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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UA55F8000
UA55F8000是目前三星主打的电视机产品,外观上延续了三星一贯的时尚优雅设计理念。电视机正面采用了超窄边框设计,从侧面可以看到,三星UA55F8000也拥有超薄的机身,仅14.2mm的机身厚度,属于市面上最纤薄的电视机之一。此外,新月形的金属底座纤细之余还带有硬朗的感觉。
至于接口部分,三星UA55F8000根据用户体验进行了更人性化的分布处理,侧面配备了USB、音频及HDMI(4号接口)等常用的接口,而不经常拔插的网线、电视天线、色差、光纤音频等接口位于下置接口区。
SMART TV的智能之处
作为一款智能电视,三星UA55F8000配备的新一代智能遥控器相当吸引人,它是上一代智能遥控器的升级产品。新一代的智能遥控器触控手感更好,寻找按键所用时间也更短。通过中间的触控板将遥控器大体分为上中下三个功能区,用户使用时方便上手。
通过遥控器可对智能应用系统进行操作,三星UA55F8000的系统与智能手机或平板的操作较为接近,系统的运行或界面的切换都相当顺畅。在实际体验中,我们则会经常按下Smart Hub键来浏览外接设备的各种媒体信息,这也如同我们手机中使用的HOME键一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UA55F8000系统并不像我们使用手机系统那样可以随意去下载软件,而必须通过内置的“SAMSUNG”官方软件市场下载软件应用,不过还是能通过智能系统访问所有兼容设备(如电脑或相机)上的照片、视频和文件。
可以摆脱遥控器的智能互动功能
除了使用遥控器控制智能系统外,三星UA55F8000还能通过手势控制、语音控制、面部识别等对电视进行操控。并能实现各种功能,如开关电视,切换频道,访问应用程序。其面部识别功能还能让用户自动登录到您的Smart Hub账号。
实拍屏幕画质
当然作为一款电视机产品,屏幕的画质表现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三星UA55F8000采用的是55英寸1920×1080分辨率的LED屏幕,我们也通过单反实拍电视屏幕的显示效果,让大家可以最直观地看到电视机屏幕的表现。
从实拍图我们可以看到,三星UA55F8000色彩还原还是比较准确的,画面亮度均匀,暗部细节丰富,整体画面风格依然是高亮度与高锐度的特点。
此外,三星UA55F8000拥有与ES8000一致的较出色的高速动态效果,电视机在游戏、体育竞技比赛等应用中拥有出色的表现。
评测总结:
高端用户值得关注
屏幕分辨率还有升级空间
价格下探将会更吸引人
作为三星的旗舰级电视产品, UA55F8000无论是从外观设计、材质做工,智能应用,还是实际画质,该电视均属于行业中的顶级产品。对于追求高端电视的用户来说,三星UA55F8000值得关注。不过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到UA55F8000依旧有可以升级的地方,例如对于现在已经趋于流行的4K电视,三星UA55F8000仅拥有1920X1080的分辨率,这确实可以再进一步紧贴潮流。至于价格方面,UA55F8000目前市售价为15000元左右,在不久的将来,相信价格还有下探的空间。
三星 UA85S9
近一两年来,电视机市场上涌现了很多85英寸左右,分辨率达3840×2160的超高清电视产品,三星也推出了旗下唯一的UHD超高清电视——三星 UA85S9。而与其它同样是85英寸以上的电视不同,三星 UA85S9的外观设计理念采用了极具特色的艺术画架式的造型设计,此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设计融入其中,下面就一起来体验吧。
创新艺术画架式设计
通过细节照片可以看到,三星UA85S9的艺术画架式设计理念确实是极具特色,与很多依旧采用老式底座设计的85英寸电视都不一样。当然,相信很多用户都会觉得85英寸的体积确实不应该与普通电视的设计是一样的。
考虑到这款电视的定位是用于高端别墅区或商业场合,三星设计师也特意为其搭配了艺术支撑架。而且为了达到“平衡”,音频方面也必须有足够的进步才行,三星UA85S9在电视边框中放置高性能音响系统,利用艺术画架底座与普通电视造型区别开,并在画架中隐藏120瓦特高品质音响。
同样内置了Smart HUB智能系统
此外,UA85S9还具备了与UA55F8000一样的Smart HUB智能系统,在功能上基本是没有差别的,同样支持手势、语音等智能操控体验。
超高清4K分辨率实拍画质表现
而作为三星旗下唯一的85英寸UHD超高清电视,UA85S9的3840×2160分辨率是1080p的四倍,画质表现大幅提升。通过单反实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就算是最近距离拍摄屏幕,三星UA85S9的画面依旧非常清晰,色彩还原准确,饱和度各方面的表现都达到了高水准,令人满意。
评测总结:
至记者截稿时止,表现最好的两只 QDII基金是易方达的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基金和富国的全球顶级消费品基金,回报分别为8.30%和7.43%,而QDII基金7月份的平均回报为3.20%,这主要归因于高端消费品行业的行情和欧洲市场的超预期表现。
今年上半年,美股傲视全球市场;同时欧洲市场由于塞浦路斯危机的爆发使欧洲债务危机的忧虑一直萦绕着投资者,上半年一度大幅落后于美国市场,不过7月份出现了超预期表现。从美元计价的全收益回报来看,美国标普500指数7月份涨了 5.09%,而法国涨了9.09%,英国6.55%,德国6.15%。
易方达高端消费品基金的基金经理费鹏指出,7月份最大的市场亮点是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数据一致改善,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50.1,是过去两年以来首次超过50,其中英国54.6,德国50.7和法国49.7,均处于上升趋势。同时企业和居民信心指数继续攀升,零售额增长超预期, 各项指标显示欧元区经济正缓慢复苏。此外7月份欧央行主席格拉吉重申坚持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支持欧元区的复苏,打消了投资者对欧元区债务问题的顾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融资成本继续维持在合理的低位。
