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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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第2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播 异化 主体性 社会性

当今社会，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社会的人们己经被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所包围。人们已经习惯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利用大众传播、享受大众传播为自己所带来的信息、娱乐等，大众传播也渗透性地融入到整个现代人类社会之中，并成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谓交往？交往理论学者姚纪纲对交往是这样定义的：“哲学上的交往范畴就是指人与人或人群与共同体之间为了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根源和动力之所在。”①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哲学范畴上的交往的媒介也是媒体中介，而现今最广泛传播的媒体中介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大众传播领域下的交往是人的基本活动之一，它是人的社会化根源和动力所在。

人在进行物质交往的同时，也有信息交往的需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曾作过一个经典表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一定义准确地概括出了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马克思认为，人和人要发生社会关系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人是进行生产活动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是交往。当今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信息传播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人类最突出的劳动成果，这些成果又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交往。难以想象，现今人类没有传播，世界将会怎样。可以说大众传播是人交往本质推动下的结果，同时它也体现着人的交往本质。人要完成其社会性，建立其社会关系就必须以交往为前提。如果人和人之间不进行交往，那么人只能是“孤独个体”，这个人就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失去了其本质的社会性，那么他也就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了。

从历史上看，人创造了大众传播，而大众传播也对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创造和发展大众传播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更广泛的交往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大众传播反过来又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这就是大众传播中人的异化问题。

“异化”最早出现在德国的古典哲学中。如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异化是指精神的异化，精神外化为物质后，就感到有一种与人的本性相对立的力量制约着自身。而费尔巴哈将异化概念运用在对宗教的批判上。他认为，神是人想象出来的，却反而控制和支配人，因此“人在宗教中将他自己的隐秘的本质对象化。宗教使人的本质割裂开来。”③人的化问题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内容之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抓住了工人及其产品异化这一事实，得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理论，即从生产结果、生产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全面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个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④马克思由劳动本身的异化进而推论出人类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和人的关系发生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活”，因而“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⑤如此一来，便使得人同人的真正本质相异化。

本文所探讨的大众传播使人异化的过程可以用马克思关于劳动使人异化的理论进行阐释。其共同点是造成的结果都是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即限制和扼杀人的某些本性，同时又被迫适应物的要求和需要，突出和放大人的某些负面本性，使之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人逐步丧失其精神独立自主性。因此，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交往的异化可以理解为人在交往过程中由于自身矛盾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具体而言，大众传播视野下交往的异化可以分为人交往主体性异化和人交往社会性异化。

一、人交往主体性异化。人自身的创造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生成的过程，即人是一种按应然的价值追求超越其事实存在而可能是或将来生成的存在，这便是人的主体性。主体性与客体性是辩证统一的。主体与客体是主客体关系的两极，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作用的，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既表现出主体性，即确立、维持其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导作用，又要受到客体的影响和制约。交往是人作为主体间的交往，交往是按照“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进行的。这里的“中介”是交往的客体。但当“中介”这个客体超越主体而存在时，就产生了人交往主体性的异化。

在大众传播领域中，人与人交往的客体便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的存在使得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事，也可以知道历史上几千年的事，这极大丰富了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基于此，著名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并指出这不单单是人的感官的延伸，而且还是人智力的延伸。作为一个能动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人创造和发展了大众传播，帮助人更好的进行交往活动。但是，大众传播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人的主体性异化，表现为人对大众传播的依赖。大众媒介是人的附属品、占有物，但当人的存在必须通过占有物来体现时，那么人就产生了对占有物的依赖性。一方面，人不得不通过大众传播来了解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否则就与这个世界脱轨。并且，人通过大众传播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越离不开大众传播，其依赖性就越强，就越容易丧失自我的主体性，成为大众传播的附庸。另一方面，人越来越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尤其是电子网络来宣示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电子网络成为人的领地，人热衷于在虚拟世界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成就，离开虚拟世界，人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个体。总之，大众传播从人的需要变成人的必需，从人的必需又变成人的依赖，人成为大众传播的附庸而非大众传播的主体。

二、人交往社会性异化。交往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活化形式和动态表现。一般情况下，人和人面对面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真实性是最强的。而大众传播使人的交往有现实社会转向虚拟社会。当今时代，城市化进程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社区部落急剧减少，人生活在狭小而陌生的高楼大厦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减少，而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式的交往在增多。拟态环境，即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因此，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

