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生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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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对重要岗位、一线岗位和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制定较高的工资标准，做到一流人才一流报酬，合理拉开分配档次，设立优秀文艺人才奖励基金，奖励突出成果，建立和完善院团基本功训练制度和业务考核制度，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等办法，提高现有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对有发展前途的专业人员，根据业务成绩，由院团申报，经省文化厅批准选送到国家重点艺术院校进修学习，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每年适时举办优秀人才专场演出，各院团确保每年推出一名优秀新人。在省艺术节等重要活动中举办新人汇报演出，并通过媒体对优秀人才和重要艺术活动进行大力宣传，为推出新人提供机遇，营造舆论环境。多形式、多渠道拓宽年轻人才成长道路。（1）制定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才进修深造。加大对在职人员参加学习培训的资金支持力度，对参加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员给予一定数额的学费补助（一般在学费总额的70％以上）。同时，选派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优秀中青年人才到高等学府深造，学费由单位负担。（2）以全国重点高校为基地，根据不同层次人员的特点和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继续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专业技术队伍素质。（3）通过给老专家配助手的形式，提高年轻业务人员的业务水平。（4）加强管理，严格考核制度，完善考核办法，建立考核档案，对中青年优秀人才进行跟踪考核，将考核结果存入档案，作为培养、使用依据。对亟需的高层次人才，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制度。各单位根据自身资源及发展需要，聘请高层次专家为辽宁省文化事业出谋划策，参加重点剧目的排演。聘请的专家单位不变，来去自由，待遇从优，成果重奖。《苍原》、《矸子山》等优秀剧节目的部分编导、演员、舞美均是采取“柔性”引进人才方式解决的，大大提高了精品创作的质量和水平。

当前辽宁省文化艺术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水平逐年上升，但高学历人员，特别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明显不足。研究生学历63人，仅占人员总量的0．6％；大学本科学历1251人，占12％。而且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图书、文博、艺术教育等几个专业，这与建设文化强省的要求差距较大，难以满足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3．专业分布不均，部分专业已经出现断档。文化艺术事业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人才压力很大，这一现象在文化艺术行业的每个个单位都比较突出。不少优秀人才断档，有些门类人才奇缺，已经严重影响到文艺事业的发展。如省直艺术单位的指挥、导演、编剧、编导等专业高级人才严重缺乏，分别只有2人、5人、3人和6人。更为严重的是上述专业后备力量严重匮乏，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艺术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作品的质量。4．人才流失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人才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辽宁省文化厅一直支持国家鼓励人才自由合理流动的政策，但辽宁省在艺术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待遇上缺少优惠政策，难以形成吸引人才，稳住人才的良好环境，造成我们花费大量财力和心血培养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外流，对原单位专业工作的开展和专业技术队伍的稳定都带来极大影响。

第2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多媒体　教学理论　艺术文献　三维教学模式 

 

高等艺术院校及高等院校艺术专业学生对于艺术基础理论的学习都有必修课程，课程名称通常为《艺术概论》，实质是对高校学生综合艺术理论素养的一次普及，这门课对于理解艺术理论，提高综合人文素养，正确引导艺术实践活动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这门课程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涉及美术、摄影、影视、音乐、舞蹈、戏曲、建筑园林等多种艺术门类和形态，围绕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推衍展开，对艺术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问题进行专门梳理；依据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一般规律，具体探讨有关艺术的本质、特征、作用、发生和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欣赏、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而现有的教材体系，旨在揭示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艺术学科教育的基本平台，在较大学科框架下引用极少原典，在反映艺术理论的风采与精华方面显得有些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现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教学创新和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对艺术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探讨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一的纯理论课堂学习，这种模式以教材知识传授为主，重心在艺术的社会本质、认识本质、审美本质，以及艺术门类的基本概念，介绍艺术创作与社会接受的一些环节。如果单纯以口授和书面理论为主，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较弱，容易产生厌倦情绪，让他们觉得枯燥乏味，这也是第一种模式在教学工作中逐渐淡出的原因，围绕教材展开的艺术概论教学是教学模式中必不可少的第一维度；第二个阶段，是随着各大高校教学设备的逐步完善提升，开始出现教学理论与多媒体声像相结合，以教师课件引导学生创造性学习，感性地认识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像资料，这也是新时期教学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第二维度。 

从当前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高校的教学，乃至各省、国家级的有些精品课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教研与推广过程。从长远来看，艺术理论的教学必然会面临新的要求，将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平台。随着新时期大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以及网络媒体的充分运用，笔者在教学工作中感到，现有的教材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局限，但是，相关的深化辅助体系尚未完备地建立起来，大量可利用的文献资料十分分散，我们可以通过汇总、去粗取精加以整合，使其成为教学中又一个有力支撑和补充。因而，在目前多媒体课件为主的状态下未雨绸缪，在教学学术性上再向前推进一级，进一步提升教学资源，增加新的教学方式非常必要，这也成为本文探讨的第三维度。 

第3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　教学理论　艺术文献　三维教学模式

论文内容摘要：高等院校艺术理论教学经历了从教材理论传授到多媒体辅助教学两个阶段，随着新时期大学生知识面的拓宽，网络媒体的充分运用，艺术理论教学必然面临新的要求。文章提出了在教材理论与多媒体设施辅助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文献集成阅读体系，增强学术性与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积极的价值导向，从而促进专业学习与创作。