在前述利好下,欧洲经济下半年可能出现正增长。由于欧洲是最主要的奢侈品发源地,在奢侈品行业的投资中占最大比率,例如易方达的高端消费品基金有大约50%配置在欧洲,欧洲市场7月的超预期表现带火了相关基金。相对于其它QDII基金,奢侈品行业基金会更大受益于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考虑到欧美市场的旅游消费旺季将会发生在夏季和感恩节、圣诞节期间,奢侈品基金也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对于投资者广泛关注的QE退出问题,基金经理费鹏持乐观看法。他认为,首先,经历了多轮的QE,截止7月31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达3.529万亿,接近1/4的GDP水平,且仍以每月850亿的速度膨胀;其次,市场出现严重依赖量化宽松的情绪,扭曲的资产定价体系,投资者对基本面关注不够,易产生资产泡沫。所以在美国经济数据不断改善,失业率持续降低的环境下,的确有逐渐退出QE的必要,但时刻表并不确定。主要的挑战是如果管理好投资者的预期,不要再次出现6月份的恐慌。美联储的底线已很明确,QE调整的前提是不能造成经济衰退和市场恐慌,很有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在强劲的经济数据和就业数据释放出来时开始小幅减少资产购买,让市场不断消化QE退出的影响,实现平稳的过渡。
但品牌却陷入了一个怪圈,投入了巨额广告费,消费者却不买账,竞争对手降价促销,不跟进降价,加大促销力度,销量就会马上下滑;营销费用与品牌创建成本居高不下,广告一撤掉,产品立刻卖不动;知名度有了,品牌声誉却很差。追究原因,是因为品牌建设根基不牢,没有塑造出具有真正差异性、能够引起消费者共鸣的品牌形象。建设真正具有差异化的品牌,尤其是具有高溢价能力的高端品牌,才是目前阶段中国企业需要的。(更多资料尽在 翁老师新浪微博:翁向东-品牌改变中国)
按照杰信品牌理论,一个优秀品牌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品牌核心价值和品牌识别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大脑和四肢,品牌核心价值是决定品牌形象气质的最重要因素,没有四肢可以活,没有脑袋,是万万活不成的。
高端品牌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往往感性价值大于理性价值。理性价值指那些给消费者提供的物质层面的功能性利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产品卖点,但这不是消费者喜欢品牌的理由,竞争对手也可能有同样的产品卖点。
相比而言,感性价值则更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它可以细分为情感型价值和自我表现型价值两种形式,前者重在自我的情感满足,比如爱情、友情等等情感的呈现,而后者则重在对于外界的自我展示,比如身份、地位、名誉、个性等。即使产品诉求完全一样,但一旦赋予品牌不同的感性价值,那么品牌所呈现出来的品质、层次、诉求对象、情感倾向等可能完全不同,人们对于这个品牌的印象会更加生动、丰满。
因此,感性价值才是高端品牌的根本差异所在。感性价值必须要通过深度沟通来向消费者进行传达。
深度沟通适用于那些感性价值大于理性价值的品牌,尤其是具有人文气质的高端品牌,深度沟通能够将那些在广告中无法传达的深刻内涵传达出来,给消费者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和消化,认同和接受。
深度沟通的修炼层级
第一层级:以产品和服务值进行深度沟通
这是基础层级,从品牌营销的原点开始进行深度沟通。
品牌核心价值不是传播概念,而是价值概念。只有持续地把品牌承诺的顾客价值交付给顾客,才能让顾客真正认同核心价值。
在价值交付中,产品和服务是主要载体,设计让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进行亲身体验,通过独特的体验环境氛围营造,让消费者从产品体验和环境氛围中感受品牌气质内涵。
哈根达斯冰激凌受到众多年轻白领消费群狂热喜爱,其品牌核心价值“欧陆风情、小资时尚”,不仅在广告传播中坚持使用,更是在产品及其服务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哈根达斯的冰欺凌坚持采用天然原料制造具有欧陆风情的冰激凌产品,不仅如此,它在环境和服务上不遗余力地体现其时尚小资的一面。哈根达斯在各地的门店基本上都选在地段昂贵、人流量大的繁华地段,并且不惜重金装修,竭力营造轻松、悠闲、舒适、具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氛围,进入哈根达斯,有着装时尚的靓丽服务员提供细腻的服务。
这种选址、内部环境上的铺张和一流服务就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其目标消费群体追求小资时尚的心理需求,使得哈根达斯成为消费者的时尚场所代言——“你看,我们就连买冰淇淋也是在这样具有小资风情的地方(我是多么与众不同啊!)”。哈根达斯正是以其产品和服务为载体,持续向目标消费者深度传递品牌核心价值,最终赢得了消费者对哈根达斯高端冰激凌品牌的认同。
第二层级:以公关活动与消费者进行深度沟通
这是品牌进行深度沟通最为常用的方式,最能够直接将品牌理念传递给目标消费者。
公关活动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万变不离其踪,向受众传递明确深刻的品牌核心价值是它始终的主旨。
