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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子兵法;温网决赛;战术思维
中图分类号:G845.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7-3612(2010)06-0129-04
An Analysis of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on the Perspecti ve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in the Win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
HE Wensheng1,ZHANG Liwei2
(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 Zhejiang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p tennis athletes have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before the match and their achievements depend on whether their tactic think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 Sport strategy thinking is a thinking process that the player chooses,sets d own and implements tactic plan to gain mastery over the enemy according to the p 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opponent and himself before and in the match. The aut hor of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process and measure exertion in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which are including ge tting victory through str atagem,strength,vigor and change,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establ ishment of the tennis players’ spor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in the match
Key word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t actic thinking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与规律概括的间接的反映。它是基于感知觉等初级认知 过程基础上的复杂的高级认知过程。思维能力是个体智力的核心成份之一。在激烈的运动竞 赛场上,运动员最后的获胜需要综合考虑其各项素质,包括体能、技能以及心智能力;而前 两者最终都是通过各种心智能力来控制和调节的。因此,可以说运动战术思维能力是引导运 动员取胜的核心能力之一。运动战术思维,是指在比赛前和比赛中,根据对手和本队实际, 选择制定战术并实施战术方案、克敌制胜的思维过程。[1]以往的运动员战术思维 研究较少 关注战术思维的整个过程,即使有,也仅仅粗略地提及一般化过程即感知判断信息、制定计 划、实施计划及评估结果。但是在世界顶尖级的运动交战中,不仅需要一般的思维过程作出 基础支撑,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先进的战术思维。《孙子兵法》作为兵家圣典,历代将帅和学 者对其进行孜孜不倦地探索,力求从中汲取孙子战略战术思维的精髓。本文即试图用孙子兵 法的战术谋略思维过程及其思维策略来具体分析世界排名第二的网球选手纳达尔与世界排名 第一的温网五连冠费德勒两大天王的交锋,以期为网球竞技的战术思维提供一些借鉴。
1 实战案例
网坛的巅峰之战,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观众、同样的对手、同样艰苦卓绝的比赛,最后得 到却是不一样的结果。纳达尔、费德勒在2007、2008年两次对阵结果分别是2007年6-7(7) 、6-4、6-7(3)、6-2、2-6和2008年6-4、6-4、6-7(5)、6-7(8)、9-7。比 赛分别用时3 h45 min和4 h48 min,两人总得分差距仅只有7分和5分(表1),异常 激烈。运动员参赛目的只有取胜。获胜不仅可以得到巨大的物质奖励,如高额的奖金和更多 的商业机遇等;同时还能获得巨大的精神奖励,如积分的增加,排名的提高等。亿万人关注 下,巅峰对决,毫厘之差决定鹿死谁手,运动员的精神压力非常人所能承受。作为都曾取得 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费德勒和纳达尔,他们的对决具有技战术意义中不同类型典型代 表的碰撞,这样的比赛与其说是技能的较量,还不如说更是心理较量的经典案例。
2 战术思维分析
2.1 战术思维的准备阶段――先计而后战的慎战思想
“慎战”是孙子战争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重点讲人的因
投稿日期:2010-03-2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
作者简介:何文盛,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 素,知己知彼,全方位收集信息,提出目标。通观全篇,孙子的论述都体现着理智、冷静、 审慎的态度,从中看不到任 何简单、轻率的言论。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计篇。其要义是阐述要慎重对待战争。其“慎 战”思想的体现是先“计”而后 战。“计 ”就是谋略、筹划,同时也有“算”的含义。基本思路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 索其情。”[2]计篇不但要算的全面(道、天、地、将、法),而且要定性定量分析 。在运动 战术思维的谋划中,考虑到临场所会发生的一切和准备好应激的预案,预案必须包括运动员 无法控制的所有内外部因素。只有工作做得越细致,运动员才会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在08 年的决赛中,纳达尔在发球局中被费德勒拿到了13次破发点而挽救了12次;他和费德勒出于 裁判的误判、漏判、错判等各有30个重赛球;甚至在纳达尔领先和就快分出胜负的情况下两 次因下雨比赛中断,致使整个比赛延长到近7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几乎快天黑才结束。但 这些都没对纳达尔造成多大干扰,最终赢得比赛。这当然和他平时早就做好各种战术措施的 预案有直接关系。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 ]虚实篇。
“慎战”思想的又一体现是“知胜”思想,“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 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谋攻篇纳达尔和费德勒已交锋过17次, 对费 德勒的特点已很熟悉,特别是通过与费德勒在之前温网里的两次决赛,对费德勒在草地球场 的技战术、体能以及心理特点都有深刻的认识。这是纳达尔能在温网战胜费德勒的基础。
表1 2007和2008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决赛技术统计
数据统计纳达尔2007年
2008年费德勒2007年
2008年一发球成功率70%(118/167)73%(160/218)71%(111/156)65%(127/1 95)一发平均时速111MPH113MPH120MPH118MPH一发得分率68%(81/118)69%(111/160)71%(79/111)72%(92/127) 二发得分率57%(28/49)58%(34/58)62%(28/45)57%(39/68)一发回球得分率28%(32/111)27%(35/127)31%(37/118)30%(49/160 )二发回球得分率37%(17/45)42%(29/68)42%(21/49)41%(24/58)破发成功率36%(4/11)30%(4/13)37%(3/8)7%(1/13)挽救破发点率62%(5/8)92%(12/13)63%(7/11)69%(9/13)盘点2/33/73/102/5冠军点0/01/41/20/0ACE球得分率1%(1/158)3%(6/209)15%(24/165)12%(25/204)双误2332非受迫性失误32274052非受迫失分率21%(34/165)15%(30/204)27%(43/158)26%(54/209) 受迫性失分率9%(15/165)12%(25/204)29%(46/158)28%(59/209) 致胜分率32%(50/158)33%(68/209)38%(62/165)40%(82/204)上网得分率%69%(18/26)71%(22/31)59%(30/51)56%(42/75)总得分158209165204 2.2 除了收集与比赛直接相关的人的信息之外,还综合利用天时地利,使之服务于人和, 服务于目标――把握主动权的势战思想
孙子在《势篇》中指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把注意力放在把握、运用和创造出 战胜敌人的有利态势上。所谓势是指一种在战争中对主动权的把握,是由战场自然、地理和 人的因素综合决定的。[3]谋势是《孙子兵法》势胜思想的核心,所谋之势分为三 种 :气势、地势和因势。高昂的士气称为气势,险峻的地形称为地势,乘敌之需称为因势。
通过表二数据可以看出,总体上纳达尔在比赛中积极情绪表现远高于消极的情绪表现; 费德勒则相反,消极情绪表现多于积极的情绪表现。从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来看,纳达尔是比 较开朗热情的运动员,而费德勒给外界的印象则是稳重少言的运动员。连续几年来跟费德勒 的交手,纳达尔的成绩稳步提升,17次交战中曾赢得11次胜利,并且在08年温网前的热身赛 英国女王杯草地网球赛中获得冠军。从观众角度来讲,很多球迷和资深人士认为,费德勒已 经统治草地很长时间了,对纳达尔的获胜期望很高,所有这些都从气势上给了费德勒赛前一 击。比赛中,纳达尔也携刚在法网中夺冠并完胜费德勒之威,表现出了强烈的取胜愿望。从 表二中可以看到,08年纳达尔在比赛中尽管积极情绪表现只比费德勒高一次,但在消极情绪 的表现上却比费德勒低得多,同时也比07年下降很多。观众的支持对纳达尔情绪的自我控制 起到不小的帮助,他在观众的助威声中拿下前两盘。
表2 07和08年温网球决赛中运动员情绪表现统计
纳达尔积极情绪(次) 消极情绪(次)费德勒积极情绪(次) 消极情绪(次)2007年1679122008年1221112 2.3 目标设置阶段――不轻言实力的力战思想
孙子主张一切智谋都是在实力的基础上展开,“先为不可胜”[2]行篇,“上下 同欲者 胜”[2]行篇,不但要求战前做好实力积累,而且要从各个方面整合力量。绝对的 实力还可 达到威慑对手的效果。这种实力来自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2] 行篇即强调实力建立在综合实力基础上。有备则胜利可以预见,但敌人是否有可乘之机则不 能强求。只能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当敌人有可乘之机时才能抓住机会。所有前面的准备阶段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这里强调比赛的终极目标、个人在比赛中所指定的目标以及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所制定的计划。
从表1可以看出,相比07年温网决赛而言,08年纳达尔发球成功率比较稳定且有所提高 ,一发球成功率由70%提高至73%,一发平均时速由111MPH提高至113MPH,一发得分率变化是 68%~69%,二发得分率变化是57%~58%。一发和二发回球得分率也很稳定甚至有所提高,一 发回球得分率变化是28%~27%,二发回球得分率变化是37%~42%,挽救破发点率有明显提高 :62%~92%,ACE球得分率变化是1%~3%。而费德勒在一发成功率由71%降低至65%,发球速 度也有所降低至118MPH,在一发、二发得分率和一发、二发回球得分率方面都有所降低,AC E球得分率降低了3%。这些都表明了纳达尔的接发球技术的大幅提高和发球技术的不断完 善。从比赛的关键点来说,纳达尔挽救破发点率两年相比得到很大的提升,从62%~92%提高 了30%,盘点由3个到7个,赢得盘点由2个到3个,拿到4次冠军点;费德勒挽救破发点率从37 %降到7%,由10个降到5个,赢得盘点由3个降为2个,冠军点2008年一次都没有。从这 些数据看来,纳达尔除了赢得比赛的能力得到提高外,把握比赛关键点的技术能力和心理技 能也得到极大的加强。
运动员在每一阶段都要设置好自己的目标,并踏踏实实按照设定好的目标努力,才能 实现自我的突破。正如纳达尔突然提高的接发球能力,令费德勒措手不及,发球时压力大增 ,所以一发球成功率大降6%,发球得分率降低2个百分点;同时纳达尔努力提高了发 球技能,发球的得分率08年比07年提高了7%。纳达尔正是通过这种强化自身素质,加强技能 训练,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2.4 计划实施阶段,以及在实施中运用多种策略――上兵伐谋的谋战思想
《谋攻篇》把制胜战略模式归结为四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四策因情况而变,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组合。对于具体操作,孙子在兵法中强调通过诡道 、示假,引诱,迂回,挑动,痹之,怒之等手段使敌人决策失误,行为被动,通过饥之, 乱之,分之,离之等使敌整体作战能力下降,有兵无势;通过避实攻虚,避强击弱,攻其要 害,攻敌之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出奇制胜,攻其惰归,攻心夺气,以火佐攻,半济而 击等手段胜于易胜。孙武以智取胜思想的核心是:强我弱敌以强胜弱,攻敌之弱,攻敌之误 。[4]在计划实施阶段,以及在实施中运用多种策略,不仅有认知策略还有情绪策 略,充分 运用了情绪对个体表现的影响。回看2007、2008年纳达尔与费德勒的比赛。也正是这些方面 的一个写照。
“兵者,诡道也。强而避之,怒而挠之”[3]。避开敌人强大的方面,激怒性格暴 躁的敌人 。从表3可见,2007年决赛纳达尔在每次发球前平均拍球5.20次,平均用时3.28 s,到200 8 年决赛每次发球前平均拍球7.25次,平均用时4.05 s,从拍球次数和拍球时间都有增加, 以 至于在比赛中受到主裁违反20秒时间准则的警告和费德勒的指责,实乃有意为之。其目的有 3:
1) 拖慢比赛节奏,强而避之。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纳达尔具备超人的耐心,慢节奏是他 的强项,而费德勒属于脾气急躁的选手。如果想在快速的对抗中战胜费德勒,那是纳达尔力 所不能及的,这在2007年的比赛中已经得到证明。扬长避短,是纳达尔明确的战术意图。规 则 规定网球比赛分与分之间有20 s的间隔,所以他想尽一切方法使比赛节奏慢下来,包括增加 拍球次数、减慢拍球的频率、擦汗、来回走动等。单从比赛时间2008年288 min,比2007年 多63 min,就足以证明纳达尔达到了目的。他超人的耐心对于费德勒绝对是一种艰难的心理 考验。
2) 破坏费德勒的接发球。我们知道,注意动摇时间平均为8 s~12 s,接发球前准备时 间过长很这容易发生注意的动摇。在纳达尔的发球前,故意慢拍球,最多甚至要拍到12次, 用时近5 s,故意引发对方注意起伏,造成失误。这都是在达到他的战术意图。
3) 诱发费德勒烦躁情绪。发球前纳达尔的多次拍球,先是对费德勒的注意力造成挑战,次 数多了,情绪上自然烦躁,心态上容易起伏波动,甚至是影响到比赛裁判的判定。在2007年 比赛中,费德勒曾因挑战鹰眼和裁判发生争执以至于一度情绪失控,所以纳达尔利用这种方 式在2008年比赛中增加了很多次的鹰眼挑战(2007年11个,其中发球2个;而2008年17个, 发球5个),以此考验费德勒的心态。
表3 纳达尔发球前拍球次数和时间统计
比赛时间 最多拍球次数最少拍球次数平均拍球次数最长拍球时间/s最 短拍球时间/s平均拍球时间/s2007年925.209.231.113.282008年1227.258.481.174.03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的比赛结果证明了纳达尔的运动战术思维成功运用。第三盘 开始纳达尔成功利用挑战鹰眼化解了两个破发点,费德勒的心理平衡出现问题,连连失误, 如果不是强劲发球追回比分和大雨侵扰中断比赛得以缓冲的话,费德勒甚至有可能会丢掉第 三盘。
2.5 强调在整个过程中要加强监控与调节,随时调整策略应对比赛――因变谋略的变战思 想
面对敌强我弱的竞争形势,有效的竞争策略就是在“变”。任何一个运动队或运动员, 无论它有多强实力,都不可能独揽竞技场,洞察竞争对手的弱点,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以我 之实击彼之虚,从而占据主动权。孙子任势求变,突出体现在攻守、奇正、虚实等战术思想 的活用。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4]。用兵的规律都是避开敌人最有实力的地方而攻 击敌人空 虚的地方。根据陶志翔(2008)统计,纳达尔和费德勒交手中不论是发球还是对打,有超过 五成的球都击向费德勒的反手区域[5]。由于纳达尔的球旋转强,上跳高,而费德 勒的单反 击球方式很难对高上跳球用力造成进攻机会,所以费德勒对于这样的球只能进行防守。通过 表一可以看到,纳达尔这样的底线型运动员非受迫性失误是非常少的,08年决赛只有27个, 几乎只有费德勒52个的一半。这样的战术思维运用,最后迫使费德勒只能通过大范围移动侧 身才能发挥自己正手所长,所以非受迫性失误急骤升高。对于纳达尔或者他的叔叔教练团队 来说,创造性地运用运动战术思维训练是纳达尔能获得08年温网冠军的坚实基础。战术创新 都是根据本方特点,采用避实就虚的方针,创造出特别的获胜之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4],纳达尔属于防 守反击型 选手,但是在2008年温网决赛中,他却加强了进攻,从表1可以看出,上网得分率变化是69% ~71%,制胜分率变化是32%~33%,ACE球方面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在防守方面也有很大提高 ,非受迫性失分率由21%降低到15%。虽然总体来说进攻是费德勒的主要得分手段, 但纳达 尔的进攻给了费德勒很大的压力,其受迫性失分率由27%提高到28%。因此进攻时运用对手所 不熟悉、不适应的战术,使对手被动挨打,穷于应付,同时又抑制对手的长处,削弱其进攻 的锐气。
2.6 结果评估阶段――胜利以后的总结评估思想
尽管孙子兵法没有直接提到胜利后应如何,但网球竞赛是一个比赛接另一个比赛。自我 评估与反馈对于运动员来说极其重要。继2008年夺得温网冠军后,纳达尔在09年初的澳网比 赛中更是气势如虹,再次战胜费德勒夺得他第一个硬地比赛的大满贯冠军。这和他在08年温 网比赛中战胜费德勒后所获得的经验与自信,以及赛后对在快速场地与费德勒比赛的研究总 结是密不可分的。
3 结 论
纳达尔在2008年温网夺冠绝非偶然,而是力与智的完美结合,是《孙子兵法》慎战、谋战 、力战、势战和变战五战策略的鲜活演绎,充分展现了运动心理学中战术思维的不同过程以 及各种高级策略的娴熟运用。具体说,这个过程包括准备阶段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阶段 计划实施阶段评估阶段。首先是准备阶段包括运动员本人的内部准备和外在环境因素准备 ,即慎战与势战;第二阶段为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阶段,即力战,以 目标为导向,制定计划整合各方力量;第三阶段为实施阶段,即谋战,不仅运用智力策略, 更运用情绪策略搅乱对方的心理,攻破阵局顺理成章;第四阶段为结果评估,最终取得胜利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监控调节,它既独立于以上四个阶段,又渗透于各个阶段,即 变战思想。
具体模式如下:
图1 “五战”策略的战术思维过程
综上所述,运用《孙子兵法》战略思想,对纳达尔与费德勒在07、08年温网决赛中战术 思维的分析,总结出网球运动的“五战”策略的思维过程,以期在以后的网球运动训练与竞 赛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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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顺应论;《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35?05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它具有词约意丰、朗朗上口的文学特点,其句式结构独特,内容言简意赅,带给读者阅读美感。该书几乎运用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所有的辞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对偶和排比等),并且读起来酣畅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许多译者仅仅视之为标准的军事议论文,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理解需要,选择的也多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传最广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译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简称丹马)才在辞格的翻译策略方面作出显著性变化,他们选择以断句分行的散文体来译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韵体形式,以期再现该书的文学艺术价值。
在李运兴教授看来,翻译时有五种处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目的语表达形式相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文化诠释(Annot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文化归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语表达形式,代之以目的语表达形式,使得源语文化意义丧失;文化阻断(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目的语语篇[1](123?124)。借鉴这五种模式,我们可以勾勒
出《孙子兵法》各英译本针对源文辞格所作出的翻译策略选择。
比利时语用学家杰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综观视角和适应论观点来理解语用学现象,深刻地阐释了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维索尔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原因就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2](59?61)。语言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可能性即为变异性,而协商性指出高度灵活的选择策略是人类对语言选择的基础。顺应性则是语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相关语境,从许多可能选项中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发挥出主体性,以满际对象的需要。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语言和语境互动的过程,不同的语境左右着语言的选择,并改变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而语言选择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性。
语言顺应论常用于指导对文学翻译的探讨,笔者拟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下,结合李运兴教授的文化成分处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马两部译本为研究对象,针对比喻、对偶和排比这三种典型辞格,考察译者在翻译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顺应性选择,最终揭示典籍英译活动中处理源文辞格的译介规律和原则。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2010JD03);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吴莎(1976?),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两译本在比喻上的顺应性选择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辞方法。它可以将生动、具体的形象诉诸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增加读者对文章的形象感。《孙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认为“庄子妙于用虚,左传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丹马在《导言?应用孙子兵法》中写道:“《孙子兵法》松散地组建起一套观察结论和模式,却极少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孙子没有通过逻辑实证来形成其学说,而是采用类比(analogy)和隐喻(metaphor)。”[3](xix)显然,丹马已经意识到比喻辞格可以使得议论透辟晓畅,也让概念呈现得爽利俊洁。随后,让我们比较一下翟林奈译本与丹马译本是如何就“势”这一核心概念来译介复杂微妙的比喻辞格的。
《势篇》中“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上,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一段中,孙子所指的“任势”即为“造势”——造成有利的主动态势。他以木石“可方可圆、方静圆动”来比喻“造势”的诀窍——掌握规律,因势利导,其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好军队,因敌变化地运用战略战术。作战指挥如果能够做到机动灵活,就像将沉重的圆石从高山上滚下,用力小,却战果丰。此后,他又谈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矿弩,节如发机”。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泻,以至于冲走石块,这就是‘势’啊;凶猛的鹰鹞搏击小鸟,以至于猎物毁骨折羽,这就是‘节’呀。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势’是险峻的,突击行动时节奏短促而猛烈。‘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犹如扣动弩机。”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出“势”和“节”的文化意蕴,而巨石、激流、雄鹰、强弩这样一些力与美的形象突出了战争要素“势”与“节”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阐述“势”这一抽象的军事学概念时,孙子摒弃了直接采用文字定义的方法,而是化抽象为形象,变深奥为平易——通过间接的比喻(“转木石”“激水”“矿弩”),如同绘画般描摹景象。丹马在分析“势”时就指出,“该书通过隐喻和意象(image)来说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如矿弩’,‘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这些意象留在我们脑海中,无意识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体(in linear prose)却无法复述出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译本则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两个译名来指称“势”[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语读者根本无法认识到它们源自同一个概念——“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统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马则深刻地认识到孙子阐释“势”的表达形式是“隐喻和意象”,于是他们选择了“以隐译隐”的翻译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译名“shih”来译介“势”,随后又通过详加评论来进一步注释。这颇具“无为而治”的风范,也属于“文化直入”的翻译选择策略。事实上,这种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丹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强调了文化差异,唤起了西方读者极大的兴趣。而此前,所有的译者都采取的是“化隐为显”的译法,正如翟林奈,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或多个近义词在译文各处中解释“势”。
