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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按某种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企业的产权交易行为。而收购是指一个企业以某种条件取得另一个企业的大部分产权,从而居于控制地位的交易行为。在这里,所谓“以某种条件”通常表现为现金、证券或二者的结合。人们习惯将兼并与收购一起使用,简称并购。有效的并购活动对于克服企业资产存量效率低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并购活动中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所属行业及所生产产品的上下游关系,可以将企业并购活动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类。伴随着新并购类型的出现和新并购浪潮的发生,经济学对于并购动因的解释也不断发展和完善。古典经济学从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角度解释企业并购的动机,这种解释主要适用于横向并购,其对纵向并购的解释,则不能让人满意。现代企业理论从降低交易费用和成本的角度解释并购的动机,但对混合并购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企业并购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史上经久不衰,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更是愈演愈烈,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前所未有。事实上,企业并购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现象。在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企业越来越重视利用并购这一手段拓展经营,实现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企业外部增长的目的。因此,深人研究企业并购问题,在当前对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以实现国有企业资产的优化配置,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对企业并购的动因及我国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浅析。并购是企业的一种直接投资行为,其根本动因在于利润最大化,这一根本动因是隐藏在作为根本动因表现形式的形形的直接动因之下的。引发企业并购行为的动因是多元的,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每个企业都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决定了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并购动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竞争的压力。并购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并购(主要是横向并购)可以直接将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这一角度看,并购可谓是市场竞争的最高形式。因此,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根本动因相联系,提高竞争力的要求也是重要的并购动因。而且不同的并购活动背后的动因常常无法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并购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平衡过程,既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因素,并购活动是在企业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在实际进行并购的决策时,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证,这样才能对并购的绩效作出正确的评价。企业并购的一般动机为:(1)获取战略机会。并购者的动因之一是要购买未来的发展机会。当一个企业决定扩大其在某一特定行业的经营时,一个重要战略是并购那个行业中的现有企业,而不是依靠自身内部发展。原因在于:第一,直接获得正在经营的发展研究部。门,获得时间优势,避免了工厂建设延误的时间;第二,减少一个竞争者,并直接获得其在行业中的位置。企业并购的另一战略动因是市场力的运用。两个企业采用统一价格政策,可以使他们得到的收益高于竞争时的收益。因为:大量信息资源可能用于披露战略机会,财会信息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如会计收益数据可能用于评价行业内各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被用于评价行业盈利能力的变化等,这对企业并购十分有意义。(2)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可以增强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并通过规模经济、市场占有率和市场控制力的增强而降低经营风险。而通过混合购并可以实现多元化经营,这样,当某一行业不景气时,可以由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来支撑,从而使企业可以增强抵御不可预见的突发性环境变化的能力,使企业能较稳定地发展。(3)获得经验共享和互补效应。并购可以取得经验曲线效应。在很多行业,尤其是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中,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验积累增多时,单位成本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经验的积累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人劳动熟练程度,使经验—成本曲线效果显著,从而具有成本竞争优势。企业通过购并,不但获得了原有企业的资产还可以分享原有企业的经验,形成有利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通过并购还可以在技术、市场、产品、管理,甚至在企业文化方面取长补短,实现互补效应。(4)获得规模效益。企业并购可以获得企业所需要的资产,实行一体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企业的规模经济是由生产规模经济和管理规模经济两个层次组成的。生产规模经济主要包括:企业通过并购对生产资本进行补充和调整,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在各子公司实行专业化生产。管理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由于管理费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摊,使单位产品的管理费用大大减少。同样,这种规模经济也可大大降低企业的营销费用,使企业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致力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5)实现借壳上市。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的审批较严格,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比较短缺。某些并购并不是为获得目标企业本身,而是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的上市资格。通过买壳上市,企业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直接筹集其所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及其品牌的市场知名度,等等。这些恰恰是目前许多企业把目光瞄准上市公司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6)降低进入新行业、新市场的障碍。当企业寻求不断发展和面临所处行业市场萎缩时,都可能将投资转向其他行业或市场。其动机一是可以通过投资新建方式扩大生产能力,二是可以通过并购的形式来实现。采用投资新建的方式时,往往会受到原有企业的激烈反应,还可能面临原有企业拥有的专门技术、积累的经验、取得原料的有利途径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等不利因素。而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新行业和新市场,其进入障碍就可以大大降低。因为企业的并购并没有给行业和市场增添新的市场能力,短期内行业和市场内部的竞争结构不变,所以引起价格战或报复的可能性减少。同时,购并方企业可以获得现成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产品销售渠道,可沿用目标企业的厂房、设备、人员和技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生产经营走上正轨,获得盈利。企业并购的财务动机为:(1)避税因素。由于股息收入、利息收入、营业收益与资本收益间的税率差别较大,在并购中采取恰当的财务处理方法可以达到合理避税的效果。在税法中规定了亏损递延的条款,拥有较大盈利的企业往往考虑把那些拥有相当数量累积亏损的企业作为并购对象,纳税收益作为企业现金流入的增加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企业现金流量的盈余使用方式有:增发股利、证券投资、回购股票、收购其他企业。如果发放红利,股东将为此支付较企业证券市场并购所支付的证券交易税更高的所得税,回购股票易提高股票行市,加大成本,而用多余资金收购企业对企业和股东都将产生一定的纳税收益。在换股收购中,收购公司既未收到现金也未收到资本收益,因而这一过程是免税的。企业通过资产流动和转移使资产所有者实现追加投资和资产多样化目的。并购方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换取目标企业的股票,这些债券在一段时间后再转换成股票。这样发行债券的利息可先从收入中扣除,再以扣除后的盈余计算所得税。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保留这些债券的资本收益直至其转换为股票为止,资本收益的延期偿付可使企业少付资本收益税。(2)筹资因素。并购一家掌握有大量资金盈余但股票市价偏低的企业,可以同时获得其资金以弥补自身资金不足。筹资是迅速成长企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设法与一个资金充足的企业联合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由于资产的重置成本通常高于其市价,在并购中企业热衷于并购其他企业而不是重置资产。有效市场条件下,反映企业经济价值的是以企业盈利能力为基础的市场价值而非账面价值。被兼并方企业资产的卖出价值往往出价较低,但兼并后企业管理效率可以提高职能部门改组可以降低有关费用,这些都是并购筹资的有利条件。当前许多国有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急需大量发展资金投入,因此应采取产权流动形式使企业资产在不同方式下重新组合,盘活存量以减少投入,迅速形成新的生产力。(3)投机因素。企业并购的证券交易、会计处理、税收处理等所产生的非生产性收益,可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同时也助长了投机行为。在我国出现的外资并购中,投机现象日渐增多,他们以大量举债方式通过股市收购目标企业股权,再将部分资产出售,然后对目标公司进行整顿再以高价卖出,充分利用被低估的资产获取并购收益。(4)企业增值因素。通常被并购企业股票的市盈率偏低,低于并购方,这样并购完成后市盈率就可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通过股价上升使每股收益得到改善,从而提高股东财富价值,因此,在实施企业并购后,企业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得到扩大,控制成本价格、生产技术和资金来源及顾客购买行为的能力得以增强,能够在市场发生突变的情况下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安全程度和企业的盈利总额。同时企业资信等级上升,筹资成本下降,反映在证券市场上则使并购双方股价上扬,企业价值增加,并产生财务预期效应。(5)财务预期效应因素。由于并购时股票市场对企业股票评价发生改变而影响股价,成为股票投机的基础,而股票投机又促使并购发生。股价在短时期内一般不会有很大变动,只有在企业的市盈率或盈利增长率有很大提高时,价格收益比才会有所提高,但是一旦出现企业并购,市场对公司评价提高就会引发双方股价上涨。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具有较低价格收益比但是有较高每股收益的企业,提高企业每股收益,让股价保持上升的势头。在美国的并购热潮中,预期效应的作用使企业并购往往伴随着投机和剧烈的股价波动。
二、企业并购的财务分析
1、一般意义上的财务分析从财务决策的角度出发,无论是财务并购还是战略并购,只有当企业能增加企业的价值,即并购效益要大于并购成本时才可行。企业并购的经济收益(R)指并购后新企业的价值大于并购前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价值之和的差额。假定A公司并购B公司,并购后A公司的价值为VAB,则企业并购的经济效益为:R=VAB-(VAVB)只有当R>0时,经济上才是可行的。企业并购成本(C)指并购企业因并购发生的全部支出。并购企业的全部支出包括:并购过程中所支付的各项费用,如咨询费、谈判费和履行各种法律程序的费用等,记为C1;并购目标企业的应付价款,记为C2;并购后的整合成本,记为C3。设因企业并购,并购企业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为C,则并购成本可表示为C=C1C2C3。对于并购企业来说,只有并购收益大于并购成本才可行。对于目标公司来说,如果C2<VB,于己不利,不会同意被并购。企业并购的净收益(NR)指企业并购的经济收益减去并购成本后的净额。企业并购的经济收益是并购活动中产生的全部经济收益,这个收益要在主并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进行分配。对于并购公司来说,来自并购活动的净收益为:NRA=R-C对于目标公司来说,净收益为:NRB=C2-VB只有在分配后双方的净收益为正时,并购才可能成交。2、会计角度上的并购财务分析(一)现金收购的财务分析假定企业甲拟收购企业乙。设V甲为甲企业的市场价,V乙为乙企业的市场价值,V甲乙为并购后联合企业的市场价值。成功的并购前提条件是:这也就是说,并购后联合企业的现金流量现值应大于并购前两个企业现金流量现值之和,并购才应进行。就甲企业而言,并购后带来的收益应该高于并购所支付的成本,否则,并购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现金收购是一种由收购者以支付现金取得目标企业所有权的收购行为。收购是否经济合理的判定条件为:式中:为企业甲为收购企业乙所支付的成本,由于收购行为常会引起企业乙股票价格上升,所以主要包括企业乙的原市场价值和溢价部分。如果企业乙被收购后,不组成新的联合企业,而是在企业甲的控制下独立经营,那么收购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是:式中:为企业乙在企业甲控制下的市场价值;为企业乙在被收购前的市场价值;为企业乙因被收购而引起的溢价;为因收购而引起的企业乙的溢价率。显然,对企业甲而言,也存在收购后的市场价值大于其收购前的市场价值。企业甲收购企业乙的最低和最高的价格标准应是:(1)最低收购价———指在既定的投资报酬率的条件下,目标企业(企业乙)可包含溢价的市场价值,即:式中:为目标企业第t年的现金净流量;为目标企业的预测期限;i为既定的投资报酬率;g为目标企业预测期限后每年现金净流量的固定增长率;L为目标企业目前的负债。在预测期后,假定目标企业每年现金净流量的增长率固定为g,上式才成立。(2)最高收购价———指目标企业(企业乙),在收购企业(企业甲)的控制下,产生协同效应后所能形成的新的市场价值,即:式中:表示目标企业在收购企业控制下第t年的现金净流量。成功的收购应有。(二)股票收购的财务分析企业并购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长期财富。因此采用股票收购方式进行企业并购时,必须兼顾并购双方股东的利益。其衡量的标准是:企业股票的市价是否超过其并购前的水平。因此,在确定调换比率时,并购双方通常关注的是并购对每股收益(EPS)的影响。股东都希望并购使其每股收益得到增加,而不希望被稀释。并购价格AP对EPS的影响如下图所示。显然,并购后的每股收益随并购价格AP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当时,(并购前每股收益);当时;当时,。那末,临界并购价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设:为并购后的收益总额;为并购企业并购前所发股票数;为并购企业的股票市价;为协商的并购价格;为被并购企业(目标企业)并购前所发股票数;为并购企业为实行并购而必须增发的股票数。则并购后每股收益为:其中:并购价格.,X为股票交换率,X*为并购企业为并购目标企业所需增发的股票数。假定:(并购企业并购前的收益)(目标企业并购前的收益)所以,当股票交换率时,则有,此时并购价格即为临界并购价格,即此时的股票交换率也就是临界股票交换率。三、结束语与国外上百年的企业并购历程相比,我国当前企业并购活动仍然十分幼稚,在规模上、方式上、动因及成效方面均有很大的差距。特别的是,有相当数量涉及有关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例均带有明显的投机因素。这些并购事件对广大投资者、投资机构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也有损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并购的一般理论认识和并购财务分析的阐述,基本上为我们在评论并购的财务分析上提供了一个框架。
