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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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自身日益弱化，虽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依附论

新依附论是从战后“新”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③

第2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第3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政治经济学（财）试题

课程代码：0000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在经济学说，第一次把经济理论的考察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的是

A．重商主义学说

B．古典政治经济学

C．庸俗政治经济学

D．政治经济学

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

A．系统方法

B．数学方法

C．唯物辩证法

D．归纳和演绎法

3．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动力是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B．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C．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

D．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

4．构成社会财富物质内容的是

A．价值

B．使用价值

C．交换价值

D．剩余价值

5．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A．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

B．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

C．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矛盾

D．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6．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的定期付款的保证书是

A．期票

B．汇票

C．支票

D．债券

7．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关键在于说明剩余价值是在

A．生产领域产生的，但离不开流通领域

B．流通领域产生的，但离不开生产领域

C．流通领域产生的，与生产领域无关

D．生产领域产生的，与流通领域无关

8．假定资本家投入1000万元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800万元(假定不变资本一次转移)，可变资本200万元。雇佣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为1400万元，那么剩余价值率是

A．50％

B．100％

C．150％

D．200％

9．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是

A．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B．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

C．工作日不变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

D．延长工作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果

10．资本有机构成是指

A．反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比例关系的资本技术构成

B．反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关系的资本价值构成

C．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D．由资本价值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技术构成

11．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集中的直接后果是

A．导致社会资本总额急剧增大

B．导致个别资本规模迅速扩大

C．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

D．导致可变资本数量上升

12．考察资本循环要以

A．借贷资本为对象

B．商业资本为对象

C．产业资本为对象

D．生息资本为对象

13．固定资本在有效使用期内，由于生产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价值贬值，被称为

A．物质磨损

B．精神磨损

C．固定资本折旧

D．固定资本更新

14．年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

A．M′=m／c

B．M′=m／v

C．M′=M／v

D．M′=m／(c+v)

15．公式I(v+v+m／x)=II(c+c)是

A．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

B．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

C．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D．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16．平均利润率形成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获得的平均利润量

A．等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

B．大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

C．小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

D．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关

17．垄断组织在购买生产资料时规定的价格是

A．垄断高价

B．垄断低价

C．自由价格

D．保护价格

18．公有制反映的是

A．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B．财产的组织制度

C．资本的组织形式

D．资产的经营方式

19．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中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是

A．按劳分配

B．个体劳动收入

C．福利性分配

D．按资金分配

20．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产权清晰是指明确界定

A．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B．出资人的财产经营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C．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经营权

D．出资人的财产经营权与企业的法人经营权

21．规范市场客体的规则属于

A．市场进出规则

B．市场竞争规则

C．市场交易规则

D．市场兼并规则

22．与集约型经济增长内容基本一致的是

A．粗放型经济增长

B．外延型经济增长

C．内涵型经济增长

D．数量型经济增长

23．下列产业中，消耗资源较少的是

A．建筑业

B．新兴服务业

C．装备制造业

D．加工工业

24．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实质上反映

A．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

B．物质资源消耗的多少

C．市场份额占有的大小

D．环境保护状况的优劣

25．企业分配给职工的工资属于

A．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B．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C．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

D．国民收入中的社会后备基金

26．社会保险的三大法定保险是

A．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B．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C．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D．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27．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是

A．国际贸易

B．国际金融

C．对外直接投资

D．国际间接融资

28．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

A．国际水平分工

B．国际垂直分工

C．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分工

D．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

29．世界贸易组织是

A．联合国的组成机构

B．区域性的国际贸易组织

C．多边性的国际贸易组织

D．双边性的国际贸易组织

30．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是

A．以质取胜、科技兴贸

B．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C．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D．“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31．作为自然经济对立物的商品经济

A．以自然分工为基础

B．以社会分工为基础

C．以市场交换为目的

D．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E．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和

