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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D.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M.Gaus。其追随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备课组以“教学进度表”为依据,加强集体备课,要求按照学校要求,定期召开备课组研究会议,全员参加研讨。确立中心发言人,研究单元教学的重点难点,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1高二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供大家参考。
高二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1承蒙学校领导的信任,今年初次担任语文备课组长,没有工作经验,本着学习的态度来开展今年的备课组工作,为了更好的完成本学期的教学工作,现将本学年高二语文组备课工作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语文新课标为指导,以学校本学年工作计划和语文教研组工作计划为参考,切实提高全组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业务水平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落实常规工作,夯实基础,增加课外阅读量,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一般文言文的能力,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提高文化品位,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总之,要继续推进高中新课改,落实新的教育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挖掘潜能,提高素质。
二、工作目标:
1、提高中职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其终身学习和个性发展奠定基础。
2、认真搞好教学研究,争取在研究性学习、职高校本课程开发方面取得进展,形成特色,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教科研水平。
3、继续强化协作互助精神,创建团结、和谐,充满创新与活力的优秀备课组,出色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
三、工作内容与措施
语文备课组的主要工作配合教导处、教研处等处室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教育教学任务。
1、认真落实教学常规检查。
认真钻研教学大纲,精心制定教学计划,提倡共同备课。做好每月的备课、作业批改、辅导等的检查。
2.教研常规。
认真做好听课、说课、评课常规,并准备上好一堂公开课。 引导教师积极创造机会走出去、引进来,取长补短,不断进步。
3、课题研究。
发动老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 ,要求各位教师深入实践,调查研究, 作为我们今后教学教研的依据。
4、组织学生参加征文评选、诗歌朗诵及三笔字竞赛活动,力争多出精品。
四.本学期教学内容与重点:
人教版语文必修五及选修本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教学中要重在阅读技巧的指导与写作能力的训练提高
五.教学基本原则
1.整合教材,大胆取舍
教材的处理必须合理,这样才会有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实现。时间有限,课时紧张,以及因连堂进行作文训练而用去的课节,真正用于处理教材的时间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也不必要按部就班地处理教材。
总之,我们可以将单元内部的各篇文章联系起来,进行关联性阅读、比较性阅读,从而深化对文章的理解和单元要点的把握。
2.立足教材,服务高考
高考的辉煌成绩,不允许我们丝毫懈怠
教学中我们要做到立足于教材,服务于高考。教学中既要突出文体的特点,讲清课文内容要点,又要结合考点的设置,进行有针对性的前瞻性教学。
3.探究创新,推进课改
今年是课改第六年,我们要在去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方式的探索与研究。
教学中要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自学,引导他们自主钻研课文,得出自己的认识与结论,而不要搞大一统,一言堂;要突出研究性学习特点,拓展课堂内容,深化对课文的理解,而不要浅尝辄止,小富即安;要组织合作学习小组,鼓励学生相互切磋,问难质疑,共同提高,而不要死气沉沉,机械呆板。
六.具体措施
1.落实集体备课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集体备课,资源共享必将成为一中的优良传统。
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同心协力,面对新教材、新内容,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实行资料资源共享,按照学校要求,每次备课都要有中心发言人,详细解说本单元甚至于某一课的重点、难点、考点、疑点,要提出教材处理意见。备课组在听取这些意见后细致讨论,达成共识。
2.发挥教师作用
为彰显每位教师的亮点,备课组邀请语文教研几位老教师各上一节示范课,可上常规教学课,可上作文教学课,备课组全体老师从头听到尾,从如何切入教材,如何把握重点难点,如何处理配套习题等各个环节去学习。
3.相互观摩学习
本学期备课组要多听课,在老教师上示范课的同时,备课组内部教师之间还要经常性听课,多借鉴吸收,多取长补短。
4.强化课堂常规
课前三分钟演讲;每堂课的明确的教学目的;
高二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2一、总体目标:
根据新课标的精神和要求,暨第一学期的教学探索,我们的教学目标继续定位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积累整合、(二)感受鉴赏、(三)思考领悟、(四)应用拓展、(五)发现创新,使学生获得良好的语文素养,能力得以全面发展。
二、使用教材:
1、《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3(人民教育出版社)
2、《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4(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教材分析:
本学期学习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3和必修4两本书的内容。
必修3的“阅读鉴赏”部分所选的课文既有古代诗歌散文名篇,也有中外小说和科普科幻作品。四个单元分别是:人物与环境(小说一),感受与共鸣(唐宋诗),质疑解难(古代议论散文),启迪与想象(科普科幻作品)。
“表达交流”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训练一般议论文的写作,写作专题分别是:多思善想——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学会宽容——学习选择和使用论据;善待生命——学习论证;爱的奉献——学习议论中的记叙。口语交际专题为议论。
“梳理探究”设计的专题为:交际中的语言运用;文字作品的个性化解读;语文学习的自我评价。
“名著导读”介绍《红楼梦》和《高老头》。
必修4的“阅读鉴赏”部分所选的课文,有中外戏剧,宋元词曲,古代人物传记及社会科学论文。四个单元分别是:性格与冲突(中外戏剧),情思与意境(宋元词曲),理清思路(社会科学论文、随笔),知人论世(古代人物传记)。