交往的虚拟化是不利于人的健康成长的，虚拟交往造成人的社会性的弱化，会增加人的孤独与和在真实社会的不适应，这造成人交往的社会性异化。人在感叹：“现代人哀叹社群衰弱了，显然不是指他的人数减少了，而是指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削弱了。”⑥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尤其是在虚拟网络社会的影响下，人患有强烈的“社交网络综合症”“媒体依赖症”，在虚拟社会中自我欣赏、自我发泄、自我沉沦。根据《2010第四届中国网民健康状况白皮书》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网民每天上网时间8-12小时的人数比例占到了36.9%，而平均每天上网5小时以上的人群中，大约有30%的人会减少跟家人、朋友的交流，10%的人会逐渐与社会隔离。在调查中，85.2%的网民认为自己缺乏热情与积极性；70%的网民认为自己不自信；还有47%的网民认为自己很抑郁。⑦更为严重的是，虚拟社会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社会责任感缺失。公众就逐渐沦落为一个缺乏社会认同、缺乏情感的虚拟社群，这加剧了人交往的社会性异化。我国著名传播学学者喻国明在分析传媒产业发展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时指出，“传媒的商业化操作将导致传媒的传播重心远离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它将导致一部分青少年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对于社会的责任意识。”⑧

综合以上两个异化的方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众传播是借媒介来进行的交往形式，媒介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实际上增加了人与人交往的难度，使得“人无法同客观世界发生关系，而只能和共同的社会世界或独自的主观世界建立起联系。”⑨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大众传播带来的信息所包围，大众传播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人的交往，反而增加了人交往的复杂性。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大众传播的悖论：一方面大众传播是人的延伸，极大地促进了人对社会的认知和人与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又束缚了人的认知深度和交往程度。大众传播传播什么，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并且认识到的事物不一定准确客观；一方面大众传播给予人更多的信息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人不能自由的选择信息；一方面丰富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使人成为娱乐的附庸。一方面大众传播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使人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异化，成为孤独、缺乏社会责任的个体。

大众传播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一方面促进了人的交往、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束缚了人的自由主动发展而使之异化。实际上，这两方面是辩证和统一的。人应该抛弃信息无限占有的欲望，把大众传播当成人实现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应该对大众传播有理性的认识，运用大众传播要有适度的安排。最关键的是一切要以服务自我主体性为目的，人是大众传播的主人，而决不能成为交往的奴隶。这样才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从而成为‘具有人的本质全部丰富性的人’。”⑩

（作者单位：理工大学）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①姚纪纲著：《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4页。

②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8、29页。

③[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三联书店，1962版第60页。

④[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97页。

⑥杜俊飞著：《弥漫的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第305页。

⑦《2010第四届中国网民健康状况白皮书》，http：//。

第3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议程设置　拟态环境　构建

印度神话中有这样一则：“其实世间的一切，不过是梵天做的一场梦，你我都活在他的梦中。梵天一旦睁眼，这个世界便消失了，直到他再次睡去，周而复始。”在这则神话中，梵天做梦才是真实，而世间的一切不过是梵天构建的“拟态环境”。而人们的生活，所接触的世界是否就如同这则神话，只不过是梵天做的一场梦，所不同的是传播扮演了梵天的角色，在我们称之为“议程设置”的传播理论中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拟态环境”。

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钟都有上千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的演员。以电视台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演员们共同制造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以及楚门毫不知情的自我传播最终为楚门构建了桃源岛这个“真实”的拟态环境。

在探索本文结论的过程中，本人通过对《楚门曲世界》进行传播学层面的分析，深入思考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和“议程设置”的理论，并且在下面几个方面对这一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之间的区别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人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李普曼认为人们是生活在“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叠合的双重环境中，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是同时存在，但又是截然不同的。就好像北方的人经常会问“云南是不是遍地都是孔雀，出门都是骑大象”，这就是他们通过各种信息来源渠道形成了云南的“拟态环境”，而真实的云南是一个与其他城市一样的现代化都市，既没有那么多孔雀，也不可能骑大象出门。在这个例子中，可“清晰地辨别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它们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

