动态助词“起来、下来、下去”）的形容词。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依以上考察顺序对每一个形容词带各种动态助词的可能性都作了调查，其中有的能

带多个动态助词，但在最后分析统计形容词带动态助词比例时只按一词次计。

二“形＋动态助词”考察

2.1形容词带动态助词“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1360个形容词中能带动态助词“了”的形容词，即能出现在“形＋了＋后续成分”

中的形容词共有474个，占34.85%。可分作以下五种格式。

(1)形＋了＋名

白～胡子慌～手脚秃～头黑～心肠坏～名声乱～阵脚热～馒头冤～好人明确～任务满

足～要求充实～内容缓和～矛盾活跃～市场坚定～信念简便～手续肯定～成绩健全～法制

开阔～视野突出～重点统一～思想稳定～秩序便利～群众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方便～顾客

纯洁～队伍巩固～国防孤立～敌人固定～人员红～脸辣～眼睛模糊～视线晒～被子完善～组

织严格～手续严肃～纪律哑～嗓子正～正帽子壮～壮胆子分散～精力紧～紧螺丝

(2)形＋了＋数量

安静～许多安全～不少薄～二寸／点儿是悲惨～点儿是悲观～点儿笨～点儿迟～一步精

力充沛～不少就是丑～点儿粗暴～点儿粗糙～点儿太残忍～点儿是惨～点儿质量差～点儿长～

三寸／许多敞亮～许多／些沉～不少式样陈旧～点儿屋子潮～点儿沉默～许久／一阵子稠～点

儿大～点儿／七八岁单调～点儿菜淡～点儿短～点儿／二寸烦琐～点儿肥大～点儿／些就是

稍微浮～点儿干净～几天孤单～点儿太过分～点儿好～许多／不少急躁～点儿尖～点儿紧张

～点儿／一阵旧～点儿精练～不少简单～点儿太娇气～点儿比以前进步～点儿／不少条件苛刻～点

儿话是刻薄～点儿，可说的在理。生活苦～点儿太快～点儿亮～一会儿流行～几天／一阵子l

uō＠①嗦～点儿亮堂～不少笼统～点儿难～点儿暖和～点儿／不少浓～点儿胖～点儿／许多细

～点儿咸～点儿远～点儿天阴～一会儿犹豫～一下／一会儿窄～点儿

(3)形＋了＋名＋数量

矮～人一截低～人一等高～他一着大～他六岁只小～我一岁只快～我二秒只慢～他一秒

晚～我一天忙～我一周

(4)形＋了＋数量＋名

就错～三个字只差～一道题才对～二道题多～几个外地人废～几张票贵～五角钱贱～三角钱

门口横～一张桌子红～几个苹果瘸～一条腿晴～一个白天阴～一个下午热～几个馒头温～一壶

酒脏～一只手湿～一只鞋坏～一台电视机黄～几片叶子近～三里地瞎～一只眼苦～几个孩子

烂～一车香瓜聋～一只耳朵麻～一只脚急～一身汗少～几件衣服熟～一锅饭集中～一批人才

宽大～二十名俘虏

(5)形＋了＋起来／下来／下去

立刻不安～起来逐步成熟～起来农民富～起来态度和蔼～起来立刻烦躁～起来吃香～起来

这里竟也繁华～起来他突然傲慢～起来天黑～下来目光暗淡～下来情绪安稳～下来慢慢地静～下

来声音渐渐低～下去立刻软～下来

2.2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着”

能带动态助词“着”的形容词共有46个，占总数（1360个）的3.38%。有以下三种格式。

(1)形＋着

饭正热～鞋还湿～正着急～我肚子还饱～，吃不下了。两个人一直别扭～，谁也不和谁说话。

他一直在心里憋闷～敌人正猖狂～他一直沉默～腰弯～在家里闲～耳朵竖～

(2)形＋着＋数量＋名

空～一个房间密林中活跃～一支小分队门口横～一条板凳江北荒～大片土地亮～一盏灯瘸～

一条腿炉子上热～一壶水竖～两只耳朵家里闲～一台计算机

(3)形＋着＋名

红～脸低～头光～脊背厚～脸皮尖～嗓子空～手竖～耳朵歪～脑袋弯～腰斜～眼睛

阴～脸硬～头皮壮～胆子哑～嗓子直～腰晒～被子流行～这样一句话

此外，下面几种情况不属于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着”。

(A)形＋着＋点儿，如：

机灵～点儿积极～点儿精神～点儿薄～点儿（皮）慢～点儿轻～点儿老实～点儿厉害～

点儿

(B)别＋形＋着（＋名），如：

别冷～别凉～别烫～别辣～眼睛别咸～别冤～好人

(C)形＋着呢，如：

沉～好～快～乱～娇气～懒～。

其中(A)(B)中的“着”表示命令、祈使、提醒(13)，(C)中的“着、呢”表示强调，都不是表动态的，所

以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2.3形容词带动态助词“过”

能带动态助词“过”的形容词有331个，占总数（1360个）的24.34%。可分作以下四种格式。

(1)（没＋）形＋过＋名／名词短语

没向困难低～头光～脚没狠～心没红～脸没坏～人没慌～手脚也讲究～穿戴没空～手

肯定～成绩，指出过缺点。麻烦～他满足～他的要求没少～你的没松～劲儿没突出～他团结～

他委屈～你没为难～他村头响～一阵枪声冤～不少好人也冤枉～我晕～车没弯～腰

(2)（从／从来＋）没（有）＋形＋过（＋时量／动量）

从来没安分～动乱年代这里就没安定～来这儿半年他从来就没安心～从没安逸～这个人从没诚

实～态度从没端正～没安宁～一天心里就没敞亮～没干净～从没公开～从来没马虎～没轻闲

～一天一个多月就没睛～没准时～一次从来就没富～在敌人面前他没有畏惧～

(3)（从／从来＋）没（有）／未＋这么／这样＋形＋过

她烙的饼从没这么薄～他以前从没这么暴躁～妹妹从来没这么悲观～从没这么便利～精力从没

这么充沛～我感到自己从未这样充实～他说话从没这样冲（chòng）～从没这样粗糙～从没这

样粗心～心情从未这样沉重～她以前可从没这么大方～从没这么分散～没这么干躁～他写的字从

来没这么工整～从没这么孤单～没这么急躁～矛盾没这么尖锐～没这么紧张～

又如：没（有）＋这么＋快／慢／严／苦／辣／亮／黑／忙／胖／瘦／认真／任性／热情／仔细／客气

……＋过

(4)形＋过（＋时量／动量）

这儿以前安静～从前他在这一带霸道～一阵子他小时候白～我以前保守～他俩别扭～一阵子心

里不安～吃香～好些年他聪明～，可也糊涂～我沉默～一阵子成功～，也失败过只对～一回我

也烦躁～过去这里也曾繁华～小河只干～一次就旱～一年他俩好～几天积极～一阵子我们也艰苦

～几年制度也健全～，只是没执行过。苦恼～我以前软弱～神气～几天我失望～上午阴～一会

儿

2.4形容词接“起来／下来／下去”

