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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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 符号系统

中图分类号：TM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280-01

1.结构主义对于电影分析中符号学意义

电影是镜头，情节，声音，三个形式的组合。结构主义就是将其拆分开来，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拆解电影元素后进行关联分析。结构主义是固定的，成系统的。实际上更倾向于一种方法论的运用，把这些电影元素规划成相对应的电影符号，加以分析理解，让电影成为一种如自然科学般结果理论大过其他成就因素的学科。一般在电影文化中，都会使用到结构主义观点，首先需要把其中的分支元素理清楚，例如声音的响度，频率，镜头的长短，冷暖色调，叙述故事的方式情节的复合逻辑顺序等等，所有能感受到的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分开进行剖析，最后针对导演个人，乃至到观众来说，适合于社会，能够拥有永恒命题意义的结果，就代表着结构主义的运用。结构主义给电影分析所带来的，是具有多角度的，电影是艺术作品，每一个镜头画面针对不同人群，都会有不同的结构意义。例如电影《黄土地》中大片黄土地的镜头，可以说这是表示自然的伟大，人与自然的融合，但在其他人眼里又是一种自然环境带给人的压抑贫瘠。群体之间不相同，但镜头语言没有变，只是理解语言意义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也正因为电影内容涵盖的太多，其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让人试图用一种理论去概括此类综合艺术概念，然而，我们只能够从宏观甚至边缘的角度去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基本特性，艺术区别，这也正是结构主义与电影符号学出现的意义所在。

2.电影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关联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论被运用到符号学及叙事学研究中，符号学不仅是学科，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最早的电影符号学便是涵盖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电影，演化成一套电影理论。而后法理论家克里斯汀梅兹进一步发掘了巴尔特符号学理论，从中得到了许多超越语言本身意义的结论，最后归纳成一套完整的电影符号学理论。通过电影和语言的类比，加上一定的结构语言词汇，创新了电影记号和符码的传播观念。电影与语言的区别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实质都是通过各种意义上的符号，系统且全面的给观众传达索要表现的，这一点两者十分相似，从而在风格化抽象化的意向中产生了电影表达力的特性，让电影有了具体的意向和隐性的意向表达，成就了电影的内核，让电影理论分析能够更多的归结于一点，统一在一个维度上，这点是所有电影理论学者都需要寻找的，不然只能够在浅层来理解电影，无法真正深度的剖析电影艺术的价值所在。电影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更像是“工具+理论”的支持，让人有足够的手段来面对电影技术发展，延续电影艺术发展。

3.电影符号学于电影分析的作用

符号学应用于电影的真正意义是对电影中时刻会出现的象征性内容进行概括分析，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概念化的符号穿过各种繁复的电影元素项认识到电影作者创作的本质原因。电影是对现实的再加工，是现实的升华，是“诗意化”的再现。其中的表达方式与文字，图画相比有着形式上的极大不同，如果缺乏相当系统完整的分析方法，手段，那作者创作的电影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达到深度的艺术传播效果。著名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石狮字的各种动作姿态镜头，都是爱森斯坦想要向观众传达的思想感情，对电影符号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类似的象征性例子在后面的众多优秀电影中层出不穷，也受到了历史的铭记和传颂。电影无法离开符号学，绝大多数电影都或多或少的借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其中不可避免的带着一些人为操控的东西，但毕竟它就是电影，虽然不够灵活，因而模棱两可，这些符号化的碎片也就能清楚的提炼出来，给予电影可以被解构了解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齐隆壬.电影符号学[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

[2] 丹尼艾尔・阿里洪.电影语言的语法[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3] 保罗・科布利，莉莎・詹茨.视读符号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第2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构建主义 英语语言学 结合 研究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我国英语语言学的教学存在着极大的竞争压力，这就导致学生在英语语言学的学习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当今英语语言学教学中的问题，制定新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英语语言学的课程设置也特别重要。英语语言学是当今英语专业中的一项重要课程，它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构建主义其实就是指情境的构建，情境的创设也是构建主义中的重要阶段。对英语语言学的教学是培养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的英语专业人才，构建主义理论充分的彰显了我国当代的教学理念。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的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质量，还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二、构建主义英语语言学的含义

1.构建主义。构建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学习理论，它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它有着极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对教学活动有着明确的指导作用。构建主义所倡导的知识并不是通过老师的传授而得，它需要学生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主动思考而学到的，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借助老师或学习资料。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以某一特定社会情境为背景。构建主义应从情境创设开始做起，情境的创设应该以教学内容为基础，切实考虑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征，在构建主义中，学生应该发挥合作性，合作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可以使学习活动变得更加简单。

2.英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设立的一个专业课程，是英语专业中的一项重要知识，它是检测学生学习知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英语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类学科，它的学习过程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师生之间共同努力。在当今社会形势之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充分掌握英语语言理论知识，并且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实际口语交际能力。为了我国英语语言学的更好发展，彰显其学习的重要意义，我国各高校应该重视英语语言学课程的发展，设置合理的教学课程，创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最大程度上提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质量。

三、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结合的具体策略以及意义

1.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的具体策略

（1）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我国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过程中，老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而忽略实践能力的培养，课堂过于以老师为主，随着社会形势的改革，教学理念也应作出改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过程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中自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应该以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为基础，通过丰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小组合作讨论学习，共同学习更多的知识。

（2）设定合理地教学目标。学习目标的设定是教学活动中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它起到指引教学工作的作用。教学目标的设定应该切实考虑当今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构建主义主要表现在老师在课堂中合理的给学生布置学习工作，指引学生学习，促进英语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3）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传统的英语语言学课堂是枯燥无味的，这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传统教育模式多是老师采用单一教学法教学，学生被动的接收知识，学生的思维得不到培养。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教学活动应该增加趣味性，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兴趣，学生对教学内容感兴趣才会主动融入课堂中，突出主体地位，更好的完成英语语言学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

2.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的深远意义。英语语言学老师在教学课堂中，构建出一种学生可以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情境，让学生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下学到更多的知识，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自信，有利于英语语言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完成，采用声音、图片、动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的学习过程得到简化，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积极性。

四、总结

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在不断加速，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也在加速，英语语言学的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构建主义和英语语言学的结合是一种新社会形势下出现的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中的不足，符合时展的需求。总的说来，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的结合，可以大大的提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培养社会所需型人才，对我国构建主义理论和英语语言学各自的发展进步有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箫宇.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J].学园.2014.19.