32．按主体的不同，信用可分为

A．商业信用

B．银行信用

C．企业信用

D．国家信用

E．消费信用

33．根据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资本可区分为

A．不变资本

B．固定资本

C．可变资本

D．流通资本

E．流动资本

34．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是

A．产业资本运动中采取的一种职能形式

B．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资本

C．为生产剩余价值作准备的资本

D．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

E．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35．平均利润率形成以后

A．各部门的利润率趋向平均化

B．各部门内部各个企业的利润率完全相等

C．各部门商品的价值和它们的生产价格完全一致

D．各部门的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不一定完全一致

E．各部门投入的等量资本会获得等量利润

36．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运用财政政策进行调节的手段有

A．税种

B．税率

C．政府支出

D．利息率

E．货币供应量

37．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是

A．个体经济

B．私营经济

C．外资经济

D．集体经济

E．股份合作制经济

38．理顺分配关系和调节收入分配要求

A．提高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基本收入

B．调控不合理、不公平的高收入

C．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D．打击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

E．允许两级分化

39．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

A．社会保险

B．社会福利

C．社会救助

D．社会优抚

E．社会资助

40．属于非关税贸易措施的有

A．进口配额限制

B．“自愿”出口限制

C．行政手段限制进口

D．制定环保标准限制进口

E．制定技术标准限制进口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41．简述经济规律的特点。

42．简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

43．简述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

44．简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45．简述“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请任选2小题作答，全部作答只按前2小题评分。

每小题10分，共20分)

46．试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区别。

第4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所谓“正统经济学家”，其实是那些真正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对西方经济学有着透彻了解的学者，而主流经济学者，则是在中国左右着经济舆论，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群人。“正统经济学家”，往往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宠物经济学家”，周洛华甚至发出了“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这样的声音，而对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识，正统经济学家更是嗤之以鼻。

中国之所以出现“正统”与“主流”之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这些人在读大学时，基本上学习的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后来才转行研究西方经济学，基础很差。而成名之后的他们更是忙于演讲走穴、到处担任独立董事，基本上就没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了。因此很多人几十年都在说着同样的话，比如有的一直强调“企业家精神”，有的只要接受采访就是“谈比较优势或谈市场”。其实并非这些人看重这些，而是因为他们只懂这些，你想让他们谈出些新鲜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懂，因此才不断地重复着这些陈词老调。

经济学是分很多流派的，而且很多流派其实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如果只懂一点，或是只懂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流派都不懂，而只懂经济学教科书上那点皮毛之论，那根本就不能称为经济学家。

其次，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市场化。基本上还是按资排辈，教授在不同高校间的流动性很小，大学之外有才华的人更是很难进入大学，这些都导致了很多人才不能脱颖而出。

其实经济学也并非很难的学问，即使先天不足，如果后天刻苦，照样可以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生不逢时，很多流行但是毫无用处的理论占用了中国经济学家很多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研究有三门学问对中国影响最大，一门是“博弈论”。博弈论在前几年提的非常多，但是这种东西更接近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更多是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不大。而自从博弈论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学习博弈论这种用处不大的学问，从而耽误了年华。

另外一门学问是“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学问其实用处也不大，也属于微观经济学，其实微观经济学的用武之地一般要远远小于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蜂拥着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而学者的精力是有限的，研究了这一门学问，就很难再有时间研究其他学问。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基本上很难出成就了。