能带“起来／下来／下去”的形容词共有195个，占总数（1360个）的14.34%。其基本形式是：形＋起来

／下来／下去（＋了）。

傲气起来了变得霸道起来心情悲痛起来他立刻暴躁起来敌人更加猖狂起来天长起来（了）

渐渐成熟起来把自己充实起来变得聪明起来腰粗起来了眼前敞亮起来了皮肤变得粗糙起来了你怎么

大方起来了养花的人多起来了又得意起来了乡镇企业发达起来了烦躁起来爸爸不在，你就放肆起

来气球鼓起来了声音渐渐低下来不能这么软弱下去不要这么消沉下去松懈下来安定下来冷下

去

2.5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

是指不能带动态助词“了、着、过”，也不能带“起来／下去／下来”，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而

言。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有110个，占总数的8.09%。例如：

饱和～颗粒饱满～道路畅通～人来不少～比以前规范～比以前好看～合格～婆媳关系和睦

～我已经寒心～他已经灰心～豁亮～比以前健谈～饭菜可口～头脑灵活～办事利落～思想开

明～我感到困惑～东西齐全～问题清楚～他已麻木～心情舒畅～感到生疏～眼睛湿润～舒服

～肃敬～省事～水灵～通～透～稳～糟～烦～甜～（火）旺～

2.6只能出现在“太＋形＋了”中的形容词

这是相对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而言的，有些形容词在带句末“了”的同时，往往要求

在它的前面有程度副词“太”等出现，否则就不大可能带句末“了”，我们把经常这样用的形容词看作只能

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这类形容词有292个，占形容词总数的21.47%。例如：

肮脏不幸逼真抽象意外慈善丑恶封建偶然尴尬豪华荒凉晦涩滑头花哨

极端精彩绝对可贵可耻空泛零碎离奇露骨腼腆勉强狼狈难得难堪平常凄凉

轻浮荣幸俗气突然伟大特别武断做作主观重要痛苦次精妙猛毒弱傻

帅土贪凶野

2.7不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

亦即“了（包括用在句末的）、着、过”以及“起来、下去、下来”都不能带的形容词，共有398个，占

总数的29.26%。例如：

安详必然奔放诧异昌盛纯粹从容苍劲苍茫垂危陡峭繁多端庄灿烂恍惚

酣畅矫健精锐清脆浓郁蓬勃崎岖浓厚器重深切深远爽朗泰然坦然焦急锐利

妥善雄伟汹涌秀丽悠扬真诚忠贞茁壮卓越著名长久残陈甘佳古荤寒

枯牢善盛污险优良羞

三“形＋动态助词”现象分析

3.1从以上考察来看，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基本上是有规律的。(1)带动态助词“了

”有五种形式，参见2.1。(2)带动态助词“着”有三种形式，参见2.2。(3)带动态助词“过”有四种形式，

参见2.3。(4)带非典型动态助词“起来／下去／下来”有一种基本形式，参见2.4。(5)8.09%的形容词通常情

况下出现在“形＋了”格式中，参见2.5。(6)21.47%的形容词通常只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参见2.6

。(7)另有29.26%的形容词不但不能带任何动态助词，连句末“了”也不能带，参见2.7。

3.2但是，总的来说，形容词带动态助词不是很自由的，不少情况下是有条件限制的。例如“形＋了＋

数量”句式中的“数量”，绝大多数时候只能是“点儿、些、许多、不少”等，而不能换成别的数量词语。

又如，带动态助词“过”的形容词，绝大部分只能出现在前加“没有（＋这么）”句式中，否则就不能带“

过”（参见2.3）。

3.3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参见2.5），所带的“了”从出现的位置上看不像是动态助词“了”

，但到底是语气助词（了(,2)）还是动态·语气助词（了(,1+2)），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现代汉

语八百词》认为，“形＋了”中的“了”多数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出现新的情况，应该算是“了(,1+2)

”，但同时又说，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也可以说只是“了(,2)”。(14)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是

否“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只有结合具体语言环境和说话人的主观表达意图才能判断，在具体的语句中缺少

形式标志。因此，我们暂时倾向于把“形＋了”中的“了”看成是“了(,1+2)”，这样处理也许更稳妥些。

相对来说，把只能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的“了”看成是语气助词“了(,2)”就容易一些。因为

这时的句末“了”与“太”构成“太……了”格式，表示对某种性质的程度进行夸张性的强调，“了”不表

示性状的变化，只是加重感叹等语气的表达。不过，这种格式中的程度副词并不限于“太”，“可”和“最

”等也可以，例如：“可香了”“可鲜了”“你最傻了”“老赵最土了”等等。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只能出

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是相对于能带“了、着、过”以及“起来／下去／下来”的形容词而言的

，事实上有些能出现在“形＋了”中的形容词也可以出现在“太＋形＋了”中，如“甜了——太甜了”“舒

服了——太舒服了”等等，这类形容词我们算在“形＋了”之列，因为两种格式的“了”是不大一样的，而

我们考察的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所以形容词带“了(,1+2)”优先于带“了(,1)”。

3.4从考察的情况来看，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多见于口语中，如“慌了手脚”“厚着脸皮”“没轻闲

过一天”“天晴起来了”等等。不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多是来自古汉语的书面语形容词（参见2.7），并

且除“恩爱”“浩荡”等个别的以外，都不能重叠。此外，能带“起来／下去／下来”的形容词，基本上都

能带动态助词“了(,1)、着、过”。

3.5调查结果表明，在1360个形容词中：

(1)能带动态助词“了(,1)、着、过、起来（下去／下来）”的有560个，占41.18%。

(2)只能带动态·语气助词“了(,1+2)”的有110个，占8.09%。

(3)只能带语气助词“了(,2)”的有292个，占21.47%。

(4)不能带任何一个动态助词（包括“起来／下去／下来”），也不能带句末“了”的，有398个，占29.