[2]马炳军.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第3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历史比较语言学 描写 语言家族 结构主义 普遍语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3-0046-01

1 引言

语言描写在语法层及其他层次运用相关范畴的系统。在一个语言的语法描写中建立的此类范畴也许指的是语言本身，或其他语言形式，或者非形式语言概念。刚才提到的这些要点的最后一点很明显，它的顺序不同于前两点：可能并不存在普遍的形式语言范畴（理论上也许有形式上和这里研究的所有语言一样的范畴，但是这种认定方式并没有实际的可能）；如果非形式语言范畴在所有描写中出现，那么它们毫无疑问地认定为普遍的范畴。

2 描写性的、历史性的方面，具体的与比较的方面

除非人们认为语言学科学的唯一领域是语言形式发展的研究，那么语言描写方法的改进仍然是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在最近几十年，描写技能的发展，特别是第一类：从语言本身建立起的语类的语言描写，在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取得也巨大的进步。和任何规则的相互联系的分支一样，语言学的描写性与历史性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促进。我们看到以下情况并不吃惊：前者最近的发展是建立在语言中已经结束的工作之上的，这种工作尚不能建立一系列的音系与词汇与音系―形态一致，把它们当成演变的群体。这在英国特别突出：我们对亚洲、非洲、太平洋语言的描写有很长的历史。这些语言里，为了历史和描写目的，要求更优良的方法。但是如果在所有语言的描写中普通理论未系统阐述，对描写的普通理论而不是描写性理论的普遍模式的需求一直是显而易见的。二十世纪不同的贡献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行。

拥有这些成就的成果的描写性观点的一种常常带有与历史的（共时―历时二分法）或比较的观点相反。这可能一部分由于这些技术应用于没有历史（也就是没有以往的文字记载）甚至没有文字及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无法把它们归到语言家族的语言。很自然地，在描写技术方面的创新一直由它与更早的理论（至少是在现代），即历史性研究理论，的对比所突出。但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比较历史理论受益于质疑于检验。拒绝过去的成就或否认语言历史学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不是现代描写语言学的必要部分。

如果我们把普通语言学看成是指导、控制语言科学不同分支程序的理论主体，那任何语言的研究，不论是历史性的还是描写性，特别的还是比较的，都对普通语言学理论作出了贡献。用于调整由普通语言学控制的语言科学分支的简单方式可能分成两方面：从图表来看，水平的代表语言学家的目标，是描写性的或历史性的；竖着的代表语料的范围，即特别的（语言文本）或比较性的（比其它多的语言文本的有限数量）。

这些类型的研究由形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承担着：即，通过我们常常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果使用这个术语，它也许应该既不指称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指称语言学的具体学派，而是指控制形式语言学应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主体。这种形式语言方法应用领域的历史性研究的包含关系在于根据时间建构是否接受排列的语言的可能性。从完整的历史性视角看，由于在单独观念中任何数量的文本都是历史性研究的唯一材料，即，在爱伦假设的比较性类别里（时间没有方向，不存在着正在变化，历时性根本没有意义）因此，只存在着唯一的纵坐标。在这种模式中可以设想，根据文本是否按照时间规模，是否对待为同一语言在不同时期的样品，在由两个以上文本的材料对待方面，存在着不同点。

历史性研究来源于一系列描写研究提供的材料。这种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排除的历史性研究类型和系统之间的差别可能体现在对第三个垂直层面的图表的详细说明。在这种方法里，语言系统放置于描写性的语境内，在系统里形式运行则以历史性的方法对待，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排除的历史性研究类型中，没有描写性系统化的特殊形式的发展得到了追溯。如果有人想找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比较语文学的对立面，那肯定不会依靠历史的接受或者不接受，而是历史性研究方法的类型。因此社会人类学研究可能是一个具体部落或者部落群里的关系演化，也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一个给定社会结构的关系的建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虽没有能处理好“或者”的关系但是对语言环境中主动参与者而言，这些概念如何定义的清晰的阐释让它们更难接近他，因此弄清楚了两种类型的历史性研究的关系。

语料范围的第三水平轴可能具有普遍性：问题是是否这个轴现在存在，使用弗思的表达式“提上议程”，因为当变成普遍、特殊的或比较的方法容易变得有想象力，什么具有形式的特征？

3 结构主义的描写理论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努力发展普遍的描写理论，感觉到它们是普遍有效存在在语言描写中并成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的科学的理论时并不愿意称任何形式范畴为普遍性。例如，在目前研究的所有语言描写中赋予一个单位的一个类型的动词名字可能比较容易，但这不是普遍的观点：动词在每种语言的表写中再定义。即使通过目前研究的所有语言任何一个语类可以从上下文下定义，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一个结构“单词”可能很完美地普遍化，在上下文很容易认定的人称代词的词类可能是首要的――此类语类只有在它是什么、曾经怎么样而不是可能的有限范围内很普遍。目前语类的任何普遍系统不一定依靠形式语言标准：例如，如果可以由数理提供，最好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就不会剞劂它，但是不要期望在他自己所指的范围内提供支持。

4 结语

第4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分析；比较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36-02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曾经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排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龚晓斌，2002）。这一符号系统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正是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分支。如今，虽说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到乔姆斯基时代，但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结构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其影响力渗透于数学、生物、经济学以及音乐学等领域，因此对结构主义做一番探讨仍有很大必要。