高等艺术院校及高等院校艺术专业学生对于艺术基础理论的学习都有必修课程，课程名称通常为《艺术概论》，实质是对高校学生综合艺术理论素养的一次普及，这门课对于理解艺术理论，提高综合人文素养，正确引导艺术实践活动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这门课程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涉及美术、摄影、影视、音乐、舞蹈、戏曲、建筑园林等多种艺术门类和形态，围绕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推衍展开，对艺术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问题进行专门梳理；依据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一般规律，具体探讨有关艺术的本质、特征、作用、发生和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欣赏、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而现有的教材体系，旨在揭示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艺术学科教育的基本平台，在较大学科框架下引用极少原典，在反映艺术理论的风采与精华方面显得有些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现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教学创新和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对艺术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探讨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一的纯理论课堂学习，这种模式以教材知识传授为主，重心在艺术的社会本质、认识本质、审美本质，以及艺术门类的基本概念，介绍艺术创作与社会接受的一些环节。如果单纯以口授和书面理论为主，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较弱，容易产生厌倦情绪，让他们觉得枯燥乏味，这也是第一种模式在教学工作中逐渐淡出的原因，围绕教材展开的艺术概论教学是教学模式中必不可少的第一维度；第二个阶段，是随着各大高校教学设备的逐步完善提升，开始出现教学理论与多媒体声像相结合，以教师课件引导学生创造性学习，感性地认识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像资料，这也是新时期教学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第二维度。

从当前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高校的教学，乃至各省、国家级的有些精品课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教研与推广过程。从长远来看，艺术理论的教学必然会面临新的要求，将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平台。随着新时期大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以及网络媒体的充分运用，笔者在教学工作中感到，现有的教材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局限，但是，相关的深化辅助体系尚未完备地建立起来，大量可利用的文献资料十分分散，我们可以通过汇总、去粗取精加以整合，使其成为教学中又一个有力支撑和补充。因而，在目前多媒体课件为主的状态下未雨绸缪，在教学学术性上再向前推进一级，进一步提升教学资源，增加新的教学方式非常必要，这也成为本文探讨的第三维度。

三维教学模式，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现阶段教材与多媒体课件结合的基础上，引入各艺术门类艺术大师的经典文献著作，建设开发教材之外的阅读课本，以指导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新时期大学生的学习与艺术创作实践，提高精神文化领域的人文素养。这一平台的内容可以包含文学、音乐、美术、建筑、雕塑、影视、戏剧、舞蹈等富有代表性、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实践经验总结，论文、随笔、感想等体裁不拘，构建一个可资阅读和借鉴的书面经验体系，如同一个现身说法的艺术家文库，使学生通过集中阅读这些艺术家的人生积累与感悟所凝结成的文字，短时间内结合课堂的学习形成一定的素养与基调，在有效的课堂学习中感悟艺术与人生的丰富内涵。

这个集成读本体系可以以文献的遴选与课堂教学相结合，选择一批文献及时进行教学与反馈，然后再补充更新，最终稳定下来，形成一个核心文献为主体的人文艺术集成读本。文库的编排收纳按时代序列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围绕三种类别展开，力争内容丰富、涵盖多样。具体来说，第一大构成部分是古典诗、词、文、琴、画论文献的精选、节选，以及白话文译本的选择、构建，然后围绕“意境”“意蕴”有关核心概念的典范文本集合，如曹丕《典论·论文》、嵇康《琴赋》《声无哀乐论》、谢赫《古画品录》等，例如曹丕论及文字，“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又如嵇康论及古琴的文字，“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嵇康《琴赋》）

第二构成部分，选择近现代的曲艺、美术等艺术门类，如梅兰芳论艺术、吴冠中论抽象美、傅抱石论中国画的精神等一批富有真知灼见、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文章。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影响角度，我们可以选择戏曲大师梅兰芳的文字举例，“我虽然很早认识白石先生，但跟他学画却在一九二零年的秋天。记得有一天我邀他到家里来闲谈，白石先生一见面就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见你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白石先生笑着说：‘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就成了。’……他的小虫画得那样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地要爬出纸外的样子。但是，他下笔准确的程度是惊人的，速度也是惊人的。”这段文字选自梅兰芳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里面部分章节细致生动地记录了他与陈师曾、金拱北、陈半丁、齐白石等画家的交往与学画的经历。这适合美术类青年学子沉心静气地体会戏曲与国画界的颠峰人物相互促进的往事，深入体会艺术门类间的相互借鉴与影响，有利于开阔视野，促进专业创作。

另外，在同一艺术门类之中，对于东西方艺术的影响与交融，我们也可举例介绍给学生，“在西方学习了绘画中的结构规律、平面分割的法则，回头再看自己祖先的杰作，我惊讶地发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立足于‘方’的基本构成，其效果端庄而厚重；郭熙的《早春图》以‘弧’为主调，从树木干枝到群山体态，均一统在曲线的颂歌中，构成恢弘的春之曲；弘仁着墨无多，全凭平面分割之独特手法，表现大自然的宽阔与开合……我曾将中、西方杰出的绘画作品比作哑巴夫妻，虽语言有阻，却深深相爱。若真能达到艺术的至境，油画风景和水墨山水其实是嫡亲姊妹，均系大自然的嫡传。”吴冠中以精到的语言、丰富的人生体验告诉学子，在艺术的最高境界中东西方相融，这种毕生的体会，如果配合青年的悟性，必将会在艺术的思考与创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部分，选择当代艺术批评、电影理论、新媒介理论、艺术设计理论方面有独到体会和个人成就的文选构建，介绍具有一定个人风格的当代艺术批评，例如，“当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使者带着他们固有的文化标准来中国选择现代艺术时，中国的‘细腰国际主义者’们由于多年积累了丰厚的‘泛表演’经验，就会坦然说出：‘您需要什么类型的作品，我就能做出什么来。’足够地暗示了自家手艺的无所不能。换句话说，您（西方）用民俗眼光看我们（中国），我就给您提供有滋有味的民俗制品……”作者以犀利的语言，入木三分地解析了当代的一些艺术现象，为青年学子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在教学中，通过中正平稳的教材语言与富有语言特色、剑走偏锋的文献个案配合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既构建基本的知识框架，又可以让他们掌握语言运用的灵活技巧与思考问题的方式，起到思维与语言技能双向提高的作用。