26%。

(5)形容词与动态助词的组合能力依次是：带“了(,1)”（占34.85%）＞带“过”（占24.34%）＞带“起

来”（包括“下去／下来”）（占14.34%）＞带“着”（占3.38%）。

3.6在如何看待形容词带动态助词问题上，有两种明确而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形容词带动态助词

是其语法特点之一，并不改变词性（见0.2之(2)）。另一种观点认为，带动态助词是动词的语法特征，形容

词带动态助词就变成了动词（见0.2之(3)）。究竟哪一种看法可取，要看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如何

。本文考察的形容词数量有限，但大抵上能够反映出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41.18%的性质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若加上8.09%的能带动态·语气助词“了(,1+

2)”的形容词，就有49.27%的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这样看来，把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都看成是动词，即

处理成形、动兼类，就有困难了。否则，兼类数太大（即使除去8.09%能带“了(,1+2)”的形容词，也还有41

.18%的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那么这两类词就无法区分了，换句话说区分这两类词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

，我们倾向于不把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处理成兼类，而承认（有近半数的）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然而，

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使得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更加模糊了。

3.7进一步来看，“能否带动态助词”这一标准在动词和形容词区分中的作用也就值得重新认识了。

动词可以带动态助词，但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带，“成为、认为、当做、促使、给予、加以、等于、

敢于”等等，都不能带动态助词。我们统计了《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中动

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统计结果是，在1328个动词中，能带“了、着、过”的动词有1198个，占90.21%。这

个比例远高于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比例，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动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谓语，而

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首先是充当定语，其次才是作谓语(15)。因此，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机会少于动词也

是符合情理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有至少41.18%的形容词能够带动态助词。这样，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动词

可以带动态助词，但不能说带动态助词的就一定是动词。我们也可以仍然把能带动态助词看作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特征，但那应该是针对动词与形容词以外的其他类的词而言，对于区别动词和形容词来说，这一标准就

不大管用了。换言之，动态助词在动词和形容词之间不起分类作用。

3.8关于带句末“了”，现在多数人倾向于看成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见0.2之(5)），这种

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能带“了、着、过”和“起来”等的形容词(41.18%)都能带句末“

了”，加上出现在“太＋形＋了”和“形＋了”两种格式中的形容词（分别是21.47%和8.09%），合起来共有

70.74%的形容词能带句末“了”显然不能把占绝对多数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看成是动词。因此，句末“

了”也不能起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对句末“了”不加区分（是“了(,2)”还是“了(,1+2

)”）的笼统说法，事实上正如本文初步考察的那样，句末“了”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地研究。

3.9本文考察的根本目的，曾试图通过对较大范围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考察，在弄清现代汉语形容词带

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划分问题，但事实并不支持我们的主观愿望

，带动态助词和带句末“了”不能起到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作用。我们只能尊重客观事实。不过，考察的结

果表明，过去那种泛泛地认为“形容词不能或只有极少数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形容词不但可以带动态助词，而且为数不少。

就现代汉语的实际来看，动、形两类词的确存在着某些相同的语法功能和语法特征，因此，这两类词的

区分始终没得到根本解决。有人主张把这两类词合并成一类(16)。但是，“合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合并后在再分类中还会遇到二者的划界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在多角度广

泛调查的基础上，是可以对动词和形容词作出符合实际的区分和处理的。

附注

(1)《新著国语文法》，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92新1版。

(2)《中国文法要略》，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2新1版。

(3)《中国现代语法》，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5新1版。

(4)《中国语法理论》（上册），第28～29页，中华书局，1954年。

(5)《汉语语法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新2版，见《张志公文集（一）》），第39页，广东教育

出版社，1991年。

(6)《实用汉语语法》，第81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7)《锦州师院学报》，第92～97页，1985年第2期。

(8)《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

(9)《动词分类研究说略》，《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第254～255页。

(10)《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第256～257页，商务印书馆。

(11)《兼类与处理兼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五），第45页，语文出版社，1991

年。

(12)《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第29页。

(13)参见吕叔湘《释景传灯录中在、着二助词》，《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第65页，商务印书

馆，1984年。

(14)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31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5)据莫彭龄、单青《三大类实词句法功能的统计分析》（载《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考察

，动词作谓语的频率是76.7%，形容词作定语的频率是42.0%，作谓语的频率是26.2%。

(16)如陈望道把动词和形容词等合为用词（《文法简论》，第68～7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

赵元任把动词和形容词合称为谓词（《汉语口语语法》中译本，第2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史存直把

动词和形容词合并为一类，称作表词（《语法三论》，第89～9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30年）等。

【参考书目】

吕叔湘1954《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第9期。

吕叔湘1965《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中国语文》第6期。

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熙1956《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79《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崔永华1982《与褒贬义形容词相关的句法和词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

叶长荫1984《试论能谓形容词》，《北方论丛》第3期。

胡明扬1987《北京话形容词的再分类》，载《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

郑怀德等1991《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吴锡根1993《形容词研究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陆俭明1994《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邢福义1994《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

LiandThompson1983《汉语语法》（中译本），黄宣范译，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李泉1994《现代汉语“形＋宾”现象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第3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第4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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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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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明末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著名的白话小说集，语言浅近易懂，基本反映了明代口语的实际面貌，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近二十年来成为语言学研究比较重要的领域之一。据张玉萍《近代汉语研究索引1987～2007》统计显示，自1987～2007年，研究“三言二拍”语言学问题的论文共有58篇，专著1部。根据《全国报刊索引》①的统计结果，2008～2011年研究“三言二拍”语言学的论文共有20余篇。总体上看，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语音、文字方面的成果相对很少。本文拟依据上述成果讨论“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三言二拍”词汇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语考释

“三言两拍”虽然整体上比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语词、疑难字词，所以不少论文把重点放在词语考证方面。如：汪维辉的《<两拍>词语札记》选取《二拍》中有特殊意义、特殊用法以及辞书未收的词语二十余条，通过排比材料、遍检辞书并证以现代方言的方法对其进行考释，弥补了大型辞书释义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的溯源、达变工作。其他考释类论文还有周志锋《<三言>词语札记》等。另外，日本学者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中华书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二拍》中的词汇语法问题，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5）虽然着重讨论的是语法、语言特征等问题，但是其中的词语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证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俗字和俗语词。

（二）方言词语研究

“三言二拍”的语言基础是官话，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郭芹纳《〈三言〉中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结合现代陕西方言中的口语用法，对“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词语追根溯源，并研究了这些词语与近代汉语词汇的关系。晏均平《〈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石晓博《<警世通言>中关中方言词语举隅解析》等，从语气、词汇方面推论《拍案惊奇》与遵义方言、关中方言的关系，大体遵循了同样的思路。从方言角度对“三言二拍”语言学的探讨或者侧重方言词语的共时描写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时比较研究，或者考证某地方言词语，或者探讨方言背后的影响因素，学者们选取了不同的视角，丰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语，正处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三言二拍”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如：匡鹏飞《<拍案惊奇>与现代汉语词汇比较研究》从“词语的消失、词形的变化、词义的演变、短语的词化、同形异实词”五个方面对《拍案惊奇》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并分析原因，从而揭示了明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面貌上的不同之处。章一鸣等人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与现代汉语有关的词汇进行穷尽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词汇专题研究，包括商业词汇、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词汇具有百科性，各学科都有自身的专业词汇，有些词汇专业性固然强，但在语言交际领域共现性也相当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投入到“三言二拍”专业词汇的研究中，如：刘敏芝的《“二拍”商业词汇研究》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等现代语义学理论，把“二拍”中的商业词汇作为一个大语义场，再下分若干子级语义场，对每个语义场进行词义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业词汇，把词汇的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为“三言二拍”词汇的多科性专项研究开了先河。之后，有学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经济词汇、法律词汇等。

总之，在词汇研究方面，近年来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偏重于词语考释，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词及其构词法；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研究几乎未涉及；专类词语研究，涉及到成语、俗谚语，但对同义词、反义词、偏义词、外来词等未涉及；词汇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较少。

