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礼仪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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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会展礼仪范文

[关键词]会展 人力资源 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战略,就是指人力资源管理者从组织的全局上、整体上和企业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通过周密的科学论证,所设计的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性的、可操作的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谋划、方针、原则、行动计划与策略。

一、会展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层次

在组织层次上,使会展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司战略相结合,一般有三个层次:

1.企业最高战略决策层――要使会展人力资源管理主管作为最高管理层的一员发挥其作用。战略决策层的活动包括:制定企业战略领导者和高级管理者接班人规划,以发现、培养、造就新一代会展经理人才,特别是CEO人才;制定会展人力资源管理规划,为预测今后一定时期的人才数量、变量、类型、素质和人力资源市场供需情况并做出正确的人力资源战略决策奠定基础;加强业绩管理,确定最适合本公司并能取得最佳效果的人员考评体系和业绩评价体系及其有效的考核机制,为建立和实施完善的激励体系、激励机制和报酬系统提供真实的依据;优化激励管理,确定未来时段内最有效的激励体系、激励机制,优选出与实现公司长期商业目标相关联的激励种类、方式、方法等。

2.企业职能管理层――重点是根据最高层的战略决策完善会展人力资源管理方针、方法、体系,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或计划,并把人力资源管理计划细化为具体实施系统(如设计招聘选拔程序、奖励方案等)。

3.企业实务运作层――重点是把会展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政策、计划、制度、规章具体实施、落实。

二、确定会展人力资源战略整体框架

1.会展企业人力资源战略总体框架。包括:第一,目标类战略,以未来几年的会展人力资源供需预测为基础,含企业未来3～10年需要的和可以提供的人力资源数量、质量、结构等。第二,制度类战略,是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为指导而制定的系列性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含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激励等整套人才管理制度。第三;过程类战略,是按照人力资源管理过程所设计的一系列战略,如人力资源的输人、转换、输出(含退出机制)等方面的战略。其中,重要的战略有:招聘战略、选拔战略、任用战略、培训战略、报酬战略、职业战略、留才战略等。过程类战略是建立人才管理基本体系与机制的主导思想,而其退出机制则是在人才社会化、全球化的环境下,以人才的知识资本、核心能力、“用脚投票”的流动意识为基础,形成的人才自主决定主动退出特定的组织和选择、进人新组织的行为机制。第四,开发类战略,是以视员工是会展企业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为基本思想,应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方法,最大限度地开发员工的潜力,以实行企业最佳绩效目标。

2.选择会展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战略。会展企业必须坚持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战略。但在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据调查,很少有公司在高潜质人才为公司服务的第二年以后才关注他们的进步;只有11%的经理说相信高潜质人才得到了最好的发展机会;只有1/3的最高层经理坚信其公司吸了卓越人才,其中10%的人坚信公司留住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大多数。

3.了解战略性会展人力资源管理的组成内容。会展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主体内容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它以会展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人才战略、创新战略、营销战略为指导,为实现会展企业目标,主要关注会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综合性、适应性,对人力资源的各种部署和活动进行计划,保持战略匹配,保证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与公司战略及其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人力资源政策在各个领域、层次保持一致,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为所有管理者与员工所接受。利用、实行,依靠人才资源创建会展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能力。

三、加强战略性会展人才管理

1.战略性会展人才管理的对象。首先,主要是各类高级会展人才:稀缺性人才;核心性人才;高潜性人才;国际性人才。其次,战略性争夺对象人才:一是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二是高级研究人才和技术人才,特别是精通国际语言和事务的高级别人才;三是跨领域、跨学科的复合型通才;四是加人WTO后的“外”字型人才:外语翻译人才;外籍优秀人才;有丰富的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人才;熟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国际贸易人才和谈判人才等。

2.战略性会展人才管理的重点。根据会展企业实际情况,应用“二八”规律,区别人才层次,充分关注战略性人才;以人才资源为核心合理配置其他各种资源;战略性人才资源的安全。

