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国酒文化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一、设置专题，力求深入

本科阶段，一些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概论》，往往受到学时、教材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在教学过程中容易走马观花，难以深入。就教材而言，大多依据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以及阴法鲁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等教材。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大多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渊源、经济基础、发展历程等入手，再分章节讨论中国文化之分流如宗法制度、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历代官制、天文历法、建筑风格等，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教材侧重于分章讨论，但内容显得驳杂浩瀚、难以精专；有些教材则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发展历程的揭示，分各个时段进行论述，脉络虽清晰，但宏观阐释不足。这些教材有助于学生对中国文化基本知识点的学习，但也易流于表面，讲授深度往往受到牵制。研究生阶段，如果再将这些教材的知识点复述一遍，将有悖于研究性教学的总体特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

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研究生教学要求，设置若干专题，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细微，旨在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及科研创新能力。笔者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共计36课时，大约每6个课时讨论一个专题，分“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先秦文化典籍精读”、“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历代制度史”、“中国美学通论”这六大专题对中国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在于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内在起承转合规律，探讨各阶段文化之总体特点。“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通过经典阅读，引导学生掌握先秦文化原典的思想精髓。具体选择《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礼记》、《诗经》等原典，采用现代比较规范的注本进行精读，追寻经典之本意，思考其中的现实参照意义。学术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侧重于探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士人道德操守及其中国文化之影响，分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进行集中探讨。“中国史学概论”在讲述中国史学史的基础上，通过精读《史记》文本，初步了解中国史学思想及文化影响。中国历代制度演变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因此“中国历代制度史”主要探讨某一时段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之兴衰演变，以求通过制度反思而关照当下。“中国美学通论”则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宗教等审美特质，揭示中国美学的独有内蕴。之所以如此划分专题，既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又涉及古代文化的经济、政治、学术、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将宏观和微观结合，力求深入浅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反响较好，大多觉得上课收获颇多。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史专题，他们既能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又能对一些文化史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讲论结合，互动交流

研究性教学重在引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转变其固有思维方式并提升其科研能力。因此，在授课方式上，不能采取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更要将授课、研读、讨论、互动相结合。笔者采取的讲授方式为：讲论结合，精读原典，分组讨论，课程作业。所谓讲论结合，是指每个专题先由教师讲解两个课时，或是总体论述该专题，或是论析某本典籍，或是对某个具体话题深入探讨，内容不拘，形式自由，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精读原典，主要让学生课后对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典籍及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阅读。具体六个专题各列出书目，如“中国文化发展历程”阅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阅读《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等书，“中国学术思想概论”阅读钱穆《国学概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中国史学概论”阅读王伯祥《史记选》，“中国历代制度史”阅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美学通论”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每个专题大约要精读一到两本书，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上，再让学生讨论则有话可谈，言之有物。

“学而不思则罔”，阅读经典之余，更要乐于思考、敏于答问。本课程在教师讲授以及课后阅读之后，也颇重视课堂讨论，对中国文化史诸多专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先秦思想文化中儒家与道家思想存在异同，在课堂讨论时，笔者将学生分为儒家、道家两方，分别阅读儒家和道家原典之后讨论儒家及道家关于“道”的理论，有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不太关注个体而重视群体性道统，当时就有学生反驳说儒家也重视个体的尊严、道德修养等。在激烈讨论之后，笔者对双方论点进行评析，指出先秦思想的复杂性，不可仅以儒家或道家笼统论之，即使儒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也有差异性。通过大胆质疑、相互切磋，学生的视野得以开阔，研究视角日趋新颖，为日后科研及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课堂讨论之后，笔者要求学生将各个专题以课件的形式展现给在座同学，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独立收集材料、开展研究的能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得学生自身讲课水平得到提高。如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这一练习过程中，有学生做出“情迷唐代”的精美课件，讲述唐代历史文化，并解读其热衷于唐代文化的原因，受到在座学生的好评。又如阅读《史记》时，一些同学详细分析《史记》中诸多不大出名的历史人物，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命运，解读中国历史的诸多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再如讲到“中国美学通论”时，有同学对汉服极为感兴趣，作出“儒雅的汉服”的学术报告，整个报告图文并茂、内涵丰富，让在座的同学皆感受到传统服饰之美。通过以上诸多授课方式，使得原本单调的课堂丰富多彩，对于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反应、积极思考等方面也作出了较高的要求，使学生得到极好的训练。

三、实地考察，经世致用

古语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典籍记载的传统文化往往不够形象可感，学习中国文化史也要重视实地考察，充分借助博物馆、历史遗迹等资源，通过实地探访，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借助课余时间，笔者组织学生参观了扬州的寺庙、博物馆等历史遗迹。通过实地考察，学生了解到佛寺的基本布局、佛像的宗教内涵、民间的特点等，使得原本颇有距离的宗教文化变得切实可感。在博物馆参观时，笔者侧重讲解“广陵潮”、“雕版印刷馆”等几个颇有特色的馆藏。学生进一步了解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历代扬州文化的发展等知识，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刻板及印刷也有了深刻认识。这些不仅使得书本知识落实到实处，也增加了学生的兴趣，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学习中国文化课程也当如此。在课堂上，笔者较为重视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情怀的培养，呼吁学生将传统文化学以致用。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平时的课堂讲授中，笔者有意识地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载道”等话题进行讨论，试图让学生建立起文化自尊感和历史责任感。通过阅读经典，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文化反思能力。与此同时，笔者还提醒学生要熟悉民族文化精髓，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充满底气。注重提升自身涵养及人生境界，不断自我完善与心态调整。通过学习文化经典，形成健全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实现社会价值及人生价值。诸如此类，皆是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照出发，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反思社会、传承文化、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些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的最终目标。

总之，笔者通过对教学内容的设置、课堂形式的改革、课外教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创新。通过诸多尝试，使本课程既能符合研究性教学的要求，又能增进学生学养，树立起良好的价值观念，为日后的工作及生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湖南：岳麓书社，2003.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第2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第3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科学界在大力推动农业信息化的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反思，但几乎没有伦理层面的相关论述和指导。本文借鉴了现有农业伦理、信息伦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对农业信息化多年的关注和思考，试提出以下问题并给出对策。