二、“三言二拍”语法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词类研究

不同词类在形态、意义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对词类的讨论是说明语言构造规则的方法之一。词类研究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三言二拍”中的动词、副词、数词、量词、助词、介词等都有所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汉语中包含成员数量最多的词类，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于相风《<拍案惊奇>双音动词研究》；对副词、量词、介词、助词的研究较充分，系统性强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词研究》等。

个体虚词方面。虚词指不能充当语法成分的词，它是汉语表现语法关系、语法范畴的主要手段。许多文章讨论了“三言二拍”中个体虚词的用法，如董为光《从<初刻拍案惊奇>看概数词“把”的来源》认为《初刻拍案惊奇》可以反映概数词“把”的来源，文章还分析了“x把”的历时演变层次和数量评价色彩。其他论文则侧重于对个体虚词的用法进行分类分析，揭示来源，进行比较，揭示演变轨迹，将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汉语的语法面貌，如：鲜丽霞的系列论文②对助词“得、将”用“三个平面”理论进行分析描写，并从历史角度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比较。典型虚词“得、将、更、将、把”等之外的其他虚词，则很少有人论及。

（二）构词法研究

复音词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汉语总的趋势是由单音词变为复音词，这种复音化的情况如何，考察汉语的构词法是研究其词汇结构特点的简捷方法。有学者对“三言二拍”中复音词的构词法进行了分析，如倪永泽《关于<喻世明言>中复合型复音词的研究》通过考察认为，该书复合复音词的特点是“以联合式和偏正式为主”，验证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趋势，揭示了近代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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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以及语义表达上的特色。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动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学者们对“三言二拍”中的被动式研究较多，对于其类型，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王敏红认为有八种，重点探讨了“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和“……所”式这些上古汉语传统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汉语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字式、“与”字式、“吃”字式这些近代汉语才产生的被动式的特点，从而揭示了被动句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概貌。刘媛媛认为“三言”被动式的基本类型共十种，在王敏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蒙”字式，颇具创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动义还有待商榷。该文对“三言”中出现的被动式进行穷尽式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每种被动式的特点，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独到的见解。

（四）结构研究

结构是指实词和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三言二拍”结构研究主要涉及“动+将”结构、述补结构、动结式结构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惊奇>带助词的述补结构》、董海茹《<警世通言>动结式初探》等。

总之，语法研究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虚词的论著较多，而实词的分类性论著则少见；近代汉语新兴的代词、语气词、构词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句类研究仅涉及到疑问句、复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现若干特点：第一，研究理论不断拓展。学者们引入不少新的语言理论，如三个平面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注重研究的系统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语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三言二拍”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该课题仍存在许多空白有待我们填补。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专书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必将推动断代研究和汉语史研究。随着研究理论的日益丰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大的发展。

注 释：

①《全国报刊索引》上海市图书馆，月刊（至2011年12月止）。

第6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徐建国副总经理，江西教育出版社廖晓勇社长、周建森副总编辑出席开幕式，并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主任谭景春代表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在开幕式上通报了此次会议的筹备情况。

本次学术研讨会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会议论文内容涉及辞书理论与辞书史、词汇语义学研究、辞书的编纂修订、辞书的规范化与现代化等方面。

一、辞书理论与辞书史

语汇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徐时仪《〈汉语大词典〉所收习语俗谚探略——兼论语词分合》以《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水部所收的习语俗谚为实证，讨论了语词分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对“语词分立”应持审慎的态度。周荐《汉语熟语研究的正业与要务》提出了将汉语熟语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结合的新思路；认为将语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独立出来仍有待考量。刘静静、徐时仪《论“语”“词”的分与合》，赵越、周荐《从词汇学的体系性看“语词分立”说》，也从不同角度就“语词分立”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语汇的论文还有：李淑珍《试论俗语的同一性和同义性在语类辞书编纂中的作用》、温朔彬《论大型工具书〈语海〉编纂的特点》、王海静《论书证对“成语”辞书编纂的重要作用》、汤仕普《试论分化成语》等。

李仕春《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用框架语义学理论解释了“看”的多个义项的形成原因。王洁《定中结构“平行式”多义词义项的语义距离考察》以定中结构的平行式多义名词为例，考察该类名词义项的语义距离。赵红梅《论同义词词典的学习属性》分别从功能、收词、词目信息及释义等方面对同义词词典的学习属性进行了探讨。

李孝仓《专书类辞典编纂中有关词汇的基本问题——以〈春秋左传辞典〉为例》，指出处理古代专书词典中的语文词汇条目时，需要解决好两个基础问题——古代文献用字与文献词汇的确认；两个核心问题——专书词典的收词立目与语词条目的释义。赵家栋、马雅琦《〈说文·水部〉与〈汉书·地理志〉异文研究》从文献学等角度对《说文解字》与《汉书》的异文从字、词、句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潘牧天《文献异文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对《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大量的例证进行研究，论证了异文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叶军《现代辞书文化之滥觞——对商务印书馆早期辞书出版的几点思考》对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代表性辞书，特别是各类首出辞书进行了概括性梳理，总结出三大出版特点，并分析了这些鲜明特征对中国现代辞书事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高永伟《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英汉词典》则从英汉词典的角度回顾了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辞书出版活动。谢仁友《赵元任先生对辞书学的贡献》研究了赵元任先生对辞书编纂和辞书学研究的重要贡献。陈明娥《朝鲜时代汉学辞书的编纂特点及价值》介绍了朝鲜时代辞书的四大类型及其编纂特点，并从文献学、汉语史及语言教学价值等角度进行了讨论。

二、词汇语义学研究

晁继周《说“标志”与“标识”》从问题的产生、当前“标志”“标识”的使用情况、词典中对“标志”“标识”的处理三个方面讨论了“标志”与“标识”这组异形词，认为可以把“标识”处理为“标志”的同义词；提出词典必须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要关注、解决异形词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姜仁涛《〈现代汉语词典〉（第6、7版）与异形词规范》对该词典中的异形词进行了统计分析。谭景春《动词的目的義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处理》研究了动作义与目的义的区别、目的义的类型、动词目的义的兼类和含有目的义动词所带的宾语等问题，并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动词目的义释义的修订提出了重要意见。王重阳《“跩”“拽”的音与义》指出“跩”“拽”二字读zhuǎi音表示“傲慢、得意”时，应及时根据已经稳定的语言事实将字形定为“跩”。陈玉庆《语文词典中的单音儿化词的处理》统计了四部语文词典中单音节儿化词的收录及编排情况，对语文词典中单音节儿化词收录和编排提出了建议。王仁强、黄昌宁《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现代汉语自指词项的兼类问题》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角度分析，认为取消自指词项兼类禁令是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的重要出路。潘雪莲《口感类形容词的语义发展及在词典中的注释处理》注意到口感类形容词有发展出名词性义项的可能，因而在辞书中需要及时进行补充和调整。饶琪《什么样的字母词能够进入辞典？——汉语字母词的共时演化（2000—2016）》从时间推移的视角观察“字母词”使用情况的变化，以确定什么样的字母词能够进入词典。

