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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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一、报名条件

外省户口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参加高考（以下简称：“异地高考”）的报名条件

1.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并连续居住满6年；本人初一到高三年级在我省学校有学籍并连续在我省就读6年，同时在我省普通高中学校毕业；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并按规定参加我省从业人员各项社会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从业人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两项社会保险）满6年，可以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不受报考批次的限制。（以下简称:“异地高考3个6”报考条件）

2.考生本人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年级在我省学校有学籍并连续在我省就读满12年，同时在我省普通高中学校毕业，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且就读期间连续居住满12年，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可以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且不受报考批次限制。（以下简称：“异地高考2个12”报考条件）

3.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并连续居住3年以上（含3年）不满6年；本人初中阶段在我省学校就读并毕业,参加我省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取得我省高级中等教育学籍并连续在我省就读满3年，同时在我省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并按规定参加我省从业人员各项社会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从业人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两项社会保险）3年以上（含3年）不满6年，可以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但只能报考原本科B批及高职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异地高考3个3”报考条件）

4.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本人在我省有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就读经历,并取得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可以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但只能报考本省的高职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异地高考3个有”报考条件）

“异地高考”的考生及法定监护人在我省的居住时间和考生在我省的就读时间，从2020年8月31日往前推算；考生法定监护人在我省参加社会保险的时间，从2019年12月31日往前推算。

本人在我省有常住户口，而不符合以上第（一）款1至4项之一，但符合第（二）款异地高考报名条件中1至2项条件之一的考生，可参照异地高考相应政策执行。

二、报名地点

（一）符合“异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应届考生，在本人就读高中毕业学校报名；符合“异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往届生在本人高中毕业学校所在地的市县招生办报名。

第2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关键词〕异地高考；政策网络；政策执行；利益博弈；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104-04

一、引言

任何公共政策从其本质上来看都是一定利益的确认形式，也是利益的调整工具和分配机制。异地高考政策是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异地高考政策涉及到众多主体的切身利益，如何分配它们之间的利益以及分配是否公平就直接影响了政策结果。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异地高考政策应从全局利益出发，以实现公民平等接受教育为目的，合理分配各主体的利益，实现利益均衡。

以往中国的高考制度实行的是由国家主导的统一入学选拔政策，因此对高考制度的分析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进行单方面分析，但随着市场因素的介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高考制度中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异地高考政策中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是不一样的，每个利益主体对政策结果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改变以往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科层制的传统政策分析模式，把对异地高考政策分析的对象扩大到与异地高考政策相关的所有利益主体，把异地高考政策看作是由多个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政策网络，从这个角度出发，运用政策网络理论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异地高考政策。

二、异地高考的政策网络分析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分析方法，它将网络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为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擅长于对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政策的分析。但是就政策网络的概念而言，学术界还没达成一致的说法，但综合各类说法可以将政策网络理解为由多个利益主体围绕某个议题进行资源交换、利益协调形成的一个政策网络，不同网络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和利益诉求，它们通过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形成。政策网络有两个适用条件：一是复杂的政策过程，二是多元参与主体。〔1〕就异地高考政策来说，它的政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异地高考政策是不同利益主体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其次它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考生及家长，各个利益主体通过相互依赖和资源交换推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于这种现实，运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异地高考政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罗茨将政策网络的类型划分为五种：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议题网络。〔2〕中国的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主要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考生、家长以及各专家、媒体等，按照不同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和特征并结合罗茨政策网络经典模型，本文将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分为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四类。

政策社群：政策社群的成员主要指中央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它占据了稀缺的政治资源，控制了利益诉求的渠道。在异地高考政策中政策社群的行动者主要有：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规划部、流动人口管理部等国家机构。这些机构在异地高考政策网络中起着支配和领导的作用，指明异地高考政策的大体方向，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提供思路和目标。

府际网络：主要指地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在异地高考政策中，由于涉及到众多的地方政府，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异地高考政策的地方政府分为流入地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和流出地政府及各职能部门两大类。地方政府是异地高考政策的主要执行主体，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将异地高考政策落实到实处。

专业网络：专业网络的成员仅限于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进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3〕。在异地高考政策中其专业网络就包括从事教育研究的全国性研究机构、教育学家、公共管理专家，社会学家等，这些机构和成员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意见和理论支持。

