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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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毋庸讳言，如欲在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中有效利用技术手段，建立汉语国际教育资源数据库，必要的前提是建立汉语言文化教学资源库，为教师和学习者提供全面的汉语言和汉文化资源，如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本体知识，以及口语教学、阅读教学等分技能教学项目的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相关素材。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索引与搜索引擎，方便教师与学生快速寻找到自己所需的各种资源。按照汉语教学和研究界的通常做法，我们首先将汉语言资源分为汉语言本体和汉语言教学两类。其中汉语言本体可从语言要素和语言运用两个纬度来观察，前一个纬度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四项，后一个纬度包括语义、修辞、语用三个方面。汉语言教学可从面向汉语为母语者的语文教学和面向汉语非母语者的言语技能教学两个纬度来观察，前一个纬度包括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和汉字教学四项，后一个纬度包括听力教学、口语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四个方面。汉文化资源的分类我们参照许嘉璐（2005）的研究，首先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表层文化或物质文化、中层文化或表象文化、底层文化或观念文化。其中表层文化分为建筑、服饰、饮食、工具、地理等五个方面，中层文化分为习俗、礼仪、文学、艺术、科技、制度等六个方面，底层文化分为哲学、宗教、伦理、审美、历史等五个方面。

二、汉语言文化资源的应用评价体系

毋庸讳言，虽然进行了类型整理，但由于汉语言文化资源内容繁多、形式多样、数量庞大，这些资源的质量如何，在应用实践过程中是否有助于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是否有学习者积极参与，能否实现其教育价值，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一个综合、客观、全面的评价体系进行应用评估。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比较权威的专门针对汉语言文化资源的应用评价开发的标准。教育部2000年2月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教育资源开发标准（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学习资源、网络课件和网络课程提出了一些比较基本的要求。我们根据这一标准，并结合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实际，尝试探索汉语言文化资源的应用评价体系。汉语言资源的评价包括汉语言本体评价和汉语言教学评价。汉语言本体资源主要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知识性描述和有效储存，此类资源评价的关键在于是否便于使用者快速方便地进行检索和参考。也就是说，针对汉语言本体知识的评价，主要着眼于考察汉语言本体知识的内容，如内容的准确性、客观性、权威性、全面性，与其他资源的链接关系等方面。相对而言，汉语言教学资源的形式更加多样一些，从呈现媒介和呈现方式来看，汉语言教学资源涵括媒体素材、题库、试卷素材、课件与网络课件、案例、文献资料、网络课程、常见问题解答、资源目录索引等九类，针对不同内容形式的资源，评价上也有差异。概括而言，汉语言资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1）汉语言资源的教育性考虑所整合的汉语言资源的教育意义，评估是否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为目标，是否符合不同阶段不同水平汉语教学大纲的要求，是否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汉语的兴趣，能否为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们提供教学参考。（2）汉语言资源的科学性评估资源的整合是否客观、科学合理，资源的编排是否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资源提供的知识性是否比较强，是否有错别字或容易使人产生歧义的常识性和专业性错误。（3）技术性评价资源的清晰度，结构是否合理，以及课件、文本等运行的技术要求是否与现行浏览器相符。（4）艺术性主要是针对资源中的多媒体素材而言，主要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情节的生动性、构图的合理性以及画面的灵活性等几方面来考虑。汉语言资源评价的方法必须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原则，在资源的整合中我们既要注意资源整合过程的评价，也要注意资源在后期试用与使用中的评价。汉文化资源的评价主要参考以下几个指标：收录范围，包括广度（即相关主题资料涵盖面是否广泛）、深度、时间（所收资料是否限定在某一时间范围内）与格式（是否包含多种格式的资源，如TelnetGopher，FTP等）；内容的准确性、权威性、独特性，与其他资源的链接、写作质量等；图形与多媒体设计，是否生动有趣。其中内容是评价和选择利用汉文化资源的首要因素，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衡量：（1）汉文化资源的知识性知识性是汉文化资源的重要特性。评估汉文化资源的知识性，要考虑其收录的知识、信息和文献资料等内容是否正确，收录是否完备，该收的不漏，不该收的不滥收，材料来源是否真实、可靠。解释引证是否客观、准确，语言表述是否严谨、规范，是否有拼写和语法错误。（2）汉文化资源的实用性实用性指汉文化资源是否符合实际的需要，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否明确。（3）汉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在选择使用汉文化资源时，最好选择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开发的知识库，对于那些纯属出于个人兴趣目的的网络爱好者自主开发的数据库要慎用，以避免录入质量不高甚至低劣，内容相近甚至重复的资源。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主页上的aboutus、contactus等超级链接提供的内容来考察网络资源的权威性以及资源信息来源的权威性。（4）汉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考察汉文化资源除文本信息之外，是否有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如图像信息、声音文件、数值公式、图表工具以及知识点等更多的相关资源链接。汉文化资源的组织形式、检索途径、检索方法、稳定性和在线帮助信息等是衡量其质量的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标，也是用户决定产品取舍的重要依据。各指标详细描述如下：（1）资源组织形式资源组织形式衡量资源的信息组织是否有条理，网页结构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分明，重点是否突出，文档的结构是否具有逻辑性和一致性，是否提供分类目录和索引指南，数据结构是否兼容各种文件格式（如PDF、HTML、XML、gif、databases）等。（2）用户界面用户界面指标关注界面是否直观明了，是否有使用指南、导言等帮助信息，提示信息是否通俗易懂，如版本信息、帮助信息是否有助于解决用户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进退是否快捷，每个网页是否设有直接返回本部分资源起始页或网站主页的功能键等。（3）检索功能检索功能和检索入口可以方便各类读者都能够瞬间找到所需资源。考察网络资源的检索功能强大与否，关键是看其检索方式是否灵活多样，检索途径是否多样化。（4）稳定性资源展示平台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其在用户心目中的形象，包括网站的链接是否顺畅，是否常常出现死机或脱机状况，网址是否经常变更，网址变化时，是否公告等。