为了实现与自己的目标消费者亲密接触,每个大品牌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深度沟通体系,或者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公关活动系列。
芝华士的品牌传播口号“这就是人生”,力图向人们传递芝华士品牌的享受美好人生的情感体验和自我实现价值。芝华士在进行常规广告投放外,更加注重于消费者进行的深度沟通,让消费者亲身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好人生体验,什么是真正的芝华士人生。如芝华士芝华士12年针对年轻消费群,全力奉献世界级的芝华士音乐体验、派对体验,与世界知名的DJ签约、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著名CLUB、PUB举行各种有影响力的活动,曾成功举办世界十大DJ巡演。让年轻的“潮人”认同“芝华士”品牌个性并参与到“芝华士人生”的体验中。芝华士18年的消费群相对较小层次更高,主要通过小型沙龙、艺术合作等来彰显高级、有品位、讲究生活品质的奢侈感,曾举办突出独特的“巧克力”原料和提倡“CHIVAS18+CIGAR”的搭配方式的小型特别活动,邀请专人在活动现场制作巧克力、卷雪茄烟,让来宾体验“芝华士人生”。 芝华士通过举办各种不同的主题活动诠释奢侈的人生体验,如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享受全球最佳的SPA、最佳海滩的精选、历史古迹的巡礼以及新年派对等,通过这些深度沟通,使芝华士对于顾客而言,不只是享受一杯威士忌,也不仅仅是财富或者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是切实与生活中的美好经验相结合,成为最奢侈的人生体验。
舍得酒是中国高端白酒中进行公关活动深度沟通较为成功的。其核心价值“舍得大智慧”的理念高度决定了它必须采取深度沟通的方式进行小众传播。
舍得酒聘请国内顶级的国学大师担任舍得国学教授,免费为上海复旦大学、交大的总裁班授课讲解传统国学思想。通过国学教授的讲解,让目标受众学习到不一样的管理和生活哲学。舍得酒在一系列讲座中完成了其“舍得大智慧”的核心理念对人们心智的占领,得到了消费者的深刻认同。与此同时,舍得酒还以艺术品鉴赏会、古董鉴赏会等传统文化艺术活动的形式让目标消费深刻感知舍得的品牌内涵。
第三层级:以增值服务为特色的深度沟通
深度沟通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形式上的沟通,而在于实际目的的达到。
深度沟通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提供增值服务,是消费者最能够认同并接受品牌的方法,是深度沟通的最高境界。
它可能并不需要品牌直接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接触沟通,但通过品牌提供的增值服务,能够让消费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品牌“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品牌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
增值服务,是在正常服务范围外提供的额外服务,这种增值服务令消费者感受到意外惊喜,使其对品牌感到非常满意。
移动全球通要保持大客户的忠诚度,减少流失到联通的客户量,是加大广告投入有效,还是提供机场贵宾服务、赠送积分等创新增值服务有效呢?
2013年《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尽管全球奢侈品行业增长放缓,但中国消费者依然买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
自2008年出现以来,奢侈品电商一直饱受争议。但经过5年的探索,整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2014年,奢侈品电商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并向高端消费品行业进军。
奢侈品电商正渐成熟
几年前,人们只在网上购买衣服等小东西,而如今,在网上购买大家电、结婚钻戒的越来越多。2014年,奢侈品电商将快速增长,同时会保持一个很好的发展状态。
从市场的培养情况来看,目前消费者已经接受在网上购买奢侈品,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低端、不上档次的事。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尝试一些极具个性化的设计师品牌的奢侈品,一部分人渐渐抛弃了LV、Prada等“大众化”奢侈品。
从行业标准的发展来看,各家企业都在解决供应链规范化的问题。行业里做得不错的几家奢侈品电商,供应链管理都比较规范。奢侈品电商也越来越重视服务,有的建立了实体店为消费者进行服务,有的为消费者配备时尚顾问,不仅送货到家,还为用户讲解奢侈品的背景、文化、保养等知识,提供个性化服务。
从2000年以来,国内奢侈品市场发展一直很好,但到国外去消费的奢侈品市场还是占很大一部分。未来几年,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变。一是奢侈品进口关税会下调,会形成国内奢侈品渠道的价格优势;二是国内奢侈品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会大大增加。
向综合性“高端消费平台”过渡
对奢侈品电商来讲,奢侈品只是一个垂直的小品类。但奢侈品电商卖的不是商品,而是围绕用户消费需求和消费理念做文章。
要想在行业中获胜,奢侈品电商就不能局限于传统奢侈品,而是围绕消费需求、消费链条来扩充品类,做高端消费的一站式购物网站。
因为奢侈品电商是垂直电商,它所面临的压力不是奢侈品销售本身的问题,而是平台电商和垂直电商之间的竞争和替代问题。如果奢侈品电商始终局限于在奢侈品上做垂直,肯定会被综合性电商吃掉,或者依赖综合性电商去生存。
2014管理风向标
Q:2014年,珍品网会在哪些管理环节上创新?