但是我认为，从大众层面来说，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区别。然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并不存在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区别，二者应该是同一的，所不同仅仅是人自身的意识发生了改变。就好像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在大众的服里，在真实的世界中，楚门作为一部泡沫剧的主角才是他生活的真实，而桃源岛上楚门的生活不过是媒体刻意为之的“拟态环境”。然而在楚门意识到他的生活是一场演出之前，他的工作、朋友、家人等构成了他的生活环境，这些对于楚门这个人本身来说就是真实环境。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过是一部肥皂剧，桃源镇对于他才成了虚幻的存在。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二战时期逃入深山的日本兵一直不知道战争的结束，那么对于他来说二战仍然在持续就是他的真实环境，尽管对于大众来说“战争没结束”不过是“拟态环境”。

不仅是大众传播构建拟态环境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李普曼对“拟态环境”进行阐述时用的是“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统理论认为拟态环境通过大众传播得到构建。就像《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媒介搭建了桃源岛这个平台，虚拟了楚门的生活环境，并且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向大众展示这一“拟态环境”。

但是我认为在“拟态环境”的构建中不仅仅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作用，而应该是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甚至是自我传播在内的所有传播方式共同构建了“拟态环境”。例如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所处的桃源岛这一拟态环境就是由演员构成的人际传播、电视媒体参与在内的大众传播，甚至是楚门自身的自我传播共同构建的。当楚门通过人际传播得知他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一场闹剧，他的自我传播在其中不断地深化“闹剧”这一事实，最终他从桃源岛逃离出来，但是谁又能保证楚门之后的生活就是完全真实的呢?其实出走的生活不过是各种传播方式合力打造下的叉一个属于楚门的“拟态环境”。再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朋友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是“温柔的”，那在平时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就会强化这个人的这一特质，最终让其真的很“温柔”，这就是人际传播对“拟态环境”的构建。

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广义范围的探讨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可以判断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事件”、“大众传媒”，也就意味着“议程设置”理论只有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

然而在现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大众传媒，其他的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也体现了“议程设置”理论，比如和朋友交谈时通常会把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排列，并且期望通过话题的排列和强调改变或者强化朋友的态度。因此可以把议程设置理论的关键词做一个范围延伸，把“公众”、“公共事件”、“大众传媒”改为“所有人”(包括公众和个体)、“事件”、“传播”(包括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由此得到一个议程设置理论的新概念：所有个体的人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正相关关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通过对“议题”的排列和高度强调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判断和观点的形成，同时影响人们的行动。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人们生活在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叠合的双重环境中。另外，“议程设置”是大众媒介通过对公众事件进行议题的设置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最终导致公众的行为发生改变。

而我的结论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阐述：第一个层面，是传播而非仅仅是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第二个层面，议程设置对于“拟态环境”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议程设置的最终结果就是构建了“拟态环境”；第三个层面，就个人而言，在议程设置中构建的是真实的“拟态环境”。

“广义议程设置构建‘真实’的拟态环境”的现实意义

首先，通过这个结论我们不得不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大众传媒构建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的说法进行反思。比如前段时间热议的网游玩家跳楼事件，各方都认为在该起事件中网络游戏负有主要责任。然而这一“拟态环境”不仅仅是网络这个大众传播媒介造成的，在小男孩所处拟态环境的构建过程中有大众媒介的因素，也有网络游戏其他玩家的人际传播元素，还有小男孩自身自我传播强化的因素。它是一个多方面传播造成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大众传播的错。

第4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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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①。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

第5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新闻教育进入大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来自于报界，一些人认为师徒 制是培养新闻记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1892 年报界巨头普利策带着捐款向哥伦 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时，遭到婉言回绝，理由是设立这样一所学院会 损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声誉。[2]虽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开设新闻 学课程或创建新闻学院，1918年北京大学也正式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新闻学教育中“术”与“学”的争论久未平息。传播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学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使其在大学中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得到加强。传播学在学术层面，让研究 者们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开、广阔无垠的研究领地；在教育层面，又给传统新闻学带来了更为丰 富的理论滋养与批判意识。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 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相比较，中国传播学的 未来发展可简要地归纳为三个焦点：明确“局外人”的批判视角，从“大众传播学”转向“传播 学”，以及通过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学科建设。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 (或比较类似的)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 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 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 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 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 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 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 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 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 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 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 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 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 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 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 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 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 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 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 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 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 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 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 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 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 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 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 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 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 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 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 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 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 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 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 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 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 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 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 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 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 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 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 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 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 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 释：

[1] 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 转引自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 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 钟新. 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 国际新闻界，2002（5）.