三、结语

第2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随着语文教改的不断深入，文言文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理解文言文的含义成为目前中学教育的难点，本文浅谈文言文的教育方法及文言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绝大部分是古代文化的经典，要了解中囤经典，不得不学习文言文，另外古代文化经典所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学习文言文的同时，也是了解民族文化的过程，从而揭示了文言文进行文化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和语感的角度谈中学文言文教学，希望能为中学文言文教学沣入新的活力。

1语感在文言文教学中的意义

学生们学习文言文普遍感到比较困难，究其原因，很多学生觉得文言文不好理解，不易记忆，尤其是象用法比较灵活的代词，学生更感到头痛。其实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言文距离中学生的生活比较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运用的机会，所以学生缺乏语感。新课标中就提到了要重视学生语感的培养。叶圣陶先生在《文心·语汇与语感》中提出，语感是“对于辞类的感觉力”。换句话说，语感是一种语文修养，是一种话语系统的敏锐感觉，是长期规范的语言感受和语言运用中养成的一种带有浓厚经验色彩的比较直接迅速地感悟语占的能力。在知识的巩周阶段，语感能有效抑制遗忘，同时，它还是文占文运用的重要基础。

学生在学习文言时通过多次反复诵读对理解文言文有很大的帮助。许多心理学家的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也正是占人所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另一方而存学习完成后，多次朗读学过的内容，这也是种及时的复习，能很好的克服学生出现的遗忠。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表明只有多次识记不断强化屺忆痕迹，才会防止其逐渐衰退减弱以至消失。

朗读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准确响亮地读出内容。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中，不可少一字，不町多一字。”古人强调反复读，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朗读时口、眼耳和大脑一起活动(呆址了信息被多次强化，比阅读默记的效粜更好。另外，多次重复朗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无意注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语感。如古人所说：“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只有反复诵读，才能体会出文章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才能让学生真正感到文章的起承转合，才能让学生真正从感性上、直觉上、整体上去认识语文材料，埘语文材料进行主观的消化吸收。叶圣陶先生说得好：“吟咏的时候，对十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了解，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化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种境界。”正如坡之诗句“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

能准确响亮地读出内容还只是朗读的基本层次，更高的层次是让读和听的人都为情所动。如果读者能做到读人如见其人，读声使人如闻其声，读景让人如临其景，读事使人感到历历在目，让昕和读的人都沉醉在内容情景中。学生在朗读时，把书面语言还原为口头语言和表情、动作。一边读一边揣摩，就能体会文章内容。反复读，熟读成诵时，文章中的词汇、句式、表达方法就能被学生消化、吸收，最后增加到自己的语言储备中去。

2文言文与中国古代文化

文言文是时代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创造的为人类共享的。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说：“人类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各种历史事件、信念、观念，己成为陈迹的悲哀与欢乐，都融入祖国语言的宝库中。简言之，人类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迹都保存在民族语言中，语言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和最牢固的纽带，它把古往今来世：代代的人民连接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活生生的整体。”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

文言文作为中国古代的语言，无疑也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写照。德国哲学家赫德尔曾说：“语言的特质就是该国(民族)文化特质。”语言和文化之川存有依附关系，这一点词汇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文言文承载着文化的信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文言文中一些词语集中概括了相应文化领域的思想范畴。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广义的文化即人化，指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总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所能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规范的、艺术和社会等。

第3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汉语教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而今，它面临着众多问题。针对问题，在教学中应做到：激励学生自主探索；加强教师意识自觉；利用课堂潜移默化；对比环境共促共进；展示资料深层浸染，最终实现语言与文化在汉语教学中同步共进。

一、语言与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而中华文化，也就是指中华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原旨、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语言是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方面，文化承载着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布朗所说：“语言，作为传承同一文化民族的交际工具，是对文化本身、文化表现形式、人们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最可见的和最有效的说明和呈现”。另一方面，语言依托于文化，也就是“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由此可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因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语言便基本由汉语完成。籍借汉语，中华文化得到继承和传扬。如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等，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它们藉由口耳相授、典籍传播流传千古，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浸染着民族精神，领悟着生存底蕴，不断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我国的学校中，如何统筹语言与文化、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断发展其内涵，并与其它文化相连、与现今时代共生呢?其最主要的形式是通过语言教学，即汉语教学。

“教学乃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教育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进而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思想品德的过程。”汉语教学也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汉语知识及文化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汉语，实现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感受及领悟汉语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汉语教学包括两类：即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里所讲的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即我们熟知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语文教学”，也就是针对我国学生包括“语”(语言)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的教学。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就是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以及一部分我国的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教学。