“表达交际”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训练议论文的写作,写作专题分别是:解读时间——学习横向展开议论;发现幸福——学习纵向展开议论;确立自信——学习反驳;善于思辨——学习辩证分析。口语交际专题为辩论。
“树立探究”设计的专题为:逻辑和语文学习,走近文学大师、影视文化。
“名著导读”介绍莎士比亚戏剧和朱光潜的《谈美》。
四、教学目标和要求:
拟在期中考试前完成必修3内容的学习,其中安排3次写作训练,2次月考或单元测试;期中考试后完成必修4内容的学习,其中安排3次写作训练,1——2次月考或单元测试。
教学中要求做到:
1、依据新课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力求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2、认真钻研、领会新教材和新大纲,提高课堂效益,向40分钟要质量。
3、本学期要完成必修3和必修4两部书的教学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强化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与提高。
4、本学期在写作上,着重培养学生写作议论文的能力。
先了解议论文文本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议论说理的兴趣和能力,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
五、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措施
1、做好学情分析,认识了解并熟悉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到因材施教。
2、继续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平时的教学中,围绕学法设计教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3、讲究提问设计,板书设计,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归类、梳理。
4、利用课外时间给学生解疑答难,加强辅导,补学补差。
5、强化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6、在集体备课和教学中,以培养阅读能力为中心,在作文备课和训练中做到系列性、科学性、实效性。
六、教科研设想:
(一)、积极研究课改实施办法。
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是课改成员。所有成员都要认真学习语文新课程内容,探究其精神。切实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用科学的教育理念来指导语文教学。坚持集体备课制度,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用群体智慧和力量,提高整个语文组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充分利用每周的备课组活动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讨论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操作程序、教学方法,做到活动主题明确,有中心发言人。
(二)、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语文课堂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意识,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调整学习心态和策略,探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途径。而合作学习有利于在互动中提高学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因此,我们鼓励学生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及其他学习活动,善于倾听、吸纳他人的意见,学会宽容和沟通,学会协作和分享。为了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状况,我们积极学习并大力提倡实施在课堂上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高效学习方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高二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3一、指导思想
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以提高课堂实效为突破口,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最终目标,充分发挥备课组的作用,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和理论,力求做到转变教学观念,扎扎实实地开展语文教学研究,提高高二语文教学质量。
二、工作要点
1、采用组内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和理论,把新课程的要求转化为各课的指导思想。
2、充分发挥备课组的作用,具体做到:
加大集备力度,优化教学内容。
集备时间:每周四3、4节
集备地点:年段办公室或语文教研组活动室(另行通知)
集备形式:一人主备,单元主讲
集备内容:备重难点、疑点,备教学法;交流教学亮点,反思教学缺欠。
3、积极推进相互听课和评课,加强讨论交流,提高质量,取长补短,学以致用,形成浓厚的教研氛围。
4、精心准备月考、半期考等测验,重视学生的效果,加强师生交流。
5、做好导优辅差工作,重视对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辅导:
对学困生,我们要树立信心,勇于面对。集备组成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对他们给予鼓励和辅导,帮助他们培养学习兴趣,让他们从每次的些许进步中也能体会到努力的喜悦。作为教师,我们还应营造一种爱学,想学,会学的学习氛围和环境,让每位学生都能从学习中真正受益。
高二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4一、基本情况
1)课程名称:语文
2)教材使用情况:学考复习用书、《论语》选读
3)本学期周课时:5节
二、常规工作:
1、教学计划及目标确定:
认真学习《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浙江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语文学科指导意见》,密切关注省课程调整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对策,积极稳妥地推进高中语文新课程实验,深入钻研教材,明确教材的教学思想,用新观念新思路处理教材。按时制订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计划。要求内容全面,包括学情分析,教材分析,教学目标,提高质量措施,教学进度表。要求组员认真学习并了解对单元目标和课文教学目标,理解教材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落实在教学之中。
2、集体备课及教案:
备课组以“教学进度表”为依据,加强集体备课,要求按照学校要求,定期召开备课组研究会议,全员参加研讨。确立中心发言人,研究单元教学的重点难点,研究教学方法,设计好配套的单元训练,控制好教学进度。要求:
A、提前备课,按要求撰写教案,不得搬照抄教案,不以课件代替教案,不以试卷代替教案。
B、新课教学目标符合《学科指导意见》要求,学考、高考复习课目标符合学考、高考考试说明要求,并切合学生实际,表述准确、具体、恰当,体现三维目标;准确确定教学重、难点。
C、教案数足(一学期不少于60个),分课时备课,环节齐全(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过程、作业布置、板书设计)。