议题网络：议题网络的参与者众多、成员复杂，在异地高考政策中议题网络主体主要有新闻媒体、专家学者、高校、考生及家长，其中新闻媒体主要对异地高考政策进行宣传报道和监督，矛盾突出地区的考生及家长在议题网络中活动频繁，异地考生家长与当地考生家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形成了利益相悖的两类主体。

异地高考政策网络存在上述四种典型的网络类型，四种网络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异地高考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但它们之间也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不同的利益博弈，从根本上导致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困境，下面通过分析不同网络主体的利益需求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博弈来剖析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困境。

三、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困境分析

一项政策的形成要历经多个阶段，异地高考政策要历经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设定、制定公共政策、政策合法化、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过程。〔4〕因为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好坏，它是整个过程的核心，所以本文重点选取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作为分析的重点。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的因素有很多，即包括政策本身的因素，也包括政策环境和政策机制的因素，而公共政策执行也是相关群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所以本文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通过对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网络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关系的分析，找出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困境发生的症结所在。

1. 政策社群之间的部门利益之争，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执行权威

异地高考政策主要涉及到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有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严格来讲，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应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各部门由于追求各自的部门利益而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和分歧。比如，教育部从全国人民平等接受教育的角度出发，积极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用以指导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发改委由于拥有是否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权力，新增教育资源投入必定减少对其他领域建设的投入〔5〕；公安部和人力资源部由于要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异地考生的流动势必加大其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因此，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内部也是存在一定的部门利益争议，分化了政府职能，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执行权威。

2. 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的教育公平和权力之争，导致政策执行乏力

中央政府应从全国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中央推进异地高考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以公平实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教育部在制定招生指标时要在考虑整体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益。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很少从全国的角度去考虑教育公平，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高等教育，为本地区的人口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彰显自己的政绩，它们总是以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招生名额和招生自为目标〔6〕，在执行异地高考政策时倾向于那些能为本地区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对中央政府的政策采取规避、选择或异化执行的做法。

此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还体现在权力分配方面，中国的教育权主要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全国统一管理，实行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制度，较强的行政干预和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管理和高考政策的稳定，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局面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开始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在教育权方面，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和高校一定的招生自，在政策执行方面给予地方政府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就异地高考政策来说，中央政府只是下达一个行政性的指令，具体的执行标准则交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这样做虽然可以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教育政策，但是中央政府过度放权则会导致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保护地方利益，从而不利于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3. 府际网络之间的招生指标之争，导致过度的地方保护主义

由于地方政府是异地高考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它们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导致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主要是围绕招生指标和招生自的博弈，每个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发展的需要，都希望从中央政府拿到更多的招生指标，得到更多的招生自。中央政府给这个省份的招生指标多，势必会减少其它省份的招生指标，因此，各个地方政府总会围绕着招生指标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招生指标划分上严重偏向本地区。异地高考的开放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考移民现象，大量考生将会涌入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受国家政策照顾的地区，在不增加总的招生指标数量的前提下，这不仅会挤占流入地政府的招生指标，损害当地学生的利益，还会增加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社会管理负担。因此，对于那些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方政府在制定考生资格条件上往往作出苛刻的限制，不仅对考生的学籍提出要求，还对父母的职业、住所、纳税年限提出要求，众所周知，这些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才是异地高考政策急需开放的地区，而地方政府制定的这些苛刻标准，无非只是在形式上迎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实质上却在极力保护地方利益，使异地高考政策只是流于形式而失去了它的价值，阻碍异地高考政策的全面放开。

4. 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的利益之争，阻碍了政治民主的发展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公民参与到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将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但在中国，民主政治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和方式还不尽完善，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互动平台。在异地高考政策中，除了少数专家学者、民众能够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去，大部分公众尤其是农民工因缺少参与途径基本没有参与这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这就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实现，甚至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群众采取极端的做法来表达自己意愿的行为，这样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也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了少数重点部署高校以中央财政资助和地方财政资助相结合，大多数普通高校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资助主体的分层资助体系〔7〕，这个特征就决定了高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支持，加之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满足当地人民的教育需求，往往在招生指标的划分上严重偏向本地区，赋予高校较少的招生自，这种招生属地化现象既不利于高校自身的发展，降低高校的生源质量，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第3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关键词：高考 第一轮复习 阶段目标 侧重点