1 我国农业信息化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1.1 信息资源垄断与共享的问题

现在信息不对称是很常见的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由于信息资源的开发、收集需要成本，信息的开发收集成本的高低决定了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当信息的开发收集成本大于从中获取的收益时，信息获取困难，反之，则容易获取信息，信息不对称现象也就由此产生。二是由于信息传递需要时空的原因，信息具有时滞性的特点，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获取信息的时间也许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先得到信息的一方会比后获取信息的一个更有优势，这也是不对称的一种形式。

政府相关部门通常容易获取宏观层面的信息，而农业从业者尤其是普通农民只能获得局部信息。相关部门要从农业者处获得局部信息（如产品检测、财务等信息）往往容易，而且为了便于管理和监控，有时这种信息采集行为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能及时获得最新的信息。但是农业从业者要从相关部门或得其需要的信息往往是困难的，有些信息不被允许获得，有些信息不能被免费提供，有些信息公布时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

所以在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控制中，政府相关部门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如果农业信息化的目标是造福农业从业者，相关部门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促进信息的共享。而现状更多的是重采集（农业从业者采集新数据）、轻利用（共享已有的部门数据）。

1.2 政策扶持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在《全国农村经营管理信息化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有如下关于加强农经信息化基础条件建设的指示“按照‘因地制宜、需求导向、填平补齐’的原则，推进农经信息网络建设。中西部地区的乡镇农经机构要满足基本的上网条件，东部基础较好的地区，要以宽带网络提升为重点，满足农经业务的升级需求。加强农经信息服务终端建设，推进农经信息进村入户，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触摸屏等电子公示设备。农经信息网络与服务终端建设项目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以上只是众多农业信息化政策中的一个缩影，里面对基础不同的地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东、中、西地区本来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有了较大差距，如果为了效率在信息化上继续重点支持基础好的地区（集体）同时牺牲基础不好的地区（集体），岂不是会将其间的差距拉得更大，公平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1.3 “模式复制”对多样性的损害

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和经验不足等原因，农业信息化很难做到“因地制宜”。推进者和执行者往往直接照搬外国农业信息化或者我国工业信息化的成功模式。这种模式复制表面上看是信息层面的，而深层里，模式包含着前使用者的生产管理方式乃至文化和价值观。对先进生产方式的使用，意味着对旧有生产方式的更替，也意味着对旧有农业文化的放弃。

在谈到浙田传统稻鱼共生系统被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批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试点之一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说：“在我看来，一种生产方式的消失就好像一个物种的灭亡，对于人类来讲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然而，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稻鱼共生’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保护和发展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

比起经济上的成效，文化多样性的损害往往不被重视，因为可能短期之内，看不到这种后果的严重性。

1.4 “信息依赖”对人能动性的限制

理想的农业信息化试图将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农村和农业经济各个领域中，包括：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农村科技活动信息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信息化、农业资源环境信息化、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农产品交易信息化等。全面的信息，使得精准农业成为可能，使得农业整体效率得以提高。

在互联网框架下，物可以通过信息反射与人对话，人的主体和支配地位被弱化或者消亡。其后果是在生产中，人们只看到信息的力量，只看到技术和机器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作用。没有技术物，没有机器，没有信息，人就不能生产，就不能利用自然资源，就不能满足生存需要。在全方位的农业信息化技术面前，人只是个旁观者，只是个被动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信息决定人的工作，人要去适应信息化，人没有主动性，人没有自主性。

1.5 信息犯罪与农业安全

在信息系统设计的过程中漏洞在所难免，再加上黑客的入侵，信息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或多或少一定会出现安全失范。而现在的信息安全技术措施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美国的相关专家认为：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绝对可靠的防范措施可能永远找不到”。并且信息犯罪的威胁很大，因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及其犯罪手段的智能性，造成其不仅成功率高还很难破案。

农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基础，也是其它产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原料源泉。一旦整个农业领域都受到信息化的控制，而信息犯罪发生又难以防范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我国农业信息化中伦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2.1 重视伦理体系建设在农业信息化的作用

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当技术的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

农业信息化的负面效应相对其他新技术来说是较容易预见的。因为在工业生产、医疗、商业、社交等信息化较为成熟的行业，负面效应已经有所体现。另外，农业在其他新技术如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中，也已经产生了非常严峻的问题。相关技术、伦理专家可参考这些事实及其伦理成果，建设我国农业信息化的伦理体系。上文提到的问题1.3和1.4也可以在农业信息化的过程中提前预防了。

2.2 通过政策体现农业信息化的伦理价值目标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是国家政策价值目标相互协调、相互平衡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到公民的政治利益，而且涉及到公民的经济利益和伦理道德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如何平衡、协调好政策的价值目标，确保公民“正当权益”不受损害，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公共行政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上文提到的问题1.1和1.2就与政策的伦理价值目标遭到轻视有很大的关系。希望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正视农业信息化中的伦理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价值目标适当牺牲，主动引导社会各界对伦理问题进行思考并加以解决。

2.3 将伦理道德加入农业信息化的教育体系

第一，需要对农业信息化相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伦理教育。最好能从学校教育起就开设相应的技术伦理课程，工作中也需要接受相应的培训。使得这类人员在农业信息化技术的设计、创新、实施过程中，都能有伦理思维的指导。

第二，需要对农业信息化的接受者（农业从业人员）进行伦理教育。使得农业从业人员可在农业信息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在觉得自己（及其环境、文化等）的利益受到技术威胁时，可以依据伦理价值进行反抗。而不是现在只能被动地接受农业信息化的实施。

第三，需要对社会公众进行农业信息化的伦理教育。农业的变化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公众有权力对农业信息化技术的伦理问题提出相关质疑和意见，也有责任制止任何形式的对农业有害的信息犯罪。

2.4 做好农业信息化的立法准备

由于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各种伦理问题尚不突出，故现在还不是出台相关法律的好时机。