按照阐释学观点,无论是《孙子兵法》源文本,还是英译本,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自洽的整体,其内部存在很多“未定点”和“空白处”,而这些“文化空白”正是带给西方读者阅读乐趣的源泉。因此,译者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选用多个近义词来阐释某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性概念,这样容易让读者感到思绪不清,扑朔迷离;而且隐含意图被显义译出后,也造成“信息浅薄化”,让读者无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体悟比喻,自然也无法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有时候,像丹马这样刻意经营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让西方读者参与其中,激发出兴趣来慢慢品味、细细解读。西方读者的阅读可视为一个不断向译本提问的过程,译文则在不断提供答案;适当的问题会不断激发读者去追根穷源,这就顺应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愿望,让比喻造成的审美意象交叉、重叠、缠绕,逐步推进阅读进程。所以说,阅读“文化直入”法处理的译文可以让读者的文学审美体验融入新的文化语境,经过再次整合,将呈现出潜在意蕴。所以西方读者经过细心阅读和回味隐喻,往往可以逐渐发现“未定点”和“空白”中所隐藏的微言大义。
因此,丹马译介“势”时避免选择近义词,也就规避了产生文化歧义的可能性。他们适当“留白”,不去追求在译文中进行“最终”的阐释。这样就让西方读者保持了心灵的开放,使之自行寻觅豁然开朗的阅读喜悦。此外,丹马还结合了文化诠释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们在第三部分的评注地交代了“shih”的来龙去脉,给出了详细注释:“势是形态(军事布局)的内在力量。势并不单单依赖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态,沿沟壑而成瀑 布。”[3](154)该翻译小组还评论道:“随着条件的变化,任何特定形势下的‘势(shih)’会持续改变;正如我们沿着秤杆挂上砝码,其平衡点总在移动。通过‘计’获得认识后,更容易找到支点。”[3](132)于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正文时虽然心存“悬疑”,却能够一气呵成地完成阅读;在激发出联想和审美愉悦之后,读者被诱导着深入思考,然后通过“评注”中与译者的理解“协商”,最终探寻到“shih”的真意。
二、两译本在对偶上的顺应性选择
《辞海》将“对偶”定义为“采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类的意思”。因此,“对偶”这种修辞格是将相反、相对的事物放在一起,通过相互比较,来描述和说明它们的性质。对偶的灵活应用可以极大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而在英文修辞中,“对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或对比强烈的意思骈置一道并处于持久的张力中”[5](151)。从英汉语中对“对偶”的定义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汉语严格要求“字数相等”,在古汉语文学形式中的骈文和律诗中尤其如此;而英语只要求“对偶”做到短语、从句或句子在长度上大致相当,并不强求字数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语属于多音节语言,并且在语法上也富于词尾变化。从拼写形式来看,即便是单音节词,其拼写字母的数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汉字在语音上具有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声调也可资区别;在语法上,汉字也具有孤立性,既无词尾变化,又书体方正。因此,将两个英语单词骈置一道,不太可能产生像两个汉字那样“结体方正、两两相对”的对偶效果。不过,英汉民族在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视觉效果上呈现出形式整饬的美感。
(1)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
孙子将“先敌到达立即部署”与“后敌到达仓促部署”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置于一处,形成鲜明、强烈的比较,让读者易于鉴别,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译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与“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论是句式结构、还是从句长短,其属性均有所不同;而从译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与“arrive exhausted”,我们无法看出源文“对偶”的辞格特质。所以说,翟林奈的译法属于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处理思路,采用英语读者常规的表达形式,从而顺应读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马译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细看丹马的译文,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翟林奈译文的影子。但该译文采用分行断句的技巧,凸显前后两句在结构上的工整对称,三对核心词“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间的对比强烈,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特点,体现出源文“对偶”的文学特质。不过遗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对“hastens to do battle”,这在结构和单词数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与“堂堂”这样的叠字形容词,要译成英文,追求在外形与音调上与源文对等几近不可能,而要实现这十二字的“对偶”也极为困难。
翟林奈译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显然这句话完全无法再现出源文的“对偶”特征。
丹马的译文则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对“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们尽力让句子的长度保持大致相当,并让句子结构呈现均衡平行。不过,即便是这样,“对偶”仍然不太彻底,从译文中很难看出源文的文学特征。事实上,英语在修辞中的“对偶”远不如中文那样严格,并不追求绝对工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的“对偶”在译介为英文时,往往沦为排比。
三、 两译本在排比上的顺应性选择
“排比”是《孙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贯全文。大量巧妙地应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孙子兵法》的语言节奏鲜明,和谐流畅,条理清晰,气势贯通。《辞海》定义“排比”为:“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用结构相似的平行句法构成。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陈望道先生指出:“排比与对偶颇有类似处,但区别有三:一是对偶必须字数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对偶必须两两相对,排比不拘;三是对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却以字同、意同为经常状况。”[6](437)在《文学百科全书》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义为“英语诗体及散文体修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短语、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协调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辞相似的各成分间平衡、匀称”[5](153)。详细的译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 篇》)
翟林奈译文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从这段译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视源文的排比辞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进译文的齐同性。这些译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无法再现排比辞格的气势。
而丹马的译文则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马曾对此评论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韵联(rhymed couplets)体行文,措辞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体,也具有战国时期文体的常见特征。”[3](132)此处的韵联指的是“两行一韵”,但丹马译文并未完整体现出源文用韵的特质;不过,他们让译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现出排比的文学特征。
(2)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
源文呈现出“三句一组”的结构,其中有两种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译本写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马的译文则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针对源文,翟林奈选择了两种排比句式来作出合适的应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词+ B is a C。丹马则分别采用两种排比句式来译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译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将“文化融合法”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3)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形篇》)
这三句话属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孙子连续采用三个排比,形象地说明:不可能轻而易举、真正高明地预测出战争的结果,而实施完美的全胜战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辈就可以达到的,并且强调了预知胜负以及争取全胜的重要性。丹马针对第一个比喻“举秋毫”作了以下注释:“根据中国古代传说,秋天来临后鸟兽的柔软羽(皮)毛十分纤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来译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译本则写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观之,译介排比辞格时,翟林奈没有特意去保持译文句式的齐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以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丹马则应用“文化融合法”来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达成形式上的对称之美,其结构工整、使得译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权威感。不过,终因英语语言文字特质的制约,译文在“形对”和“义对”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逊于源文。
四、结论
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译者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尽量让译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学神韵,既适应同时代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又顺应文化语境的动态变化。于是,译者会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采取个性化的翻译选择策略,以顺应读者阅读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约因素;这本身也是一个对译文语言的动态选择过程。译者在辞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体现出译者如何与孙武以及英语读者进行“协商对话”,并彰显出翻译活动的主体创造性。在英译《孙子兵法》这一动态选择过程中,译者选择的方式是协商,选择的目的是顺应。其具体的顺应选择模式可以表述为:译者解读源文本《孙子兵法》,选择源文本意义(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选择英语表述的意义(明确翻译目的,在词汇短语、句子辞格、篇章文体方面选择相应翻译技巧),实现顺应性选择。