1、需要体力和毅力:减肥是个体力活,更是个考验毅力的活。如果想快速减肥,是需要改变过往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是需要很强的毅力来改变的。为什么管不住嘴,看到好吃的就忍不住了,还是毅力不够,要想快速减肥,就得有减肥的毅力和决心。
2、合理的优化三餐:引发肥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当然是饮食了,大部分人的胖都是吃出来的。想快速减肥就要从一日三餐来动刀,早餐吃少,午餐吃饱,晚餐吃少,这样的进食才比较科学。至于高糖的奶茶、饮料就不要想了。
3、高强度运动:高强度运动才是快速减肥的真正奥义所在,可以通过快速跑步、游泳、无氧运动等高强度运动,且每次运动不要低于30分钟。在做高强度运动时要量力而行,一般人很难承受的住。
(来源:文章屋网 )
就现目前而言,我们尚有好大一部分终端导购朋友都还停留在一个传统的导购角色,停留在单一的客户接洽、还价、成交这条线上,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曾有人对经销商朋友给出这样的等式,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用在我们导购群体上,也同样是适用的:
一流的产品 + 一流的导购= 超一流的市场;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导购 = 二流的市场;二流的产品 + 一流的导购= 一流的市场;由此可见,我们导购群体在市场成就方面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拥有一批一流的导购,那我们将成就出超一流的市场。
在市场经济日益多边化的浪潮中,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在我们灯具外观逐趋模式同一化的同时,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品牌,乃至我们的门店都极需要我们的导购群体提升一个高度做导购。在照明行业,你如果仅仅知道产品是由什么材质构成的,有哪些优点和利益点显然是不够的。你还得知道如何给顾客进行灯光设计,怎么达到最理想的照明效果,从而制造一个和谐舒适的光环境。那要我们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确切的说,就是要求我们的导购朋友上升到一个设计者的角度来开展导购工作。这样的导购对于消费者才更具有可信性、说服性、引导性,对于市场才更有提升性,对于门店才更具有竞争力。
那如何提升这个高度呢?我主要谈以下三点:
1、培养三心两性 (平常心、自信心、责任心、主动性、积极性)
平常心 导购工作本身是繁琐的,导购朋友要接触各个层面的消费群体,承受着来自店内销售、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用一颗平常心,以平常心的姿态,以饱满的热情来对待、开展导购工作。
自信心 100%自信是导购成功的开始,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产品!如果你对自己、公司以及公司的产品都没有信心,顾客又怎么会对你有信心呢?又怎么会对你的产品感兴趣呢?没有信心的开展导购,不要指望会有好的结果。
责任心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以店老板的心态看待店内的业务往来,不要把销售工作的好坏归咎于市场,多分析我们投入了什么,一天下来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哪些事是有用的,哪些事是可以缩减的,有多少人次进店,成就了多少,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考虑。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主动性、积极性 主动找事做,主动找出问题,同事之间不相互推诿。不要等到老板问了,才知道畅销品没货了;不要等老板督促了,才开始库存的盘点;不要等老板要了,还不知道这个月的销售数据。换个位思考,如果你是雇主,你会喜欢这样的员工吗?优秀的员工,总是能熟记畅销品动态库存,总是能及时的反馈不良品信息,总是会及时的提示老板何时该盘点了,总是会自觉的在第一时间完成店内的清洁工作……只有销售数据上去了,我们的薪水也才有提升的机会,这就需要我们多一分主动。
2、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产品知识、销售技巧)
不熟悉产品,就没法完成由导——够,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扎实的功底,再优秀的销售人员都只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在消费者还需要引导的灯具行业,如果作为导购人员的我们都不够专业的话,那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因为大多数消费者还不懂得如何来选灯,怎么才能制造最佳照明效果的时候,导购员的引导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就拿**单品来说,我们有的导购朋友老在抱怨**价位高,但是看看市场,我们同样有**走得好的门店啊,为什么不跟**走得好的区域交流沟通呢?找找自身的原因,是亲和力没把握好,还是对产品的材质、卖点根本就不了解,对消费者停留在一个表面的指引呢?
只有把产品卖点熟悉后,才能去谈导购技巧,乃至灯光设计。
在终端卖场,还会听到导购朋友跟顾客这样介绍产品,“我们**的灯比其他的亮”,“我们的产品质量最好”,话语倒是简单明了,但是这样就能说服顾客吗?毕竟灯的核心功能在于对光的运用上面,而不是简单的物理性能和性价对比。我们更多的可以引导顾客参与进来,在现场做对比、计算,不论是**单品对比还是**对比,既然专卖店终端有这样的设计,为何不用呢?
终端销售技巧,我个人认为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透的,说归说,理论归理论,只是看看,是不能掌握多少的。好的经验是可以借鉴,但是经验毕竟是别人的,不具有普遍性,这就需要我们去实践,可以带着别人的经验去实践,只有在实践中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才对自己最有用,也最实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持下去,我们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葵花宝典”。
3、学会总结、分析,并让此成为一种习惯
市场瞬息万变,要提升一个高度做导购,还得学会总结、分析。付出实践而没有总结的工作,是附注于流水的工作,是有形体而没有灵魂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往往会让我们原地踏步。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宁可多花点时间来总结,也不要在盲目中勤于行动。我们把总结做好,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摔倒,可以避免眼前的茫然,做到有的放矢。以细节和专业争取客户,以真诚和服务赢得客户对品牌的青睐与好评!
一、谨防简单国际比较的误区
近年来,关于我国现阶段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中“消费率偏低”的判断非常流行,其最主要依据是关于消费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结果。的确,与世界一般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消费率确实较低。但如果因此得出“消费率偏低”的判断,而且“偏低”的含义是认定这种较低的消费率不正常,将有害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而要下力气提高之,那就值得认真讨论了。
1、从我国实践来看。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的消费率较低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如果说我国当前的消费率“偏低”,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消费率几十年以来一直就不正常的“偏低”呢?!在几十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对消费储蓄、进而消费投资比例这一对最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作出“不正常”的结论显然有失慎重。
2、从理论背景来考察。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差异比较虽然非常重要,但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因而各派经济学家尽管作了不懈努力,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从计量方面完满地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要直接从简单国际对比中引出结论性的观点便应特别慎重,防止犯简单类比的错误。
3、从方法论角度分析。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标准的优化消费率,因而从简单国际比较推论就既可以说我国的消费率偏低,也可以说英美的消费率偏高,各执一说,依然没有结果。
4、从可操作性来研究。如果以简单国际比较的判定即我国投资率不正常的偏高为前提,人们就有理由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对偏高的投资率的调整是否要向国际水平靠拢?如果是,应向哪一家靠拢?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近年来采取简单国际比较方法判定我国投资率偏高的人不少,但尚无明确提出要向国际水平看齐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这种结论难以成立。如此说来,如果逻辑分析方法正确,但结论却难确立,那就只能说明前提有问题了。
5、从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结论来考虑。国际学术界鲜有直接从消费率的简单国际比较便对某一经济体的消费率高低得出价值判断的,但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的关系却做了大量研究,且结论高度一致,即充分肯定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在去年最新一份总结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经验的研究报告中专门把东亚地区几个包括国内储蓄和投资率在内的宏观指标与南亚、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地区相比,而将东亚地区的明显的高储蓄率作为正面因素加以肯定。
总之,各国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比例差异取决于许多条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因素都在起作用。这些因素不同,消费―储蓄比例也就不同,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比例,因此我们以为对直接依据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横向比较结果来判断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正常与否应取谨慎态度。
二、注意区分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
当许多人以简单国际比较结果为依据对我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率持严肃“批判”态度时,我们认为,就与国际水平比较而言,恰恰可以说“低消费、高投资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理解这一判断的关键或理论基础在于,对消费与投资比例长期一般态势和短期波动的区分。消费投资比例的现实态势、长期一般态势和短期波动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现实态势=长期一般态势+短期波动
这里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定义长期和短期。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应与一个经济周期的时间长短相联系,大约在10年以下,长期则应包括若干个经济周期的时间,以排除各种短期因素的影响,更好地体现所谓一般趋势。所谓长期一般态势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消费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平均水平,从我国实践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了7倍多,但消费储蓄比例的变动范围相对来说还是较小,高低相差最大者也只有10个百分点,消费率呈微降趋势,储蓄率呈微升趋势,二者比例平均值大致为62:38。我们以为,这可以大致反映我国在当前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的长期一般态势。从较长的时期考察,我国的消费率虽明显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储蓄率,从而投资率又明显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但作为长期一般态势就是常态水平,这并不奇怪。消费与投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决定于长时期中较稳定的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年龄结构、社会经济相对稳定性等。这些因素不会因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其他短期条件变化而轻易改变。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一般态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换句话说,我国的储蓄率过去和当前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也还会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短期波动体现为围绕长期一般态势展开的,对长期一般态势或高或低的短期背离。短期波动形成的原因在于外部条件的短暂冲击和内部短期性因素变化。前者如世界性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波动状况和资本流动状况等,后者则包括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自然灾害影响、政府政策以及某些制度的调整等因素。这些因素变化的强度越大,短期波动对长期一般态势的背离幅度也就越大。