[5] 钟新.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国际新闻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第6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摘 要】相比于西方受众研究的热闹，我国学界对受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我国的受众研究或许存在的问题是想急切吸收西方研究的思想，以致体系混乱，难成系统。

关键词 受众研究 历史 现状

受众研究从未从大众传播理论中缺席，它与效果研究关系紧密，难解难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效果研究都从属于受众研究”。媒介研究的意义归根到底“要看这些分析最终能不能在媒介对读者和受众的影响性质方面有所阐发”。

一、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

2004年，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在《西方受众研究新进展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将其分为：受众研究早期发展、使用与满足与受众研究地位凸显、新受众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三个时期。结合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对受众研究的分析，现将西方受众研究分期如下：

1、受众研究早期发展

受众研究通常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表现为受众学说和受众调查两种形式。因此，受众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研究的早期，它最初起源于对广播听众的调查。受众首先表现为作为市场的要素，其次才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

西方媒介受众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早期研究大部分都是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有直接作用。真正的受众理论研究则开始于宣传研究，受众被认为是孤立、被动的个体。1949年，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用人口统计学原理来划分受众的类型，标志着具有独立学科地位受众学说诞生。他们发现，社会结构不同，受众对媒体的态度也会不同。

2、使用与满足理论时期

对媒介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有两次复兴，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有限效果范式提出，而人们也知道关于电视暴力会影响不同受众的说法，新调查研究方法，使得使用与满足理论形成。

近年来因特网和万维网的使用，特别是新媒介的交互性特点，使用与满足理论有了第二次复兴。

使用与满足理论之所以在受众研究的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于它使受众在媒介研究中处于一个更中心的位置，它把受众看做能动的参与者，突出了受众主体地位。

3、接受研究的出现

戴维·莫利1980年出版的《〈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标志着一种新受众观的出现：接受研究。接受研究，是一种受众中心理论，关注不同类型的受众怎样理解特定类型的内容。新受众研究对受众的接受、表达及其与意识形态、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和抵抗进行了研究。

社会学家Pertti Alasuutari提出，接受研究目前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霍尔的编码和解码展开的。第二阶段，围绕莫利的创新性的受众人种学研究展开。而第三阶段，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其中还包括对媒介研究本身的质疑。

4、框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框架分析理论。它假设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期望去理解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的。而媒介的贡献在于，影响人们的期望，并影响人们对于情境中固有暗示的解读。

信息处理理论关注个体如何处理和理解媒介讯息，它被广泛用于大众传播中，解释人们如何对电视新闻进行解码和学习。

西方喜欢用媒介理论来对研究历史进行分期，如他们把大众传播理论分为五个时期：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时期、大众传播科学研究视角出现时期、有限效果论时期、文化批评理论时期以及适中效应视角出现时期。因此，对于西方受众的研究，也以其中的杰出理论作为划分依据。上述受众研究理论是作为有限效果范式的反面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原则是：受众是积极的，并且通过使用媒介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二、西方受众研究的主要内容

丹尼斯·麦奎尔在对西方受众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之后，结合詹森和罗森格伦现代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五种分类：效果研究、使用和满足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将受众研究分为三种传统：结构性受众、行为性受众和社会文化性受众。

麦奎尔概括的三种传统，其区别不仅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和受众观的差异，还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结构性和行为性受众研究主要采用调查统计和心理实验等定量的方法，而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受众研究的主要结论：（1）不同的研究传统依次反映了受众研究在演变过程中阶段性的主流模式。（2）受众研究的重心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转移，从行为主义向社会文化研究视野转移。（3）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研究目标提供众多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受众研究异彩纷呈。

三、我国受众研究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陈崇山在《中国受众研究20年》的报告中，把中国受众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1、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阶段（1982年—1989年）

