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合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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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登记合同范文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著作权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依法将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将该财产权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权的价款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

第三条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到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著作权质押合同自《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颁发之日起生效。

第四条国家版权局是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的管理机关。国家版权局指定专门机构进行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

第五条著作权质押合同的登记，应由出质人与质权人共同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但出质人或质权人中任何一方持对方委托书亦可申请办理。

第六条著作权出质人必须是合法著作权所有人。著作权为两人以上共有的，出质人为全体著作权人。

中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向外国人出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条当事人申请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供下列文件：

（一）按要求填写的著作权质押合同申请表；

（二）出质人、质权人合法身份证明或法人注册登记证明；

（三）主合同及著作权质押合同；

（四）作品权利证明；

（五）以共同著作权出质的，共同著作权人的书面协议；

（六）向外国人质押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七）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合法身份证明；

（八）著作权出质前该著作权的授权使用情况证明文件；

（九）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著作权质押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址；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

（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四）出质著作权的种类、范围、保护期；

（五）质押担保的范围；

（六）质押担保的期限；

（七）质押的金额及支付方式；

（八）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登记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人齐备的申请文件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文件的审查。经审查符合规定的质押合同，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并颁发《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登记机关在颁发《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的同时，将登记情况编入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文献，供公众查阅。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一）著作权质押合同内容需要补正，申请人拒绝补正或补正不合格的；

（二）出质人不是著作权人的；

（三）质押合同涉及的作品不受保护或者保护期已经届满的；

（四）著作权归属有争议的；

（五）质押合同中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出质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的；

（六）申请人拒绝交纳登记费的。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将撤销登记：

（一）登记后发现有第十条（二）至（四）所列情况之一的；

（二）质押合同因其担保之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而无效的。

第十二条质押合同担保之主债权的种类、数额等发生变更或质权的种类、范围、担保期限发生变更的，质押合同当事人应于变更之日起十日内持变更协议、《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及其他有关文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著作权质押合同变更登记。逾期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后的质押合同无效。

第十三条当事人提前终止著作权质押合同的，应当持合同终止协议、《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及其他有关文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著作权质押合同注销登记。

第十四条在质押担保期限内质押合同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在质押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持合同履行完毕的有效证明文件及《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到原登记机关办理著作权质押合同注销登记。

第十五条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被撤销、注销的，发给著作权质押合同撤销、注销通知书。

登记机关办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之撤销、变更、注销登记，应当同时在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文献中注明。

第十六条登记机关办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及著作权质押合同变更登记，收取登记费。登记费收取标准，由国家版权局统一制订。

第十七条登记机关使用的《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证》、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申请表、著作权质押合同变更登记申请表、著作权质押合同撤销、注销通知书由国家版权局统一制订。

第2篇：登记合同范文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双方当事人或技术出让方的法人和公民所签订的技术合作。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技术合作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订立的确立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协议。

第四条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委）是本市技术合作登记的主管机关。其所属的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技术合作的认定、登记的管理工作。本市各级科技、工商、财政、税务、专利、金融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同做好技术合同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凡订立技术合同的企业、事业单位及技术咨询、科技经营机构，应当建立技术合同管理制度。

第六条技术合同分为以下四类：

（一）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与合作开发合同）；

（二）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与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三）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委托咨询合同一常年咨询顾问合同）；

（四）技术服务合同（包括技术培训合同与技术中介合同）；

技术承包、技术入股合同，可视具体内容分别或整体归入前款四类合同之中，但不得将合同中非技术性部分混入技术合同内。

第七条各类技术合同必须遵照《技术合同法》及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签订，并使用市科委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联合制法的《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统一标准式文本。

第八条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管理技术合同的职责是：

（一）负责对技术合同登记点进行资格审查、业务指导及监督检查；

（二）负责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三）负责技术合同统计数据的汇总分析，并按时向国家及本市有关部门报送；

（四）其他有关技术合同登记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由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派出的技术合同登记点进行。专利技术合同登记点设在市专利管理局。

各区、县科委及市科委授权的有关部门，凡条件具备的，可申请设立技术合同登记点，经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资格审查，报市科委批准，发给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章后，可受理本地区或本系统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第十条设立技术合同登记点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登记场所；

（二）有专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人员。

第十一条技术合同登记点的职责是：

（一）按《技术合同法及国家与本市的有关规定，审核、认定技术合同；

（二）对审核、认定的技术合同进行分类、登记、归档；

（三）对技术合同的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按月向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报送；

（四）其他有关技术合同的登记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人员，须经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统一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技术合同登记点和登记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技术贸易活动。