第5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 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 、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 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 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 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 结 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 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 内生性 ,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6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西方国家市场制度的建立与演进，本身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市场本身推进着市场制度的调整与演进，也就是说，其市场制度所依据的立宪层面的规则，就是市场本身。而非市场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其市场化改革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的问题，这就是市场化过程中的立宪选择.既然存在着对于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规则的立宪选择，那么，就有可能选择一个不同于标准市场化国家的立宪规则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改革过程所依据的规则这一立宪层次的选择，规定着改革所推行的市场的具体功能。非市场化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果进行改革所依据的规则不同于标准化市场制度的话，那么所实施的市场制度其功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在于，价格将发挥显示机制与分配机制的作用，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在一个不确定的平台上进行，行为主体独立地承受成本和收益。这些也构成了市场的基本功能。不过，市场的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并不是绝对地独立存在的，并不是说一旦推进市场制度，市场的这些基本功能就将完整地自行发挥出来。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只有一种标准模式，而是可能被修正的。市场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而是一个虽非人可设计但却是人之行动的产物的概念。市场当然是可以由人的行为而发生变化的，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不能庞统地使用市场这一概念。要认识到市场是经由我们的行为而形成的，因而，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所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总会给所推行的市场带上特有的色彩。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受到选择市场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受到各行为主体力量格局的规定。更进一步的，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实际上规定着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最终可能发挥的具体功能。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作为案例，来考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是如何影响市场功能的具体实现与运行。中国证券市场是依据计划规则而建立并运作的，因而，其功能的具体实施要受到这一立宪选择的规定。本文从市场风险的控制、市场中的产品、市场与机构这几方面对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具体实施情形进行具体的讨论，阐述在立宪层面选择不同于标准市场制度的情形下，市场功能所可能发生的差异。这里的追问当然表明，如果当初在建设证券市场时，依据的是一个不同的立宪规则，那么，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发挥，将会有不同的情形。但是，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讨论的目的只在于对中国证券市场能够有一个更为深入和准确的考察，能够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演进有一个更为前瞻性的理解。而且，非市场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就是应当依据自己国家的特点，进行有自身特色的市场化制度建设，只有这样，市场这一制度才可能不断扩展，不断丰富。市场制度只有在融合中才能扩展。

之所以以中国证券市场作为案例基础，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真正体现了市场化改革所要带来的根本性影响。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与演进，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在这之前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资源配置。如果掌管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命脉的金融没有实质性市场化改革，那么，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还将依然处于集中性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建立证券市场之前，中国市场化改革为市场这一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空间，是有限定的，市场功能的具体实施，是受到规定的。这样的规定是通过政府对于金融的控制而实现的。原先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功能的受限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对于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贯彻的。因而，证券市场建立之前的市场，不足于作为考察立宪选择对于市场功能影响的案例基础。证券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政府必须具备驾驭市场所实际发挥的具体功能的能力，才能保证市场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与立宪层面的选择相适应。在建立证券市场之前，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金融而控制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而随着证券市场的建立，政府则必须直接地介入市场，才能够规定市场功能的具体发挥。所以，中国证券市场无疑提供了考察立宪层面选择影响市场功能差异的案例基础。也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背景和分析框架，才能够解释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到最近的基金黑幕）。

一．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立宪依据

证券市场是资金的供给者与资金的需求者直接沟通的场所，在这里，投资者直接地感受并承担其资金所可能受到的损失，也拥有得到高回报的机会。因此，证券市场作为一种相对于间接融资的资金融通方式，其独特性在于，投资者在这里直接地参与实质经济中的投资形成决策。正因为如此，所以证券市场从而证券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独立性的确立及资金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二是投资者的自组织的空间。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对于证券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经济的货币化及参与投资决策主体的变化相关的。证券业因投资者直接参与投资决策的需要而形成并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直接融资比重的增大，表面上看是由融资的需要导致的，实质上是由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需要而造成的。随着经济主体收入的增长，从而其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的增大，其自主运用资金的意识随之增强。也就是说，随着经济主体可运用资金的增加，经济主体参与投资决策的要求提高了，这导致了直接融资比重的上升。每一行为主体都有成为一个融资中心的愿望。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多样化、社会成员与阶层的复杂化、动机的多样化，使得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处理风险的手段与方式也必须多种多样，金融产品的丰富与不断创新无疑需要直接融资的发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类型已不再仅仅是国有与集体两种，而是演变为多种行为主体。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也形成了各地区、各部门自身的利益，在部门、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逐步产生与发展，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出现了多种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新型商业银行、由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合作银行演变而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外国独资与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的恢复。这些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了多种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愿望。与此同时，国家不再承担个人的退休、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保障，个人不再是仅仅为了未来的消费而储蓄，而是要考虑如何投资以使自己的储蓄保值增值以保障未来的生活。这些，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但是，中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一直采取谨慎并有所限制的政策，信托投资公司自产生以来，就与清理整顿联系在一起；城市信用合作社在获得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很快就被改组为城市合作银行；个人的退休保障基金与医疗、就业等保障基金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建立起真正商业化运作的制度。这些，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一直被严密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这之外的资本没有形成真正的组织化，而是以分散化的形式存在着，非国有性质企业及个人在形成与创建金融机构与创新金融产品上几乎没有空间。因此，尽管家户与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拥有量在增长，但如果他们自主运用资金受到抑制，那么间接融资的中介作用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家户与非国有企业资本尽管有自主运用自主寻求出路的要求，但并不能对既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占统治地位的投资决策程序构成很大的压力，仅这一点不足于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