参考文献:
1:艾青向正军,企业并购的动因与理论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第2期双月刊总第143期
2:浅析企业并购的动机,《发展论坛》2003年第6期
3:刘磊,关于我国企业并购动因的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总第74期
投资者如何利用财务分析师提供的盈余预测来提高回报,一直是资本市场上热烈讨论的话题。随之而来,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活动本身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财务分析师的远期(>1年)预测信息的有效性进行广泛研究。Collins、Kothari、Shanken和Slone(1994)以及Liu和Thomas(2000)的研究发现,加入未来年份的盈余指标后的模型解释能力大大提高。Copeland、Dolgoff和Moel(2004)又研究发现,下一年盈余预期的改变和对未来第3-5年的长期盈余预期增长率的改变都与市场调整后回报有显著的关系。这些证据表明,财务分析师的有关未来远期盈余预期,具有信息含量。
我国的财务分析师行业起步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胡奕明等,2003),但已有资料显示我国的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具有一定的价值。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a)实证表明,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年度)盈利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年度)盈利预测准确;徐跃(2007)发现利用财务分析师的季度盈利预测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比利用年度盈利的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更加准确。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b)利用财务分析师的公开的盈余预测进行套头交易策略研究,及王征、张峥和刘力(2006)对六大券商财务分析师的投资评级进行组合研究,都证明了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经济价值,而且在统计上显著。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学者仍主要囿于对财务分析师的短期盈余预测的研究。而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中,我国财务分析师的远期(≥1年)是否具有有效性,首先要解决如下问题:财务分析师远期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如何?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财务分析师的远期预测精确度?
二、研究设计
(一)盈余预测精确度的计量
我们采用PRECISION表示预测精确度,PRECISION=︱FEPS-AEPS︱/|AEPS|,其中FEPS表示财务分析师预测的每股收益,AEPS表示实际的每股收益。分子、分母都取绝对值,是因为无论是正的预测偏差,还是负的预测偏差都是不精确的预测。
(二)影响预测精确度的因素
理论上说,影响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性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预测主体方面,如财务分析师自身素质和预测能力,如对宏观政策信息、行业背景信息及公司的基本面信息解析能力和利用能力,对各方面未来趋势的把握能力等;二是被预测客体方面,如上市公司的规模、发展速度、盈余质量、信息披露质量和被关注程度等(姜国华2004)。总体说来,鉴于对财务分析师预测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大部分研究仍集中在对公司因素的研究。
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我们作出相关假设:
1.公司规模(Scale)。Brown等(1987)及Kross等(1990)研究表明,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受公司规模变量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主业不突出的特点,公司越大往往所从事的行业也越多,多元化跨地区经营,各年行业变化也很大,必然增加盈余预测的难度。因此,提出假设1:公司规模与盈余的预测精确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2.公司扩张(Growth)速度。从盈余的变异来看,公司的高成长性,通常会伴随大的盈余波动,因此分析师难以预测其盈余。由此可以得到假设2:公司扩张速度与盈余的预测精确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3.公司经营性盈余的可持续性(EarningPersistence)。净利润的不同来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一般认为经营性利润(即营业利润)的持续性要高于非经营性利润(包括投资收益、补贴收入和营业外收支等)。因此,如果公司的利润总额中更多是由非经营性利润构成的,则该公司的未来盈余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更不容易预测。所以可作假设3:经营性盈余的可持续性与盈余的预测精确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4.公司盈余波动(EarningVariance)。公司是一个持续经营的主体,历史盈余的波动蕴含着不稳定因素,影响盈余可预测程度。公司历史盈余波动性越大,意味着未来盈余越不确定,其盈余也越难以预测。这样可以得到假设4:盈余波动与盈余的预测精确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5.公司受关注程度。(1)对同一公司预测的机构家数越多,说明该公司受关注的程度越高,盈余预测中所包含的信息就越多;(2)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预测值越多,估计值也将越接近期望值,预测偏差将越小。这样,众多分析师对同一公司都比较关注,就容易得出比较一致的预测意见,而该预测可能比较接近企业的实际情况,这也反映了整个市场对公司未来盈余的预期。于是可以得到假设5:预测机构家数与盈余的预测精确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构建
结合以上的假设,我们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方程:
PRECISION=α0+α1Scale+α2Growth+α3EP+α4EV+α5Number+ε。其中:对于Scale变量,反映的是当前信息,我们选择公司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公司扩张速度(Growth),反映的是未来成长信息,我们采用股本增长百分比来衡量;经营性盈余的可持续性EP(EarningPersistence),反映的是未来经营利润的可持续性信息,我们采用利润构成比重来衡量,以非营业利润与利润总额比值的绝对值来计量利润构成情况;盈余的波动程度EV(EarningVariance),反映的是历史信息,我们利用过去3年每股盈余的标准差计量;Number变量表示公司当前受财务分析师的关注程度,是当前信息,我们用同一公司盈余预测的预测机构的数量计量。
(四)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我国财务分析师的远期盈余预测共识的准确性,Wind资讯中包含财务分析师对未来盈余的市场共识。但由于200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会对2007年年度会计盈余产生巨大影响,从而系统影响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所以,我们选取了2004年和2005年年报后一周内35家券商(机构)财务分析师对未来盈余的市场共识作为研究对象。在当前最新可比较范围内,财务分析师市场共识的远期预测有两类:一类是预测期为1年的预测,如2004年报后对2005年度EPS的预测,以及2005年报后对2006年度EPS的预测;另一类预测是预测期为2年的预测,如2004年报后对2006年度EPS的预测。
三、描述性分析
2004年报后和2005年报后财务分析师对上市公司未来EPS的远期预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财务分析师平均关注程度方面:(1)预测期为一年时,即2004年年报后预测机构对617家上市公司的2005年度EPS预测,平均关注程度为8.06;2005年年报后,预测机构对481家上市公司的2006年度EPS预测,平均关注程度为11.48。(2)预测期为2年时,即预测机构在2004年报后对716家上市公司的2006年度EPS预测,平均关注程度为9.71;另外统计,发现2005年报后预测机构对573家公司的2007年度EPS预测,平均关注程度为6.78。这些说明,上市公司的未来业绩开始受到了我国财务分析师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财务分析师预测偏好方面:(1)预测期为1年时,即在2004年报后对2005年度EPS的市场共识中,预测EPS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34元和0.30元,高于2005年度实际EPS的均值0.30元和中位数0.27元;在2005年报后对2006年度EPS的市场共识中,预测EPS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44元和0.37元,高于2005年度实际EPS的均值0.41元和中位数0.37元。(2)预测期为2年时,即在2004年报后对2006年度EPS的市场共识中,预测EPS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40元和0.33元,高于2006实际EPS的均值0.38元和中位数0.31元。上述数据说明分析师的预测,预测期不论是1年还是2年,都偏好乐观。
在财务分析师的EPS预测精确度方面:(1)在预测期为1年时,即2004年报后的对2005年度预测和2005年报后对2006年度预测精确度变量的均值分别为0.84与0.28;(2)在预测期为2年时,即2004年报后对2006年度的预测精确度变量的均值为1.26。这些资料,一方面说明我国财务分析师预测精度不高,且不稳定;另一方面说明预测期越长,精确度越低,与Kross(1990)及Dreman&Berry(1995)的结论类似。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在回归估计时剔除PRECISION>2的公司和PV>2的公司,结合回归结果来看,可将影响财务分析师远期盈余预测的因素分为两类:
1.无显著影响的因素。在对财务分析师的1年期预测模型的回归中,公司规模变量(Scale),扩张速度变量(Growth)和历史盈余波动性变量(EV)这三变量估计系数符号基本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公司股本扩张越大、或历史盈余波动都可能影响财务分析师的远期盈余预测的精确度,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而在对财务分析师的2年期预测模型的回归中,上述这三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都相反,而且都不显著。
2.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不论是1年期预测,还是2年期的预测,盈余可持续性(EP)变量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公司的利润总额中非营业利润的增加,降低了盈余的可预测性,即EP越大,预测的误差越大,预测精确度越低,与假设4一致。
不论是1年期预测,还是2年期的预测,预测机构家数(Number)变量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并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越多的财务分析师对同一上市公司关注,越能形成市场共识,越能降低盈余预测偏差,提高预测的精确度,与假设5一致。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使用2004年和2005年年报披露后一周内财务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未来远期盈余预测的市场共识为数据,对财务分析师的远期盈余预测的精确度及其在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有乐观预期的偏好,远期盈余预测的偏差较大,而且预测期越长偏差越大;上市公司规模、历史盈余变动在一定时期会较显著影响财务分析师的远期盈余预测的精确性。上市公司受财务分析师的关注程度和上市公司的未来利润的可持续性两大因素,则一直显著地影响财务分析师的远期预测精度:上市公司越是受到财务分析师的关注,财务分析师越是能达成较精确的市场共识;而上市公司的未来非营业利润比重越大,财务分析师远期盈余预测的偏差越大。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
1.对于国家来说,应进一步培养和发展我国的财务分析师行业,扩大财务分析师的数量,对上市公司盈余远期盈余预期,提高上市公司受关注程度,更好地融通资本市场信息。
2.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来说,要积极主动向市场(包括财务分析师)提供信息,特别是公司经营业绩可持续性方面的信息,以削弱市场的“信息噪音”,实现滤波效应,减少公司股价的波动。
财务困境(Financialdistress)又称“财务危机”(Financialcrisis),最严重的财务困境是“企业破产”(Bankruptcy)。企业因财务困境导致破产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所以财务困境又可称为“违约风险”(Defaultrisk)。事实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通常从财务正常渐渐发展到财务危机。实践中,大多数企业的财务困境都是由财务状况正常到逐步恶化,最终导致财务困境或破产的。因此,企业的财务困境不但具有先兆,而且是可预测的。正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纵观财务困境判定和预测模型的研究,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财务困境的定义;二是预测变量或判定指标的选择;三是计量方法的选择。
(一)财务困境的定义
关于财务困境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Carmiehael(1972)认为财务困境是企业履行义务时受阻,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及资金不足四种形式。Ross等人(1999;2000)则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定义企业的财务困境:第一,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力支付债权人的债务;第二,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第三,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第四,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账面净资产出现负数,资不抵债。从防范财务困境的角度看,“财务困境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即技术破产。
