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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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一、广泛开展工业企业对标行动

开展对标行动,引导和促进企业采取有效措施追赶行业高端和强势企业,生产优质或高附加值的产品,是弥补短板、提升产业水平的重要举措,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在工业企业广泛开展对标行动,围绕创新理念、技术装备、研发设计、工艺保障、产品标准、节能减排、经营机制、规模水平、人力资源等9个方面,通过现状分析、选定标杆、制定方案、组织实施、改进提高等环节,持续不断地对标追赶,才能够实现企业的创新超越。力争经过3至5年的努力,使一批优势企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一批大中型企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全省工业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逐步缩小我省工业与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大力实施品牌建设示范工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品牌也是生产力。为加强品牌建设,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示范工程”的实施方案》,力争到“十二五”末,使优势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中国名牌产品达到100个以上,中国驰名商标达到100项以上,促进全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不断提高。采取强有力措施,对示范企业和重点培育企业,在项目、技术、科研、资金及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倾斜,在质量管理、境内外商标注册、专利申请、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优先服务,引导、扶持优势企业争创名牌产品,推进自主品牌建设。

三、毫不放松地抓好项目建设

历次经济转型往往伴随着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大规模更新换代,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也是动力所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大上新项目;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需要大上技改项目。由此可见,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2010年全省计划建设1300项重点项目,年度投资2500亿元以上,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下大气力抓紧抓好。首先是精益求精谋划项目。其次是千辛万苦跑办项目。第三是只争朝夕建设项目。实行领导分包制度,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定具体施工方案,及时解决困难问题,保工期、保质量,确保项目尽早转化为发展的新优势。

四、加快产业技术改造步伐

在现有基础上改变我省产业竞争力弱、高附加值产品少的状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技改。今年我省谋划了1000项省级技改项目,这是产业升级的重大突破口。针对我省工业品种质量、节能降耗、环境保护、改善装备、安全生产等薄弱环节,用贴息的办法支持企业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运用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现有企业生产实行技术改造,有利于企业升级。各级政府应抓住国家拉动内需和我省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新农村建设机遇,鼓励支持企业适应消费升级需求,生产适销对路、能引导消费的工业产品,促进质量水平提升。

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技术者即王者”。只有抢占技术制高点,才能把握发展主动权。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包括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省科技部门已经启动了包括光伏产业、风电产业、钢铁节能、水泥节能等8大领域的产业技术路线图编制工作,下一步重点是明确共性关键技术,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的集成创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技术创新主要应靠引进那些既先进又可靠的技术,然后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工艺、装备、技术等方面,向同行业的高端水平迈进。

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

信息技术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器”、产业升级“助推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明显带动作用。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我省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以及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在“两化融合”方面取得实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广大企业应该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研发设计、工艺改造、生产制造、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的应用和融合,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各级各部门应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资金、政策、人才支持。省工信厅已经确定123家“两化”融合重点企业,涉及钢铁、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13个行业,落实培育措施,选树示范企业,总结典型经验,以引导更多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七、坚定有序地淘汰落后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是转变发展方式最直接的举措。我省任务十分艰巨,今年要淘汰1440万吨钢铁产能、126万吨焦炭产能、464万重量箱平板玻璃产能等。省政府下了决心,无论困难多大,今年的任务必须完成。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发育程度不同,我们必须既坚定又有序地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调整和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强化税收杠杆调节,努力营造有利于落后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依法淘汰落后产能。分解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明确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加强指导、督促和检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强化政策约束和政策激励,建立健全促进落后产能退出的政策体系。

八、深入推进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省政府制定了节能减排“十项措施”,主要是继续实行“双三十”节能减排,突出抓好100个节能重点项目、46个烧结机脱硫项目、50座污水处理厂建设,组织“双百”节能重点企业和726家环保重点监控企业开展对标行动等。各级各部门应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全力抓好这些措施的落实。一是严格监管。建立健全重点企业污染减排总量台账制度,完善在线监测网络,加强对重点地区和企业的现场监测;加快节能减排项目建设进度,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电力燃煤机组脱硫设施的监督管理,确保连续稳定运行。二是严把准入关口。工业主管部门必须严格产品准入,加强标准管理,坚决防止无标生产和低标生产。三是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

