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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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数学教学内容应紧密联系幼儿实际生活，如果教学过程中缺少生活性，幼儿所学数学知识得不到充分的应用。幼儿教师给幼儿学习“认识圆形和正方形”，在介绍到圆形和正方形的时候，借助了多媒体，给幼儿展示了什么是圆形，什么是正方形，分给每个幼儿一张纸，上面是圆形和正方形的各种图形，让幼儿进行操作分类。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反映出教学内容与幼儿生活实际脱节的现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插入一个环节，让幼儿想一想实际生活当中哪些是圆形的哪些是正方形的。这样既发挥了幼儿的想象力又密切结合了现实生活的内容。所以本人深刻反思出这一次的教学过程中缺少了一定的生活性。
二、挖掘幼儿园数学教育对幼儿发展的价值
幼儿处在逻辑思维萌发及初步发展的时期，也是数学概念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幼儿还不能完全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但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可能学习数学。对于幼儿来说，学习数学同样具有理智训练和实践应用两方面的价值。除此之外，数学学习作为幼儿最早接触到“学术性”学习活动，能够给他们一些早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的训练，使他们将来能更好地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
三、挖掘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数学教育
（一）从幼儿经常接触的区域活动中挖掘出数学教育内容
1.益智区：积木、积塑
孩子在操作活动中，通过搬、堆积、摆放、平衡等可以感知尺寸、形状、重量、空间关系、体积等基本概念。比如在玩积木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几何图形的数学教学活动，让幼儿看一看、摸一摸，看能发现什么，再引导幼儿主动去探索，这样教师的教学形式不会单一，而且发挥了幼儿丰富的想象，也在游戏中认识了几何图形，可见数学活动变得生活化，我们便可以容易地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数学教育活动。
2．角色游戏区
幼儿可以通过在娃娃家里分配餐具、食物当中可以挖掘出数学教育活动内容是练习一一对应、一和许多；在开餐馆、杂货店等游戏中买卖东西，可挖掘出数学教育活动的内容是物品分类、认识人民币（到银行取钱，拿取5元钱）、10以内加减运算学习（买两样东西用了多少钱？你还剩多少钱？）这些都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教育内容。
3.美工区
（1）橡皮泥可以用来捏各种物体，在给物体造型的动作过程中，幼儿可以感知结构、形状、硬度、质量。在把不规则形状的物体滚成一个球体，把一大团粘土捏成好多小球，再把小球团成一个大球等过程中，幼儿可以获得很多关于体积、形状、重量的经验。（2）绘画、折纸、用废旧物品自制一些小玩意、拼图等这些活动，都为幼儿提供了感知对称、结构、空间关系以及辨认和分类的机会。这些当中潜含着许多的数学教育内容，只等教师加以引导，就可以使幼儿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数学教育更加丰富。
（二）从幼儿进行主题活动中挖掘出数学教育内容
1.户外主题活动
幼儿在户外可以更多地通过身体动作来感知速度与方位。例如，通过攀登脚手架体会方位；通过爬梯子体会速度以及上、下方位；通过排队感知前后、左右等。
2.讲故事主题活动
例如，一位教师在讲《小兔做客》时，讲道：小兔今天来我们班做客，她带来了很多礼物，准备送给小朋友，是什么礼物呢？教师边讲边出示实物：一张纸，两本书，三盒蜡笔……教师就可以引导：故事里面讲到兔子要送我们几张纸、几本书、几盒蜡笔等等。当中很自然地就可以挖掘出数学教育的内容。
（三）从日常生活活动中挖掘数学教育内容
1.入园
在接待来园时，教师与幼儿闲聊：“你早上在家都做了些什么？早上起来你高兴吗？昨天晚上你看动画片了吗？”看则无心，实则有意，教师通过与幼儿的交谈有意将其生活经验与时间概念联系起来，这些就是被挖掘出的数学教育内容。
2.进餐、吃点心
第2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第3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美术课程具有强烈的艺术熏陶功能，集中体现了大学生的人格特点，对培养大学生综合艺术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高校的美术教育课程本体出发，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人文素质；通过加强学生艺术修养，激发其艺术审美情趣；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资源，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美术教育是以艺术熏陶功能为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所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艺术修养等方面的功能，发挥了独有的功能。因此高校美术教师应该从培养学生美术学习基本技能与基本素质着手，注重大学生艺术品质与艺术修养的同步发展，担当其综合素质发展的重任。
一、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人文素质
美术教育是以培养学生艺术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社会角度而言，强调美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培养社会成员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尊重大学生个性发展，体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处；从个人角度而言，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鉴赏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
首先，挖掘美术课程中文化内涵、感知人文情怀。我国美术教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相当丰富，在对美术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学习美术知识，还要更多的关注美术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历史传承，关注美的艺术熏陶，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熏陶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以美术教育为载体，立足于现实生活，加强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素质的培养。美术教育教学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
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各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特点。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够参加各种社会艺术活动，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尊重科学、尊重人格，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艺术视野。