3.战略性会展人才管理的关键。包括:研究国际性人才资源分布与需要的对称程度,以明确人才资源争夺的内在原因;研究各地区会展人才争夺的格局及其战略与策略,以为我们制定人才政策的参照;研究各地区会展人才流失和回流的动因,以为制定人才政策的依据。

4.培养会展人才是重点。第一,创建以能力为基础、以人才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和员工具有改变他们所创造的良好的历史业绩的愿望;人才培养计划具有个性化,并与员工的自我期望一致;培养过程能够帮助员工发现问题、诊断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员工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和个人的自我完善;支持员工的创新性冒险行为和实验行为。第二,构建综合性的以能力为基础、以组织绩效为目标的组织管理模式――人才培养体系。

5.战略性会展人才管理的核心。人才流失是扩大经济差别的直接原因。本质上看,会展人力资源问题就是怎样吸引和留住最出色的人才,并确保他们能把公司看做开展职业生涯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第2篇：会展礼仪范文

在任何情况下，工作人员均不得对观众恶语相加，或讥讽嘲弄。对于极个别不守展览会规则而乱摸乱动、乱拿展品的观众，仍须以礼相劝，必要时可请保安人员协助，但不许可对对方擅自动粗，进行打骂、扣留或者非法搜身。

第三，要善于运用解说技巧。解说技巧，此处主要是指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向观众介绍或说明展品时，所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体而论，在宣传性展览会与销售性展览会上，其解说技巧既有共性可循，又有各自的不同之处。

在宣传性展览会与销售性展览会上，解说技巧的共性在于：要善于因人而宜，使解说具有针对性。与此同时，要突出自己展品的特色。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要注意对其扬长避短，强调“人无我有”之处。在必要时，还可邀请观众亲自动手操作，或由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现场示范。此外，还可安排观众观看与展品相关的影视片，并向其提供说明材料与单位名片。通常，说明材料与单位名片应常备于展台之上，由观众自取。

第3篇：会展礼仪范文

提高科学发展能力、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提高科学发展能力、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娄星区委统战部认真学习贯彻张春贤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5月13日,娄星区委统战部组织统一战线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张春贤同志在溆浦县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常委、统战部张刘杰指出,张春贤的重要讲话体现了新形式、新任务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对于进一步推动学习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要求广大统一战线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科学发展能力、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凝聚力量,为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关系,助推全区又好又快发展。

第4篇：会展礼仪范文

近年来，党和政府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我院也积极响应卫生部的号召，紧扣医院管理年为主题，不断提高医疗护理质量确保医疗护理安全改进服务流程，降低医药费用，不断完善和加强医院管理。坚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规范服务理念，方便病人就医，各科都制订了许多便民措施，我院两年来通过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医疗护理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扩大了我院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加强认识，深刻理解，认真学习，我科全体护理人员分批参加了全院性动员大会，学习管理年相关知识，领会其深刻含义和目的，对管理年知晓率达100%，不定期考核考评，通过提问的方式使每位护理人员必须掌握管理年相关知识。

2不断强化“三基三严”训练，每月对护士进行三基三严培训，考核必须掌握2项护理操作程序，三基理论知识每月每人考试1次，重点掌握如下护理操作规程，如：呼吸机使用、吸痰、给氧、胃肠减压、心肺复苏等，护士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浓厚，经常加班加点地操练基本功，直到通过考试合格才罢休，做到了全身心地投入该项工作，人人强化熟记三基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护理相关法律知识，掌握护理核心制度，如：消毒隔离制度、三查七对制度、巡回制度、交接班制度、危重病人抢救制度、分级护理制度、技术准入制度等。认真学习各种应急预案，加强重症患者的护理，做好基础护理及专科护理，做到保持床单整洁、无污迹、无异味、无长指甲、无褥疮，使我们的护理服务满意于患者，放心于家属。

