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重天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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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名重天下范文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收获今天，展望明天。
虽说寒意料峭，但也春意融融。圣诞老人还没来得及把他的长袜收起，我们的耳畔又传来了新年的脚步声，为了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我们汇聚在国旗下。
满载收获的2010年已经从我们身边轻轻掠过，充满希望的2010年信步向我们走来。即将过去的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一起用一中人的青春和激情，理性和智慧书写了一段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一中历史。
这一年，我们的中考再一次取得了耀眼的成果;这一年，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年，我校的管理、教育教学成绩等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生家长的高度评价;这一年，学校在紧抓管理和教育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学生活动：校歌国歌比赛、篮球比赛、秋季运动会等等，丰富了校园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一年来，老师们孜孜不倦的辛勤工作，同学们勤奋努力的学习，可以说这些成功是大家共同的成果。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还有更多的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还有更多的竞争需要我们去挑战，面对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我们深感任重道远。
2010年的风帆已经扬起，一个美好的年轮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起整理好行囊，放飞理想，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也许我们的基础比较差，也许我们的征途过于坎坷，但相信自己，让我们再加把劲，一起斩断荆棘，劈开缠藤，用信念与坚毅劈出一条星光大道;用顽强与不屈，踏出一条坚实有力的人生轨迹。也许高处不胜寒，也许远方很渺茫，也许我们会失败于人生的荆棘中，但我们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百折不挠，我们将无怨无悔。
没有流血的手指，哪有动人心魄的琴声，我们不能改变昨天，但我们可以决定明天。我们相信，今天在一中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明天就能收获自豪与骄傲!
第2篇：名重天下范文
剑门豆腐，都是用石磨推、拐磨拐，磨出的豆渣少，点出的豆腐不仅量多，而且柔滑水嫩，吃起来上口。在剑门的餐馆，菜单上，200多种豆腐菜名看得人眼花缭乱，没饱口福先饱眼福。
三国豆腐以剑门山区砾岩油沙石土出产的黄豆为原料，使用来自剑门七十一峰的“剑泉”水，经浸豆、磨浆、滤渣、煮浆、点浆、脱水等工序制成。豆腐颜色雪白，细嫩鲜美，口感不涩，且有淡淡清香，并韧性极强。采用炒、炸、熘、烧、炖、蒸、氽、凉拌等烹调方法。
剑门豆腐重创新，分创形和创味两种。前者如水井豆腐，白盘中间倒扣一个玻璃杯，杯中2/3是清水，水面上飘着一朵萝卜雕成的小荷花；店家端上桌后嘱咐：“杯子是看的，不要碰。杯子周围的什锦豆腐才是吃的。”食客们便一边吃、一边看、一边猜这道菜是怎么弄出来的，一顿饭平白增添了许多热闹。创味菜的典型是怀胎豆腐。这是一道象形菜，盘中有十几个金黄色椭圆形的豆腐球。整盘怀胎豆腐像怀胎的母兔，兔肚子是鸡蛋包豆腐、豆腐包肉馅，层次分明，各层味道迥异。
近年来随着剑门三国文化的开发，又制作了灯笼豆腐、怀胎豆腐、草船偷箭、水淹七军、八阵图等十多个新品种。剑门场仅千余人口，但经营豆腐的店家就有130多个。人们一进入这个古老的场镇，就仿佛到了“豆腐之乡”，只见店内桌上摆着豆腐，锅里烹着豆腐，笼里蒸着豆腐。游客们进餐也无不在吃着豆腐。
剑门豆腐不仅质优味鲜，而且物美价廉，豆腐店经常承包豆腐席，每桌三四十元不等，按质论价。一二人只需几元钱就可饱食。
剑门镇有个人叫董凯，经多年研究，发明了“即食保鲜豆腐”，保质期达8-10个月，可制成各种风味的袋装、罐装豆腐，已获发明专利，走向世界各地了。
剑门关帅府大酒楼的“剑门关三国豆腐宴”，以18道造型优美、口味各异，色、香、味俱佳的豆腐全席，被评为“四川名宴”。
豆干是著名的休闲小食品，远销国内外，是当地一绝。
第3篇：名重天下范文
关键词：能源革命；天然气市场；特征
0 引言
我国发展中面临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深刻调整、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严峻挑战，推动能源革命迫在眉睫，当前，我国已形成五大产气区和四大天然气进口战略通道，成为世界消费大国。而我国天然气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为此，为推动研究能源革命背景下中国能源市场的未来走向的研究，有必要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及存在问题。
1 我国能源革命主要内涵
根据的重要讲话，我国能源革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
第二，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
第三，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
第四，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
第五，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2 我国能源形势主要特征
2.1 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国内供给制约较多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从需求侧分析，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51亿吨标煤，主要呈现增量仍然较大、增速有所下降的特征。从供给侧分析，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43.5亿吨标煤，总体上煤炭和非化石能源基本可以实现自给，石油和天然气国内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2.2 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地缘政治变局影响国家能源安全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在2020年上升到12.5%，油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上升到2020年的63%和38%，获取和利用境外油气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再加上美国对外依存度下降，俄罗斯能源合作格局发生改变，国际地缘政治变局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2.3 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 2013年，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为66%、18.4%、5.8%和9.8%，与世界平均水平30%、33%、24%和13%相比，油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明显偏低，以煤为主、高碳消费的特征十分明显，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由此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4 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强 我国能源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形成了一批核心技术和特色技术，科技创新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能源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研究薄弱，产业创新缺少技术支撑，创新成果转化不力，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稀缺，激励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还不完善。
