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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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审判管理论文范文

如何联系我院审判实际，充分发挥审判管理工作的“规范、保障、促进、服务”功能，我们的基本做法是：

（一）整章建制，完善和规范审判管理工作。

为了规范和加强审判管理工作，根据上级法院对审判管理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建立了关于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使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工作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有章可循。整章建制方面，审管办经过精心准备和不懈努力，在本院原有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基础上整章建制，于4月下旬，拟定出新的《审判流程管理规定》并将该意见稿发送全院各庭室局队进行讨论研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求审判流程管理规定的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2015年4月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及我院与县邮政局重新签订法院特快专递合同这一新情况，审管办向各业务庭局发送《关于规范邮寄送达法律文书的通知》（安法发[2015]14号），设立法律文书送达“专用通道”，进一步规范法律文书邮寄送达工作。

（二）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实行“四步”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将案件质量评查作为全院性的常态运行机制，人人关心案件质量，人人参与案件质量评查。

（三）为提高业务技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学习和培训活动。

1、全院范围内广泛开展案件技能大比武活动，倒逼业务人员自觉加强业务学习。

2、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及时发出案件质量评查通报，让一线法官对照各类情形查问题，用批判的方法进行学习，防微杜渐，避免瑕疵第二次产生和出现。

3、聘请专家教授来院授课，及时掌握新法律法规。

4、不定期地开展庭审听评活动和动态案件质量评查，在听完庭审后，当即进行交流探讨，提高庭审驾驭能力。通过评查流程中的案件，点评办案流程中的问题和瑕疵，能整改的进行整改，需完善的立即完善。

5、利用每两个月一期的《__县人民法院工作管理动态》通报质效指标、进行态势分析，让每个庭、每个人及时掌握本庭、本人的业务实绩，查找差距，激发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一）对审判管理工作认识不深，观念跟不上，有待转变

任何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认识到接受的过程。审判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虽已有10多年的实践了，但是许多法官对它还了解不深，不理解审判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理解审判管理的内涵，表现为受旧有管理体制的影响，官本位思想的渗透，不少审判人员对当前的审判管理理念没有完全接受，甚至有排斥心理，审判管理意识在一些法官的头脑里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普遍这样认为：一是认为审管办作为与各审判业务部门是平级部门，却在管理上步步对各审判业务部门进行监督，不适当且无依据，加之，审判业务庭的庭长是由人大任命，而审管办主任是由政法委任命。二是目前业务庭、局处于案多人少的被动局面，故对审管办工作存在对抗心理，认为审管办是专门针对业务庭挑刺的机构，处处对各业务部门审判进行跟踪，不能理解。对审管办交代的工作存在应付了事或置之不理的情况。三是认为审管办的绩效考核工作是其单个部门的任务，与各审判业务部门无关，好与坏只能靠其去进行技术操作和与上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而与其他人员和部门无关，造成了审判管理人员执行审判管理工作难度增大。四是对审判管理工作内容和职责了解不够、认识不清，主观上又不主动学习和认真研究，认为审管办的日常工作就是单一的事后评查案件、进行司法统计和纠错整改。就连现行的数字法院平台、庭审图文直播、庭审录播（直播）几个不同的平台都在混为一谈。

（二）审管办在法院内部的地位尴尬，地位不明，职责不清晰，有待进一步具体明确

1、法院组织法没有明确审判质量和效率管理办公室的法律地位，主任的任职也不是由同级人大任命，而是由同级政法委任命，尤其是与审判监督庭的关系处理特别为难，比如，有的法院是两个部门合署办公，有的是审管办配合审判监督庭工作，有的是审判监督庭配合审管办工作，这样就出现了“合法的审判监督庭”与“无法的审管办”的关系协调，如果是审判监督庭配合审管办工作，主任和庭长同时出现在一个合议庭时，谁担任审判长的问题就

会出现矛盾。 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审判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审判委员会日常事务、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运行态势分析、审判经验总结等审判管理职责。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该机构作为新生事务，许多干警甚至法院领导对该部门职责不是很清晰，将原来是法院办公室、研究室、政工室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也一并纳入该机构去负责办理，导致机构职责不清晰，造成审判管理要么缺位、要么越位的现象。