总之，新的教学模式建立在多媒体影音教学与教材教学的两级平台之上，首先完成古典的反映传统美学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邃精华构建，随后完成近现代选文的构建，然后完成当代的选文构建及课堂运用。经过完整的教学周期的应用与反馈，最后统筹定稿，成为日后教学的有力辅助文库，并扩大范围推广。虽然目前的艺术理论课堂教学仍处于第二阶段的长足发展中，但从长远来看，在深化教学的追求中，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可以产生更深入、更有效的影响。从古今中外大量存世的文论、画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等各领域艺术家著作中采撷、精选、过滤和搭配，比单纯依赖学生自己去图书馆课后阅读要直接、有效。

参考文献

[1]许姬传.梅兰芳回忆录/梅兰芳口述[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第4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胡山林；文学与人生；生命关怀精神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和艺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河南省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山林先生，在其近四十年以来的教学、学术研究、写作与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地以学生、读者、文艺作品及其人物、艺术家等生命体的生命为本位，以其独到的生命智慧孜孜不倦地开展教学、学术研究、写作甚至与人日常生活的交往等活动，不断地赢得了无以数计的学生（或学员）、读者、同仁等世人对其处世的态度、方法、行为风范与生命精神等方面的肯定和钦佩。这么多年以来，胡山林先生总是以自己满腔的生命热情、严谨的治学态度、谦和的君子气度来从事教学工作、学术研究、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活动，于是，在其从事的上述各种活动中，无时无处不体现出他对一切生命体所给予的崇高的生命关怀精神。具体到胡山林先生所著的诸多著作之一的《文学与人生》这本书中，仍然非常鲜明的体现出其对一切生命体的崇高的生命关怀精神。本文拟从学生和读者、文学作品及其人物、文学家这三方面来分析此书所具有的生命关怀精神。

一、对学生和读者的生命关怀精神

胡山林先生在其著作《文学与人生》这本书里所讨论的问题，是与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心心相通而与每个生命体的生命轨迹紧密联系的人生困境、人生难题。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它缠绕在每个生命体的身边，盘踞在每个生命体的内心深处。借助于每个生命体的人生，使文学艺术能够从大学的课堂走向大众，走进每个生命体的人生，透视生命体的生命本真，从而使文学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具有普世的生命精神。当然，这也使得这本著作自问世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并与读者们产生了心灵的生命共鸣、生命本真深处的契合。同时，胡山林先生以每个生命体为本体，关怀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人生，每个生命体都需要思考人生诸多问题，但每个生命体未必能把诸多的人生问题思考透彻，因此，他在此书中围绕着诸多人生问题竭尽全力、尽最大可能地为读者讲了很多宝贵的看法，从而为每位读者能够很好的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这些特质，均使本书具有了无穷的魅力。

胡山林先生有着高度的社会整体生命责任感。他以极大的生命热情关注大家在当下的共同感觉，即人们的物质丰富了、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过得越来越富裕了，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不怎么样，心灵有了些许迷惘，于是迫切地想借助于某些方式寻求一些心灵的慰藉。于是，他以大众的这种共同感觉或共同迷惘作为自己几十年在教学、学g科研甚至是最后写作这本著作的使命，以大家读了这本书后能从书中获得的哪怕是一些对人们思考人生诸多困惑问题时所需的有益的方法或启示作为写此书的宗旨。不难看出，胡山林先生对全社会的整体生命给予了非常热忱的生命关怀，他关心每个生命体在自己的人生长河中其心灵是否过得愉快，是否过得幸福。并以此作为自己在教学、学术科研和著此书上应当具有的生命责任。同时，在其著作《文学与人生》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胡山林先生继续保持以对社会整体生命负责任的人性化态度，重点考虑的不是该书的学术性，而是大众的生命本真性、大众的可读性，考虑在书中怎样才能完成与读者的真诚的生命交流，怎样才能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容易，怎样才能让读者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更易于接受。于是，他精益求精地不断思考，最后成功地剔除了该著作第一版中那些抽象的和让读者阅读起来感觉沉闷的内容，调整了书的结构，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很显然，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而是胡山林先生以生命为本体所作的人生思考录，或者说是他生命精神的漫游录。这本书既不追求教材体系的完整、严密与系统，也不追求教材知识的全面、准确与客观，更不喜欢对古今中外进行旁征博引，而是追求与读者进行现实心灵的真诚交流，走进每个生命体的现实生活，走进每个生命体的实际人生，走进每个生命体的内在心灵。并重点以每个生命体在读了本书后能使自身的思维得以启迪、生命智慧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作为写作本书的终极目标。