一、布拉格学派

1.学派概况。布拉格学派创始于1926年。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柯依、雅克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以及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马丁内并没有正式参加布拉格学派，但是他的观点体现了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

2.学派思想结构——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音位学领域的研究。他们所持的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所以布拉格学派曾经明确宣布自己其实应该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他们反对用历史主义和分割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语言，而是提倡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门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用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说他们强调一定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二、美国描写语言学

1.学派概况。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又称美国结构主义，是20世纪30～50年代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这一学派的雏型出现于1924年，在博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的发起下，美国的一部分语言学家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这一组织，下设新语法学和人类语言学两大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以这两派人中的一些人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派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或者机构，也不属于任何团体，而是当时持相同学术观点的语言学家的一个自发流派。

2.学派思想描写主义（结构主义）。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的博厄斯是在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训练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的。他在调查中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理想的语言形式。后来，在为《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写的前言中，博厄斯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他的理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不谋而合，后来在布龙菲尔德的继承和发展下，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

1.相同点。①产生和活跃年代。这两个学派同时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到1950年，基本停止了集体活动。50年代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自称是新布拉格学派。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语言学协会”。另一个是“现代语文学学会”。与此同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丕尔发表他的名著《论语言》。1933年，美国描写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正式成立的标志。而在布拉格学派基本停止活动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洲大陆，阿费莱姆·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学派在活跃的时间上基本相似。②提倡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都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时候，都主张从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特鲁别茨柯依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以及“能指”和“所指”区分的思想。正是从这一角度，特鲁别茨柯依给音位下定义的。特鲁别茨柯依还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不是孤立的研究语言的音位，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去研究音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布拉格学派称为结构主义学派。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同样提倡结构主义研究。并且在结构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况和运用替代的方法。最好的例证便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正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有如索绪尔在欧洲语言学界的地位。尽管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与欧洲的结构主义学派产生的基础不同，但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上与结构主义非常一致。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初期并没有参照索绪尔的理论，但是结果却与索绪尔的理论不谋而合，这可能也说明描写语言学与结构主义是相通的。③研究方法。两者都重视从共时语言学角度去研究语言。布拉格学派在对新语法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要将共时语言研究放到首位。无独有偶，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索绪尔强调，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构而成的，语言所以构成系统，关键在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也是接受这一理论的，从所指的方面来研究能指。美国描写语言学调查印第安语，记录的恰恰就是它的能指（语音形式），然后对照意义，整理出它的能指系统来的。

2.不同点。①产生背景不同。布拉格学派成立于1926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发起倡议成立一个语言学会址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因此以布拉格命名，成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骨干成员明显地分为两支，称为两翼：一翼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一翼是俄罗斯学者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捷克学者这一翼，特别是马泰休斯，很多理论主张都受索绪尔影响，人们把布拉格学派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与马泰休斯是有必然联系的。另一方面，布拉格学派的成立与俄罗斯语言学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布拉格学派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成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描写语言学其实发端于美国的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土著居民被驱赶到偏远的山区，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人口逐渐减少，一些部落逐渐消亡，他们的原始状态的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人类学者发现他们的语言随着部落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也就消亡了，因此很有必要对那些快要消亡的语言进行抢救性的研究，以便保留这些在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有过生命的人类文化的一些品种。于是一批有眼光的人类学者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上。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作为其创始人博厄斯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这使他完全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受任何束缚，摆脱了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偏见，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很大一部分源于内因，有很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则相对的受外因影响较大，虽说它的产生也有较强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②两者的发展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建立起来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聚集在一起成立自己的语言学会。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美国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布龙菲尔德还是学会的发起人，但是美国语言学会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术组织，它是美国各派语言学家的共同之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三代语言学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前代语言学家对后代只有学术思想的影响，而无有意识的传授。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产生背景还是发展方式来说，布拉格学派的系统性都要强过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然而，至于两个学派的影响力却不能一概从系统性来分析，实践证明，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专家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③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在建立之初，创立了语言音位系统的理论和学说，使传统的语音研究领域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创造了语音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语音学、音韵学、音位学。后来音位学的研究发展为音系学。美国的描写语言学的建立则是有自己的来源和基础，它来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的描写人类学，着重于对语言形式的描写。这种方法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相合，于是在索绪尔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索绪尔不止一次说过“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学派思想的根本区别。两个学派虽然都是结构主义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二者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所表达的纯结构主义不同，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非常重视语言的功能。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平面上：确定语言事实、划分语言手段的类别、描写语言结构、解释语言手段的演变规律等，都应以功能作为依据。语言学界根据他这一主张，加上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在音位学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功能，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同时又被称为功能学派。功能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能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所以，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这是他们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根本区别。

综上所述，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虽然在活跃时期、研究方法及提倡结构主义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但因产生背景、发展方式以及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区别，所以导致两学派在理论上仍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比如说，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而美国描写语言学却并非如此。但是有一点却是两学派所共有且毋庸置疑的，即两学派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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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壮麟.《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评介[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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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刘富华，孙维张.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6]刘明阁，徐云.美国语言学发展史概述[J].南都学坛，1999，（2）.

[7]宋宣.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

[8]陶振民.描写语言学派陈略[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2）.

[9]王伟.美国描写语言学及其主要理论[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3）.