九、大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实现企业组织结构优化,改变我省企业“小、散、弱、差”状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今年全省计划重组10个大型企业集团,主要工作措施是:强化规划约束,引导企业调整组织结构;严格行业管理,在产业政策指导下帮助企业完成搬迁改造、减企压产、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等工作;优化资源配置,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落后和困难企业,引导优势企业与关联企业完善产业链的重组;加强政策引导,在企业融资、土地指标分配方面支持兼并重组。

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

打好“产品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生产优质、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质量管理是确保生产优质、高附加值产品的重中之重。加强质量管理,一方面要坚决杜绝质量问题,防止“三鹿事件”重演,避免酿成产业悲剧甚至地区经济发展悲剧;另一方面要做好提升产品质量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实施产品更新换代工程。今年全省将有计划地开发1000个省级以上新产品;加强质量管理,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技术标准、技术改造、企业管理等手段,指导支持企业加快品种更新、提高质量和创建名牌;落实工业产品质量政策,推动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诚信体系;做好产品标准修订和贯标工作。

第2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十二五”建议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牢牢把握主线,全面贯彻中央提出的“五个坚持”的要求,把发展创新型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下功夫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我们就能够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主线,对此,全省上下必须必须要有统一的认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十一五”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两个率先”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省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剧,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些都与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不相适应。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着力形成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三大需求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大幅度提高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使江苏的经济发展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竞争力更强,到那时,我们才能自豪地说,江苏是经济强省!

把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必须把坚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展创新型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只有在自主创新上实现突破,才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我省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原有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增长动力已难以为继,发展创新型经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既是水到渠成,又是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主攻创新型经济,当前的任务是重点实施好新兴产业倍增计划、服务业提速计划和传统产业升级计划。这“三大计划”体现了科技进步的最新趋势,符合江苏经济的客观实际,是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是构筑新优势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全省要聚焦政策、聚集资源、聚合力量,保证“三大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建设创新型省开好局。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创新是主要驱动力。科技支撑发展,创新引领未来。要着力推进自主创新。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创新载体和科技服务“四大平台”,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紧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步伐,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要面向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创新型企业为重点,更加注重应用技术研发和先进技术应用,努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推动更多的“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提升,把江苏的科教优势、开放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要围绕实施“三大计划”推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有效结合,选择一批引领产业升级的重大技术课题进行攻关,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转化一批重大技术成果,以技术领先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必须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找准问题,明确方向,制定和完善切合实际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第3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一、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扫清经济发展障碍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仅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只有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下坚实基础。

1.改善需求结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受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民众购买力下降，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及对外贸易摩擦频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放缓，部分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善需求结构，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出中国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使消费代替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作为前提，必须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保障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2.优化产业结构。要坚持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多种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要持续提升第二产业发展水平，踏实发展实体经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大力支持第三产业全面发展，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加快服务业发展速度；坚持自主创新，开拓新的服务领域，提升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和发展空间。

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鼓励东部优先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消除地区和部门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流动；要根据本地区科技、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投入力度，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性。

4.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布局，严格控制大型城市规模，缓解因其人口过多而带来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要明确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位，通过产业发展升级、公共服务提升，吸引周边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和就业，发挥集聚人口的功能；要总结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

二、加快实施科技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科技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因素，科技发展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根本动力。只有鼓励科技创新，才能更好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支撑。

1.优化创新发展环境。通过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推进中国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科技研究；通过完备的政策法规，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资金保障；在全社会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及文明和谐的人际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2.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注重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之间的联动，建立产学研利益共同体，使科研成果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为持续科技创新提供动力。

3.加大科技人员的培养和引进力度。要积极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面发展，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打造一支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人才队伍；要通过良好的科研环境、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激励制度，吸引外国高水平人才到中国发展创业。

三、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在努力把外国资金和技术引进来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国际金融风险；要鼓励国内企业勇敢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天地获得更大的发展。只有更快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通过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加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和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2.科学利用外资。通过政策倾斜，税费优惠等方式，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发展水平较低的行业，发挥好外资在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和引导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努力控制吸引外资所付出的政策、资源、生态等招商成本，防止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造成负面影响。

第4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约束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工业化的过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虽然我国虽然资源总量较大，但就人均水平而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国家，人均耕地、淡水、森林、草原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2％、28％、14％和32％，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除了钨、稀土较高以及钛、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外，其他各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即使是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铜、镍等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石油、天然气人均存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同时，由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低，导致资源的有效开采和利用程度低。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状况。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保持高增长，对生态环境产生很大压力。