胡山林先生以学生和读者对这本书所产生的兴趣和热情，以及学生和读者跟他产生的强烈生命共鸣作为写作这本书的强大动力，并以能够与学生和读者在心灵上、精神上相通作为自己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由于每个生命体生命的差异性等诸多原因，导致不是每个生命体都能容易或较为准确的读出作品及其人物的人生意蕴。基于此，他想通过写作这本书为学生和读者解决这一难题。上述种种情况不难佐证，胡山林先生对学生和读者所具有的崇高的生命关怀精神。

二、对文学作品及其人物的生命关怀精神

胡山林先生在其著作《文学与人生》这本书里以作品所描绘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人生经验、人生况味、人生趣味、人生哲理、人生智慧等人生意蕴为立足点，挖掘作品的生命意蕴及作品人物的生命本真。文学作品中的人生意蕴与古今中外所有人相通。人生意蕴的精神能量非常强大，它能够持久的唤起读者。可以说，人生意蕴是文学作品具有魅力的源泉，是和读者们进行心灵沟通的有效桥梁。文学作品是文学家按照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创造出的一种虚幻的经验和历史，因而它是以每个生命体的命运的模式来与人生经验、人生过程相对应。因此，文学作品是为了表达生命体验而发展了的可塑形式。可以说，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接受，实质上就是借助文学作品对人生的透视，对人生的体验。为此，胡山林先生在《文学与人生》这本书里不仅对一部部文学作品的生命真谛进行了合理的、具体的、生动的、深刻的与丰富的探析，而且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人生意蕴也作了比较到位的研究与分析。譬如，他以极高的生命关怀热情来挖掘与探析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美国小说《廊桥遗梦》与皮皮的小说《渴望激情》这三部作品的人生意蕴。他在其著作《文学与人生》这本书中作出这样的分析：无论中外，无论城乡，无论性别与职业，无论文化层次的高与低，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一旦走进恋爱与婚姻的圈子里，在情感方面都会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要求，即是渴望激情。激情能让每个生命体过得热烈奔放、神魂颠倒、充满生机与活力，激情能使每个生命体的生命得到尽情的扩张与释放。在每个生命体的生命旅程中，每个生命体可以偶尔出现激情状态，但不能常常都出现激情状态。激情既是对人生常情的补充，也是对人生常情的一种冲击与颠覆。面对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激情，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必须用很强的理智力才能对其进行控制与约束，只有这样，每个生命体才不易越轨，才不易酿成人生大错。又如，为了让读者对“从人生视角解读文学，借助文学透视人身”的理念有直观的理解与认识，胡山林先生在本书中举了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著名艺术形象猪八戒，并从人生视角分析了猪八戒这一人物形象，这不同于以往的从社会政治视角评介猪八戒而将其定位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典型。具体来说，从人生视角来评价猪八戒，胡先生认为，猪八戒是人性弱点的典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好色；一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一是贪财；一是“革命”意志不坚决，等等。胡山林先生通过从人生视角来分析猪八戒，是想让读者们对人、对人性与对自己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把握，让读者们有一个更理性、更成熟的处世态度。上述情况，使得胡山林先生对文学作品及其人物所具有的崇高的生命关怀精神突显出来。