第5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1．引言

在语际翻译中，译者对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非常关键。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众多意义的不同取舍就决定了不同译文天生存在着差异。那么，在翻译中意义该如何取舍?是否存在一些依据?意义有哪些基本单位?意义本身是否有确定性?这些问题促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答案。

2．意义理论的嬗变过程

语言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具有意义的依据、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综观古今大多数意义理论，对于语言符号依据什么具有意义这个问题，东西方看法不一。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涂纪亮2003:323)。在我国，自古以来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古典意义观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就意义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言哲学中有语词论、语句论、语言游戏论、交往行为论和整个科学体系论。就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而言，语言哲学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理论:意义确定论和意义不确定论。可以看出，提出这些不同理论的语言哲学家有不同的认知导向，其主要差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考察意义是否包含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①，以什么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梁彪(2005:126)认为，意义理论产生的目的是“想把意义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具体化，变得易于掌握”，可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种意义理论能够完美地解决意义这一难题”。

语言哲学各种意义理论都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1)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2)语言表达式怎样获得其意义?在20世纪前半叶，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坚持指称论，抛开心理意向探讨意义问题。刘高岑(2002:26)批评他们为了“追求纯客观的意义，只看到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斩断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意义自身的内在规定，人们开始把意向性作为一个必要维度引入到了意义的研究。戴维森和普特南的实在论意义理论以及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都“把心理意向作为意义生成的一个源泉和意义机制的一个因素”(刘高岑2002:26)。格赖斯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其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提出了主观意向决定论的会话含义理论。为了克服传统意义理论的困境，奎因初步引入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刘高岑2002:27)。塞尔在格赖斯的基础上完善了心理意向的概念，又以社会规则对其进行补充，形成了以心理意向为基点、相对系统的意向意义理论，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仍未能体现出来(刘高岑2002:29)。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把“人”这一主体概念引入了意义生成之中，人们开始从交流和交往中去寻找意义(吕俊等2006:66)。

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哈贝马斯(1989:33)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示，语义系统不可能自足，要彻底解决意义问题必须引入语用维度。总之，综观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考察维度的嬗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词在丰富的语言系统中映射出很多意义，它们是由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五个维度共同支撑和生成的，并在具体语境中得到表征和统一，我们不能只从一、两个维度去简单把握，否则会造成其他意义的丢失。谈到意义的基本单位，在西方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这样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洛克、米勒等人大多把词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弗雷格则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赞同弗雷格的观点，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来，奎因更进一步把整个科学体系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涂纪亮2003:325)。塞尔、奥斯汀等人认为，人们在交际和交往中离不开言语这种行为，言语行为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不管怎样划分，毫无疑问，“其基本构成单位都是语词，其有意义性的条件都是相应的语境”。因为意义是“语境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语境本身相互融通映射的结果”(刘高岑2002:30)。

说到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其发展趋势是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弗雷格和罗素等人认为自然语言含义不清，需要建构形式语言以保证意义的确定性，因此主张语言表达式应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则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语言表达式不可能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认为，我们用以传达意义和指称的工具是相对于随意选定或按惯例确定的语言参照系而言的，他从译不准原则出发论证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并把“时间”/历史的概念揉入意义的生成之中。他认为，由视域融合所形成的对文本的理解是人的先见和文本与历史原有的内容不断更新的“共有”观念(吕俊等2006:67)，他以同一文本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意义来说明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德里达提出了“延异”和“播撒”的理念，把意义看作一种可以抹去的痕迹，以论证意义的不确定性(涂纪亮2003:325)。目前这种“意义不确定性”主张还颇有影响(俞建梁、孙晓霞2010:46)。由此可见，人们对意义的认知由浅入深、从单一发展到多元，多种意义理论之间一脉相承，后续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得知，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范式的变迁是与人们对意义的认知逐渐深入息息相关的。这种对意义的感性认识的发展，导致了后来的翻译理论家试图用语言哲学新理论去重新诠释意义以及在翻译当中意义的转换(林克难2006:92)，从而引起了翻译研究范式的不断变迁。换言之，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嬗变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

3．1从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字词意义、音律和意境的表达，强调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我国古代上溯汉魏、中至隋唐、下迄宋元的佛经翻译强调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原则体现了“案本而传”、“尽从实录”的意义观;我国近代翻译以科技翻译和西学翻译为主，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清楚表明，我国现代译论基本上还是秉承了案本、求信的传统。总之，我国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以老子和孔子的古典意义观为基础，其意义观虽然“经历了从单纯的‘案本’到高度概括的‘化境’”(周小玲2007:113)，但还未真正突破意义的实在性维度。而西方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范式的意义观以源于柏拉图时代的修辞学和语言哲学为理论指导，斐洛的“译者受上帝感召”和德莱顿的“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等译论显示《圣经》等宗教经典的翻译强调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译文必须绝对忠实于原文，任何对原文词句的更改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这种局面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以后就逐渐改变了。结构主义思想始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客体方面的研究影响巨大，翻译研究也很快从语文学范式转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其特点是重视对文本的结构分析。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学家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如奈达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语义成分的分析和8个典型核心句的归纳(谭载喜1991:275-277)为语言共性和可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语言的具体形式区分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提出了相关的翻译理论;纽马克把语义成分分析的成果运用于语言转换的翻译之中，该研究的特点是以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寻找意义的对等为目的，对语际之间语符转换规律进行研究(廖七一2001a:175-191)。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认为言辞的意义在文本的语言结构里，而语言结构由一系列具有等级的结构单位构成，如Catford(1965:5-7)把翻译单位按语言结构从大到小分为sentence，clause，group，word与morpheme。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把意义视为先于理解的存在(吕俊2003:73)，对文本的解读采用逻辑数理模式，企图在对等中通过对语言不同层级结构的描写来抽象出隐含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语言内部转换规律，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相比，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四个维度还是被忽视了。#p#分页标题#e#

3．2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到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开始抨击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认为意义既不确定又不易于把握，文本的结构并非稳定而封闭的系统，因此颠覆了传统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关系。他们抛弃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引入了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另外四个维度，对译文意义进行多视角的解读以期得到有关译文意义的广角图像。同时，他们把意义的基本单位从语句逐步扩大到语篇甚至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模式应运而生。解构主义研究范式把许多原来被结构主义排斥在外的要素引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使翻译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以霍姆斯和图里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认为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而不是语言规律设定的，语言同文化和社会等都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多元系统。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规则和历史维度;以诺德和弗美尔为代表的目的论派强调翻译应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根据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各种语境因素把握文本的意义来选择最佳译法，即强化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维度但弱化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以斯坦纳和施莱尔玛赫为代表的诠释学派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确定论观点，提出了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主张(吕俊等2006:68-70)。然而，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派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vii)。他们以译文为视角，引入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和历史等维度，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文进行文化层面的改写。这种做法颠覆了传统翻译研究理念，把翻译单位从词句扩展到了文化的层次，但是他们违背了“忠实”和“对等”的基本准则，忽视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因此，解构主义的翻译范式虽然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疆界，但是它使意义任意生成，导致翻译活动舍本求末②，“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吕俊等2006:125)。

