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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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使学生认识到，掌握词汇量的多少在教学里面占据的重要性，一般来说，一个词的意义并不是词本身固有不变的，一成不改的东西，也是在于这个词在不同环境和语义下的运用。而这种运用也就是来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认知联想，并不是随心所欲想象出来的东西。当然，形成一个词的相互联系，有规律的多义范畴。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词义范畴的边界是万万不可以改变的，词义范畴是固定的、明确的，有变化、具有弹性的表现。提高英语教师词汇教学的规范和指教支持，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虽然教师不能预测词义的发展，但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词的具体义项和抽象义项之间的关系，可以使学生充分的了解词汇的词义的发展和其规律，深刻理解其演变机制，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有着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

认知语言学理论首先认为词的意义不是由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构成，而是多种因素折衷而成的心理实体。其次，认为词的意义在系统中是模糊的，不可能完全清楚。为什么不能表达清楚，为什么不能一目了然，因为它是多种因素的折衷结果。再次，把表达语言结构之间语义和表达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的语用义揉成一团，一锅煮，折衷两者，采取中间路线，避免了一些语义学和语用学难以解决的问题。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理解语言不能只信赖字面意义和词典，词典中的语义信息只表示出说话人对世界知识的一小部分。人类知识全部的复杂性只有在百科全书中才能体现，这是游离于语言系统本身之外的，人们理解语言必须依赖百科知识。

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是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的折衷，在认知语言学看来，英语词汇是充分理解各种话语和语篇的基础。认知语言学可以提高英语词汇教学的效果，取其精华弃其粗糙，成为英语词汇教学的方法论，这样可以系统地指导英词汇教学。认知语言学方法论的研究，我们可能找到指导英语词汇教学的统理论基础。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学习词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英语词汇中有许多不同意义的解释需要掌握，并且能够较好的运用，这就要求学习者对英语语言环境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英语语言含义的理解能力，和在生活中对实物的体会。在人们做熟悉的众多理论中，究竟是哪一种理论应该受到教学研究人员的青睐？在英语词汇教学设计中，如何在不同的理论中汲收营养，是一种科学的教学理论，这些问题是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只有面对正确的方法论，才能在研究中取得科学的成果，我们将以认知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寻求提高词汇教学效果的最顶级的途径。

长久以来，课堂教学一直强调英语语法的重要性，重点认知和理解语法，我们的英语教学都是以语法作为基础结合结构、时态为纲要来组织语句，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和操练，学习者有待提高，近而忽视了对英语词汇的教学，英语词汇的教学常常处于教学的附属地位，停留在读音、拼写、词形变化、英汉对译等表面层次上，词汇教学仍然是“经验式”—过去自己怎么学习词汇的现在就怎么教。总的来说，传统的词汇教学经验有他可取的一面，但是存在许多不足，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在需要加以改正和完善。

作者：胡艳娟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2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灵之天。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上的三种主要学说。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孟子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善良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只要将其加以扩充，就能够成就善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最高精神境界。不过，与孟子强调扩充本性的思路不同，庄子走的是一条收敛心性的路子。在庄子看来，自然与人类原本是合一的、和谐的，只是由于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且出于对知识、理性的盲目乐观而任意行事，才破坏了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的法则。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人为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和谐的主张。庄子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评价未免失之消极，但他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上述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张天人合一的，实则皆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类要积极进取，重视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第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重视人伦和谐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关系成为先秦诸子十分关注的哲学课题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这里我们以儒家为主，旁及诸子，对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推而广之，“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但约言之，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实施“仁政”，认为“民贵君轻”，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要高于君主的一己利益。基于这一立场，孟于将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治斥为“霸道”，强调只有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时，其势力、影响与儒家不相上下的墨家则提倡“兼爱”，主张要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也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人人都应当尽自己所能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爱人”。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我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两家的学说也有区别：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差等的爱；墨家则强调爱不应有等级差别，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墨家这种兼爱主张虽然胸怀更为博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但与后来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因此反倒不如儒家的仁爱更易实行。另外，儒家的仁爱以情感和伦理为本位，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造成了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不同历史命运。