因此，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最大动机在于，利用市场属性所决定的市场参与者自主承担收益与风险的基本原则，把原来国有商业银行因承担政策性功能而隐含的国家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同时，通过对市场属性的修正，使资本市场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原来的投资决策程序。资本市场本应是各类经济主体自主运用资金的场所，在这里，每一主体都既是资金的需求方，又是资金的供给方。可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完整的资金运用主体。我国把证券市场中的参与者一分为二，一是资金的需求方，即国有企业，二是资金的供给方，包括非国有性质的各类企业与个人投资者。这一方面排斥了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自主运用资金的其他可能性，必然影响其投资的效益；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大多数非国有性质企业在证券市场运用资金的权力。

因而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虽然不可避免是各方行为主体共同驱动导致的，但却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和支配下进行的。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本身是被中央政府作为一种资源来运用的，这样一种市场化改革过程本身就代表着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即是在计划规则下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一明确提法突出表明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即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具体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这一立宪规则的规定。

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候选对象大多数系国有企业，由条快政府部门控制，股票债券等证券资源的配置仍然采用计划分配和审批模式：企业申报、政府或主管部门推荐、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发行额度，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也主要是国有性质。这是一个依靠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系统推进金融系统市场化的过程。

中国把资本市场定位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这里的核心在于要把国有企业在银行的债务，转换为上市公司的股本金，而且这一股本金要由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与个人投资者来提供。这一投资秩序规定了中国证券市场运行的基本原则，即，通过行政性的干预使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限制企业债券的发行；保证上市公司股票的顺利发行，严禁国有企业的资金进入股市，这需要对发行价格进行行政安排，在证券市场的功能变为单一的情况下，以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模式维持证券的简单交易是合适的。这些，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基本特征。

二．市场风险的控制

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把市场作为一种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案，以替代原先的非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但如果更进一步地从管理风险的需求来看，那么，可以认为市场首先是作为处理风险的机制而存在的，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服从于市场的处理风险功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立宪层面选择不同对于市场功能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人们风险感受的作用而影响市场功能的。

1．立宪层面选择与风险感受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立宪层面的规则选择本身，规定着人们的风险感受、规定着风险的形态。因此，当立宪层面的选择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人们的风险感受难于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证券市场的建立依据计划规则的情形下，人们自然还是沿袭计划规则下的风险感受。

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由国家统一安排经济活动，这时，对于各类经济单位及个人来说，是无所谓风险的。因此，市场化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不断释放的过程，即由国家统一承担、统一处理的风险，转变为由各类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承担、自主处理风险的过程。但这样一个过程的真正展开，依赖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立宪规则。如果市场化改革所依据的是计划规则，那么，对于参与市场的行为主体，市场就不可能被视为市场中各行为主体相互冲突的不确定性平台，行为主体仍然要把在市场中的交易理解为与政府的交易，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所以，在这样立宪规则下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没有真正地转换行为主体的风险感受。或者说，最为重要的在于，人们尽管感受到风险，仍然不是一种切身的感受，仍然要国家具体负责和承担风险。

2．管理风险主体的独立性问题

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出发点决定了其风险管理的方式及这一方式的变化特征。也就是说，风险承担的转移是不容易的。

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这表明个人与家庭的投资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个人与家庭的理财能力、管理风险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应该说，个人与家庭收入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而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个人的金融资产数量不断增加，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也不断提高，这是中国特殊的情形。如果在个人金融资产迅速增加的同时，能够相应地增加个人的投资渠道，提高个人管理风险的水平，那么，国家通过改革所释放的风险就能够真正地得到个人和家庭的承接。但中国的实际情形是，这两个过程并没有衔接好，个人与家庭并没有获得与其金融资产相对应的风险管理选择权利与手段。