2.5 能源体制障碍较多，能源发展通道不畅 从当今世界能源发展大势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来看，现行能源管理体制不适应推进能源革命的需要，有些方面也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市场结构不合理，改革力度和放开程度还不够。二是价格形成不合理，除煤炭外其他能源产品都没有完全形成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三是政府监管不合理，政企不分的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为此，亟需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
3 我国天然气产业链现状
3.1 我国天然气供给情况 近年来国家对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重视，不断加大开发力度，新增探明量不断增加。同时，随着非常规天然气、进口管道气以及进口LNG的快速发展，我国天然气供给量出现稳步增长态势。
3.2 国内天然气生产现状 我国是一个“富煤、缺油、贫气”的国家。天然气资源有限，为了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国家不断加大天然气地质勘查力度。国土资源部数据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常规天然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9437.72亿立方米，新增大于1000亿立方米的大气田5个。
3.3 我国天然气消费情况 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环保的重视，天然气的消费量逐渐增长，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显著变化。
随着对环保的日益重视和对天然气认识的深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天然气消费量逐年增长。2014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长8.6%，远低于过去十年平均增幅。国内天然气产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要考虑从国外进口来补充。近些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不断增大，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攀升。
4 我国天然气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4.1 天然气产业链不协调 首先，消费结构不合理。我国一次性能源的消费结构不合理。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所占比重很小，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其次是石油，而天然气由于其储量和产量较小，长期以来在全国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保持在2%-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次，供需市场分布不平衡。我国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天然气的消费市场却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4.2 定价机制存在问题 我国天然气是以“成本加成法”来进行定价和调价的，价格水平普遍偏低。
第4篇：名重天下范文
[关键词]墨家 公益伦理 兼相爱 交相利 志功统一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125-05
公益伦理，即公益活动中基于调整各方面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的总和。在墨家的著作尤其是《墨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公益伦理思想。挖掘和批判地继承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
“兼相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也是墨家最基本的公益伦理原则。
所谓“兼相爱”，即指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墨子·兼爱下》说：“兼士之言……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要是针对“别相恶”这种社会现象而言的，“兼相爱”的首要含义也体现在同“别相恶”的对立之中。《墨子·兼爱下》说：“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所谓“别相恶”，即彼此分别对立，不能容纳对方，“也就是只爱己、利己，而不爱人、利人，作为一种观念就是自私自利”。《墨子·兼爱下》说：“别士之言日：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
墨子提出“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墨子所处的时代战争频繁，天下处于乱世之时，“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兼爱下》）。在墨子看来，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墨子认为，这些天下之害都是由“别相恶”、“不相爱”所造成的。《墨子·兼爱中》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认为，既然“别相恶”是造成天下各种祸害的原因，那么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应当“兼以易别”，即“以兼相爱、交相利”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兼爱下》说：“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在墨子看来，只要做到“兼以易别”，天下人就会彼此相爱，强者就不会欺压弱者，人多的就不会欺辱人少的，富有的人就不会贫穷的人，高贵的人就不会鄙视低贱的人，奸诈的人就不会欺骗愚笨的人，天下的灾祸怨恨就可以消除了。《墨子·兼爱中》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对于墨子“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时人提出质疑，认为是“不可行之物”。对此，墨子指出：“天下之土君子，特不识其利，辨其故也”（《墨子·兼爱中》）。一方面，墨子借助天志的神秘权威，指出“兼相爱”是天意所在。《墨子·法仪》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天志中》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另一方面，墨子认为爱人与爱己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结果，“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并以夏禹、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情为例说明了兼爱的可行性。《墨子·兼爱中》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弧，注后之邸、哮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日；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在墨子看来，视人若己，爱人利人，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相反自己的利益还可以通过爱人、利人而得到实现，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