3．3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过度强调文本外因素的研究而忽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造成了对翻译本质定位的背离，导致当今翻译研究出现失控的局面。有些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弗兰克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傅勇林等1999:32)。通过对解构主义翻译范式的批判和反思，吕俊等(2006)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希望建立起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他们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和认识观等5个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提出了新型翻译标准的三大原则: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接受性，最后用翻译伦理的理念来确保在翻译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和求同互补。然而，这种建构的翻译范式操作性不强，在翻译实践中实施起来似乎还有一定的难度。赵彦春认为意义的相对确定性是语言可证性和可译性的前提(2005:106)，在强调意义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针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的局面，提出了归结主义翻译学方法论的设想，试图通过对词、词组、小句、句子、句群和语篇等单位的语码成篇过程操作，使译文取得最佳信度和效度的静态、动态和模糊“对等”趋同(2005:159-200)。由于语篇本质上内嵌的人际功能、情境性和意向性等成篇要素的导入(2005:212-293)使得这种翻译研究模式具有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然而，他(2005:142)指出: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具体怎样与语义、语形和语旨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更何况这种方法只适宜于少量翻译语篇的分析，对于考察大规模语料的翻译特征会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对于大量文本的翻译研究最好借助语料库来进行。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采用“数据驱动”、从具体数据推导出的结论可以重复验证，克服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廖七一2001b:17-18)。最重要的是通过标注、对齐和赋码等手段便于对大规模语料从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探索意义的生成和转换。这种翻译研究范式使翻译研究最初从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发展到后来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来解读译文的内外特点和翻译文本的总特征甚至阐释翻译过程的认知特点(陈伟2007:72-73)。例如，Baker(1996)、Olohan(2003，2004)等利用翻译英语语料库来研究译翻译共性、类比构词现象、名词化现象、词语多样性、叙事结构特点、语义韵和男女译者的风格差异等。Laviosa(1998:474)声称这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转型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第6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中职 英语口语测试 模式构建

英语口语是人们交际交流的重要载体。英语口语测试是整个英语教学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对学生进行英语综合能力测试中最直接的方式，是检测学生语言输出的重要手段。中职英语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场景中的英语应用能力。然而，现阶段我国中职学校还没有出现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大规模实行的英语口语测试模式。口语测试方法和形式即测试模式的研究成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一、英语口语测试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1.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口试，强调不同的语言成分可以分别测试。例如语音、词汇等都可以脱离上下文单独测试。根据此理论，把英语口语口语测试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语音基础知识测试，包括单词朗读和短文朗读；第二部分为口语交际，包括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

2.交际能力理论：这一学说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提出，而后Canale&Swain和Bachman等学者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Hymes的交际能力学说，他们揭示了人语言交际能力的本质，为交际性语言测试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Canale和Hall的观点，交际性语言测试是一种行为测试，是在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景中通过完成实际的交际任务来测量考生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基于此理论，故在英语口语测试中设计了口语交际环节。

二、英语口语测试模式的具体内容

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交际能力两大理论，中职英语口语测试设计中，测试内容、测试形式、所占分值、测试时间及所花时间如表1。口语测试的评分模式采取分项评分和整体评分。第一部分为语音基础部分评分标准，见表2。第二部分口语交际评分：两个评委一组从语音语调、语法和词汇、交际能力，总体评价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评分，分为5个等级，其中1，2级为不合格；3级为及格，4级为良好，5级为优秀。总体评价标准：1级要求：因语言知识不足，交际经常中断。话语令对方难以听懂。大部分交际任务未完成。总体来看，不能够恰当地进行交际。交际方式经常不得当。依赖口试教师的帮助；3级要求：因语言知识不足，且置换策略欠缺，交际时有中断。有时前后不够连贯，语音、语调不当，给对方理解造成困难。基本能够完成交际任务。大部分时间能够恰当地进行交际。总体来看，交际方式得当。有时需要口试教师的帮助；5级要求：能够利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语法和词汇）顺利完成交际任务。虽有时停顿，但不会过分影响对方。发音及语调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困难。较好地完成话题规定的各项任务。能够有效地进行交际。交谈时始终方式得当。不需要口试教师的帮助。

三、结语

中职学生英语口语现状很不乐观，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是中职英语教学大纲基本要求，所以构建英语口语测试模式是必要的。为节省物力、财力和精力，实施大规模英语口语测试，计算机辅助口语测试成为必然的选择和新的发展方向，其口语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已得到检验。希望中职学校的领导更加重视英语教学，一线的英语老师们重视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培养，以此模式检测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真正做到以测促学，以测促教。

参考文献：

第7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系统论；语言本体论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C1913）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在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索绪尔的理论无疑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的基础。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

一、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索绪尔在《教程》中的重要观点有以下几点：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2.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3.“语言是一个表示意念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有价值的符号系统，它的价值体现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能指是语音即语言形式（Sound-image （signifier）），所指是概念即对象内容（Concept （Signified））。形式表示语义，语义通过形式表现，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才使得交际成为可能。4.区分共时和历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共时的，言语是历时的。他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是最主要的。5.索绪尔认为语言成分的分析可以分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这两种关系发展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所体现的哲学观