最重要的是，机构投资者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个人与家庭风险管理的需求。对于单个的个人与家庭来说，要求其具备风险管理能力，是一种过份的要求，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总是要体现在其能够委托的机构投资者上面。如果机构投资者的产生与建设不能体现不同个人投资者的需要，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

3．风险的处理

金融风险的管理与化解，依赖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风险的重新组合与转移，风险不是在监管中得到消化的。目前中国对于金融风险，更多的是采取行政性的办法。

中国建立与发展证券市场，希望由此把国家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可是，市场上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承担风险，在于他们能够通过市场来规避风险，而在市场中规避风险需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但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所依据的立宪选择，限制着金融产品的创新。

在这样的立宪层次选择下，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处理表现为：在各类经济单位和个人日益感受到风险的同时，其自身管理风险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管理风险所要求的市场条件和机构建设也受到抑制，风险表现为不断累积，国家实际上仍然作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国家金融监管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成为直接的风险管理实施者，而没有专注于风险管理制度规则的建设与监督。

三．市场中的产品

债券市场发展缓慢，特别是企业债券，每年债券发行额度大部分都未用完, 与其它计划额度供不应求形成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国债发行规模日益增加。

股票与企业债券这两种金融产品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不同发展程度，可以说是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特征的关键。当国有企业没有完成根本性的改造时，国有企业同非国有性质的投资者之间发生的债务，最终都将由国家来承担，在这里只有国家信用，而没有独立的民间信用。因此，企业债券的发行，将对国有企业制度和政府调控经济模式的改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促使国家信用之外的多种信用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企业债券的发展，需要并依赖于民间信用的发展。对于企业的运营来说，股票本来是比企业债券更具影响力的金融产品，但国家通过对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设置，使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不会因为市场交易而变化，这样，股票成为国家改变国有企业债务比率从而也改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但又不需要改变管制经济模式的一个方法。可以说，只有当政府放开企业债券市场时，才表明政府真正下决心彻底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才表明非国有性质的各类投资者能够真正自主地在资本市场上运用他们的资金。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个人信用制度以及有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制度。微观信用基础一直没有形成，名副其实的微观信用基础上的高资信等级公司债券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尽管大多数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甚至上市公司，但国有性质使得这些公司仍然难以具有独立的法人信用，经济和金融投资领域的法治环境还未形成，行为和道德危机现象突出。国家本来希望通过企业债券增加企业直接融资途径，同时将风险分散至微观投资主体。在企业发行主体缺乏独立信用的环境下，国家为控制支付风险，只允许发行A级以上债券。并且在发展企业债券的同时，建立了信用评级制度和评级机构，规定企业债券发行前，必须经有资格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但由于发行主体、中介机构等参与者责任不落实，地方政府、企业和评级机构往往不管企业经营好坏，不管是否能够到期兑付，采用实际上不可靠的担保，使债券达到A级以上。另外，由于国有企业本身没有独立可执行的微观信用，债权人难以对企业进行及时有效的清算，债权人对企业清算的法律执行成本非常高，违约的企业债券支付责任从发行企业由政府协调转移至债券的承销券商或者国有商业银行，从地方政府转移至中央政府，企业债券兑付的信用风险最终仍然由国家承担。因此，除以国家信用支撑的国债外，尚未形成信用等级名副其实的公司债券市场。从国债热销、以往发行的A级以上企业债券大多数出现支付违约以及目前企业债券发行困难中可以看到，企业主体有效的投 资等级微观信用及其金融工具非常短缺，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对证券发行的数量、品种实行了行政性的管制，使我国的资本市场成为以股票筹资为主的受局限的股票市场。在这样的管制下，股票在一定时期里自然成为稀缺品，如果发行人与承销商因股票稀缺而大大提高发行价格，那么肯定打乱政府扶持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计划。因此，对股票发行的价格实质管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当股票的神秘性被揭开后，股票已不稀缺，此时再实行价格管制已没有必要。