当今时代，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的碰撞融合、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密切，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汉语教学有新的发展。汉语教学即要完成使我国下一代接班人和建设者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教学还要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并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学习中华文化，促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新繁荣。

二、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不同步之因素分析

(一)教师文化修养的制约

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成为影响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1．文化素质低

教师本人的文化修养不高，这成为制约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最重要方面。在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自身的文言水平就很低，或者说，自身从未考证过文言原著典籍，造成了对文本的曲解。就像解释基本的“学而时习之”，由于代代相传，大多解释为“学习一定要注意时常复习”，而实际上，通过对文字本源的探究以及典籍的再阅读，孔子告诉我们的是“学习了之后，要在一定的时机内，自身去主动实践”。对于这种基本问题的不清。不仅使中华文化的传播走入歧途，也使得一些文化因素在教学的过程中被变相遗漏和改造。

2．文化自觉意识弱

教师是否有主动传承文化的自觉，是造成汉语教学文化缺失的原因之一。汉语教学里的问题是，教师并没有将自身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自觉，仅仅将汉语教学局限在语言本身的教学，缺乏进一步延伸其内涵底蕴的自觉。如教师在教授汉字时，仅仅是字形的讲授，使学生力图做到书写正确，如“好”字，教师只要求学生看到是由“女”“子”组成，并没有自觉意识将为什么由“女”“子”组成好，以及这里面“女”“子”究竟是指男女，还是指母子。

(二)学生学习意识的制约

学生的学习意识弱也是造成文化缺失的一个因素。

1．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承接问题

(1)知识负担重。由于教学的知识性要求的长期存在，并且一直是我国语文教学的最主要要求，也就使得学生无心也无意去挖掘语文中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学中依然强调的是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法，学生往往只了解文本的字面意义，熟悉字与字的组合，并没有去理解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如：古代文人大多喜欢用典。而典故中虽是寥寥几字却拥有深刻的文化积淀。在学习古诗文时，很多学生就不明白什么是“柳岸、灞桥”。不理解这些词中所包含的离别之意，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送别的诗词中大量出现“柳”这个意象。

(2)轻视影响深。我国的语文教学自每个学生进入课堂起就开始进行，可以说每个学生只要上学就在接受语文教育，这样高的频度，反而使学生产生了轻视之心。上课中，很多学生缺乏学习语文的热情，也就谈不上欣赏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距离现实远。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精神大多都讲究“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精神与现实的功利要求相距甚远，大多数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只是因为语文教育是考试必须，只是作为增加分数的一门必须去学习的课程，语文教学没有使学生感受到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很多学生觉得古文言言辞晦涩、意义不明。例如屈原的《离骚》，学生读起来都觉得十分拗口。大量的生僻字连在一起，学生很多都不能理解字面意义。更不用说感受屈原的民族情怀与精神了。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问题

(1)汉语知识少。第二语言学习者虽然在发展阶段处于成年或接近成年，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远远比不上母语学习的学生。也就是说，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已接近成熟，但其汉语学习的基础弱。并且缺乏语言环境的练习。并没有像母语学习的学生，在学习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口语基础。因此，向其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时，基本语言的学习需求明显大于文化需求。如，在对外汉语汉字课中，很多学生是首次接受汉字，在学习“月”字时，教师希望能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因此讲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尽管教师运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讲解，但学生基本无法理解。而且由于语言知识的限制，在转化为英语之后，很多传说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涵被抛弃了。

(2)文化差异大。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自全世界，其文化背景与我国相差很大，这也就使得一些在中华文化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意向，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甚至有十分大的反差。举例来说，在中华文化中，与“红”有关的意向往往含有褒义，如：红火、红利、当红等。第二语言学习者就不能理解。他们会觉得有“红”有“火”，都燃烧干净破产了，怎么能算是生意做得好。

(3)学习周期短。由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也就是希望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汉语，能够识别一些汉字，可以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学习者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学习者系统学习时间为两年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里要学会一种语言，就不免更侧重汉语使用而减少了一些文化的传播，如：在汉字课、看图说话等课程中，一般不涉及文化内容。教师在教授“扣”时。基本只要求学生能够认识、可以写对，有些学生甚至连偏旁、部首的类属概念也没有，也就不知道“扌”与手字有关，而“口”与“扣”的读音相连。

三、对策与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这不仅不利于中华文化在我国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更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地位。因此，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教学的文化内涵，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 1．激励学生自主探索 汉语教学要加强其中的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使学生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激发母语学习者的文化自豪感，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好奇心，使学生有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

2．加强教师意识自觉

教师有意识地传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通过汉语教学得到生发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有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自觉，能够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些文化故事、文化意义的阐释，用一些有趣的信息吸引学生，使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去了解中华文化。

3．利用课堂潜移默化

在汉语教学中，如在汉字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地讲解一些“六书”的知识，这些包含文化内容的讲解，不仅能使学生更快地掌握汉字，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够渗透着文化内涵，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中”、“和”的精神实质。

4．对比环境共促共进

从中华文化的不同之处出发，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特殊内涵，如中华文化中的农耕色彩非常重，十分重视“土”“水”的角色。通过一些关于水、土词语的联想介绍，向“土生土长”、“上善若水”、“乐山乐水”等，使学习者更加了解中华文化中的根源意识，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