（二）“五伦”“十义”。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需要明确每个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特别重视这一方面。孟子曾对基本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准则有个简明而权威的界定，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后世所讲的人伦，便是按照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最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

在五伦中，共有十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这就是“十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十义”说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三）“知礼以立”。“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孔子对于当时各种破坏礼制的现象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无礼”之举的严厉批评。出于维护礼教制度的权威性的考虑，孔子强调要维护“礼”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但他同时也承认，礼制的具体内容可以也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调整。

战国末期，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认为对于礼应当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其具体内涵作出因革损益，这样才能既适应形势变化又保持变而不乱。荀子不仅重视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治国要礼法兼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在这位史学家看来，不同事物间的差异、矛盾及其平衡、统一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简单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社会的整体和谐。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是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旨归。孟子重视“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则倡言“群居和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而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

“和”的思想极富辩证意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历来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在历代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实践下，它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当中，最终融化成为全体国民的国民性，孕育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中华民族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和战争创伤，始终以一种健朗、豁达的态度正视过去的苦难教训，立足现在的实际需要，开创未来的美好生活。

主张辩证思维

与异彩纷呈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也是绚丽多姿的。其中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

（一）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据《庄子·天下》篇载，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著名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的《齐物论》更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也认定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二）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老子》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周易大传》还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这种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来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所谓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宇宙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重要命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讲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乃是宇宙事物的根本规律。《孙子兵法》也包含有丰富的对待观点。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佚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即是说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国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首倡“矛盾”之说。相对而言，韩非更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矛和盾对立的双方“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但他也认为相互斗争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第3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1］ 焦俊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多角度透视［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1):71-74.

［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

［3］ 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第4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文化、意识与行为的关系是心理学文化意识演变中的核心问题。通过对三者关系的不断反思与追问，得出:语言以及由诸符号所构成的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文化形式是探究人类行为机制的新视角。

一、心理学文化意识的演变

对人类行为机制的探索一直是人们锲而不舍的一个主题。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意识的，所以要探究人的行为机制，必先探究人的意识。这样，“意识”就成为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它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抽象不可捉摸。囿于此，研究者们所进行的研究一直以来未有多大进展。心理学过去百余年间的各学派，像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学派，从内在的认知、经验、人格以及外在的环境因素人手来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但或受限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或受限于应用领域，未能有效而全面地解释人类行为之谜。

随着西方心理学“价值中立”的破产和跨文化心理学寻找普适性理论的失败，人们开始重视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塑造与制约作用。这一转变，使人们把研究人类行为作用机制的目光聚焦到了文化上，出现了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美国心理学家皮特森明确指出:“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的维度。它的意义就像三维空间之后发现的作为时间的第四个维度。”同时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又被认为是平行于认知革命的一场“文化革命”。这样，文化问题就从传统心理学的边缘地带进人了心理学的中心视域。从跨文化心理学到文化心理学，再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心理学的文化意识在不断演变。在这种不断演变中，人们不断反思与追问心理、意识、文化三者的关系，追问文化与人类行为作用机制的内在关联及这种关联背后的根源性的东西。

文化，在本文中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物质文化，诸如器物、房屋、工具、武器等，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方面;精神文化，它包括种种知识，包括道德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包括社会组织的方式，及最后—并非最次要的一一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组织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另一方面，物质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历程中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以上所界定的文化的内容或者说灵魂一般都融汇于诸如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之中。