三、对文学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由于文学家是人群中最敏感、最聪明的群体，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感受、生命领悟熔铸到文学作品中，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对话，从而直通到读者生命的心灵深处，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生命共鸣。胡山林先生在本书中也同样对文学家的生命给予了非常热情的关怀。譬如，他以《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为例，分析了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前后经过的心路历程。路遥在写完小说《人生》后面临着“我能干什么”这样的问题。他经过思考与论证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并以自己的实际生命行动证明了自己“能干什么”，最终干出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创作出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不凡业绩。胡山林先生在《文学与人生》这本书中对路遥的成功作出如此分析：路遥的成功向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表明，“我能干什么”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要用现实的、具体的生命实践来回答。路遥把“我能干什么”变成现实，并能最大程度的开发其“潜能”，不仅是因为路遥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努力，更是由于路遥具备了一些必要的生命精神品格，这些生命精神品格主要是，一是他有远大的抱负水平。路遥就是由于下定决心要写一部大作品，才有今日的成就。一是他能够做到不断地自我怀疑又不断地超越自我怀疑。路遥在处于困境时曾经多次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想打退堂鼓的念头都有，但他还是一次次地超越了自我怀疑，从而走向新的人生高峰。一是路遥对其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宗教般的虔敬态度，有近乎疯狂的生命热情、钢铁般的生命意志和吃苦牺牲的生命精神。总的来说，在客观条件一定的基础上，路遥主观努力的程度达到了极限，以致于他能真正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并知道自己的“能”有多大、多深、多高与多远。路遥在初步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实力的情况下，他面对看不见前途的远征毅然勇敢地向前挺进，最后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又如，胡山林先生以著名作家史铁生为例，分析了史铁生在“灾难”中从人生苦难走向人生信仰的心路历程。胡先生的具体分析是，史铁生在21岁时遭遇了瘫痪的灾难后，其曾一度陷入痛苦绝望的深渊，几乎丧失生存的勇气。在经过其痛苦的精神探索和人生感悟后，他终于走出了深渊，越过一道又一道的思想障碍，直到登上生命精神的高地，谱写出热烈而辉煌的生命航程。胡先生认为，史铁生对人生苦难的透彻悟解和悟解后所建立起来的生命精神信仰，是他走出深渊而走向生命精神高地的根本原因。史铁生的生命精神信仰既使他接受了自己遭受的人生苦难，也使他理解了人生苦难，更使他超越了人生苦难，从而引领他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生命精神攀登之路。首先，处于“人生苦难”中的史铁生很快从心灵的深渊（或叫精神绝境）中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即能以镇静的态度接受“人生苦难”，并敬重“人生苦难”，从而让自己的生命更加豁达与释然。其次，史铁生进一步从哲学意义上、从终极视角理解了人生苦难，因而能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化解了人生苦难。再次，史铁生用具有博大爱愿的生命理想精神来超越人生苦难。换句话说，他是用生命信仰，用对“神”的生命信仰超越人生苦难。他所信仰的“神”，就是无限之在与绝对价值，就是终极存在、终极价值与终极意义。这样的“神”一旦投射在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的心里，实际就是每个生命体的生命精神，它是一种在人生苦难中面向神秘、面向绝对价值（或叫广博之爱），永远祈盼、永远追求、永不放弃的生命精神。这样，他就把生命信仰的对象从有神论的神转向了无神论的神，从人格神转向了每个生命体的存在本真。这里的超越人生苦难、追求生命信仰，是一条无尽的生命之路。它是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的人生的意义、灵魂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胡山林先生以为，史铁生从人生苦难走向人生信仰的心路历程，对社会所有生命体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高都具有重要的生命启发意义。为此，我们可以说，胡山林先生对文学家也给予了相当热情的生命关怀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综而述之，胡山林先生在其著作《文学与人生》中对学生和读者、文学作品及其人物、文学家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生命关怀。这崇高的生命关怀精神，既能让学生和读者的生命本真地活起来，也能使文W作品及其人物的人生意蕴尽最大可能的彰显出来，还能使文学家的生命意蕴合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崇高的生命关怀精神也为世上作为人的每个生命体，或欣赏文学作品，或创作文学作品，或评论文学作品，甚至是工作、交际、婚姻与日常生活等方面，均提供了深刻的指引作用和建设性作用。毋庸置疑，胡山林先生著作《文学与人生》中的生命关怀精神，在当下及未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航程中必将具有人性化的、合理的、生命本真的及现实的生命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山林.文学与人生（第2版）[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2]胡山林.文学欣赏（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胡山林.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人生视角解读名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胡山林.让艺术走向大众，走进人生[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1）：62-66.

第5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术教师 教学理念 科研能力 和谐关系

美术教育处于艺术和教育的交缘领域，既有艺术属性，又有科学的内涵。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门学科，所以作为现代美术教师，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必须具备拓展科研的能力。

美术教师要体现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样的，可以从艺术创作和科研论文撰写上体现，也可以是艺术实践，或体现在所教学生的艺术成就上。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现代教育的运转机制中，教学和科研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务。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

①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②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需要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由此可见，端正科研态度，全面提高艺术、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美术教师值得倡导的观念和学风。

二、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教与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改变先进的教学理念，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第6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现代教育的运转机制中，教学和科研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务。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①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②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需要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的成就，达・芬奇还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教学的发展。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知识一直是由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从而形成了严格的师生关系。同时，中国文化一直传颂“师道尊严”、“一朝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把教育者看成是施教的主体，而教育对象则被看作是被动的客体。这种传统的知识灌输型的教育方式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也扭曲了他们的人格，根本谈不上学生的个性自由，而学美术者恰恰需要的是创造性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尊重学生，承认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个人意识的与教师同等的个体，没有高低、强弱之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威廉姆・多尔（W.DOLL）对教师的界定是“平等首席”，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而学生作为独立主体，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思考者、创造者。健康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教师的职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创造、建构民主、平等的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使学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验到平等、自由、尊严、信任、理解、宽容、友情。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指导和建议，形成积极丰富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

第7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第8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文课程；人文教育；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1-0076-05

在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对学生进行相关的中文学科内容的教育，已在许多大学里形成课程体系和规模，中文课程的设置和开设在大学人文教育中起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大学管理者认识到了中文课程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一些理工类大学里的中文课程教育存在着质和量参差不齐、认识不到位、投入少等问题，有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但只是单纯开设几门课，管理者们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重视中文课程的作用，学生选修几门孤零零的课后，没有后续课程、提高课程，没有系统地将中文纳入学生素质培养体系中。这就导致大学生们在文理分科、专业划分的影响下，很少接触阅读欣赏、写作等中文相关课程，没有系统中文课程的设置、缺乏专业教师的引领，学生接触社会科学类知识少，不会写或犯怵写文章，专业论文也写不好，造成很多问题。久不接触中文学习及应用，势必会出现读写能力的退化、对阅读与写作不感兴趣，会造成语言表达的障碍。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如果很少受到来自蕴含丰富情感与思想、对社会人生认识深刻的文学作品的熏陶，学生容易沉浸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对社会、他人的冷暖很少关心、理解，会造成人情冷漠，自私利己，情商的缺乏会导致理解能力、交流能力、同情能力欠缺。

学生客观的不足和主观的需求，提醒教育者要正确认识中文课程开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切实把教育目的落到实处，科学地对待中文课程教学在人文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发挥中文课程的作用。