5．展示资料深层浸染

第4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福柯；话语理论；文学研究；文学接受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凭借其深邃独到的思想、宏大的著作、难懂的语言和不羁的个性闻名于世，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柯的一生，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跨越了文学、历史、医学和社会学等；著作也极为丰富，包括《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其思想的深邃独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纵观福柯的思想轨迹，其核心部分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话语理论，探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指出，话语不仅存在于文本上，它更包含了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法则和规范，“福柯的话语论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权力和知识隐而不现的共生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福柯的话语理论受到了诸多领域的尊崇，文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话语理论既能对正确剖析文学作品提供指导，又能为深入研究文学作品提供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文本的局限，而把视野拓展到更为宽广的历史和社会方面，更为全面深入地解释作品的产生过程与内在意义；与此同时，话语理论也赋予了读者以一定的话语-权力，使其在文学接受中摆脱了完全被动的地位，也能够凭借自身的话语-权力，质疑和反抗创作者的原意，而这种对文学作品与读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文学创作与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关系是福柯理论体系的核心，米歇尔・福柯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话语（discourse）与话语构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操纵。他认为现实产生于权力，而权力是通过话语机制生产出我们赖以信仰的知识和真理，因此，话语和知识是被权力构建的，话语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争夺。福柯通过对医学、人口统计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和政府管理等进行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知识和真理，因为看似客观的疯狂、犯罪和性等都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权力构建的。他的话语理论最初是针对医学、政府管理等领域的，他所关注的话语也都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领域，而非单纯“形而上”的理论，他发现了曾经被奉为“真理”的“客观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但由于话语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文本和话语，它在被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迅速吸纳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学领域的重视。

福柯的话语理论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指出正是“权力”赋予我们说话和写作的“权利”，为我们可以诉说的内容作出了限制，他认为一切社会文化问题的症结，都在于“语言话语”以及各种话语的实践和运用。而随着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出版，后殖民主义也方兴未艾，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为人接受。萨伊德在其书中对虚构类文艺作品进行了解读，揭示了西方对于东方进行虚假想像，从而为其侵略占领东方提供道义支持。萨伊德指出，西方社会的理性、优秀和发达与东方的古怪、落后和贫瘠，都产生自“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正是西方行使其“话语-权力”的结果，萨伊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明显受惠于福柯的话语理论。继之而起的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研究等，更使福柯的话语理论蔚为大观。至此，话语理论终于在文学研究领域成为“显学”，研究者纷纷发掘曾经被湮没的声音，第三世界文学、女性文学、黑人文学等都纷纷登场。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欧风美雨再次洗礼中国，话语理论也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悄然落地生根，现实主义不再是文学研究领域唯一的尺度，甚至有人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福柯在话语理论中提出，“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 。研究者们在文学研究中逐渐注意到了话语-权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们基本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对文学作品本身暗含的话语-权力进行揭示，二是对不同版本的翻译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前者对文学作品内在的人物角色和创作者对他们的情感评价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作者在创作时所持的权力角度及对话语权力的运用。虽然不同研究者针对的是民族、性别甚至时代特征等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秉持的都是作者对一方话语-权力的赋予和对另一方的话语-权力的剥夺。例如：学者宁俊红在《女性形象漫说―兼谈的“话语”》一文里，对《水浒传》中典型的女英雄形象和、形象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作者在创作时所持的男性权力的观点，因为其中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她们也具有了武艺高强、讲求义气等男性特征，而则都是阻碍男性追求“义”的绊脚石。宋来根在《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中揭示了福克纳对南方种族关系的忧虑与无奈，小说正是通过《去吧，摩西》的主人公麦卡斯林最终无法挑战根深蒂固的黑人异质性话语来表现作者的忧虑。相比于直接探讨文学作品内在的权力-话语关系，对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或许更能说明文学创作中的权力。翻译的母本固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翻译者对原著的不同理解、翻译者的不同立场和所处时代都可能导致译作的差异。译者的翻译活动，在权力话语的视角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游戏，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权利功能，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在有意无意地行使其话语-权力。例如闫玉在《从的翻译看译者话语权》中，比较了不同译者、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译本所蕴含的译者权力，而刘娜则在《从的三译本看时代权力话语》中指出，不同译者不仅受到自身话语权力的影响，还往往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制约，正是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翻译者的不同，才导致了不同译本的产生。

福柯的话语理论使研究者们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顶礼膜拜，特别是对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的无上尊崇，使他门能够深入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凸显和隐藏的内容，揭示出文学作品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使得文学研究不仅有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阐明了文学作品所能发挥的实践性意义。

二、读者接受与话语-权力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域，也有助于读者的文学接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完全放松，而应该提高警惕，才能发觉并反抗创作者的话语-权力。在这层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收，就是创作者与阅读者的话语-权力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博弈。“话语生产、传递并强化了权力，却也在同时破坏并揭穿了权力，使人们看到了权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读者并不一定必须遵从创作者的原意，而是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场，对创作者隐含的话语-权力进行批驳和反抗，这也是后现代社会多元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体现。

读者在运用自身的权力时，实际上就是参与了文学作品的话语建构，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含义，也是打破作者中心主义、破除创作者主观偏见、揭示作品真正含义的必由之路。

