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资本主义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妇女是一个内部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性别群体,但又可以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这不仅是依据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仍然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被披上了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和专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资本主义对于瓦解传统的父权力量同样发挥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增值运动必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市场交换,如果说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与摧毁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妇女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划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
因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与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没落、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较为少见,但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
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拥有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别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阶级的关键。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马铃薯,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这是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渗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与个人精神智力活动等。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泛滥使用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母亲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被认为必须执行专家们的每一项命令……她得按专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授”。
三、总结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下面将主要介绍欧盟、美国、日本以及印度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成就。
1、欧盟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区域经济组织之一,其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欧盟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体制。欧盟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发展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充沛的水资源以及广阔的平原都为欧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农业经济发展因素不仅仅只有自然条件,它还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即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欧盟各国为了发展农业,都制定了完善的农业保护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通过财政资助的方式激励从事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民,使得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收入达到从事其他行业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国在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从事农业的人员应与从事其他行业人员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让从事农业的人贫穷。其次,欧盟各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即农业协会。农业协会作为非官方的组织,能够在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架构沟通和协调的桥梁,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欧盟农业经济高效发展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工业发展的历史使得欧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运作。机械化运作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最后,欧盟在发展农业经济中注重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进行加工、运输和营销,实现农产品的附加值,这就是农业产业化道路。
2、美国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是世界最大农业出国口,其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惊人的。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美国发展农业经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立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农业发展地位以及保障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利益。农业经济发展涉及到土地、税收、信贷以及市场等各方面因素,农业法律能够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从而实现更大经济效益。其次,美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入20世纪后,国会和政府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环境保护与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结合起来,鼓励农场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农业教育,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自从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莫雷尔法案》起,农业教育就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
3、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小,土地资源极度有限,农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由于农业发展资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来发展本国农业经济。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即《粮食、农业与农村基本法》。法律规定和保证了日本农业生产中的粮食供给稳定性,努力提高粮食的自给性。除了立法保障农业发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生产,以促进本国农产品的销售进而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政府财政支持也是日本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举措。日本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开发,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扩大经营规模等发放各种补助金。政府财政支持之余还通过金融措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保障农业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个举措之外,日本还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多样性的农业合作经济,建立各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经济的效益化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农业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科学合理的政策和先进的技术作为支撑,而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发展。
4、印度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印度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我国一样面临着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印度发展农业经济首先也是立足顶层设计,在国家发展计划中确立农业经济发展地位。印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就着重强调了农村发展与农业改革的目标。农业经济发展取决于农产品是否能够被市场“实现”。印度政府重视农产品的销售,采取多种政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取消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税,促进出口。促进出口就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对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过广泛推广复种技术、使用化肥、开发高产品种、提高和普及灌溉技术,使得印度的粮食生产有了大大增长,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1.319亿吨,基本停止了粮食进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粮食自给。