D、教学过程紧扣教学目标,环节安排科学合理,不仅有教师活动,还要有学生活动,主问题设计恰当、有效,板书设计精炼、合理、美观。
E、课型多样,除新课外,还要有复习课、作文指导课、作文讲评课、试卷讲评课教案,并做到环节齐全。
F、课后有教学反思,并有针对性,不少于课时数的五分之一。
3、课堂教学要求:
课堂教学层次清晰,知识传授合理,能力培养恰当,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准确评估课堂教学效果,控制好课堂教学过程,保证学生的课堂学习愉快生动,能力提升明显。
4、作业设计及批改:
A、本学期各班大作文不少于8篇。批改要求:大作文略改5篇以上,精批2篇以上。小作文8篇(包括随笔、读书笔记、日记、片段练习)以上,略改一半。
B、有针对性地布置配合课文的作业,有检查,有错题记录。
C、单元练习或月考4次以上,有批改,有错题记录。
D、大作文和单元考试、月考中典型性、普遍性问题有记录和分析,有订正和讲评。
E、能根据要求一学期命制1份试卷,有细目表,难度恰当,知识点分布合理,原创题和改编题占一半左右,无明显差错。注重过程评价,每次测试有分数记录。测评后及时对学生的测评情况进行统计,撰写质量分析报告,并讲评。
5、课外阅读:教师订出学生课外阅读书目。
高二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5一、指导思想:
以学校本学年工作计划为指导,全面推进高中新课程改革,改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以高中新课程实施为中心,转化教学理念,苦练教学内功,优化教学手段,探索实践语文教学的新方法,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主要工作
1、加强理论学习,更新教学观念,提高教师自身的思想和业务素质。
新课程背景下,要努力转变教学观念,变教堂为学堂,还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权,在师生的双边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精神,尽量使学生在“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五个方面获得发展。
2、加强备课组集体备课。
备课组内资源共享,分工合作。做到学和复习进度、案、统一课件、统一练习等。重视第二次备课,因材施教。要经常就教材、教法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一周一次的集体备课中,对于每单元每课的教学重点、难点加以明确,并由专人专攻,形成切实可用的资料,
3、在备课组内加强听课评课活动。
在学校教务处和语文教研组的领导下,开展好示范课、优质课、研讨课、汇报课等公开课活动,并要求组内教师积极参与评课活动,做到“课课有收获”,以实现自己的教学更大的提高,保证备课组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取长补短。
4、开展“师徒结队活动”,加强对新教师的培养。
在每次听评课与研讨活动中,做到“师有所教,徒有所长”,加强师徒联系,督促徒弟教师备好每一节课,讲好每一节课,改好每一份作业。使其逐渐形成自己成熟的教学理念,成套的教学思路,成型的教学风格。并督促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先进的理论的学习,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加以思考、总结,并形成文字材料。
4、加强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利用好早读课、课间和夜自修时间,加强学生自查、自我管理。
作业精选精批,及时校对讲解,表扬优秀,鼓励后进。
5、把握好教材的深度与难度,注重学生活动能力培养,尽量利用教材作例子,教会学生能力迁移。
同时扎实抓好语文基础知识的积累。立足高考,打好基础。
6、加强对高考信息的研究。
认真研究了新课改高考试题,制定了有效的措施,确保在进行常规教学的同时,注入高考的知识。
7、强化教学科研意识,提高科研能力,积极撰写各级各类论文。
8、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活动。
9、认真组织好单元考、模块考试、期末考试的复习工作,力保在每次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10、加强与外界交流,及时了解教学、考试的最新信息。
建好中国教育服务网vcu教育博客,充分利用好“福建高中新课程网”,及时了解我省各兄弟学校的选修课开设情况,加强与兄弟学校老师的联系。
三、教学目标
本学期的主要任务是《语文》必修五和选修课的学习,教学时要以新课标为准绳,要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贯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树立科学的、民主的、开放的`、以人为本的语文教育观念,不断地探索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实际需要的新教法。
2.在高一的基础上继续培养学生良好的高中语文学习习惯,帮助他们掌握一些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方法,为高三年的语文学习打好基础。
3.根据高中语文课程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出发设计课程目标。
4.在第八周前完成必修五的教学任务,在十九周前完成选修课的教学任务。
四、教学进度(教学进度表见后面的附录部分)
根据新课程标准及本校实际情况安排:高二语文每周4节(必修),全学期总时数84节。本学期教学内容安排《语文》必修五和选修课:授课60课时,期中复习8课时,期中考试3课时,期终复习10课时,期终考试3课时。
本学期教学进度非常紧张,几乎没有练习、复习时间。但是仍然要计划有条不紊,进度安排有序。
五、教材处理
1、精讲实练,努力创设探究式能力课型。
每个单元精讲1—2篇“讲读课”,以“课”为例,举一反三,侧重能力的全程培养,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努力改变教师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以达“教,为了不教”之目的。“自读课”必以学生自学为主,强调自学课型的内在特点和学法指导,不可将“自读”与“教读”两课型作简单化“一刀切”的办法处理。
2、取舍有度,重视文言文阅读能力培养。
本学期教学任务重,有些课文根本来不及上,因而要有取舍。学习重点还是应放在文言文教学上。主要以积累文言知识为主,进而增强学生文化功底。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文言文阅读兴趣,抓好诵读和默写指导,并适当为其补充有关文言知识,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3、阅读积累,积淀学生的语文素养。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要提出具体的阅读意见,做到有计划、有措施、有效果,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或摘抄或点评或讲座或串讲,因“班”施教,因“人”制宜,将课外阅读教学落实到实处。
4、写作实践活动也纳入正常的语文课堂教学工作之中。
关键词:激励竞争考核
面对教育对人才的竞争,我国教育主管部门逐步下放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权、工资奖金分配权等办学自,推行高校的内部改革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率先垂范,拉开了新一轮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很多高校以此为契机,推行岗位聘任为基础的人事制度改革和岗位津贴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改革,根据职称划分不同的岗级,再按照绩效考核对工作业绩进行评定奖惩,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掀起了探索高校教师激励策略的热潮。