在Beaver(1966)的研究中,79家“财务困境公司”包括59家破产公司、16家拖欠优先股股利公司和3家拖欠债务的公司,由此可见,Beaver把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界定为财务困境。Altman(1968)定义的财务困境是“进入法定破产的企业”。Deakin(1972)则认为财务困境公司“仅包括已经经历破产、无力偿债或为债权人利益而已经进行清算的公司”。
(二)预测变量的选择
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因所用的信息类型不同分为财务指标信息类模型、现金流量信息类模型和市场收益率信息类模型。
1.财务指标信息类模型。Ahman(1968)等学者(Ahman,Haldeman和Narayanan,1980;Platt和Platt,1991)使用常规的财务指标,如负债比率、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速度等,作为预测模型的变量进行财务困境预测。
尽管财务指标广泛且有效地应用于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但如何选择财务指标及是否存在最佳的财务指标来预测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却一直存在分歧。Harmer(1983)指出被选财务指标的相对独立性能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Boritz(1991)区分出65个之多的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但是,自Z模型(1968)和ZETA模型(1977)发明后,还未出现更好的使用财务指标于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
2.现金流量信息类模型。现金流量类信息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基于一个理财学的基本原理:公司的价值应等于预期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如果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债务,而且又无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时,那么公司最终将破产。因此,过去和现在的现金流量应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价值和破产概率。
在Gentry,Newbold和Whitford(1985a;1985b)研究的基础上,Aziz、Emanuel和Lawson(1988)发展了现金流量信息预测财务困境模型。公司的价值来自经营的、政府的、债权人的、股东的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之和。他们根据配对的破产公司和非破产公司的数据,发现在破产前5年内两类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均值和现金支付的所得税均值有显著的差异。显然,这一结果是符合现实的。破产公司与非破产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会因投资质量和经营效率的差异而不同,二者以现金支付的所得税也会因税收会计的处理差异而不同。Aziz、Emanuel和Lawson(1989)比较了Z模型、ZETA模型、现金流量模型预测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准确率,发现现金流量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3.市场收益率信息类模型。Beaver(1968)是使用股票市场收益率信息进行财务困境预测研究的先驱。他发现在有效的资本市场里,股票收益率也如同财务指标一样可以预测破产,但时间略滞后。Altman和Brenner(1981)的研究表明,破产公司的股票在破产前至少1年内在资本市场上表现欠佳。Clark和Weinstein(1983)发现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前至少3年内存在负的市场收益率。然而,他们也发现破产公告仍然向市场释放了新的信息。破产公司股票在破产公告日前后的两个月时间区段内平均将经历26%的资本损失。
Aharony,Jones和Swary(1980)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收益率方差的破产预测模型。他们发现在正式的破产公告日之前的4年内,破产公司的股票的市场收益率方差与一般公司存在差异。在接近破产公告日时,破产公司的股票的市场收益率方差变大。
(三)计量方法的选择
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因选用变量多少不同分为单变量预测模型和多变量预测模型;多变量预测模型因使用计量方法不同分为线性判定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财务困境预测的研究方法又有新的进展。网络神经遗传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于构建和估计财务困境预测模型。
(四)我国对企业财务困境预测的研究
在国内的研究中,吴世农、黄世忠(1986)曾介绍企业的破产分析指标和预测模型;陈静(1999)以1998年的27家ST公司和27家非ST公司,使用了1995—1997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单变量分析和二类线性判定分析,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发现在负债比率、流动比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4个财务指标中,流动比率与负债比率的误判率最低;在多元线性判定分析中,发现由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运资本/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6个指标构建的模型,在ST发生的前3年能较好地预测ST。张玲(2000)以120家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其中60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估计二类线性判别模型,并使用另外60家公司进行模型检验,发现模型具有超前4年的预测结果。
二、本文的样本和研究方法
本文与以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有所不同。第一,样本新、时间长、容量大。本文研究的ST样本包括1998—2000年发生ST的公司,即A股市场上全部的ST公司,同时剔除了非正常的ST公司;此外,样本数据的收集时间延至公司发生ST前5年,样本时间跨度较长。选入研究的ST样本公司70家和相对应的非ST样本公司70家,样本容量达到了140家,可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估计和预测误差。第二,选择多种研究方法,建立单变量判定模型和三种多变量判定模型,并比较各种模型在财务困境预测中的效率。
(一)财务困境公司的样本选定
本文从我国A股市场上3年中出现的82家ST公司中界定出70家公司作为财务困境公司,进行财务困境预测研究。它们是:(1)连续两年亏损,包括因对财务报告调整导致连续两年亏损的“连亏”公司,共51家;(2)一年亏损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巨亏”公司,共16家;(3)因注册会计师意见而特别处理的,共3家。但排除了:(1)上市两年内就进入特别处理的公司,共8家。排除原因是财务数据过少和存在严重的包装上市嫌疑,因此与样本中的其他公司不具有同质性;(2)因巨额或有负债进行特别处理的公司,共2家。排除原因是或有负债属偶发事件,不是由企业正常经营造成的,与其他样本公司不具有同质性;(3)因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进行特别处理的,共2家,原因同(2)。
(二)研究程序和计量方法
本研究首先计算140家样本公司的盈利增长比率、股东权益收益率等21个财务指标,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长短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使用剖面分析对样本中的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在财务困境发生前5年期间历年的21个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显著的变量。其后,应用单变量分析,选择4个财务指标为例估计单变量判定模型。最后,筛选和确定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最为显著的6个指标为模型的判定指标,应用线性概率模型、Fisher二类线性判定模型、Logistic模型三种计量方法,建立和估计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并比较这三种模型的预测效果。
三、实证研究
(一)剖面分析
首先分组计算70家财务困境公司和70家非财务困境公司的21个财务指标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5年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量,比较这二组在21个财务指标各年的平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其次计算各年的Z统计检验量,结果如表1所示。剖面分析结果表明:(1)在ST发生的前1和2年,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17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2)Z值随着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显著增大,即二组的财务指标平均值的差异随ST发生时间的临近而扩大。由此可见,在所选的21个财务指标中,除利息保障倍数、存货周转率、Log(总资产)和Idg(净资产)外,其余17个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2年中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表121个财务指标Z统计量的计算结果*
(二)单变量判定分析
本文选择净资产报酬率、负债比例、营运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和资产周转率4个财务指标,应用单变量判定分析分别建立4个单变量预测模型,通过确定模型的最佳判定点,可以判定某一企业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至5年其是否会陷入财务困境。估计模型的结果如表2至表5所示。
表2净资产报酬率在财务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由表2至表5可见:(1)从各个单变量判定模型的判定效果来看,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定模型误差最小;营运资本/总资产的判定模型和负债比率的判定模型误差次之,资产周转率的判定模型误差最大。(2)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具有信息含量和时效性,其信息含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即指标值离财务困境发生的时间愈短,信息含量愈多,预测的准确性愈高,反之信息含量愈少,预测准确性愈低。(3)结合剖面分析,在两组均值的差异性检验中非常显著的财务指标,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的误判率却较高。例如,财务困境公司与非财务困境公司两组的负债比率在财务困境前1年的Z统计量为7.0696,差异性非常显著,但在单变量判定分析中误判比率却高达24.46%。以上结果表明,应用不同研究方法分析同一个指标所得结果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剖面分析的z检验中,误判率不仅与两组的均值有关,而且与两组的样本分布的状况有关。因此,应用不同判定分析方法构建的单指标判定模型,结论往往相互冲突。
表3负债比率在财务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表5资产周转率在财务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三)多元线性判定模型的变量选择分析
本研究首先应用LPM,采用逐步回归选择变量方法,对5年的样本数据依次进行回归,从21个变量中选择若干变量。选择的标准是:F值的概率值小于0.10时进入,大于0.11时剔除。
利用财务困境前1至5年的数据,分别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我们最终选取了Xl(盈利增长指数)、X3(资产报酬率)、X7(流动比率)、X11(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X12(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X19(资产周转率)等6个指标作为多元判定分析的变量。选取这些指标的原因是:(1)以财务困境前1年的逐步回归结果为主,参考其他年份的回归结果。由剖面分析可知,财务困境前1年的财务指标作为财务困境预测的信息含量最多,时效性最强;离财务困境发生的时间越远,指标的信息含量越少,时效性越差。所以,财务困境前1年逐步回归所得的变量全部入选。结合其他年份特别是财务困境前2年的结果,营运资本总资产比、速动比率、负债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是表现较好的变量。(2)兼顾全面综合的信息反映,适当避免同类信息的重复反映。首先,财务困境前1年逐步回归所得的变量盈利增长指数、资产报酬率、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率、资产周转率分别是反映企业成长能力、盈利能力、长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的指标,但没有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是财务困境前2年逐步回归所得的变量之一,而且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在0.05之上,故也把该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之一。其次,速动比率是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但更能全面反映短期偿债能力是流动比率,结合剖面分析,历年两组间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值差异性检验统计量Z值比较接近,表明这二个指标都能反映的两组的差异性。因此,从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全面性来考虑,我们在建模时选择了流动比率,舍弃了速动比率。再次,考虑到若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会减少其在短期内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因此把短期偿债能力的两个指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和流动比率同时引入预测变量组合,加强短期偿债能力信息在预测中的比重。第四,负债比率与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同是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已在财务困境前1年引入了变量组合,为避免信息的重复反映,舍弃了负债比率。最后,应收账款周转率与总资产周转率同是反映营运能力的指标,但应收账款周转率不及总资产周转率反映全面,所以反映营运能力的指标选用总资产周转率,舍弃应收账款周转率。
表6各年逐步回归的所得的变量结果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选定的6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使用的检验指标是容许度(TOL)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计算公式为:
TOLj=1—R2j=1/VIFj
其中,群为均对其余k—1个自变量回归中的判定系数R2。当TOL较小时,认为存在多重共线性。一般地,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10,认为具有高的多重共线性。VIF检验的结果见表7。从表7可知,6个变量的VIF均小于10,可认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表7多重共线性检验
(四)多元线性判定模型的估计结果