(二)投资、消费、出口占GDP比重的结构性矛盾

投资、消费、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表面原因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所致，从深层分析则是我国经济内需不足，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增长方式难以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

1.高投资率。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是启动经济增长的最快引擎，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据测算，我国的资本形成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2008年11月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力增加投资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第一选择，我国迅速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配合以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2009年投资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

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一般分布在22―40％，虽然我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投资率偏高，但是是符合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投资率趋于上升的一般变化规律的，同时，高储蓄率为我国的高投资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国际经验看，东亚经济体的兴起经历了高投资的过程。投资起着双重作用，它既创造了需求，也创造了生产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消费率低出口受国际环境影响大，保持一定的投资率仍很重要。同时应该注意，我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非常严重，投资效率低下，同样的投资规模，我国获得的产能增加比美国要低将近30％。应重点关注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布局投资的地区分布，提高投资效率。应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引导更多投资推动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推动产业技术的更新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应引导投资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分布。

虽然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但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投资是GDP中变动最大的部分。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衰退时期总支出的下降部分是因投资支出的下降引起的；经济过热时期，总支出的增加部分是因投资支出的增加引起的。投资和消费的波动相比，投资的波动更大。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

2.低消费率。我国的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近十年来更是迅速下降。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明显，政府的消费占GDP支出比重比较稳定，呈逐渐上升趋势，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从横向比较，中国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1978―2005年，全球平均消费率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2005年，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6.5％、75.2％、77.7％和85.6％。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2007年的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5.7％、64.9％和67.0％。中国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要提高消费率，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中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劳动报酬，而1996―2007年，我国的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到39.7％。应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同时，我国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够完善，在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额度不够大，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与国际相比较，我国2008年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应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2009年由于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了消费，消费率上升，这种由于政策刺激的增长，如果政策退出将难以持续。比照国际经验，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呈下降趋势，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3677.86美元，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靠内需拉动经济增

长的条件，应抓住这一机遇，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培育消费热点，增加文化、体育、旅游、培训和家政等消费，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3.出口占GDP比重高。我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靠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占经济的比重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37.57％,高出全球平均值10％左右。

出口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出口占GDP比重过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使得我国经济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口下拉GDP增长负3.9个百分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2009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货物出口额仍达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同时，我国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货物进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对外开放，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经济发展。因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参与国际分工能在更广阔的领域运用、交换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就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竞争是技术进步和素质提高的关键因素；参与国际分工可以使我国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提高价值竞争力和财富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一些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我国，也生产能替代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不能把握趋势、抢占先机，就会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另外，我国许多产品的生产过程消耗的资源多碳排放量高，可以说我国的高出口一部分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来的。我们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新定位我国在国际分工领域的地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而不是单纯扩大出口规模。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是指经济活动各个类别的比例组合，它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干。当前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已超出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最高值。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进而制约了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城市化率偏低

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率。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率、三次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虽然不断提高，到2009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6.6％，但总的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明显滞后，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由于城市化率偏低，限制了扩大内需和产业结构升级，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因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率。

(五)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不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和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技术进步自主创新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脚步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可持续创新能力薄弱。

纵观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和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多数工业行业的建立和新产品的生产，大都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进口实现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在国际知识链的位置处于低附加值，工业品处于低端。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仍仅为美国的3.6％，日本的1/8、法国1/5、韩国的1/2。中国与世界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创新人才不足，人力资源总量多但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对经济增长推动力不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39％，而创新型国家高达70％以上。高新科技立足跟踪国外先进技术，核心专利技术少，虽然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然而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发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一)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当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变量时，则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生产要素也可能增加社会财富，但一个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则必定与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刺激有关。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应注重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例如，制定鼓励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改善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状态；适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完善二次分配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进城，提高城市化率；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制定鼓励创新人才成长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等。

(二)消除体制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体制因素可以推动或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因为体制的变化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使用资源效率的潜在可能性。体制因素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绩效，而且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消除体制，去除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因素，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府应该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进行引导，制定扶持性政策，不设立过多的行政

许可和市场准入。

(三)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相结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国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向市场需求，把优化产业结构同推动产业升级相结合，适应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不能超过农业的支撑力。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产业升级重要的是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核心的是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占我国经济比重高的加工制造业。