二、通过加强学生艺术修养，激发其艺术审美情趣
在大学美术课堂中，我们应该结合大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特点和文化程度，充分运用生动直观的教材与带有阶段性、连续性特点的艺术作品，深入挖掘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重视研究美术作品及其文化渊源，提升个人艺术素养，激发学生审美情趣。
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更多关注美的艺术熏陶作用，避免对课本上的理论知识泛泛的说教，而是把教程中那些最富有魅力，最具有艺术熏陶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欣赏美、感悟美，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教材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各学派的风格及流派发展变化，知晓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便为美术实践的进一步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我们要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步入画廊、观看画展；拜访名家汲取其作画心得、虚心请教；提高鉴赏能力；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鉴赏美的能力，引发学生更浓厚的学习兴趣。
再次，锻炼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其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才能，美术教育活动往往通过实践提高学生的想象力、观察力，引导学生带有情趣地去发现身边美的人、美的事物，把自己的生活实践和美感联系起来，将自己对学校现实生活和大自然的感受、体悟与艺术家对它们的直观性表达联系起来，并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个人体验和理解。
三、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资源，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美术教育，是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们展开美术教育教学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美术课所具有的这一特点。现代社会需要富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促进学科间相关内容的整合符合现代教育理念，顺应时展，同时也是大学美术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方向之一。因此，促进学科相关内容间的整合是加强教育资源的有效方式，是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必经之路。
立足于广泛的社会背景、领略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以美术教育为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本体知识和相关知识内容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逐步建立以美术学科为主体并联合其他学科相关内容的教学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不同的情景中多角度探究、挖掘学科知识，以达到促进各学科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认识美术学科的特征、美术表现的相异性以及美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在趋势，从而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高校美术教师必须注重大学生美术学习中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注重美术教育对学生个性品质与思想情操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作用，这是培养顺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也是现代美术教育教学的宗旨。
【参考文献】
［1］李顺庆，秦杨.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大学生素质培养的和谐发展[J]. 艺术探索，2007（04）.
第4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三思”，《生活与哲学》
新课程理念下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须要有生活味和哲学味。然而，要让课堂洋溢着生活味相对容易些，而充满着哲学味却并非易事。因此，很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充满哲学味进行探索。
一、让课堂充满理性思辨的魅力
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中，并且与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性思维罢了。
哲学的土壤，尤其是“辩证法”，孕育的是人的思维方法，敢于否定自己的、客观的、不拘泥于任何束缚的思维方法。研究哲学的人受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后，长于推理及判断，不容易自相矛盾。哲学家大都具有整体而根本的立场，在提出观点时，也明白自己的预设及限制，总是温和而有商榷的余地。我们常不可避免地要从哲学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辨。尽管有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说法在先，但是“如果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有个故事，说是一个瞎子在森林里迷了路，摸来摸去却怎么也找不着方向。后来，他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这时他听到地上有人骂到：“谁踢我了？”原来绊着他的是一个瘸子。两个人于是坐到地上聊了起来，瞎子说自己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方向，两人彼此诉了很长时间的苦。后来瞎子灵光一闪说：“我把你背在背上，你为我指明方向，我来行走，不就能走出去了吗？”两人一拍即合。故事中说的瞎子即指理性，而瘸子即直觉。同样，日常工作中，它们缺一不可，我们只有合理地使用二者才能取得成功。毕业论文，“三思”。这种理性的思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舒展着师生的心灵。