就《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的嬗变来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实汉学功底、治学态度严谨的汉学家,因此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还富有一定的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并且在译文的文学性上颇受世人推崇。不过,他的译文并未着意去再现源文辞格的文学美感。而丹马不同,他们经过历时十年的《孙子兵法》研究,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力争让译文在形式上更为接近源文。其文笔简洁,甚至有些晦涩,文体上也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学风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为了较好地再现源文的辞格特色,译者理应力争采用文化直入法来保留源文的语言形式,选择异化性的翻译策略;或是运用文化融合法来实现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表达形式之间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达形式必需具有独特性,句法辞格这一文学语言特征则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际线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指出:“译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风格,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交际线索,这些交际线索能够引导读者获知作者的交际意 图。”[7](98)若实在无法再现源文中“交际线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样,多采用文化诠释法来补充足够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写大量的评论、注释和附录,以消除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当以上三种处理模式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顺应性译介效果时,还可以考虑文化归化法和文化阻断法这两种模式。在《孙子兵法》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历时性特征,而不同译本的辞格处理模式也顺应了当时代读者的阅读需要。在典籍英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去探索如何让译文尽量保留源文的风貌,并予以相当程度的文化补偿,来凸显出源文的文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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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先声明一点,此文就像《诸葛亮必败》一样,是据《三国演义》的内容而论的,如果据《三国志》《魏略》等而论,想必大家会拿石头砸我。
先说荆州。荆州是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个州之一,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荆州是军事要地,有着相当好的地理位置。当时,曹操虎踞北方,孙权稳坐江南,而荆州正位于二地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诸葛亮与刘备在隆中时,诸葛亮就曾说:此用武之地。第二,荆州为第二大州,人力物力资源自然丰富,这为巩固霸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荆州这块“肥肉”到谁嘴里谁就会死死地咬住,能把它送人么?对刘备来说,就更不能扔了。为什么呢?他一直四处流浪,无家可归,怎么对得起他那顶“英雄”帽子?而诸葛亮是为刘备这个老板做事的,一个能让蛟龙腾飞的要地,他能拱手让人?而且占了荆州,就等于王业开辟了一半,就可再取益州、汉中,他诸葛亮不就能大显身手了么?所以,为了刘备能够早日立业,为了他自己能有用武之地,诸葛亮自然不会让出荆州。
可他不让荆州,有人就不高兴了,那个人,就是为孙权办事的周瑜。
诸葛亮、周瑜二人是各为其主,他们对荆州的战略地位都心知肚明,自然免不了要为荆州一事大动干戈,从最初的以礼相待到智斗再到武斗,周瑜可没少下工夫,但是,周瑜的智慧怎么也比不上卧龙啊,自然得了个悲惨下场。
诸葛亮的不守信用以及气死周瑜,都是为了能让刘备立下霸业。在军事和政治中刀光剑影,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的现实。这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下的必然。
(请作者速告知详细联系地址)
【参谋】驳论文是议论文一种,目的是要驳倒对方的观点。张思源认为。在三国时代“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打赢了就好。孙子兵法上也说过:兵者,诡道也。可见,“战争时期不必讲信用”的确是祖宗流传下来的看法。
为了解鸟类在面对气候与环境改变时的因应之道,台湾大学森林环境暨资源学系教授袁孝维与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助研究员沈圣峰组成研究团队,长期观察台湾特有种鸟类─“冠羽画眉”,结果发现可爱的冠羽画眉并不会因环境变恶劣而加强竞争、相互抢食,反而会携手合作、抱团取暖,令人意外的创新发现引起全球关注。
研究冠羽画眉长达二十年,为台湾该领域生态权威的袁孝维表示,冠羽画眉只有分布在台湾的中高海拔山区,是台湾特有种鸟类,可说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讨喜模样常吸引不少鸟迷拍下动人姿态。有趣的是,冠羽画眉不只台湾独有,生态也相当特别。
为一窥堂奥,研究团队搜集了37个冠羽画眉鸟巢,共85天的孵蛋竞争录影画面,分析了近三百个小时的喂食雏鸟资料,从中研究发现,冠羽画眉具有很特殊的“共用一巢”合作生殖行为。她表示,这种生态在自然界十分少见,以目前全球将近一万种的鸟类中,大约只有不到二十种鸟类会出现这样的繁殖行为。
袁孝维解释,所谓的“共用一巢”合作生殖行为就是指多对冠羽画眉会在同一巢内彼此竞争生蛋,但为了让后代可以顺利繁衍与生存下来,而共同合作筑巢、孵蛋与照顾雏鸟。
以冠羽画眉生态为博士论文主题的沈圣峰表示,研究团队发现冠羽画眉在恶劣的天候如暴雨不歇、台风等环境下,冠羽画眉会减少族群内的个体竞争,像是降低为争夺生蛋时的鸟巢“卡位”战等,或是减少下蛋颗数以增加雏鸟存活率,甚至还从观察中发现"共同孵蛋"的互助行为,也就是别只画眉妈妈会帮另一只鸟妈妈孵卵,藉此发挥互助合作效果。
而果然是“团结力量大”,研究团队发现藉由这样的互助机制,不但冠羽画眉彼此竞争减少,就连雏鸟也因此受惠,不只降低死亡率,长大后离巢成功率也大大增加。
论文关键词:古代激励思想,当代企业管理,启示
在中国古代,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懂得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出如何让激励人才大量涌现的方法,从而产生了我国古代的激励思想。我国古代重视人才、激励人才的思想和方法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是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潮中,企业的效益倍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建立完整的管理机制是其必然。近年来,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已成为当代管理的核心。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现代企业组织选人、用人、增强凝聚力以及赏罚分明的管理方法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1、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基本内容
我国古代传统的激励思想,广泛的运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既有精湛的哲理,又有生动的事例,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奇妙无穷。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惠民
孔子以前惠民思想已经流行。例如,周定王时卿刘康公说:“……惠所以和民也。……惠以和民则阜”(《国语·周语》中)。楚大夫申叔时说:“德以施惠,……莫不尽力以从上命”(《左传》)。到孔子时代,他把惠民作为仁政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孟子则认为“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提出“以正裕民”(《富国》),“庶人骇政,莫若惠之”(《王制》)。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惠民是统治者的良策,惠民思想是让老百姓“尽力以从上命”、“亲其上”、“死其长”的激励思想。他们用的是隆恩、养民,达到“务揽英雄之心,……通志于众”。这样就把统治者意志变成民的意志,收到暴力不能具有的绩效。
兵家的施惠思想表现在非常重视体恤士卒,主张将帅与士卒同甘苦,共命运。兵家非常重视士卒在战争中发扬主动的精神,把激励士气视为战守胜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兵家有《励军》、《励士》之作和视兵如己、爱兵如命的将帅。将帅爱兵施惠,如同儒家的惠民,都是激励思想的基点。
二、赏罚
人情有好恶,所以赏可以劝善,罚可以止恶,赏罚有激励的功能。韩非说:“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适当的刑罚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才能,所以它在传统激励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的赏罚标准是功过。以功行赏,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功,使赏有明确的统一的合理的标准。赏罚能否起到激励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做到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赏罚适当,必要时辅之以厚赏、重罚。赏有信、罚有必是能产生激励绩效的重要条件。如果赏罚不信,必然是禁令不行。用行赏激励还必须注意不同层次、不同职业者的情况。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由于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同,个人素质与性格的差异,各人追求的目标与要求也就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特别注重根据激励对象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做到有的放矢。
三、教化与表率
教化在激励中的作用是赏罚不能代替的。对待相同的激励对象,由于运用的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也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关于教化的作用,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颜渊》),即施以政、刑,使民可以不犯法,免于受刑,但不知有羞耻之心。政、刑对人是外部条件,是非持久性的外因;导之以德、礼,不仅可以免受刑罚,懂得廉耻,而且能自我完善。自我完善是内因起作用,具有激励的持久性、稳定性。“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不功焉”,就是注重培养思想品德,树立起从善的信念,并辅之以刑罚,一切事情都会做好,说明施以道义教化在激励从善中的巨大意义。
2、古代激励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虽然大多都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中,但表现为多注重“情”,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借鉴古代激励思想,当代企业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
2.1运用情感激励,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
所谓情感激励就是加强与职工的感情沟通,尊重、关心职工,建立平等和谐亲切的感情,让职工体会到温暖。人具有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感情因素对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很大的影响。孙子曾说过:“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篇》)。即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儿子,那么他们就会为你赴汤蹈火,生死与共。刘备三顾茅庐,用那份真诚感动了诸葛亮,诸葛亮感激涕零,用了一生的精力和智慧来报答刘备。诸葛亮也说过:“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诸葛亮兵法·哀死》)。这些都表达了通过感情沟通,以心交心、增强归属心理、激励下属的思想。
“心治”是中国古代激励的重要特征。现在管理者也应该充分利用人性化管理,通过情感激励,使员工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为其努力拼搏、浴血奋战。