第4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反倾销；绩效；实证分析；化工行业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国外研究回顾

反倾销是历史最为悠久、最为重要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国外学者对进口贸易救济机制的研究起步较早，其成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集中于多边和单边的贸易救济机制，如ChadPBown(2005)，MaraFroese和DanielDrache(2007)等人认为，反倾销、反补贴是目前WTO成员最经常使用的限制进口工具，且发展中国家使用这些措施的频率越来越高。第二类研究集中于产业贸易救济机制，如AbbasM.Raza(2005)分析了WTO规则的产业保护问题，mAndreaHolecek(2007)和CharlotteN.A.(2002)分别探讨了钢铁和纺织产业的贸易救济问题。第三类研究涉及反倾销效应问题。Krupp和Patricia(1996)利用1976至1988年间美国化工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据考察了贸易转移效应，他们按照调查中被提名的进口来源地和未被提名的进口来源地，将数据划分为两类，深入分析了反倾销调查过程以及终裁结果对两种不同来源进口产生的影响。ThomasPrusa(1997)将这一研究扩展到全部产品中，表明贸易转移效应确实存在，且极大地降低了国内申诉企业通过反倾销保护所获得的收益。H.Vandenbussche和J.Konings(2001)认为，反倾销能激励国外企业进行突破贸易壁垒型的直接投资，在实施反倾销的国家设厂生产并销售。BruceA.Blonigen和Robertc.Feenstra(1997)利用1980至1988年间美国STC行业数据分析了反倾销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即使最终并未征收反倾销税，仅是反倾销申诉和调查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企业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BemardM.Hoekman和MichaelPLeidy(1992)对反倾销措施在上下游产业间的继发性保护效应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认为反倾销措施会从上游产业向下游产业扩散，同时，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可能会引发上游产业提起更多的诉讼。

(二)国内研究回顾

我国学者对贸易救济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对贸易救济的概念、性质、规则和制度进行研究，如李毅(2005)、王云飞(2006)等详细介绍了各种贸易救济措施并进行了比较。也有学者考察了典型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救济措施，如翁国民(2007)和朱庆华(2006)分别研究了美日和欧盟的贸易救济制度。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反倾销的经济效应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宾建成(2003)对我国首个反倾销案例——新闻纸反倾销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鲍晓华(2005)利用1997-2004年中国反倾销案8位数税号的涉案产品数据对反倾销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我国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和贸易转移效应。于璐瑶和冯宗宪(2007)则分析了反倾销对外商投资与国内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

目前，我国国内学者对反倾销效应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已相当深入，达到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水平，实属不易。然而，与国外反倾销实践相比，我国反倾销案件高度集中于化工行业，对这一行业反倾销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可以为今后其他行业的反倾销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时，自乌拉圭回合协议生效后，非关税壁垒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救济措施日益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反倾销案件数量骤然上升，这一态势更为明显。因此，我国今后也必然将反倾销作为保证产业安全、维护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手段，对化工行业反倾销绩效进行分析，可以为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法规和措施提供依据。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我国1999年至2004年立案的25起(两次重复立案合并计算)化工产品反倾销案为分析对象。在这些案件中，最终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的有20起，占全部案件的80％；因对国内相关产业无损害而终止调查的2起，占8％；应申请人请求撤诉的3起，占12％。2005年及以后立案的案件，因难以获得其立案后第三年，即2008年底以后的全部数据，所以无法将其纳入到分析对象中。但因本文选取的样本相对较多，所以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各类化工产品从指控对象国(即被诉国)的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来自《海关统计年鉴》，被诉国的进口市场份额，由被诉国进口量除以进口总量获得，而被诉国及非被诉国的进口单价由其进口额除以进口量获得。下游产品的产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化学工业年鉴》。为便于比较，除非特别指明，数据的时间跨度为6年，分别是立案当年t0，立案前两年t-1、t-2，立案后三年t1、t2、t3。以t0年的数据为基准，其它年份的数据则以相对基准年份变化的百分比来衡量。

三、我国化工行业反倾销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反倾销对相关化工产品进口数量的限制作用

为分析反倾销对相关化工产品进口数量的影响，以立案当年的涉案产品进口数量为基准，以t-2到t-1和t-1到t0期间的进口量变化趋势为参照系，考察立案后续三年被诉国进口数量所占市场份额变化的趋势特征，按照反倾销对相关产品进口数量的限制作用从大到小排列，可以把这25个案例分成4组。第1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数量的限制作用非常显著，包括丙烯酸酯1、已内酰胺、水合肼、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环氧氯丙烷，立案后连续三年，来自指控对象国的进口数量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量的比例逐年降低。第2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数量的限制作用比较显著，包括二氯甲烷、聚酯切片、丙烯酸酯2、丁苯橡胶、苯酚、MDI、乙醇胺，立案后连续两年，指控对象国的市场份额都逐年降低，t3年降幅开始趋缓。第3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数量有短期影响，包括聚酯薄膜、邻苯二酚、邻苯二甲酸酐(苯酐)、聚氯乙烯、TDI、氯丁橡胶、三氯乙烯，立案后连续三年，指控对象国的市场份额都有所下降，但是自t2年开始缓慢回升，t3年除TDI外，基本都呈环比上升态势，不过仍未超过基年水平。第4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数量几乎没有影响，包括聚苯乙烯、饲料级L-赖氨酸盐酸盐、三氯甲烷、双酚A、三元乙丙橡胶、呋喃酚，立案后，指控对象国的市场份额变化幅度不大，其中三元乙丙橡胶、双酚A市场份额还高于立案当年。