(四)通过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率是影响人们长期生活水平的三个因素，三个影响因素中只有技术进步具有无限潜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度量的。教育、培训、企业进行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刺激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的加快，推动着世界产业变革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2009年美国推出以绿色经济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计划、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投资32亿欧元，用于创新型制造技术、新型低能耗建筑与建筑材料、环保汽车及智能化交通系统等三个领域的科技研发。我国应加大对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提升对于重要产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5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条件已经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角度看，扩大消费需求，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体现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指导思想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导思想上为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奠定了基础。观念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具体又是通过政策措施来实现的。要提高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结构中的比重，首先要改变投资结构，通过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提高消费需求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要求我们切实把握扩大消费需求与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力转变之间的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之一。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位的要素，是要纠正我们过去主要注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忽视消费拉动作用的某些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来拉动，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拉动力变化的一般规律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有其客观性的。通常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投资的增长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扩大，特别是“出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以轻纺工业产品为主体的出口将会迅速增加，这时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得到明显提升，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在实现了经济起飞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国内的消费能力明显增强，这时，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且消费将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这是经济增长拉动力变化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特征。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条件已经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

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角度看，扩大消费需求，把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体现了改善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指导思想。因为扩大消费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没有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扩大，改善民生就没有了实质的内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是我们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我们的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不是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目的，不是以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为成本，不是以影响社会和谐为代价，而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因此，把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既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转变的具体体现。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有效地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需要观念的转变来推进。发展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是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深化的表现，主观的认识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就越能够有效地推进经济合乎规律地发展。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就在指导思想上为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奠定了基础。观念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具体又是通过政策措施来实现的。因此，要把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政策导向。

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要提高对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力度，特别是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要提高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结构中的比重，首先要改变投资结构，通过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提高消费需求创造基础性的条件。

第6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从我国经济波动的情况看，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外因素对我国经济有三次比较明显的冲击，一次是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发起的对我国的经济制裁，二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三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可以说国外金融和经济波动是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这些冲击尽管原因各异，但有一定是共同的，即如果国外需求旺盛，我国出口增加，则GDP快速增长，经济扩张态势明显；反之，如果国外需求萎缩，则我国出口受阻，经济将会收缩。正是这样的经历和感受，促使我们探讨减少或摆脱国外冲击的对策思路，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的战略选择。

一、我国经济模式机制的特点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行为不仅仅局限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作为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甚至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二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又要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优先地位。国有企业占有优先获得信息、优先获得资源和优先受到政府呵护的先机。三是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出口和投资不断膨胀、相互强化，促进GDP快速增长，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

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有以下特点：一是中央政府负责实施宏观调控。调控主要依靠经济杠杆和行政手段。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经营性国有资产。各级政府均不同程度地积极介入经济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的竞争，招商引资，维护本地区企业利益，特别是对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态度鲜明。通过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引导其他各类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垄断普遍存在。资源的配置既依靠价值规律，通过价格这个看不见的手进行，也依靠政府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取向决定。重要资源和基础性产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或指导。重要产业行业的进入门槛由政府设定，即存在着国有企业的垄断，而一般竞争性行业或产业由市场决定。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着自身的优势。一是调控或干预经济常常立竿见影。二是政府的导向作用强，政策信号明确。强势政府在解决利益争端方面优势明显，可以迅速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纠葛。三是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强。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容易形成共识，政策传导渠道稳定通畅，落实力度大。集中财力办大事效果明显。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政府干预经济过于频繁，干预范围过于宽泛，行政审批过多。二是发展思路同质性强。由政府确定经济发展大方向，并着力推动。企业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三是公平竞争机制没有形成。市场中的产品销售、服务质量竞争异常激烈，但这种竞争优势的取得并非完全由企业长期市场开发、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累积形成，常常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兼并重组、政府对企业注资、产业政策扶持或保护、国外技术引进、规模经济策略、低成本扩张等形成的。四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特殊。特别是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更为紧密。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政府的指示、批示更具权威。再加上提倡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崇尚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这更凸显政府的关键作用。五是政府直接应对贸易争端。我国成为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攻击目标，政府与其他国家在人民币汇率、应对反倾销调查、关税和非关系贸易壁垒方面争端加剧。国有企业在资源类产品定价、生产和销售上与国外同行冲突激烈。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思路