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受到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激励成递减趋势,员工对精神、个人追求、社会价值等要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以人情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借鉴孔子提倡的仁治来调节组织内部员工关系,实现人和,以同员工的情感互动来达到交流、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社交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以情感为纽带把整个组织团结起来,这种情感需要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情的浓郁,都将成为组织向心力的来源。
2.2运用表率激励,树立良好榜样
表率一般指领导者的带头作用。经营者的素质是指其品德、技术与能力的综合因素而言。作为领导者来说,品德好、为人公正,则是首要的条件,因为他的任务是领导大家一起前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国古代十分推崇领导的榜样作用。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管理者个人的举止行动其实就是下属模仿的对象,是无声的命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古今皆然。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的权威固然重要,但表率作用往往会起到更大的效果。表率做的好,员工就能得到强有力的感化、促进和带动。因此,企业领导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加强自己的修养,从而达到组织中的人性化管理。身正正人,严于律己,这是古代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美德。企业领导者要做到大公无私,诚实守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楷模,激励职工向上、以搞好企业为己任的活榜样。
2.3运用赏罚激励,激发员工积极性
赏与罚共同构成对人的双向激励,两者不应偏废。古人认为要以赏为主,以罚为辅,加强正面激励。古语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最常见的赏罚激励。“赏必行,罚必当”,即要求管理者要赏罚严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两种强化激励手段,以次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韩非也指出:“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偷赏,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韩非子·主道》)。只有做到恩威并施,赏罚分明,才能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真正效果。
物质与精神奖励企业激励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还存在着奖惩的适度性、时效性、公平性及有效性等方面问题,尤其在惩罚方面,往往“人情”味太浓,力度不够,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因此,现代企业要完善奖惩制度,在奖励方面,要注意奖励的量度,把握好奖励时效,同时注意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充分发挥其激励效果;在惩罚方面,应严格按制度办事,既要做到惩罚及时、足量,也要与教育相结合,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取得相应的激励效果。
2.4运用目标激励,激发员工动机
所谓目标激励,就是通过目标的设置来激发人的动机、引导人的行为,使被管理者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激励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孙子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将帅和士兵要确定同样的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在现代企业的人事管理中,我们要通过目标的设置来激发动机,指导行为,使个人的需要与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以激励他们的积极性。
因此,目标激励就是把企业的需求转化为员工的需求。为了解除这一需求给员工带来的紧张,员工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员工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管理者还应当把成果反馈给员工。反馈可以使员工知道自己的努力水平是否足够,是否需要更加努力,从而有助他们在完成阶段性目标之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目标。此外,管理者运用目标激励时还应注意一下几点:
①目标设置必须符合激励对象的需要。即要把激励对象的工作成就同其正当的获得期望挂钩,使激励对象表现出积极的目的性行为。
②提出的目标一定要明确可行。比如:“本月销售收入要比上月有所增长”这样的目标就没有“本月销售收入要比上月增长10%”这样的目标更有激励作用。
③设置的目标既要切实可行,又具有挑战性。目标难度太大,让人可望不可即;目标过低,影响人们的期望值,难以催人奋进。
2.4运用公平激励,树立和谐氛围
公平激励认为,员工的工作动机和积极性不仅受自己绝对报酬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受相对报酬的影响。员工总会把自己的贡献和报酬与一个和自己相等条件的人的贡献和报酬相比较。当这种比值相等时,就会有公平感,就心情舒畅,积极性高涨;反之,就会导致不满,产生怨气和牢骚,甚至出现消极怠工的行为。而中国古代就曾提出赏罚公平的原则,而且提出其关键在于要严明、公正。“严惩不避亲贵”(《韩非子》),“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诸葛亮集》)都指出谁有功就赏谁,有过者即使是皇亲国戚也要严格惩罚。
曹操有过,要“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赏罚公平的例子。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公平态度非常值得现代企业学习。
此外,运用公平激励,还要做到努力满足激励对象的公平意识和公平要求。在现实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较多。例如:由于地区、行业、单位、个人等条件的不同,加之制度和政策上的某些弊端,造成了人们在报酬上的较大差异,并因此引发了一些矛盾。公平激励,就应积极减少和消除不公平现象,但正确的做法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而是领导者要做到公平处事、公平待人,不搞好恶论人,亲者厚、疏者薄。当然,世上没有绝对公平,在企业激励中最终追求的只能是相对公平。一方面,企业在工作量分配、报酬、绩效考核、任用、奖惩等诸多方面都必须注意其公平性,另一方面,在激励过程中也要注意对员工公平心理的引导。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激励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的管理理论。今天,我们要以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趋势来看待,充分汲取中国激励思想中的精华,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激励管理思想,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融会贯通,立足于本国国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月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
3 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7月版.
2007年4月18日,一场名为《阳光控股・余秋雨纵论文化河南》的演讲在郑州大学学习堂拉开大幕,为中原国学讲坛带来了。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从免费入场到有部分门票出售,从无人问津到有企业赞助,中原国学讲坛通过一年多时间的运营开始成长、成熟起来……
从免费入场到消费文化,
中原国学讲坛艰难培育讲坛市场
2006年5月,央视“百家讲坛”刚刚为国人所知,还没有今天那么火暴。那时的王昕看到了这个节目以后灵光一闪:能不能把这个节目在河南落地呢?经过一番思考,他说做就做。王昕向亲戚借了钱,成立了公司,第一场就请来了刚刚在百家讲坛讲过《老子》的姚淦铭先生,经过媒体的宣传,所讲两场,共有三千多人听讲。王昕看到了这个产业人群背后的市场潜力。接下来,6月24日,他们又请来了台湾大学教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专家邱明正讲了《孙子兵法与经营管理》,这一场吸引了部分企业高管前来听讲。中原国学讲坛的声名开始在企业高层层面传播。7月5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庄子研究专家王利锁先生做客中原国学讲坛演讲了《庄子的哲学智慧》。同月29日,中原国学讲坛请来了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演讲《康雍乾治世之道》。
如果前面几场是中原国学讲坛的试水秀的话,那么二月河先生的到来则正式拉开了中原国学讲坛的大幕。鉴于二月河的市场号召力,此次演讲的门票定价为50元与100元两等。中原国学讲坛开始有了票房收入。从免费入场到文化消费,中原国学讲坛开始进入消费时代。
中原国学讲坛在郑州开始掀起一场国学热运动
如果说央视“百家讲坛”以现代阐述方式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温暖的国学情结,那么中原国学讲坛则在中原腹地点起了国学的火把。这一火把照亮了郑州与河南精英阶层的心灵。一场讲座结束以后,人们会很关注下一场讲座的老师是谁?什么时候讲?周口、新乡、许昌,远至三门峡的听众,为听一场讲座,许多人不惜放弃休息时间,驱车赶到郑州,像小孩子追歌星一样,许多成年人开始追捧学术明星。有专家说,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说明文化已经成了当今社会人群的普遍需求。同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说明了社会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传统文化与正统文化在被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等新兴文化遮蔽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进入复苏期。
稍有文化基础的人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几乎是作家与诗人风行的年代。以至于人们戏谑地说:“如果街上走十个人,九个都是诗人”。这话虽有些夸张,但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那个时代,舒婷的一首《致橡树》发表以后迅速为国人所传诵;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使顾城成为家喻户晓的诗人;海子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至今仍然被人广为引用,有时候会成为报纸重要文章的标题;在那个时代《人生》成为经典小说,《平凡的世界》成为青年学子的指路明灯,英年早逝的路遥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那是一个三人行以不谈诗为耻的时代,那是一个众人聚在一起以不谈文为羞的时代。一本新书出版,谁读得晚了,谁在人群之中、朋友圈里就没有了话语权。可是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股经商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十亿人民九亿商,许多文人与教授也开始下海折腾。这个时候,文化就成了一朵羞答答的玫瑰,只能躲在墙角静悄悄地开了。艰涩难懂的国学,更是“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文化就是清贫,国学成为废墟。一切被经济狂澜所席卷。可一花盛开不是春,一个社会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支柱的支撑才能兴旺发展。这是国学复苏的内在原因。这也是中原国学讲坛在郑州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的重要原因。
中原国学讲坛帮人们寻找心灵之根
关键词: 地方本科院校 信息素养 检索与利用 实践训练
1.问题的提出
1984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高等院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一些高校纷纷开设了文献检索课程(以下称文检课),至今已30余年。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张羽,2014)。掌握文献信息检索的方法并能实际运用,对每一位本科院校大学生都是一项必备的技能,只有较为完整地掌握信息z索方法,学会对有效信息的利用,具备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改善知识结构,丰富专业知识内容,才能在专业学习和职业道路上越走越远。文检课是一门应用性广、实用型强的课程,长期以来,在有关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的教学研究中,已有大量的教学研究成果,其理论上研究的成熟度和广泛度高于实际的效果。在实际教学中,还是存在由于课时少、资源有限、学生重视不够等导致的教学效果不佳的情况,教师注重理论知识的传递,但往往止步于让学生掌握一些文献检索的方法和路径,教学过程停留在信息检索层面(谢礼妹,2014),学生的实践能力没有得到训练,课程结束时也没有标志性的成果,课程没能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课程学完,仍有学生无法独立完成检索任务,或者检索来的结果不知道如何使用或用在何处的情况。本研究从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实用能力培养入手,通过组织操作性和实用性强的实践训练,立足“从做中学”培养学生快速准确地获取有用信息,识别、辨别、筛选和整合利用信息,做到学以致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课程开设的目的。