在高考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搞好思想政治课复习，是摆在广大师生面前的一道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要在研究近几年来高考试题的基础上，制定出科学高效的复习策略。

一、要从思想认识上帮助学生树立起高三意识

在刚步入高三，大多数学生的意识还停留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没有产生紧迫感，总感觉刚进入高三，高考还遥遥无期，进而滋生松散、懈怠和麻痹大意的思想。因此，一进入高三，教师就要提前将全年复习计划告知学生，甚至要把复习计划具体到每一天，在每一节课下课之前，要把下一节的复习内容让学生知道。目的是让学生对整个高三的复习情况有一个整体感知，从而能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性。

刚进入高三，许多学生想当然的认为基础知识不那么重要，背不背书没关系。殊不知，没有基础哪来能力？高考试题千变万化，但不变的是课本基本知识，正所谓“题在书外，理在书中”。特别是在第二轮复习期间，由于知识的跨度大、练习的综合性要求高，如果一轮复习不扎实，根本跟不上进度，越甩越远。所以老师一定要向学生强调一轮复习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使其认识到复习的艰巨性。

二、让学生明确一轮复习的阶段目标、要求及侧重点

一轮复习的总体要求是“全面夯实基础，自主构建知识体系”。在这一轮复习当中，要让学生尽快熟悉考试模式、性质、形式、特点及要求，对自己的学习方法及思维方式做出及时的调整。

1.夯实基础，作好攻坚战准备。在一轮复习时，首要的一条就是夯实基础，熟练掌握高中思想政治（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求做到“烂熟于心”。要达到这一点，一要在充分理解概念、范畴、原理的基础上去强化记忆；二要适当增加看教材的遍数，同时不断提高看书学习的速度，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三要学会从宏观上去把握知识，使基础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网络化和图表化。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应当学会做到章章有归纳，节节有提炼，课课有总结。自我建构立体知识系统，以备需要时随“点”随“到”。

教师要教会学生自己动手构建有关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三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学会从总体上驾驭知识，提高从总体上去思考问题的自觉性。当然，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去整理，不过要一定自己去动手，切不可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否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更谈不上印象深刻和融会贯通了。

2.立足学科基础，注重学科能力，扎扎实实学好基础知识。从近几年的高考试卷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答题的正确率之所以低，究其原因是学生的思维转换能力差，反映出来的深层问题是基础知识不扎实。综合测试主要考察学生对思想政治课这一学科内不同要素、部分、环节之间内在联系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单科知识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综合能力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学生对单科知识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单科知识的系统把握，绝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综合能力。更何况综合测试部分只占整个试卷分值的20%，单科知识仍占试卷的80%，而且随着单题分值的大幅度增加，使学生每错一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鉴于此，在一轮复习时，首先，要指导学生把握基本概念，用比较的方法去记概念，找出相似概念的不同点，从而做到准确把握。其次，要帮助学生理解基本关系。特别要注意其内在的联系，即教材文字背后东西的纵向串联和横向串联。最后，是掌握基本观点。将书本知识内化为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使其随时可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和能力。另外，在第一轮复习中，还要注重知识间的区别和联系，寻找贯穿知识点的红线，通过比较、列表、画图等方法构筑知识体系，从而形成对知识的整体把握。

三、要使学生学会处理课内和课外的关系

在一轮复习当中，教师要把学生分类，根据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如果学生的基础比较好，能跟上老师的进度，那么更多的要给他们教复习的方法和技巧，让他们先于老师走一步，不要用课时来局限他们。但是如果学生的基础知识不扎实，那么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除了课内要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还要安排好课外时间来记忆知识点的框架结构，多做一些习题，理解和消化课本上的重难点。另外，要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注意收听（看）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有关重要问题的评论，专题讲座、社论等，有意识地学习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从中学习分析实际问题的思路和能力，避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书”的错误现象。政治学科考试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当年的时事政治联系紧密。所以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并把它们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等分门别类，在这一过程中，把其与课本的复习相结合，学会多角度、多方面去分析时政，做到学以致用。