面对来自外部的不断挑战，我国除了要采取灵活的措施加以应对外，还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进行必要的调整。

1．政府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者转变为间接管理经济者

政府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履行管理经济的职能，不仅要超越任何经济组织，而且要超越自己，使自身从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中解脱出来，扮演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裁判和法官。为此，要改变目前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以市场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过程的做法，如果不可避免的话要尽量缩小活动范围。政府应将自己的行为主要局限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在这个前提下政府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规划、实施宏观政策、制定经济运行法规制度等。政府要突出自己立法者、执法者、监督者和考评者的权威，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良好营商环境。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消除金融和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重塑和再造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这不仅不是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的作用。为实现这一要求需要大力扶持行业协会、经济联合会，培育行业自律性组织、中介组织和利益团体的代表组织，发展战略智囊研究机构，完善运行机制，使利益主体明确化，关系协调规范化，政府决策程序化、透明化，信息沟通公开透明。这样政府在应对国内外复杂局面时，一来可以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处于前台和中心，自己成为中坚力量。二来可以跳出焦点旋涡，避免是非议论，以国家利益代言者、维护者身份，对外大胆工作，打开局面；对内公正廉洁，牢牢掌握主动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第7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辨析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2]周叔莲.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7,(12).

第8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一、我国土地财政的形成与发展机制

（一）地方土地财政的主要形成脉络

我国从1979年开始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进程①，国家对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有了经济上的体现。从1982年起，各地逐步开展了用地收费的做法。1987年，深圳公开拍卖了一个地块50年的使用权，这是对土地拍卖的首次试水。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款，使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到20世纪90年代，土地配置格局主要呈现行政划拨与有偿出让并存双轨制，协议出让的方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2001年的国务院15号文②，则确定了市场在配置经营性用地中的基础地位。2002年，国土部要求，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2004、2006和2009年，国家建立和完善了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制度③。

我国土地从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的制度转变是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重大体现。近20年，土地有偿使用的比例逐年大幅提高，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累计5.2万亿元。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则达到了2.7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0.4%。一方面，源于土地的财政收入为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也催生出了畸形的“土地依赖型财政”和众多深层社会问题，这直接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十二五”规划蓝图的实现。

（二）推高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制度运行机制

1、土地成为地方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基点

土地已成为与地方各项收入关联度最高的资源要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直接获得土地出让收入。据统计，目前我国县市中，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超过了50%，有的地区甚至占到了80%以上。二是以土地为载体的城市大拆大建与过度扩张带动重点税收。因为按照分税制设计，地方的主体税种主要是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零星、分散的小税种。其中，由城市扩张、土地占用以及房地产开发带来的税收，全部归地方所有。而目前地方政府重点征收的主要就是房产税和建筑税，有些地方所占比例已经达到地方税收收入的30―40%。三是以低地价换取产业引进和发展，带动地方税收和非税收入增加。特别是利用建设用地招拍挂弥补土地一级开发的资金不足，同时扩大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菜地建设基金等的收费规模。四是以土地为抵押作为融资工具获得银行贷款，以此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建设。土地融资为城市扩张起到了杠杆和放大作用。总体上看，发达地区政府财政的基本格局是：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城市扩张主要依托于与土地紧密相关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

2、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与土地变性的高额利差

首先，政府是唯一具有完整土地处置权的主体。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在土地用途转变过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仲裁者，而对于“公共利益”由谁解释、如何解释却没有明确规定。这本质上赋予了地方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利。其次，土地价值评估体系的“双轨制”形成高额利差。一方面，政府对农民按照农作物的产量标准进行补偿，无论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都以农作物形式计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可以通过土地交易中心独家出让给用地者，则完全按照土地本身的市场价值计价。本质上讲，这是在以附着在土地上的农作物来替代土地本身进行所谓的“土地价值”转换，这之间自然会形成巨大的价值鸿沟。这种巨额价差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征地最原始最强烈的冲动。