如何使中文教育不流于形式，使中文教育内化为素质教育成果，使中文教育承担其应有的责任，是我们应该探讨的。

一、中文课程教育概述

当今大学越来越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倡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培养具备全面素质能力的高质量人才。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意识的建设者，是大学培养人才的理想目标。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即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将人文科学通过知识的传授和环境的熏陶实现对受教育者启迪心灵、塑造人格、提升境界的教育目的，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相对稳定的一种内在的品格。人文教育往往通过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人性中的真善美、假恶丑，辨明是非对错，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大学对社会一般价值的引导作用主要是通过高校师生所展现出来的人文素质对社会的影响来体现。对人文学科的重视不仅仅是高校内部学科发展中的平衡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全社会公民素质如何提高的问题。

大学里对学生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发挥中文类课程（大学语文、传统文化、古典诗词艺术欣赏、现代文学欣赏、外国文学欣赏、应用写作等）的独特优势，对培养全面、优质人才是必须的。中文课程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等知识。 “它的课程性质可以直接间接影响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所必需的情感、意志和思维，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引导、激励学生勤奋学习，正直为人。……其教学内容立足于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启迪智慧、活跃思维、优化知识结构、培养高尚美好的道德情操、塑造健康美丽的人格和个性”[1]。

鉴于一些学生中存在着使用母语能力退化、素质能力片面、文化荒芜精神空虚的现象，开设中文课程可以从中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获得安身立命的真谛，人文精神之用，可以丰富、美化、淬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道德情操、人生智慧和审美趣味，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民族的凝聚力。

二、中文课程教育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评价狄更斯、沙克莱等作家时曾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2]恩格斯认为，人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3]。不论学习哪个专业的青年学生，都应当读些文史书籍，这对提高思想境界和专业程度大有帮助。

（一）中文课程教育自身不可代替的内涵、特性对学生产生强大作用和影响

首先，中文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和内容有助于学生掌握分类、概括、归纳总结的思维方法，联想和想象等思维过程帮助学生扩大生活体验，换位思考，丰富学生的感受，培养各种能力。中文课程内容包罗万象，蕴含人间百态，它不是支离破碎、简单罗列，而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选择、提炼、加工的艺术品，包含着作者对人生的认识、思考、价值取向和判定，这期间蕴含的分析、归纳、总结等逻辑过程，学生在解读、还原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思维训练，学生学习作者看待世界的角度、方法、思想、艺术匠心，提高了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经典阅读”是阅读人类文明史上各个阶段的文学成就代表作品，文学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反映，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社会、了解时代、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文明发展是一个有机体。“各种文体的阅读”训练学生思维，增强学生理解能力。“精读分析”，在教师带领下对文本展开分析，反复涵咏，举一反三，概括总结，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通过感悟和体验、相互共鸣来获得真善美的认知，通过篇章教学将理想与现实、历史和现代、理论和实践的碰撞展现给学生，弘扬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让学生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和体验到审美感受。“精读与泛读结合”，创造条件扩大学生主动学习的可能，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对作品的“人文演绎”，是将理论与实训相结合，学生自己创编剧本、粉墨登场表演、组成团队分派角色，一系列的过程从搜集材料理解文本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集体团队意识、表演能力各方面都是对学生的有效训练。专业论文的写作更是离不开中文课程的基础写作训练，中文课程将“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系统训练、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以上列举中文授课的方式方法及内容只是一部分，但对各种能力、素质的培养却大有裨益。

其次，文学反映生活的独特性。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广田认为：“今天的文学已不再只是一草一木或一人一事的描绘点染，而是极度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想象，创造形象，铸造典型，用了这些活生生的形象或典型谱成人类活动的大谐曲，当我们读到了，或看到了，就如同生活在其中一般，不但如闻如见，而且像亲身经历一样，所以既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又可以发扬我们的情志。这种教育力量是强韧的，因为它是一种‘不言之教’，它不是用教条或格言来教训，而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是一种耳提面命之教，而是一种深入于灵魂或意识之中的感发。”[4]原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徐葆耕谈到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我在文学中找到了我自己，在自己的阅读对象中获得了自我肯定，也认识了人的复杂和深邃。从文学里获得的这种认识，是在其他的学科中不可能获得的。文学不仅是一个审美的、消遣的对象，从根本上说，也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素质教育就是引导学生学习怎样做人，那么，在怎样做人的前头还有一个什么是人的问题。只有懂得了什么是人，懂得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猥琐、快乐与感伤、希望与绝望，才能尊重人、理解人、提升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内在心灵的和谐。”[5]

再次，文学的功能多种多样，对人全方面施以塑造和影响。文学具有表现功能。文学就是人学，文学是研究人的学问。文学作品中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王侯将相、平民百姓……各个阶层各个种族、各个国家、各个时代无所不包，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文学表现情感与伦理的纠缠、欲望与道德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关注着人性的无限丰富性与现实性。文学内容涵盖人的心理、人性善恶美丑、伦理道德、社会规范、风俗民情、个人与群体、人与环境自然等种种情形。过去、现在、未来，现实的、想象的创作手法将真实与虚幻、宇宙万物都容纳其中。