(二)反倾销对相关化工产品进口价格的影响

以立案当年的涉案产品进口价格为基准，以t-2到t-1和t-1到t0期间的进口价格变化趋势为参照系，考察立案后续三年被诉国化工产品进口价格的变化，按照反倾销对价格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可以把这25个案例也分成4组。第1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包括二氯甲烷、聚苯乙烯、聚酯切片、邻苯二酚、丁苯橡胶、TDI、双酚A、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见图5)，立案后连续三年，进口价格显著上升，且增幅逐年加大。第2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比较明显，包括苯酐、聚氯乙烯、苯酚、MDI、氯丁橡胶、水合肼、三元乙丙橡胶、呋喃酚，立案后连续三年，进口价格上升显著，但与第1组案例不同的是，t2年到t3年增幅趋缓。第3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价格有短期影响，包括丙烯酸酯1、乙醇胺、三氯甲烷、三氯乙烯、环氧氯丙烷，立案后连续两年，这五种产品进口价格持续上升，但t2年的增幅相对t1年已有所下降，到t3年价格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可见反倾销效应的持续时间较短。第4组案例，反倾销对进口价格影响具有滞后性，包括聚酯薄膜、饲料级L-赖氨酸盐酸盐、丙烯酸酯2、已内酰胺，这四种产品的进口单价在立案后第一年有微幅下降，可能是指控对象国低价倾销策略的持续作用所致，第二年进口单价开始大幅上升，第三年继续保持上升趋势。这四组案例表明，虽然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反倾销对涉案相关化工产品的进口单价有明显影响。

(三)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

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反倾销立案和调查都起到了减少指控对象国进口数量、明显提高进口价格的作用。除此之外，如果指控对象国减少的市场份额被非指控对象国的进口增加所填补，还会发生贸易转移效应。

丙烯酸酯、邻苯二酚以及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这三起案例，是中国对同一税号化工产品先后两次提起反倾销指控的特殊案例，可以印证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这三起案例中，第一次反倾销指控对象国的市场份额迅速向第二次反倾销指控对象国转移。表现为第一次指控对象国的进口份额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第二次指控对象国的进口份额大幅上升，两次指控对象国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还应看到，第一次终裁的有效期将满时(通常是终裁之后第5年)，第一次指控对象国的进口份额又有抬头趋势，邻苯二酚和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都是如此。2009年8月25日，商务部公告，决定自26日起继续对原产自欧盟的邻苯二酚实施反倾销，期限为5年，成为对同一税号产品先后三次实施反倾销的特例，后续效应还需跟踪研究。

(四)反倾销对下游产品产量的影响

我国化工行业反倾销对象主要为原料和中间产品，反倾销实施后，给下游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为产量的变化。在裁定征税的20起案例中，以商务部终裁公告中提到的下游产品为备选对象，剔除重复产品，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选择14种产品为分析样本来考察反倾销对下游产品产量的影响，按照影响程度从强到弱排列，结果也可以分为4组。第1组案例对下游产品产量影响最大，反倾销立案产品为聚酯薄膜、聚酯切片、苯酚、氯丁橡胶和三氯乙烯，对应的下游产品分别为塑料薄膜、初级形态的塑料、酚醛树脂、胶管和合成洗涤剂。立案后连续三年，与基期相比，下游产品总产量虽然在增加，但增长率却在下降，最大降幅达27％，最小降幅约为4％。除了胶管产量在第三年大幅上升外，其他下游产品的产量都受到了上游原料和中间产品反倾销的影响。在分析样本中，这一组案例涉及的产品数量最多。第2组案例对下游产品产量影响较大，反倾销立案产品为水合肼、呋喃酚、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和环氧氯乙烷，对应的下游产品分别为化学药品原药、化学农药原药、食品添加剂和环氧树脂。立案后一年，与基期相比，下游产品总产量的增长率都有所下降，最大降幅约24％，最小降幅约3％。立案后第二年，下游产品产量的增长率基本恢复到立案前两年的水平，上游产品反倾销的影响是短期的。第3组案例对下游产品产量基本没有影响，反倾销立案产品为己内酰胺、邻苯二甲酸酐和丁苯橡胶，对应的下游产品分别为化学纤维、不饱和聚酯树脂和轮胎外胎。与基期相比，立案后下游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没有明显变化，轮胎外胎的产量在立案后第三年的增长率还明显上升。第4组案例对下游产品产量的影响呈起伏波动状态，反倾销立案产品为丙烯酸酯1和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1，对应的下游产品分别为涂料和合成橡胶。立案当年，下游产品产量增长率有所下降，立案后第一年回升，第二年增长率又开始下降，第三年再度回升，产量很不稳定。实际上，这两种下游产品所对应的反倾销对象恰好是我国连续两次针对同一产品重复立案的特例，由于两次立案调查的年份不同，所以下游产品产量波动较大。这不仅印证了前面所分析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也说明丙烯酸酯和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的反倾销立案和调查对下游产品的产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通过对我国化工行业反倾销绩效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反倾销使我国相关化工产品的进口单价上升、进口数量减少，虽然不同案例的限制作用发生的时点和持续期限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进口价格、限制进口数量的作用，这对保证我国产业安全和维护国内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实施反倾销过程中，对于一些产品，指控对象国和非指控对象国之间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反倾销对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的保护力度。重复立案可以抑制贸易转移效应，但会给下游产业带来影响，下游产品产量波动较大。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倾销对下游产业带来了冲击。化工原料或中间产品的反倾销引起下游产品产量增长速度下降，说明反倾销的负面效应确实是存在的。

(二)启示

第5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阳性文化；阴性文化；和谐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倾向，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杀现象，中学生、研究生还有青年教师，甚至中青年的博士生导师，都曾经报道有自杀现象;再如不良商贩似乎也越来越多，如“黑心棉”、“黑心米”、“黑心肉”以及“黑心奶粉”事件等;暴徒砍死砍伤多名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生暴力现象也屡次出现，如马加爵事件，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在学校门口砍死另一位17岁的学生，只是因为一个女生的QQ号而吵架，甚至有四名中学生只是因为好玩而打死精神病患者的事件发生。如此漠视生命，道德缺失，这样一些社会现象，不由得我们不深思。对于自杀现象，有人曾经做过调查总结得出，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家庭变故、心理障碍等等，是导致轻生的几个主要原因;对于不良商贩，则有人归结于中国人缺乏信仰约束，以及过于务实，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而对于学校暴力事件，则是由于学校的心理教育不够及家庭等因素造成的。诚然，上述的具体原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在现如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中，中国现代教育中的西方科技文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未处理好所导致的。