3、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低成本与农地转换保护制度的缺失

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低成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货币低成本，二是征地行为的制度低成本。制度低成本的核心在于三点：第一，我国地方城乡建设规划法律地位不高，权威性不够，修编改变的随意性大；对于规划违规缺乏问责定罪的法律依据。第二，缺乏政府与土地所有者的谈判机制，当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将农地纳入到城市发展范畴后，土地的用途管制就开始服从于所有制管制，农民集体的土地话语权就完全丧失；如果不考虑所造成的社会稳定成本，政府获取土地的交易成本极低。第三，农地转换保护制度缺失，没有立足农地的特殊保护法案。以上对农地征地的低成本与城市中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拆迁高成本综合后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快速、大规模城市扩张行为和巨大、低效的高投入，这也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二、土地财政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一）土地财政削弱了经济运行的自身调节机能

土地财政透支了社会的未来收益。占土地财政主体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政府向企业一次性收取了若干年的地租。对于企业则意味着透支未来利润，进行负债经营。而如果企业也参与到了土地的炒作中去，本质上则是对社会负债规模的转嫁和放大，归根到底是形成资产泡沫，进一步抑制社会投资。此外，这种所谓的负债经营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最大，而他们是最具有适应力、吸引劳动力就业最多的经济主体，这无疑会削弱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

（二）土地财政阻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财力的重要来源，成为经营城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政府本身担负着引导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但基于土地财政的需要，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土地经营开发和城市建设，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建筑业、房地产、建材、电器、化工等产业中。低端的产业链条集聚了大量资金，这与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背道而驰。此外，这也使得地方热衷于把农村土地“统”进城市，而没有将公共服务“筹”向农村，偏离了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政府在征地低成本的前提下，再多的土地也不可能满足城市的扩张与建设。土地财政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控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反倒成为了宏观调控实施中的阻力。

（三）土地财政削弱了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

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低成本，实际上是鼓励了城市化的盲目扩张，形成新时期的“圈地运动”。尽管有科技的支撑，但我国粮食指望单产的提升，空间已经不大，我国的粮食安全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耕地面积。当前，粮食生产越来越依靠13个主产区，已经形成现在的“北粮南运”格局。但由于地方经营城市的占地冲动，即使是粮食主产省，耕地面积也在逐年减少，再加上北方水资源的短缺和人口的稳步增长，我国保证粮食安全的压力将有增无减。而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最基本的保证和保障，如果没有这一条，转型将无从谈起。

（四）土地财政增加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难度

土地财政带来的冲动，是地方政府官员对权利的滥用，更深层的影响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挑战，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缺失。这已经引发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土地财政一方面不断制造失地农民，其就业、住房安置和长远生计对社会发展形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社会整体的需求结构形成。特别是这种畸形的土地财政已经开始将增加的社会成本通过“拆村并居”、“农民上楼”等方式快速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农民生活负担被强迫性地加大，货币需求快速增长，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极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更加困难，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三、破解土地财政的办法和途径

（一）制定城市发展空间法和农地特殊保护法

我国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两种类型，可在此基础上严格落实土地的用途管制规则。在所有权平等的框架下，对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进行分类管理，对城市设立城市发展空间法，严格按照规划框定城市发展空间，确立规划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鉴于耕地的特殊性质和对我国重大的战略意义，应对农地单独立法，确认对农地的严格保护，同时对于农地用途转换必须走特殊程序进行，切实落实用途管制政策。

（二）将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进行剥离

首先，设定征地准则，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征地拆迁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众利益，并采用穷举制明确公共利益的范畴；二是明确征地拆迁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即没有其他更好的建设解决方案；三是保证透明的法律程序，接受公众监督；四是对征地的经济赔偿要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指导，同时体现公平合理和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将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剥离，将城市土地经营交给国有控股的土地资产管理公司运营，按照市场要求交纳税收，此经营收入交纳税收可纳入地方税种。

（三）严格执行“农地农有，农地农用”的政策要求

农地必须是农民所有，非农民不得拥有土地，须建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审核和限制制度，重点引导公司等社会资本进入到农业服务体系而不是生产体系中。严格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政策规定。明确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经营性”属性，地方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将宅基地推入市场。

（四）将地方政府征地面积与上缴利税规模挂钩

建立土地征收的经济制约机制。按照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实际规模确定土地出让金上缴中央比例。在规划范围以内的实行零比例，对超出控制规模以外的征地指标和采用增减挂钩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金指标实行累进制比例上缴中央。

注：

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对合营企业应征收土地使用费。随后，国家又明确规定，中外合资企业的原有企业场地也一并纳入计费范围。