3、审管办在法院的定位不明，审管办到底是审判业务部门还是行管部门，谁也说不清楚了。审管办与其他审判业务庭一样是法院内设庭室，由于本身无权监督管理其他业务庭，而审管办从机构设置到人员配备，与业务庭地位、级别相同，形成的是另类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平等地位的管理关系，因此审判业务庭难以接受审管办的管理，审管办也难以进行管理，这种平等或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势必影响管理的权威，使管理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管理的效能。

（三）审判管理制度不健全，有待科学体系的形成

基层法院各机构之间可比因素较少，各个机构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尤其是业务方面的共性可比指标少，而考评机制单一。审判管理的改革需要配备相应的规章制度，法院内部制度方面强调落实各项单项管理要求，应当有单项的管理制度进行规范，避免不同审判人员有不同的做法。而制度的制定需要与法院工作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立案、审判、执行几个环节的监督管理规定，都要具有可操作性，各项管理制度之间要能良好的协调和衔接，而不能脱离工作实际，制定难于操作的制度，或者对工作起到不良作用的制度；

（四）信息化建设水平滞后，有待加强提高

审判管理依托网上办案、信息化建设的应用，但由于现在人员的构成现状，仍是以40岁以上的人员为主，多数人对计算机的应用不熟练，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又不高，加之主观上对旧有办案方式的依赖，及对网上办案系统培训不够，使得法院信息化建设远远滞后，我院网上办案的趋于零，没有一人能在网上进行办案同步；

（五）法官队伍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有待考评体系的建立

审判管理对法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虽然先后开展了“百万案件评查”、“审判技能大比武”、庭审观摩、庭审评查、裁判文书评查等活动，不少法官遇到评查就容易紧张，针对庭审中出现的问题不知所措。当然在评查中，也评选出不少优秀的庭审和文书，可见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还是参差不齐的，需要建立一套考评体系，对法官的业务素质进行规范，使法官时刻警醒，不断学习，而不是遇到考评才紧张，平时也不能放松警惕；

（六）对审判质量效率指标数据存在重排序、轻运用的现象，有待提高指标数据的导向作用

重视和关注评估指标，并自觉分析运用，使指标数据成为真正的决策依据，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排序，既要重视指标数据又不能唯指标数据。

第三、对如何规范与完善审判管理机构运行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更新观念，这里指的不仅是对被管理者，也是针对审判管理者本身

审判管理改革属于国家司法改革的范畴，司法统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说，建立统一的审判管理模式，将是今后审判管理改革的远景目标。设立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的意义就是在现有条件限制下，积极保障审判的公正与效率，防止司法腐败，加强司法统一。所以，我们法院内部人员要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要针对本院实际开展审判管理工作，认识上要有突破，思路要清晰，方式要有创新，方法要有亮点，要从观念上从被动管理转变到自觉主动配合审判管理工作上来。

（二）明确定位、厘清职责，推进服务型审判管理机构的设立

其一，明确定位，特别需要明确的是管理意味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行使管理职权必须有着与其权力相适应的地位，这种适当的地位，所以必须实行审管办职位高配，才能保证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其二，厘清职责，人民法院的专门审判管理是为了有效整合司法资源科学安排审判工作，严格规范审判过程，客观考评审判质效，服务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高效、廉洁行使而开展的组织、协调、评估、考核、指导、督办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和。审判管理机构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把分内的工作做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在实践中，去摸索、探讨和总结审判管理管什么的问题。

第2篇：审判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制度构建

 

法国最先创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公益诉讼，法国的检察理论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益；在美国，总检察长是美国政府、各州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构及立法机关的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维护秩序及善良风俗，他们不仅可以对个人所犯公罪提起国家公诉，而且可以参加到民事诉讼当中。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内涵。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重要权利的民事案件，在无人起诉的情况下，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代表国家将案件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的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弥补市场缺陷，监督行政失职行为。

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

（一）侵犯国有财产案件。侵害国有财产主要有：在国有土地、矿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出让、开发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在公共工程招标、发包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在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在国有资产拍卖、变卖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二）公害案件。公害案件主要是通常所说的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明显增多，然而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确立的权利主体偏离了社会的现实需要，针对环境污染提起的诉讼却寥寥无几。

（三）涉及公民重大利益并损害公序良俗的民事案件。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形成了不少行业垄断部门，如医药、电信、供电、铁路等。经济转型后，由于利益驱动，这些垄断行业常借助于其自身实力，人为地分割市场，任意操纵商品价格，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甚至是制定一些“霸王条款”，恣意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如行政不作为案件，在一些地方，行政机关为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对企业忽视环境保护，使得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日益恶化的问题置之不理。