3规范护理文书书写，组织护理人员参加护理部举办的护理文书书写培训班，认真学习，强化护士法律意识［1］，书写做到内容客观、真实、及时、准确、完整、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格式规范、用词恰当、字迹工整、不乱涂、乱画、乱黏，成立了科室护理病历质控小组，每份病历出科前做到质控把关，质控护士严把护理病历质量关，护士长对每份病历也要检查，特别是严查死亡病历。对病历书写不规范的护士采取指导和帮助，对经常书写不符要求的护士采取处罚制，必须重写，并且与绩效及护士星评考核挂钩。好的给予表扬，奖励机制，病历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4加强健康教育，使健康教育率达100%，每位护士对自己分管的病人必须做好入院宣教、疾病宣教、用药指导、特殊检查指导、康复指导、出院指导等，护士长、组长经常抽查考核病人知晓程度，反馈病人掌握健康内容，给护士合理考评，强化病人对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让病人了解掌握健康教育内容的重要性。让健康教育这项工作在护理工作中形成一个常规性的工作，使护士自觉执行，并按要求完成。

5加强病区管理，为病人创造一个安静、整洁、舒适的住院环境，使病人早日康复出院［2］。

5.1为了方便病人就诊，我科制订了许多便民措施，做到了早诊断、早治疗、早用药、早护理，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实行一日清单制，对病人提出的疑问给予耐心的细致的解答，让病人及家属满意和放心，让病人明明白白消费。

5.2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实行亲情式护理，护士做到文明服务，礼貌待人，关心体贴病人的痛苦，加强护士综合素质培养，实行病人意见投诉制，认真对待病人的投诉并做相应的处理。实行责任追究制，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

5.3教育每位护士要有增收节支意识，节约每一滴能源，以低廉成本创高效服务。要有主人翁精神，持有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观点，爱岗敬业、爱院如家，人人都是医院的好管家，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做好每一件事，经得住每次的检查和考核。

6小结

第5篇：会展礼仪范文

【关键词】 医院会计制度变革；理念发展

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的坚实基础，对其发展进程起到了有效的催化作用。财务管理对任何企业机构来说都具有核心的作用。医院也不例外，医院的财务部门有效的掌握了医院的成本、收支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 医院会计制度在新时期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使医院会计理念逐步跟上现代医疗事业经济发展的脚步。改变了以前事业单位的财务涣散现象。 所以，在我国对医院会计制度进行相关改革的同时，也引起医院会计理念的新变化。

一、医院旧会计制度的不足

1.医院内部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合理

当前有很多医院在进行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没有制定出一种非常科学的会计核算方法。 仍旧使用旧的核算制度，在旧的会计核算制度不设置折旧这样的核算方法，这导致会计账目上的净资产的不准确，影响医院的合理健康发展。

2.医院内部的会计制度需要更加清晰化

鉴于会计部门对医院的重要性，它能够清晰的体现出医院自身是否盈利。从这点看来，医院的会计部门与其他的事业单位的会计主体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医院会计制度和我国常规的企业会计制度都存在一定的不同性，不属于企业会计的范畴。所以需要针对医院制定出独立的会计制度。

3.医院旧的会计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

医院旧的会计体制根据旧经济体系的发展而制定出来的，由于我国当前经济的不断发展，旧的会计制度的很多问题都暴出来，无法满足当前医院发展的需求，所以医院会计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在旧制度中资产管理一直没有完善，没有建立科学的资产管理制度，如果能好好经营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进行科学有效管理，是会计制度的一大改革。

二、新会计制度的优点以及医院实施财务改革的必要性

1.新医院会计制度简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医院职能的不断拓展，旧的医院会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要求，也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2012年，我国推行了新医院会计制度。新制度很好的适应了新社会下公立医院的管理要求，同时对公立医院的财务分析带来了巨大影响。新制度提升国内了财务管理的透明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利于提高财务分析的准确性。

新医院会计制度明确了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思想，让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更具企业财务管理特点。在会计核算制度上，由权责发生制代替收付实现制，使公立医院脱离了传统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方法。新制度还明确了公立医院在管理各项事务上的操作流程，让财务管理工作与公立医院的日常工作更加贴合。新制度明确了医院在收入与费用上的配比，加强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在明确思想的同时，新制度也对医院的会计科目系统进行了梳理，对涉及公立医院重大项目的会计核算科目进行了规划。为符合会计的相关性原则要求，新制度将医院的会计要素分为5大类，将“支出”项改为“费用”项。同时改进了资产类会计科目和负债类会计科目的构成，使会计科目的名称更加与企业会计科目一致。在对财务报表的分析上，增加了与医院管理相关的财务分析指标。