四．市场与机构

由于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政府管理风险的一个手段，因此，市场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基于市场来进行的，在这里，不存在默顿意义上的市场与机构之间的螺旋。中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很大程度上仍是行政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政府金融监管的一个个支点。在我国，信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单位和组织来维系的。

市场的结构决定机构的行为，但市场的结构同时又是由机构的特性决定的，是由市场的参与主体决定的。如果主体的构成是趋同的，那么市场的结构与风险形态自然是趋同的，相互之间进行对冲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正如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时代一样，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没有自己的业务，因此，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不可避免地在货币市场上违规拆借。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市场，才能理解中国的机构及其行为。不能再陷入中国信托投资公司那样的循环中，整顿－违规－再整顿－再违规。不能庞统地提发展机构投资者，需要的是不同风险的机构投资者。

五．市场功能与市场的演进

市场本身是推动规则变动的场所，市场的建立，最终要影响立宪层面的选择。这其实是市场本身不断演进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的立宪功能的一个体现。

第7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环保型汽车；政策需求；经济学分析

能源与环境的问题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焦点。以汽油、柴油为主要能源的汽车，在给予人类更加方便、舒适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吞噬着有限的能源。就中国而言，汽车的汽油消耗占整个汽油消费量的75.5％，每辆车平均每年消耗汽油高达2.28吨。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国正在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

为此，发展环保型汽车，解决汽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前中国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我国政府已制定的环保型汽车发展政策是否有效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应该如何合理地运用政策工具等理论对其惊醒优化组合，更好地实现支持环保型汽车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上述问题都值得公共政策科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

环保型汽车在我国的发展目前处于技术创新的阶段。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和支持环保型汽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技术知识的公共性、技术创新外溢、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是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四种主要表现。政府要根据4种市场失灵有针对性地制定环保型汽车的发展政策。

一、环保型汽车发展背景与状况

根据世界上多方研究的结果显示，世界一次能源(化石燃料资源)的枯竭已成必然，而汽车是能源消耗的重大因素之一。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石油消耗量最近20年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的57％被消耗于交通领域。预计到2020年交通用油占全球石油总消耗百分比将从2002年的57.2％上升到62％以上(孙立清，2006)。目前全世界汽车保有量约为8亿辆，同时还在以每年3000万辆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全球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0亿辆。而可支配的化石能源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仅可供开采41年，据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年以后，全球石油需求与常规供给之间将开始出现净缺口，这个缺口将在2050年达到500亿桶。解决汽车发展对一次能源，尤其是对石油的依赖，是我们面临的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发展环保型汽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汽车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在汽车排气污染、噪声污染和二次扬尘污染等。其中，以排气污染最为严重。汽车尾气包括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E)、氮氧化合物(NOx)、二氧化硫(SO2)和微粒(PM)等污染物。汽车排放污染物除通过排气管排放外，还有极少一部分通过曲轴窜气和蒸发这两条途径排出。

大气污染所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烟雾、酸雨、臭氧层简薄、臭氧浓度过高、温室效应几个方面。温室效应和臭氧层减薄是一个全球性的效应，而臭氧浓度过高，则只发生在地面附近，烟雾和酸雨也是发生再污染源的附近地区，特别是人口密集地区。此外，汽车的排气污染又具有污染源的流动性、污染状态的稳定性、污染危害的直接性等特点。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这些由汽车带来的负面效应都已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二、环保型汽车技术创新知识的公共性

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产品的存在。要判定某物品是否是公共产品要首先判断其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即根据边际使用成本与边际拥挤成本的大小来判断其非竞争性的程度；然后，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排他性，根据其排他成本(排他的可行性)的大小来判别其非排他性的程度。

环保型汽车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其中的R&D活动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以论文、专著、专利、工艺、程序、配方、试产品、概念模型等知识形式为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以物质产品形式表现出来，即技术创新所提供的是科学技术知识产品(ideas)(Romer，1990)。