1981年，北京新闻学会举行首次受众学术研究会，开始了我国受众研究的历史，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受众研究结束了零散无序的研究现状。

2、趋于成熟深入发展阶段（1990年—1994年）

1989年的北京风波牵制了新闻改革的前进步伐，全国的受众调研跌入低谷。随着1990年亚运会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展开，受众调研开始了新起点,受众理论研究与实践从显性向隐性深入。

3、进入市场走向规范化阶段（1995年至今）

1995年之后，央视调查中心、索福瑞媒介等专门从事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媒介调查公司相继成立，受众调查进入市场,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四、我国受众研究的内容

我国的受众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学界对于受众的研究多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的。在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有关受众研究的123篇文献可以发现，我国的受众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历年的有关受众研究的文献综述中，常以受众的身份进行分类。如卢迎安《近年受众研究述评》将受众研究分为：农村受众、城市受众、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四类；或以媒介分为报纸受众、广告受众和新媒体受众三类。

李叶的《我国受众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背景分析》一文，指出我国的受众研究的发展。

1、从媒介本位到受众本位

改革开放后，受众调查兴起，受众受到重视，2001年，“受众本位”的概念提出，一切传播活动要以受众意志为转移，以满足受众需要和提高受众素质作为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从受众基本行为特征向受众思想观念与媒介的关系转变

受众研究最初，调查研究一般从基本需要出发，通过对受众基本行为特征的了解，掌握不同受众的媒介行为及其对媒介的评价等等，之后，媒介对受众思想观念、态度、行为的影响以及媒介对特定人群的作用受到重视。

3、从定性向定性和定量结合

我国最初的受众研究，以座谈会、受众来信来访等定性研究为主，受众调查在国内的兴起，标志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

我国的受众研究在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不同群体之中，大学生/青少年/农民工/农村受众/城市受众/儿童；二是体现在受众与媒介的关系上（受众的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对受众的影响等）。我国受众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缺陷。

五、中西方受众研究的比较

纵观中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受众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它发展得太快。我国的受众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几经波折，框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进入受众研究视角；而英国的受众研究也出现新视角、新方法，戴维·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备受追捧。而受众调查研究一经引入，便如火如荼的展开。但这种研究本身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实践操作和运用方面遭受商业性、功利性和无序性挑战；二是在学术价值方面，由于得到的成果多是描述性调查报告，没有太多实际的用途。而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更是拿来主义，霍尔、莫利、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

研究内容上，在受众调查发展的同时，相应的受众理论研究却并没有成熟。近年来，我们也研究受众心理、研究特定文化对受众的作用，我国的受众研究快速进入到麦奎尔所说的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的阶段。

我国的传播学发展，或许正如郭镇之在《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贪婪的吸取了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来不及细细咀嚼……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科学前沿，从而对过时的、不完善的研究方法失去了深究的兴趣。”

有人认为，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大众传播将变得越来越私化，因此，受众，会消失。对于这个问题，丹尼斯·麦奎尔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麦奎尔认为，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受众，一是受众的分化，另一个是出现更大规模的受众。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强化了受众使用媒介的能力，为受众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参与传播和进行交流的可能。尽管，目前一些新媒介的发展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受众的行为。技术发展的潜能，更多的是表现在拓展而不是取代旧的“受众行为”模式方面。只要“大众媒介”依然存在，关于受众的传统含义和传统现实，也将继续存在并且仍然适用。或许，我们在大众传播受众研究领域，仍然有追赶的空间。

参考文献

①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新受众研究”之方法》[M].新华出版社，2004

②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③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④刘燕南，《〈受众分析〉解读与思考》[J].《现代传播》，2006（1）

⑤廖圣清，《西方受众研究新进展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09（4）

⑥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J].《当代传播》，2001（1）

⑦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中）》[J].《当代传播》，2001（2）

⑧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下）》[J].《当代传播》，2001（3）

⑨白贵，《从无到有：中国受众研究二十年》[J].《新闻记者》，2001（12）

⑩郭镇之，《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J].《现代传播》，1994（3）

第7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摘 要 以文献资料的方式研究发现，台湾职业棒球产业的发展与网络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职棒网络传播的突出特性为即时性、互动性、资料庞大性等。