第十三条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内容：

（一）是否属于技术合同；

（二）合同条款是否符合《技术合同法》；

（三）合同当事人是否为合法的合同主体。

第十四条就下列内容签订的合同，不属于技术合同登记范围：

（一）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安装；

（二）产品和零部件的加工、生产、维修、销售和业务承揽，设备的安装和保养，货物的运输、仓储和保管，劳务协作，建筑工程承包；

（三）生活服务、商品中介等非技术；

（四）个类学校（班）对学员进行的教学培训及为学员安排的生产实践；

（五）国家、地方计划内的科技项目和非独立的科技经营与技术咨询机构承担的本单位科技项目。

第十五条对既含有技术性部分又含有非技术性部分的综合性项目，要求享受技术交易优惠待遇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将其中技术性部分与非技术性部分划分清楚，分别签订技术合同和经济合同。

第十六条技术合同签订后，由技术贸易的出让方，凭科技经营、技术咨询证书或单位证明登记手续。经过技术中介的合同，根据出让、收让、中介三方协议，也可由技术中介方按上述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在职人员出让非职务技术成果，须付能证明所转让的技术成果所有权属出让人的材料，或出让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未侵犯该单位权益的证明，方能办理登记手续。技术合同经认定、登记后，由技术合同登记点发给登记凭证。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凭登记凭证可按有关规定给予减免税收优惠、提取津贴和奖励费用以及办理申请科技信贷等手续。未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一律不得享受技术合同的税收优惠和提取津贴、奖励费用。

第十七条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减免税、津贴和奖励的发放比例，由市财政局、市税务局会同市科委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除按规定收取工本非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九条技术合同登记点对受理登记的技术合同,一般在一周内审理完毕;因情况不明需作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可适当延长审理世间，在两周内作出是否准许登记的决定。

技术合同当事人对技术合同登记点的决定持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决定之日起一周内，提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复审，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可在两周内作出复审决定。

第二十条违反国家及本市的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可以改变技术合同登记点的决定：

（一）将非技术或含有非技术性部分的合同认定为技术合同的；

（二）将技术合同认定为非技术合同而不予登记的。

第二十一条技术合同登记点对技术合同当事人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由于技术合同登记人员泄露技术合同中的技术秘密，给技术合同当事人造成侵害及经济损失的，当事人有权依法要求其停止侵害和赔偿经济损失，直接责任者应负行政和经济责任。

技术合同登记点丧失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条件，或技术合同登记点和登记人员，不依法办事，的，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调查核实后，报请市科委批准，吊销其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3篇：登记合同范文

院各位领导、各所（室）、各分院：

现将院各所及高新分院2020年前半年（截止6月30日）的经营情况（合同登记情况）的通报如下:

1、综合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49项、签订合同30项、未签订合同19项、合同总额896.07万元，到账116.9万元、未到账764.91万元；

2、勘察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28项、签订合同24项、未签订合同4项、合同总额239.08万元，到账20万元、未到账219.08万元；其中外挂项目13项，合同总额131.2万元，均未到账；

3、监理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16项、签订合同9项、未签订合同7项、合同总额334.8万元，均未到账；

4、市政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9项、签订合同8项、未签订合同1项、合同总额184.6万元，均未到账；

5、规划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20项、签订合同19项、未签订合同1项、合同总额446万元，到账17万元、未到账429万元；

6、景观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69项、签订合同63项、未签订合同6项、合同总额639.31万元，到账41.5万元、未到账597.81万元；其中，景观设计登记合同24项、签订合同21项、未签订合同3项、合同总额299.9万元，到账34万元、未到账265.9万元；可研报告登记合同33项、签订合同30项、未签订合同3项、合同总额114万元，到账1.5万元、未到账112.5万元；装修设计登记合同13项、全部签订合同、合同总额226.41万元，均未到账；

7、测绘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16项、签订合同14项、未签订合同2项、合同总额62.2万元，均未到账；

8、高新分院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23项、签订合同20项、未签订合同3项、合同总额199.66万元，均未到账；

9、造价所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登记合同8项、均签订合同、合同总额35.8万元，均未到账；

10、室外室网合同登记、合同额及到账、未到账情况

第4篇：登记合同范文

引起笔者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原告某公司作为预购人与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9年签订一份《房屋预售合同》，并到该市的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办理了预售登记。后因该项工程长期停建，由该市政府有关部门按停缓建工程代为处置并拍卖给第三人。第三人投资续建竣工，但该市房产管理部门以原有预售登记为由拒办房产登记。原告被告要求交付房屋，认为该预售合同已办理了预售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第三人抗辩认为，该项登记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对抗政府的处置拍卖行为，并以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违法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两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房屋预售合同》的预售登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上政府代为处置行为效力暂不论。

笔者认为，不论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其行为效力都要依法认定。尤其是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正确理解和解释法律就成为正确适用法律的关键。

首先，国家立法规范商品房预售行为的本意，在于在建商品房的预售不同于商品房现房销售。无疑，这种售房方式对于搞活经营、广筹资金，活跃房地产市场，促进商品房消费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管理不善，极易导致“炒地皮”、“炒楼花”等投机行为发生，导致蓄意诈财或中途倒闭、偷工减料、延迟交房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因此，法律对预售商品房应当具备的条件和监督管理措施都作了明确规定，以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商品房预售的法定条件，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是对预售合同的监督管理措施，共同构成了商品房预售行为的依法登记和依法监管制度。