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评价
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具有现实比较意义。前文重点介绍了这些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们具有较大的共性特征。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过程度地促进了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农业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农业经济发展相关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从而有利于激励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主体。其次,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主体积极参与的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一个特色。这种服务组织可以是官方组织,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农业发展服务组织的作用是在社会、政府、市场以及农业生产主体之间架构桥梁,以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用于农业;促进教育资源流向农村以及农业从业者;促进政府政策或资金倾向农业;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并顺利走向各级市场,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农业发展服务组织具有一定自组织性质,灵活方便,能够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产生恶劣自然环境的教训,普遍重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保护农业生产环境,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规则下,资本主义国家都想方设法规避WTO规则以最大程度补贴本国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产品竞争力。
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优势不明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和学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加强政府宏观调整,制定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将重视转化为实际行动,突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贸组织规则下,政府要努力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2、建立农业服务组织,促进农业经济高效、规范、可持续发展
农业服务组织包括农业经济合作社、农业科研服务组织以及农业教育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都采取农业经济合作社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整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农业经济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要完善农村合作社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会要鼓励和支持农业科研服务组织的建立,建立“高校—企业—农业”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发展模式,提高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加强农业教育也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农业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技术素质,还能促进农村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3、积极倡导和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危害在范围、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追成经济衰退的同时带来巨大的浪费,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本文从国际资本的本性与 资本主义 国家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 历史 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 金融 危机 、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 经济 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 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1.系统的阐述人的生命文化哲学
西方的文化哲学在19世纪呈现了诸多的派别,但是我们将这些文化哲学派别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所有的文化哲学都有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沿着历史主义的发展路径,去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另一条路径是沿着逻辑主义的路径,去研究文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马克思在接受了“自我意识”后,并在这一矛盾意识中开始了对人生命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这种对文化哲学的研究虽然与历史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创造了实践的文化哲学。我们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可以发现实践文化哲学的基本架构。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系统的阐述了偶然性是实践的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的这一概念。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这一理论其实就是对黑格尔精神的一种颠覆。与黑格尔派不同,的实践的文化哲学是从批判思维方式入手的,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的理清和阐述了哲学史上的偶然性,将一种全新的哲学研究范式建立起来,并从认识的范畴中将人的精神抽离出来,将人的“自我意识”逐步向“人的文化生命”转变。
2.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子
马克思有一部重要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遵循其在博士论文中对文化哲学的论述思路,并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去考察“实践”的重要性,将人的生命的历史主义原则确认了下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在考察“实践”的相关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论断,这种论断就是人类的特性就是人们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所谓的人类特性,马克思认为是一种的整体特性、一种的类特性,人们生命创造的能动性系统的阐述了出来。在马克思的意识里,自由意识活动主要包含以下两种含义,下面笔者就系统的阐述一下二者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逐步转变为自己的意识对象或是自己的意志。人们通过这种活动,将自己的精神进行了二重化,第一重是生命的意识,另一种就是生命本身。从本质上来说,精神的二重化其实就人们意识的分离和人们抽象能力的实现,而人们对文化进行创造的前提就是对能力进行抽象和分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能力。人们创造文化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对思维的分散和抽象的能力。由于人在生理上具有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恰恰是创造文化的本能,这就使人在一定程度具有了创造文化和具有文化的存在特性,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区分对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生命活动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逐步发展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志或是自己的意识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来说,肯定人们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认为人的天赋包括人的文化创造能力。二是人通过实践来实现对象世界的创造,对无机界的改造,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对世界、对无机界的改造其实就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对象化活动其实就是人与对象的分离与抽象的活动。人类现实的、能动的二重化其实就是将人自身的和超自身的自然存在区分开来。马克思将人的超自身自然的存在通过对比动物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差别概括为诸多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在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能力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被马克思统称为人的生命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的文化活动。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断,就是“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通过异化劳动的形式”得到了证实。实质上来说,马克思将人的特性等同于人的抽象和分离能力的时候,其内涵中就一定包含了一种异化劳动的思想,异化劳动和分离与抽象之间并没有特别的不同,这两者除了范围不同,其他都是相一致的。前者是从动态的角度对人们的生命特性进行说明的,后者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说明的。与抽象的、分离的理论相比,异化劳动还有一定的不同之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的强调了人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分离和自身自然的分离中逐步完成了异化劳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道人类的本质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个体性。与博士论文不同的是,马克思开始强调异化的实现。