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

（一）直接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这一诉讼方式多适用于侵害不特定的公共利益的案件，在我国，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受理后，确认属实的，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使该行为的后果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起检察机关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的1997年5月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方城县工商管理论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局和汤卫东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就是这种方式。

（二）支持公益诉讼方式。在目前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持慎重态度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以支持者的身份参与诉讼，不失为切实有效的可行之举。在2010年12月，昆明市中级法院审理的以昆明市环保局为原告，昆明市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人的环境污染案件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检察机关与本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仅作为支持机关参与进来。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一）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应同其它诉讼一样，检察机关认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可以自行立案；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发现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现象，可以通知检察机关予以立案调查；其它机关、个人发现相关线索时有权向检察机关控告。

（二）立案。在立案阶段有二个问题要注意：一是立案标准。

对于立案标准，目前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采用不尽相同的标准。但应考虑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诉案件，适合进行公益诉讼案件，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二是立案程序。检察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初查之后，决定立案的，应制做《立案决定书》启动诉讼程序。

（三）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可根据自己开展公益诉讼的方式，采用单独调取证据或帮助受害人收集证据的方法进行，查清问题，调查证据就会层次清楚，脉络清晰，从而有的放矢，把握调查取证的主动权。

（四）审查起诉。起诉阶段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极为重要的阶段，审查结束后应制作审查结论，对应提起诉讼的，可依职权向法院起诉。目前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主要依据的是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及国家对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程序主要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五）出庭支持诉讼。在法院接受起诉，启动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在庭审中要充分运用已掌握的证据，适时举证；对对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进行认真质证；并积极参加法庭辩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确保胜诉。判决生效后，还要密切关注执行情况。

（六）判决的效力。在一般民事诉讼中判决的效力只发生在当事人之间，那么在公益诉讼中就存在一个判决效力扩张的问题，即不仅对参加诉讼的被代表成员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未特别授权给代表人的集团成员也有约束力；不仅对未参加诉讼的主体具有约束力，而且可能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主体也具有约束力。

因此，对公益诉讼进行审判而作出的判决就能有效的反映当前社会大众所普遍关注的利益，能确认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2］何勤华。检察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徐安住。司法创新———从个案到法理的展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4］陈桂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权力配置———介入公益诉讼：民事检察工作的新任务。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3）。

［5］江伟，杨剑。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10）。

［6］廖中洪。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03，（3）。

第3篇：审判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婚约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彩礼也应返还。但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何明确诉讼时效、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事人的认定及将离婚诉讼与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讼分离等方面。

一、婚约与彩礼的法学分析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尽管，我国并未在立法上明确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婚约和彩礼往往交织在一起。彩礼，一般是指男女订婚或结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或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作为婚约或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标志。彩礼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实行的聘娶婚制(它是以男方给予女方或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聘礼作为成婚条件的婚姻)，以“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其成婚程序。“六礼”之一的纳征或称纳币，即为彩礼之意。这种婚姻制度，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沿袭至清代和中华民国末期。直至解放前政府旧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通过这一产生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男家娶女必交聘财或彩礼，女家嫁女必收聘财，反映出一种礼仪形式掩盖下的交换关系，即男家出了聘财换回了儿媳，女家收受了聘财嫁出去了女儿。

彩礼多为金钱，也有一些贵重物品，彩礼现象在某些地区相当盛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习俗。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已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对于彩礼的性质问题，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无法达成共识，但均认为这种彩礼的给付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很少有心甘情愿主动给付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无条件赠与行为不同。具体而言：

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正如史尚宽所说的，“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都不容否认和忽视。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如果没有结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