关键词 台湾 职业棒球 运动传媒 关系

在通讯传播技术迅速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各项传播媒体都昂首阔步不断精进。随着各项体育竞技、竞赛活动的开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杂志等媒体都在日益更新战况、报道、评论，使更多的受众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战况分析并参与当日讨论话题。各大传播媒体在赛事尚未举办之前做赛前报道、赛中通过卫星连线使国内观众享受无时差现场转播。运动转播对现如今的竞技运动、体育竞赛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虽然有效媒介（报纸、电视、杂志等）有时并没有亲身参与竞赛，但它们通过运动传媒的传输使运动领域渐渐打入人心。许多人的生活常伴随着运动联盟、运动明星、运动节目以及运动报纸等变得多姿多彩。同时，传播科技的发展使资讯的获得变得更加便利、快速。

在台湾民众的生活中，观赏职业棒球（以下简称为职棒）比赛已经转变为民众调剂身心、舒缓压力的重压组成部分。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更使得职棒成为台湾民众闲暇之余谈论的话题。传媒使讯息交汇，媒体也成为了社会风气与文化的观察点。而传播媒介与体育运动竞赛相结合，无疑使大众传播领域延伸、范围更广。因此，运动传播在运动产业的发展中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一、职棒产业

产业即一群类似企业与组织的结合，是一群产业服务类似、销售对象类似或价值活动类似的企业组织结合。

（一）职棒表现部门（核心产品）：以消费者观赏的产品，即职棒本身；

（二）职棒产品部门（实体产品）：指用以制造或影响职棒表现的产品，即服装、装备用具、场地设施等；

（三）职业促销部门（隐身产品）：用以促销职棒运动产品的工具性产品，即职棒商品、媒体、赞助、代言等。

二、运动传播媒体

大众传播是社会媒介组织通过文字、电波、电影、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大众公开传递自己用各种手段复制的信息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即有效而迅速地把讯息传送给大众的科技型沟通工具。

（一）平面媒体：报纸、杂志、书籍；

（二）电子媒体：收音机、电视机、电影。

有人称电视媒体为“强势媒体”，因为它能传送图像与声音，使受众觉得很有说服力；电视不仅能为人们提供新的讯息、扩大知识面、消磨闲暇时间等等，网络了各个年龄层面的观众。

大众传播媒体不仅能传送讯息，也有教学、娱乐、商业等功能。从大众传媒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其变化：研究的风貌从短期、表面的效果变成现在的长期、间接效果，受众也从被动接受信息变为主动、有选择性的媒介内容用户。

笔者认为大众传播业包括运动咨询传播、平面媒体、运动媒体网络；服务对象包括重大赛事、职业竞赛及其他体育相关活动。运动与媒介发展至今，它们已经相互融合并成为彼此重要的部分。

三、职业棒球与运动传媒

近年来，由于大众传播媒体的快速发展，不但促使运动成为全球化的现象，甚至使运动成为一股风潮。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体育运动赛事报道已经占据各大报纸、电视、杂志、网络的体育新闻版面。世界舞台上的大型的职棒赛，都通过电视实况转播，成为各国观众瞩目的焦点。大型的职业球赛之所以引人注意，电视实况转播功不可没，通过电视的画面，与场内球迷一起欢呼感叹，并随着球赛越来越受欢迎，电视转播的几率越来越频繁、转播金渐渐水涨船高，成为媒体与企业竞逐的目标。

纵观职棒运动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职棒随着传播媒体的发展，从早期的广播、报纸等平面报道，变为电视转播等电子媒体的转播，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探究其原因，媒体在这整个过程中担任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在职棒产业发展过程中，大众媒体的运用相当广泛，职棒产业乃利用网路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资料庞大性的优点融会贯通其中。笔者将职棒产业运用大众传播网络的特性归为以下几点：

（一）即时性：虽然网络媒体的影音效果无法和电视相比较，但网络转播使球迷在大众传播的媒介使用上又多了一项选择，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使用网络观看比赛转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二）互动性：通过网络，球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互动，形成小群组、有了沟通的媒介。