3.文化的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理论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生产方式的形式进行了揭示。而马克思在东方的社会理论中,马克思却开始关注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开始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殊规律进行探究。马克思在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途径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否定生产方式对民族发展的意义,在其看来,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其实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以及其独特的风貌展现出来的不同形式。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东方民族的发展趋势归根结底就是世界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已。从马克思的角度去看文化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意识当中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共同构成了文化规律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的重要。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使得马克思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础,对东方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碰撞和交融,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文化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亚非国家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西欧的资本主义传入东方的方式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对东方传统公式制度的改造,另一种是东方社会在现代化压力下,被迫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在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形式给社会、给民族带来的效果并不是一致的。对东方社会来说,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发现,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社会进步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生产。消费只有与生产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消费没有实现与生产的对等,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处于萎靡的状态。
1861年,俄国的改革使农业生产逐步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并在转变的过程中逐步演化出一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正因如此,俄国资本主义在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具备了一定的生产性特点,并将新的活力注入到俄国文化当中,这种形态对俄国文化的更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西欧资本主义在敲响了东方大门之后,推动了东方社会逐步向私有化道路方向迈进,由此可见,在这种模式下,东方社会或早或晚的都会逐步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东方社会是不会因为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变得发达起来,就变得进步起来,东方社会只有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吸收过来,并从实际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进步。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东方社会将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吸纳进来,那么势必也会给东方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选择。那么什么是文化选择呢?其实就是人们根据已有的价值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文化选择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具有内容的特殊性,即东方社会应当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选择,而是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探讨东方社会应当运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来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对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在他认为,东方社会应当通过一种革命、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种社会形态看成了社会现代化的两种方式。他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相比,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显然要比其高很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是社会主义这种现代化的模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现存的问题解决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文化选择。马克思认为,理性的创造活动和价值的创造活动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人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在人的活动中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离开了哪一种活动,人的活动都难以继续。人的活动如果丧失了理性的创造活动,那么人类的历史必将成为无根之木,丧失了物质基础。反之,如果人的活动没有了价值创造活动,那么人类活动就会丧失掉生命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活动离不来上述两个创造活动。
参考文献
[1]何萍.哲学的内史与外史的书写[J].与现实,2010,03:31-37.
[2]李庆云.文化哲学专题研讨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206-211.
[3]何萍.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J].求是学刊,2007,03:25-31.
[4]张廷干.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话语逻辑[J].学海,2013,06:10-14.
【关键词】城市空间 空间正义 空间生产理论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 A
大卫・哈维是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新空间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哈维将城市作为其空间思考的起点,并运用理论,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危机、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资本逐利性是城市空间危机和矛盾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关键期,如何有效避免城市空间危机和矛盾,梳理哈维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能为我们提供重要借鉴。
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烙印为资本提供了投资渠道和机会,也为吸收剩余生产力提供了机会
哈维将城市空间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包含不同元素的复杂商品,并认为城市各式的建筑物是这种复杂商品的物质表现形式,城市化和城市过程就是各种建筑环境的设计和创建过程。哈维将这种空间和地理要素置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进行分析,指出城市建筑环境的生产和创建与资本的积累和运作紧密相关,城市空间生产已经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烙印,一方面樽时境跫堆环中过度积累的资本提供了投资渠道和机会,激发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吸收剩余生产力、劳动力提供了机会。但哈维指出,过度的城市人造环境并不能有效缓解资本积累危机,相反,大量过剩资本投入城市固定资本项目,势必会滋生各种矛盾和危机。