其次，国家对商品房预售行为实行依法登记和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和第二款“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办理预售登记是法定条件，申报登记备案是监管措施要求，都是依法登记制度的规定，均不得违反。

第三，该项依法登记制度，实行的是部门法定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登记程序法定原则。非法定部门不得受理登记，无法律授权不得办理登记，非依法定程序登记无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通过对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和对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管理，达到监督检查、宏观调控的目的，有利于这两个法定管理部门对不符合条件的预售行为予以纠正和查处，有利于掌握预售情况和商品房建成后产权转移登记发证工作，以切实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对受理预售合同申报登记备案的法定部门，明确规定为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并且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这两个部门。除此之外的其他部门无权受理申报和登记备案。

第五，地方各级房地产交易管理所不是法律授权的受理预售合同申报登记备案的法定部门。其办理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当然不具有合法登记备案所预期的法律效力。除非其具备《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授权，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任何违反该规定的私下授权都是无效的。

第5篇：登记合同范文

     房屋租赁合同办理登记备案后，具有下列对抗第三人效力：

    ①在租赁期间出租人出售该房屋的，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②租赁期届满出租人需将该房屋再出租的，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③房屋租赁期间，出租人将该房屋出售给第三人，第三人应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

    ④房屋租赁期间，出租人将已出租的房屋设定抵押，该抵押物被依法处分给第三人的，第三人应继续履 行原租赁合同。

第6篇：登记合同范文

集中：_________

交接清单_________号

货物登记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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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名││航次││起　运　港││　到达港││

├──────┼──┼────┼──┼─────┼──┴────┴──┤

│第一接转船名││航次││第一换装港││

├──────┼──┼────┼──┼─────┼──────────┤

│第二接转船名││航次││第二换装港││

├─┬────┴┬─┴────┴──┼─┬───┴─┬────────┤

│发│全　称│　│收│全　称││

│货├─────┼─────────┤货├─────┼────────┤

│单│地址，电话│　│单│地址，电话││

│位├─────┼─────────┤位├─────┼────────┤

│　│银行，帐号│　│　│银行，帐号││

├─┴──┬──┴┬───┬───┬┴─┴─┬───┴──┬─────┤

│发货符号│货　名│件　数│包　装│体积│　发货单位　│ 水运部门 │

││　│　│　│（长、宽│　确定重量　│ 确定重量 │

││　│　│　│、高│　（公斤）　│　（公斤）│

├────┴───┴───┴───┴────┴──────┴─────┤

││

├───────┬────┬────┬────┬──────┬────┤

│　合　计　││││││

├────┬──┴────┴────┴────┴──┬───┴────┤

│发货单位││　发　货　单位　│

│记载事项││　（公章）月日　│

├────┼────────────────────┼────────┤

│水运部门││承　运　日　期　│

第7篇：登记合同范文

内容提要: 本条规定了批准（登记）生效合同“成立后生效前”的“申请”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所生的责任，可作为请求权核心规范，与其他条文一起完成请求权规范链条，为此应在体系之中，按民法规范“要件—效果”的理念予以构造。在法教义学体系上，应重新审视本条与预约、条件、同意（追认）及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关系。在适用范围上，一要注意基础行为与履行行为的区分，二要注意基础行为自身与前置行为的区分。在申请义务上，应作扩张解释，并灵活把握其主体及属性。在效果上，应综合考量批准要求之法规目的、信赖保护、机会损失等各种因素，妥当选择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厘定复杂的规范层次。尤须避免（违约责任进路下）缔约强制过于猛烈的影响。 

 

 

    （接上篇）

    三、难点注释

    本条明确规定了“申请义务”以及义务违反的救济方式，实已取得请求权核心规范（zen-tralnorm）的地位，而与其他条文一起完成请求权规范链条（anspruchkette ）。本文评注条文，目的即在于厘清规范层次，协调概念体系，以深描请求权规范链条有疑义的环节。上文对制度关系和适用范围的评论无不如此；此处再以条文文义为背景，专注于注释其难点。整个评注工作的背后，都有民法规范“要件-效果”的构造理念在。

    （一）申请义务及其违反

    本条称“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在文义上似专指某种特别的“申请义务”。但是在此效力未定阶段，当事人互负的义务实较单纯的“申请”要复杂得多。