三、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方法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福柯是通过知识考古学，对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日常行为进行历时性考察，追踪各种“真理”和“知识”等话语的痕迹，从而揭示出其中的话语-权力关系。虽然福柯更多着眼于“真理”等看似客观的话语，但是其深入不同文本的内部、比较分析它们异同的方法，为众多的文学研究者采用。例如上述论文中对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比，就化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于拥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尤其是存在众多版本文学作品的传统社会，知识考古学更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历时性考察中，福柯重点分析了“话语的形成”过程，即为什么最终会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文本和话语形式，这也为深入分析文学作品与作者提供的方法。作为艺术的文学领域，人们往往把文学中的人物角色、地理环境的描写和评价看成是创作者无意地流露或者看成是为了增强作品艺术性，因而不会过多地牵涉到政治或权力。但福柯的话语理论打破了这一“神话”，话语无处不在，正如权力无处不在一样，甚至正因为文学的艺术性、阅读者在欣赏时也更为放松，它在运用话语-权力时也更为隐蔽而不为人知，其权力的行使也从而更为有效。例如，在《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中，诸葛亮的仁义与智慧为人津津乐道，但深入分析文本，作者的汉族立场就昭然若揭：汉军多从高地上俯看孟获的军队；南蛮的丑陋“不类人型”；南蛮地区蛇蝎遍地；而南蛮的结局就是被汉人“规训”，这一切都是作者行使话语-权力的体现，而只有基于话语理论，我们才能有意识地去发现这类文本中暗含的权力。

由此可见，话语理论指导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挖掘，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主动与被动等进行揭示，从而发现创作者的立场，这正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给文学研究提供的方法论意义。

综上所述，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权力与话语的内在关系，为研究文本、话语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开辟了新的境界。福柯话语理论在文学领域的运用，揭示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话语-权力的行使，从而为拓展研究领域、挖掘内在意义提供了借鉴；福柯对文本进行历时性考察从而提出话语理论的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此同时，福柯高度重视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为读者在文学接受中赋予了更多的主动性和权力，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把福柯的话语理论放置在后现代社会文学研究之中，其认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参考文献：

[1]周宪.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1）：121-129.

[2]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6.

[3]李洁.权力话语与文学经典复译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2，5：112-113.

[4]宋来根. 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去吧，摩西》[J]. 安徽文学， 2013， （4）： 5-6.

[5]刘娜. 从《简・爱》的三译本看时代权力话语[J]. 作家， 2012 （16）： 172-173.

第5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油画语言的表达的历程即是油画艺术的发展变化。一种艺术语言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并进而转变了人们的观察方法和审美理念，从而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其自身的发展。是画家进行形象思维并把这种思维转化为无声的东西的手段。艺术思维是注入艺术家个性的思维，想法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油画表达的个性，所以，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个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的画家，他的绘画语言最多是熟练和模仿，熟练地陈词滥调和鹦鹉学舌，是画不出优秀的、新颖的、独具个性的作品的。在艺术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艺术个性得到了拓展，绘画语言也随之得到了发展，油画语言表达体现了画家个性特质和审美倾向。在语言的运用上，因受不同的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以不同特色的语言形式反映在画面上的特性。最后通过艺术家品性、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各画家油画创作中的体现也有所不同，就形成了不同风格。事物是画家所存在的这个真是的世界，油画语言是画家的精神追求与情感表达的方式，通过某种艺术语言形式的展现，在油画作品中呈现的油画语言作为审美符号所出现。把客观事物通过油画语言所展现，通过心灵对外界的感性把握，使其具有精神思考与启迪的特点。印象派时期的大师梵高，他的油画作品《麦田与收割者》他试图用色彩去揭示精神，用了很耀眼的金灿灿的黄色来表达收割时人们喜悦的心情。用短而有力的笔触来传递那种收获的情感，在他笔下那强烈的色彩清晰的点旋转运动和夸张的变形的形象作画更生动了表现了他的作画心情和他要表达的情感。

二、艺术个性已经成型的画家

他的绘画语言已经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画家的自身知识素养之外，主要靠平时的生活的积累与艺术的实践，只有这样积累生活，在发现与表现人的思维的时候时，才能认艺术的独特性对于一个画家的重要，包括自己用怎样的绘画语言以表达自己所获取的审美语言又用怎样的方式。当代画家任传文的作品大多冷色调，清雅、静谧，充满童真与性灵的悸动，般若禅意的流贯。《秋声》是早期代表作，此时造型工整细致，但手法已体现出精神性探索。画面上方，一线风筝逸出蓝空，两旁鱼儿般云朵满怀意趣；中间，幽蓝湖水，倒映黄树林，左侧红砖房，前边白褐树，每一笔通灵般描绘细致；一男孩手举纸风车，奔跑于金灿灿路上，这儿时，旋转画布上，竟有莫名喜悦与感动。我认为画家存在的意义是画家不仅仅能够在平凡淡泊的岁月里和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唤出某些心灵深处的特别的情感，而更在于他能够在其中发现一种崭新的艺术语言，并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它。任传文先生就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每一幅画都是一个真实情感以一种与之相吻合的特别形式的袒露，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在笔者多年的习画过程中，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要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也离不开借鉴，模仿为了学步，一旦能独立行走，掌握了方法，就应当抛弃掉。甚至有意回避掉。绘画中的个性不是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绘画语言也不能特殊很神秘或没人知道。我们所提倡的艺术个性，应与人民大众的审美要求相契合。每一个艺术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遵循着某种艺术原则，适应人的审美需求。艺术家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通过艺术思维转化为绘画语言。绘画语言既是表现对象、表达情感的手段，也是画家和观者审美交流的桥梁。要使画家在思想感情上发生共鸣，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种共鸣和交谈应该是独特的，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真挚的、高尚的。画家不可能和所用的观者产生共鸣，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审美，艺术素养，欣赏习惯都是不一样的，画家永远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追求人人满意的绘画效果，要争取人们热爱生活和艺术的绘画效果。艺术家应该是时代的领航者，他有义务提高和引导观者审美能力和趣味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语言传出画者的心声。