（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哲学观

命名论是西方哲学中最早出现的影响最大的意义理论。从古希腊开始的自然派认为认为事物名称和事物有着本质的联系。命名论假定世界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事物构成的，语言是由一个个孤立的词汇构成的，现实世界的事物与词汇是一一对应而互不相关的。命名论认为一个词汇必然对应一个事物，如果该词汇没有对应的事物，那么该词汇就没有意义。然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星云，而语言及其声音表达也没有事先划好界限。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对应是由社会规约来决定的，语言对世界的表达是任意的而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意义不是在单个语词与对象的一一对应中实现的，孤立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

（二）“语言转向”的本体论

1. 古代本体论以及近代认识论思维范式

古代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人们力量的弱小，无法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抗衡。于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在寻求内心稳定及万物本体的过程中把“存在问题”发展成为西方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范式。 然而这种思维范式引发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1）处于彼岸的本体世界有何存在依据？（2）处于此岸的人如何通达到处于彼岸的本体世界？为了走出困境，必须首先弄清思维主体的认识特性和主客体的认识关系，于是西方哲学开始了“认识论转向”。西方近代认识论认为：一切客观世界的存在都是进入人的“意识”并被人认识到的东西，将“思存关系”作为探究存在问题的逻辑基点，确立了“思想”的主题地位。近代西方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理及存在问题找到了来自思维主体的认识的根据。他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本质是由人来规定的。

2. 现代语言转向论思维范式

笛卡尔确立了理性的绝对权威，但是，以主体的理性思维认识世界又带来新的困惑：如何确证以人的自主意识认识的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事实上，人的思维的载体是语言，“语言不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表述”（ 潘文国2008： 19）。于是西方世界试图通过理解语言的机制来理解世界的机制，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实现对世界的表述。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语言论转向”。其思路是（1）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性存在物，人的语言观决定着人的存在观，人的言说方式影响着人与世界的关联（ 赵奎英2009： 69）（2）语言与世界同构，语言是事物的逻辑形式，思想是现实的逻辑形式，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实质上是语言的世界。（3） “语言不仅显示了人自身的存在，而且打开了人通往世界其他存在者存在的通道”（ 彭富春2005： 10 C 11）。

3. 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哲学观

索绪尔在《教程》中揭示了语言的哲学本质。语言是一种“依靠规则实现自己的运作和存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体即本体。 索绪尔发现，人类的语言是由抽象的概括的“语言”和具体的实在的“言语”构成。他认为“语言”才是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社会性的部分，是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本质和内在的对象。他进一步区分“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的发展总体上是稳定的，不变的即共时的，是语言发展的真实状态，只有探究语言在共时状态下的内部结构和规律才能真正认识语言的本质。

索绪尔在语言自身的生命中探究语言的在与是，“第一次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地位”（ 刘艳茹2005： 53） 。语言不是辅助工具，而是具有自身运作规律、音义结合、完整统一的特殊本体。他从哲学高度揭示了语言的本体特征和本真存在。

参考文献：

[1]潘文国.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J].外语学刊，2008，2.

[2]刘艳茹.形而上的“价值”与形而下的“用法”――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

第8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布龙菲尔德、华生等人早在20一30年代也曾提及言语行为。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孤立起来考察，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中心论题可以宏观概括为主个阶段模式:本体论—认识论—语言。柏拉图的本体论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本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摩尔、罗素及维特根斯坦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的分析，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一是从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到蒯因和美国哲学家戴维森。主要是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讨论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是传达可能为真或假的东西。另一个方向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更多的是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们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塞尔认为:“把语言哲学中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加以改造而铸进关于一般人类行为的讨论这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行为语言学派开始考察说话时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图和目的，受话人的信念等语用因素。

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1957年，约翰·奥斯汀应邀到哈佛大学作了《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act)的讲座，他认为所有的语句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为显性施为句(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和隐性施为句(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其后，他又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分别称为言中行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言中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语力(即说话人的用意);言后行为指言中或言后行为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某种效果。

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塞尔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言语行为的分类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概念的提出。塞尔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人类交际和交往的最小单位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而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意义就是句子意义的功能。在塞尔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对言语行为理论普遍关注，言语行为成为了西方哲学、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

一、言语行为理论是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一直追踪并详细研究了与交往理论有关的各家各派关于语言的见解，积极参与学术界引发的各种争论，接受和改造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以此作为通向他的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规范语用学本质上就是把有能力主体之实践地被掌握.的前理论的直觉知识(know一how)转换成一种客体的和精确的知识(know一what)的重建过程。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叙述句有真假，施为句无真假，只有恰当与不恰当。哈贝马斯接受奥斯汀关于表述性言语行为(以言表意行为)和施为性言语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划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这两种行为，而且两者不可分离;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部分，强调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主要对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即集中关注人际关系，因此它把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不过，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分析。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活动中对句子的使用—也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哈贝马斯赞同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这种划分，但他强调言语不仅具有陈述功能，而且具有启动行为的功能。哈贝马斯不仅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且认为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理解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理解主要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中，言语成为人们活动的条件，理解成为人们活动的目的。

哈贝马斯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基础，想通过克服传统语言哲学的片面性，以推动言语行为的研究。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哈贝马斯对言语的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言说的适当性等有效性主张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试图将运行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行为统一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三个把语言作为普遍中介物的世界中。以上种种研究促使学术界从对语言的可理解性的研究深化到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的研究，进而认识到言语行为具有规范性和规范可分析性，从而使对言语行为的经验研究进入对言语行为的理论研究。