自19世纪中期中西方文化开始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大举人侵中国文化，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等，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西方先进科技教育为主，所教授的思想及理念也多是西方观念，甚至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全西式的教育，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选择性的忽略，这是不对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沉淀和底蕴，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贸然否定任何一种都是错误的，应该抓住不同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时俱进，扬长避短，有机结合。

对于文化差异，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而早期的科学活动往往是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宗教文化又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科学理念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着人文科学、宗教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宗教是独神论的宗教，它具有较强的理性、理想化、排他性以及侵略性等阳性特征，是一种刚性(阳性)的文化，这从西方宗教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多次的等事件便可看出来。这样一种刚性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强力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和人类，这对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它使得近代科技在西方产生并迅速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而随着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高速发展，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宗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白然科学技术以及数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逻辑性、唯一性等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们的思想以及世界观，使之更具阳性特征。

这也是近代西方社会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大肆进行侵略、扩张、掠夺，以及种族歧视等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原因。西方文明注重技术层面的探索，利用技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己斗”，在“斗”中发展，这在一定时期对人类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正因为“斗”，这也是一种很容易产生争斗的文化，如宗教战争、种族战争、侵略等，不利于人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和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这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以及一个强调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道教强调的是无为、隐世、顺应自然、与自然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深受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的影响，由达摩祖师所创立的禅宗，以及其他流派，如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等，它们与道教一样，都是强调容忍、包容等，具有很强的阴性特征，都是柔性(阴性)文化;而儒家思想，一方面，它强调积极人世、治世、上进等，具有一定阳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它又强调和谐、宽容以及中庸等，具有一定的阴性特征，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在上层精英阶级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而在广大普通群众阶层则是柔性文化。

总体来说是一种阴性为主的文化，它注重社会的稳定性及人的根性方面的探索，主张“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己和”，这种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顺应自然，或者是轻度的改造自然，它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它使得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并持续发展着，然而这种文化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以至于近代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由于技术落后而倍受欺凌。

第6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化专有项 目的论 翻译策略 鲁迅小说选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由于各国文化在传统习俗、、审美情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语言中包含着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即文化专有项。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专有项翻译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翻译成适当的英语，对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的论简述

以人类行动理论、现代交际理论、接受美学、语篇语用学为理论来源，历经赖斯、弗米尔、曼塔莉和诺德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而翻译目的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核心理论，因此功能派翻译理论常被称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弗米尔把翻译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它既涉及语言又涉及文化的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诺德将译文按其交际功能分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是对源文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间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所作的“文献记录”，源语文化特色在译文中保持不变，翻译方式无需根据目的语境作出调整。工具型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即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译文根据自身目的对源文作出调整。这两种翻译模式更为全面，更为包容，更为开放，为译者提供了更为实用的翻译策略指导。[1]

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离骚》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巴金、鲁迅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同时也将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杨氏夫妇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

从杨氏夫妇的翻译实践不难看出，他们的翻译目的就是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向西方传输中国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国文化，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杨宪益曾在《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中提到，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信”和“达”则是缺一不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减。由此可见，杨宪益坚持“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3]

基于以上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原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化专有项时，采用了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四、《鲁迅小说选》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鲁迅小说选》中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堪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为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了文献型翻译的方法，如音译、直译、解释，从形式和内容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做到形神兼备，同时用意译和替代等工具型翻译方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一）文献型翻译

1.音译

音译指用目的语中与源语内容发音接近的表达方式来翻译，能完整地保留源语的语音形式，通常用于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专业技术术语等的翻译。随着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许多音译词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

2.直译

直译指译者在翻译时不仅保留源文的内容和神韵，并且尽可能地保留源文的形式和风格，做到传神达意，形神合一，这是翻译文化专有项的一种常用方法，可以丰富语言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时大量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3.解释

由于“文化缺省”的存在，有时单独的音译或直译可能会造成外国读者的误解，若在其后加注释，既能体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让外国读者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以增长见闻，同时可以弥补文化空缺，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化专有项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以促进文化交流。

（二）工具型翻译

1.意译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死板的逐字翻译可能会导致“中国式英语”。为避免这种情况，可采用意译，即在忠实于源文意义的前提下，译者不再拘泥于源文的形式结构，以简洁的翻译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源文的内涵。 如：丁举人 Mr. Ding， the provincial-grade scholar， 子曰诗云 the Confucian classics，中状元 come first in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4]

2.替代

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可以用英语中一些与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相似文化意义的表达方式来替代，这样的翻译很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如：四文铜钱 four coppers， 六斤五两 six pounds five ounces， 六尺多长 over six feet long。[4]

五、不足

作者认为，杨氏夫妇的翻译也存在一些瑕疵。有些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没有表达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对于那些缺乏相应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来说，就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误解。如“清明”一词，即使是威廉·莱尔也把它翻译成了“Clear-and-Bright Festival”，很明显，他误解了清明节的天气状况和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外国读者。而杨宪益可能出于对译文流畅性的考虑，仅仅把“清明”音译为the Qing Ming Festival，应在其后加上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另一个例子是杨宪益把“豆腐西施”意译为“Beancurd Beauty”，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西施和beauty 之间的关系，若加上注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文化空缺。

六、结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的目的与意图，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采用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又考虑到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实现了他们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目的。语

参考文献

[1]卞建华.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付智茜，杨小刚.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思想的描述性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8）：153-155.