第6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5)目录

    另起页,项目名称用3号黑体,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内容用小4号仿宋。

    (6)正文文字:另起页。

    (7)论文标题:用二号黑体加粗,居中排列,上空一行;下标明年级、专业、作者,作者姓名另起一行,四号楷体,居中排列;下空两行接正文。正文文字一般用小四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单倍行距。

    (8)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二)”,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三级以下标题序号分别为“1.”和(1),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为避免与注释相互混淆,不可用“①”。可根据标题的长短确定是否独占行,若独占行,则末尾不使用标点,否则,标题后必须加句号。每级标题的下一级标题应各自连续编号。

    (9)注释:正文中加注之处右上角加数码,形式统一为“①”,同时在本页留出适当行数,用横线与正文分开,空两格后定出相应的注号,再写注文。注号以页为单位排序,每个注文各占一段,用小5号宋体。引用文章时,注文的顺序为:作者、文章标题、刊物名、某年第几期〈例如 : ①龚祥瑞:《论行政合理性原则》, 载《法学杂志》1987年第1期。);引用着作时,注文的顺序为:作者、着作名称、出版者、某年第几版、页数 ( 例如:② [ 英 ] 威廉·韦德着:《行政法》,楚剑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第5页。)。

    (10)附录

    项目名称为小四号黑体,在正文后空两行空两格排印,内容编排参考“示范文本”。

第7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事实，分析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近代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化，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中开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文学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第8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一、历史文化考证与文体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体界限并非文学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经、史、子、集中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备的。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多样，有的较符合现代研究范式中对文学性的界定，被视为文学文体；有的则是功能性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了文学性的文体。对前者来说，文化视角能为研究的深入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文化视角则是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惯于按照某些标准将某一文本划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再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解释之。此种做法的问题在于：首先，划分文本所属领域的标准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具有整体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经等明确的学科分化，如《诗经》不仅是一部审美特征鲜明的文学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功用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维和阐释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语方式研究》（以下简称《先秦文体》）一书对文体含义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释，又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郭英德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可分为体制、语体、体式和体性四个层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语言修辞、语体风格、表现方式、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内容。（前言第2页）但过常宝所论之文本的“结构体式”主要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等方面的特征”（绪言第4页），对与时代审美风尚和作家个性气质等因素有关的语体风格涉及较少。因为先秦文献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时文章体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体分类复杂交叉且具有多层级的特点，每一部或者一类文献可自成一种文体，又可同时包含其他文体，故其在书中指称研究对象时多用“文献”而非“文体”，有效化解了分类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给论述带来的障碍。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文体形态并非个性化的体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标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话语形式和此种话语形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发展演变的呈现。不同的文体标志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书》中周诰的功能即是总结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

基于研究对象鲜明的文化属性，《先秦文体》一书没有从文体形态或审美风格入手，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话语方式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了细致考察，力求再现作为规范性话语形式存在的文献典籍背后隐含的行为方式。如其书中提到《春秋》的编订和书写原则不只是为了呈现史事，其表达重点在于《春秋》书法的价值暗示，史官通过价值暗示的话语行为来践行符合理想的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又如其认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不同文体呈现出的语体风格与作者个性气质并无必然关联，他们选择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话语建构，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诸子散文表现出来的不同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即是以价值宣扬或争夺话语权为目的的话语建构。此种将文体诸要素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证与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将抽象符号重新历史化的过程。借文化分析来研究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对语体风格的把握。从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内容和表达的目的会对语体风格造成直接影响。而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话语内容和表达目的又是作为彼时行为方式的载体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会影响语体风格。此法可视为对从文本入手研究语体风格的补充。

《先秦文体》的研究思路与郭英德对“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之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来，即不同类型的行为落实到语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区别性的形态特征，以其形态特征为依据，区别类分，即有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第24页）既然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源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那对与特定文体相关的文化行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为文本方式之文体。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也是此种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阐释和历史考证。其以《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典”“谟”“训”“诰”“誓”和“命”诸文体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文体的源流发展与文体形态，认为“《尚书》编纂成书的各种资料来源，应当为当时各种文化礼仪制度下的史官的载录。而六体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过渡到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当时的各种文化礼制”（第25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一书方法和思路也与上述诸论著相类似，尤其注重历史文化考证，在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之外还吸收了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以功能为标准对殷商西周的散文文体进行分类，认为文体研究不只涉及文体要素及文体结构的自身属性，还与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等深层结构相关。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传统的继承，历史性保证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讲，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皆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密切相关。历史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演变过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对文献资料落到实处、有理有据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测、语焉不详与证据不足等状况。从文化学、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切入研究文体问题，亦可突破学科限制和固定思维的障碍，在把握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但历史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加之部分真伪难辨、年代不明，处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且要在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文献，处理好共时描述和历时比较的关系，若无扎实的功力，恐难以完成。