1.LPM模型。根据上述选定的6个变量及其财务困境前1年的样本数据,得到LPM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LPM模型的方程可表示为:
Y=0.3883+0.1065x1-2.7733x3+0.0537x7+0.1970x11-0.3687Xl2-0.1388x19
其中:Y是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X1是盈利增长指数;x3是资产报酬率;x7是流动比率;X11,是长期负债股东权益比率;x12是营运资本/总资产;X19是资产周转率。
表8LPM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
线性概率方程是以70家非财务困境公司与69家财务困境公司在财务困境前1年的6个财务指标的数据为因变量值,取财务困境公司为1,非财务困境公司为0作为因变量值进行估计的。因此,理论上取0.5为最佳判定点。根据估计的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回代判定,若预测值大于0.5的,判定为财务困境公司;否则为非财务困境公司。判定结果如表9所示。
表9LPM在财务困境前1年的判定结果
在回判过程中,70家非财务困境公司有4家被错判,误判率为5.71%;69家财务困境公司有10家被错判,误判率为14.49%;总的误判率为10.07%。判定正确率较高。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其他年份的最佳判定点和误判率。
2.Fisher二类线性判定模型。把财务困境公司划分为组合1,非财务困境公司划分为组合2,对样本公司的财务困境前1年的财务数据,使用同样的6个变量,估计Fisher二类线性判定分析。
对于组合1,判定模型为:
Z=-6.059+0.331x1一25.865x3+4.033x7+3.250x11-11.905x12+4.428x19
对于组合2,判定模型为:
Z=-4.859—0.812x1+3.989x3+3.432x7+1.142x11一7.734x12+5.924x19
以典则(Canonical)变量代替原始数据中指定的自变量,其中,典则变量是原始自变量的线性组合,得到典则的线性判定模型为:
Z=0.448—0.435xl+11.374x3—0.229x7—0.803x11+1.589x12+0.570x19
根据上述判定模型,以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原始数据分别进行回代。二个组合的平均Z值分别是-1.3254和1.3065,样本个数分别为69和70,所以按完全对称原则确定的最佳判定点为z*。由此可知:当把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原始数据代入判定模型所得的判定值Z大于Z*,则判为组合2,即非财务困境公司,否则判为组合1。由此得到的判定结果见表10。同理可计算其他年份的最佳判定点和误判率。
表10Fisher二类线性判定模型在财务困境前1年
值得指出的是,Fisher判定模型在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误判率为10.07%,与LPM模型的误判率相同,这从应用上证明二个模型是等价的。
3.Iosistic回归模型。使用同样的财务指标和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1。
表11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截距模型是将所有自变量删除后只剩一个截距系数模型。当前模型是含有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Likelihood"为似然函数值,“—2LogLikelihood"(缩写为—2LL)是似然函数值的自然对数的—2倍,常用来反映模型的拟合程度,其值越小,表示拟合程度越好。因为Idsistic模型是使用最大似然估计,似然函数值越大,则表明越接近最大似然值,拟合程度越好。从表10可见,变量x1、X3、X11的显著水平均小于0.05,说明其预测能力较强;其余3个变量的显著水平较高,说明其预测能力较弱。
方程可表示为:
log(p/(1-p))=-0.867+2.5313X2-40.2785X4+0.4597X8+3.2293X12-3.9544X13-1.7814X20
即
P=1/(1+e-(-0.867+2.5313X1-40.2785X3+0.4597X7+3.2293X11-3.9544X12-1.7814X19))
根据回归所得到的Logistic方程,以0.5为最佳判定点,对财务困境前1年的原始数据进行回代判定,结果见表12。
表12Logistic回归模型在财务困境前1年的判定结果
在财务困境前1年,70个非财务困境公司有4个被错判,误判率为5.71%,69个财务困境公司有5个被错判,误判率7.25%,总体上看,139个公司有9个被错判,误判率6.47%。同样地,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可以对财务困境前2年财务困境前5年的情况进行判定分析,判定结果见表13。
表13三种多元判定分析方法估计模型的比较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包含着预测财务困境的信息含量,因此其财务困境具有可预测性。第二,在我国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前1年和前2年,本文所选的21个财务指标中16个指标具有判定和预测财务困境的信息含量,但各个指标的信息含量不同,预测财务困境的准确率不同。在单变量分析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定效果较好。第三,多变量判定模型优于单变量判定模型。第四,比较三种判定模型的效果表明,Logistic模型的判定准确性最高。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首先应用剖面分析和单变量判定分析,研究财务困境出现前5年内各年这二类公司21个财务指标的差异,最后选定6个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2)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在财务困境发生前4年的误判率在28%以内;(3)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误判率仅为6.47%。
参考文献
陈静,1999:《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第4期。
1.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1]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并且较为具体地规定和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责任。2005年11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布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相关规定,教职工工资、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基本运转的管理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主要投入以转移性支付形式负责各种政策性的转型补助。县级政府作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有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基建支出。其中,个人部分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含民师补助),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奖贷助学金;公用部分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招待费,其他费用;基建费用中包括自筹基建支出部分。因此在整个义务教育体系中,县级政府的管理对保障基本教学秩序,维持正常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各级政府财力比较:中央强,地方弱。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国情和政策法规,“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依据中国税收体制、征税范围不同导致政府可用财力不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有较大区别。
分税制实施后,县乡级财力被削弱,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能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县乡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即县乡级政府的事权不减反增。以2001年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作对比,中央和省级政府用县乡级1.37倍的财力负担的人口却只有县乡级总人口的2.2%,无论是在财政总量还是人均可用财力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见下表)。
中央财政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不足,但是按照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责任范围划分来看,县乡级政府却是农村义务教育主要责任主体,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实力与教育责任倒挂的现象。
3.经费瓶颈:经常性经费增长缓慢,投入结构不合理。义务教育经常性经费是指学校用于教师工资、公务费等日常教育经费,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中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经常性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
2000年起,中国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现行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筹资及政府性基金[3]。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拨款增长率约为同期GDP的一倍多,但仍然存在“教育经费快速上涨,而义务教育经费相对停滞”的矛盾现象。
二、对中国现行模式的思考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的统计资料显示:由于中国公共教育投资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比例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初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却偏低[4]。
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是县乡级地方政府,履行统发教职工工资,筹措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重要职能。根据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中央财政实力具有绝对优势,而中国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中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的县乡级政府,却以微弱的财政能力承担着重大的事权责任,按目前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尴尬困境。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几年来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政府通过转移性支出进行调节等。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困境局面也正在逐步改善。除了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的改善措施外,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困境出路:
1.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总支出倾斜。据教育的实证研究分析,基础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个人的边际收益,而高等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低于其个人边际收益。因此,政府的教育支出应更多的用于发展基础教育方面,以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5]。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现阶段,无论是从各级教育投资还是从各级教育有效劳动力来考察,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最大,说明初等教育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结合初等教育巨大的非经济效益,则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都为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作了肯定的评价,也为今后制定有效的教育投资分配政策提供了导向,即中国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各级教育的投资分配结构上,应加大义务教育的投资比重。
2.细分各级政府事权,提高管理体制重心。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根源是中央与地方间、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矛盾,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彻底改变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以解决财权困境是不可取的,但是可以对中央与地方财权在分税制体系下进行适当调整,切实履行“以支定收”的原则,适当提高事权重心。各级政府应当在“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的体制下进一步细分责任,分清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责任。同时注重区域差异,协调地区间的教育公平。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共同负责对困难县进行专项资金补助,对中央提供的各项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省、市财政应按照一定比例提供配套资金。由于分税制以及农民减收导致农村财政缩水、事权责任过重造成的收支财政缺口,导致的县级财政无力全额负担的中小学公用经费和教职工工资部分,省财政应当积极弥补县乡级财政,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重心,承担起原本转嫁到农民身上的义务教育负担。
3.保障义务教育资金效用的最大化。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各自责任,尤其是作为日常教育秩序维持者的县乡级政府部门应当注重财政资金的运用效率,将基础教育经费全部实行预算统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支出使用效益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财政资金管理。