    在批准作出之前，当事人其实已被特别要求：在他控制范围内为一切行为以促成批准，又应不为一切可能给批准带来问题的行为。[55]例如，他必须将口头订立的合同制成书面以满足提交机关的要求，或者另外按照批准程序的要求作出必要的表示。对于批准程序可能的迟误，应该一开始就要有所关注。这样当事人就必须以合适的手段，保证在作出批准时他们能够履行。[56]再如，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20条，此类股权转让协议须批准始生效，[57]申请人却不是协议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该外商投资企业（该规定第9条），但是这绝对不是意味着当事人就没有“申请义务”了，他们仍有义务互相协助，促成外商投资企业依法申请。[58]这都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协作义务（mitwirkungspflicht）之一部分。[59]协作义务与给付忠实义务（leistungstreuepflicht）、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及说明义务（ aufklarungspflicht）同为附随义务（nebenpflicht）之典型，[60]是指双方当事人不能满足于仅仅就事论事地履行其主义务，他们还有义务按照诚实信用的要求如此合作：使合同实施的前提条件得以实现；履行障碍得以消除；使对方当事人可以享用给付。[61]它在批准生效合同之中尤具重要性。[62]可见本条征引《合同法》第42条第3项，将申请义务系于诚信原则，是恰当的。不过这一协作关系所提出的要求并非纯粹的“申请”所可容纳，对于“申请义务”应作扩张解释，而覆盖上述协作义务。

    关于申请义务的第二个问题是由谁承担申请义务。首先，因对申请义务作扩张解释而包括协作义务，所以双方都可能应予协作而承担义务，对此应依实际情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判断。[63]例如在农村承包土地外包时，预定的承包方须就其资信情况、经营能力接受审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2款），如果他拒绝接受的话，申请批准即不可能，此时双方在申请程序中显然都承担了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其义务都有可能依本条承担责任。另外，在上述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审批的场合，虽然直接申请人是该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协议当事人仍负有协作型“申请义务”。[64]其次，在具体个案中具体办理申请手续的往往只能是其中一方，就此《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1.14条就国际商事合同批准申请义务提供了规则：有关法律或有关情况都无其他表明的（即其他法定或意定做法的），由在批准国有营业地的一方采取必要措施；双方都有或都无营业地的，由履行须经批准的那方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65]这套规则在涉外合同中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例如中外合作合同或技术进口合同，在中国政府审批程序上自应由中方承担申请义务。其他无涉外因素的合同，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一般来说这主要应该是债务人的事，因为他提出给付的能力往往系于批准。[66]此外，因为批准程序多涉及管辖权力的行使，所以由被管辖方提起申请也是可行的解释规则。例如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农村承包土地外包，其中出让方、发包方均为被管辖一方，在无另外约定时，即应承担申请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具体申请批准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交易双方，例如上文所举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批准申请人是当事人之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它所承担的申请义务属企业法上对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义务，应可在诉讼中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外资纠纷规定（一）》第6条）。[67]

    关于申请义务的第三个问题，即此等义务究属附随义务还是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尚待批准）的问题，可能存在争议。[68]首先，通说以是否可独立诉求履行为区别二者的标准—作肯定回答者方为给付义务。[69]其次，如果是附随义务的违反，可能是合同义务之违反而生违约责任，也可能是先合同义务违反，致生缔约过失责任，[70]此时才符合《解释（二）》第8条文义所选择的路径；而假如是从给付义务的违反则当然归属于违约责任，绝非缔约过失责任，[71]则还须修正《解释（二）》第8条。笔者认为，就可否在一定条件下诉请实际履行或者依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谋求救济的问题，必须务实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也正因如此，前引德国文献虽将此类义务归入附随义务却仍支持实际履行的请求，且下文还将显示，即使按缔约过失救济，仍可能支持履行利益赔偿而与违约赔偿一般无二。如此又可以说，此一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之辩似无实益，而且值得警惕的是：《解释（二）》第8条虽如德国的做法，按概念法学的标准来看，似乎在实际履行、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之际进退失据，但是比上述貌似秩序井然的“违约责任”说更具弹性，在复杂情况下更能得到务实的处理结果。

    关于申请义务的第四个问题是义务违反问题。首先，参考违约形态，其违反也应有履行拒绝、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72]其次，当义务违反导向合同清算时，应依实际情况允许适用《合同法》第96条以下有关解除权的规定。[73]这样既可避免使效力未定合同之当事人受到比有效合同之下更严苛的约束，又可保障该类合同进入“清算”前就效力决定有章可循。最后，其义务违反是否以过错为要件，端视缔约过失之构成而定。

    我国学说一般认为，缔约过失应以过错为要件。[74]在举证责任、减轻或免责方面都应对义务人不利。所以在违反基于缔约过失而定的交易安全义务时，原则上由义务人证明自己已尽必要注意。同样说明义务人也要证明，他做出了必要的安排，以使合同对方可依法了解情况。[75]此外，在受害人与有过失方面，一般而言应持保守态度。[76]

    当然，无论如何，只要义务人证明自己无过错，就能避免责任发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学通说认为现行法下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采严格责任的，[77]除了依《合同法》第117条适用免责事由之外，即使债务人证明自己无过失仍不能免责。这在立法论上存在争议。[78]有关合同法体系内部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之归责原则的体系矛盾，以往学说也略有涉及，[79]只是因为这一体系矛盾似非常见，所以尚未为学说所不可容忍。但在本条所涉及的场景里，正好可以观察到二者狭路相逢时的后果：违约-严格责任，缔约过失-过错责任，依本条一般适用缔约过失，但是如上文所述，在此合同成立后生效前的“敏感”阶段又时有预约的解释空间，此时归责原则的不同就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这种后果应予避免，其方法在立法论上无非是使违约与缔约过失的归责原则统合起来，至于当前解释论上的对策，应从两个方面人手：对于那些在缔约终止自由和信赖保护之权衡时应向前者倾斜的，则无论“义务人”出于故意、过失或是无过失，都尽量使之免除责任；另一方面，假如在上述价值衡量上应倾斜于后者，则提高义务人举证无过失免责的难度，以求接近预约违约的法律效果。