哈维的城市空间生产思想重点论述了“资本逻辑”下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与矛盾。他指出,由于城市空间生产能够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对其投资并炒作,使得城市空间生产的剥削功能进一步加剧。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空间生产利润,会更加不择手段地掠夺空间资源。大量农村土地被城市空间掠夺,致使失地农民被迫转入劳动力市场,城市空间生产最终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可见,资本逻辑下城市空间生产加重了对社会和空间的双重剥夺,也使资本实现了对社会和空间的双重剥夺。与此同时,资本为了逐利,不断拓展增值新空间,使城市处于破坏和重建的尴尬境地。
哈维的城市空间生产思想,分析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与矛盾,这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生产的弊端,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各种病态,例如失地农民问题等,为我国当前过快过多的城市空间生产敲响了警钟。
走向“空间正义”:化解城市空间危机与矛盾的关键
人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资本本身是不具有人性的,但是资本的驾驭者“人”可以通过正义来化解由于城市空间生产所带来的各种危机和矛盾。因此,针对如何化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危机与矛盾,哈维提出了城市“空间正义”思想。
哈维指出,在城市空间规划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的原则。他认为社会资源应该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公正的地理分配。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城市化,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以及城市的两极分化等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出现,激化了阶级矛盾。对此,欧洲发达国家纷纷在维护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遵循所谓的“公平正义”原则,不断调整其城市空间生产规划,改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阶级矛盾。但哈维认为,资本家所主张的这种“正义”依然是资本逻辑下的“正义”,相反,所谓“空间正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正义,而是人类追求的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是在道德和伦理原则下的正义,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正义。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正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对私有财产的维护,是披着自由、解放的外衣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服务的,而真正的正义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加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理论紧密相关,因此,单纯在城市空间生产的分配方式上做调整,还不足以实现公正的地理分配,要实现真正的“空间正义”,亟需变革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与方式。可见,哈维的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内含了“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双重目标。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根源,是造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各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消灭空间剥削和压迫,才能真正化解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与矛盾。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启示
哈维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对资源、人的异化的同时,主张将“空间正义”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基点,这为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规划提供了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与此相伴,城市空间生产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城市空间生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愈发演变成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态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投机者炒作,城市空间资源生产和分配的不公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分配中的重点和难点。梳理哈维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对比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不难发现,我国城市空间过度、过快的生产,恰恰与哈维批判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危机和矛盾呈现出惊人相似的一面,具体表现为:一是城市发展的区域空间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大城市、沿海发达城市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内地不少中小城市及郊区由于区位较差,难以吸引资本,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一些重工业城市逐渐呈现出衰败景象。二是城市内部围绕城市空间生产和使用的矛盾愈益激化。伴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可观利润,房地产开发商与城市居民围绕着城市空间规划、城市拆迁以及争取社区公共资源的矛盾和斗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三是随着目前城市空间生产的扩张及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公,也使中国的社会公正陷入困境。面对城市高昂的房价,普通群众望而却步,随着城市空间生产的级别化,当前中国社会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现象愈加明显。
哈维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指出,资本力量是造成矛盾的根源,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实行“空间正义”化解矛盾。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制已经消灭,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自然会成为国内外资本青睐的对象,这些地区的城市空间更多地被资本市场所控制,资本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以及城市环境建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空间资源的商品化、资本化趋势日益影响和制约着作为城市空间消费者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强化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形”指挥棒的作用,在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良好市场环境的同时,加强对资本的管控和城市的规划管理,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促使房产企业合理驾驭资本,实现城市空间生产的“空间生产正义”和“空间分配正义”,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①冰洋:《大卫・哈维剥夺性积累理论述评》,《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外围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外围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论文摘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展示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即资本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治的秘密,提出现代性的两大根基—资本和形而上学,并对其进行客观、历史的评价,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卢卡奇是20世纪西方理论的先驱他的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开启了后来西方马丈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路向。卢卡奇对现代性扣判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黑格尔现代性批笋的话语基础、马克斯·韦伯社会合理性的分裂理以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黑格尔最先看到了现代性是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并对社会造成了分裂。