经实践,在教学中通过“理论讲授+实践上机检索+课题研究报告”的“从做中学”的模式完成学生文献信息检索能力的培养具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该模式构想基于以下几点认识:依据“任务型教学法”,倡导“从做中学”,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主动学习、主动学习和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地方本科院校与一般研究类院校相比,更加注重培养实用型的人才,但由于地方本科大学“大多办学时间短,很多必要的改革尤其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改革中占有重大比例的各科教学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还没有跟上”(王哲,苏建新,2015),且目前存在着“地方本科大学图书馆在接受信息资源挑战带来转型的同时,又迎来了向应用技术型办学转型的新挑战的双转型”(李全华,2015)。面临着“双转型”的本科院校,由于种种原因,《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的作用未能完全发挥出来,据调查,主要表现为:学生对此课程不够重视,认为学不学没多大关系,上课热情不高;教师则往往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照本宣科,没有学校元素,不能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毫无吸引力,教学效果不佳; 学习方式恪守学生选课的原则,重视与干预不足(李全华,2015)。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二重二轻,缺乏系统的信息素质教育:重“获取”轻“利用”、重“课堂讲授”轻“信息实践”(李培培等,2016)。除了上述问题在地方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外,以下为实践中关注到的一些具体实际问题。
2.1教师层面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使用,文检课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文献检索课程的内容及检索方式都已经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现在的大学生,是电子产品伴成长的一代,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和使用程度很高,进校前就养成了用手机搜索解决心中困惑或难题的习惯,所以,在开课之初,一些学生对开设此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缺乏认识的,以为无非就是教学生上网、用搜索引擎、查工具书等。这对教师的信息素养和现代教育技术能力和手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教师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上都需要及时更新和提升,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也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师的在职继续教育培训和加强教学研讨需要学校重视和个人自觉意识的双重作用。
2.2学生层面
学生重视不够,没有自主检索的习惯和意识,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差,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了解不够,认识不足,学习目标不明确,感受不到学习的意义,学习缺乏动力和积极性。由于课时有限,学习内容难以面面俱到,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课程教学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的问题。而且,课程貌似与专业结合不够紧密,往往让学生感觉到课程与专业学习无关痛痒、可有可无,因而有的学生上完该门课后还有信息观念和情报意识缺失的情况。
2.3课程定位层面
关于课程性质定位,原国家教委教高司1992年第44号文件对文献检索课的性质定位是“文献检索课是培养学生的情报意识,掌握用手工方式和计算机方式从文献中获取知识和情报的一门科学方法课”,旨在培养学生“懂得如何获得与利用文献情报”(李培培等,2016)。这一关于“方法课”的定位,导致学生满足于只懂得获取信息的方法,而缺乏系统完整的信息素养和情报意识。
3.对策研究及建议
针对地方本科院校《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采用以任务为导向,课题为引领,授之以渔,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无缝对接,把专业学习嵌入信息素养培养中的模式,满足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依据“任务教学法”理论,“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任务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西方,随着教育全球化的推广,逐渐渗透到中国教育领域,经过著名学者的深入研究,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任务型教学理论……任务型教学法注重师生间的沟通与交流,强调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苏丽敏,2016)。“从做中学”是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以“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为依据,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理论。在《明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杜威认为,“从做中学”充分体现了学与做的结合,也就是知与行的结合(单中惠,2002)。由此可知,依据“任务型教学法”理论,“从做中学”就是由任务驱动,目标引领,让学生在有实际活动的环节中积极大胆地实际动手操作,带着任务(学会某一项技能,掌握某一项技术,弄通搞懂一个道理),带着目的(完成任务)进行实践,任务完成了,目标实现了。将外在的驱动力(任务)变为内在的自觉力(实现目标),提高实际运用能力。任务型教学模式与其他教学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和实践性(苏丽敏,2016)。
(1)教学内容的选取应注重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和专业性,除了把握内容上的整体完整外,还要注意与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紧密结合。学生系统完整地学完文检课所具备的信息素养有助于学生日后发展。在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检索能力和获取信息的速度快慢决定了赢得机会抓住机遇的快慢。与专业课程学习内容高度融合,才能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稳固和提升,有效解决信息素养与专业学习脱节甚至是两张皮的困境。
(2)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和检索能力,把能力的培养嵌入专业教学中。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和保障,校园里的学习是有终点的,而人生旅途中的学习是没有的,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与个人的信息素养息息相关。如英语专业学生的文检课就注重把文献检索的能力培养与英语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程论文撰写、小课题研究报告、学位论文撰写及考研、出国等方面信息的检索能力培养相结合,使学生在上完文检课后,已完全能够靠自己的检索能力解决处理好上述各方面的问题,消除上述各方面的困惑与迷茫。
(3)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科研开展实例教学。用本专业学姐学长们的成功范本进行实例教学,让学生感受科研之路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学,学着做,鼓励和指导学生围绕“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等问题进行实践训练,就能实实在在掌握检索技能、具备信息素养、学会利用,为自己的成才之路打好基础。
(4)加强与学生课后的交流和指导,满足不同层次学生不同的检索需求,对学生的检索困难或问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重方法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和专业知识学习结合,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参与及主动性的发挥。
(5)实际操作并拿出成果申报大学生科研课题或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让学生自主设计选题,通过信息检索,分析并模仿进行开题报告的撰写,亲身体验科研训练整个过程,避免出现重检索轻利用的情况。
4.“从做中学”实践分析
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相交叉。18课时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分为9次课,每次2课时。理论讲授文献检索基本概念和常识与实践上机操作检索相交叉,在对基本常识有了初步了解的前提下,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体会、体验文献检索;有了实际感受之后,再对进一步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和介绍,然后做实际操作。检索实习是本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完成一定量的实习题,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重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注重协调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将期末课程结业报告的任务布置下去,要求学生明确任务,由任务引领进行实际操作。课程结束时完成课程报告,并在课程结束后,由教师从中挑选出质量较高的课程报告,从申报校级大学生科研课题或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入手,帮助学生进一步挖掘和深化课题,指导学生做好项目的申报,用实际效果让学生感受到“从做中学”的实效。
5.案例分析
案例学习任务一:以《中国文化英语教程》关于“天坛”和“紫禁城”的历史背景探究为例,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就课本上不同章节中针对天坛和紫禁城的修建背景和建成时间基本一致且都与明永乐皇帝相关的论述,激发学生探究兴趣,采用任务驱动法、问题导向法和网络法展_信息检索和探究,引导学生亲自动手寻求答案,从而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
案例学习任务之二:以《中国文化英语教程》关于被冠以“兵书中的兵书”的“百代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里所论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伐谋,其次伐交”等论断,引导学生带着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军事家认为最好兵法就是不要打战”,通过问题引领学生进行文献检索,查阅相关资料,培养学生信息交流及批判性思维能力,了解孙子所谈的用兵,其实包含了现代战争里所谓整体战争的理念,他谈兵,却并不强调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杀伤和打击,相反,他认为这是最下策,战争的目的是取得胜利,而不是杀人越多越好,所以“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引导学生在探究中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了解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思想和求稳定保和平的美好愿望等文化背景常识。
案例教学三:以《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中关于“带着永恒微笑的佛像”的介绍,引导学生探究为什么在中国已有影响力的本土宗教道教之后佛教还能够深入彻底地进入中国,并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此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信息及探究学习的能力。
6.结语
通过文检课上的实际操练,结合专业知识的学习探究,“从做中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信息素养,掌握了文献检索的技能,使学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完成学位论文撰写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为学生终身学习,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张羽.文献检索与利用本科精品课程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1):93-95.