（三）资料庞大性：网络资料库有着超链接的功能，将运动咨询、比赛片段等保存起来供人参考。

体育运动没有媒体的参与不容易聚集焦点。大众传播媒体对职棒产业的推展具有相当大的助力。分析台湾地区职棒产业及大众传播媒介所传达消息，可以了解到职棒产业的相关讯息需透过媒体的运作来传播讯号至球迷本身，因此，媒体乃是提供球迷诸多有关职棒讯息的媒介，加强职棒的曝光率，可增强职棒的精彩性，同时，球迷也可获得最新的比赛消息。换句话说，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职棒队是发信者、媒体是媒介、球迷是受众，构成了这样一段紧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崇旗，谢智谋.浅谈青少年闲营封活动筹办之考虑因素与策略应用：“产品属性”及“休闲阻碍”的观点[J].大专体育.2003.64：48-54.

第8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第9篇：大众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电视节目;录制;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3-0124-02

在大众传播无孔不入、网络传播兴起并迅速成长的时代，人际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打人们出生伊始就与人际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声啼哭引来的母亲关切的眼神、第一次被护士轻轻抱着、包括第一口甘甜的乳汁，这些都属于人际传播。视觉、触觉和嗅觉传播是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形态。接下来就是学说话，人们学会说话的同时也学会了思考，这就形成了自我传播（自言自语实际上也是一种人际传播）[1]。人际传播伴随人们生活和成长，而当人际传播从刚出生时的一种本能态的传播变成自身可控性较强的传播时，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变得难以捉摸。它会由于人们当时的心理环境、语言环境等等产生不一样的传播效果。

现在很多电视节目把人际传播的直接优势运用到节目中去，以增强与受众的交流感，提高收视率。其实受众看到的电视节目和节目实际录制时候可能会大相径庭，在录制过程中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人际传播[2]。人际传播会对节目的录制产生何种效果，正是这篇论文要探讨的。

大众传播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电视节目更是专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些节目不仅有主持人控场，还有工作人员的现场调度、嘉宾的参与、现场观众的观摩等等，每个角色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节目录制的整个过程，并且通过人际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一、主持人和嘉宾的交流

访谈对象可以说是访谈节目的中心，整个节目都是围绕访谈对象而展开的，主持人要做的就是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尽可能挖掘被访者与受众分享的事情，把它们呈现给受众。让受众通过主持人与嘉宾交流中获得“人际传播”的体验。

首先，主持人给访谈对象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这里包括服装、仪表、肢体语言等非语言符号的传递。虽然在演播室录制节目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有所差异，但是人际传播是基于人的传播，落脚点是在人身上，既然如此，那么一个笑容也许就会让人心情愉悦，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其次，好问题帮助主持人打开访谈内容的局势。陈鲁豫在《鲁豫有约》中采访女嘉宾的时候，常常会以“你也很瘦”为话题开场，在这个以瘦为主流审美的时代，这样的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肯定嘉宾的美，第二是拉近与嘉宾的心理距离。打开场面后，接下来的访谈内容便更好开展。

再次，在访谈节目录制过程中，观察被访者的细节，与之进行语言或非语言的互动，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柴静在《面对面》中采访“旭日阳刚”组合中的王旭时，观察到受访者的衣着，于是在博客中写下了这段话“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这样的细节能够让受访者自如地表达自己，也让受众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受访者。

最后，一个好的主持人往往会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一般来说，访谈节目的嘉宾都是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底线较之于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低的多，作为合格的主持人，心里应该有个标尺，避免谈及受访者的过于隐私的事情。有一次陈鲁豫访问张柏芝，聊着聊着两个人都十分尽兴，突然间说到了一个非常隐私的话题，大大咧咧的张柏芝在说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说完之后告诉陈鲁豫刚才的内容还是不播出为好。陈鲁豫也尊重张柏芝的意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剪掉了张柏芝的“隐私”。当谈到对方不愿提及的或是敏感的事的时候，如果不是关乎公众利益，我们有理由为其捍卫隐私的权利。放在节目中，这样不仅仅是尊重了受访嘉宾一个人，而且培养了受众的良好的媒体素质。