4.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机制。中央政府在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下拨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尤其是转移性财政支出能顺利到位,防止资金被用于非教育事业。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差异巨大、政府管理水平总体来说还比较低的特点,可采取如下方式: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即义务教育经费必须足额列入预算,县级政府建立全面需求预算,地(市)、省、中央财政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预算;采用“因素法”确定本县义务教育经费的标准支出需求和标准收入,进而确定需要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经费数量;建立县级义务教育收支缺口弥补的责任制度,对县级政府无力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需求,上级政府应该足额弥补,并列入各自的预算,地(市)、省、中央要明确各自分担的责任,其中,省级政府应该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主要责任[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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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丹.试论农村公共教育的供给现状与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学科教育研究,2007,(2).
(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
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主要包括财务事项等经营信息和非财务事项信息,主要是指财务会计信息、法律事务、资产评估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财务会计信息是最根本的,它是公司各方面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对象
1、公司信息披露的对象首先是公司的股东,包括国家股东、企业法人股东、社会个人股东和外商投资者。
2、公司信息披露的对象还包括公司的各种债权人,如银行、原材料供应商、公司债券持有者等。
3、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也是公司信息披露的对象。代表政府的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通过各上市公司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掌握各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管理,保证证券市场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维护公众的投资利益。
4、证券市场上存在一些打算购买股票或债券的投资者,他们被称为潜在的投资者。这些潜在的投资者也是公司信息的使用者。
5、公司信息的披露对象还包括公司职工。从自身利益出发,公司职工同样希望公司能以公开的方式提供有关信息。
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在质和量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与此同时当前上市公司财务信自披露仍然存在着可信度低、决策有用性不强和时效性差等几方而的问题。
(一)财务信息可信度低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会计政策与手段使用不当。有的上市公司不顾职业道德,配合庄家炒作进行利润包装,少计费用和损失,不恰当地提前确认或制造收入和收益;二是利用销售调整增加本期利润。为了突击达到一定的利润总额,如扭亏或达到净资产收益率配股及格线,有的公司在报告前做一笔假销售,再于报告后退货,从而虚增本期利润;三是将费用扫在“待摊费用”科目,采用推迟费用入帐时间的办法降低本期费用。
2、违反有关证券和会计法规,编制虚假财务报表,误导市场。
3、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十分普遍。其主要手段有:①关联购销。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通过低价购进,高价售出,应收帐款高额挂起,在不产生现金流的情况下,达到形成高额利润的目的;②资产重组。由于我国对资产价值评估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及操作规范,加上地方政府刻意参与,使得上市公司常以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依托进行系列资产重组、资产置换,达到将不良资产转让给关联公司,将优良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短时间内经营业绩有较大改善;③费用分摊。上市公司改制上市前,一般都将企业社会性的非生产性资产剥离出去,但股份公司上市后仍需要存续的关联公司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涵盖医疗、饮食、物业等多方面。各项服务收费的具体数量和分摊原则是否合理外界无法判断,操作弹性大。当上市公司不理想时,通过调低收费价值和上市公司承担比例,达到增加利润目的。
(二)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不强
财务信息披露是会计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然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在非财务事项、预测性信息、和财务信息内容上的缺陷使得披露的财务信息决策的有用性不强。
1、非财务事项披露不够
会计信息也是一种商品,相关性差不能适应会计信息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对于投机成份较浓的市场,投资者对相关性的需求有时甚至比可靠性还要高。相关性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的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经营背景等非财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尤为需要。上市公司非经营信息的评价已成为证券市场投资选择的重要环节,年报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现行年度报告体系往往局限于财务数据及其相关说明,而没有考虑用户全面了解企业的机会与风险以及企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的需要,在非财务数据的披露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2、预测性信息披露不规范
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财务信息披露的随意化主要表现在:①有关部门对企业披露预测性信息的要求太低。体现在:强制披露主体范围过窄,仅限于上市公司上市时;要求披露的内容太少,仅要求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其他重要的预测性财务信息则没有要求;盈利预测的披露渠道主要局限于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②没有完善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外部监管机制,对企业约束不够,新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可靠性不高。③责任不清,没有建立盈利预测保险制度。盈利预测存在重大偏差,误导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时,由于责任不清,不知追究企业管理当局还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笼统归结为宏观环境的影响,推卸责任了事。
3、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
现行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系统,散见于各种规定之中,因此信息披露制度不稳定,不易执行。从内容上来看,也不够规范,《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虽对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有所规定,但并没有解决下列诸多的问题,如大股东应披露的会计信息包含的具体的内容;公众吸收、消化信息的时间段;对公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严重误导或重大遗漏方面,以及专业性中介机构公开披露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三)信息披露时效性差
现行财务报告模式是根据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一般按年、月编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章第57条规定,上市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的前六个月结束后60日内提交中期报告,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120日内提交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报告”。这种定期报告在经济生活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对决策是有用的,信息使用者可以大致准确地顶测企业下一年甚至以后儿年的财务状况。但面临的现实是,知识经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经营活动不确定性日益显著,因而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就大大缩短。
三、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不仅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融入世界资本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
(一)规范财务信息披露是我国引进外资,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迅速,需要大量吸收外部资金。近几年西方经济持续衰退,大量资金未能找到适当的投向,资金使用成本很低,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海外资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目前我国公司吸引外资或在海外上市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国内公司按国际惯例充分披露信息的困难较大,而国外投资者对国内公司提供的信息也存在许多疑虑。外商投资者难以通过公司提供的信息准确地评价公司的投资价值。因此,按国际通行的方法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信息的可比性,不但有利于吸引外资,更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国际化建设。
(二)规范财务信息披露是防止信息垄断、扩大投资的必然要求
股票市场是一个对信息极其敏感的市场。许多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以及公司的经营业绩,重大事件都会引起股价的波动。一旦这些信息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就很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牟取暴利,而大多数投资者则要蒙受损失。为了防止少数人垄断信息,就必须使信息公开化,通过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让广大投资者同等地获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保证投资者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只有建立清晰、明晰、及时、快捷的财务信息披露方法体系,提高投资者去伪存真,甄别好坏的能力,才能使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得到保障。
(三)规范财务信息披露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的股份制企业中,由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改组的约占85%,这些公司无论是内部管理机制还是在市场中的行为,多少都还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通过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公司经常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中,才能促进经营者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
四、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对策
事实证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破坏了上市公司的诚信形象,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企业改革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必须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一)完善财务信息的市场环境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不真实主要原因在与需求主体缺位,为此必须完善财务信息的市场环境,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素质。
1、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股东等财务信息需求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首先必须完善公司产权制度。完善的产权制度是股东等市场主体根据真实财务报告进行交易活动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使得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才能形成其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进而形成真实财务报告的需求主体。为此有必要推行三级法人制度使投资主题明确化,落实股东权利使董事会受到股东大会的有效制约;其次必须完善上市公司的内控机制,完善公司章程,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权限,做到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并尽量避免董事和经理交叉任职,从而确实建立起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的制衡机制。
2、提高投资者素质。提高投资者素质,使其具备一定的会计基础知识,从而能根据自身决策需要,更好地阅读、理解和分析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并善用股东权利,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向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施加必要的压力,使之得以改进。与此同时,广大投资者还应增加法律意识。投资者应该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上的一些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有关责任人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制度规范,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和审计执业规范。
(二)完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内容,鼓励自愿提供非财务信息
企业报告应考虑投资大众的广泛信息需求,满足用户全面了解企业的经营机遇和风险,以及企业现状和发展前景的需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类型应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企业管理部门对信息的分析说明。主要说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未来的发展趋势;②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包括财务报表信息和经营状况信息;③未来的预测信息。包括企业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企业的发展和开发投资计划;④股东和管理人员信息,包括董事、大股东、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酬金以及关联交易方面的说明;⑤背景信息。包括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企业经营业务,资产的范围、内容、规模,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等。