②200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除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划拨方式提供用地外，其他建设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必须依法实行有偿使用。为体现市场经济原则，确保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各地要大力推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③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工业用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标准。2009年，《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凡属于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后由政府供应的工业用地，政府收回、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后重新供应的工业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确定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权人。

第9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范文

关键词：外需；内需；消费；消费率；经济增长方式；收支结构；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52-05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是内需，净出口是外需。在我国目前投资率较高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落在拉动消费上。党的十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为此，本文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考察我国消费率的现状，剖析形成原因，进而提出拉动消费的对策。

一、我国消费现状与国际比较

（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中趋降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不同时期由于政策取向不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不同。由表1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时大时小且很不稳定。投资受国家政策导向影响较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由于国家采取了扩张政策，使得1985年和2009年两个年份贡献率超过80%。而在1990年由于执行了紧缩的政策，投资的贡献率只有1.8%。而净出口受国际经济的影响较大，对国内经济的贡献时正时负、时大时小，波动频繁。有的年份为负且数值较大，如1985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为-66.4%，2009年贡献率是-37.4%。有的年份贡献率为正，贡献率达到50.4%（1990），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由于政策导向，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使得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处于下降的趋势。为此，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必须重视消费。

（二）我国的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较

由表2可见，2001—201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大致低于GDP的增长率2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并且起初二者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如2001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为6.1%，而GDP增长率为8.3%，到2007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为10.9%，而GDP的增长率增加到14.2%。之后二者差距逐渐缩小，到2011年居民消费增长率首次超过GDP增长率。大部分年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变化是同步的，也有个别年份差距较大，如2003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仅增长0.3%，而城镇居民为7.0%。2005年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大于城镇居民5.8个百分点。

（三）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化趋势

由表3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而投资是增加的趋势。消费率由1985年最高66%下降到2010年的48.2%。资本形成率则由1990年最低的34.9%上升到2010年的48.1%。到2011年，虽然资本形成率仍比2010年略高，但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得到逆转，由2010年的48.2%增加到2011年的49.0%。

（四）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笔者选取几个发达国家和几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来2002—2010年的消费率来说明（见表4）。我国的消费率与其他国家消费率相比差别明显。期间，无论是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埃及、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消费率都在70%以上。消费率最高的是美国，年均消费率在85%以上。我国的消费率仅为50%左右，消费率较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还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际上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大约为70%。韩国的发展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和我国有些类似。2002—2010年韩国消费率一直都在65%。与韩国相比，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比其最低点还低十几个百分点。

（五）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投资来源于储蓄，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投资率高，说明储蓄率高。而储蓄是消费者个人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后的剩余，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率低。所以，投资率可以反衬消费率的情况。

首先与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相比。从表5可以看出，我国的投资率近几年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世界平均投资率却呈下降趋势。我国投资率从1990年的36.1%上升为2009年的47.6%，世界平均水平却由23.4%下降到2009年的19.1%。同时，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19.1%，而同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7.6%。

其次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韩国、印度的的投资率都比较高，但都低于40%，而中国的投资率达到40%以上。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来看，我国的投资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的确需要高速的投资增长率来支撑。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投资热情较高，近几年扩张财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暴露了地方政府不科学的决策。地方政府重增长轻发展，把增加投资项目作为实现GDP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导致产能过剩。

二、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低，消费增长乏力

据有关统计，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2009年下降到为39.8%。1990—2009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4.6个百分点。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持续增加，到一定阶段后趋于相对稳定。2008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瑞士为62.4%，美国为55.8%，英国为54.5%，德国为48.8%。

（二）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近年来，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 由1999年63.34%下降到2008年的48.7%。同时行业的差别也不断扩大，垄断行业职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5～10倍。根据马晓河的计算，1990—2003年，城市中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扩大到8.4倍；在农村，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扩大到7.33倍。不仅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在扩大，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见表6）。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只有2.2∶1，到2004年上升为3.21∶1，2006年进一步扩大到3.28∶1。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在我国仍将维持一段时间。林毅夫预计，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会达到4.9∶1。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使整个经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人们的消费预期下降，还使社会消费量降低。