环保型汽车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知识产品在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知识品是可以无限重复使用的，某个消费者对知识品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另一个消费者对该知识品的使用，即消费边际成本为零。不同于其他公共产品的是，对知识产品的消费不仅不会引起知识的损耗而且还有可能会增加知识产出。以环保型汽车中燃料电池双极板流道设计的技术研究成果为例，当一种流道形式被设计成功后，越多的深入研究和试验结果可以对此类流道形式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并不断对其性能进行优化。政府应更为广泛的搭建科技公共信息平台，促进技术共享与交流，提高我国环保型汽车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

知识产品一旦创造出，任何具有相关知识的人都可以使用它。在不存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的条件下，复制、传播和使用知识产品的成本与知识产品的生产成本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知识产品的高度外溢性使得其排他成本极高。知识产品具有占有上的非排他性，至少部分地具有这种特点。专利制度的确立使得知识产品部分地具有了私人产权，排他成本大大降低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品的“搭便车行为”问题。正如道格拉斯・诺思(1998)所说：“一般而言，创新都可以毫无代价地被别人模仿，也无需付给发明者或创新者任何报酬。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相当晚期都未能就创新发展出一整套所有权”。“只有在专利制度下，鼓励技术变革和将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到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一整套机制才能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因此成为国家鼓励技术研发，促进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存在专利与知识产权的条件下，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够确立产权，有的知识产品即使有了私有产权也不能阻止其收益的大量外溢(如专利过期、模仿创新)，也就是说知识产品存在非排他性程度上的差别，或者说，不同知识产品的排他成本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政策采取除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政策手段，对知识的创新予以鼓励和支持。

三、环保型汽车技术创新的外部性

由于知识品公共性的存在，一个机构主体可以在没有市场交易的条件下无偿获得其他机构主体的技术创新成果。这种情况被称为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spill over effect)，也可以理解为知识产品的外部性。

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外溢效应。首先，尽管专利为专有技术的所有者带来了产权保护，但专利保护在法律上有时间限制。一旦专利过了保护期，其他企业则可以免费使用。另外，由于构成专利技术知识信息的大部分内容可见于专利申请案中的专利发明说明书，绝大多数专利说明书均公开刊登在出版物上，在相应的技术领域中有兴趣的人都可以

得到这种信息。一个企业可以无偿获得专利的信息并利用其专利发明的思想支持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这将使专利转让无法全部实现专利发明的社会价值。二是联系(linkage)效应(李平，1999)。一个技术上具有优势的企业与其供货商和客户发生联系时，这些厂商和客户可能通过业务联系从该企业免费获得先进产品和工艺的知识，于是外溢效应得以产生。在环保型汽车发展的当前阶段，一些关键技术(尤其在于代用燃料、混合动力汽车方面)对企业或研究单位往往有着决定命运的作用。在商业合作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共享与保密的关系，成为一些科研部门和企业头痛的问题。三是人员的流动。研发人员是新技术知识的载体，研发人员的流动使新技术知识在企业间得以流动，形成外溢。从以往经验看，我国汽车界技术人员的流动速度并不快，企业对于人员流动造成的知识外溢通过签订保密合同等方式进行了规避。但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环保型汽车关键技术对于人员载体的依赖性逐渐提高，避免人员流动造成的知识外溢是企业需要关注的新问题。四是市场溢出(李正风等，1990)。创新产品的市场开发需要成本。而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市场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有关信息可以被其他企业免费获得。同时，创新企业开拓出的市场中会出现无法满足的市场需求，这种剩余市场空间为其他企业进入同类创新产品市场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创新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溢出，能够为其他企业带来收益，属于正外溢。这种外溢不仅发生在微观企业层次，产业技术创新也能够对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产生外溢，同样这种外溢也能发生在国家层面上，能够提高整个产业和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又由于外溢效应，创新者的成果部分或全部被他人无偿使用，使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存在外溢差距(spillover gap)，创新者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削弱。

这为政府干预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等手段来弥补外溢差距，使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至于削弱，同时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达到最优。

四、环保型汽车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技术创新面临的另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是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最早是概率论术语，是用随机事件或随机变量来描述的，指随机事件发生与否或随机变量的取值在事先是不知道的。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首次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作了重要区分，认为风险是概率已知的不确定状态，不确定性却是并不知道未来事件概率的状态(SLundsted，1982)。