储泽祥《列举义“等等”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了列举义“等等”是怎么形成的，认为“等等”是从量词重叠式虚化来的，并不是列举助词“等”的复用。周淑萍《释“处士”》列举了“处士”一词的多种释义并对此进行考证，指出“处士”是指尚未入仕、没有官职在身的自由知识分子。高永安《汉语联绵词的搜集辨别及其意义》认为联绵词的语音结构支持上古汉语有含有l的复辅音；反对拆解联绵词的做法。卞仁海《〈汉语大词典〉“选练”条注商》、邵天松《“悬米”释义商补》、何茂活《〈汉语大字典〉“音义未详”字考释五题》分别对“选练”“悬米”“‘音义未详’字五例”进行了考释。程建功《〈说文〉基数字义的文化背景略说——兼议辞书释义的时代性及其局限》说明了《说文解字》从阴阳易数角度阐释一、二、三、四、五这种数词的原因。

程志兵《〈汉语大词典〉收释方言词语小议》从方言词的收录和释义的范围、标准等方面对《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修订提出建议。于峻嵘《〈现代汉语八百词〉合条（主条+副条）释义分析》以副词为例研究了《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合条（主条+副条）模式的释义问题。康国章《AABB和ABB两种词汇结构及其交互构造问题》研究了AABB和ABB两种词汇结构及其交互构造问题，认为由AABB式词语变化为ABB是把原来并列关系的A、B变为正偏关系，反之则由正偏关系模糊为并列关系。邓双军、万艺玲《“事件·物质”类名词的释义问题》运用句法语义研究方法探讨“事件·物质”类名词的释义问题，认为可以根据词条的使用频率处理“事件·物质”类名词的释义。

三、辞书的编纂、修订与辞书的规范化、现代化

林仲湘、李园《关于〈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辨析字典〉的编写》从使用范围、编写特色、细节和难题的处理等方面介绍了《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辨析字典》的编写情况。汪惠民《对几部大型语文工具书部首设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研究了四部大型辞书各版次部首设计的演变历程，指出“据形取部”和“总量简化”是它们演变的共同点，而不同的工具书因面向读者对象不同，在部首设计上亦有所变化。魏励、刘建梅、张秋霞《汉语辞书的编纂应提倡科学规范观》研究了规范字身份的确定，规范字形的确定，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关系的梳理等问题。郭晓丹《连接号在语文辞书中的应用问题研究》探讨了如何落实《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关于分词连写的规定。陈明学《词汇规范与高中词语教学——以四个成语为例》以四个成语为例详细说明了词汇规范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王吉辉《比喻与形容——有关词典释义语问题的探讨》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第6版固定语意义解释的释义语“比喻”和“形容”的使用情况，并对此提出修改建议。王晖《“儿”音规范琐议》通过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中“儿”的注音，认为仅将“儿”区分为“儿1”（词根）和“儿2”（词缀）尚有可商之处，另一个独立的“儿3”（儿尾）应当补充进来。宋浚瑞《辞书修订需要与时俱进——从〈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引书格式”修改谈起》介绍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引书格式”的改进。刘建梅《〈现代汉语词典〉中植物词条的收录及释义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植物名称词条为例，分析了其中漏收及收录不当的现象。李雪《辞书中的语体色彩标注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中〈口〉的标注为例》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中语体标记〈口〉的标注情况，提出语体色彩的划分应遵循最小交集原则。孙可《“旧读”浅议》研究了目前辞书中的“旧读”标注存在的问题。

王祝英《从引证歧异谈大型语文工具书修订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漢语大字典〉为例》以四组文献异文为例，探讨了用字歧异问题的处理方法，指出编纂大型语文辞书应当做好文献查证、取舍、标注等工作，并重视语料库在编纂中的运用。王海静《论书证对“成语”辞书编纂的重要作用》从“科学立目的依据”“精确释义的基础”“追本溯源的支撑”三个方面论证了书证在成语辞书编纂中的重要作用。李芸、郭小武《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的语汇调研》向大家展示了信息技术手段在处理辞书语料中的运用。

张永伟、顾曰国、胡钦谙《面向语料库辞书编纂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介绍了其课题组研发的COCAL辞书编纂系统，并对其中的主要功能进行演示。徐蔚《浅析数字化辞书的出版隐忧与对策》指出了数字化出版时代，泛全民化致使质量难于把控、读者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著作权易受侵害等隐忧。

此次学术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通过热烈研讨，既开阔了学术视野、丰富了学术知识、提高了学术水平，又增进了彼此间的学术友谊。对语文辞书的编纂、研究和出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

第7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汉语是大学文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教学效率低下，必须进行改革。文章探讨了高职高专现代汉语教学内容改革，深入分析了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提出把现代汉语分化整合为“普通话”、“现代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四门课程的新构想，以期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有所促进。

现代汉语是大学文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基本语言素养，提高学生语言运用技能的重要任务。但是长期以来，现代汉语的教学效率低下，成了一门令教师头痛、让学生厌烦的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语言学者史有为先生发表了《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一文，指出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基本上是失败的，引起语言学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在现代汉语教学界掀起了一股改革大潮，一直断断续续延续至今。总结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两个方面。但是，以上两个方面的讨论成果基本上很少被现代汉语教学界普遍吸收，进而用于指导教学实践。高校的现代汉语课至今仍然没有大的改观。而且，前人的讨论大部分都是针对本科院校，而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学生基础、教学要求、培养规格等都有很大差别，针对本科的教改经验在职业院校并不一定适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职业院校整合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的设想，期望能够运用于课程教学的实践。

教学改革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股高校合并、“专升本”的大潮。同时，职业技术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般来说，职业院校包括原来的高等专科学校和新成立的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既具有扎实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新型实用人才，其基本要求是基础扎实、理论够用、实践能力强，能够学以致用。

以师范专科学校为例，其培养目标必须重新定位。长期以来，我国建立的是师院（本科）—师专（专科）—师范（中专）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分别培养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师资。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种体系行将崩溃。大中城市的学校，包括初中和小学，现在一般都只接受本科甚至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师专毕业生很难在中、小学立足。因此，当前的师专应该改革以前的单一培养目标，调整为开放立体、多重面向、适应市场的多元培养目标。以师专中文专业为例，其培养目标可面向基层（乡镇、社区、中西部地区）的初中以及小学师资；侧重培养基层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秘书、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从最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只有不到半数的学生从事教师职业，超过半数的毕业生则在其他领域就业。这说明培养目标基本符合实际。

（二）课程的性质、任务以及作用

师专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面向基层的初中、小学师资，二是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秘书、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应用型人才，都应该具备比较扎实的语言基本知识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比如，需要掌握语音，即普通话、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具备听（即言语理解、信息接收）的能力、说（即普通话、言语表达、言语交际）的能力、读（即阅读理解、信息搜集）的能力、写（即写作通顺流畅、合乎要求的应用文字）的能力。学生上述语言知识的获得直接来源于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但听、说、读、写综合语言能力的培养，就依靠为学生创建培养综合语言能力的实践环境。