第7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金融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金融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正确地认识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和风险，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如果只看重其利益而忽视其风险防范，就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在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创新日趋活跃的今天，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加强，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化解风险的关键是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够有效地规避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益处。

金融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在金融风险发生时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给各国政府再次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各国政府加强国际金融业务合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从而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显得脆弱，所受到的影响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风险防范与监管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一、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凸显的风险分析

1978年以前我国的金融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国际化状态。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之后我国开始建立起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行业为支柱的金融产业，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提高了各国政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共识。我国金融体系虽然近年发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环境变化时就有可能被放大并产生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银行业

我国银行业遵循审慎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对外开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原因，我国银行业存在着特殊的问题。

1、信贷质量差

近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信贷质量恶化。这些不良贷款的增长，在银行发生信用问题时风险有可能被放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导致银行业进入一种表面繁荣，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实际上隐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房屋空置率超过国际警戒线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给银行造成大量坏账。所以，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处置银行信贷质量，否则银行业就极有可能发生危机。

2、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大

我国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其中尤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由于目前银行大部分为国家所有，在有国家信誉做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没有存款方面的顾虑。尽管如此，基层单位却依旧出现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的现象，放贷方面普遍存在着盲目放贷、违规放贷的问题。

3、资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银行资本金率长期与此相差甚远。与此同时，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其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高风险、低资本的现状暴露了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方面的问题。

4、内部监控机制薄弱

我国银行业依旧缺乏良好的权力监管机制，业务流程不科学，监督不力，表现在对操作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差、组织结构设计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按理应是内部控制机制更为严格的部门，但屡屡发生的内部监守自盗问题，说明现有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银行业的内部监控机制，对银行业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二)证券业

我国证券业自1992年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我国股市自建立起就遗留下很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国股市很难摆脱政策市和暴涨暴跌的困境，这使得国内证券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

1、股市暴涨暴跌，股民投资心态不稳定

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很大，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因此，沪、深两市自开市以来就表现为股价的暴涨暴跌，价格波动幅度巨大，这除了市场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态的不稳定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

2、证券业融资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证券业融资都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极其有限。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看，债券融资占到整个融资渠道的大部分。美国资本市场中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当年未偿还的债券额度都分别占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公司债券的筹资额度为同期股票筹资的3倍，成为美国公司主要的筹资渠道。由于这种筹资渠道不仅仅能吸取大额资金，而且能够传达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显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信心，因此，美国公司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

3、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而来，国有股占绝对比重，“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导致了我国公司特殊的委托问题——“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使银行债权约束表现出无效性，债权人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无法进行股权的治理。一旦出现国际股市的异常，“内部信息”相应放大，就会人为加大股市的不稳定性，引致垃圾股驱逐优良股的现象，从而降低股市的质量，增加股市的风险。

(三)保险业

我国保险行业自建立以来，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长速度，但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1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

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的保险公司实力普遍比较弱。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开放，中资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日益凸显。

2、资金运用效率低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限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这样的限制导致了我国保险资金大量囤积于国有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每一次利率的变动都会使保险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损失，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险公司缺乏有效监管

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1997年颁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颁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2000年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我国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在保险监管方面，我国1999年成立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建设相对落后，这就导致监管不到位。同时，保险业规模较大，细节繁琐，其内部监控也没有达到快捷有效的程度，这些缺陷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保险业的市场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1、完善市场竞争体制，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者，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不但加大了企业的依赖性，也使得银行的竞争力不断减小。目前，急需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第二，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另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缺少体制外的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机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金融业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金融机构要适时调整贷款结构，关注那些具有国内市场需求前景，能够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大中型客户，在贷款规模上向它们倾斜。避免过度依赖外向型企业的传统习惯，以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分散转移能力，优化贷款结构。

2、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要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实行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组织创新，并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借鉴国外资本市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既符合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之路。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与金融机构本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无关系。

3、加强金融机构风险资产价值计量和风险度量

要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风险资产定价方法和定价工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及时计量，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资产定价体系。在风险度量方面，要大胆引进国外已经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改进，通过实际检验，逐步建立更科学、更符合我国自身特点的风险度量模型和工具，为决策者提供详尽的风险信息。

4、加强金融监管

第一，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在整个宏观层面，应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对金融市场货币流量的监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标准，及时将有可能引致金融风险的信息传到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二)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第一，加强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沟通，按巴塞尔要求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监管，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第二，针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第三，鉴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跟不上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步伐，我国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转换。加强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合作，扩大话语权，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面对此次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困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以获取知情权和控制权。投资策略上应选择积极稳健的分散组合，以取长远效果。

第8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跨国企业整合营销传播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跨国企业的全球营销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电子商务出现以后,跨国企业的这种变革要求显得更加迫切。一方面,电子商务有助于跨国企业实现价值链活动全过程的低成本资源调配整合。电子商务的应用使跨国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实现企业全球资源低成本调配整合。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跨国企业实现与客户的实时双向沟通,提高客户满意度。与传统的营销模式相比,电子商务打破了以往顾客单向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实现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双向信息流动,新鲜的市场信息源源不断的流入企业,使跨国企业可以根据不同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及时做出反应。

1.整合营销传播(IMC)

根据舒尔茨教授本人的定义,“IMC是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从消费者出发,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的传播过程”;概括地讲,IMC是为开发出反映经过一定时间可测定的、有效果的、有效率的、相互作用的传播程序而设计的。

整合营销的关键在于营销活动的中心由产品向顾客转移。舒尔茨认为:对于营销组织的最大的挑战是更多的去理解他们的客户和潜在客户的需求。在早期,市场发展的竞争阶段,企业只需要知道他们的产品经销渠道和价格;但在一个竞争市场环境,企业更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客户,他们希望从企业得到什么等等,企业营销必须从原来的营销4P转向5R,既Relevance(关联)、Receptivity(感受)、Responsive(反应)、Recognition(回报)和Relationship(关系)。简言之,营销必须从以产品为中心的方式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式,这也是整合营销的精髓所在。

2.电子商务支持下跨国企业的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传播要求营销机构从全局出发,运用一切传播方式和营销手段,对客户进行全方位持续性营销。而电子商务为跨国企业运用整合营销传播进行全球营销提供了最佳平台,其核心是引导营销方向由产品向客户转移。

(一)跨国企业营销起点和重心转移

跨国企业关注的起点将从自身向市场转移。传统的营销模式当中,企业的营销活动多以自身为起点,仅向市场提供自己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不但使跨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范围空前扩大,也使得实现差异化生产和规模效应并存成为可能。透过电子商务平台,跨国企业将营销起点放在市场,关注不同市场的客户差异化需求,通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措施来提高客户满意度。