文学具有教育功能。中文课程带领学生畅游思想的渊薮，领略精神的盛宴，瞻仰人格的闪光。文学是教育人的，它不枯燥，形象生动，文辞优美，移情动人，寓思想观念、道德品质教育于文化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于陶冶一个人的身心，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会产生“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中文课程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文史知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增强了他们的思考能力，而且使学生得到意志、胸怀、境界、眼光等品性的教育。文学主要是指对人精神的教育、人格教育。它塑造着人的心灵，在表现人生、社会、自然中对人进行教育，学生浸其中，深受感染，逐步形成高尚健全的人格、气质、品行、节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留给读者的印象远胜过说教和灌输，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说：“热爱祖国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是潜移默化的。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少年时候受的教育：中国的历史地理，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多么值得自豪。”[6]

中文课程有助于审美意识的培养。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7]其中的“兴”和“怨”都有审美体验的成分在内。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可以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从而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这正是文学的审美功能。文学作品创作的意境包含了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学生在阅读赏析中了解各种审美方法，涵咏其间，培养了美感，懂得欣赏美、创造美。

文学的创新功能。文学的创新体现在很多方面：思想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等等。文学内容和样式都是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文学关注着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总是在尝试探索表现时代特色、新思想、新变化、新风貌，新的表现方式、技巧。文学紧跟时代变化而发展，文学是常新的。学生可以在文学的天地里遨游、自由创造，表现对社会诸方面的认知、解释、参与，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文学记载着人类发展的历程，记录文明发展的轨迹，传承文化、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结晶、智慧的载体、文化的宝库，散发着永恒的魅力。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学生应掌握广泛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中发扬实事求是、学术独立自由、求真务实、踏实奋进、勇于创新、不怕困难的精神，让科学研究为人类造福。

（二）中文课程对其他课程的引领、指导作用

中文课程和其他学科门类课程一道共同构建了人文教育体系。中文课程与其他人文课程有很多交叉重合的方面。比如在欣赏作品时，文学和艺术一样，都要大胆想象、展开联想；联系时代背景、生平事迹、风格流派对作品解读；在意境上品味、涵咏、生发；把握主旨，注重虚实相生、抽象和具体结合、体味象外之象。文学的手法可以为其他课程所借鉴，指导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中文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它既包罗万象，又与其他课程触类旁通。例如，文学为艺术提供丰富的知识府库，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中文课程的学习方法能更好地指导解读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欣赏等艺术课程，建筑、雕塑就是凝固的诗。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很好的诗画结合的例子；对音乐的欣赏、把握，如《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琵琶行》等文学作品很好地诠释了音乐的魅力；古筝《十面埋伏》、《高山流水》、《梅花三弄》也都是来源于文学作品，用音乐的形式诠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音乐是有声的文学，文学是无声的绘画、音乐、雕塑。

三、中文课程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文课程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有助于其他课程的学习，而且它的教学内容和目的与人文教育的培养目的是一致的，中文课程对学生的影响和塑造就是人文教育的目标和方向，体现了人文教育的精神和实质。中文课程是人文教育理念的具体实施、落实。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论述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8]现在的大学，主要把大学教育的性质定位在知识教育上，即格物致知，然而却忘记了大学教育的最重要作用：正心、修身，实现教育目的的最好途径就是弘扬人文精神。现在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把人文精神教育仅仅理解成政治教育，在人文学科中没有充分重视其中的爱与善的教育、美的教育等价值内涵。没有注意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对人生有更丰富的体验，给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道德生活的向往……

文学是导引精神的灯火，文学作品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文学有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精神高尚的人。文学传承着文化，蕴含着民族精神，学生学习文学作品就是在汲取文化养料，陶冶情操、塑造心灵，把自己塑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文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与对当代文化的开拓和创新是紧密结合的，中文课程就是要挖掘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双翼，让学生远离蒙昧、封闭、偏见，用科学、开放、发展的眼光来探索世界、走向未来。文学就是要挖掘我们的民族精神、塑造我们的时代精神，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是有精神、品格、境界的，文学让我们认识这些道理，懂得自新、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文学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文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史哲不分家，文学是社会的百科全书，以文学为内容的中文课程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学科、课程共同构建了人文教育的体系，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学生的成才提供充分的营养和保障。理工科学生文理兼修，学科互补，有利于打通学术壁垒，优势互补，发挥出潜能和创造力。

文学历久弥新，在无数志士仁人的真知灼见和实践检验中，传递着文明，影响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综上所述，中文课程不仅传授给学生人文知识，更对学生起到塑造心灵，陶冶情操，提升思想境界，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作用；中文课程在思想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以及逻辑思维训练等方面的优势，潜移默化，深刻影响、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重视建设中文课程，大学生会从开设的课程中汲取营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自觉培养全面的素质，大力弘扬人文精神，承担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四、深化和加强中文课程的举措

重视中文课程的建设，将中文课程建设与学生专业、素质能力、兴趣结合起来，根据培养计划，配备师资，精心设计课程，大胆改革和实践，切实深化和加强中文课程的影响力。

深化和加强中文课程的影响力，可以根据不同大学人文教育的重点和方向，有所侧重，设置核心课程，将其建设成为精品课程，围绕精品核心课程，创建中文课群，有一定的铺开面，较系统地实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比如将“传统中国”、“大学语文”建为精品课程，围绕“传统中国”精品课，开设“古典诗词艺术欣赏”、“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茶文化”、“《孟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民间文学研究”等课程；围绕“大学语文”精品课，开设“中外文学名著欣赏”、“现代文学欣赏”、“西方文学概论”、“西方文化入门”、“红楼梦研究”等课程。课群建设要体现关联性、延续性，能很好地实现教育目的。