墨子“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在后期墨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一方面，后期墨家在墨子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的基础上提出了“体爱为仁”的观点。《墨子·经上》说：“仁，体爱也。”在后期墨家看来，爱人与爱己是内在一致的，爱人就是爱己，即是仁。《墨子·大取》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后期墨家认为，爱人就是爱所有的人，包括“己”在内，爱人并不排斥爱己，但爱人与爱己是有程度差异与厚薄之分的，不能将两者同等看待，应当将爱别人放在第一位，当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他人的利益。《墨子·大取》说：“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后期墨家还将是否厚爱别人作为区分“贤人”的标准，认为爱自己厚于爱别人的不是贤人，即“爱无厚薄，举（誉）己非贤也”（《墨子·大取》）。另一方面，后期墨家将墨子的“兼爱”进一步发展为“周爱人”。《墨子·小取》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
二、“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
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家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认为“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必须通过“交相利”的行为来实现。
“交相利”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的问题。与儒家贵义贱利的主张不同，墨家主张把义和利结合起来。《墨子》多次将“义”与“利”并提，如“天欲人之相爱相利”、“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等。“交相利”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能损人利己。
墨子认为，义就是不侵害别人的利益，不做有损“天下之利”的事情。《墨子·非攻上》说：“今有一人，人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人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在墨子看来，无论是侵犯一个人的利益，还是侵犯众人的利益，都是不义。在此基础上，墨子进一步指出，“义”即利人。《墨子·天志下》说：“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这里的所谓‘三利’，实即‘一利’；‘利鬼’、‘利天’不过是对‘利人’的神圣化或对象化罢了。这就是说，有利于天下人的现实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标准；世间的一切‘善名’，都须以此作为价值标准。”墨子认为，“利人”还是“害人”，“利天下”还是“害天下”，是区别义与不义、善与恶的唯一标准。一切行为之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就在于行为本身对于他人和天下所产生的是利还是害的功效。据此，墨子提出了一条公益伦理行为准则——“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从这条行为准则出发，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中》），并将之视作“为贤之道”。据《墨子·鲁问》记载，鲁国有个叫吴虑的人，冬天制陶器，夏天耕作，他把自己比作舜。‘墨子听说此事后便前去见他。见面后，吴虑对墨子说：“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对此，墨子质问道：“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认为，要成为高贤之士，就应竭自己所能，以自己的劳动和财产帮助别人，用道义去教导他人，以实践“兼爱”之原则，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不仅如此，墨子还把能否做到“兼爱”、“利人”看作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认为“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可见，在墨子的“交相利”观念中充满着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公益伦理精神。
从“交相利”的公益伦理主张出发，墨子提倡“非攻”，认为攻打别人的国家是至为不义之事。《墨子·非攻上》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墨子认为，攻战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理所当然地应加以反对。《墨子·非攻下》说：“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墨子还认为，攻战消耗巨大，也会给本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之举，即使战胜也得不偿失。《墨子·非攻中》说：“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暑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既然攻战是损人叉不利己之事，因此墨子说：“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
墨子的“交相利”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首先，后期墨家阐释了什么是“利”与“害”，认为利是“所得而喜”，害是“所得而恶”。其次，后期墨家强调爱、利统一，反对“有爱而无利”，认为“爱”就是以天下事为自己的分内事，使天下人都能得到利益。《墨子·大取》说：“圣人有爱而无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墨子·经说上》说：“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能（兼）利之。不必用。”最后，后期墨家认为，仁爱与私爱、利爱是不相容的，主张“仁而无利爱”（《墨子·大取》），强调在个人利益与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墨子·大取》说：“杀人以存天下，非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也。”《墨子·经说上》说：“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在后期墨家看来，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墨子·大取》说：“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
三、“志功统一”的公益伦理评价观