主体性是指人及其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性质,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体的能动性,或者说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处理外部世界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就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在现代世界中主体性表现为个体主义,所有个体都充分尊重自己的价值,他们崇尚自由,主张对自己负责。整个社会是具有整体性的,而主体性是使得现代性产生了分裂社会的因素。在此,黑格尔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引人绝对理念,他认为绝对理念是克服现代性危机、防止社会分裂的最佳途径。绝对理念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基本概念,是指作为一切存在的共同体本质和根据的某种无限的、“客观的”、无人身的思想、理性或精神,自然、社会、人的思维是它的特殊的不同形态,是作为它的“异在”和从异在向自身回复的阶段,这其实是一个绝对化和神化了的理性思维过程。虽然黑格尔引人的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解决方式具有其绝对性和狭隘性,但是黑格尔是现代性批判首创者,其奠基性话语为卢卡奇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看到了现代性的症候,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理论对其进行批判。他在研究人类行动的文化意义时,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的行动、情感的行动、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其中前两种行动是非理性的,而后两种行动是理性的。因此在这里,我们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来说明问题。韦伯认为工具合理性包含了对手段与目的的双重自觉思考,具有形式上的明晰性,是最高层次的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则在对行动的价值意义的思考方面具备理性特征,但对目的则赋予先在的终极价值而不加思考,未能彻底摆脱激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支配,因而理性程度较低伯的合理性理论是对哲学理性思想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创造性引申,他认为对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划分造成了现代性后果,他既看到了理性推动社会前进的正面作用,也看到了理性异化的负面作用,因此他将理性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明西方现代化经历的理性化道路是工具合理性的道路,赋予其形式上的合理性意义,同时又承认在形式合理性的外观下潜藏着非理性因素,正是这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矛,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平等、个性的解放等在理性的禁锢中陨落,现代性最终变得不可能了。虽然韦伯的合理性理念具有一定的悲观情怀,但是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卢卡奇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将现代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变成可以计算的量,因此卢卡奇将最初仅从经验上把握的东西,幻化为可计算、并能够追求其效率的量。卢卡奇依循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把物化的现代性揭示为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他指出,人的劳动变成商品中对象化的抽象劳动以后,就完全按照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进行,也就是按照合理化方式进行。
马克思以资本为根源,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来进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这个形式本身就产生了一种神秘现象,“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③因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形式,就会表现为具有同样性质的价值的物的形式,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民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哲学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④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作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治的秘密,也揭示了其现代性理论两大根基其中的一个—资本(另一为形而上学)。这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直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得出的。卢卡奇的物化思想也是指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则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维度,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卢卡奇以资本主义物化现象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切人点,通过批判物化现象揭示出资本作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治的秘密,指出了现代性理论两大根基之一—资本;接着挖掘出物化现象的思想根源—形而上学。这是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卢卡奇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展开了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其中一大根基—资本的批判。在卢卡奇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一切社会生活都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社会,这是当时的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的问题,不能—按照在占支配地位的商品形式影响下已经被物化的现代思维习惯—简单地作为量的问题来对待。更确切地说,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⑤卢卡奇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源自于劳动产品变成为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决定的,“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
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使得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失去主动性,而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这种直观的态度面对劳动过程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这种态度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水平上。”⑦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商品化把人降到了次要的地位,时间成了衡量劳动的尺度,因此工人的工时就如机器运转的速度一样。这说明,时间就是一切,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一种体现,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性质,而转化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以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空间,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卢卡奇认为,“时间的空间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的普遍性。这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人难逃物化的命运,而且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物化的烙印。人的工作时间甚至人的生命都可以被当作空间加以计算,人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都被物化了。卢卡奇所提出的“物化意识”概念实际上阐明了物化在人的精神领域的延伸,人们看到的只是物的世界,只是人与物之间的对立,头脑中生成的只是对眼前事物的直观认识,而无法认识到人与世界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生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物化是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切人点,其对物化的理解经历了从商品到“时间的空间化”再到物化这样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卢卡奇是通过从社会历史的表层现象到社会历史的内部变化,即从物化到物化意识这样一个过程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批判的,由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因素,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批判的一大根基。