二、文化心理学:视心理为文化的投射

(一)理论观点及相关研究

早期的心理学把文化作为寻找普遍意义的心理规律要排除的“干扰因素”，主张“去文化”。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们认为:(l)人的任何内在、深层的心理结构及其变化都不可能独立于文化的背景和内容。心理和文化彼此贯穿、相互映射、相互渗透。(2)“人类内在心灵的统一体”不可能被预先设定，人的心理活动过程植根并依赖于符号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之中。叹3)文化对心理过程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和“决定胜的”因素。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们认为文化从下述三方面决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第一，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个体总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学习，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第二，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成分或文化分支系统，常常决定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尽管这种决定很少能被意识所觉知。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相应的行为和文化模式。第三，文化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思想，而且构造了人的感知。 社会文化模型、语言等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作用，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人们行为上的差异，这在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一书中已充分论述，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切实地能感受到。但是，是社会文化模型、语言等这些文化形式本身具有这样的特质与作用呢?还是它们本身代表着什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近年来，研究者们还从文化影响人的内在假设方面展开研究，认为这是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影响的较深层次，也是文化影响的最终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过程、知觉、情感以及行为方式。虽然有这样一种提法，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具体展开。人的内在假设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它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它能否清晰解读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根源所在呢?

(二)评价与反思

文化心理学把“文化”引人了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解释，认为先于个体而存在的社会文化模型、语言、文化模式等，单方面决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但我们联系着人的实践性本质来看，“语言等所具有的实践功能，即影响和改变人们行为的作用，并不是它本身具有的，并不是作为它的物质形式的某种声音或图形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将自己的实践力量赋予它的结果。或者说，不过是因为它以特定的方式外在地表达了人的实践力量，从而才使他具有了形式上的某种功能”再结合着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人所具有的实践力量无非是指人的意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所以实践力量实质是指人的意识的存在与作用，并且这意识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共同存在的，它们同时也与人的心理相互构建、相互界定。文化心理学的观点，对于语言等文化形式、意识、实践活动及人的心理这几个存在的关系方面，缺乏互动性的思考，只强调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形成过程的一个方面，难以揭示人类意识与行为的本质。

纵观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及与文化有关的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多是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文化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途径等方面大做文章。至于文化为什么能决定或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根本原因方面，却没有较深的思考。我们知道，途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却不是也代替不了对问题根源的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可以有很多，但问题的根源却只有一个。虽然近年来人们考虑到了文化对人内在假设方面的影响，并且认为它是文化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较深层次。但文化为什么能影响到人的内在假设呢?由于文化心理学单纯视心理为文化的投射，以上问题它没法给出一个答案。

第5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英文名称：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主管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主办单位：广州外语外贸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3-6105

国内刊号：44-1165/H

邮发代号：46-7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8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联系方式

第6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是全新的研究领域，此方面系统阐述的专著并不多见。Randal Holme的《认知语言学与语言教学》倡导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与语言教学理念的相得益彰，并详实地介绍和展示了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二语课堂教学，促进了认知语言教学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语言学的一些领域里领导着当今的研究新潮流。同时认知语言学也不断拓展，表现出的趋势是与其他学科结合，产生出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就是全新的研究领域。此方面系统阐述的专著并不多见，Randal Holme的这本《认知语言学与语言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出版，列入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是一个大胆且有益的尝试。

二、本书内容介绍

此书共分为九章四个部分。第一章序论明确了全书的主旨是倡导并在课堂中实施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全新教学理念，此理念可以跨越生成语言学引领的理论指导型教学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引领的实用理论型教学法之间的鸿沟。第二到第四章为第一部分主要阐释认知语言学关于人类认知的体验性的基本观点。语言学习作为一种认知过程，也是基于体验的。体验性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学实践的契合点，这也有力地说明前者在后者中的应用是可行的。其中第二章关于语言的意义的难题。作者认为对于二语学习而言，关键不是拿二语所提供的新的语言形式去套学习者用母语能够熟练表达的旧的意义，而是去掌握二语中的新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本章最大亮点是作者从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出发，为二语课堂里的词汇教学设计了生动有趣的活动。第三章围绕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ization）、体验性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意义的起源（origins of meaning）进一步论述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认知的理念，并探讨这些理念对二语教学的启示。第四章的主要观点是语言交流总是伴随着肢体动作或手势，因此，如果能有意识地调动学生运用肢体动作或手势，应该有助于语言的习得。