四、要帮助学生合理安排时间

高三复习时间比较紧张，合理安排时间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一轮复习时间大概要控制在两个半月时间。对学生来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自己熟悉的知识点少花时间，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要注意自己的记忆规律，记忆高峰期多记一些知识点，记忆低谷时少安排一些内容。只有合理安排好时间，一轮复习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才能取得实效。

第4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警惕异地高考将“拼爹”合法化】

要想在工作地为自己的子女争取高考的机会，父母要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可以不是户籍人口，但必须是常住人口。这些“破冰”的条件同样是门槛，意味着大多数民工子女将无法享受这项政策的好处。

新浪网“新观察”栏目评论“要警惕异地高考成合法拼爹”——绝大多数外来人口都没有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也不在国企工作，主要在私营单位工作的他们难免经常变换工作，并可能时而处于失业状态。外来人口大多没有自己的住房，租房住的他们难免经常变换住所。将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作为“家长条件”之一，看似不高实则很高，很多外来人口都达不到，这会将绝大多数随迁子女拒之于“异地高考”门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这些限制条件将会损害穷人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让富人得利，因为后者可以很容易满足这些要求。

《华商报》撰文《异地高考依然是“拼爹时代”的缩影》——但凡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切体会和认知的人都晓得，能够满足“工作稳定、有房、上保险”这三项，庞大的农民工，这个最需要关照的群体，断然是被排除在外了……现今出台的关于“异地高考”的政策，虽然不乏良好初衷和善意，但其实依然以父辈们占有资源的多寡作为子女能否参加高考的“硬杠杠”。

《兰州晨报》发表评论“真正的渴望者，广大外来普通务工人员，只能望‘异地高考’而兴叹”——谁最渴望异地高考这个“良政”的眷顾？笼统地说，是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然而，那些“当地城市需要的这个行业群体”、“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的常住人口”，多数可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户籍，即使没有获得户籍，他们中的多数估计也有能力选择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途径：真正的渴望者，广大外来普通务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农民工，恐怕只能望“异地高考”而兴叹了。

网友@石坚William宣称“不要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享受权益”——1、每个群体都有争取利益的权利，但争取“异地高考”的（群体）并不是想废除不公，而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不公平的博弈中享受权益的那方，所以请不要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2、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统一分数线不按照地域设置招生名额才是公平，教育资源的协调分配在新的博弈下自然会平衡。

【“异地高考”突显利益纠葛】

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舆情室统计的数据，有46%的网民表示支持异地高考政策，京沪地区本地市民反对呼声超过95%，甚至有上海网友成立了反对异地高考签名的专用微博。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两地教育资源有赖于地方财政，允许外籍孩子在京沪参加高考将分摊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资源，两地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紧张，容不下太多的外地孩子。

@学霸晨爷表示“开放的是异地高考，消失的那个，叫做北京”——等未来的某一天，当所谓的首都变成全中国的缩影时，当校园里只有变了味儿的普通话而难寻京片子时，你们才会明白，今天的决定不是包容贯通而是对过往文化的深度毁灭。开放的是异地高考，消失的那个，叫做北京。

@公平教育关注：上海户籍人民9月15日在大沽路100号举行反对异地高考万阿人签名活动，他们的目标和口号是：严格遵守教育条例，保障本地生源公平入学，依法遵守计划生育，抵制超生人群入学。

在占有大部分高校资源、高考录取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京沪两地，要想既实现“异地高考”，又不触及京沪两地考生的利益，难上加难。

上海：正在搞积分制，根据城市需要多少人来设置，用积分的办法来认定，积分到多少，符合条件。

北京：异地高考方案目前还在研究中，具体推出日期暂时还不能确定。北京异地高考方案将遵照教育部的标准制定，“城市条件”主要还是考虑一个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因素。

【“异地高考”解决方案】

“异地高考另类三大条件，不是来自山东，不是来自河南，不是来自湖北。”国家要求各地在2012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把最后的决定权留给地方，地方必定会从本地的利益出发。要真正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光靠地方是无法实现的。