二、重视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哲学是一门特具思辨性的学科。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教师除了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立场观点的教育外，还应特别注重对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一方面，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属性，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个性中找到共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身边的人、事，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思想，大到宏观天体、小到微观世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因此，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应该把事物如实地看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步学会在运动、联系、矛盾中去考察和分析事物。毕业论文，“三思”。《生活与哲学》教材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构成章节内容的基本框架，而哲学思维方式则是隐涵于教材中的一种思路。如果教师机械地分成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教学，而忽视了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形成，就会造成学生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解上的分离。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是把知识、观点、方法串连起来的一条暗线，没有这条线，教学结构就缺少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生活与哲学》课程是一个前后连贯、互相渗透，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系统。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就要用哲学的思维来备课，通盘考虑，准确地把握各部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把每一部分都看作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哲学是一种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的思想，是“智慧之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学说，是人类精神的灵光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毕业论文，“三思”。要在求“是”的基础上，重视对学生的心灵、智慧的开发，重视对他们性情的陶冶，重视人格与个性的教育，重视对情感、情绪和意志的培养，重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倡导，使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这才是我们要给学生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三、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哲学注重思辨，思辨需要时间与空间。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少教师往往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及大量的提问，使得课堂热闹非凡却失去应有的思考时间。教学提问的价值在于教师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获得新知，而不是简单应答。一节优秀的《生活与哲学》课，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教学：
第一，巧妙设疑，善于解难释疑。巧妙地设疑，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探索真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结合热点，密切联系实际。多提一些应用型的问题，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与应用能力。毕业论文，“三思”。第三，留有余地，巧设课堂“空白”。毕业论文，“三思”。中国的绘画、书法很讲究“布白”艺术。毕业论文，“三思”。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课堂中的“空白”艺术，要求教学中要留有余地。
从课堂教学改革导向看，哲学味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将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春风，伴随着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进一步推广而获得新生。探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但我们始终应朝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让《生活与哲学》课充满着哲学味，用智慧启迪智慧，让智慧的火花在课堂中碰撞、绽放，感染每一个渴望和追求智慧的学子；让诗词之韵、哲言之智、思辨之美透出百般意、万种情，舒展心灵，铸造灵魂。
第5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成人艺术类专业毕业论文改革初探1】
【摘 要】幼儿教育是对人的启蒙教育，幼儿教师是幼儿的启蒙者，幼儿教师的实操能力、创新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会影响未来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因此，将幼儿艺术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形势改为毕业教学展示是可行的。
【关键词】艺术类 毕业教学展示 改革
【中图分类号】G7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1-0078-01
一 成人艺术类专业毕业论文改革取得的成效
长期对成人艺术类学生毕业论文的考核形式现今已显露出弊端。成人艺术类学生应更多在毕业考核中展示其专业实际能力，以适应职业需求。在多年的教学中，艺术类教师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改进，摸索出将幼儿艺术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形势改为毕业教学展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利用自我设计，探究性、多种艺术门类课程选择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创新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艺术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实际演练和体验型科学，通过多种艺术门类课程的选择，学生与导师可以共同探究幼儿艺术各课程之间的联系，通过了解最终决定教学展示题目、形式。一切工作都由学生主导完成，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
学生的实际授课能力是培养其实际操作能力、创新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重要因素。传统的毕业论文形式使学生在整个过程中，往往只是简单地说大话、喊口号，甚至抄袭，没有积极的思维、实际的演练和创新。利用自己设计性或探究性授课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幼儿艺术教学知识和技能，还要求他们灵活地创造性地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设计性和探究性的毕业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其作用是传统的毕业论文形式无法取代的。
2.将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与知识相联系