二、现场导演和观众的互动

为了营造良好的气氛，有的访谈节目现场会请来一些观众，现场观摩节目的录制过程。

一般来说，观众是冲着受访嘉宾或者访谈话题去的，也就是说观众参与节目录制的心态是很积极的。

笔者曾经去现场观看过《挑战主持人》的录制，节目开始录制前现场导演和观众交流，指导大家一齐练习鼓掌，以便等到节目录制的时候观众看现场导演的指示给予掌声，增强节目录制效果。

当录制竞技类节目时，现场导演还要注意把观众划分成不同的方阵，指导观众们呼喊本方阵口号，并且和观众代表交代录制需要的效果以及如何面对镜头等等问题。

三、主持人和观众的接触

虽然观众在现场观看节目的录制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和受访嘉宾进行直接交流的。这时候就是主持人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有的主持人会就受访者的某个话题到观众群里进行访问，有的主持人干脆把观众请到台上一同参与节目录制。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要像剂一样，把受访嘉宾的情况和现场观众的问题、观点交代清楚。

主持人能用观众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节目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把握好了现场观众这一环节，能极大调动节目录制的气氛，无论是受访嘉宾、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融入其中。

一度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特别擅于和现场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给笔者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会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称呼观众“大爷”、“大妈”，所用的语言也是平实而真诚，使人没有距离感的，他对待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是以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和他们交流，比如在年龄稍小的观众发言后，他会轻拍对方肩膀示意对方坐下，很多观众都说崔永元就像自家邻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总是使他们敞开心扉，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就是崔永元充分运用人际传播的效果。

四、现场导演和主持人的沟通

主持人和现场导演之间的交流可能影响整个节目的进程和效果。进过演播室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录制或者直播，都得看导演的指示。这是因为现场导演在其中起到了一个连接主持人和电视机前的受众的作用，他们负责“把关”节目质量，并且及时把录制中的重要讯息传递给主持人。

主持人在节目中好比一场音乐会的演奏者，“调场”则是指挥。在《挑战主持人》的录制过程中，主持人多次和“调场”就走位问题、灯光问题等进行沟通，“调场”就主持人反馈的问题再和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协调，过程虽然短暂，但是显示出的专业素养令人称道。

由于节目录制现场人员复杂，时间有限，主持人不可能做到和每个人都进行人际传播，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也许主持人、嘉宾、参赛选手是主角，但是现场录制的时候“调场”是控制整个局面的人。这也有助于节目及时调整录制轨道，实现更好的录制效果，奏出更加和谐的乐章。

五、直播录制和录播录制中人际传播的区别

前文讨论的是录播节目录制的一些基本情况，直播节目与之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直播节目一般是延时30秒播出，所以直播节目的录制应该一气呵成。为了不影响节目录制出来的音画效果，主持人和导播之间通常是用非语言符号进行交流，在直播新闻节目中，主持人往往是接受导播提示的一方。这就要求主持人和导播事先多沟通、多交流，及时反馈和总结，互相熟悉各自所表达的“符号”的意义。

大家熟知的大型早间新闻直播节目《朝闻天下》中，有一次主持人在播完一小节之后补妆的画面，被导播以直播的方式“切”给广大的观众朋友看，虽然观众们都纷纷表示理解，但是这确实体现出主持人和导播之间人际交流不足导致的一些纰漏。其实一台机器背后都是人在操作，所以人和人的交流显得至关重要。主持人和导播之间加强人际交流，能使得新闻节目的录制更加顺畅、更加自然。

六、结 语

当今时代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与变革期之中，近代电子媒介的诞生到发展再到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如今飞速的发展，使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互相交错、相容。

电视节目属于大众传播中的一种，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而人际传播的传播者是个体。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而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受众;而人际传播的对象也是个体。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而人际传播的信息丰富而复杂[3]。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而人际传播则双向互动交流很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人际传播是非制度化的传播[4]。人们应该发挥人际传播的诸多优势来提升大众传播的效果，共同营造一种更加贴近人性的传播模式。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薛可，余明阳.人际传播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怡红.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人文关心[J].国际新闻界，1996（6）.

[6]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9）.

[7]王怡红.人与人相遇[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8]陈力丹.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0]张炯等.中国文学史：第九卷・当代文学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1]科研.刘娜.情感类谈话节目：感性至上与理性回归[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

[12]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13]陈力丹.试论人际关系与人际传播[J].国际新界，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