墨家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和“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出发，提出了“志功统一”的公益伦理评价观。“志”，即行为的动机；“功”，即行为的实际功效。墨子认为，在公益伦理评价中要注意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不仅要看行为的动机，更要看行为的实际效果，二者不可偏废。《墨子·耕柱》载：“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在墨子看来，公益伦理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需要通过人们的实际行动及其实际效果体现出来。《墨子·贵义》记载，墨子云：“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认为，行为的实际功效越大，其道德价值也越大，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争取更多的功善。《墨子·公孟》记载：“公孟子谓子墨子日：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街，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日：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出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为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后期墨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的志功统一的公益伦理评价观。首先，后期墨家认为，动机善是行为善的前提，善的行为首先要有善的动机，否则就不可能有善的行为。《墨子·经说上》说：“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巧也，若为盗。”在后期墨家看来，公益行为不是为了追求善名，如果为了求得善名而从事公益活动，那就同盗贼没有两样，不过是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罢了。其次，真正的公益行为既要有好的动机，还要使人们得到实际利益。获得好的效果，即所谓“志工（功），正也”（《墨子·经说上》）。最后，后期墨家提出了“志功为辨”的观点。“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利人也，为其人也；富人，非为其人也，有为也以富人，富人也。”在后期墨家看来，志与功是有区别的，不能以“志”代“功”，“志”转化为“功”需要通过“为”，即付诸实际行动，所以，《墨子·经说上》说：“志行，为也。”
四、墨家公益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
墨家公益伦理思想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其倡导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的公益伦理理念。墨学与儒学并称战国时期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尽管与儒家的公益伦理思想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却在具体思想内容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儒家主张爱有差等，一方面认为“仁者无不爱”，却又同时以“爱亲”为“仁之本始”，强调“急亲，贤之为务”，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儒家不同，墨家主张“兼爱”和“周爱人”，认为“兼爱”应该不分远近、不受地域的限制，“远施周遍”，“爱人”就是要普遍地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否则就是“不爱人”，同时对别人的爱也应不分厚薄，主张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地看待，同样地爱护。
墨家在阐述“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过程中总是借助“天志”、“明鬼”的神秘力量，把“兼相爱、交相利”归结为天之意志，从而使其公益伦理思想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墨家的这种“兼相爱”的公益伦理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的性质。尽管如此，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在历史上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的关系一直以和睦相处为主流。“各安其所，我尔不侵”，“不贪其功，不贪其利”，数千年来逐渐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识。同时，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积极发展同世界其他民族的友好往来，同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中华民族这种和睦相处、协和万邦精神的形成虽然是各种历史环境和因素相互碰撞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墨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公益伦理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受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公益伦理思想及其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精神的影响，历史上特别是下层群众中互助友爱、扶危济困的行为从未停止过，涌现出了无数慷慨解囊、急公好义之士。
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未失其现实价值。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公益慈善事业的道德性很强，需要以“兼爱”作为其道德基础。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兼爱之心对公益慈善事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公益慈善事业能否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成员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做到“兼相爱、交相利”，才会形成热爱公益、乐于助人、扶危济困的社会氛围，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第5篇：名重天下范文
原文：
《送谢见齐同年奉命归娶 其一》朝代:明 作者:李上馨
江南词客谢玄晖，年少名成衣锦归。
负弩前驱天下少，倚门双玉世间稀。
第6篇：名重天下范文
关键词：敦煌；姓望谱；格式；物质形态；缀合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78-09
长期以来，学界周知的敦煌本天下姓望谱①（下行文多简称“姓望谱”）共有五件，即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1]、BD08679（北位79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2]、P.319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3]、S.5861《姓氏书（？）》[4]与P.342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5]。其中，只有S.2052有原题，其他四件皆由后人拟定名。
随着各国所藏敦煌文书的不断整理，又有S.9951《姓氏书（？）》[6]、BD10076《姓望氏族谱》[7]、BD10613《郡望姓望》[8]与羽59R《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9]四件姓望谱陆续刊发，其中也只有羽59R有原题，其他三件皆由后人拟定名。
九件姓望谱中，有关前五件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②，后四件却尚未引起学界全面关注。笔者从抄写格式、内容衔接与物质形态等各方面入手，对九件姓望谱进行了综合比对，发现以S.5861为中心，该卷与羽59R、P.3191、S.9951、BD10613、BD10076间存在着衔接或缀合关系（图1），进而对敦煌本姓望谱的抄写体系与定名等问题有了一点新思考，故撰成此文，以求教于大家。
探讨文书间的内在联系乃至缀合关系，书写格式无疑是首要直观的判断标准，借助已有成果及笔者的分析，可先将前五件姓望谱按抄写格式大致分为三类：
P.3421为一类。该卷首尾皆残，存四郡的郡姓与姓源共20行，以郡姓氏数州姓氏姓源为序抄写各姓望所出，因与其他四件的格式和内容都大不相同，该卷一般被当作姓源类谱牒文书单独介绍研究，本文对该卷也不做过多探讨。
BD08679为一类。该卷首残尾全，存66郡的郡姓35行，以郡姓氏数州姓氏为序（双行）抄写各姓望所出，再加署名高士廉的奏抄11行与悟真的题记2行（单行抄写），共计48行。因高士廉和悟真的双重知名度，使该卷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关于其创作时期、真伪与定名等问题却又一直存在争议{1}。