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时,内部因素的影响特别值得重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相当多内部短期因素均有利于激励储蓄而不利于刺激消费,使得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的短期波动向着低消费、高储蓄的方向倾斜,直接影响着整个消费与储蓄比例态势向着同一方向变动。例如,由于消费刚性和投资收益预期变动的作用,经济增长状态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短期变动具有相当影响,这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多年高达9%以上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就可在相当大程度上从短期波动的角度来解释我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贡献率或许能达到3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又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型到部分积累制,这意味着劳动者比在现收现付制下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
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决策部门所关心的消费―储蓄、投资态势变化一般都属于短期波动范围。当我们说“低消费、高投资是目前和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时,并不否认出现“投资率偏高”、“投资规模偏大”的可能性和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应指出的是,短期波动虽然是对长期一般趋势的背离,但并不是所有短期波动的影响都是负面的,我们所应关注的只是那种异常的波动,如投资“过热”。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种种现实社会条件的影响,投资过热可能是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短期异常波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宏观决策部门最为关注的。我国投资态势还可进一步用下式表示:
现实态势=长期一般趋势+短期波动
=长期一般态势+(短期正常波动+短期异动)
在某种意义上,短期波动相当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而短期异动相当于在某一更短时期出现的异常值。投资过热、投资率偏高就是所谓的短期异动,是对我国正常水平(常态水平+正常短期波动水平)的偏离,而不是对所谓国际水平的偏离。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消费储蓄比例的内在变化特征,因而强调二者的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理解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变化特征,才能更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我国消费与储蓄比例变动的内在规律性,从而对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态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政策角度考虑,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的区分既可避免因分不清二者关系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又可明确政府政策调控的用武之地主要在于短期波动,而不是长期一般态势,这将有助于提高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
在分析我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态势的内在形成机理时,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往往简单地判定二者之间具有直接此消彼涨的关系,甚至将高投资率视为低消费率的原因,这是值得讨论的。
从逻辑上说,对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分析应从消费与储蓄比例开始,然后才是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储蓄是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中介。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消费决策同时也就是储蓄决策,二者是等价的。而储蓄与投资虽然有着极其密切的本质性联系,即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但二者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同一的,其形成机理也完全不同。储蓄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居民部门,其动机主要是考虑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影响因素包括养老需求、应付紧急情况、购买住房及耐用消费品、为子女教育投资以至留下一份遗产等。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过程本质上都是居民根据自身的生理需求、意愿和偏好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平衡关系的一种长期独立安排,即每一家庭的消费储蓄方式均由该家庭根据自身消费偏好决定。投资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企业,其目的完全在于获取盈利,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市场前景、风险和资金成本,与居民部门进行储蓄时所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正是由于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机理完全不同,二者之间在总量关系上就不存在天然、内在的一致性。而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储蓄等于投资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必然导致产出水平的下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剩余部分必须转化为国外储蓄,即由国外投资者运用的储蓄。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在我们判断投资率水平是否恰当时,应首先注意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态势。在既定的储蓄水平这一前提下,如果不考虑国外储蓄,则所谓适当的投资水平应与储蓄水平相当,以避免总产出水平的下降。可见,消费率与投资率之间并不是什么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是一种消费率对投资率的本质上的单向决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用“源”与“水”的关系来比喻。因此,消费率低显然不是因投资率较高引起的。相反,从逻辑上分析,投资率较高是因消费率较低,从而储蓄率较高引起的。因为高水平的储蓄不仅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外部资金流入对投资的支持只能起辅助作用),同时也形成一种压力,内在地要求形成较高的投资率,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当前高投资率的本质性原因在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但却不能反过来说我国低消费率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投资率。
因此,如果希望有一个较低的投资率的话,首先要有一个较高的消费率、较低的储蓄率作为基础,以减轻要求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压力。直接针对高投资率采取措施,可能在短期内起一定作用,从长期看则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对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形成应当从投资以外的因素去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90年代初至今的实际情况看,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基本状态是储蓄大于投资,十几年间仅1993年的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其缺口由引入国外储蓄弥补,其余年份的投资率均低于储蓄率,其差额部分形成国外储蓄为国外投资者所用。因此,从投资必须等于储蓄的国民经济恒等式看,由于有高储蓄率,我们的投资率并不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还是一个人均产出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增量都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及目前国内投资尚不能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储蓄资源,而让国外投资者运用的情况,则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我国的投资率偏低。
四、低消费率是由居民部门根据自身消费偏好内在地决定的
高投资率本质上是由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决定的,而不是相反。那么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组成全社会储蓄,其中居民部门的储蓄在数量上占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居民部门的储蓄形成对全社会储蓄形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全社会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就是由居民部门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决定的。
在当代各种研究居民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消费理论中,对居民部门消费储蓄行为的理解都是从单个家庭行为开始。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自身的心理行为特征上。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如果说居民的投资、生产和交换行为是在市场上,或者说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完成的,那末,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居民根据自身的生理需求、意愿和偏好,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平衡关系的一种长期独立安排,即每一家庭的消费储蓄方式均由各自的消费偏好所决定。