《华商报》撰文“异地高考不能沦为城市实现自我调控的工具和手段之一”——高考，是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的权利，包括随迁子女在内，之所以推出异地高考政策，就在于保障和方便庞大的随迁子女群体参加高考的权利，这一点，尤其不能在执行中有丝毫的动摇和偏移，更不能沦为城市实现自我调控的工具和手段之一……随迁子女参加高考的权利不能被剥夺，这是公民基本的教育公平权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从目前情况来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异地高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享受到异地高考政策。实施异地高考，必然也会导致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的冲突，因此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

《广州日报》坚称“异地高考解释权不应交给地方”——城市的管理者不会也不敢贸然动本地考生“奶酪”，在上级政令与本地考生利益之间，唯一能做的就是绕着走，不能拒绝异地高考，就严格准入制度，象征性开放……涉及不同地区的利益纠葛，这道一元多次方程式地方政府解不开，需要教育部有全局观念，并以居高临下的视角，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第5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户籍仍在河北邯郸老家的赵泽华是今年辽宁552名异地高考考生之一。从上初中起就跟随父母在沈阳上学的小赵说：“辽宁和河北语文、外语教材不一样，回去考，肯定影响成绩。赶上异地高考的第一班车，真是太好了！”

2012年8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原则上2012年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实施方案。截至2012年最后一天，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在内的十多个省份相继公布异地高考方案。

“辽宁异地高考的政策很宽松，基本只有高中3年学籍这一个限定条件。”辽宁省招考办普招处处长邓玉波介绍。

由于考生多、高校录取率偏低，河南省历年来是中国高考难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今年出台“零门槛”的异地高考方案后，有49名外省户籍考生在当地参加异地高考。一名福建籍考生家长刘女士说：“我儿子在河南参加高考并不占便宜，但不必再两地奔波了，这个政策好在以人为本，给人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

据粗略统计，今年中国有二十多个省份实施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数千人，其中重庆、湖南等少数省份达千人左右，江苏、安徽、湖北等多数省份为二三百人。

在前些年实施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这次开启异地高考大门是一次更为深入的改革。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这项改革将有可能改变中国一贯的教育资源计划分配办法。

政策不平衡是今年中国初次实施异地高考的现实情况。人口输出省的门槛普遍较低，而人口输入省份的门槛则设定得较高，最突出的是北京、上海、广东。

一位河南籍、北京某高级中学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说：“北京的异地高考方案只放开了职业学校，等于原封没动，完全没有诚意。”

广东省出台了异地高考“三步走”的方案，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连续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省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自2016年起才可以在广东报名高考。

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平均每个年级有20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解决随迁子女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等困难和压力相当大，如果异地高考不设准入条件，每年还可能有几十万的随迁子女涌入广东，形成“高考移民”。

“异地高考虽然仅仅是一小步，但也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进步。”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认为，这项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北上广等地方政府对“高考移民”的担心有一定道理。异地高考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资源配置、人口政策、户籍管理、社会管理、财政体制和教育体制等诸多因素，应从国家层面通盘考虑，制定相关举措。

第6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教育部将会同发改委、公安部和人社部，对各省（区、市）开展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方案落实的专项督查，还要分赴京沪粤等地督促指导落实方案。

今年8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出台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现在离年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除青海、黑龙江等省份已初步明确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条件外，多数省份尚未出台方案。对此，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要集中力量，打好这一场硬仗”。

虽然中央和教育部都在不断督促各地尽快出台异地高考的方案，但是具体到北京、上海、广州等焦点地区，异地高考真正推行的难度还是不小。

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8万人，创历史新高，比2010年同期增长4.4万人，比2000年同期增长39.3万人。9月，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的“异地高考”方案正在研究中。但令许多家长失望的是，11月21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出台的政策中明确规定：“明年高考报名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

北京市教委表示，目前北京市发改委、教育、公安等部门正在研究起草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原则上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

11月22日，广东公布了类似的政策，即对非本省户籍考生高考报名仍未放开。而上海则拟对居住证进行“积分制”管理，但目前该意见仍处在征求意见之中。

异地高考到底难在哪里？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高校校长曾向笔者透露，“这根本就不是教育部一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纵观已出台计划的各省市区，现在通行的方法是设置一些“门槛”，比如需要考生在当地就读一定年限的基础教育。那么这个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相应配套的医疗设施、财政拨款、甚至当地交通等都是“异地高考”背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所以异地高考在热点地区这绝不会是一到两年就能解决的问题。