    （二）实际履行及“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

    本条文义中没有明确列举实际履行，参与制定的法官认为，就此救济方式存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理论上的难题是指因合同尚未生效，所以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的义务也无约束力。[80]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合同未生效并不意味着合同之上无有效的义务存在，事实上本条“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和损害赔偿都是以此义务存在为前提的。施陶丁格评注甚至提到，在一个须批准合同中当事人可以按照需要为未定状态期间允诺一定的主给付义务。例如当事人就立即提存价款可以达成合意，且德国法院确有判决支持执行此等合意，于是尽管批准仍阙，买方却已可能陷于迟延。[81]可见申请义务或曰“协作义务”等附随性的义务更不会有任何障碍。

    所谓“实践中的难题”是指，因执行不便所以没有包括在救济方式之中。[82]这种理解也不妥当，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受大陆法系影响）下，实际履行较损害赔偿一向处于优先地位，当事人诉请实际履行时，不可能仅因执行不便就判决败诉。而本条所称“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显然不是以判决赋予相对人义务，甚至也不是受害人之减损义务，而更像是对申请义务人拒绝申请的间接强制执行—实际履行，但是由相对人代为申请，而后由申请义务人承担费用。在判决主文的写作上，似仍应明确判令义务人实际履行申请义务，再附以“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否则直接判令相对人自己办理，实有混淆权利义务之嫌。鉴此可知，实际履行仍是可行的救济方式之一。

    但以上还只是肯定实际履行为的可能选项，至于法院是否“必须”（或者“应该”）支持这种请求，则仍未回答。德国法对此问题的回答也颇有借鉴价值，而且还导向更深的理论思考。一般情况下德国法上的缔约过失绝不支持实际履行请求，最多也就延及于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已（与下节所引bamberger评注的论述互参）。在批准生效合同这一特殊场合，于“申请义务”违反时可否实际履行，则还存在争议，这一点从“引言”所引弗卢梅的叙述可知。争议的落脚点仍在于缔约过失和违约之间，这又回到了“引言”阐发的“法教义学难题”。依循《解释（二）》第8条的文义，应取缔约过失之进路而支持一定条件下的实际履行请求，这也是比弗卢梅主张的违约进路而一般性地支持实际履行请求更合理的做法。因为后者由违约而强制履行，缺乏弹性，有过度缔约强制之嫌，这也正是缔约过失制度在传统上就一直警惕的。晚近德国预约理论的反思也正是向此过度缔约强制“开炮”的，这一走向与此处主题交相辉映，发人深省。[83]而前一进路在此警惕性传统之下略作修正，较好地尊重了当事人意思，也更切合于法定批准要件的意旨，或许合理很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以请求实际履行，本条似有以相对人自己办理为约束条件之意。此外，《合同法》第116条后段所列的三项审查也是必经的（此处只是“评价性”的引证该条，而非由此导入“违约责任”），其中“不适于强制履行”与上述缔约过失进路的警惕性传统正可相得益彰。具体来说，以下类型的合同应属“不适于强制履行”申请义务的：其一，继续性合同，如中外合资、合作合同，多以双方信赖为合同基础，申请义务人合同生效前的拒绝申请足可表明信赖基础丧失；其二，审批要求在法律政策上有赋予申请义务人“犹豫期”特点的，如国有资产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村承包土地转包等。批准机关也会视申请义务人的意愿为必要前提，此时若违逆申请义务人意愿判由相对人申请，恐怕也是一纸空文；其三，其他缺乏申请义务人合作即便批准、登记也不可实际履行的合同。例如涉及商业秘密的技术进出口合同，判由相对人申请显然缺乏实益。在实践中真正有意义的“自己办理”是很少的。