[2]谢礼妹.知识服务理念在“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教学中的应用[J].图书馆建设,2014(6):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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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慧华.信息素养教育嵌入课堂教学的实践与启发――以《大学语文》为例[J].图书馆建设,2016(9):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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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跳离治学误区
体育科研专题讲座,人们习惯以“体育科研方法”称之。这种称谓本来并无大错,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常常 引起极大误解。来听“方法”讲座的人,多急于学得一个二个甚至更多个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科研方法; 而讲授科研方法专题的人,也总是尽力地按自己的理解对有关教材资料巧加增删扩简,以图满足学员的所需。 这样的供需心态,似乎亦属正常,然而,如此运作的结果每每却是,学员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听那些初看上去与 “方法”系列似无关联的内容,越来越率直地要求教员立即给出现成的、实用的、甚至“拿来就能用,一用就 见效”的具体可见的方法;而敢来讲授科研方法的教员,也都自称备有速成的、可靠的、并且适合于每一位学 员或大多数学员也适合于每一个体育项目或许多体育项目的具体可摸的科研方法。——这里的破绽是显而易见 的,遗憾的是,一遭遭期待落空和承诺无效,并没有使人发觉是认识偏差在做崇,大家仍旧不知灰心地一回回 重新期待和承诺下去。
为什么“体育科研方法”这个称谓会导致认识偏差?对“体育科研”一词暂无须究诘,因为它只是指一个 待发之矢。问题的症结只在于“方法”一语。以往至今,无论将“方法”释为门路、程序,还是将“方法”说 成方式、手段,只要是挂在嘴上或印在纸上的方法,无论是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方法,还是现成的、实用 的、普适的方法,其实均属预先给定的方法,而任何预先给定的方法,毫无例外地都是未赋生机活力的方法, 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也恰恰就在“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这一关键环节近前。人们止步了。这 并不奇怪,这是相对论思想尚未普及而经典时空观仍居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现象。既然看不到人的参与在 方法激活上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此类讲座的主题醒目标明是讲方法,那就怪不得在科研方法讲座中大家一同“ 炒买炒卖”具体方法,尽管紧接着的就是无从兑现的怨尤。
那么,回避使用“方法”一词是不是可以纠偏矫枉呢?有人做过尝试,例如用“体育科研新论”、“体育 科研元理论”来取代“体育科研方法”作为讲座标题。但是,讲座标题中若没有“方法”两字,讲座主题的属 性还能算是明确的吗?所谓新论,能维持多久?讲过1、2次之后的内容还能算是新论吗?所谓元理论,原是指 以研究现象世界的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虽然“体育科研方法”本身也具有体育科学无理论的意义,但 若启用这样一个更为概括更为抽象的术语,是不是会徒劳地增加一层理解负担呢?而且,元理论概念的引入, 还会激发无限上溯的意识,元元理论,元元元理论会相继提出,这于基础建设时期的体育科研理论的基础构建 又何益之有呢?所以,思辨磋磨再三,回避使用“方法”一词,并非上策。
方法讲座确实容易产生治学误导,但细细忖度,误导产生的根源却不在“方法”词语本身,那是一个更为 深层的理论课题,我们将另文专论。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不论如何称谓体育科研专题内容,其真实内含只能 是对一般科研方法的深入认识,而一切具体方法均不过是无可原样重复但可供适当参考的实例。作为教员,一 般都无暇真正了解众多的学员,即便达到真正了解的程度,真正负责的作法,也只能是讲清楚他本人对体育科 研方法的认识,用以启发学员,以有助于学员最终也能形成属于学员自己的方法认识体系,然后再由学员自己 去运思筹划其独自的具体方法的操作。在讲述方法认识的时候,作为教员,理当列举他自己具体运用特定方法 而成功完结科研课题的实例,其目的仍在于启发学员的思路而不是提供成熟方法的模板。特殊情况下,作为教 员,也可能一对一地帮助学员从事科研活动,例如导师与研究生,但只要不是包办代替的作法,那么,教员也 只能更多地在某些具体方法的运作方面提供更加细微的参考意见;假如学员自己尚不具备相应的认识水平和方 法积累,这种帮助或任何帮助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如此强调对于方法的认识,其实已经进入方法论的语境。在体育科研讲座中,方法一词既回避不掉又 易致误解,如果将讲座主题改称体育科研方法论,很有可能,这个两难问题即刻迎刃而解。从方法论的视角望 出去,体育科研方法连同一切其它方法,都只能是最终产生于求学者的自身而不是从外部被给予,正如吃进食 物长出肌肤而不是贴上馒头人可变胖。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每一个体育工作者连同其它领域的人士都自有 或将有一个属于个体的方法库,库中的所存不论是盈多还是匮乏,均不可让与他人,不是风格之高下所致,恰 是存在于个人知识结构中的方法储备的不可让与性使然。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在方法求索道路上的大块误 区便晰然在目,略转位向便不难跳离。当然,虽说不难跳离治学误区,但若干必要前提的思考功夫还是不可缺 少的。
2 问究科研其事
何谓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劳作,它是专为高效助推一般劳作而进行的对于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 。与科学研究相对应的是技术操作,技术操作是按一定程序运用一定手段对事物状况进行改造的表层活动。技 术操作属于一般劳作,只是它有特定的程度和手段。为了认清科研其事,将技术操作用来对照比较,是为简捷 办法。
科学研究在整个实践活动中总是处于更为基础的深层,故而对实践的进展常常更具制导作用。技术操作则 基本处于实践活动的表层,故而也更容易为人们所关注并发挥可见可感作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各有所长及 所用,绝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贬抑,不过,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不宜将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等质齐 观。在人类史上,科研和劳作这两类事物并不是从来就有且同时产生的。早在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人类没有 余力去做那些与其果腹御寒眼见无关的事,因而也不可能允许存在科研其事;劳作,劳作,为了生息繁衍,就 只有紧紧把握劳作。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且当人类社会的局部基本达到不再为隔夜粮 遮身衫而忧心忡忡的境界之时,那些与吃饭穿衣全无直接关系的科学活动以及艺术活动才得以萌芽。科学事业 的发展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技术操作的立见功效与科学事业的久蓄缓发,形成鲜明反差,时时都在影响着 人们对科学事业的予夺取向,靠远见灼识而大力支撑科学事业的情况毕竟不多。但是,科学事业自从萌发问世 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到其与经济实力直线对应的因果律上去,而总是凭倚人的意志努力在顽强地寻求生机。当 然,科学事业最终也确以其巨大的精神及精神变物质的力量真实地回报着那些敢于投资于它的人。科学事业每 前进一步,技术操作的效率就成倍地增进一层;而技术操作的有效成果,又为实现一次次社会分工铺平了道路 。由于社会分工的进步,社会实体已经越来 越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脱离技术操作层面而去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活 动,所以,是科学事业而非技术操作的发展程度,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社区领域发达程度的突出标帜。
科学研究的成果,其实并不直接作用于现实活动,毋宁说科研成果直接影响着人的思想,而有思想的人是 迟早要参与变革现实的,所不同的是他究竟能以什么方式和多大力量去变革现实。科学研究活动恰恰就是为人 提供一种最好的变革现实的方式和尽可能大的变革现实的力量。
由此可以想到,数据测量及其统计,仅只是对事物可见因素的把握和度衡,它并不是科研其事的主成份, 充其量也不过是技术操作活动而已。举例说,医生是科学家,护士是技术员,这种分工层次之差,与职业贵贱 并不相关,但确实是与价值梯度紧密相联的。医生诊断病因,开写药方;护士按照药方,给药打针;医生 指令,护士遵令操作。不难看出,医生的责任是首要的,在医生做出诊断的前提下,才能谈到护士的作用。当 然,护士的作用也不可少,但毕竟,医生的责任是难以替代的,而护士的工作是正常换班的。看不到这一点, 就不能算是真正理解科研其事;而由此偏斜出去,错认技术操作为科研运作,误将测试报告当成科学论文,都 是可能的。
3 慎言方法分殊
广义相对论的创立,将经典力学中相互矛盾的惯性系与非惯性系统一起来了,这使我们更加确信:世界本 来是统一的,研究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基本方法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人们自身的时空局限,只能接触少量事物 ,所以才把自己对有限事物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习惯性方法,称做某某专门的或独特的方法,例如,体育科研方 法。这是误解。其实,科研方法是有的,用科研方法来研究体育现象的活动也是有的,但基本分辨不出哪一种 是专属体育的所谓体育科研方法,更不必说会有某一体育单项的科研方法。凡称体育科研方法者,其内里必有 一般科研方法之原型。所以严格说来,“体育科研方法论”这个称谓,也是有误的。不过,这样地误用一下, 或许是必要的,否则,单讲“科研方法论”,不是显得更为抽象了吗?当然,“误用”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容 易搅乱思想,将本来是为理解方便而做的观念上的分殊,错当作事物的本原状况来理解。所以,在实际论说体 育科研方法的时候,我们应当拓展并保持一般科研方法的视野广度,注意把握体育科研常用方法的原型特质。 这并非自陷繁琐,却是体育人士科研入门的真正捷径。
4 明辨教材用场
讲述科研方法的书很多,其中有不少值得一看。传授科研方法的课也有,其中某些话也值得一听。不过, 真正的科研工作是没有照搬书本去做的,也没有听从别人的指令去做而成功的。这其中的原委说复杂却也简单 :书是宝贵的,给人以营养,但书又是外在的,务须经由人的内在转换方派用场;前人的经验是宝贵的,给后 人以启迪,但任何经验又都是独具背景的,无法原样重现。百岁寿星不是对照食谱去吃饭的那种人,诸葛孔明 不是拿着兵书去指挥打仗的某军师;同理类推,一个成熟的科学工作者也不会循图索骥地去做任何一项课题。