除了要考虑热门省市承载资源的问题外，各省市之间还将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实行异地高考，最终录取名额是占用户籍地的指标还是高考所在地的指标？这也是政策设计者和各省市执行者面临的现实问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曾表示，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教育部门需要和方方面面协调，一方面是看给各地的名额怎么改变，一方面是看能否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除此之外，诸如异地高考是否会带来新一批的高考移民？以及与此相关的户籍改革能否联动等问题，也都是异地高考面临的挑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曾表示，若异地高考真的要实施，首先还是要解决户口问题，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差异，如果农村城市户口一视同仁，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异地高考问题，10到20年能解决都是乐观的估计。

第7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新闻回顾：山东省近日宣布，从2014年起允许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无疑让呼唤已久的异地高考政策有了可执行的路径。而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明确回应，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十个月内公布，并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等地研究”。

异地高考大争论

你支持异地高考吗？

对于异地高考的意见分成两派：外地家长都很支持，但很多本地人不满意。庞大的网民和专家们也各执己见。

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异地高考放开后，人口可能会由录取分数高的区域向录取分数低的区域迁移，一是北京、上海这类城市，二是民族地区。改革有一定的风险，在决策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法律、政策必须细化，对不同的情况加以甄别，跟随父母工作而定居异地的孩子的上学问题要解决，但高考移民必须制止，否则会引起新的教育不公平。促进公平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国家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考生一定的加分；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增加考试机会引起随迁子女高考难题的根源在户籍制度，而在改革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才是导致人们趋利行为的主要动因。高考改革不是独立行军，教育的发展还要依靠资源投入、社会保障、监管制度等各方面的支持。

2.北京学生家长：现在我身边有一些外地的家长，来北京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基础教育，因为开销很大，他们中大部分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旦允许异地高考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涌进来。大学录取率、分数线肯定要产生变化，但不仅是教育资源紧张，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住房等其他的问题更难解决。

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根据我们的调查，辽宁、陕西、福建等八个省份对考生有户籍、学籍的双重要求，如果学生一直跟着父母在外地上学，就连回原籍高考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解决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非常重要、非常紧迫，非解决不可。我们要探索的是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高考移民和随迁子女其实可以区分。我们把学生和家长联系起来，比如把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父母的就业、社保年限联系起来，有三年或五年的要求；而高考移民大多是父母把孩子单独送到外地去高考，而他们还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工作。招录制度应该随之进行改革，招生名额要根据本地户籍考生与异地考生的总和来定，学生的教育经费、补贴也要跟着调整。

4.专家陈：北京现在的有关购房、购车的限制，也可以用在高考上。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而不要被高考移民钻了空子。

5.北京学生家长朱女士：从大的方面看，这是件好事。我相信北京孩子是不怕跟外地孩子竞争的，与其拦着不让别人来，还不如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孩子们需要更积极地学习，我们有信心。

异地高考破局在即

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大潮裹挟着人们四处流动，然而，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教育体制、高考体制却远远滞后于时展，使得流动人口子女一度无法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现在这个问题虽逐步得以解决，却也使得另一个问题更加凸显：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高考之前他们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报名。由于各地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不一致，流动人口子女回老家参加高考往往“水土不服”，难以考取好成绩，故而，很多流动人口只能将子女留在老家接受基础教育，“留守儿童”由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各地高考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相差巨大，为了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迁移户口，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求让子女在异地参加高考，“高考移民”由此成为另一个社会问题。

让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参加升学考试，达此改革目标确实有很多困难，正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所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参加高考问题，涉及高考制度、户籍制度，加之各地上大学机会差异较大，解决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外来人口子女在某地参加高考，势必会“分享”当地人口子女的升学机会，亦即影响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当改革影响千万普通市民的利益之时，他们会答应吗？他们会以平等眼光、平和心态看待外来人口及其子女吗？恐怕很难。要知道，各地封堵、查处“高考移民”的主要动力，其实也是来自户籍人口的强烈反响。