二、理论意识与文体研究

如果说上述专著皆偏重于文体史，研究者多为文献学或古代文学出身；则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以下简称《文体观念》）与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以下简称《贯通与驾驭》）二书则较为重视文体学和文体学史诸问题的探讨，研究者皆有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文体观念》是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与美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文体学史、文体理论和审美形式等问题；《贯通与驾驭》是一部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流变、文体系统和文体理论等。本文开头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无论是历史文献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还是理论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皆强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此与童庆炳、李春青等学者所强调之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开篇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认为此法入手之处在于重建文化语境，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关系，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第7页）。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也对文体研究所需之“历史语境意识”做了说明，即其不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语境，还应包含研究者所处的现代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语境具有相对性，不仅与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有关，也会受到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个性因素的影响。而重建文化语境是为了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具体研究服务的。故而如何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文本之间力的关系、共时考察和历时比较之间的关系、宏观背景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语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研究，而不至于喧宾夺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体观念》一书中所辑论文是作者多年来文体研究成果的汇总，其对文体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及研究方法皆受童庆炳影响较大。其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观念与历史文化因素（如士人心态、社会思潮、审美风尚、学术发展和文学批评观念等）之关系的探讨较为深入细致。《贯通与驾驭》一书较突出的特点是将文体文献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相结合，兼顾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如其在剖析了具体的文学公案，细致辨析各类理论文本的基础上，依据既涵盖理论，又与创作密切相关，显示度高，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等标准，将“本色”与“破体”视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之后先对“本色”与“破体”的词义演变及进入文体学话语体系中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又对比分析了宋代田锡、陈师道、张戒、洪迈、朱熹、陈造、刘克庄、严羽等人的本色论，以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六经文体相参”“诗之古体、律体相参”等破体互参的理论与实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在宋代的文体理论中，本色论占上风，关于破体互参的理论则相对匮乏，但破体实践却比比皆是，甚至宋代文学的开拓性恰恰突出表现在创作的破体互参中。此处作者将理论话语与实践活动分开考察，而非预设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或理论一定指导实践的前提。发现了王安石、黄庭坚和陈师道等人身上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并存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在于“家法”传统的限制要求尊体。但宋代文学艺术求新求变，各文艺门类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以求创新的文化环境又从客观需求上促成了破体的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从哲学层面探讨了“破”与“立”之关系，即本色论是基础，能建立规范性；而破体则能促进文体的发展演进。所以文体规范的破与立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如何推动文体向前发展。这整个论述过程材料翔实，层层推进，有点有面，史论结合。

第9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在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其一，中国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中，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个人修行、国家治理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原则，但是却未能成功地提供适合社会发展最优化模式的探索方式和选择方式；因而也没有提供个人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形成行为规范的制度文化传统，这一知识体系在近生的内部瓦解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就秩序失去了其知识根基，因此也失去了知识的内聚性。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点，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是如何保持不变的”。其二，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管理、分配和艺术等形式，是其历史阶段中由其制度文化选择的使然。然而，普遍性的渴望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特殊性作为普适性和客观性的认知结构加以复制时，现代性的单一性与多元性就内在地呈现在新的文化地理版图之中了。而中国在遭遇全球化问题时，其政治身份、社会运行方式和价值诉求就成为了一种互为关联的结构。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亦是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的使然。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西方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类似的社会状况和思想变化，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由此成为中国学界反复界定和思考的问题。

一般的理解是“‘现代化’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他人的过程。”因而在思想与人文学术领域，中国学界的研究亦出现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与西学再一次以文化研究为重点展开。实际上中国自二十世纪伊始，其人文学术发展史就是某种与西学框架的关系史。

因此，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总体框架中的现代性的区域问题研究。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文化区域而言，现代性就必然包含自身的传统与外部资源、西方现代性与自身现代性的挪用、借鉴、反思、选择的过程。“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进步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现代性也绝无单一的现代性，而必然在不同文化区域的选择过程中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探讨。因此，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现代性的研究有一个多重的经验的梳理以及对这种经验的多重解释。因而，在中国进入现代进程的努力中，现实存在的文化意义的基础也就存在着多重的资源选择和解释方式。

如前所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直处在一个与西学框架中的张力关系之中，并以刺激—反应、寻求—消化、改写—实践等形式呈现出来。而正是这些方式成为了中国人文学术在承接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探寻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的知识结构。“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中国学术范式中原有的重文字符号文本、轻社会文本的传统正在发生着变化，社会层面的现实问题得到学界空前的关注。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学科和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原有的学科边界规定的范围内去挖掘那些“不经意”留下的纸质文本或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新意、着力将叙述的历史视为客观的记录以寻求支撑点、在原有的知识谱系中去重复学界业已建立的议题。

20世纪中期源于英国并逐步弥漫到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以及既有的文化批评所发生的演变，在观察视角、参照框架和解释性话语等层面上，可以说是中国在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上可以从西方借鉴的双重资源。学术文化内在逻辑使得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相当多的译介，与此同时也以新的文化观念重新面对原有的学科，以及社会群体中的生存状态和大众的观念表现，由此开展了双向工作。即一方面对欧美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实践予以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借鉴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现状和变迁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