鼓励支持上市公司对企业非经营性财务信息的披露,主要包括管理当局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发展规划、增值表、环境保护报告等,既有对过去经济事项的解释,又有对现在情况的说明,还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测。
(三)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奖惩机制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违规披露一方面是其私利因素影响的,然而加大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督,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能够有效的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1、强化业务检查。中注协应建立、健全对事务所的业务检查制度,并加强对同业互查的组织与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在上述业务检查及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所发现的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监会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有关责任人予以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迁就,对于其中构成犯罪的应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在注册会计师的惩处上,中注协应会同财政部门、审计署、证监会、司法部门等各方监督力量,尽快建立注册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制定惩戒办法,统一惩戒尺度,对违法乱纪的注册会计师,及时予以严肃处理。总之,各有关执法部门应强化执法意识,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公正执法,铁面无私,维护股票市场发展的正常秩序。
2、加大对违规财务信息的处罚力度。一方面要加大惩处面,除对有迹象显示存在信息披露违规情况的上市公司进行针对性的查处以外,还应对上市公司年报建立正常的抽查复审制度;另一方面加大处罚力度,对信息披露中存在虚假或重大遗漏的上市公司,应给予严格的处罚,比如采用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摘牌等方式,严重的还应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3、建立举报违规奖励基金。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高效严密的监督网络,才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上升的势头。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举报上市公司违规违法行为的奖励基金。对于举报者的举报,经调查核实确有其事后,给举报者以重奖。
结论
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在优化财务信息市场环境的同时,完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内容鼓励提供非财务信息,加大监督和奖惩力度,促进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规范,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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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的萌芽时期
企业财务管理大约起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商业城市出现了由公众入股的商业组织,入股的股东有商人、王公、大臣和市民等。商业股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合理预测资本需要量,有效筹集资本。但由于这时企业对资本的需要量并不是很大,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比较单一,企业的筹资活动仅仅附属于商业经营管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财务管理职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筹资财务管理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技术的重大改进和工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发展不仅引起了资本需求量的扩大,而且也使筹资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筹资活动得到进一步强化,如何筹集资本扩大经营,成为大多数企业关注的焦点。于是,许多公司纷纷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部门—财务管理部门,财务管理开始从企业管理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管理职业。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的职能主要是预计资金需要量和筹措公司所需资金,融资是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称为融资财务管理时期或筹资财务管理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筹资。主要财务研究成果有:1897年,美国财务学者格林(Green)出版了《公司财务》,详细阐述了公司资本的筹集问题,该书被认为是最早的财务著作之一;1910年,米德(Meade)出版了《公司财务》,主要研究企业如何最有效地筹集资本,该书为现代财务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规财务管理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30年代西方经济整体的不景气,造成众多企业破产,投资者损失严重。为保护投资人利益,西方各国政府加强了证券市场的法制管理。如美国1933年和1934年出台了《联邦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对公司证券融资作出严格的法律规定。此时财务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市场制度与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财务管理首先研究和解释各种法律法规,指导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组建和合并公司,发行证券以筹集资本。因此,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守法财务管理时期”或“法规描述时期(DescriptiveLegalisticPeriod)”。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控制。主要财务研究成果有:美国洛弗(W•H•Lough)的《企业财务》,首先提出了企业财务除筹措资本外,还要对资本周转进行有效的管理。英国罗斯(T•G•Rose)的《企业内部财务论》,特别强调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认为资本的有效运用是财务研究的重心。30年代后,财务管理的重点开始从扩张性的外部融资,向防御性的内部资金控制转移,各种财务目标和预算的确定、债务重组、资产评估、保持偿债能力等问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资产财务管理时期
20世纪50年代以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趋势的出现,财务经理普遍认识到,单纯靠扩大融资规模、增加产品产量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财务经理的主要任务应是解决资金利用效率问题,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内部决策时期(InternalDecision-MakingPeriod)”。在此期间,资金的时间价值引起财务经理的普遍关注,以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的资本预算方法日益成熟,财务管理的重心由重视外部融资转向注重资金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使公司财务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这一时期资产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称之为资产财务管理时期。
50年代后期,对公司整体价值的重视和研究,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另一显著发展。实践中,投资者和债权人往往根据公司的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经营风险等一系列因素来决定公司股票和债券的价值。由此,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主要财务研究成果有:1951年,美国财务学家迪安(JoelDean)出版了最早研究投资财务理论的著作《资本预算》,对财务管理由融资财务管理向资产财务管理的飞跃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1952年,马克维茨(H•M•Markowitz)“资产组合选择”,认为在若干合理的假设条件下,投资收益率的方差是衡量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1959年,马克维茨出版了专著《组合选择》,从收益与风险的计量入手,研究各种资产之间的组合问题。马克维茨也被公认为资产组合理论流派的创始人;1958年,莫迪哥莱尼(FrancoModigliani)和米勒(MertoH•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莫迪格莱尼和米勒因为在研究资本结构理论上的突出成就,分别在1985年和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1964年,夏普(WilliamSharpe)、林特纳(JohnLintner)等在马克维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系统阐述了资产组合中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区分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明确提出了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分散投资而减少等观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使资产组合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夏普因此与马克维茨一起共享第22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总之,在这一时期,以研究财务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财务论”已经形成,其实质是注重财务管理的事先控制,强调将公司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联系,以资产管理决策为中心,将财务管理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投资财务管理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国际市场迅速扩大,跨国公司增多,金融市场繁荣,市场环境更加复杂,投资风险日益增加,企业必须更加注重投资效益,规避投资风险,这对已有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60年代中期以后,财务管理的重点转移到投资问题上,因此称为投资财务管理时期。如前述,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揭示了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受到投资界的欢迎。它不仅将证券定价建立在风险与报酬的相互作用基础上,而且大大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策略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资本预算决策。其结果,导致财务学中原来比较独立的两个领域—投资学和公司财务管理的相互组合,使公司财务管理理论跨入了投资财务管理的新时期。前述资产财务管理时期的财务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投资财务管理初期的主要财务成果。
70年代后,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公司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认股权证、金融期货等广泛应用于公司筹资与对外投资活动,推动财务管理理论日益发展和完善。70年代中期,布莱克(F•B1ack)等人创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tionPricingMolde1,简称OPM);罗斯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在此时期,现代管理方法使投资管理理论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在:建立了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形成了完善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建立了科学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
一般认为,70年代是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财务管理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于一身,以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活动,并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1972年,法玛(Fama)和米勒(Miller)出版了《财务管理》一书,这部集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标志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已经发展成熟。
财务管理深化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企业财务管理进入深化发展的新时期,并朝着国际化、精确化、电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普遍遭遇了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大规模的持续通货膨胀导致资金占用迅速上升,筹资成本随利率上涨,有价证券贬值,企业筹资更加困难,公司利润虚增,资金流失严重。严重的通货膨胀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的任务主要是对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财务管理一度成为热点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进出口贸易筹资、外汇风险管理、国际转移价格问题、国际投资分析、跨国公司财务业绩评估等,成为财务管理研究的热点,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财务学分支—国际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成为现代财务学的分支。