卢卡奇认为,物化不只存在于经济层面上,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文化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人的物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现代媒体更导致了物化的加剧。媒体是带有商品性的,它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利用声、像等感官刺激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大众传媒时刻向人们提供海量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大众传媒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向人们进行信息“轰炸”。而恰逢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加大,因此人们面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无暇也无力进行充分地思考,大多采取“拿来主义”,被动地接受。媒介文化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里迷失自我。人们往往忽视了媒介传播的实质内容,其理性分析和思考的能力逐渐退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不经意间迁就了媒介的引导。卢卡奇认为,当前人的自由是由于资本的物化作用而孤立的个人的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观念的体现,是“物化意识”的思想支柱。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主体性的丧失,因为主体所面对的尽是独立且对立的个体,而无法形成一个主客同一的总体。资产阶级思想仅仅以直接、简单的方式再现社会生活,对社会显示采取非批判的态度,用抽象的与具体无关的规律揭示事实,对事实不做进一步分析,不把它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它的各种规定带有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范畴的假象。⑧而卢卡奇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这种特点,指出了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孤立性,他认为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有关,因而文化批判正是卢卡奇的理论着力点。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客观评价及现实意义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是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卢卡奇对思想具有独特的见解,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深刻地解读,指出是方法而不是结论,这种方法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断裂、孤立的个体组成,突出了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地位,有效地克服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反映了青年卢卡奇的思想正处于的探索期,其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但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是继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现代性批判之后,对现代资本统治原则的进一步批判。
一、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失业的关注程度及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差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把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及其供求的调节机制,认为在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若有失业存在就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资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凯恩斯承认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即使处于均衡状态也可能产生失业问题,他把失业作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难解的重要议题加以研究,其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命名的代表作把首个关键字定为失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不大看重失业的危害,反而认为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高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认为很多被政府认定的失业者实际上在“地下经济”中是有工作的。
当代美国经济学承袭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传统,把失业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宏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失业问题展开的。本文将主要以当代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介绍他们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荒诞、浪费、痛苦及其程度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与机器设备的闲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事实。它与我们平常的经验完全不符。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书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时间,我们就可以动手为自己做一个书架。我们在组织自己的生产活动时,不会在仍然有闲置工具、闲置人员和未满足需求的时候停止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它会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设备依旧闲置而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停下来。
这一荒诞事实所造成的,首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001年,美国有25%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少生产了1.2万亿美元的商品。若把这些商品平均分配给当年美国的2.85亿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将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时,美国每天有674万失业人口在寻找工作。
其次,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丧失和生活的困难,而且有着远大于收入丧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业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失去了别人的尊重甚至社会的认同感。
第三,失业的痛苦不仅是那些事实上正处在失业状态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从未失业过的工人,也不得不担心将来某天自己也可能失业。而且一旦失业,就难再找到与目前岗位匹配的工作。失业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业的严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数据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计不足。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国5月份就业和失业的估计值为例,公布的失业率为5.6%,但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现有失业人口之外,还有160万“接近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属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找过工作但在调查前的4周里没找。以及470万因“经济原因”而非自愿兼职的工人。若把它们都算作失业工人。失业率则会分别上升到6.6%和9.7%。
三、失业并非不可避免: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一)财政政策可用来提供工作岗位
依据凯恩斯宏观经济总供求分析,失业是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不足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以增加开支以减少失业。手段是不仅支出其税收收入,而且通过出售政府债券、向公众借债来进行赤字支出。在就业乘数给定的情况下,要想创造出一定的工作岗位数,在理论上可以直接计算出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数。例如,按照这本书的假设,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如果每小时劳动的净产出是25美元,人们的收入花在消费品上的比例是0.95,每小时工资为15美元,那么,就业乘数将是0.093。这意味着,若想增加93000个工作小时的工作岗位,只需要政府增加1000000美元的开支就行了。
(二)建立充分的失业保险制度可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减轻因失业带来的生活困难
即使工作岗位不充分,不能使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使人们在失业时能弥补工资上的损失,减轻生活困难并增加安全感。就像人们应对火灾、暴风雨、爆炸、交通事故等而建立的保险制度一样,失业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虽然许多国家确实有这种形式的保险制度,但保障的程度却是不够的。以美国为例,平均说来,付给美国工人的补助只是他们工资损失的一半,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失业者能得到补助。这是因为在保险制度中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偿付期限。在美国的很多州,只有在同一个雇主那里工作至少一年以上,被解雇的工人才有资格获得失业补助。即使具备资格,一个人也只能得到六个月的补助。2003年底,美国有超过800万的失业者,却只有300万人得到了失业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