（三）职业院校的特殊情况

职业院校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学生的实际情况。从1999年开始，国内高校普遍开始扩大招生规模。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8万人，2005年招生504.9万人，年均增长24.6%。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步入大众化阶段。近年来，许多大学又新办了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被放在第四批次录取，生源质量大幅度下滑。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扩招前录取分数线一直稳定在460～480分之间，而近几年的分数线是师范专业400分左右，非师范专业分数线则更低。因此，事实上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录取分数较低。与普通本科院校招收的新生相比，职业院校的学生中学阶段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包括语言基础知识和语言运用的基本能力。有的学生甚至连“请假条”都表述不清。面对这样的学生，在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必须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使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提升。

针对职业院校特点确定课程整合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针对职业院校特点的课程整合总体思路：

重新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完善语言能力，着眼语言运用。

重新安排课程教学内容：对现有教材内容实行“增、删、改”的调整，将现代汉语整合为普通话、现代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四门课程。

努力更新教

学方法，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改革考试评价体系，建立立体多元、综合适用的评价方式。

整合课程内容，

建立“四支分立”的课程体系

（一）“四支分立”课程思路的提出

一般来说，职业院校由于学制较短，课程较多，每门课程的教学时间相对不长。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新的教学计划把现代汉语定为100课时。由于假期等因素影响，实际只有90课时左右。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既要完成内容繁多的现代汉语知识传授，更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委实难以完成预期目标。出路只有综合现有课程资源，分解融合、优化整合，建立新的课程内容体系。

语言学者汪国胜先生曾经提出现代汉语课程体系采用“四支分立”的思路并付诸实践。所谓“四支分立”，就是建立现代汉语语音学、语汇学、语法学、语用学。他认为“四支分立”既便于加强课程内容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也利于加强课程中的实践环节，并用实践证明了分科教学的可行性。借鉴汪先生的“四支分立”的基本思想，笔者所在学校中文专业现开设的相关语言课程有必修课现代汉语、教师口语、选修课为语言学概论、朗读学。教师口语和朗读学都是针对学生将来从事教师职业而开设的，而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从事教师职业，可见课程的适应面太窄；语言学概论一般只在本科开设，专科教学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四门课程优化重组，形成四门新的课程，即“普通话”、“现代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言语交际”。提出这四门课程是有充分考虑的，主要是针对师专学生的实际及其必须具备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

（二）“四支分立”课程的具体内容

四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普通话开设30课时左右，每周2节课。这门课程融合了现代汉语课程的语音章，教师口语的部分内容以及朗读学的内容，主要讲授普通话语音知识，包括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语音系统、方音辨正、语流音变、语音规范、普通话水平测试、朗读和语音运用技巧等内容。其核心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普通话发音，纠正方音，通过系统训练，使学生普通话语音面貌达到较高水平，顺利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并取得合格等次。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朗读技能，具备较高的朗读水平。

现代汉字词汇开设35课时左右，每周2节课。这门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汉语的文字、词汇两章的内容。汉字部分包括汉字概说、汉字结构、造字法、汉字简化与规范、汉字信息处理简介等。词汇部分包括词汇概说、词的构造、词义、词汇的构成、词汇的发展变化与规范化、辞书等。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汉字、词汇的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文字词汇素养，在此基础上，增强文字词汇的规范意识，能够正确、规范地运用汉字和汉语词汇进行言语表达。

语法修辞开设55课时左右，每周3节课。这门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汉语的语法、修辞两章的内容。语法部分包括概说、词类、短语、单句及其分析、句类、句型、句子的动态分析、复句、病句修改与语言规范等。修辞部分包括概说、词语选择、句式锤炼、常用辞格、语体风格，同时，介绍语用学的成熟成果。比如，话语交际的过程理论、话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制约话语交际的要素、会话含义、预设等。以上三门课程仍可使用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可对有关内容进行删减、增补、更新。

言语交际开设35课时左右，每周2节课。这门课程主要包括教师口语的部分内容和现代言语交际学的内容，其内容、范围都比教师口语要广阔得多。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使学生在现代社会中具备口语交际的能力。基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只有不到半数从事教师职业，所以开设言语交际课比教师口语课有更大的适应性，而且即使是从事教师职业，也非常需要这些言语交际的知识和基本技能。因为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语文教学安排有言语交际的教学内容。这门课程需要订购相关教材，以满足教学需要。有一种教材，除绪论外共有十七个专题，广泛涉及学生在各种社会交往中所面临的言语交际问题，它们是：招呼与介绍、拜访与接待、日常闲聊、提问与回答、意见与建议、褒扬与批评、说服与拒绝、协商与谈判、主持与讲话、演讲与报告、讲解与评述、讨论与辩论、求职与应聘、通讯语言、课堂教学语言、体态语言、语言交际中的谬误。这种教材涵盖了言语交际的主要方面，可作为言语交际课程的教材使用。

（三）“四支分立”课程体系的价值

“四支分立”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分门别类地细化教学内容，把原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分解开来，每门课程着重完成1~2项教学目标，这样有利于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培养语言能力，同时又有效解决了这门课程教学时间相对不足的矛盾。新的课程体系把“言语交际”作为一门课程开设，这样，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就能落到实处，使前三门课程中所学的语言知识在这门课程中能够得到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史有为.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J].语文建设，1987，（1）.

[2]汪国胜.关于现代汉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3]王建华.新编大学生口语交际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第8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动物名词 名词动用 语义特征 对比分析

一、引言

词类转化（conversion）是英语最基本的构词方式之一。在英语中有大量的名词被用作动词，使用这些名词能够提高语言表达技巧，使语言表达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的从词汇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论述了名词动用的语义问题，分析了名词动用的语用机制和语用条件（Quirk，1972；Adams，1973；Clark & Clark，1979，；Kiparsky，1997；徐盛桓，1981；高芳、徐盛桓，2000；周领顺，2001等）。有的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不同理论对名词动用的认知机理和认知构建作了详尽的阐释（刘正光，2000；王冬梅，2001；何星，2006；王薇，2008；辛斌，2008；王文斌，2008等）。还有的学者对英汉名词动用现象作了对比研究（司显柱，1996；周领顺，2000；王薇，2007等）。这些研究大多在理论层面揭示了名词动用的深层机理，对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名词动用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名词动用的习得、英汉名词动用的对比研究还不够深入。为了便于语言学习者习得并熟练地使用名转动词，有必要收集名词动用的案例，对比并分析英汉语名词动用的异同。本文对英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现象作一个案研究，针对英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语义特征及其造成其差异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此类词汇的习得和英汉互译提供一些启示。