技术创新涉及到探索、发现、试验、开发、模仿以及采用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组织结构以及新技术的商业化。这一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包含了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它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与R&D活动紧密相连。在R&D活动本身开展之前，几乎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在探索什么，因此，技术创新努力所带来的技术(甚至进一步的商业)结果事先很难知道。正如目前环保型汽车的发展现状。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例，由于燃料电池是基于氢气和氧气(空气)发生电化学反应的理论研制而成的，其反应生成物是水和电子，环境污染为零，一时间收到能源研究界广泛的追捧；但由于质子交换膜技术(燃料电池关键技术)难关难以逾越，业界对燃料电池的热情有所下降；随着世界几家膜生产企业介入此项技术研究，膜技术被攻克，燃料电池又重新受到重视；而矿产专家对于铂金(燃料电池反应催化剂)储量调研结果的发表(研究结果显示世界铂金储量不足以发展燃料电池技术)，又再次造成燃料电池技术受到强烈的质疑。如此波折的过程是技术结果难以预期的典型实例。

而在R&D活动展开之后，发明者和企业家对于技术向何方向发展，多长时间能够取得成功，也都没有确切的把握。根据曼斯费尔德(M・Mansfield)的研究，不同的技术创新项目的技术成功的概率是不同的，但总的成功的概率不高(Beije，1998)。

市场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与新技术的商业化相关联。技术创新的目的是商业化，但技术创新的成果能否立刻被市场所接受，能否在生产规模化、营销定位等方面达到市场的要求，在这些方面技术创新又面临着不确定性。此外，是否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和利润空间保证起初R&D投入的回收和盈利，企业家不一定有绝对的把握。即使新技术在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创新企业还要面对竞争对手的挑战，特别是由于技术外溢的存在，其他竞争对手通过对新技术的模仿可以在短时间内以低成本形成市场力量，对创新企业形成阻碍。

很明显，在基础研究初期阶段、共性技术研究初期阶段以及市场推广初期阶段政府应给予经济、政策方面的支持与保护，降低社会组织在此技术生命周期中的风险，促进环保型汽车的健康发展。

五、环保型汽车发展的信息不对称

上述三类市场失灵问题直接导致了环保型汽车发展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安沃・沙赫(2000)认为，R&D项目实施者同其资助者之间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限制了对R&D项目的资助，是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之一。一方面技术创新的实施者为了防止技术外溢必须使技术创新的信息保密，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资助者为了判断投资的方向和规模，降低投资风险，又必须获得关于技术创新项目的详尽信息。这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结果使许多项目因缺乏资助而终止。

技术创新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限制了创新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易行为，可能使新技术的盈利能力降低。创新企业一方面通过专利许可允许其他企业使用本企业的专利进行生产，但另一方面为防止过多的技术外溢又不愿意提供关于专利的有用的信息，这使专利所有人和使用人之间的技术交易出现阻滞。同时，专利许可证的授权方还要监控专利使用者的产品产出量来按单位计算特许权使用费，这种监控活动的成本很高，甚至会使得监控成为不可能。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交易之外增加了技术创新和技术交易的成本。

第8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第9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 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 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

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 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 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 解决对策

3.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

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

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3.3 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3.4 讲解要有条理，帮助学生抓住重点

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庞杂，如何讲解才能使学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线和重点呢？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总结。比如讲解资本主义部分时，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部分内容分散于各个章节中，学生不好把握。教师就要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现理论和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括对资本总公式矛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剩余价值实现理论包括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讲解社会主义部分时，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面对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部分，教师首先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太多了，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在教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讲授的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主线，以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发展的规律，对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质的不同进行讲解。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思路清晰，讲解才会有条理，学生才能抓住重点。

3.5 改进成绩衡量标准，使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成绩衡量标准，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经常会有学生抱怨平时课堂上认真听讲了，课后作业做了，可最终的成绩却不理想，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改进成绩衡量标准，对于平时课堂上听讲、讨论、提问等环节表现良好的学生加分，并以平时成绩形式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中，在期末考试时加大案例分析题型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其的竞争意识，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8，（4）.

[2]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