    有必要考虑的是，假如申请义务人已就申请程序制作好所有文书并交由相对人持有，此时能否不做如上区分地判由相对人“自己办理”。德民第873条的规定具有参考意义，根据该条，当事人就土地权利物权变动已将意思表示做成公证证书，或已向土地登记处做出意思表示，或已向土地登记处提出意思表示，或权利人已向相对人交付《土地登记法》规定的登记许可证书时，当事人将受合意的约束。[84]这种做法在划拨土地抵押登记的场合可能尤其有现实意义，因为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只是为日后转让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即时转让不可同日而语，相应地其审查更为宽松，如果相对人已能提交申请义务人亲自制作的法定申请文书，被受理登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法院判由相对人“自己办理”的判决对批准机关有何意义，也值得推敲。首先，这种判决不是强制执行协助通知书，在相对人自己提交申请时，是否批准申请仍在该机关的职权范围。但是，这种判决是否就对批准机关毫无意义呢？例如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在签订抵押合同之后拒不申请登记，相对人依本条取得胜诉判决“自己办理”，此时他是否应该将该判决一并提交批准机关？假如提交的话有何意义？如果不必提交的话，那么所谓判由自己办理只是阻却相对人借用申请义务人名义时的姓名（名称）侵权而已，对于审批无实际影响。而且因为相对人自己就是受害人，所以判由他自己办理的判决对他强制执行也是无稽之谈。若是如此，这种判决实为一纸空文，本条所追求的理应不止于此。笔者认为，该类判决可由相对人一并提交批准机关，相对人提交之后，批准机关应视为申请义务人自己提交的申请，并不可允许申请义务人单方撤销申请。就此可参考《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4条1款1句的规定—“若债务人被判令做出某意思表示，则一旦判决生效即视为该意思表示已经做出。”这种意思表示做出之拟制，或许正是此处判决所欲追求的效果。[85]

    以上所探讨的“实际履行”仅限于“申请义务”的实际履行，其实还有另外可诉请履行的标的存在，那就是批准后生效合同上的给付义务。现在的问题就是，可否诉请实际履行申请批准的义务同时又诉请实际履行主给付义务？当然后一实际履行的判决应包含嗣后取得批准的前提。前述问题与依预约诉请缔结并履行本约颇为接近，如果对后者予以肯定回答的话，[86]那么前者就更有支持的必要，因为这已经是“本约”自身。但由此也更加体现出，这种“意定的缔约强制”的影响力是多么的猛烈。如前所述，预约方面已有学说竭力反思，而就批准生效合同来说，较好的柔化方式依本文所言，仍是采缔约过失进路（而不是违约进路），维持对缔约强制传统的警惕心，又不将实际履行彻底地关在门外。

    （三）损害赔偿

    本条规定的“实际损失”之赔偿，应为与“相对人自己办理”相并称的救济方法，一为损害赔偿，一为实际履行。实际损失并非传统民法及民法学的固有概念，在我国立法上，也仅见于《著作权法》（第49条）、《商标法》（第65条）、《邮政法》（第47条）、《铁路法》（第17条）等，而为《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基本法所未见，且在上述特别法偶尔出现时也未体现出确定内涵。《解释（二）》除本条之外，在第22、28、29条也使用了同一术语。参与制定的法官在对《解释（二）》第22条的注释里，试图区分《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为财产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而后将可得利益排除在“实际损失”之外。[87]但是在《解释（二）》第28、29条的注释里，这种区分并不明显，尤其是该第28条以实际损失替代《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所称“造成的损失”而为违约金之最高限额，似更不应该将“可得利益”排除在外。可见该术语在此一司法解释之中也无一定内涵。本条使用“实际损失”一词并没有体现出要在传统民法损失分类之外另辟蹊径的意图，而只是强调对纳入赔偿范围的损失的谨慎态度—是“实际的”而非“空想的”。相应地，在确定赔偿范围时，仍须借助传统的分析框架。

    我国学说一般认为，与缔约过失责任对应的损害赔偿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88]在德国法中，bamberger评注则层次分明地总结道：

    受害人可以要求回复到若无对方损害行为原本可以处于的状态。该请求权一般覆盖信赖损害（所谓消极利益），但是与德民第122条1款，第179条2款不同，并不限于履行利益。损害必须被受侵害义务的保护目的所覆盖。假如若非这一缔约过失行为该法律行为就会按受害人期待的内容实际成立，或者受侵害义务的保护目的含相关要求的话，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例外地延伸至履行利益。就此直接适用德民第280条1款；而第280条3款并合第281至283条的规定于此并不发挥阻断作用。假如一份土地买卖合同因卖方的过错而形式无效的话，买方只能将某块同等价值的土地的高出价格差异作为损害赔偿予以主张；恢复原状，即订立一开始意图签订的合同的请求权并不成立。[89]

    可见缔约过失的赔偿范围有从信赖利益到履行利益扩张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又有所限制。其中体现了缔约过失在受害人信赖保护和义务人中止缔约之自由之间平衡的努力：因为对基于缔约过失的缔约强制抱有警惕，其赔偿范围至今原则上仍排除履行利益，[90]而仅在例外情况下有所扩展，即便如此，对于强制缔约式“恢复原状”（见以上引文末尾），则仍明确否定。对机关批准生效合同中的“申请义务”违反，因德国法的实践也导向缔约过失责任，所以以上观点在这类合同中也是适用的。[91]