跨国企业的营销将更侧重于核心客户。根据“二八原则”,企业的多数利润总是源于少部分重要顾客,因此跨国企业的关注重点应该是那些能够与企业一块成长的优秀客户,而非所有对企业产品服务感兴趣的人。通过建立顾客信息系统,分析所有顾客的实际消费行为,电子商务的信息技术可以帮助跨国企业在不同区域间进行选择,找出那些关乎本企业生存的核心顾客进行重点营销。

(二)跨国企业品牌传播更便捷

营销的最高层次是要建立品牌忠诚,品牌忠诚要靠先进的传播和与顾客保持良好的双向沟通才能实现。通过电子商务技术,跨国企业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信息源源不断的传播给受众群体,使全球顾客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公司相关信息。与传统的传播途径相比,电子商务提供的传播途径更为丰富、广泛、准确性高,不受时空限制。

“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提高品牌形象创造了优越的技术条件。在互联网上做广告可以在瞬间以极低的运营成本和直通个人的特点将品牌信息准确无误的发送给事先设计好的群体,这无疑可以增强全球客户的品牌认知和偏好,使品牌形象信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得以传播”。这种品牌传播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提高跨国企业美誉度,获得品牌忠诚。

(三)跨国企业对顾客需求反应能力提高

跨国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拓展了对顾客需求的反应方式和途径。传统的反应方式多以事后回应为主,即等顾客需求真实发生并将信息传递到公司总部以后,市场部门才做出回应,相关措施再按原信息流逆向传递,层层分派。这种传统的反应方式速度慢,途径单一,在规模相对较大的跨国企业当中尤为明显,限制了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反应能力。电子商务为跨国企业提供了更为宽泛服务平台,在顾客与企业之间构建出广泛的沟通渠道。通过设立网上商店,记录顾客消费和需求信息;开通网络论坛,提供在线服务等多种互动方式,改过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响应,持续向全球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随时响应顾客需求。

电子商务使得跨国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反应速度大为提高。首先,从顾客自身的决策过程来看,需求信息的形成有四个阶段:出现需求、收集信息、分析对比、决策并行动。传统营销方式对顾客需求的反应多集中于顾客搜集信息的第二阶段,或者是顾客发出需求信息第四阶段,等出现明确市场需求信息之后再做反应。这种滞后于顾客需求的做法使企业丧失了许多拓展市场和提高现有客户满意度的机会。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前期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直接将本公司产品和服务信息提前覆盖顾客可能出现需求的第一阶段,或通过引导消费的方式,先于顾客发现需求,提高对顾客需求的反应速度。

从需求信息在跨国公司内部的传递过程来看,需求信息从出现到传递到母国公司总部要经过需求信息出现、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市场部门、需求发生国所属的地区总部和母国全球总部四个环节。信息传递路径过长会影响跨国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反应速度,而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息偏差还会对跨国企业的制定相关决策质量带来负面影响。通过应用电子商务的信息技术,顾客需求信息可以越过中间环节直接传递到母国全球总部,最大限度的避免了信息通道过长带来的信息失真,提高了跨国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反应速度和效率。

(四)跨国公司与顾客关系更密切

“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是使消费者对品牌萌生信任,并且维系这种信任,使其长久存在消费者心中。然而,你不能单单靠产品本身就建立这种信任,因许多产品实质上是相同的,而与消费者建立和谐、共鸣、对话、沟通的关系,才能使你脱颖而出”。超级秘书网

网络化带来的沟通渠道扁平化和多样化促使跨国公司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使跨国企业可以随时了解不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快速制定出针对性产品满足顾客需求;同时,透过网络信息平台,顾客取得了与企业同等的信息地位,能够迅速准确的获取跨国企业的相关产品服务信息,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将市场真实的需求信息传递给企业,帮助企业提高服务能力,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而这种良性的低成本高频率沟通,也在跨国企业与顾客之间形成无形的纽带,进一步增进了彼此关系。

沟通方式的简捷化进一步增加了顾客与跨国企业互动的热情。顾客与企业互动的最上层是相互参与(重点是顾客参与)。不同地域的顾客共同为跨国企业改进自己产品和服务贡献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甚至对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跨国企业为全球所有的顾客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提高顾客的生活质量;顾客与跨国企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电子商务的便捷性为这种参与式互动提供了最佳的交流平台,尤其是解决了跨国企业跨国界、跨时空与不同顾客同时进行沟通的难题,促进了跨国企业与其顾客之间全方位沟通,推动两者关系向前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第9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酒文化；特色数据库；信息中心

1.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提出原因与现状

宜宾学院为一地方性综合院校，2001年5月11日，经教育部批准，由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宜宾教育学院（含宜宾师范学校）合并组建而成。经过10年的发展，宜宾学院已经成为拥有34个专业的综合性大学。

四川省为了弘扬中国酒文化，打造中国的“波尔多”国际品牌，让川酒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提出了“中国白酒金三角”及“长江上游白酒经济带”的产业战略构想。为此四川省专门成立了“中国白酒金三角”推进办公室，全面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制订整体规划方案和具体实施细则。宜宾市人民政府也召开了酒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提出了加强酒业发展的相关意见，努力要把宜宾建设成为“中国白酒金三角”的核心区域。

结合多方面因素，宜宾学院图书馆提出了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建设，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中国酒文化特色数据库”和“中国白酒包装文化陈列馆”。在建设方案中提出了：立足宜宾、服务于宜宾、服务于宜宾地方经济。

2.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的现实意义

通过建设中国酒文化文献信息中心，可以把中国酒文化资源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为酒文化的发展搭建一个信息化平台，促进我国及宜宾酒业的发展，使酒文化更多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建设中国酒文化文献信息中心，有利于酒文化资源的整合，可使原本散乱无序的酒文化信息变得开放、集中、有序，使酒文化的信息交流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也便于让外界了解酒文化，认识酒文化。建设中国酒文化文献信息中心，可以向人们展示酒文化的丰富多彩和以此派生出的诸多思想、行为、文学等等，帮助研究人员了解酒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中国酒文化的特点，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使中国酒文化得到更快的发展。同时，建设中国酒文化文献信息中心，可以提升“中国酒都”宜宾的形象。