第五、六章构成第二部分，论述认知观及认知视角和认知方式对语言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影响和作用。其中第五章重在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差异对于二语学习的影响。从认知观出发，作者提出了语言学习的新理念，即“语言学习应该完成于同目标语的文化实践长期的和系统的接触中”并认为语言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在单一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学习者，而是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能自如地交流和沟通的学习者。第六章的重点是从那些不同的认知视角和认知方式出发，探讨语言教师如何能对其善加利用来有效地讲解目标语的形式和意义，并通过有针对性的课堂活动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第七、八章构成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基于认知理论的具体教学方式，涉及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等。第七章关于百科意义的教学，作者提出进行词汇教学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构筑相关的框架或知识域，也可以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构建词语的上下义关系。第八章作者设计了一些示范练习，说明教师可以通过帮助学生识别构式、在实践中总结构式的结构、在语境中尝试构式的具体形式等方法来促成学生的二语学得。

第九章构成第四部分也是全书的结论，提出了开发认知语言学大纲（cognitive linguistics syllabus）的构想，这让认知语言教学在课堂的真正实行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全书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层层推进，为二语教学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路，提出一套在课堂中切实可行的认知教学方案。

三、本书的亮点

（一）理论联系实际

认知语言学传承古代哲学大师们的思想，又经过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涵盖的内容已相当广泛。此书择要性地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比如体验观、范畴观、认知识解等，这些都堪称认知理论的基石，同时与语言教学又紧密相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仅仅倡导基于这些认知观的二语教学理念，更致力于指导认知语言教学观的课堂操作，比如作者设计了诸多生动有趣的相关课堂活动和练习来实行此教学理念。这些课堂活动涉及词汇教学、语法教学、文化教学等，有一定的操作性，这使得认知语言教学观不仅仅停留在空泛层面，同时也让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能运用并掌握之。可见，此文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际操作性。

（二）论述流畅，图文并茂

无论是理论介绍或是课堂活动的阐述，此书的语言平实流畅，衔接自然。除了文字说明外，此书还配有图表、图示，尤其是生动形象的图示和其相关文字的完美结合清晰地传达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便于读者理解和操作，增强了阅读效果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享受。

（三）观点原创，尝试有益

此书不仅是理论层面对认知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结合系统阐述的尝试，同时在实践层面也对二语课堂的教学活动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全书贯穿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原创性的思路，虽然一些活动的可操作性和实际的效果还有待于教学实践来检验，但这种尝试必定是有益且值得鼓励的，也是值得读者思考和学习的。

认知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结合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趋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可以加深和拓宽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层面，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二语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变革和发展，产生新的认知语言教学观。Holme这本书的贡献也正是促进了认知语言教学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7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国内研究 综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一虹.社会语言学通览・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杨永林.社会语言学40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6).

[5]赵蓉晖.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社会观[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3).

[6]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J].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7]赵蓉晖.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A].外语研究,2003(1).

[8]杨永林,司建国.社会语言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现代外语.2003(10).

[9]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10]李占芳.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1]陈原.《社会语言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12]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1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导读[A]・北京: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琼,女,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讲师,从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第8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词串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7－0048－02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词串已成为语言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词串是能够实现语法、语篇和语用功能的意义和形式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可以整存整取，对语言的习得和输出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从词汇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角度对词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的研究大多致力于揭示口笔语词串的差异以及不同学科领域中词串的差异。国内的词串研究起步较晚，大多研究旨在揭示二语学习者在词串知识上的欠缺以及词串与口语或书面表达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研究以本族语者语料为参照点，对比分析我国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词串使用方面的差异。

国内研究发现，我国英语学习者存在词串知识欠缺、词串使用过度、使用不足以及使用不当等问题。而学术论文是最具权威的学术体裁，是挖掘学科知识的重要源头，了解国际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的词串使用水平并以它为学习者的标杆，可以让学习者更好地意识到自己与国际学者之间的差距。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探讨应用语言学领域学术论文中词串使用的特征，以期为我国应用语言学领域学术写作提供建议和指导。