S.2052、P.3191为一类。S.2052首尾俱全，由题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1行、序言3行和十道九十郡的郡姓共106行组成；P.3191首尾俱残，存第五、六、七道十九郡的郡姓共22行。相较P.3191，S.2052内郡望数大增，与P.3191在道州次序的安排上也有所差异，但两卷皆以十道为序，按道州郡姓氏数姓氏次序抄写，内容也有大致相合处，说明它们是相近底本不同时期的抄本，唯S.2052时代更晚、内容有所增改而已{2}。
所余S.5861的书写格式较为特殊。该卷由四块残片组成，按《英藏敦煌文献》刊布的图版，可依次标识为A、B、C、D片，分别残存6、9、10、6行内容。王仲荦、唐耕耦（将B片标为（一）、能与该卷缀合的S.3191标为（二）、D片标为（三）、C片标为（四）、标为（五））、郑炳林等皆认为B片是另件文书。因笔者求助刘波先生联系IDP项目负责人能否将S.5861图版提前在网站公布时，由刘波先生转告，该卷因早年托裱在一张背衬上而无法拍摄背面，也就无法依据背面的内容再次确定它们之间的关联。不过，B片的抄写格式显然与其他三片不同，部分内容在P.3191中能找到相同记载，而P.3191又能与D片缀合，故B片的归属有两种可能：一是与其他三片为同卷抄写的两种姓望谱，属同卷不同件；二是与其他三片不同卷，只因外形性质相似而被整理者误归为一卷。无论何种情况，B片与本文的讨论确无关联，故凡提到S.5861而不做说明时，皆特指A、C、D三片的组合，而据前贤的研究及残片间的内在逻辑，应以DCA为序排列。其中D与C（1-8行）片按道州郡姓氏数姓氏为序抄写了第六、七、八、九道十一郡的郡姓共14行，这与S.2052、P.3191的格式完全一致；C（9-10行）与所抄内容（李锦绣认为是敕旨）却与BD08679奏抄极为近似，即S.5861兼具两类书写格式的特征，其归属一时很难确定。为方便下文对比叙述，先参照诸家录文将BD08679奏抄内容过录如下：
（前略）
36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
37 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
38 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
39 婚之始，非旧委怠，必须精加研究，知其囊谱相承
40 不虚，然可为疋。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
41 姓，非史籍所戴（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
42 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
43 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
44 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
45 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
46 凭，准令详事讫，件录如前。敕旨：“依奏。”
（后略）
也先将S.5861敕旨的相关内容引列如下：
（前略）
9 太史因尧置九州，今分■
10 ■ 月十日 ■
（以上C片）
1 定偶。其三百九十八姓，■
2 非史籍所载，或■ ■
3 户，商价（贾）之类。上柱 ■ ■
4 甫等 奏，敕令■
5 各别为条举，■
6 听 进。
（以上）
如此，要判断S.5861的确切归属，还得进一步分析卷中蕴含的深层信息，而在此之前，笔者以为有两点需要略作回顾，再就S.5861的归属及本文的主题进行探讨。
首先，关于姓望谱的主要研究方法。姓望谱属谱牒类作品，史籍中也多有相关记载或作品传世，前贤因此多据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广韵》、《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传世史地或谱牒作品与之相较，逐一核实某一姓氏及所在州郡是否史籍有载，以及与史籍所载之别，由此判定写卷的时期、性质、真伪等问题。进一步讲，对争议较多的BD08679是否与贞观《氏族志》有关，前贤也多从相关史籍中寻找各种蛛丝马迹支持各自论点。利用传世史籍比对敦煌写卷，固然是研究姓望谱的主要方法，但前贤的很多探讨有时不免拘泥于此，过分强调了姓望谱与史籍间的对应点，并将一些对应关系任意引申所用，相应的解释难免会流于牵强。
其次，关于姓望谱的定名依据。除了参考史籍中各类天下姓望谱的题名作为敦煌写卷定名的依据外，S.2052是五件姓望谱中既有原题且首尾俱全者，也是其他写卷定名和校录的主要参考。实际上，虽然P.3421、P.3191、BD08679、S.5861等的部分定名确以该卷为准，但因BD08679与著名的贞观《氏族志》有所牵连而成为另一个主导其他写卷定名的因素，更因BD08679本身定名的不确定，也深刻影响并导致了其他写卷定名的混乱，如原本出自一卷的S.5861、P.3191、S.9951、BD10076、BD10613等号却各有定名（详下），这也为初识敦煌本姓望谱的学者造成了不少困惑。
笔者以为，学界长期以来偏重将敦煌本姓望谱与传世史籍的比对研究，相对忽视了写卷间的一些共性或特征；也为贞观《氏族志》的盛名所惑，将过多的关注集中在了BD08679号上并尽力将二者等同{1}。如果暂时抛开以上两种传统的影响，将无法归属的S.5861与其他写卷的抄写格式、内容、物质形态等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S.5861（缀合状态）不仅可以解决其本身的归属问题，或许对解决诸如BD08679的真伪、缺名姓望谱的定名等争论也有所启发，或许能为姓望谱的研究多提供一种方法参考。
S.5861，首尾下部残，高约15—16厘米，D、C、分别长约14.5、21.5、13厘米，依次抄写第六至九道，即河南、淮南、江南、剑南道的郡姓所出及敕旨。因下部也有残缺，该卷所存多止于州郡姓氏数部分，各片间也不能完全衔接；卷末敕旨若与BD08679号奏抄相较，也似未抄写完整。总之，S.5861若为全卷，首尾与下部尚缺很多内容。
S.5861的定名主要有《天下姓望氏族谱》（仁井田陞）、《姓氏书》（王重民）、《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耕耦）等，《英藏敦煌文献》编者为其择名《姓氏书？》（似沿用王重民定名又不甚确定），此外，编者还提示该卷可参S.9951、P.3191{1}。
先说P.3191。该卷抄写了第五至七道，即河北、河南、淮南道的郡姓所出，除第1、20—22行上部有所残缺外，第2—19行的内容相对完整。P.3191定名主要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王重民）、《郡望姓望》（黄永武）、《残姓氏书》（王仲荦）等，《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编者为其择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池田温最早提出可将该卷置于S.5861D前缀合，唐耕耦认同并作了示意图；郑炳林认为两卷字体不一而分别校注；李锦绣认为该卷即使不是S.5861的一部分，也是同一书卷的不同抄本。
尽管抄写格式相同，但P.3191与S.5861既无同一定名，能否缀合也有争议，就是因为无法对比原卷（或彩色图版）以及无法得知写卷物质形态等客观条件所限，前贤的相关判断因此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干扰{2}。所幸以上限制已有所解除，我们也可借助新的信息重新判断写卷间的关联。
据IDP网站上的物质形态描述，可知P.3191长、高分别为46.9、29厘米。尽管网站公布的彩色图版（该卷似乎也被托裱在一张硬衬上）依然略有变形，一些字迹，如第3—5、7行的郡姓数、第6行“江南道”三字的墨迹已淡化不清，但从笔迹（具体如“弟”、“郡”等字在各卷内的字形）、州郡的间距、每郡“几姓”的字号略小且墨迹较淡等方面比对，该卷与具有同样书写特征的S.5861确为同卷。正如唐耕耦所示，P.3191第20—22行正好能置于S.5861D第1—3行的下部，缀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为S.5861D）：
海州东莞郡 〔四〕■ 盛 关 何 公孙
第七淮■ ■一郡
扬州广陵郡囗〔姓〕 ■ 高 盛■
除了文字上的衔接，笔者将两卷图版的缺口按比例处理，完全缀合是无疑的。再关注缀合部分的高度，也依然保持在29厘米左右。这也提示S.5861原卷的高度、该卷与S.9951、BD10076、BD10613缀合后的高度以及羽59R的高度也皆应在29厘米左右。
再说S.9951。该卷首尾上部残缺，仅存4行，因前人尚无录文，先过录如下：
（前缺）
1 ■ 邬 戚
2 ■ 纪 甘 左 许
3 ■ ■ 黄 赖 丰
4 ■ 陶 翟 骞
（后残）
该卷所存为姓氏部分，应为姓望谱的下部，最早关注该卷的荣新江将其定名为《唐天下姓望氏族谱》并有详细描述：
首尾上均残，存4行。第三行上部残存“姓”字下半，所余4行字分记十二姓，对比位字79号，知分别为杭州二姓、润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审其字体，当与S.5861+P.3191同卷，按顺序，当是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91页所录（三）、（四）二片中间一残片。
〔11×17厘米〕[10]