针对学生喜爱博大精深的国学、传统文化，渴望汲取智慧、思想精华，可以开设国学系列课程：老子、孟子、庄子、论语……；针对学生对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开设经典名著欣赏系列课程：红楼梦、人间喜剧、神曲、堂吉诃德、史记……

开设文理交叉课程，拓展学生思维，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文学的思维方式之一形象思维对科学研究大有裨益，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中说：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学生可以结合专业选择中文课程，辅助专业学习，也可以从中汲取灵感，走出一片新天地。体现文理交叉融合的课程，如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可以开设“美学及艺术”、旅游专业开设“中国历史文化与导游”、经济管理专业开设“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所有专业都应开设“写作”课。

体现阶梯式递进的系列课程，如较低学年学期，可以开设生动形象的各体文学欣赏，如“诗词欣赏”、“电影欣赏”、“名著欣赏”；之后了解整个文学史的背景和阶段特点，如“上古文学史”、“文艺复兴”、“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高级课程如“汉字文化”、“传统文化”、“宗教对文学的影响”、“西方文化”、“孙子兵法”、“周易的魅力”。学生写作能力缺乏，可以开设“演讲与口才”、“新闻文体的写作”、“应用文写作”。

深化和加强中文课程的影响力，可以发挥中文课程在学校社团建设中的影响。创办一些与文学相关的社团，如茶缘社、文学社、戏剧社、学通社、诗歌朗诵社、人文知识社、红楼梦社、写作社团、诗词曲赋社团等等。学生在社团建设中把课堂知识落实到实践中来，应用、创新发展课堂知识，学生编剧本、搞创作、调查采访、参观体验、参加竞赛、到社会上实习，开阔视野，认识自我、他人、社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勇于实践，敢于走创新之路。社团建设需要中文教师指导、参与，师生一起探索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使社团文化发扬光大，在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素质培养上使中文课程产生效力，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郑笑平.大学中文类课程改革的研究和实践[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p1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p68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p41.

[4]李广田.论文学教育[A].吴剑平.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p82.

[5]徐葆耕.走出“半人时代”[A].吴剑平.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p381.

[6]李恒德.事业与人生[A].吴剑平.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p153.

第9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文学传统是一个可以为作家提供宏大社会背景、广阔创作空间和丰富创作素材的体系。林语堂认为，明清小品内容丰富，存在不少优秀散文，他在创作中不断汲取其营养，他极力推崇的性灵文学与明清小品的“性灵说”一脉相承。在《论文》中，他曾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论文》上下二。……‘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日就取材与思想而言，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以及其大量小品文都与明清小品存在内在的联系。如王兆胜所言:“明清小品给林语堂一个非常有力的支点，使他能够撬动人生和文学这块巨石，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接受与认同同样体现在小说的人物思想上，姚思安的塑造就是一个典型。   

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I}risteva)曾提出互文性的概念，即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问题。她说:“任何一部文学文本事实上都是由其他文本以多种方式组合而成的，如这一文本中公开的或隐秘的引用与典故，对先前文本形式特征及本质特征的重复与改造，或仅仅是文本对共同累积的语言、文学惯例与手法不可避免的参与等方式。换言之，作家在创作虚构小说文本时借鉴已有的文本，任何文学文本实际上只有通过自身与其他文本的联系才得以存在，互文就是其他无数文本交叉之地。就文学艺术中的积极互文性而言，李玉平认为:“文学艺术文本中很少有直接引语式的互文性，更多的是经过作者消化吸收和改写变形后的互文性。”在小说中，姚思安对自己外出十年云游四方进行了阐述，他所进行的旅行既是游山玩水观赏风景，也是自我寻求解脱。他说:“自我解脱的基础在于身体的锻炼，人必须无钱无忧虑，随时死就死。这样你才能像个死而复生的人一样云游四方……我在路上向人家乞讨，村里的人对老人很慈善。我能躺在硬石头上过夜。到了庙里，人家总是给我饭食住处…... "姚思安云游中所持的居无定所、随遇而安的旅行姿态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X1937)里英译屠隆的《冥寥子游》全文所阐明的“旅行之法”如出一辙。冥寥子携友出游，“两人乞食，无问城郭村落，朱门百屋，仙观僧庐。戒所乞，以饭不以酒，以蔬不以肉。……行不择所之，居不择所止。其行甚缓，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行旅者如果遭遇天灾、疾病、野兽等，“如其不免，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林语堂显然认同屠隆所阐述的旅行之道:“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不成其为旅行·····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林语堂出于对《冥寥子游》的喜爱，他在《生活的艺术》里谈论“旅行的享受”一章中全篇翻译引用了屠隆的文章，并以汉英对照方式于1940年在《西风(上海)》第41-48期连载刊发。王瑾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会融人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其实，林语堂在小说中刻画姚思安这种流浪式的旅行者的概念是林语堂较早之前提出的“大荒旅行者”的进一步阐发，“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林语堂推崇孤游者的快乐，因此把其第二本书籍取名为《大荒集》。  

可见，林语堂对姚思安阐述云游四方的描述借鉴了《冥寥子游》中的观点。这其实也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谈到的小说家在创作时经常使用的“戏仿”或“改编”的手法，他认为这类手法有助于塑造人物的饱满形象:“戏仿和改编却有极大的助益……已有的作品或者已经存在的文学传统或可对他们有所启发—这类小说家或可在它们的画栋之上寻得合适的图样开始勾画自家的蓝图，或可在它们的雕梁间反复观瞻，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