    相对于前述我国学说的通常理解（即限于“信赖利益损失”），德国法以上做法在损害赔偿与强制缔约、信赖利益赔偿与履行利益赔偿之间取舍时，权衡精当，巨细靡遗，使缔约过失保持了合理的弹性，甚值取法。[92]但是本条涉及的问题与一般缔约过失似仍有两处不同：一是合同已成立，只是未生效而已，这一特点意味着“缔约过失”救济方式可能因此契机而向实际履行扩张；二是机关批准意味着不可控的“机会”和不可归责的“风险”，这会支持一些特殊的抗辩理由。在取法德国法经验的基础上，本条将给缔约过失带来继续发展的机会。综合起来，其效果约有如下可能：

    第一，如果在法律政策上批准、登记手续具有促使申请义务人慎重考虑、提供“犹豫期”的色彩，那么只要申请义务人确无恶意，即不应判由相对人办理，也无损害赔偿的余地；

    第二，如果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使所引起的信赖落空，则应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

    第三，若无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情事，则合同理应生效的，可由相对人办理者，判由相对人自己办理，办理后若仍有迟延损害等，应予赔偿，如果因违反义务而确定不可生效，或者受害人可解除合同的，则应赔偿履行利益的损失；

    第四，在损害赔偿方面可能还有一种特殊的抗辩值得考虑，即类似于假设因果关系的情况—虽然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而阻碍了批准取得，但即使他全面履行义务，批准也因其他不可归责于他的事由而不可取得。[93]毕竟申请之后能否批准还有诸多变数，如果申请义务人能够确切证明“纵履行申请义务亦不能获得批准”，并且不能获得批准的原因不可归责于义务人的话，此时强令其担责即为无理。这在农用地对外承包审批、商品房预售批准等情况下很难适用，因为批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小，若申请而被拒绝基本上都可以归责于当事人；但在外资并购批准、反垄断法上的营业集中批准的场合，政策性强，自由裁量权大，批准拒绝常为当事人预先承受的风险，此时申请义务人就很可能因证明“纵履行申请义务亦不能获得批准”而免责。[9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支持实际履行请求不能简单的“换算为”支持履行利益赔偿请求，因为实际履行针对的仅是“申请义务”，而不是当然的合同主给付义务。所以即使在允许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诉讼并合的场合，[95]就履行利益还须经过以上综合意见之第三、四项审查，并与前引bamberger评注所称“例外地延及于履行利益”的审查标准保持一致，其精义仍在于避免（违约责任进路下）缔约强制过于猛烈的影响。如此方如“引言”所言，“保持着缔约过失的弹性，但又汲取了违约责任的评价因子”。

 

 

 

 

注释:

[55]staudingerkommentar/ gursky, 2001 , vor§§182ff. rn.54.

[56] munchenerkommentar/roth,2001，§ 242, rn.217. vgl．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8f

[57]这一法律文件属部门规章，不属于《解释（二）》第8条文义涉及的法律依据之列，但仍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较低效力层级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实未可一笔抹杀，参见崔建远，见前注[39]，页286以下。

[58]参见刘贵祥：“股权转让纠纷的若干问题”，《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10日，第6版。

[59]palandt/heinrichs, 2006，§242, rn.33.

[60]heinrichs，同上注[59]，rn. 27ff。

[61]munchenerkommentar/roth,2001，§242，rn. 214.

[62]roth，同上注，rn. 216

[63]joachim gernhuber，见前注[30]，s. 190。

[64]参见刘贵祥，见前注[58]。

[65]此处的“必要措施”是指义务人不仅要提出申请，而且应尽当地可获得的救济措施以获取许可，即应尽“最大努力的义务”（这种义务被规定于该通则第5.1.4条）。参见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家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317。

[66]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9

[67]若因该企业“不作为”而致批准不可合理期待，此时受让方能否依《解释（二）》第8条要求作为第三人的企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此处似可借鉴德民第311条3款第三人责任的规定，对《解释（二）》第8条作扩张适用。

[68]例如刘贵祥法官就认此申请义务为从给付义务，参见刘贵祥，见前注[58]。

[69]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0、41。

[70]有学者认为先合同义务与附随义务绝不相容，似非确论。参见侯国跃：《契约附随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78。

[71]刘贵祥法官在讨论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时认为，违反申请义务这一“次给付义务”所导致者是违约责任。参见刘贵祥，见前注[58]。

[72]vgl. 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79。此处作者径称义务人对批准不闻不问或拒绝协助的行为为“履行拒绝”。

[73]《外资纠纷规定（一）》第5 、6 、8条可供参考；学理上可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和释答”，《法学》2005年第9期；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8 ; rolf sack，见前注[32]，rn. 169

[74]关于我国学说就此问题的辩论以及肯定的结论，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123 。

[75]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138。

[76]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138。

[77]参见梁慧星：“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1 -7；崔建远，见前注[74]，页297以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2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528。

[78]参见崔建远：“严格责任？过错责任？—中国合同法归责原则的立法论”，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190以下；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88以下。

[79]参见王利明，见前注[77]，页432、433。

[80]沈德咏等，见前注[41]，页75。

[81] gursky，见前注[30],rn.54。

[82]沈德咏等，见前注[41]，页75。

[83]参见robert freitag，见前注[13]，313。

[84]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400、401;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85]该条在德国法上的效果是仅替代债务人意思表示之做出，至于追求效果所须其他要件一仍其旧，如涉及第三人同意（特别是机关批准）要件时更必须补足，就此请参阅munchenerkommentar zur zpo/gruber,2007，§ 894, rn. 1，16。

[86]r. bork，见前注[14]，rn. 67.