荣书的定名参照了S.2052，有关描述及复原位置也已相当准确，但仍有三点可略作补充：
第一，荣书提供该卷长11厘米、高17厘米，但IDP网站公布为长11.4、高17.2厘米。两个测量间的误差尽管很小，但后一尺寸似应更为精确。
第二，尽管荣书已有定名并指出其与S.5861为同卷，《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者或许为了保持两件文书本为一卷及定名的一致性，仍将其定名为《姓氏书（？）》。
第三，荣书认可S.5861与P.3191的缀合关系（但应P.3191在前S.5861在后），接着指出该卷能置于S.5861（三）（D）、（四）（C）片间，并指出残片的内容应为杭州二姓、润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之姓氏部分。笔者进一步参照BD08679的相关内容，如杭州盐官郡出三姓：“岑、邬、戚”；润州丹阳郡出四姓：“纪、甘、许、左”；括州松阳郡出四姓中有“黄、濑、曲”；江州浔阳郡出二姓：“陶、翟”。再参照S.2052中第八江南道下也有相近内容，如：“杭州盐官郡出五姓”，其中有“戚”姓；“润州丹阳郡出八姓”，其中有“甘、纪、左”姓；“处州松阳郡出五姓”，其中有“赖”姓；“江州浔阳郡出六姓”，其中有“陶、翟、骞”姓。综上可知，S.9951本应属第八江南道中的内容，具体所抄为杭州盐官郡三姓、润州丹阳郡四姓、括州松阳郡三姓、江州浔阳郡三姓的姓氏部分，若补足原卷或当为：
1 〔杭州 盐官郡 三姓〕 ■ 邬 戚
2 〔润州 丹阳郡 四姓〕 纪 甘 左 许
3 〔括州 松阳郡 三〕 ■ 黄
赖 丰
4 〔江州 浔阳郡 三姓〕 陶 翟 骞
不过，S.5861D最后一行为“湖州二郡 长城郡”，若将S.9951直接置于其后，再参考BD08679，其首部至少还应有“（湖州）吴兴郡”的内容才能实现与D片的完全缀合；其尾部却可与C片的部分直接缀合（S.9951第4行之“陶”字与S.5861C第1行之“能”字部分可完全拼合），即S.9951与S.5861D间仍略有缺失。
笔者注意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中的BD10076与BD10613两块残片与S.5861等应有关联。
BD10076（L0205）号，首尾下部残，存3行，长6.3厘米，高14.4厘米，编者判定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定名《姓望氏族谱》。BD10613（L0742），首尾下部残，存3行，长5.9厘米，高13.2厘米，编者判定为7—8世纪写本，定名《姓望郡望》，还提示该卷与P.3191、S.5861为同一文献。笔者也先将两件文书分别过录如下：
BD10076号：
（前缺）
1 钱唐郡 三姓 ■
2 盐官郡 三姓 ■
3 丹阳郡 四姓 ■
（后残）
BD10613号：
（前缺）
1 ■ ■ ■ ■
2 苏州 吴郡 四■ ■
3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三■ ■
（后残）
编者虽注意到了两块残片与其他姓望谱间的关联，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于是出现了两种定名和判定了两个抄写时期，这有些令人不解。当然，相较而言，有关BD10613的判断描述更接近其本来面目。
这两块残片与S.9951不同，残存了钱唐郡、盐官郡、丹阳郡（BD10076）；囗兴郡、苏州吴郡、杭州余杭郡（BD10613号）的州郡名与姓氏数，应为某姓望谱的上部。参考BD08679中有：湖州“长城郡一姓”、“吴兴郡七姓”，苏州“吴郡四姓”，杭州“余杭郡三姓”、“盐官郡三姓”，润州“丹阳郡四姓”。再参考S.2052，其第八江南道下有：“湖州吴兴郡”，“苏州吴郡”，“杭州余杭郡”、“杭州钱唐郡”、“杭州盐官郡”，“润州丹阳郡”。那么，由“杭州三郡”分别为“余杭、钱唐、盐官”郡，首先能确定两块残片间存在缀合关系，且应是BD10613在前BD10076在后。
上文所示，如S.9951与S.5861D要完全缀合，至少尚缺“（湖州）吴兴郡”之内容；S.9951上部缺失，第1、2行分别缺少“杭州盐官郡三姓”、“润州丹阳郡四姓”的州、郡与郡姓数等内容，而BD10076第2、3行的“盐官郡 三姓”、“丹阳郡 四姓”正好能与之衔接。如此，BD10613与BD10076成为置于S.5861D尾部与S.9951上部完全衔接的两块关键残片，各卷缀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为S.9951）：
（前略）
湖州二郡 长城郡 ■
（以上S.5861D）
〔吴〕■ ■ ■
苏州 吴郡 四■ ■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三■ ■
（以上BD10613）
钱唐郡 三姓 ■
盐官郡 三姓 ■ 邬 戚
〔润州〕 丹阳郡 四姓 纪 甘 左 许
〔括州 松阳郡 三〕■ 黄 赖 丰
〔江州 浔阳郡 三姓〕 陶 翟 骞
（以上BD10076+S.9951）
洪州 豫章郡 五姓 能（熊） ■
（以上S.5861C，后略）
在梳理已知敦煌本姓望谱的学术史之余，笔者利用比对抄写格式、内容与参照物质形态等方法，认可和进一步确定了P.3191与S.5861间的缀合关系，还由此确定了其他三件姓望谱残片间的缀合，即以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
S.9951+S.5861C？+S.5861A？为序缀合后（对比BD08679号奏抄内容与S.5861残存敕旨内容，以及S.5861原卷29厘米高度内所能容纳字数的上限，其C、A两片间应还有部分缺失，暂以“？”示待定），文本较前贤的研究已有所推进，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尚待解决：S.5861的抄写格式和内容与S.2052及BD08679皆有交叉，但其所属与定名究竟为何，从目前完成的缀合中仍无法确定。最后，唯期望第九件姓望谱即羽59R号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羽59号，长4.2厘米，高28.9厘米，正背面皆有文字。羽59R号存2行，录文如下：
1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
2大唐天宝八载正月十日京（晋）{1}国公陇西郡臣李林甫
羽59V号存1行（其前端还粘贴一块仅存1行半的碎片，为某书信残句，与本文无关而不予关注），录文如下：
天下五姓族谱望（望谱）一卷
羽59为李盛铎旧藏之一，王重民编为散0248，并转抄底本目录中（对该卷正面即59R）的定名并描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李林甫撰 止有书名而书佚）”[11]；《敦煌秘笈》的编者却将其改名为《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或许为了强调写卷作者是著名人物）。笔者以为，遵循敦煌写本定名时有原题者一般照录的原则，羽59R应还原本题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此外，这2行文字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李林甫是否撰写过“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其题名是否如该卷首题，成书时间是否与该卷所载一致，是否有传世本以及该卷是否与其他敦煌本姓望谱有关？
史籍中确有李林甫撰写姓望谱的记载，这在仁井田陞、姜伯勤、李锦绣的论述中早已关注并注明了三个主要出处，笔者也转引相关内容如下：
《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
唐新定诸家谱录一卷李林甫等。[12]
《直斋书录解题》卷8《谱牒类》“天下郡望氏族谱一卷”条注：
唐李林甫等天宝八载所纂，并附五音于后。[13]
《玉海》卷50《艺文·谱牒》“唐新定诸家谱录”条：
《书目》：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李林甫等撰。记郡望出处，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宝中颁下，非谱裔相承者，不许昏姻。[14]
综上记载，有几点可以明确：
第一，李林甫确曾撰写过姓望谱一卷，但署名中皆随“等”字，说明这是一部集体作品，李林甫是领衔者而已，这就如同高士廉领衔《氏族志》一样，据《唐会要》卷36《氏族》所载，参修者还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15]，但习惯上也以受命兼主修者高士廉为《氏族志》的作者。因此，羽59R号中的李林甫单署名与史籍所载不算冲突。
第二，李林甫所撰姓望谱的具体题名，各家所载皆不同，分别为“唐新定诸家谱录”、“天下郡望氏族谱”、“天下郡望姓氏族谱”，究竟孰是原题名，或许已无法核实了，不过这或许与各类姓望谱多有别称的现象有关。如高士廉等奉修氏族志事见载于多处，唯所成书名不确，有《氏族志》、《贞观氏族志》、《大唐氏族志》{2}等名；还如李义府等所撰天下姓望谱，也有《姓氏录》、《姓氏谱》、《姓录》{3}等名。尤其高士廉作品因成书于贞观年间，故以《贞观氏族志》之别名流传最广，至于其本名与其他别名，世人反而知之甚少。那么，羽59R号题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与史籍所载各题名不完全统一，似也在情理之中，且李林甫原作已无法得见，本文只能暂定以羽59R号的题名为该作品的题名。