新会计制度规范了资产入账价值以及固定资产折旧与无形资产摊销的方法。对于没有取得资产价格的有效凭据，同类资产的价格也无法获取的固定资产，规定以名义金额入账。对于此类固定资产，要在会计报表附注上添加备注，标注各类资产的名称以及数量，同时要标注原因。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要设置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科目，方便核算固定资产的变动，有利于事业单位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

新的会计制度对会计科目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和完善。新制度更能结合事业单位的经营特点，对原会计科目进行调整，并且明确规定了每个科目的核算内容和入账方法。对于一些设计较多核算业务类型的会计科目，新制度进行了分解，在科目下下设明细科目。对于不常涉及的科目，新制度也进行了整合归集，将原有的相似科目合并为同一的科目。新的科目体系能够更加符合事业单位的经营实际，核算更为科学。在财务分析表格设计上，财务报告体系包括了：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净资产变动表、财政补助收支表、收入费用总表和会计报表附注。新制度取消了“基金变动表”和“收支总表”，这一改动提高了财务数据的可用性，也方便了对比。

2.新会计制度的优势

与旧医院会计制度不同，新会计制度增加了累计折旧科目，真实有效的反映医院的营运成本与经济效益，有利医院管理者对成本核算工作的监督执行，提升医院核算工作的准确率，降低了医院的成本。提升了医院的经营管理者在组织工作中的地位。有利于医院的可持续性发展。

3.医院的财务核算方式更加的科学

旧会计制度在固定资产和专项基金审核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忽略了固定资产的管理费用。新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费用这部分进行了较好的调整。新会计制度在会计过程中把收益性支出以及资本性支出进行分级管理，并对医院的固定资产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最大限度的对医院固定资产及专项基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使财务管理、操作以及审核更加真实准确，也防止了旧制度中对科目的观念不清导致的核算混乱的局面。

4.加入了对医院成本核算的新规定

旧会计制度对医院进行严格的等级区分。这种形式的核算，一方面因为散乱复杂，造成财务核算对不同科室的计算指标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对财务部的数据审核也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因为种类繁多，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核算标准，会造成财务统计工作中的漏洞，为个别人员带来可乘之机，不利于医院财务工作廉洁公正的开展。通过全新的核算理念可以促进会计的合理性，使人们对这种新的核算理念有新的认识，让企业对资源的消耗起到承担作用，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新医院会计制度变革下的医院会计理念的发展

1.新医院会计制度下信息化发展

医院会计需要面对随时变动的价格风险，还需面对大量的会计报表处理以及操作过程的繁琐等问题。因此，医院会计制度变革前财务

工作量较大，出错率较高。利用现代财务软件对会计报表的处理等，有效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压力，使操作步骤更加简单，运算能力逐步加大，简化了传统的会计核算工作。

2.新会计制度下的实力化发展

在医院会计制度改革过程中，重点提升医院财务核算的综合能力，

需要着重培养一些信息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然后优化会计人

员的工作配置。强化会计能力与责任意识的培养，从而减少会计核算工作的出错，把信息化技术为作为医院财务核算的根本。

3.新会计制度下的透明化发展

我国的医保处于不断完善中，这要求我国医院也需要整体改进自身的会计制度，对自身会计理念进行透明化发展，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对医院现有的会计管理与监督体制制定出有效的会计管理制度，使医院的财务更加透明化。同时对医院内部的会计核算事项制定出明确的规范，为相关的财务监管部门提供详细的核算明细。

四、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疗体系的不断改革，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医院旧的会计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已不相适应。因此做好会计制度改革尤为重要。要求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充分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出一条可行地的会计改革之道路，使我国医院会计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立云.研究医院会计制度改革的衔接策略[J].财经界（学术版）.2016（09）.