2.1与地方经济结合，以利用促建设

酒类产业是宜宾市一号支柱产业，也是宜宾市传统优势产业和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对宜宾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全市现有白酒生产企业284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8户，原酒生产规模75万吨/年，资产合计318亿元，从业人员3.65万人。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白酒生产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96.3亿元，利税总额74.76亿元，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分别占全市工业的42.06%、54.32%，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分别占四川省同行业的49.79%、44.70%。拥有全国最大的白酒制造企业——“中国酒业大王”五粮液集团，生产能力达45万吨，堪称酒业之最。

企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但同时企业也缺少相应的，有规模的，全面的相关文化资源，文化的传承同时需要有企业的支持，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建设正好在企业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2与学院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为师生员工提供教学设计素材

“中国白酒包装文化陈列馆”收集了宜宾地区及全国各地不同企业，不同时期的各种包装实物，这些实物即是包装历史的体现，也是企业文化发展的见证。这些实质为我们学院师生，特别是美术学院的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

同时，宜宾学院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专门成业“酒文化与酒产业中心”，并拥有重点试验室-发酵资源与应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这些部门都需要相关的资源来支撑与建设。

2.3是研究宜宾文化、建设宜宾文化的需要

“天下三千年，美酒出宜宾”、“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宜宾自古出产美酒，更出现了许多与酒相关的文化。古有北宋元符元年，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为代表的名人在宜宾流传下了“九曲流杯”的佳话，今有五粮液集600年古法与今天科技结晶的酿酒法，这些资料散落在宜宾的民间，需要专门的收集与整理。

每年12月18日的“中国白酒文化节”都将在宜宾召开，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也将是对宜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网络化、数字化是现在文化传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2.4与宜宾学院“为地方发展提供支撑”的理念相一直

宜宾学院提出两个基本的办学宗旨-----“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地方发展提供支撑”。

“为地方发展提供支撑”是宜宾学院作为地方高校对社会服务职能的理念提升，体现地方高校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强化，遵循地方高校要适应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服务地方体系”是宜宾学院践行“为地方发展提供支撑” 办学宗旨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策略，包括以全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目标，实现高校与地方共生发展的需要，为政府、企业、个人等层面的提供服务，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科技、文化和思想等支撑。

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则是图书馆对社会服务的一个直接体现，希望能从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的角度出发为地方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3.宜宾学院图书馆建设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优势

3.1宜宾学院图书馆有专业的人员从事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开发与建设

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是一项严谨的系统工程，要有专业的技术保障和严格的建设标准规范,才能打造特色品牌。宜宾学院图书馆有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学等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等人员，在人员配置与构成上能胜任建设工作。同时把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建设纳入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的建设范畴中，从根本上保证了建设的长期性，有利于人力、财力的保障，有利于后期建设与发展。

3.2宜宾学院图书馆有丰富的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作保证

图书馆现有纸质图书150万册，拥有cnki、万方学位论文、超星数字图书等数10个数据库，有丰富的酒类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如此众多的资源是该地区其它单位与部门无法比拟的。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建设必须依托这些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开发。

4.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主要内容

“中国酒文化特色数据库”主要收集了与“酒文化”相关的特色文献相关资源，纸质资源及电子资源，包括文档、图片、音视频等。各种信息资源按纸质文献、电子文献、纸质影像、电子影像进行分类，然后再按年代顺序进行详细划分。通过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信息中心平台，并以平台为纽 带，整合散乱的互联网信息，实现各方面参与，多用户共建共享。

“中国白酒包装文化陈列馆”收集范围与内容以宜宾地区酒企业白酒包装为主的，全国各地白酒企业包装为辅。分地区、分企业实物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包装文化。

5.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的经验

5.1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扩大影响力

宜宾市政府自2007年举办首届“中国宜宾酒圣节”以来，到去年已历四届。2011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白酒文化节”，宜宾学院作为“中国白酒文化节”组委会成员单位全程参与了“中国白酒文化节”，并且图书馆“中国白酒包装文化陈列馆”全程对社会各界人员开放。

图书馆应该以此的契机，扩大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的影响力，争取取得广大企业的信任与支持，让他们也加入到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中来。从企业中获取的第一手信息才是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最宝贵的资源，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资源。

5.2在建设过程中注意相应资源的版权问题

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过程中，常会对已购数字资源的下载转化,对网络资源的下载与链接等，在这些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和重视版权相关问题。

（1）充分利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这两项权利限制条款。

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是著作权法中为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创设的权利限制条款。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又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法定许可是指他人依法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经发表的版权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是必须按规定向其支付报酬的制度。我们应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充分利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这两种制度来解决特色库的版权问题。

（2）与商业数据库签订购买合同时,应极力争取将出于合理使用目的复制和传播作品作为必备条款。

（3）认真做好授权许可,并尽可能通过第三方机构获得间接授权

获得版权许可使用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三种:①获得著作权人的直接授权;②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第三方机构获得间接授权;③授权要约模式

（4）图书馆作好资源访问权限设置，保护资源在限定范围内使用

按用户不同范围访问不同类型的资源，可以很多程序上减少版权风险。如设置校内用户与校外用户组等手段。

（5）做好资源的二次加工整理工作

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做好资源的二次加工整理，可以防范版权风险。

5.3要与地方企业充分合作，密切配合地方经济建设

让地方企业参与建设，让他们在建设中提高自己的文化口味，提高企业文化，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只有让企业在建设中有所收获，他们才能主动的、积极的参与其中。与地方合作，才能让中国酒文化信息中心建设成为有源之水，否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建设的动力，慢慢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 汪明义. 新建本科院校内涵发展探索——以宜宾学院为例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04: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