婚约解除后，彩礼的不当得利性。“婚约的聘财究为附负担的赠与，抑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其主要区别，在乎前者须先经撤消始得返还，后者则于条件成就时，赠与即失其效力，受赠人负有返还的义务。对当事人言，此项区别非属重要，因赠与人叙明理由对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物时，得解为含有默示撤消赠与之意思表示。问题在于究采何说较为可采，盖将聘财解为附有‘结婚’负担的义务，不啻视婚姻为买卖，与当事人意思显有不合。其须强调的是，以聘金为附解除条件之赠与，纯属对当事人意思之拟制。又结婚在法律上之性质原非可认为系财产上之给付，且不得强制执行，以结婚为赠与之负担，与婚姻之本质，实有不合。理论上较为圆通者，系认为赠与聘礼乃在期待成立婚姻，婚姻不能成立时，赠与聘礼之目的不达，受赠人受领给付，无法律上之原因，应成立不当得利。”婚约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彩礼从一方向另一方转移，是因为存在着预约婚姻这种法律关系，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缘由归于消灭，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依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与诚信原则应将财产“恢复原状”，即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依照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向另一方为给付后，因为附解除条件成就，另一方因受领给付所获得之利益，失去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已消灭，当事人所期待的婚姻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终极目的未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依据，由此可以视拒绝返还彩礼构成不当得利，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或部分返还的义务。综上所述，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婚姻成立为条件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做准备，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将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二、比较法上的考察

婚约解除时，考察各国立法例，关于彩礼是否返还，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其规定不完全一致。

1．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大陆法系各国的通说多认为彩礼为附条件的赠予。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又可以分为附生效条件和附解除条件两类，此分类对于彩礼的处置至关重要。如果是“附生效条件”的赠予的话，那么结婚时赠予才生效，此前彩礼之所有权仍在男方手中；而如果认为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予的话，彩礼的所有权一经交付即转移到对方手中，只不过在婚姻不成时，赠予合同予以解除而已。一般在对彩礼有规定的国家的学理上或立法上以认为此种赠予为“附解除条件”为通说。只有少数的判例和学理认为是“附生效条件”或类似证约定金的(主要为日本旧说)。德国、瑞士的民法均明文规定了此种赠予，从其规定看，均要求在婚姻不成时，对赠予之物得请求返还。

一般在解除婚约时，如果一方有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财产和非财产上的赔偿，同时涉及赠与物返还问题。《墨西哥民法典》规定：订婚后，如果结婚未能实现，订婚人双方都有权要求退还因准备结婚而相互赠送的礼物；但婚前赠品(为夫妻一方在婚前送给另一方的赠品，无论其习惯名称如何，都称为婚前赠品)则应适用关于一般赠品的规则。《瑞士民法典》规定：一方有重大过错时，不仅可要求获得赔偿金，还可要求获得慰抚金，但允许婚约双方请求返还各自的赠与物。联邦德国有关解释称，婚约人无重大正当事由而解约，或自己有过错而造成他方之解约，均丧失赠与物的返还请求权。

2．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以美国为例，当一方对另一方以结婚为条件赠与礼物，婚约关系破裂后，双方发生争议，各州法院在处理时所遵循的原则及规定各不相同。有些法院认为，赠与人只有在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关系或受赠人不正当解除婚约关系时，才能要求返还赠与物。有些法院认为，不论双方是否同意，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物在婚约解除时，都应当返还而不考虑是否有过错。许多法院在办理案件时，凡没有证据证明婚前赠与是以结婚为条件的，在婚约解除时，该赠与物可以不返还。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对国外的立法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有的国家视婚约解除是否有重大过错来决定是否返还财物，如有重大过错，则不享有返还请求权。其次，有的国家男女双方均享有返还请求权，表现出在行使这一权利上的形式平等。其三，在婚约赠与物是否返还问题上，有多种救济途径。如因婚约解除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上的和精神上的)，同时可以请求返还赠与物。最后，有的国家对婚约赠与物范围有明确的界定，比如仅限于订婚当时的赠品或信物，这就大大缩小了返还的范围。

三、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5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对婚姻关系中的财产问题和处理婚姻关系的程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且第一次对彩礼的返还问题及其情形进行了明确。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对此司法解释条款，笔者有以下疑惑：

1．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首先，在该规定中，没有正式办理结婚登记的，彩礼一律返还。事实上，对于没办理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的，很多情况下，彩礼早已转化为共同财产或被共同消耗了，因此法律规定女方返还彩礼显然有违公平。