一、我国高校教师激励的现状
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我国高校教师激励的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聘任制度不健全,缺少竞争机制
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模式和传统人事管理体制的影响,职务终身制、论资排辈等现象仍然存在,部分高校缺乏竞争淘汰机制,没有实施合同化管理,难以解决落聘教职员工的出路问题,出现“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局面,使聘任制流于形式,不利于高校师资队伍优化。
(二)薪酬设置不合理
高校教师的总体工资水平仍偏低。据中华英才网最近公布的薪酬调查数据,我国教育行业的平均年薪仅为26661元,在其调查的30多个行业中倒数第三。另外,由于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一些高校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住房、供暖等福利货币化改革进展缓慢,影响了员工的待遇。再加上考核制度的不完善,部分高校教师的薪酬没能较好地与实际工作绩效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消极怠工,甚至改行或兼职,造成人才的流失。
(三)激励方式单一,缺乏差异性
有的学校制定激励政策时,忽略了教师年龄、性别和个性特征等方面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化需求,各种激励手段的运用不当,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脱节,重使用轻培养,使得教师缺乏热情,态度不够积极,无法建立多维交叉的激励体系。
(四)绩效考核不科学
目前,国内高校的考核都大多以课时、论文数、专著数及科研经费等可量化指标来衡量教师的科研建设和教学成效,形成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局面,损害了考核的公平性。高校教师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特征,工作时问弹性较大,劳动成果鉴定复杂,加上各类学科、课程的授课与学术研究难易程度不同,造成评价不公、奖励偏失。这也导致很多教师在科研上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学术腐败”和“学术泡沫”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考核结果的档次过于简单,大部分人都被定位于称职、合格这个档次,不能真正体现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工作业绩,使得考核结果出现平均主义、轮流坐庄等弊端。这些问题无疑成为制约高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教师激励策略,吸引优秀人才,已成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二、高校教师激励策略的原则
构建科学有效的高校教师激励策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管理者要结合高校各类各层次教师的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公平竞争原则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公平理论,当个体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由于高校的考核制度还不够科学,容易造成一些分配和职务晋升的相对不公平现象,导致一些教师追求“短平快”的科研工作和教学任务,影响积极性的发挥。高校应制定评价标准,引人教师职务聘任制与绩效浮动工资等竞争机制,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消除不公平感。
(二)差别激励原则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出现并要求得到满足。高校教师具有多元化和动态的需求趋势,不仅注重物质利益的实现,更具有强烈的对自尊和自我发展的精神需求。如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要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就有较强的物质需要。因此,高校应地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提供合理的薪酬系统和福利待遇、进修学习培训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及规范化的绩效评价机制。
(三)物质和精神激励结合的原则
高校应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根据考核评价,建立合理的工资、住房等物质奖励措施。对于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初、中职称和青年教师,薪金待遇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激励因素。另一方面,精神激励对高校教师的激励作用尤为重要,高校应为教师创造进修培训和晋升机会,加大对教学及学术成果的奖励力度,营造优越的教学、科研环境,加强“软环境”建设。
三、高校教师激励策略的对策建议
在完善教师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高校应充分考虑不同个体、学科的差异,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定编适岗、公平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岗位聘任制度,“以岗定酬、岗位津贴”为关键要素的分配制改革,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核心原则的绩效考评体系,逐步形成一整套多维动态、公平灵活的激励策略。
(一)定编适岗、平等竞争,推行校内教师岗位聘任制
1.按需设岗、公平竞争
根据国家规定的岗位结构比例,高校应结合长远规划,确定教师各级岗位的总体数量和具体结构,并有步骤地在岗位设置上对优势学科给予重点扶持和倾斜。整个聘任工作,高校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聘任程序,竞聘上岗。选拔出最适合的聘任者后,签订细化的岗位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岗位职责、聘任期限和聘任目标,按照相应的合同条款进行管理。学校人事处及时认真做好进修回校、转正定级、职务(职称)晋升的岗位聘任、合同签订、解除等日常管理工作。
2.妥善安置未聘人员
实行聘任制后,必然会出现部分“落聘”、“编外”人员和临时流动人员。高校应认真做好未聘人员的管理和思想工作,对他们的工作安排、生活待遇和社会保险都从人事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规定,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学校还可以通过重新上岗、停薪留职、借调换岗和脱产进修等几种途径安置未聘人员,鼓励其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切实提高待遇,效率兼顾公平,深化校内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依据国家、省、市有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精神,高校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以岗位津贴为主要元素的收入分配措施,充分发挥各学院的积极性和分配的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1.筹措经费、提高待遇