第三，李林甫所撰姓望谱的颁行时间，《新唐书》阙载，《直斋书录解题》记为天宝八载，《玉海》记为天宝中，而羽59R号确载为“天宝八载正月十日”，提供了这部作品颁行的具体时间，可补史籍所阙。
第四，李林甫所撰姓望谱已佚，故后世学者仅在谱牒著述目录中提及，这或许也能作为解释第二个问题的旁证，因原书已佚且谱牒类作品皆多有别称等因素影响，故至后人转抄及南宋时人记载这部作品时，其题名也变得难以统一，唯能确定李林甫修撰过此书而已。
在确定了李林甫等所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确于天宝八载正月十日颁行后，再结合以上所举姓望谱残片的物质形态与史籍所载，羽59R号与其他敦煌本姓望谱间的关联也就显而易见了：
首先，本文提出判定各写卷间的关联，除了关注抄写格式外，还应关注内容和物质形态等因素。就物质形态而言，已知P.3191原卷与S.5861等缀合高度皆大致为29厘米左右，而羽59R的高度为28.9厘米，二者之间的差距可谓微乎其微，这是说明它们本为一卷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结合羽59R、S.5861与史籍的双重比对，它们之间重合的字眼如“天宝八载”、“月十日”、“李林甫”、“三百九十八姓”、“甫 等”（尤其羽59R号中之“甫”字，与S.5861A中之“甫”字，除了字形相像，皆少了“一”，显然出自一人之手），皆说明羽59R、S.5861等写本就是李林甫等所撰、颁行于天宝八载正月十日的《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抄本：羽59R号为开头部分，保存了题名、作者和颁行时间，其后缺失第一至四及第五道的部分郡姓内容；P.3191为中间部分，所存第五至六道的部分郡姓内容；S.5861、BD10613、BD10076与S.9951等号为后段部分，保存了第六至九道的部分郡姓内容和敕旨。羽59R号与上缀合本当属同卷，S.5861等号的定名问题也因此迎刃而解了，也可确定缀合本和时代更晚的S.2052当属同类姓望谱。
S.5861的定名与归属问题虽得以解决，但关于S.5861敕旨与BD08679奏抄的相似问题仍需赘述几句。
如上所引，牟润孙等先生已判定BD08679是有意“攀附”于贞观《氏族志》的伪作，李锦绣进一步确定BD08679是以S.5861为底本的伪作，笔者也赞同李先生的判断并有几点小发现：第一，作伪者略去十道次序，仅以各州郡为序抄写，还有意调换打乱各州郡间的原属位置，如在“徐州沛郡”和“徐州兰陵郡”中间隔了“沂州琅琊郡”，在“湖州长城郡”和“湖州吴兴郡”中间隔了“越州会稽郡”、“苏州吴郡”等，以显该卷与底本的不同；第二，作伪者不仅篡改了姓望谱颁行的时间和作者，甚至将原敕旨的内容也有所扩充改动，以显官方刊定本的权威。但作伪者忽视或并不清楚《氏族志》成书于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入谱二百九十三姓的基本前提{1}，不仅照抄了底本上的三百九十八姓，还将成书时间提前为“贞观八年五月十日”，甚至犯了五月“十日”当为“庚辰”而非“壬辰”{2}的错误。如此，虽有底本原题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在先，但作伪者是否沿用确难以肯定，笔者猜测BD08679号还是很可能仍被作伪者冠以贞观《氏族志》或其他相关别名，而我们若要为该卷再拟定名，或许凡贞观《氏族志》无关者皆可，如上注文所举各种其他定名似皆能适用。
当然，作为确定缀合本定名、时代和性质的羽59，其中也有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抄写者的字迹虽相对工整，但从其将李林甫之爵“晋国公”误作“京国公”，再结合先贤对缀合本中各种错漏的校录，可知抄写者的水平并不高，可能只是粗通文墨的书手。
第二，该卷背面即羽59V还有“天下五姓族望谱一卷”之题名，因目前皆无P.3191等背面的信息，一时无法判断这是杂写还是别件姓望谱的题名。山东、关中、江南、代北等地区皆有世胄大姓，其中“崔卢李郑王”为山东大姓，时人推为诸姓之首，亦简称“五姓”[15]773。唐中书令薛元超，本出身关中大姓，又为太宗侄女婿，却有“不得娶五姓女”之恨[16]，由此可知“五姓”在唐人心中的分量。如羽59V中的这行字确为别件姓望谱题名，就说明当时有专为山东五姓所作之姓望谱，为专载或推崇“五姓”郡望的一类作品。
第三，羽59R中（原卷开头）李林甫的结衔为“晋国公陇西郡臣”，但S.5861A中（原卷末尾）又有“上柱国……甫等”字眼。据开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上呈《唐六典》时的结衔为“集贤殿学士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修国史上柱国开国公臣李林甫”[17]，其中确有“上柱国”，那么羽59R与S.5861A中的李林甫官职结衔为何不符，笔者暂时也找不到答案或依据。
第四，据上引史料，李林甫所撰姓望谱题名中有两处出现了“郡望”，而羽59R则为“郡姓”氏族谱。尽管本文已注意到历史上知名的姓望谱多有别名，但同一作品名在史料与出土文书间存在着“郡望”与“郡姓”之别，这究竟是传抄中无意识的笔误，还是抄写者的有意改动，由此反映了从“郡望”转向“姓望”的时人观念，这点也颇令人思量。因为这种观念的变化，在其他敦煌姓望谱中确已有体现，如时代晚于缀合本的S.2052，该卷题名不仅已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连序文都以“夫人身立世，姓望为先”起首，显然“姓望”已完全代替了“郡望”。
本文对现存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先贤已经判定P.3191、S.5861、S.9951间存在缀合关系的基础上，将BD10613、BD10076与羽59R加入其中，形成羽59R+……+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S.9951+
S.5861C？+S.5861A？的缀合本，也由此以抄写格式为标准，将九件姓望谱区分为三个体系：P.3421为一类；BD08679为一类；缀合本与S.2052为一类。其中以S.5861为中心的缀合本是李林甫等撰、天宝八载正月十日颁行《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民间抄本，BD08679是以此为底本的伪作，而S.2052很可能是以此为底本的、时代更晚的扩充本。尽管缀合本依然残损甚多，但其题名、作者和时间的明确性，使其成为敦煌本姓望谱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尤其对BD08679的定名、性质等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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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名重天下范文
1、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2、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
3、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4、食为人天，农为政本。
5、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
6、选贤之义，无私为本。
7、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8、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9、今中华强盛，徒兵一千可敌夷狄数万，夷虽众，有何惧哉！
10、天下英雄入我毂中矣！
11、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12、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13、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1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15、慷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16、远馋佞，近忠良。
17、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
18、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19、开直言之路，广不讳之门。
20、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尔。
21、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