语用学与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再现密不可分，译者策略的选择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诸多语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语用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必然对翻译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言语行为理论为翻译学构建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死后，他的学生巴利和塞歇根据其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体现了他的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以结构主义为理论根基，使用语言分析、结构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终极意义，即原文的“结构”。结构主义给翻译带来了科学的理性，使人们摆脱了语文学之下的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破除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翻译研究方法。但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自身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难于适用翻译中语言实际使用灵活多变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翻译观把整个翻译过程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由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显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不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结构主义静止、封闭性的翻译研究被解构主义的多元翻译研究模式打破。人们开始关注如文化、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语言结构外的因素。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同时带来了许多困惑与混乱。解构主义语言观从语言本体论的立场看待语言，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外在于言说主体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形式。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本质既非意味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着的。”这样，语言被不断神话、虚化，成了没有固定所指的符号，没有确定意义。海德格尔举过这样的例子，“命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意指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呢?……”这种语言观以语言自身为反思的对象，是一种元语言的语言观，会形成一种元语言的追问，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不指向经验世界的事物，与现实世界脱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哲学会对翻译研究本身“解构”，使人们只关注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甚或把翻译研究变成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因此，它不可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表述性结构是语言的正确性问题，指的是语言构成性规则(constructive rules)，它保证了所说的话语在语义和语法上是正确的。施为性结构把人引导向人际关系的层面，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守第二套规则，即语用性规则(pragmatic rules ) ，它是协调性的规则与规范(regulative rules )，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可以使说出的话得体，即恰当。没有构成性规则一语言系统无法存在，也就无语用规则而言;同样，无语用性规则，人们之间的交往会变的不得体、混乱，或者引起交往的失败。从方法论上讲，哈贝马斯借助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阐述，提出交往能力的观点，即言语行为主体是否具有“交往能力”是使得交往能否在各种语境下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为的前提‘言语行为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合理人际关系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哈贝马斯理性重建新模式的出发点。译者在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所直接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语言或是文献作品中的语言，那译者在从译文生成过程中同样必须遵守构成性规则和语用性规则。这样，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之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预设，这样交往才能得以成功。为此，他提出了有效性主张:(1)表达的可理解性，即讲话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理解的表达，以便讲话者能够与听者从语言结构中获得正确的理解;(2)命题的真理性，即讲话者提供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讲话者的知识;(3)意向的真诚性，即讲话表达自身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必须满足以导致听者对讲话者的信任;(4)言说的适当性，讲话者选用的言说必须是适当的，应当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这样一来，讲话者和听者也就在有效性主张的基础上有了可以依赖的普遍的理性基础—交往理性，依此做出接受、拒绝等各种行为。它克服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的偏见，并在实践之上的理论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传统哲学信念。传统上，西方哲学一直固守于命题的真理性这一有效性的单一论之中。哈贝马斯把它的交往理性看作不仅包含了命题的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的恰当性和交往的真诚性。这种交往理性的多域论就要求有更多的话语，从而有效克服了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既避免了系统和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有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作为原文的听者和译文讲话者的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遵守这些有效性主张，克服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使得译文既准确又恰当，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把“Coffee ， please”这个句子译成“咖啡，请!”，这个译文虽然完全表达原文意思，但译文不太好理解，虽不至于令人费解，至少会使听者觉得唐突，如果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加上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

(1)(如果在酒吧，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请来一杯咖啡!

(2)(如果在商场，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我要一瓶咖啡!

(3)(如果在家，主人对客人说的话)可译为:请喝咖啡!

这样，译文真实传达原文的内容，条理性清晰，言说恰当，可理解性强。

哈贝马斯认为具有交往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能根据言说对象的年龄、地位以及交往的环境、场合和其它有关环境方面的限制等条件来选择最为适当的表达形式。翻译中所处理的各种语言表达也应该根据不同的语境基础准确地表达语言层面内容、语气和语调。如“您下车吗?”、“你下车吗?”、“下车吗?”三句都是用来表达一个非言要旨，即“你是否下车?”但其表达的语气依次渐强。如果把这三句均译成:“Are you getting off?”也未尝不可。但仅此一种译文无法体现原文汉语中敬称“您”改为一般性称谓“你”以及再改为一般性问句的变化。交往理性的多域论要求有更多的话语，我们可以把以上三句依次译为“You are getting off， area’ t you？”，“Are you getting off?”，“Getting off or not？”这样就体现出原文语旨由弱到强的变化。

再者，从有效性主张出发，原文是讲话者(作者)对某一陈述言，通过真诚的意向，选择一个听者可以理解的表达，选用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的适当性言说。要对原文理解听话者(译者)需要遵循原文的有效性主张，倘若要对所听的话进行转述(翻译)，讲话者(译者)必须遵循讲话者(译者)自身的有效性主张。如此一来，原讲话者(作者)的有效性主张和既充当听话者又充当讲话者(译者)的有效性主张在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和言说的适当性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也就解释了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林琴南翻译西方小说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后人重译时相继使用欧化文体和白话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听话者和讲话者有效性主张的具体内容在具体时间和具体环境下有所不同，导致不同的讲话者(译者)选择的话语会有所不一。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在为“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重译”的必要性。

第9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摘要]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延伸，认为它不仅仅存在于语用学理论框架内，而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也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对各种理论的“话语”观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脉络。

随着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理论的兴起，“话语”这一概念的应用日渐广泛。然而，要给“话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也并非一件易事。Fairclough(1995)认为，“在话语分析这一广阔的领域内，“话语”一词有着林林总总的用法”。为了避免混淆，在阐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问题时，他将“话语”明确界定为，一个具体概念，用来指对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特定再现方式，与“文类”、“文体”等概念并列。(他所提到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话语”理解成一个抽象概念，用来指广义上的符号元素，如语言、标志等，以便与非符号元素的区分开来。)在本文巾，“话语”也被用作一个具体概念，但并不像Fairclough一样从社会生活的维度上加以理解，而是取其更为广泛的意义——简单地说，也就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按照这样的界定，“话语”就不再是一个话语分析或语用学理论框架内的专有术语，而是渗透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Grice到Sper-ber&Wilson，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话语进行了研究。