我们认为,当从宏观角度考察居民家庭消费储蓄比例关系时,显然不能仅关注短期的变化。毫无疑问,在某一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过程中,不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都必然会产生某种影响,甚至可能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如一年内或更长时间甚至所谓生命周期内来观察,则结论将大不相同:如大减价所引起的疯狂购买和随后时期的降温相互抵补,因而消费者在较长时期内的一般消费倾向并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因此从长期看,“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影响只是局部和从属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整个居民部门的消费储蓄比例是由千千万万不同家庭的不同消费储蓄行为方式共同决定的。从理论上说,由于各个家庭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收入状况、年龄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消费储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对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变化的反应也必然不同。因此,即使是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十分强烈,各个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产生相互冲突和抵补,因此反映在全社会的整体趋势变动上也就弱而化之。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有很大变化,但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比例却相对稳定,这种关于消费者家庭行为差异的分析或许可作为某种解释。
五、政府调控的弱有效性
近年来人们从提高消费率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但对其有效性却没有给予深入讨论。以上关于居民消费储蓄决定内在形成机制的分析对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已有所涉及,下面再从相关解释因素与政府政策相互关系的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1、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 大家知道,对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 。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 “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相比之下,中国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低的消费倾向。如果从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基本态势考察,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第一位的。无疑,对这样一个有着极重要影响的因素,“看得见的手”的调控很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2、人口结构因素。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是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消费与储蓄比例形成规律时所关注的另一重要因素,而且有相当共识: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拉力,对储蓄则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被抚养人口比例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则产生向下的压力。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缓步上升态势,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而“看得见的手”对人口结构这一因素在中短期内显然难以进行有效调整。
3、经济增长因素。从短期波动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公认的。一般规律是,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即消费者不会随收入变化立即轻易改变其消费水平,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消费率有下降倾向,储蓄率则相反,投资增长也较快;反之,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时,通常是消费率有上升趋势,储蓄率下降。所以,如果企图在短期内同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消费率为调控目标来考虑经济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陷入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困境”。虽然对提高消费率能否使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我们还没有得到理论上或实证上的充分证明,但当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时会使消费率产生向下运动的趋势,对此,却能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可从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因此,对提高消费率而言,中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一种阻碍因素。
4、利率因素。与其他许多因素相比,利率水平是“看得见的手”可以施加极大影响的因素。如果利率水平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决定有重要影响,则政府手中就有了一个影响消费与储蓄比例的有力工具。但可惜的是,自上世纪30年代起,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与储蓄决定的影响已为经济学界讨论多年,至今在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量化定论。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产生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替代相应,使得储蓄更具有吸引力,因而净效应是不确定的。在实证研究上,我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份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利率与居民储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认为存款利率低的储户没有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的愿望,而认为存款利率高的储户,也没有提高储蓄,降低消费的愿望。因此,即使是利率变动对储蓄变动有一定影响,但对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来促进消费也不能寄予多大希望。
5、社会保障因素。在讨论低消费率形成原因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确定,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提高,但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从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到建立现收现付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从现收现付制性质的保障制度转型到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激励效果大相径庭:前者有助于降低储蓄,提高消费,而后者则因意味着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遂使储蓄意愿加强,消费意愿弱化,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恰恰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另外,即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提高消费率将产生正向的影响,然而因其完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就调整消费与储蓄比例,提高消费率的设想而言,在短期内同样不能对它抱有更多的希望。
6、价格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有效调整,进而影响价格总水平,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有能力对价格总水平进行有效调控。那么价格总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呢?通货膨胀对消费的影响很复杂,实证检验的结论也不明确,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通货收缩有可能从负面影响消费增长,因为消费者期待着通过推迟消费得到更多收益,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有利于刺激消费,因为消费者希望通过提前购买消费品或服务以减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达到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之目的?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强烈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但同时还将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将对经济效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使社会上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工具的运用影响价格总水平,但以此来刺激消费却是不恰当的。
7、收入分配因素。在消费率问题讨论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直被广泛关注。人们一般认为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低,因而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得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收入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对这一论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可以接受,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以及这种改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在理论上,夏皮罗曾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判断:“与凯恩斯《通论》问世后的早期年份一般所持的信念相反,经济学家不再相信用再分配来提高总消费支出水平是一件像他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在实践中,收入均等状况对消费率的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则很难估计。例如,若按基尼系数高低进行分组排序,甚至出现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高的情况。这种对比结果当然并不能说明收入分配状况不会对消费与储蓄比例产生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则可说明其影响的微弱性。因此,政府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来提高消费率难以大有作为。
8、消费金融因素。斯蒂格利茨在讨论美国的低储蓄率问题时曾指出“低储蓄率还可归因于现代经济中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他这里所谓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是指消费者可以更便宜更容易地获得消费信贷。确实,消费信贷的发展和完善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和简便的手续得到消费贷款,更加灵活地安排其长期的消费储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可将未来的收入用于支持当前的消费,或者说与在没有消费金融制度条件下使只能在将来才有可能发生的消费提前到当前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有利于促进消费,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但若从长期来看,对一个消费者个体而言,消费信贷的完善仅仅是使其年度间的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即高消费倾向的年份提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本质性的影响;如果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消费者扩大到消费者整体,由于各个消费者高消费年份不同分布的相互抵补,因此似乎也很难说消费信贷的完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长期平均消费率。倘若再考虑到完善消费信贷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则通过消费信贷的发展来提高消费率作用也是不大的。