22、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
23、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饥，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帮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侧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24、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25、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
26、归语尔可汗，我父子东征，能寇边者可即来。
27、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
28、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29、食为人天，农为正本。
30、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朕爱之如一也。可见文皇之胸怀，不愧天可汗之名也。
31、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
32、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
33、会须杀此田舍翁！
34、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35、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36、朕闻以德下人者昌，以贵高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当无罪，是其狂也。譬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遮日，何损于明！
37、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38、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39、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
40、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第8篇：名重天下范文
一提起张家界就觉得不陌生了吧，可谓融峰、林、洞、湖、瀑于一身，集奇、秀、幽、野、险于一体的张家界，令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五步一个景，十步一重天。”只是说有什麽用呢？身临其境才能抚摸到每一处景物，聆听到每一处歌声，品尝到每一处美食，细看到每一样东西。
下午3点多，我们到达张家界后，乘车前往被中国誉为最美的小城——凤凰古镇。这里古色古香，比想象中还要美，这里有名人沈从文、熊希龄的故居，历史悠久的大家族——杨家祠堂，湘西才子黄永玉的画室，古老的东门城楼……游览了这麽多的地方，肚子也饿了吧，我们品尝了当地的土特产——姜糖，它不仅味道好，而且形状各异，这一天的行程开心极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后，我们乘车前往如诗如画的黄石寨，它海拔1200米，四周悬崖峭壁，是张家界最大的凌空观景台。黄石寨有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汉代名臣张良在此地修行遇难，被其师黄石公搭救，此地便以黄石名之。这里的景色无与伦比、鬼斧神工，让你惊叹不已。午饭过后，我们还游览了穿行于绝壁奇峰间的金鞭溪，此处幽静异常。溪畔明净如镜，小鱼游弋其中，溪畔花草鲜美；人沿清溪行，胜似画中游。最后我们还看了谷为紫红色的砂岩，因流水经多次冲刷成槽状而得名的紫草潭。晚上我们品尝了当地特色小吃——三下锅。
第9篇：名重天下范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1
在儒家社会思想长时间占据主流的背景下，一些名家也指出我国历史中缺少带有女性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其实不然，早被孔子问道的老聃早就在儒家思想成为完整的体系前，创出了一套主要以女性视角论述的哲学体系。
一、女性哲学思想在《道德经》中的体现
（一）对母性生殖的崇拜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王弼著《老子》第六章）《说文》注：“牝，畜母也。”此处的“牝”字，高亨注为母体之意。道是老子思想哲学的根基，以道做天地万物之母体，可见老子的生殖崇拜更重于雌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明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说文》训：“始，女之初也。”《尔雅》训：“胎，始也。”“始”字是指女子刚刚怀孕之时，而“母”字依旧是指母体。从两个例子中看出老子喜欢运用女性的生殖和身体比喻道和天地万物自然的关系，不比其父，只言母体，足以看出老子对母体崇拜的意识特征。
除此以外老子还直接运用“母”等字眼直接比喻道，如二十章中提到：“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我愚人之心也哉。”老子在散文论述中仅仅类比“母”可见其浓烈的女性生殖崇拜意识，类似的例子不再赘述。
（二）老子思想中带有女性特质的思想主张
1.守柔贵雌
老子首推雌性之柔，“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十章）在本章中，老子指出要集中精气，行为柔弱，在眼睛、耳朵、口鼻一张一合中像个婴儿和雌性一样退让不争，坚持以柔克刚。女子似水的比喻随处可见，且老子崇尚水的智慧：“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七十八章）此外，老子甚至以是生是死来强调柔弱处世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正如古话常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若在某方面过于强势，并不会一定如己所愿，甚至会背道而驰。
由人生观扩展到政治论，老子提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柔弱胜刚强才是王道。《老子》的贵柔思想在某些领域某些事件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被反复强调，绝对阐述，足见其思想的片面性，是陷入自己哲学体系的表现。
2.尚静守谦
宁静也是老子追崇的境界，正如老子所言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二十六章）就像分量轻的东西要依附于重者，静就是躁的主宰者。重女倾向更加明显的还有“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对于此处的“牝”和“牡”，高亨先生在《老子注释》中直接解释为女性和男性，而以女性的谦卑安静之性，来作比大国在对外斗争中应该采取的策略。
二、老子产生女性哲学思想的原因
存在即合理，在《老子》一书中透露出的老子重视女性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就像伏羲部落的图腾是母虎一样，女性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人口稀少的时代，因为孕育而被众生敬仰，涵养后代，哺育众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为数不少，当然这也是文明尚未开化的体现之一。老子在这种惯有思想的影响下，将这种生殖崇拜，鬼女重雌思想融入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作“周守藏史之史”，亲自掌管图书使得老子有机会接触各类古书，比如重弱轻强，把上阴卦多设置为吉卦，上阳卦作为凶卦的《易经》。但是好景不长，周景王死后，其子争位，引起国家内乱，其中王子朝带着东周王国的图书逃往楚国，作为送给楚王的礼物。正是这个时候，老子的官职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老子便去往秦国，而后写下“五千言”。
目睹十几年众王纷争，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惨象也是老子秉承带有女性特质思想的原因。周景帝的三个儿子互相蚕食，斗争长达十几年，这种奴隶主贵族争权夺利、藐视生命的行径使得老子坚定地赞成退让、谦卑之道，以柔胜强。
三、带有女性哲学思想的现实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