第8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11月24日中国广播网报道，今年是北京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京考高职，但非京籍考生参加高职招考申请，父母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必须符合已满6年，这把不少考生挡在门外。无独有偶，广东省教育厅前几天公布的“异地高考”，在报考条件中，除了5大条件：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持有连续3年以上（含3年）的广东居住证、在广东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费累计3年以上、就业所在地市具有高中阶段学校3年完整学籍。“异地高考”需要跨过如此多的门槛，才能得到报名资格，可谓是“壁垒森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对异地高考表态说，“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 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也指出，进一步做好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客观要求，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进城务工者的户籍虽不在城市，但他们为输入地政府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其子女的受教育，输入地政府本来就应努力担当。这是一种权责对等的契约道义，更是输入地政府应该提供的一种精神福利和公民福利。不因为户籍不同而剥夺、限制他们享受城市公共福利的机会，这才是基层政府不可或缺的公共责任底线。

可看看北京、广东的“异地高考”措施，仍有诸多不足，比如广东的“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成为报名新门槛，在地级市“异地中考”的政策尚未出台，异地高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一个“异地中考”，无疑增加了“异地高考”的推行难度。况且“在广东连续6年”，承担的房租及生活费用，就是一个不菲的数字，这是在帮助务工人员呢，还是在变相限制其子女的入学机会呢？如果这个“高门槛”堵住考生们的报名机会，异地高考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聋子的耳朵——配搭”， “异地高考”还怎么实施呢？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合法权益机会，也会受到“蒸发”。

异地高考本来就是为了让进城务工人员分享公共福利，是为了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高考权益，所以，我们希望，“异地高考”方案在考虑均衡效应、稳定效应的同时，更应该对外来工群体多一些关心和倾斜；考虑城市需要的同时，也应该在教育资源的均衡和“再分配”方面，多一些大胆探索，努力作为；考虑到“城市教育资源人满为患”的同时，也应该适当降低门槛，进行必要的公共让步，让袁部长的要求：异地高考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和教育部的要求：“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积极稳妥地推进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等掷地有声的承诺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只有这样“异地高考”才能得到不断推进和完善。

第9篇：异地高考政策范文

初闻“随迁子女可以异地高考”的消息，多少在外务工的父母欣喜若狂、如释重负，人们为之奔走呼号十多年的高考藩篱，终于有了“破冰”的开局。但三个“准入条件”，犹如难以逾越的三道门槛，让众多外来务工人员颇有“画饼充饥”般的失落。

应该说，教育主管部门为“异地高考”列出“拼家长”“拼学生”“拼运气”的苛刻条件，有其自身矛盾纠结的“两难”考量：既想打破异地不能高考的制度弊端，又恐失控为泛滥的“高考移民”；既要回应民众期待已久的如潮呼声，又不能不顾及城市居民已有的既得利益。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无疑折射出教育主管部门对推行高考制度改革开放不足、谨慎有余的畏惧心理。

透过三个模糊而又苛刻的“准入条件”，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地作出被拒者多多、符合者寥寥的可期预测，并且有极易为权力寻租制造借口的担忧。比如“三稳定”的家长，什么算“稳定的工作”，是按工种，还是按企业、按区域，抑或按城市？在资方比雇工强势的背景下，频繁跳槽求职的农民工，何来长期固定的“稳定”工作；而“稳定的住处”，是以有栖身之处算，还是以拥有固定房产计，如果是后者，农民工何以买得起房？还有“稳定收入”“各种保险”，外来工何尝不想拥有，能轻易办得到吗？最可笑的是“城市需要”，这是明显把生杀大权交给了城市的管理者：说“需要”就需要，“不需要”你又如何，老百姓何以感知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艰难完成前“两拼”后，只有在“城市需要”的考题中“拼”“运气”了。

我们理解政府的苦衷，也赞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破题思路，但制定政策必须考虑多数人的利益与感受，如果政策门槛让少数人受益、多数人望尘莫及，势必招致同为外来人的相互攀比，从而诱发新的不公与波动。既然异地高考是关乎教育公平、涉及亿万人群的大事，既然主管部门如此身陷纠结，举步维艰，何不来个开门问政、讨计于民？实施“异地高考”是一个挑战旧有制度的革新工程，也是彰显公平、惠及民生的德政善举，如何积极创造条件把好事办好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迈出公平合理的“第一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