9、政府支出结构因素。由于政府在其支出中提高消费的份额,降低投资的份额,无疑将对整个社会消费率的提高和储蓄率的降低做出贡献,因此同前边所分析过的各个因素相比,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因素应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最直接的影响全社会消费储蓄比例的工具。然而,由于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并不算太低,还要考虑公共投资方面的缺口,因此提高政府消费比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另外,从短期波动的角度分析,近年来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已远远低于其他资金来源投资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进一步减投资、增消费的空间显然已经相当有限了。退一步说,由于政府预算内投资比例已经很小,当前只有2.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00年美国政府储蓄占GDP比例高达3%以上),因此即使是将其全部转为消费,也仅仅是使消费率上升两个百分点。
上述的考察表明,“如果综合考虑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考虑到政府有关政策的不同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则政府政策的理性调整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影响,特别是对其长期基本趋势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
六、几点战略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从战略角度对处理我国消费与投资关系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1、不以消费―投资比例调整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虽然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比例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但考虑到全社会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复杂的内在形成机制,考虑到政策手段所能产生影响的局限性,我们建议避免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以防对经济正常运行和体制改革产生不必要的人为干扰。如前边已分析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政府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而经济快速发展又可能对消费率产生向下的拉力。在这种情况下,将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投资率)直接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将处于两难的选择。而且目前还难以从理论上精确地确定一个关于消费―储蓄比例的最优值甚至于是次优值。
当然,正如前面分析过的,还要高度重视可能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产生负面影响的消费与投资关系的短期异常波动,如投资过热。根据经验,与投资增长态势相关的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风险状况变动趋势应是宏观决策部门特别注意的:只要投资短期异常波动有可能诱发较高通货膨胀或使投资风险增大并可能引起全面性的债务危机,决策部门就应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控措施。不过,这种调整的目的不在于直接改变消费与投资比例,根本目的还在于消除经济运行的隐患。
2、实行“两个积极鼓励”。在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时曾鲜明地提出要“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对此我们完全赞成,只是想增加一点,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已居世界各大国经济之首,而且当前已出现了必须认真对付的“投资过热”,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对投资也还要实行鼓励政策,即要实行“两个积极鼓励”政策。
我们不否认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各种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上的缺陷,但应指出下面两点:其一,与各种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并存的还有各种影响投资和出口的制度、政策缺陷。当着那些制度和政策缺陷的存在影响消费过程的时候,那些影响投资和出口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同时也对投资和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其二,影响消费的因素,一般来说不仅阻滞着消费过程,同时往往也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以推论,当着那些着眼于消除影响消费及投资的政策措施产生实际效果时,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很可能不会改变。
对那些影响消费进程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缺陷,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消除。但目的应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框架和消费环境以促进消费顺利地实现,促进再生产更顺畅地进行,并不是为了提高消费率。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的,采取有利于促进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和措施,目的也不是为了提高投资率和出口率,而是为了使投资和出口,从而社会再生产更顺畅地进行。就是说,采取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措施不应与消费率或投资率的高低直接相关。消费率低投资率高,政府要采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措施;当消费率升高投资率下降时,政府还应坚持这些措施。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包括消费和投资在内的社会再生产顺畅进行的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至于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如何,尽可让消费者和投资者们在市场运行中自行决定,政府似可不必过多操心,对表现为我国长期一般态势的低消费率,从而高储蓄、高投资率本身也不必过分在意,工作的重心应放到保证投资效率上。只要能够保证投资效率,能为将来的“高”消费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当前的低消费就是“物有所值”。
3、要关注我国人均投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我们并不赞成从建设需求的角度论证“高投资率”的必要性,如“重化工业阶段需要较多投资”,但在此提一下我国与发达国家间人均投资水平的巨大差距并非没有意义。按世界银行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9年我国人均投资仅约相当于美、日的1/5,英国的1/3。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在重要设备生产方面比我国还有相当价格优势,则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均资本形成水平上的差距可能还要更大一些。另外,从存量的角度考察,如果将折旧期限统一按20年计算,不考虑以前年度的积累状况,同时假设我国与美、英、日年人均资本形成水平保持持续不变,则在20年内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可达2.6万美元,但美国将达12.7万美元,比我国多10.1万美元;英国将达8万美元,比我国多5.4万美元;日本最高,达13.8万美元,比我国多11.2万美元。
关键词:替罗非班;ST段抬高性;急性心肌梗死
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属于一种非ST段持续性抬高性冠脉综合征,该症易发心律失常、心衰、休克等,严重时常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目前,临床治疗该症主要采用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抗心绞痛、冠脉血运重建以及他汀类药物。我院特于2012年6月-2014年2月期间对8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替罗非班辅助治疗,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6月-2014年2月期间我院门诊收入的8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80例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学术会议[1]所制定的诊断标准,患者按梗死部位分为:21例前侧壁梗死,22例下壁梗死,9例后壁梗死,19例前间壁梗死,9例广泛前壁梗死。将患者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40例。研究组中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39-61岁,平均年龄(50.8±5.9)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15例,年龄41-62岁,平均年龄(51.3±5.7)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发部位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及其家属均对研究过程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阿司匹林片(云南云龙制药股份,国药准字H53020321)首次剂量300mg,之后100mg/d;低分子肝素钙注射液(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国药准字H20060190)5000U/次,每天两次,连用一周;同时根据患者情况针对性应用β受体阻滞剂等。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注射用盐酸替罗非班(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60265)静脉负荷量0.4ug/(kg・min)×0.5h,维持剂量为0.1ug/(kg・min)×48h。若患者肾功能不全则剂量减半。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两周为一个疗程。
1.3疗效判定指标
观察患者治疗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并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对疗效进行判定[2]:①显效:治疗后症状消失,且心电图恢复至正常水平;②有效:治疗后患者心绞痛发作至少减少2/3,或者发作时间显著缩短,且心电图的缺血性ST段降低经治疗后后回升,T波由平坦转换成直立;③无效:患者症状以及心电图均未改善。临床总有效率=显效+有效。
1.4统计学处理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均由我院数据处理中心专门人员进行,保证数据真实性与科学性。初步数据录入EXCEL(2003版)进行逻辑校对与分析,得出清洁数据采用四方表格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结果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经治疗后,研究组显效25例,对照组17例;研究组总有效率为95.0%,对照组为70.0%。详见表1.