80年代中后期,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局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美国经历了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贸易保护主义一度盛行。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使企业面临的投融资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其财务决策中日益重视财务风险的评估和规避,其结果,效用理论、线性规划、对策论、概率分布、模拟技术等数量方法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日俱增。财务风险问题与财务预测、决策数量化受到高度重视。
随着数学方法、应用统计、优化理论与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方法和手段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生了一场“革命”。财务分析向精确方向飞速发展。80年代诞生了财务管理信息系统。90年代中期以来,计算机技术、电子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猛。财务管理的一场伟大革命—网络财务管理,已经悄然到来。
财务管理发展趋势
现代的财务管理,将继续朝着国际化、精确化、电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而网络财务管理变革则遥遥领先。
当今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拓宽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化。容量巨大,高速互动,知识共享的信息技术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企业之间激烈竞争将在网络上进行;二是虚拟化。由于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加强,开辟了新的媒体空间,如虚拟市场、虚拟银行。许多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也将随之消失,代之以电子支付,电子采购和电子定单,商业活动将在全球互联网上进行,使企业购销活动更便捷,费用更低廉,对存货的量化监控更精确。同时,网上收付,使国际资本的流动加快,而财务主体面临的货币风险却大大地增加。相应地,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将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革新。网络财务管理主体、客体、内容、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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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模式选择
1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企业国际化和集团化趋势明显,因此。企业财务控制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国际化企业的财务控制管理要与国际上通用做法接轨,而企业集团化则需要财务控制适应集团化的要求,本文探讨了我国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及其选择。
2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
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连接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企业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由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体。目前,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主要有集权式控制、分权式控制、集权分权相结合的三种财务控制模式。
2.1集权式控制模式
集权式财务控制模式是指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所有财务决策权都进行集中统一。母公司相关财务部门成为企业集团财务的最高管理机构,不但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还直接参与子公司决策的执行过程;子公司则没有财务决策权。这种财务控制方式有利于规范子公司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集团财务资源的整体复合优势,有利于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贯彻与实现,同时也增加了集团财务部门的财务决策和管理难度,不利于发挥子公司个体经营的灵活性。
2.2分权式控制模式
分权式模式是指子公司法人财产权基本上归子公司支配与行使,母公司只保留对子公司的重大财务决策权或审批权。子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干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财务活动。分权式财务控制模式有利于提高子公司对市场信息反应的灵敏性与应变能力,调动子公司的经营积极性,但有可能因子公司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整体利益,也弱化了母公司的财务调控功能,不利于母公司及时发现子公司面临的经营和财务风险问题。
2.3集权分权相结合的财务控制模式
集权与分权是企业财务相关权利分配的两种方向相反的控制方式,集权是为了形成规模和整体效益,避免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分权是为了靠近市场、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反应速度、提高专业化水平。企业集团的本质决定了集团既要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又耍面对成员企业在法律上相对独立的事实。因此,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集权和分权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企业集团规模、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行业经营领域和不同的企业集团经济资源条件下各有侧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企业集团都是在控制与自由两难中寻求一种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大多数都遵循“有控制的分权”这一原则。即重要决策集中,其他决策分散;对某些地区的子公司实行财务集中,对另一些地区的公司实行财务分权。它可以有效的将集权与分权的优点集合起来。一般地,企业集团在建立或变革财务控制模式时,往往面临的是什么领域分权、什么领域集权、何时分权、何时集权的选择问题。
3财务控制权分配的影响因素
上述三种财务控制模式的主要区别在财务控制权的分配。财务控制权分配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受制于多种因素。
3.1集团层次结构
首先是集团层次结构的影响。从集团总部拥有下属子公司的股权比率来看,分为全资子公司、非全资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三大类型,企业集团内部的成员企业按照其与母公司紧密程度不同划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半紧密层和松散层,集团中位于不同层次的成员企业拥有的财权是不同的,所以,具体财务控制的目标和方法也不同。如母公司处于核心层,集团总部应直接实现对其战略、决策、财务的监管与控制,即完全集权;如参股子公司位于半紧密层,集团母公司虽然持有这层企业的股份,但不构成对它们的控制,一般通过委派股权代表进入成员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而对处于松散层的成员企业,它们在财务决策方面完全不受集团母公司的控制,应采用完全分权的方式。
3.2集团内部组织结构
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直接影响财务控制模式的选择。一般来讲,职能型(u型)结构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化结构,相应地,其财务控制模式也应是集权式的。控股型(H型)是一种有机的组织结构,各部门之间联系较松散,部门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这一组织结构下,采用分权式的财务控制模式较为合适,而事业部型㈣型结构属于相融式组织结构,企业集团相适应的则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模式;还有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倒螺旋(N型)结构,这种结构下,企业与其他无产权联结关系的外部单位建立广泛的承包关系或者长期协作的网络关系,母公司主要通过集团的规章制度以及各种契约或合同实现对协作单位的控制,对这种成员企业的财务控制也是通过规章或契约实现的。
3.3企业集团规模大小
小型集团公司因总部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和财务专家,往往较多地把财务决策权交给子公司经理,实行分散化的财务管理。它们通过政策指导、下达命令、信息交流和规定的报告程序,统一管理、协调各子公司的财务活动。而大型集团公司资金雄厚,有大批财务专家,它们试图实行集中财务管理,但因其产品种类多、分布广和所处环境复杂,而较多地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或偏向于分散的财务管理。
3.4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按性质可划分为稳定型战略、扩张型战略、紧缩型战略和混合型战略。企业集团在不同阶段采取的具体战略的差异必然要求不同的集权、分权模式来支撑。如在紧缩战略下必须强调高度集权;而在实施扩张战略阶段,为鼓励子公司开拓外部市场,形成集团内多个新的经济和利润增长点,分权程度应大些。
3.5企业集团的发展阶段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集团的控制体制也存在着很大的权变性。在初始阶段,集团管理总部不管从自身能力、企业规模还是从市场进入与地位的初步奠定等角度,可能会倾向于集权管理。随着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与逐渐成熟,基于总部的战略和企业文化已得到各成员企业的认同,无需集权管理,或由于总部管理层素质能力的限制而无力集权,宜采用在集团总部统一政策目标与领导控制下的分权管理模式。
3.6管理文化结构的差异
从财务控制的角度,文化观念的差别既影响政府对企业财务管制的强度和方式,又会在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安排上有所体现。比如,英、美等国强调个人价值的文化特质,使其在财务控制安排上更注重分权制和授权制;而在注重集体价值的东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日本等国财务控制更倾向于集权制。
4我国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企业集团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集团公司制定的集团发展战略尚未得到集团内其他成员企业的认同和贯彻执行,各成员企业在资金配置和市场定位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尚末
形成合力,没有达到规模经济,完全分权控制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母公司有必要对各子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集权控制,依据产权关系,“迫使”子公司在其所划定的范围内开展财务活动。因此,我国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宜采用相对集权的财务控制模式。
其次,从我国企业集团所处的文化环境看,也适合采用相对集权的财务控制模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更强调集体利益的实现。从现阶段情况来。我国的诚信法治环境还不够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企业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和发行股票筹资,筹资渠道相对缺乏,筹资成本高、筹资难度大、普遍缺乏后续资金。尤其是筹资、重大投资等项目应由母公司集中控制。
再者,从我国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特点看,也适合采用相对集权的财务控制模式。我国的企业集团中,以母子公司以基础,同时拥有事业部或职能管理单元的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多数大企业集团都采用这种组织结构;而小的企业集团仍然较多的采用职能型的组织结构。特别是近十年来,民营企业集团异军突起,民营企业集团一般采用家族式集权管理。因此,从总体上看,组织结构的特点也适应相对集权的控制模式。
最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实现集团财务相对集中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我国,大多数企业已经实现了会计核算的电算化,而且集权式的财务控制软件或者网络财务软件正在得到大力推广,使得母公司的管理人员能够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子公司的财务状况;通过网络,也可以使母公司的财务政策迅速传递到各个子公司。另外,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企业集团实现其财务的相对集权控制。
关键词:财务管理;问题;对策
1现阶段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投资决策随意性大。在我国企业,不顾自身的能力和发展目标,热衷于铺新摊子、盲目投资,造成严重亏损的例子比比皆是。2001年2月27日,猴王集团破产申请案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随即猴王A也加入ST行列,这可以说是盲目投资、无序扩张带来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在经营上取得一系列成果后,猴王集团推出了所谓的“三百”方针:建一百个企业,开一百家商店,搞一百个公司。很快,集团所属企业达100多家,而且横跨几十个行业,其产品除著名的猴王焊条外,还包括玻璃酒瓶、啤酒、柴油、柴油发电机、金刚石、甚至钢琴等,简直无所不包。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企业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都应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只有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基础上,当投资项目产生的未来各项收益的净现值之和大于投资项目的现行成本时,即投资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正时才值得投资。猴王集团盲目追求外延式扩张及所谓多样化经营,未经深入调查研究便乱上投资项目,走向破产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是,像猴王集团这样的情况在我国企业中屡见不鲜。
(2)在筹资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够发达,企业筹资手段尚不够丰富。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了解还比较匮乏,对资本市场的运转、资本市场的理论缺乏研究,在筹资时较少考虑资本结构和财务风险等,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些上市公司面对高达90%的负债比率无动于衷,甚至更有一些上市公司纯粹是为了圈钱而筹资,根本不考虑什么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它们拿今天的筹资款还昨天的债,那明天的筹资款还今天的债,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日趋恶化,最终受害的是广大股民。猴王股份获准上市后,公司一位高层领导曾说:“证券市场究竟是哪位高人发明的?我真的好好感谢他!以前借钱还要还,现在一上市就有那么多钱,可让我怎么花”可见其对资本市场的无知。