一 理论基础

1．词串的识别

词串的识别首先涉及词串的长度。Biber et al将词串定义为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词构成的词的序列的组合。在先前的研究中，词串的长度从三词到六词不等。先前的研究证明词串的长度与数量成反比，即词串的长度越长，这种类型的数量越少。五词和六词词串数量较少，而有的三词词串包含在四词词串中。因此，本研究只关注四词词串。第二是截取频率，Biber et al在他们基于朗文口语和书面英语语料库的研究中设置一个较低的截取频率为每百万词出现十次。在后续研中又设为20～40次。第三是词串必须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中的数量，通常至少在3～5个文本，或10%的文本中，这有助于避免写作者的个人偏好。综合以上三点，笔者将本研究中的词串操作定义限定为每百万词出现40次且在5个不同文本中出现的四词序列的组合。

2．词串的分类

本研究依赖于两种分类法，即Biber et al提出的结构分类和Hyland的功能分类，因为这两种分类法更为具体并且适用于书面语体。

Biber et al基于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根据词串的结构特点将其分成“NP－based”、“PP－based”、“VP－based”和“Others”四大类。这四种类别又可以进一步分成12类：（1）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2）名词短语＋其他后修饰语片段；（3）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4）其他介词短语片段；（5）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6）被动动词＋介词短语片段；（7）系动词be＋名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8）（动词短语＋）that从句片段：（9）（动词，形容词＋）to从句片段；（10）副词从句片段；（11）代词、名词短语＋be（....）片段；（12）其他形式。

Hyland在Biber的研究基础上，专门针对学术写作中的词串功能进一步作了分析，将词串划分为三大类型：研究型、文本型、参与型。研究型词串旨在帮助作者描述活动的过程和经历，包括：（1）定位；（2）过程；（3）量化；（4）描述；（5）话题。文本型词串用来建立上下文关系，包括：（1）过渡；（2）结果；（3）文本结构；（4）构架。参与型词串旨在描述与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包括：（1）立场；（2）融入。

二 研究方法

1．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应用语言学领域学术论文中有哪些四词词串？（2）这些四词词串的结构和功能各有什么特征？

2．语料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严格遵循了科学采样的原则。本研究采样的语料来自随机抽选的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五种国际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时间跨度为2011～2013年，从每种期刊中各每年各随机抽取10篇，共计150篇。语料总量为1008134个形符。所选文章的作者必须从姓名判断是英语本族语者。所有语料均剔除题目、摘要、关键词、标题、参考文献、附录、图表，只保留其正文部分。

3．研究工具及过程

工具及过程：（1）按照既定方案收集并整理语料；（2）将整理好的语料输入到wordsmith 5.0语料库分析软件中，提取出符合本研究词串操作定义的四词词串；（3）对提取出来的四词词串根据Biber et al提出的结构分类和Hyland的功能分类进行分类；（4）统计各类四字词串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数量。

三 结论与启示

针对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笔者共提取到符合本研究的四词词串118个。由于篇幅所限，现只列出频率最高的前10个四词词串：in the case of、as well as the、on the other hand、in the context of、on the basis of、at the same time、in the use of、in terms of the、in the form of、a wide range of。

针对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问题，笔者按照Biber et al提出的结构分类和Hyland的功能分类法对提取出来的118个四词词串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表明，应用语言学领域学术论文中的四词词串具有以下特点：（1）结构上，动词类词串数量最多，介词类次之，名词类较少，分别占词串总量的42.4%、29.7%、23.8%，其中带介词of的词串较多，这与Hyland的研究结果一致，学术论文中大量使用包含of词串来确定数量、地点、突出特征、判断事实等；（2）功能上，则更倾向于使用语篇型词串，研究型次之，参与型最少，分别占词串总量的50%、36.4%、13.6%，其中表达研究结果和文本结构的词串较多。语篇型词串的大量使用表明了写作者的语言使用能力较高，因为这些词串关注的是语篇及其信息或论证的组织。