经费短缺是影响高校待遇的重要制约因素。现有的生均定额和按编制的政府拨款方式都存在内在的缺陷,各高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提高社会投资教育的积极性,确保各项事业持续协调发展。依据学校财务收支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高校必须始终坚持以岗位为基础的岗位津贴分配办法,在上一年校内津贴总量的基础上,经过合理测算,加大收入分配投入,提高广大教师的待遇,更大地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多元收入、强化津贴
目前,高校教师现行的收人分配方式以岗位聘任制为前提,主要包括三部分。(1)国家和省市政策性的固定工资部分,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省市职岗贴等。(2)校内津贴,分为比例合理的固定津贴和浮动津贴。由学校根据各单位定编、定岗情况和考核结果同各学院、部门结算。高校应研究制订教授、讲师等不同类型教师的岗位津贴标准,调整本科、研究生教学和科研津贴的比例。(3)各类福利性补贴,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等。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货币化改革的逐步深人,福利收入也成为高校教师收入构成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3.适当倾斜,兼顾公平
通过岗位津贴的杠杆作用,充分体现津贴与绩效挂钩、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提高了一部分教学、科研骨干的待遇,而部分学科教师的工资收入相对较低。高校收入分配机制应以“一只有形的手”,在保证教师待遇的情况下,工资分配向优秀人才、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关键岗位倾斜,更好地保证学校重点工作的有序推进。同时,在津贴总量控制的前题下,进一步调整固定津贴、浮动津贴与其他奖励的合理比例,建立校内津贴均衡机制,降低不同学科间的收入差距,保证高校内部分配制度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坚持精神激励体系
日益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高校必须充分考虑教师的需求的个体差异性,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的原则,提供进修机会、荣誉称号、职务升迁、树立典型等多种激励方式。
1.全员培训,提高素质
赫次伯格德的双因素理论,把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激励因素。口高校必须满足教师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求,为教师提供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培训进修机会,落实培训经费,形成严密的培训考核制度,并与聘用、晋升和奖励挂钩,扎实提升他们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还应坚持重点培养与整体素质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优秀、紧缺人才优先培养,优化职工梯队建设。并组织老教师、学科带头人与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的交流平台,坚持把有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的骨干选送到国内外培训深造,逐步形成一支梯队结构合理、爱岗敬业、创新力强的师资队伍。
2.以情感人,民主管理
倾听广大员工的声音,切实关心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改善教师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条件,协调解决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困难,尽快落实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使广大教师感到受人尊重、被人关心的温暖,为教师安心工作解除后顾之忧。
鉴于高校教师具有受教育程度高和自主性强等特点,学校管理者应尊重保障教师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大力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通过教代会和工会等形式采取民主参与式的管理,广泛吸收普通教师参与学校管理,自觉自愿地为学校做贡献。
3.建设和谐校园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高校教师激励的外部动力源泉,能使高校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等活动。因此,高校须始终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一方面加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美化校园环境,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校内电视、网站、橱窗等宣传工具的作用,大力宣传报道本校的价值观和文化精神,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具有科学、民主、公平的学识氛围和团队精神,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定量和定性结合,健全绩效考核体系
高校分配制度和奖惩必须要有科学规范的科学考核作为基础。高校应对考核原则、内容、等级和标准、方法和程序、考核结果的使用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严格操作程序,确保评聘公平公正,激发竞争意识。
1.分类考核,定量结合定性
高校要实行分类考核,细化考评指标,规范年度考核、中期考核和聘期考核,保证岗位聘用长期良眭运作。对工作能力、实际贡献进行综合评价时,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对教师在工作中的无形投入也要予以认可。
目前,高校中还存在部分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为避免教师为抓课题,无心教学,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特殊性,对课时、科研打通计分,形成教学、科研统一的绩效评价方案,使两者评价结果可以进行转换。教学绩效评价指标不仅应包括教学课时、授课对象人数等客观指标,而且还应综合考虑学生以及教学管理部门等主观评价指标,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应包括论文数量及刊物级别、科研项目经费多少及项目性质、获奖数量及等级等。
学术评价是一项专业性极强、复杂的系统工程,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应考虑学术研究的特殊规律性,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建立弹性考核机制。对从事基础自然学科、应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教师,其科研成果评价的内容要有所侧重,对前者主要从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和成果转让产生的经济效益来评价其科研成果,对后者主要从发表的科学论文方面来评价其科研成果。在发挥学术考核的激励与导向作用的同时,还应制定学术惩戒处罚制度,加强高校教师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科学道德建设,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
考核结果的层次性过于简单会导致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多数人采取中庸的态度对待工作。可以在“称职”档内增设“ABCD”四个层次,从前至后依次递减,分别代表着“称职”区域内的“最好、次佳、一般及中下”四种不同的工作状态与效果,加大考核结果的区分度及影响力。
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三)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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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F.W.里格斯著.行政生态学[M]. 金耀基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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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16][20]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2.
关键词:科学 技术 异同比较 概念厘清
Abstract: Alth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lose connection and similarities, but after all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ursuing aim,researchable object,activity's direction,process of questing,concerned problems,adoptive methods,thought modes,constitutive elements,language expressions,final results,evaluative standards,contains of values,norm of following,occupational constitution,social influences,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larifyving 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 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 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 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 。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 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 。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 。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 、意义和影响。 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 ,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 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 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 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 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 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 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 。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 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 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 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 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 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 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 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的东西:
转贴于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 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 。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 。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 。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 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 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 斯科利莫夫斯基(H. 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 ,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 science)的概念 ,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 。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 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 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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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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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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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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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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