一、符号系统的外衣——结构主义视角

人们还无法对语言的起源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初的语言是有声语言，而且语言不仅是有声的，而且包含这一定的意义，是音义结合体。当然，最初的时候这些音义结合体是零散的，而且数量不多。但后来伴随这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渐丰富并稳定下来，形成了一个话语系统，并继而衍生出一个书面形式的话语系统，即文字系统。在20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兴起之前，整个人类就是单纯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系统之中：人们主要对话语的个体或片段进行搜集、整理、考据、比较等等。然而，索绪尔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话语系统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希望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现状进行抽象和概括(共时研究)，以便对语言的本质做出规定性的说明。也就是说，索绪尔发起了对于语言的“本体论”研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也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所在。索绪尔的基本假设是话语系统之后存在着一个可以完全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为此，他构建了一系列成对概念，如共时/历时、横组合/纵聚合、所指/能指等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对整体语言(1angue)/个体语言(parole)的区分。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语言能力”“在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中)。”(索绪尔，2005：75—81)由此可见，整体语言和个体言语是同一系统互为表里的两层：前者是社会性的存在，包括词汇、语法、惯用法等个人不能任意改变的资料和规则组合，而后者是在个人对这些规则的选择和实践。

索绪尔甚至认为，话语研究应归人一个更大的学科——符号学中。话语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符号加以解释。他曾经指出，“可以设想建立一门科学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符号……我把这门科学成为符号学”(Asciencethatstudiesthelifeofsignswithinsocietyisconceivable…Ishallcallitsemiology)(Sperber&Wilson，2001：7).

继索绪尔之后，许多语言学家采用了结构主义一一符号学研究的模式，但却未能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研究建立起理想的符号系统。Sperber&Wilson认为，“他们的尝试确实有助于对某些现象做出新的审视，也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不规则情况但是，他们从未找出潜在的、严格意义上的代码系统……”(Inthecourseoftheseattempts，theycertainlyshednewlightonthephenomena，anddrewattentiontomnayinterest—ingirregularitiesbuttheynevercaltneneartodiscoveirngantin-derlyingcodeinhtestrictsense…)(Sperber，D&Wilson，D，2001：8)结构主义理论逐渐陷入理论困境，在欧洲被后结构主义突破。与此同时，乔姆斯基从另一个角度为结构主义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生成语法。

二、心智系统的派生——生成语法视角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不是一种以应用为目的的技术方法，而是一种关于普遍语法的理论假设，用来解释人脑生成话语和理解话语和过程。它是典型的形式化理论，像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形式化系统。(宁春岩，2000：FI5)可以说，它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属于自然科学。索绪尔主张建立符号学，确立一套形式化的符号系统，这一主张在乔姆斯基的理论和方法论中被发挥到丫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语言学也属于结构主义的范畴。不同从的是乔姆斯基将规约话语的终极机制从外在转向了内在，突出了语言主体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始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强调了话语系统的独立性，试图以话语系统为线索揭示语言的本质，属于语言本体论而乔姆斯基更强调人脑中的语言生成机制的对外在话语系统的派生，试图以话语系统为切入点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属于语言的认识论。

乔姆斯基虽然确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其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其中一个备受指责的一点就是忽视语义——乔姆斯基主张对句法进行纯形式化的研究，将其数学化地描写成算法系统，不考虑句子的意义。这一方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后来，乔姆斯基逐渐完善自己的学说，将语义纳入了研究范围，然而在对话语进行解释时仍然存在着问题，因为语义也存在着模糊性，无法从根本上穷尽话语地含意。要穷尽话语的含义，就必须把还原到真实的语境中。这就是语用学的缘起。

三、交际活动的规约——合作原则视角

简单地说，语用学即是研究话语理解与语境相互作用的学科。Gifee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支柱，其核心内容是合作原则。Griee认为应当以交际为原则去理解话语，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总是伴随一定的目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意图，也就是说，话语必然要受到交际活动的规约。更具体地说，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互相合作的，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互相理解，相互配合，即所谓的合作原则：

在最高原则，即合作原则下，人们在交际中要遵守如下四个准则：

1.数量准则：说到点上少说废话

2.质量准则：不要撒谎不要信口雌黄。

3.关联准则：说话要贴切，有关联。

4.方式准则：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说话要简要说话要有条理

按照这一假设进行推导，如果人们不遵守合作原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话语因失去关联性从而导致根本无法被理解二是继续保持关联性，能够被理解，但会因此而产生会话含意，但受话者需要通过推理才能明白说话者的隐含意义。因此，Griee提出了一套推理模式来解释交际过程中的话语理解，用来代替传统的代码模式。

Griee对于话语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激动人心的，可以说，他把话语还原到真实的交际语境中，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语用学研究。但由于合作原则还是留下了许多未决的问题。一是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来源的合理性、及其高度的规定性。二是涉及理解本身的问题。根据Grice的理论，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应当时刻遵守合作原则，而且应识破对方是否在遵守合作原则。如果没有，就应该通过推理来找到他的隐含意义。这样，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显得非常不自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推理是本能的，无意识和自动的。(何自然，冉永平，200lb：19)

四、认知语境的关联——关联理论视角

关联理论是对Grice方法论的修订和完善。Sperber&Wilson一开始曾试图回答Grice方法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后来却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关联理论以两条一般性原则作为基础：

关联的认知原则：人类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

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其它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和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200la：F29)

Sperber&Wilson认为，Grice所提出的推理模式不能充分解释话语的理解过程，它不能完全取代代码模式，因为推理和解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即便是明示的话语，也“包含推理的成分，例如在消除歧义、确定指称方面”(何自然，冉永平，2001b：24)。因此，关联理论提出了一种“明示——推理”的话语理解模式。在此基础上，sper1)er&Wilson进一步提出了不同于“语境”、“关联性”等关键概念。在关联理论里，语境是受话人自己建构的，而不是现成不变的。受话人接收到明示话语之后，会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多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匹配。每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受话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处理努力”在两者之间构建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兼容性”就是所谓的“关联性”但是，只有一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存在着“最佳关联性”。

我们可以把关联理论中的话语理解过程形象地比喻成案件侦破的过程：

话语～受话者认知能力——语境假设——关联性——最佳关联性

证据——侦破人员——案情推定——嫌疑人——真正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