二、英汉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对比

笔者通过查阅《动物世界百科全书》（纪江红，2005，北京出版社）和《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编，2002）统计英语动物名词动用的数量（高蕾，2012）。在常见的248个英语动物名词中，84个可以转变成动词。其中表示一级类属的动物名词基本上可以转变成动词，比例相当高。而次类属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则较低，比如鱼类动物中只有“fish”和“trout”直接转变成动词，“shark”通过词义的延伸，首先转义为“诈骗者”，然后，才转变成动词“诈骗”，其他名词如“goldfish，carp，crucian，butterfish，eel，herring，mullet，perch，salmon，cod”等都不能转变成动词。从动物的类别来看，动物名词动用比例最高的前五类为：啮齿类、低等动物、食肉动物、家禽类、鸟类。这五类动物占名词动用总数的62%。而爬行类、鱼类、两栖类、昆虫类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较低。可见，在英语中，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动作和形态特征比较明显的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高。

相对于英语，现代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比例却要少得多。我们通过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10，商务印书馆）发现，被词典收入的仅有5例：猫、虎、熊、驼、猴。然而通过网络查找，发现了以下一些例子：

（1）典型的不安分而又幼稚的富家闺女，也是最好骗的那种。要是我在电影里……哈哈哈，好歹也要“狼”那么一把。（网易：不老泉）

（2）高的一个小姐却老大不高兴，马着脸，直咕哝。（张放《疼痛与羞涩》）

这些用作动词的名词属于Clark & Clark（1979）所称的“新创名源动词”（innovative denominal verbs），是很特殊的修辞说法。这些动词属于不规范的语言，并没有变成“定型名源动词”（well established denominal verbs），是临时用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成动词。

在古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的例子却俯拾皆是。例如：

（3）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尚书·禹贡》）

（4）后妃率九嫔蚕于郊。（《吕氏春秋·上农》）

（5）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师蝗。（《后汉书·孝桓帝纪》）

通过对比发现，英汉语言中，单词素的动物名词易转变成动词。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能够转变成动词的全部是单词素词。而在英语中，有极个别的动物名词如“grasshopper，wildcat，blackbird”等可以转变成动词。

三、英汉动物名词动用的词义特征对比

现代英、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后语义上有异有同，异大于同。相同之处表现为，英汉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大多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方式产生，借用动物的性格、行为特征和外形特征喻指人的动作行为。不同之处表现有三：

首先，在现代汉语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比较固定，如“猫”“虎”和“熊”表示动物的性格特征，其意分别为“躲藏”“露出凶相”“斥责”。“驼”和“猴”的动词义分别为“弯曲”和“像猴似的蹲着”，表示动物的形态特征。而英语中的动物名词动用后语义类型较多，有表示动物性格的（如chicken畏缩，害怕；squirrel把……藏起来；fox欺骗，耍狡猾手段）。有表示动物行为特征的（如spaniel对……附耳听命；clam拒不开口；crab横行，斜行；snake蜿蜒前进，蛇行；snail蜗牛般爬行；wolf狼吞虎咽地吃）。有表示动物外形特征的（如crane伸长脖子；butterfly使呈蝴蝶展翅状；hawk似鹰般猛扑）。有表示动物功用的（如mouse使用鼠标； hawk携鹰打猎；dog用狗追逐）。有以动物作为受事的（如mouse捕鼠；wolf猎狼；clam挖蛤；crab捕蟹）。有表示动物叫声的（如cuckoo杜鹃叫，学杜鹃叫）。还有表示动物繁衍后代特征的（如pig生小猪；kitten产小猫；foal生马驹）。（高蕾，2012）因此大部分动词为一词多义，其词义是有变化的，必须依据句式和上下文才能确定。这些动词属于Clark & Clark（1979）所称的“境迁语”（contextual expressions），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如“fish”一词，在以下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fish a river（在……捕、钓鱼）”，“fish a coin from one’s pocket（摸出）”，“fish the ball from under the car（钓鱼似地拉吊、钩）”，“fish wires through a conduit（钩住）”。在这一点上，古汉语和英语极为相似。如例（3）和（4）中，“蚕”的意义分别为“用于养蚕”和“养蚕”。

其次，英汉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各不相同，不具有对应关系。在英语中，“cat，tiger，camel”不能转变成动词，“bear”的动词引申义为“卖空使（证券）的价格下跌”，“monkey”义为“胡闹；瞎弄；学……样，嘲弄 ”。

最后，在语用意义方面，正如吕叔湘（1989）所说，古汉语里的名词动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种修辞手法，口语中未必常见，像《论语》这样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里就不多见。现代则相反，书面语中很少见，口语里相当常见，有的是出于无知，更多的是带点俏皮，因而写下来常常加引号。”现代汉语里有限的几个动物名词转用动词时，无一例外地属于方言，为非正式用法。而现代英语中的动物名词动用与古汉语类似，属于常见用法，既用于正式语体，也用于非正式语体。

四、英汉语动物名词动用差异的成因分析

造成英汉语动物名词动用的差异原因有很多，既有语言内因素，也有语言外因素。

首先，汉语是综合性语言，基本上没有词形的曲折变化，因此就没有派生的动词，表示动作的语义内容只能通过词类活用来补偿。这就是古汉语中动物名词动用数量众多的主要原因。由于单音节词会产生同音词的问题，造成语义不明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语的韵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词。先秦时期的很多单音节词，到了东汉均有与之相应的一个双音形式，如动物词“蚁”被扩展成“蚂蚁”（冯胜利，1998）。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不足以构成一个音步，单音节动物名词不能正式地转变为动词，即使转换了也只是某方言的非正式用法。双音化同样改变了汉语的词汇化模式。古汉语中，单词素的动物名词转变成动词后，往往集各种语义范畴于一体，其名词义、行为义、结果状态义等都内化于单词素动词之中。因此要准确理解其词义必须依据上下文。而在现代汉语中，往往使用双词素或四词素的合成词表达相同的含义。比如，“蚕”变成了“养蚕”，“像蚂蚁一样的聚集”压缩成了“蚁聚”，“像老鼠一样逃窜”简写成“鼠窜”，“像乌龟的头缩在甲壳里那样躲藏在里面不出来”浓缩成“龟缩”。类似的动物合成词还有“蛇行”“虎步”“鸟瞰”“蜂拥”“鱼跃”“蚕食”“狼奔豕突”“狼吞虎咽”等，其语义也变得非常明确。

英语是分析性的语言，词形的曲折变化非常丰富。但是在现代英语中，动词词缀却相对较少，只有有限的几个，如：“-en（en-）， -ate，-ise（ize），-ify”等。这促使名词转变成动词成了普遍的现象。当然，英语中同样存在双词素复合词的词汇化模式，以表达明确的语义。比如：swallow dive（作燕式跳水），fish dive（鱼跃），dogpaddle（用狗爬式游泳），dogtrot（小步跑），dogwatch（监督），duck walk（像鸭子一样行走），pigjump（马等四脚腾跃），dogfight（狗咬狗，混乱），snake-dance（跳蛇舞），horseplay（胡闹），horsetrap（诱捕），flyflap（拍苍蝇），flyfish（用假蝇钓鱼），catnap（打瞌睡），catcall（发嘘声），fox-hunt（猎狐），fox-trot（跳狐步舞），cock-fight（斗鸡），goosestep（正步走），monkey-wrench（破坏，阻扰）等。