另外，诉讼时效的计算会成为一个在实践中难于操作的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之权利的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知道权利遭受侵害是指权利人现实地于主观上已明知自己权利被侵害事实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计算返还彩礼的诉讼时效相当复杂。当然，收受彩礼的一方与给付彩礼一方以外的人结婚，或者明确告知不与给付彩礼一方结婚，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就不存在争议，但若收受彩礼的一方既不与别人结婚，也并不明确拒绝与给付彩礼一方结婚，只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最后给付彩礼一方欲解除双方的婚约，要求返还彩礼，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诉讼时效的计算就变得复杂。是从给付彩礼之日起计算，适用两年的时效，还是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规定的最长保护期限，从给付彩礼之日起二十年之内，只要收受彩礼方没有与给付方结婚，都可以请求返还彩礼?如果是依前者，给付彩礼方若在给付之后三、五年甚至十年才提出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那么会因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超过诉讼时效得不到司法保护。但若依后者，会因为有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

2．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对此规定，关于确定“共同生活”的问题上，会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困难。一般认为，“共同生活”除共同的住所外大体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夫妻间的性生活；(2)夫妻共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基于配偶身份的相互理解和慰籍；(3)夫妻相互扶助的义务；(4)夫妻共同承担对其他家庭生活所负的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返还彩礼的诉讼举证责任应当在主张返还彩礼的一方，即彩礼给付方必须证明已结婚登记的双方，并没有真正共同生活。事实上，除了是否有共同的住所，相对容易证明之外，其他都很难通过举证来完成，特别是要证明夫妻间无性生活，如果要以证明有性生活尚是可能的，但要证明无性生活就只有依靠当事人的陈述，只要对方不承认，就很难把事实证明。因此笔者认为要求请求返还彩礼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是缺乏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法律赋予的该项权利是很难真正落实的。

3．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有的当事人之所以要求返还彩礼款的请求没得到支持，因为其生活是相对困难而非绝对困难。对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而应返还彩礼的，是指生活的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所谓绝对困难是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谓相对困难，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来说，出现困难。

4．解释(二)诉讼主体规定不够明确。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民事争议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权的人及相对人，其分为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和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是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如《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换言之，如果没有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就不是当事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是以自己的名义或应诉，要求法院就具体的诉讼案件行使审判权并作出裁判的人及相对人，即只要向法院提讼、主张请求权，主张人就是原告当事人，至于该原告在客观上是否确实具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与当事人的地位没有关系。我国诉讼法主张的当事人概念是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在此司法解释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关于“当事人”是指婚姻关系的双方还是用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即在一个离婚诉讼中，是将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男方给付彩礼的人一起作为原告?还是将给付彩礼方作为第三人或者给付彩礼方只能单独的问题?如果此处的“当事人”仅指婚姻关系的双方，那么会出现以下两个情形：婚前的彩礼为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自己给付的，在其离婚时可以一并提出返还请求；但如果婚前的彩礼为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的父母或家人给付的，其父母或家人就不是这里所称的当事人，因此他们该如何进入诉讼程序?

5．解释(二)并未考虑到关于证据的认定问题。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其一，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其二，既使有证人，参与者一般也多为亲友。因此，原告方对于给付彩礼的主张通常举证困难并且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四、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关于适用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从实体上是想解决在民间婚姻法律关系中引发纠纷的彩礼问题，但在民事诉讼程序上却又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讨论，也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于彩礼返还问题，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立法上完善：

1．确定返还彩礼的排除因素。有人认为根据该规定，婚约财物今后处理应是全额返还。因为“本解释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3j1“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给付彩礼，本身就是一种陋习、法律不提倡这种行为，由此引发纠纷，如法院判决全额返还，则助长了这种陋习的泛滥。对于婚姻不成的彩礼之债，在立法时应当考虑以返还为原则，而以不返还为特例，要注意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利益，而对彩礼的不同处理也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立法不足。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可拒绝返还彩礼：

首先，是否返还应当主要依据婚史的长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的，可不支持返还彩礼的请求。因为，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的，第一可以排除女方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的主观可能性；第二，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女方接受的彩礼大多已经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已经用于共同生活，没有返还的必要。作者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婚姻关系存续两年以上的，可认定为婚史较长，不再支持返还彩礼的要求。此外，对于没有办理婚姻登记的，应当考虑其共同生活的时间，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其次，如果有证据证明，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的，就算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女方可拒绝返还。

其三，对于因男方具有《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情形导致离婚的，女方也可拒绝返还彩礼。

其四，对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属男方过错的，可拒绝返还彩礼。

最后，还应该确定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返还彩礼诉讼时效的计算标准，超出该标准不应再支持返还。

2．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认定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若将举证责任倒置，将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比如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他的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提高当事人的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