[87]沈德咏等，见前注[41]，页166。

[88]崔建远，见前注[74]，页124;韩世远，见前注[77]，页127。另我国多有学者主张以上信赖利益应以履行利益为限，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56；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743；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56；韩世远，见前注[77]，页127。这一观点与德国法上不受履行利益限制的实务做法不同，参见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 s. 137，因德国上述做法是在精细分辨一般缔约过失与德民第122条1款、第179条2款项下责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见本段下引bamberger评注的阐述），个见以为似更有力；崔建远教授早期论文《缔约上过失责任论》所持观点近此，文载《吉林大学学报》（哲社）1992年第3期。但是我国现行法就错误下的赔偿责任明确要求过错（《民法通则》第61条1款后句、《合同法》第58条后句），对上述“精细分辨”有何影响尚待继续评估。关于此一错误制度比较法上的出入本身，可参叶金强教授的分析，见氏著：“私法效果的弹性化机制”，《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最后又及：我国也有学者已经涉及缔约过失赔偿范围的多样性，参见王洪亮：《缔约过失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页25 。

[89]bambergerkommentar/roth, 2003，§280，rn. 35f.

[90]vgl. munchkomm/ emmerich, 2001，vor§275，rn. 192，194.

[91]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7

[92]《外资纠纷规定（一）》第5条与第6条将基本相同的报批义务违反分别“解释”为缔约过失和违约，也显示出最高人民法院已认识到，应赋予缔约过失环节必要的弹性。但是该规定以“生效判决”这种刚性的前置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却又抵消了原本追求的“弹性”。关于参与制定该规定的法官的条文解读，参见，见前注[11]，页76、86以下。

[93]关于假设因果关系请参阅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92以下；王泽鉴：《债法总论：侵权行为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96、197;廖焕国：“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第8篇：登记合同范文

该地块系2009年由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通过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委托储备协议》而确定的委托储备用地，储备协议中明确委托储备的土地使用权包含其地上建筑物一栋。该地上建筑物登记为某某制造公司（以下简称制造公司）所有，市国土资源局对该地上建筑物出具了一份“该房屋已依法收购并作为挂牌出让条件，由置业公司取得”的证明。现置业公司来我局申请办理该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证。

经我处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委托储备协议》确实包含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包含地上建筑物，只是国土部门将该房屋作为挂牌出让的条件，政府也并未做出征收决定。因此，我们认为该房屋的产权仍属于制造公司。

但置业公司提出：制造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无法再履行转移登记义务，所以要求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委托储备协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国土管理部门关于房屋“由置业公司取得”的这一证明作为房屋所有权已转移的证明。

问：我处能否凭以上材料和证明为置业公司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金绍达：在本例中，登记机构不能为置业公司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理由如下：

一、国土资源局虽然出具了“该房屋已依法收购并作为挂牌出让条件，由置业公司取得”这一证明，但实际上置业公司对这一房屋的所有权并未依法取得：不动产物权变动应以登记为准，而不是由哪个部门声明而生效，如果是政府对该房屋做出了征收决定，那才能未经登记而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委托储备协议只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协议。其内容并不是不动产物权的转移，要不就不会使用“委托”一词。即便后来有“该房屋已依法收购”这一情节，也要先办理转移登记（转移登记应当由收购单位和制造公司共同申请，国土管理部门即使合法地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以后，在把该房屋所有权再转移给置业公司时，也应双方共同申请）。将之先变为国有的房产才可以作为出让的标的。市国土资源局在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以前，对该房屋挂牌出让是无权处分人的处分行为。作为房屋登记机构，对其他行政机关明显的违法行为，要尽注意的义务。

第9篇：登记合同范文

    （1）用人单位在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当及时为其办理退工登记手续。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因各种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必须在7个工作日之内，由用人单位按现行劳动管理体制（市属或区属）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办理退工登记手续。

    （2）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用人单位递交材料3个工作日之内办妥退工登记手续，收下该职工的《就业登记证》（劳动手册）、并在第8页上相应栏目内登记盖章，审核《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待遇审核表》，并在表上确定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和期限，在《就业登记证》第18页起的相关栏目内作记载盖章；收下该职工的人事档案，并在《职工退工（失业）后档案转移保管表》作记载盖章。

    （3）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发给《职工失业证明书》和《苏州市市区失业人员职业指导教育通知书》两联单，并在下半联注明应参加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定期组织的就业指导教育的时间和地点，委托用人单位转发失业人员本人。

    （4）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将《职工失业证明书》两联单交给失业人员本人，并告知失业保险待遇审核结果，通知其按《苏州市市区失业人员职工指导教育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职业指导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