这些研究结果对应用语言学领域学术论文的写作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引导学习者关注国际专家在本学科领域写作时常用的词串，意识到自己与专家学者在写作方面存在的差距，并通过背诵、记忆、模仿和使用专家们使用的高频词串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平文.语块理论及其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2007（6）

［2］廉洁.词汇短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作用［J］.外语界，2001（4）：29～34

［3］庞萍.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四词词块的使用研究――基于WECCL和LOCNES语料库的对比研究（英文）［J］.中国英语教学（英文版），2009（3）

［4］濮建忠.英语词汇教学中的类联接、搭配及词块［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

第9篇：认知语言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生态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一、引言

作为语言系统中的新兴成员，而且是当下最能体现时代特征以及当代人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的语言形式，网络流行语成为了当今语言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流行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探究语言内部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掌握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语言变迁规律和语言发展动态，进一步丰富语言本体的研究；第二，追踪时代前沿，掌握最新的语言文化动态，为网络语言学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也有利于语言学相关理论的补充、拓展和完善。

在我国，语言学界主要从语义、句法、功能、认知、心理、社会、文化等角度，就网络流行语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然而，关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归纳整理了最近几年语言学界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缺口和问题，以期对完善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二、从语言学视角解读网络流行语

在文献方面，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资料为文献来源，以“篇名”为检索项，以“网络流行语”为检索词，选择全部文献，不限年限，共检索到1334条。从时间和数量特征来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1年，前期研究成果比较少，在2008年以前，每年发表的论文数不超过10篇，在2008～2010年期间，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几乎每年都成倍增长，之后速度放缓但仍处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顶峰，有233篇，2016年降到188篇。

这些科研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截止到2016年，知网上收录的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流行语的资料有1228条，由此可见，语言学是网络话语分析领域的主力军。赵乐平（2015）指出：“语言学的探索已经深入到网络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语义、语用、语境、语体等多个层面。”面对1994～2010年间中文CSSCI来源期刊中关于网络语言的大量研究成果，陈敏哲、白解红（2012）指出：“在近二十年来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逐步将研究的范围从网络语言本体（包括网络语言的性质、词汇、句法、修辞特征等）、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以及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问题，逐步拓展到网络语言与语文教学、网络语言与当代社会文化、网络语言与网民的心理特征、网络词语及其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等领域，学者们对网络语言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

近几年，尤其是最近两年，从语言学视角分析网络流行语的文献来看，以生态和认知语言学视角居多，这也体现了语言学界对网络流行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但也不乏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语言本体等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分析的科研文献。

三、从生态语言学视角解读网络流行语

生态语言学视角，是将网络流行语看作语言生态系统的新成员，或探究其在语言环境中是如何促生和变化的，或探究其是如何反过来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环境的：邹春燕（2015）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汉语网络流行语研究》中，利用生态性的全息论和生态位理论对网络流行语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动态变化作了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研究，并首次构建了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词汇研究模式，既观察了语言在环境中的变化规律，又重视了语言和环境的关系；或运用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探究网络流行语：石杰（2016）在《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看网络流行语》一文中从网络流行语的来源、特征、带来的多样文化及其发展情况等方面出发，论证网络流行语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进一步证实了其符合语言发展的生态原则，应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积极促进其成为汉语体系的一部分；或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的趋势以及应持有的态度：毕会英（2013）在《从生态语言学视角谈网络流行语》中指出，网络流行语作为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音和结构上的变异，而网络流行语幽默、诙谐的生动表达往往通过此变异实现其效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语言规律，反而增强了网络流行语的幽默效果，因此人们应该乐观、宽容地对待网络流行语。从保护弱势语言的角度出发，人们应该公正地对待新兴语言，容许新兴语言在语言生态环境中存在，进而保持语言生态的多样性。