表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注:经治疗后,两组患者在临床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分析
经治疗后,两组患者均发生不同程度心血管事件,详见表2.
表2两组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分析(n;%)
注:经治疗后,两组患者在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3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发的心肌坏死,患者临床表现多伴有剧烈且持久的胸骨后疼痛,并伴有血清心肌酶活性增高以及进行性心电图变化。急性期血流的重建属于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梗患者治疗中的关键环节。相关资料显示[3],一些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梗患者在进行治疗时,即使未出现撕裂、冠状动脉痉挛、夹层、继发性血栓等情况下,远端部位治疗后仍难出现复流。
3.1急性心梗给予抗凝治疗
在动脉粥样硬化后,易损斑块极易破裂,随之而形成的凝血酶和血小板激活,最终导致了血栓。血栓属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主要致病机制,血小板和凝血系统的活化在血栓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抗血小板及抗凝治疗是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梗治疗过程中的关键步骤,阿司匹林对血小板环氧化酶具有抑制作用,还能减少血小板血栓素A2的形成,进一步发挥抗血小板的作用[4]。
3.2急性心梗给予替罗非班的应用分析
替罗非班应用于急性心梗患者治疗中,可抑制ADP依赖性糖蛋白受体复合物激活[4]。而由于血酸素A2和ADP属于血小板凝聚反应中的两个互相独立的环节,对两个环节同时进行抑制与单纯抑制单一环节相比,前者抗血小板的效果更佳。相关文献报道[5],替罗非班负荷剂量可在90min-120min内对约70%ADP引起的血小板聚集产生抑制作用。研究证实[6],阿司匹林与替罗非班联合应用,可显著减少非ST段抬高急性心梗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临床总有效率、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1]汪亚芸,陈曼华.3种药联合盐酸替罗非班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J].重庆医学,2011,40(25):2527-2528,2531.
[2]张大鹏,王乐丰,王红石等.替罗非班对非介入治疗急性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的疗效[J].中华内科杂志,2014,53(3):193-197.
[3]李玉春.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治疗药物的选择[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1,04(9):42-43.
[4]吉小利,陈桂芬,訾娟等.替罗非班对急性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近期临床预后的影响[J].山东医药,2011,51(13):81-82.
[关键词] 氯比格雷;急性冠脉综合征
[中图分类号]R543.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2(a)-141-01
非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及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是由不稳定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阻塞相关冠状动脉导致的急性心脏疾病。2005~2006年,我院对80例非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氯比格雷治疗,并观察其对近期心脏事件发生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2005~2006年我院诊治的符合非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80例,随机分成两组, 其中氯比格雷组40例,男20例,女20例,平均年龄61岁;常规治疗组40例,男19例,女21例,平均年龄60岁。两组在性别、年龄及心血管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及吸烟史)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且均无出血倾向。
1.2方法
两组均根据病情给予阿司匹林、硝酸酯类、β受体阻滞剂、钙离子拮抗剂、低分子肝素等。在此基础上氯比格雷组即刻给予氯比格雷300 mg,随后给予75 mg每日1次,连续30 d。观察比较两组在治疗期间内发生如:再发心绞痛、急性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原性猝死等心脏事件的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有效率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定为0.05。
2结果
治疗及随访30 d内,氯比格雷组发生再发心绞痛4例、急性非致死性心肌梗死1例,近期总心脏事件发生率为12.5%(5/40);常规治疗组发生再发心绞痛12例、急性非致死性心肌梗死4例、心原性猝死2例,近期总心脏事件发生率为45.0%(18/40)。两组比较,近期总心脏事件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χ2=10.31,P
3讨论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是指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斑块破裂、出血导致血栓形成,完全或不完全堵塞冠状动脉的急性病变为病理基础的一组临床综合征。非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及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是由不稳定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梗死相关冠状动脉导致的急性心脏疾病,其属于不完全闭塞型冠状动脉血栓栓塞,且是以血小板为主的“白血栓”,不同于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内闭塞性的“红血栓”,因此,非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治疗策略与ST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有很大差异。一些研究提示[1,2],非ST段抬高的ACS患者死亡和再梗死的发生率较高;而非ST抬高型ACS的血栓以富含血小板的白色血栓为主。氯吡格雷为血小板聚集抑制剂,其作用机制为抑制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受体纤维蛋白原结合部位的暴露,同时抑制血小板诱导剂引起的纤维蛋白原与血小板GPⅡb/Ⅲa受体的结合;具有快速和持续的抗血栓作用。本文资料显示,氯比格雷组复合终点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12.5%∶ 45.0%),具有显著差异性(χ2=10.31,P
[参考文献]
[1]任保军,王悦喜,于赛华.心力衰竭的再同步治疗[J].国际心血管病杂志,2007,4(34):254-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