(3)在收益分配上较少考虑资本结构问题。这里讲的收益分配是指在扣除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给企业职工的报酬以外的利润分配。企业在存续期间内实现的利润,要在企业和所有者之间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分别形成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所有者权益。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影响与企业相关的各方面的利益,而且与公司的筹资问题资本结构问题密切相关,涉及到公司的长远发展。在我国,由于企业为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一般较注重资本积累,而不倾向于导致企业现金流出的现金股利分配方式;较注重企业的经营成果即利润指标,而对股票价格关心较少,从而在收益分配上与国际惯例差别较大。与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股利政策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大多较少分配现金股利,代之以配股或送红股的分配方法,这就在有意无意间助长了证券市场上的投机气氛,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不仅如此,我国企业股利政策的制定也往往无章可循,股利分配方案朝令夕改,令投资者无所适从。
(4)在流动资金方面,我国企业也存在很多问题。流动资金是指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账款、存货等,其特点是流动性大、周转期短。在现金管理上,我国企业往往不能确定理想的现金余额或者对理想现金余额的确定缺乏正确的核算方法,从而影响现金周转。现金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其流动性最强而获利能力最弱,现金持有过多,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收益;现金持有过少,出现现金短缺,又会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在存货管理上,我国企业往往倾向于持有较多的存货,存货储备量较大。大量的存货占用了企业大部分经营资金,如果企业销售状况不佳,企业资金周转就难以为继,再加上存货储备要发生管理成本,存货储备时间过长会发生变质过时成本,这些都会使企业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应收账款管理上,我国企业片面追求销售业绩,而忽视应收账款的规模状况。企业持有应收账款过多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影响现金周转。过多的应收账款也给企业带来了各种成本,如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坏账损失成本等。
2财务管理的改进措施
(1)改变陈旧观念,从思想上重视财务管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一直未能很好分开,财务管理从属于会计工作,“财务管理跟着会计核算走,会计核算跟着领导意志走”,财务管理的内容也仅限于应于营运资金管理。在许多学者认为财务管理一取代生产管理成为企业管理核心的今天,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加入WTO后将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将迫使企业调整和改变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为此,企业应自上而下形成重视财务管理的风尚,重视财务预算、营运资金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等工作,紧紧围绕企业目标,从全局上把握企业经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层次。
(2)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流动资本管理包括现金管理、存货管理和应收账款管理等。加强现金管理主要是在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内,做好日常收支,加快现金周转速度,控制现金持有规模。针对传统上我国企业往往倾向于持有较多存货,占据企业的资金,增加管理成本的情况,我国企业可引进最佳订货批量模型,加强订货提前期、保险储备量的控制,降低存货成本。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销售一成为企业间交易的主流方式,因而应收账款管理始终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企业必须改变只注重销售业绩,忽视应收账款的控制状况,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注重对客户的资信调查工作,并提高信用分析能力,控制应收账款规模,防止坏账的形成。
(3)科学地进行投资决策。企业的生产经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技术不断进步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必须不断研制出更新、更好、更受顾客欢迎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中立足;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发展,不能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就会无情地被淘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投资,投资决策是企业所有决策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决策,投资决策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一个重要的投资决策失误往往会使一个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要避免盲目投资的倾向,科学地进行投资决策。对我国企业而言,主要是做好以下两点:首先必须明确投资是一项经济行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是要克服“政治”“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要从客观经济形势出发决定是否投资。其次,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还应搞好投资项目的各项预算,充分考虑到投资项目所面临的风险。做好投资项目现金流量预测。只有充分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价值的投资决策才是教科学的投资决策,才能取得良好的效益。加入WTO给我国企业跨出国门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在充分做好投资项目预算、风险与收益均衡分析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国际投资将给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国际投资方面,我国的宝钢、海尔已先行一步,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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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纯,财务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
摘 要 财务管理精细化已成为企业精细化管理的核心部分,它可以有效地控制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精细化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进而提出加强财务管理精细化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 财务管理 精细化 财务信息化
企业财务管理精细化是以关注细节、精益求精为原则,对每一项具体业务、每一个岗位,都建立起规范的工作流程,并把财务管理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监督职能,实现财务数据管理精细化、流程管理专业化、人员管理精细化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企业实施财务精细化管理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从而使企业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基于财务管理精细化对企业经营管理具有的重要作用,本文初步论述了目前企业财务管理精细化存在的问题和具体对策,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一、企业财务管理精细化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手段落后
许多企业没有采用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如全面预算、全面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法,进行有效地开展精细化财务管理,而是沿用了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已不适应企业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从而造成了对成本控制管理不到位。
(二)建立财务信息化的进程缓慢
虽然部分企业引入了先进的财务管理软件,但是由于财务人员的电算化水平有限,只能成为化简工作量的替代品,而没有更好地利用软件发挥计算机处理信息的优势。企业没有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传递,使得财务信息的利用率较低,限制了信息为管理层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的作用。同时企业也忽略了财务软件的及时升级与培训。
(三)财务人员的市场竞争意识淡薄
许多企业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仍没有转变观念,企业的财务部门也没有把自身的工作目标与企业的目标相统一,对于控制成本费用的观念不强。另外,由于财务人员的自身素质较低,对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变化,未能在财务预算中作出及时、合理的调整。
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精细化的具体对策
(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企业财务制度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并把财务制度融入到内部控制体系当中,通过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实现财务管理精细化的目标。
1.制定考核激励机制,使财务人员的责、权、利相结合。企业制定财务管理精细化考核条款,把可控性财务指标纳入经济责任制中,实施奖惩措施,这样才能使财务人员分享管理成果,从而调动起工作的积极性。
2.强化全面预算管理。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应对企业整个业务流程,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中的成本费用支出进行监管,实施现代化的成本管理;企业应成立预算管理组织机构,建立和执行预算指标评价体系,目的在于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来控制成本费用支出;预算管理机构要对及时获取的企业内外与企业有关的市场、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信息,进行科学地判断分析,必要时要根据信息调整预算指标。
3.加强物资控制。企业应成立物资管理机构,建立物资使用控制制度,对物资采购和仓储进行管理与控制,并且负责对大宗物资采购的招标活动,完善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
4.强化资金控制。对企业业务流程中销售与购货环节所涉及到现金和银行存款加强控制,制定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完善的企业资金自我约束和风险管理机制。严格审查对外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资金良性循环。
(二)合法税收筹划,降低企业税负
税收筹划的精细化是财务管理精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降低企业成本具有积极作用。首先,财务人员要熟悉和掌握税收的法律法规,避免在纳税中存在错误;其次,要灵活运用税收政策,在企业筹资、投资、经营过程中,以合法为前提进行合理税收筹划,使企业税负降至最低。
(三)建立财务管理信息化系统
财务管理信息化是提高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效率,促进财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精细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企业必须加大对财务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引入和购买适用于本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的财务软件,按部就班地完成财务信息化进程;其次,将财务人员从繁重的财务工作中脱离出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财务数据的分析中,以便做好预算管理及成本管理工作。通过建立财务管理信息化系统,可以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财务活动进行动态监视,把原本复杂、繁琐的财务数据进行快速处理,从而能够及时地为企业管理层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财务信息,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
(四)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是企业做好财务管理精细化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对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精细化财务管理的目的不仅是要规避和控制各种风险,更要为企业的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财务队伍。
1.加强财务人员的思想教育。企业要加强培养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精神以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把企业制定的经营战略及各项措施,落实到财务管理工作中,统一财务人员的思想,目的在于明确财务人员的工作目标要与企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从而使其充分发挥本职岗位的职能。
2.重视对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拓展与财务管理相关的知识领域,如经济法、税法、审计、时事政策等,不断完善其知识结构体系,以提高财会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业务处理能力。
3.建立财务人员交流制,促进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在财务人员彼此了解财务岗位工作特点的基础上,进行互帮互助,优化岗位结构,为企业落实财务管理精细化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参考文献:
[1]邰晓红,李桂侠.浅谈企业的精细化财务管理.会计之友.2006(33).
[2]李新.浅谈电力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