（三）城镇化水平低，造成总体消费水平低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3%，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1年的6.9亿，已经过半。之前一直是城镇人口少于农村。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同，一般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村。由表7可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比，最低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2.2，最高的年份是2003年、2004年两年达到3.8。尽管最近几年差距有所减小，但仍为3.6以上。城镇化水平低，影响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四）新“三座大山”抑制了居民消费

我国政府的公共教育、卫生保健与社会保障和福利等三项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9%、2.0%和3%。与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其他主要国家相比，都是最低的。而近年来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却在不断扩大，形成了抑制居民其他消费的新“三座大山”。一是居民教育支出增长较快。教育支出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迅速扩大。据估算，近十年，我国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支付能力计算，是世界大学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二是住房支出增加。近几年城市房价一路走高，无论是过高的首付款还是较高的月供，其支出水平都明显超出一般城镇居民的支付能力，大大挤占了中低收入者的其他消费需求。在农村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建房与装修热，加大了住房方面的支出，相应地挤占了农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份额。三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农村居民、老年人、低收入者以及失业人群，很难适应医疗费的上升。教育、住房和医疗三大支出具有刚性，迫使人们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

三、拉动消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一）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稳定的引擎

从表1中“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很大，但波动也大，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而消费是最稳定的因素。因此，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重视消费。

（二）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由表8可知，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我国虽还处于人口红利期，但目前出现的“民工荒”和企业工资上涨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预示着人口红利即将结束。我国出口产品低成本优势是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民工荒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民工荒带来的工资上涨的压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出口产品的利润空间。这是出口下降的国内因素。

（三）世界经济低迷，迫使我国经济转型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外贸依存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其由1985年的22.7%提高到1995年的45%，2003—2006年维持在60%以上。从2006年以来，外贸依存度出现回落态势。美国的外贸依存度，1978年是14.9%，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维持在15%～18%的水平。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外贸依存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21%～26%，到了80年代中期则下降到20%以下。由此可见，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不仅如此，外贸依存度还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增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和欧洲债务危机，使我们所面临的外部市场萎缩，导致我国出口下降。由此，要使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市场，有效增加内需，转变过去由投资增长与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为主要依靠消费增长的模式，这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四）提高消费率的可能性

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具有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特点，这是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投资率过高所形成产能过剩必须由消费的增加来消化。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消费率比较低，说明提高消费率具有很大的空间。

四、提高消费率的对策建议

（一）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费倾向

1. 要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强化累进税功能，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比例；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实行有差别的累进所得税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范围；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对低收入者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助。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增强公众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现期消费。

2. 要改革劳动薪酬结构，实现工资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步增长。十报告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国外的经验也证明，提高工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如日本1960年12月27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使国民经济得到高速发展。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95美元，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17 143美元，一跃超过美国。

3. 要打破行政垄断，缩小收入差距。以2008年为例，垄断行业员工人数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是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15倍，创世界纪录。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形式的垄断，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4. 要增加对低收入者的生活救助。目前，我国仍拥有数百万的低收入者。为了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并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政府应该增加对他们的转移支付。

（二）调整政府政策取向，减少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

转变中央政府的需求管理方式。一方面改变政府主导的对铁路、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所谓“铁公基”的大规模投资性建设，另一方面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将节约的资金用于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民生支出，从基建到民生，减少居民的负担。

第一，加大医疗保障方面的投入，建立基本的卫生保健制度。国家或地方政府还应设立专项资金增设公立医院，确保低收入群体可以就近看病。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实行医疗保障全覆盖。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医、药分开，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节约居民用于医药方面的支出。

第二，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应加大并稳定教育方面的投入，达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实现农村与城市贫困人群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降低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

第三，增加经适房和廉租房的供给，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

通过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制度的不断完善，使不同阶层的居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住得起房，减少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解决其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三）加快城镇化建设，发挥城镇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谈到21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时说，城镇化是三大挑战之首，他把城镇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喻为“火车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为人口的集聚效应。一方面，农民进城由农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增加了农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也会大量增加工业品的消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从前述的城乡消费比来看，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民，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其次，人口集聚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和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从国际经验看，一般城镇化率达到70%才能稳定下来。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将需要20年。城市化将是扩大内需的有力支撑和重要引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扩大消费，不是要降低投资。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一旦降低，会使国民收入发生乘数效应，使经济大幅下滑。扩大消费，也不是鼓励浪费。而是通过政府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降低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引导居民合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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