第6篇：会展礼仪范文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以来，我们认真按照区政法委和市司法局的统一部署，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特点和干警队伍实际，突出重点，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在全体干警中迅速掀起了全面动员和学习教育的，并扎扎实实抓好每个阶段的工作。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全体干警的法治意识明显增强，服务方向更加明确，执法能力和自觉性明显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司法行政工作的快速发展。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扎实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市、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动员会议之后，局党组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党组会，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为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针对性，我们根据区政法委《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司法局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及活动计划，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建立党组成员联系点制度，党组成员每人联系2个以上局属单位、部门，为整个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学习、考勤、交流、督查等制度，为每位干警配发了教材。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发动，召开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传达各级动员会议精神，全面部署教育活动各项工作。在局动员的基础上，各部门进行了再动员，切实让每位干警明确活动的重大意义，领会精神实质，为全面开展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氛围。

二、强化措施，加大力度，切实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抓紧抓好

我们通过创新学习方法、更新学习观念、拓宽学习内容、改进学习方法等措施，坚持不懈地组织干警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识，增强干警的法治观念。一是坚持在保证学习重点，充实学习内容上下功夫。紧紧抓住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条主线，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干警头脑，指导工作和行动。精心组织和引导干警学书记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各级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文件和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同时，根据上级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延长至2007年上半年的指示精神，适时增加新的学习内容，局购买了《文选》，将《文选》、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纳入学习教育的内容，扩大学习效果。二是在持久学习上下功夫。局每周组织一次集体学习，每月组织一次讨论交流，每名干警每天坚持一小时的个人自学。领导小组成员不定时对干警学习情况进行检查，班子成员对联系点学习情况经常进行督查，保证了人员、时间、内容、效果四落实。三是在丰富学习教育载体上下功夫。教育活动中，我们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读本与辅导材料相结合，领导干部讲课与座谈讨论交流心得相结合，学习理论与联系实际相结合，每名干警都按时完成了规定的学习内容，认真书写学习笔记，组织干警观看中央政法委录制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系列讲座》，开展学习体会交流、评比，利用学习园地把书写较好的体会文章进行公示，供干警相互学习交流。其中，尚明海同志撰写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获“十五省市”法学论文评比二等奖。适时开展学习情况“回头看”，对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纠正，确保学习的实效。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教活动，每个专题组织一次考试，检验、巩固学习效果。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在市司法局局举办的演讲比赛中，我局荣获组织奖，有一名干警获第三名。有一名同志代表市司法局参加了市政法委举办的演讲比赛，并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四是在边学边改上下功夫。针对干警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坚持边学边改，组织干警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查找自身在执法和执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深刻分析问题的原因，写出思想剖析材料。采取走访顾问单位和当事人、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将自查出的问题和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地梳理归纳，对存在的6个方面问题逐项明确责任人、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结合年度工作制定整改措施，认真进行整改。目前，整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注重结合，紧贴实际，切实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

第7篇：会展礼仪范文

    一、艾里克森论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

    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核心理论是新生论原理。

    二、心理社会性的各个阶段:

    1.信任对不信任(0~1岁);2.自主对羞怯,怀疑(2~3岁);3.主动对内疚(4~5岁);4.勤奋对自卑(6~11岁);5.同一性角色混乱(12~18岁);6.亲密和团结对孤立(成年初期);7.创造性对停滞(成年中期);8.完善对厌恶和绝望(老年期)。

第8篇：会展礼仪范文

1、标准的站姿，坐姿与走姿；

2、正确的敬礼方式，如鞠躬的度数；

3、标准微笑的定义和正确微笑方法；

4、如果是高端的车展会考核基本的英语会话以及口语水平等等；

第9篇：会展礼仪范文

关键词：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主体性；间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50-08

一、回顾：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浪漫主义）、“写实派”（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

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

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有借鉴，也有变异；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追问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

三、展望：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P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引者注）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

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著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结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著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

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②：《“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④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⑤详细论述请参见李庆本：《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⑥具体论述参见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传统、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科学时报》1999年2月2日）。⑦参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⑧[美]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张玉能：《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A书局，2002年，第2页。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3―3164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

Li Qing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