其次，英汉语动物名词衍生的动词词义不尽相同，是由人们对事物和动作的认知差异造成的。Lakoff & Johnson（1980：31）指出，人们使用本体隐喻理解事件、动作、活动和状态。通过隐喻，把事件和动作理解为实体。英汉语中有些动物的形象意义是相同的，转用成动词后也具有相同的动作意义，如：snake（蛇行），wolf（狼吞虎咽），fox（欺骗，耍狡猾手段），fish dive（鱼跃）等。由于英汉民族在文化背景、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对动物的性格和行为特征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对动物发生的联想就出现了差异。因此在通过具体的动物实体隐喻抽象的动作概念时，英汉语出现了差异，如：peacock（炫耀，神气活现地行走），monkey（瞎弄，学……样），pigeon（诈骗），horse（哄闹，胡闹）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在数量、语义类型还是语用意义上，英语和古汉语的动物名词动用时都极为相似，而与现代汉语相比，则异大于同。现代汉语中仅有少数的单词属动物名词可以转用动词，语义明确，且仅用于非正式语体。英语和古汉语中却有大量的动物名词可以转用动词，大部分为一词多义，其内涵和外延随语境而变迁，而且可用于各种文体。这些差异主要是由英汉语的历时演变和人类的认知差异造成的。

参考文献：

[1]Adams， V.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Word-formation[M].London： Longman， 1973.

[2]Clark，E.V.& H.H.Clark.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J]. Language，19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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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 位置动词 狭义处置式 自动词 他动词 形式类推

位置动词①是指动作都与某个位置相联系，施事在某处进行某个动作，使动作的某个参与者留存在该处。下面以唐宋时期的文献为例，谈谈这类动词处置式的两种特殊用例。

1.“跪”和“卧”的特殊用例

身体姿态类的“跪”和“卧”的用例比较特殊，一般处置式的结构是N +把/将+N +V结构。一般处置式的N 是受事，但“跪”句N 是对象，“卧”句N 是处所。且一般用于处置式的是他动词，但二者都为自动词。这在现代汉语中都是不合法的。

（1）跪：望儿孙，嘱神鬼，把阎王帧子千回跪。（唐：敦煌变文：角座文汇抄）

（2）卧：每将乾暖交儿卧，湿处寻常母自眠。（唐：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一））

与“跪”相关的论元（即N ）可以有施事、处所和对象，一般处所论元和对象论元不能同时出现。当动作强调“跪”的对象，那么N 位置就会出现对象。对象的语义指向，使得广义“处置到”和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就都不能适合这种语义，这种用例只能出现在不带补语狭义处置式中②。由于现代汉语中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使用受限，因此现代汉语处置式中不见这种对象作N 的用例。“跪”仅可以用于施事的一部分作N 的处置式，但用例也仅见于广义“处置到”或致使义处置式中。如“把腿跪在石板上”，“把腿跪坏了”。但是使用频率很低，不具备能产性。

与“卧”相关的论元可以有施事、处所。动作强调“卧”的处所，那么处所就会出现在N 位置。和“跪”一样，“卧”也仅可用于带施事的一部分作N 的处置式，用例也仅见于广义“处置到”或致使处置式中。如“把身子躺（卧）坏了”，“把身子（躺）卧在床上”。但是使用频率也很低，不具备能产性。

“跪”和“卧”为什么会出现“非受事”作N 的处置式？为什么曾经存在的用例却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之所以会在处置式的历史中存在，是因为与当时的语法特点有关。当时处所宾语、对象宾语和受事宾语，形式相同、位置相同，都直接位于动词后，都不用介词引入。

“卧”在晚唐五代时期，处所及可以直接位于动词后面，也可以带上介词“在”或“於（于）”在位于动词后面。因为这种两可的情况，所以直接位于动词后的处所，也可以参照受事宾语提前的结构特征，出现处所宾语提前的用例。

2.“置放”类和“插戴”类动词的特殊用例

现代汉语位置动词中大部分动词所带的论元有受事和处所。这些动词既可以带受事宾语，又可以带处所宾语。上表用于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时，并不是两情况自由使用。“倚靠”类只能由处所充当N ，“置放”类和“插戴”类一般由受事充当N 。原因在于“倚靠”类动词是自动词，而“置放”类和“插戴”类是他动词。

现代汉语“置放”类和“插戴”类也可带处所作N ，如“把墙挂上画”。这一类与“把画挂到墙上”并驾齐驱。我们在历史上长期见到的是受事作N ，那么带处所的一类到底怎么产生的？在唐宋时期能否找到一些变化的痕迹？唐宋时期虽然没有“把墙挂上画”这样的用例，但是在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中出现一定数量的动词带上N 表处所的用例，前文提到的“卧”，还有“骑”、“攀”和“倚靠”类等自动词都是这种情况。

位置动词中“置放”类和“插戴”类动词在唐宋时期狭义处置式的用例都是“把”带上受事宾语，动词对受事进行处置。但现汉中处所也可用于“把”和动词之间，条件是动词后面一般有受事，即“把+N （处所）+V+受事”。“把+N （处所）+V”是不合法的。比较下面动词“戴”在处置式中的使用：

（1）某云，是自家屋里事，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宋：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九）

（2）把围巾戴在脖子上。

（3）*把脖子戴。③

（4）把脖子戴上围巾。

上面是“插戴”义动词的例子。例（1）是受事用于“把”和动词之间的不带补语狭义处置式。例（2）是受事用于“把”和动词之间的带处所补语处置式。例（3）是不合语法的例子，是处所用于“把”和动词之间的不带补语狭义处置式。例（4）也是处所用于“把”和动词之间，但后面必须带上受事。

例（4）这一类的产生，离不开位置动词中自动词的部分（即前文提到的“跪”、“卧”等）。在这里形式类推起了很大作用。例（2）这一类他动词用于广义处置式很早就产生了。位置动词中自动词和他动词两部分，动词语义都和位置相关，动词语义类型的相似，决定了它们的语法特点也会相互影响。“跪卧”类自动词带上了施事的一部分作N ，形式和语义上和他动词带受事宾语相似。

自动词――靠：把身子靠在柱子上。

他动词――戴：把帽子戴在头上。

我们看到自动词自然而然具有了他动词典型的用法。相应地，他动词也会吸纳自动词的用法。所以他动词带处所作N 也就顺理成章。

注释：

①这里的位置动词多数是常说的状态动词，但用在处置式中强调“使……处于某一位置”，动作义增强。

②广义“处置到”即“把/将+N +V+到……”，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即“把/将+N +V补语”，不带补语的狭义处置式即“把/将+N +V”。

③本文带*的句子是指通常不合乎语法的句子。

参考文献：

[1]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

[2]李金兰.现代汉语身体动词的认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