中国学界在这两个层面上均取得了比较丰厚的成果。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中国当今社会总体文化的各个主要侧面。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总是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方式，因而学人也就自然需要不断地了解观念形态的发生与相互之间的联系、需要不断地重新看待学科领域中的文献所形成的文化语法的成规以及条件、需要回顾社会历史中的事件、需要审视社会文本在技术、传媒和观念支撑下的持续转换。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成为了国内学界的焦点之一是学术转型期的逻辑反映，目前有关的译著、译文、论著、刊物和论文还在不断推出，形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学术生产的一大聚集地。上述所列的成果表明，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学译介，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西学的译介依然保持了持久的热情。如当前的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引介，我们在学理层面借鉴了延续了西方批判性话语，采纳了包括意识形态分析、体制分析、话语分析及文化政策研究方式，如从政府行为、市场、现象的个案入手，扫描研究整体的趋势。新的资源使得中国人文学术的传统注入了活力。因为传统是每一代人对其理解和解释而不断生成的。它包含着学人对资源的学理考量，而其学理性包括对自身文化内部结构的清晰度，以及这一结构面对外部张力和扩延的可能对接点，对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所保持的特有关注、确切把握和应对方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对西学的译介，其中有一些依然是盲目跟进式的译介，而缺乏系统、深入的相关性研究。人们对于某一新说的译介，如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评理论，其中也有一些并没有深入到它的文本环境之中，并没有在整个文化链中看到该新说何以能够呈现、以及该新说所形成的理论点何以成立、又是何以承接的。所以译介相关的系统研究的欠缺，也就没有对一些已经译介并在国内使用多年的词汇在其发源地的持续扩展有足够的意识。与此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些新说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可以发生何种实质性的相关链接。而国内学界出现的某种对西方新说点到为止、平面译介的跟风现象却一直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相关术语稍加译介就长期延用、自我言说的现象本身在今天已经成为了问题之一。实际上，中国学界每一时期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运用都留存了相当一部分汉语化的词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上述列举的国内译介和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西方学界在文化理论和实践中所采纳的许多词汇，已经持续、频繁地进入到国内学界实际的言说当中。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国内学界有相当的论述都大量使用一些舶来的术语或概念，而对这些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是在翻译定型的汉语基础上进行的，即一些学术产品是在借用或沿用转换西方词汇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因而对这种舶来词汇和概念本身的研究即成为研究的前提之一。

一般而言，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学科，即处于动态的关系结构之中。每一学科的框架由普通词汇和特有词汇构成了其理论话语的陈述方式，并在实际使用中形成一批关键词。这些陈述方式的特有词汇在其理论框架中有着专门、具体的指涉和相关的参照功能。当人们用该学科所建立的认知图示和解说系统难以覆盖新的学科疆界时，就必须对原有的规定性边界进行重新的划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说系统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解说系统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而随着理论的变化，构成理论言说方式的关键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固有词汇新的内涵与新的词汇则会不断地交替产生、同时又不断地演化为普通词汇。这样一种主要用于解说和言说的词汇，其产生既可以源自原有词汇的组合和扩延，如英文词汇的前后缀等，也可以通过借鉴或翻译外来词汇的途径，使之融入或内化到自身文化的词汇之中。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区域频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区域的词汇含义大致有两种发展方式。其一是在其自身文化发源地产生了词义扩延和词汇组合；其二，该词汇会随着文化交往和传播迁移到另一文化区域，随同物化和精神产品的观念形态一同旅行，在与新的文化区域中的翻译、接受、误读、理解以及创造性运用中发生联系，产生出该词义的外部扩延。于是，某一中心词汇在不断地扩延、迁移和回返中，与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使用产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围和解说系统。因此，学术领域观念与解说方式的发生史与某些中心词汇的演变和互动密不可分。而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这方面成果是相当丰厚的，这一点也自然应当成为中国学界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基础性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首先避免原来的那种缺乏系统、相关性研究的平面译介。因为，中国现代性与西学中的关键词汉化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较多的。而从学理层面讲，一方面，词汇以及词汇所形成的特有概念，并非是一种中性的表述方式，或在不同文化区域中存在着某种词语理解的共同参照系或理解共同体，语词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着简单的等值转换，而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而另一方面，每一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则具有相当的内存空间，其关键性、观念性和概念性的词汇史就是一个文化包容的历史。虽然词语及概念的形成、演变和旅行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具体的指涉功能，内涵并浓缩着既有的思想，但并不等于中国学术词汇必须固守在自己的表达系统中对外来词语作情绪化排斥。于是，正确的态度就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即对于这些进入到国内学术话语中的有关词汇及其概念的基本定义、内涵、旅行、扩延和发展，进行认真研究，加以切实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对象、范围和背后的思想轨迹。

由于语言的非等值性或不可平面通约性特征，汉语所呈现的指涉及文化附加值与原文存在着错位的现象。如果在论说中必须依靠舶来的命名系统，而在具体使用中又预设有一种普遍的指涉共同体或可通约的命名系统，那么，言说的变形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张旭东在指出中国探索现代性的问题中所特别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虽然语言间的非等值性会长期存在，但是对关键性的术语和概念始终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即不清楚它是何物之前的后继言说，必然导致某种文化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