也有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直面探究网络流行语的语言污染和治理问题的学者，如杨勇、张泉（2015）在《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网络流行语的语言污染和治理探究》中指出：“网络流行语对现代汉语已经构成大面积污染，需要多方合作，加强网络跟踪、评估和监管，才能提升网络语言的规范度，捍卫母语的纯洁性，保障现代汉语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四、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解读网络流行语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有学者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认知C制、概念隐喻、转喻以及概念整合等相关理论，探究当今网络流行语的意义建构，如王婷（2016）在《流行语的认知机制分析》一文中，以《咬文嚼字》2012～2015年的“十大流行语”为研究语料，按照汉语构词法对其进行分类，并探究各类流行语意义建构的机制。王婷的研究结果为：旧形新义流行语的意义建构机制为重新分析，如“任性”一词本义是由着自己的性子、不加约束，而现在的意思则是敢作敢为、天真率性，这种从贬义到褒义的词义色彩的变化中涉及重新分析；缩合式流行语的意义建构机制为概念转喻，如“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缩略语，两者存在于同一认知域中，在具体的语境中，源域（前者）为目标域（后者）提供心理可及性，“网红”形式简洁，作为认知参照点，为“网络红人”这个整体提供心理可及性，用部分代整体，进而引导识解者获得整体意义。

有的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原则出发进行研究。王寅在《论语言符号象似性》一文中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定义为：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李燕芳（2016）在《象似性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认知探析》中，从影像、图示和隐喻三种象似性视角出发研究网络语言的象似性，认为象似性现象也有一定的认知理据，并从省力原则、情感交流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网络流行语形成的认知理据。

五、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解读网络流行语

有的学者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流行语，认为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同时期的语言不仅反映了其自身的语言特点，还从侧面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状况，并将网络流行语看作是特定网络群体使用的一种方言。如徐先梅、马东（2013）指出：“网络流行语是一种新兴的社会方言。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依据地域范围的分布界定的，它在这一地域内具有全民性的特征。社会方言是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人（如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阶级、阶层、原居住地等）在某些场合所使用的语言。网络流行语是网民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网络这个交际平台上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言语表达方式。”

关于网络流行语的规范性问题，网络流行语的研究资料中几乎都有涉及。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给语言带来了活力，如徐先梅、马冬（2013）在《网络流行语语言变异现象研究》一文中指出：“网络流行语作为语言变异的一个体现，在时代的发展中是一种新鲜血液，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语言的发展，受到广大网民的喜爱。”语言学家陈原指出：“语言因为有了变异，才能够把不适用（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成分淘汰掉，才能够使自己丰富起来，换句话说，语言的变异使语言本身经常有活力，不至于僵化。”在2015年1月召开的第十届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2015）指出：“新媒体时代曾有一种观念很盛行，就是‘语言纯洁论’。”李宇明认为，“纯洁论”是五十年前甚至更早时代的看法，语言是不可能纯洁的，语言一旦纯洁，那么这个语言就死亡了，语言一定是在每个人心上想的、键盘上跳动的，绝对纯洁的语言并不存在。有的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这种语言形式是对现代汉语规范性的挑战，一些不问出处和真正内涵只为追求娱乐的流行语所折射出的大众文化趋势和社会心理，正在冲击着网络流行语文化的积极意义。网络流行语简单地“复制”和“粘贴”，正在让汉语变得干瘪、乏味，这种思考不无道理。

在语言学界，网络流行语是语言系统的新成员、新的语言形式，充满朝气和活力，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本文以知网上检索到的文献为资料源，归纳整理了有关从语言学视角解读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可以看到，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且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深化。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对网络流行语的定义不统一、对网络流行语的规范性治理看法不一以及研究Z料单一等。希望本文可以为国内学者今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为2016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传播语言学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研究”[项目编号：2016XJJS2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毕会英.从生态语言学视角谈网络流行语[J].学术交流，2013，

（12）.

[2]王婷.流行语的认知机制分析――以《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

为例[J].宿州学院学报，2016，（9）.

[3]石杰.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看网络流行语[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2016，（2）.

[4]赵乐平.从语言学视角看国内外网络语言研究概况[J].新媒体研

究，2015，（1）.

[5]杨勇，张泉.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网络流行语的语言污染及治理探

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