有人会问,诸葛亮初出隆中的时候是不是参照着某些训典而巧布兵阵的?史书上并未这样记载。大家知道 ,孔明熟读孙子兵法,尤其善用火攻,但想想看,火烧博望坡,建立第一功的运筹过程中,诸葛亮是不是亲自 察看地形,是不是充分探知曹兵的骄横心态,是不是巧妙调遣关张赵这仅有的三员虎将?这些细情在孙子兵法 上可没有写到呀。再后来,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上方谷,哪一次不是相机变通而出奇制胜的?同理类推 ,我们也不要对科研方法的成规抱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你还只能对照书本上的条款依样画葫芦的时候,你仍 须继续就学而不必急于出徒立灶。当你独立承担某一课题的时候,你应当已经做到心里有书而眼前无须有书。
5 界定学科类属
关于体育学科的属性问题,早在70年代后期就有争议,观点不外有三:一是自然科学属性观,一是社会科 学属性观,一是自然社会综合或双重属性观。论争持续10余年尚无公断,80年代末却不期然偃旗息鼓了。这是 学术领域里的不正常现象。
由于学科属性问题没有搞清楚却又放弃了思辨之机缘,近10年来的体育科研活动实际上是在严重扭曲状态 下进行的,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那些与其学科属性相一致的研究,例如将生物化学当作自然学科所做的研究 ,尚取得一定进展;而那些与研究者所理解的学科属性明显矛盾的研究,例如将体育教学当作自然学科所做的 研究,非但没有进展,反而大步倒退了。
说体育学科的属性是综合的,不对!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综合”一词并不表明属性。说体育学科具有 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不好!一种事物的主导属性绝无“双重”之理,需要再做甄别。其实,这类综合说、结 合说及两重说是十分有害的,表面上看煞有一副不偏不倚的公允姿态,似能统摄全体,实际上却给不出任何有 效信息,只会令人茫然不知所从。
说体育学科是自然科学属性的,狭隘!这是生物体育观的论调,而生物体育观终究不能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若用之指导体育实践,那就什么也不要做了。例如,竞技体育伤身费钱,首先就得废止;而一旦取消竞技体 育,整个体育也就失去了主导和灵魂。
说体育学科是社会科学属性的,对路!但要把问题说到位。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只有能说服人的理 论才会有力量。所谓体育活动,必定是人的活动,既然是属人的活动,就必定要受到社会科学法则的激励,尤 其是当两类法则发生冲突时,必定是自然科学法则向社会科学法则做出退让。这是因为,人有情感,有心理活 动,有价值判断和意志倾向,这些内在的因素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迫使自然进程发生偏移甚至逆转。为什 么会有如此变异?因为说到底,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人为自然立法。那么,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因素贯穿于体 育实践,体育学科的类属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
认清体育学科类属社会科学,这对于体育科研尤为重要,因为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避免简单套用自然科学 的研究方法而误入歧途。体育学科系列中也有将体育活动作为生物现象来认识的操作性理论,但那是必须最终 回归到社会科学大背景中才能秉赋意义的较低层次的研究和理论。体育学科系列中还有一些更具宏观决策意义 的将体育活动作为社会现象来认识的制导性理论,如教学理论和训练理论,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则必须力戒还 原论的倾向,不然,何止会贻笑大方。有人试图对体育课上整班 学生的注意力、意志力以及情绪表现分别评出 1分2分3分—1分—2分—3分,而且是在全课45分钟内每隔3分钟即评定一次。 这种作法不仅仅把学生们当成机 械运动的刚体,而且也把评分人自己当成计算机器了,因为若不是机器就做不到如此精细运作而无意念疏失。 用这种方法以采集科研素材,将会给体育科研带来多大的误导!
体育学科类属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却有一大弱点,就是同一课题由不同人来研究,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 。这是社会科学不甚成熟的表现,或者严格地说,社会科学还不能算是真义科学。但这并不妨碍有关社会现象 的课题研究,因为各种研究结论终将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做出真伪判别;即便在近中期内无缘提交实践检验 ,那么,对于这类课题成果,还有一个中继性的逻辑检验标尺。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必定首先被淘 汰;逻辑链上的大小破绽,还将自行瓦解一批理论。这样,经过逻辑标尺严格初检之后的所剩理论,必定也会 具有成功通过实践终检的更大可能。
参考文献
1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关于“新闻策划”的争论集中发生在1996至1997年,《新闻记者》、《新闻大学》、《新闻知识》、《新闻界》等一批新闻学术刊物和新闻业务刊物曾先后开设专栏,集中刊登对“新闻策划”发表不同见解的论文和文章,《新闻战线》、《新闻出版报》、《中国报刊月报》、《新闻三昧》等一批全国性新闻学报刊也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研讨文章。讨论虽然规模宏大,但争论的焦点“新闻策划”本身,却注定这场讨论难以达成共识。有一类观点是将“新闻策划”理解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如策划新闻报道,对此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另一类观点是将“新闻策划”理解为“在新闻事实发生之前由记者参与设计促成事件发生并予以报道的一种行为”,即策划新闻事实。对此有认同的,也有反对的。这种意见分歧实际说明。由于“新闻”一词的多义性特点,如可以指新闻事实、新闻报道、新闻信息、新闻体裁(消息)等等。
一、策划与新闻策划
(一)何谓策划
策划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隗器传》中“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之句。其中“画”与“划”相通互代,“策画”即“策划”,意思是计划、打算。策最主要的意识是指计谋,如:决策、献策、下策、束手无策。划指设计,工作计划、筹划、谋划,指“划”,意思为处置、安排。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就用到了“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iE"就是艰苦奋斗,“奇”就是锐意创新。什么是策划?策划就是想到常人所不能想的地方,说出来的道理又能让常人理解。美国哈佛企业管理丛书编纂委员会认为:策划是一种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
(二)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是新闻媒体依据新闻传播的宗旨与原则,对新闻传播介入新闻传播的关系媒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些新闻活动的创造性系统谋划和组织,是策划主题的主观思维与客观纯在的事实相结合、策划的创造性思维与策划实施时间相统一的产物。新闻策划的主要特性
二、新闻策划的特征
(一)行为的目的性
新闻策划是既定目标的起点,并以对既定目标的实现作为最终检验的标准的思维活动。这个目标叫做“新闻的宗旨”,就是新闻策划主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市场环境下,针对不同目一标受众和不同竞争对手制定的新闻传播最终达到的目标。总体来看。新闻策划的目的是通过对新闻资源的挖掘、判断整合与优化重组,达到充分揭示新闻本质、充分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最大限度地提升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实现新闻资源效益最大化得目的。新闻策划的行为目的决定新闻策划必须具有可行性特征。
(二)思维的创造性
新闻策划是人的创造性思维与策划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新闻策划的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即: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突破固定逻辑通道。不断以新颖方式和多角度的思维转化来寻求获得新成果的思维活动。新闻策划思维的创造性表现为对新闻事件的新联系、新闻事件的新属性、事件发展的新规律的深度发掘、敏锐判断和超前把握,进而策划出具有新视角、新理念、新趋向的新闻传播结构,创造出“惊世骇俗”的传播效应。新闻策划的创造性还表现为新闻策划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弹性特征。
(三)新闻策划的前瞻性
前瞻性就是对未来之事的提前认识。新闻策划的前瞻性表现在对未来预计发生或可能发生地新闻事实的传播进行当前的策划;对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的发展、演变、进程的预见性及根据这种预见性对突发事件的新闻第二落点或第三落点进行提前策划与组织;新闻策划的前瞻性还表现在对未来的新闻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深度挖掘和自由把握及根据这种深度挖掘和自由把握对新闻事件做,出科学判断与传播策划;新闻策划的前瞻性还表现在对新闻选题、新闻素材、新闻报道结构等新闻要素的前期筹划准备及对新闻策划实施的前期安排上。
(四)新闻策划的系统性
新闻策划的系统性指新闻策划是一个各种要素按照一定关系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整体。新闻策划的系统性指新闻策划是一个各种要素按照一定得关系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整体。
三、新闻策划遵循的原则
新闻策划是新闻媒体依据新闻传播的宗旨与原则,对新闻传播及介入新闻传播所进行的关系新闻媒体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新闻活动的前瞻性谋划和组织控制,并通过对新闻资源的整合配置,达到预期效果的主管创造性思维与客观事物的原则。
(一)取信原则
无论编辑如何策划,新闻报道都要实事求是、取信于受众。新闻报道的选题策划要以客观纯在为依据,及时是连动型的报道策划,也要以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或社会问题为依据来策划活动和策划报道。
(二)创新原则
新闻策划的价值在于通过精心谋划与周密组织是报道出的不同凡响的传播效果,因此从报道选题策划到报道方案设计都要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在策划过程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创意、集思广益的智力碰撞、源源不断地创造灵感构成了策划的精彩内核,孕育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报道。
(三)变通原则
任何新闻策划是对未来行动的谋划和规划,新闻报道策划也是一样。策划者总是在报道客体发展的某一点谋划报道,但客体的这种发展变化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时都可能会出现策划者未曾预计到的新情况,新变动。因此。要把握传播的主动权,策划者就要伤愈审时度势,随时变通。
(四)可行原则
新闻报道策划的成果最重要在新闻实践中得到检验,因此报道设计方案必须具有操作性,能够准确无误的指导新闻采编活动,而不流于纸上谈兵。在报道策划过程中,要注意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论证,使每一步骤的设计都切合实际,能够扬长避短,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