让学生利用所学的幼儿艺术专业教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把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与育儿知识相联系，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更能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如利用各种不同的音乐来调节幼儿的情绪;生活中的不同季节可用不同的装饰画去表示，用来作教室装饰或家居装饰。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又与教学密不可分的知识会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去学习掌握相关的知识，并动手实践和创新。
3.在教学展示中积极开展一些实践性活动，使学生更有兴趣
在导师引导毕业教学展示中，学生们还应加入一系列与幼儿互动的实践性活动，如幼儿参与的律动游戏、手工、讲故事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们意识到，这是课堂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变得更为积极主动。怎么带动幼儿?怎么通过自己的引导使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应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使学生增加知识，拓展视野，开发智力，激发学生研讨教学问题的浓厚兴趣。融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课堂实践性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发挥创造能力的机会。
4.毕业教学展示提高学生就业自信心
通过教学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有难度，但这个过程受益匪浅，真的有提高，能学到知识。据对毕业班学生的调查，60%以上的学生将这次毕业展示运用到了求职或工作中去，80%的学生认为通过这样的毕业教学展示，授课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样的毕业形式改革很实用，符合现在就业的需求。
二 成人艺术类专业毕业论文改革存在的问题
1.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没有创造性
幼儿艺术专业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通过高中毕业考入的，对自己缺乏自信。实际上，每个人都具有创造性，而且经过某种训练后，完全可以学会并更具创造性。创新并不与知识成正比，所以需要导师更多的耐心和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然后教会她们运用自己的创新思维找到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消极的思想
从已毕业的幼师学生来看，持有积极心态的毕业生，积极进取，最终创出一片新天地，而持消极心态的毕业生，遇事退缩，在困守中一事无成。由于几乎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展示是一项相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有难度的事，做起来肯定困难重重，心态若不积极，遇到困难，便容易退缩。因此，导师关注学生的心态，是帮助他们成长的有效手段之一。
3.不了解创新的方法
实际上，创新的方法有很多，但学生没有头绪，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教学时不断渗透，逐步训练，在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的同时教会他们合理运用创新方法，进一步实现学生独立自主地完成毕业教学展示。
虽然毕业教学展示改革还在不断探索阶段，但通过学生的反馈和改革后的实际效果，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经过不断地改革，成人艺术类毕业考核形式将会更加完善。
【艺术市场专业应首重艺术批评实践教学2】
【内容摘要】艺术批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非常强的学科，它需要借鉴成熟理论，更应该是针对艺术市场进行实践批评，这样才能保证艺术批评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高校艺术市场专业教学应加强批评教学的基础地位，通过实践教学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艺术市场 批评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艺术市场专门人才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早在上世纪末，全国部分高校就开始探索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建设，各高校结合各自学科优势，逐步建立符合艺术市场特殊规律的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营销学等课程齐全、结构合理的艺术市场学科体系。
无论是艺术市场本身的建设和完善，还是艺术商品价值判断，都是以艺术现象本身艺术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作为艺术价值判断的艺术批评就成为艺术市场建设的基础。艺术批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非常强的学科，它需要借鉴成熟理论，更应该是针对艺术市场进行实践批评，这样才能保证艺术批评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高校艺术市场专业教学就必须加强批评教学的基础地位，通过批评教学推动艺术教学的全面发展。
一、艺术批评教学应该理论和实践教学并重，尤重实践教学
一些优秀艺术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真正的艺术魅力，需要艺术批评来发现和评价，指导和帮助广大群众进行艺术消费。需要通过艺术批评对艺术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做出科学判断与评价，帮助人们更好地鉴赏艺术作品，提高鉴赏能力和鉴赏水平。
用一定的理论和批评标准对作品做出判断并不难，只要熟悉和理解艺术理论和方法就能对艺术现象做出判断，但理论和标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美术现象本体，这种判断又是否符合艺术市场的规律就成为艺术批评的关键。我国现代艺术批评还相对比较弱，没有形成符合中国艺术实际的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西方艺术批评理论也被引入中国，丰富和发展中国艺术批评理论的同时也显出强烈的水土不服。
从内容上看，现代西方艺术理论，主要是美学理论，并不关心艺术本体的规律，而是通过研究艺术现象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构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庸俗社会学美学，它与直觉主义美学和现象学美学的观点极端接近。
他们的观点是把艺术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就像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一样，承认艺术中只有思想内容是本质的，它使艺术内容脱离这种内容体现的手段和形式，成为一种纯思想的推演和演绎。以这样的理论作为基础对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只能是理论范围无限扩大，语言越来越晦涩抽象，什么都说就是不说艺术，形成了一种学院化理论倾向。
从教学效果上看，现代西方艺术理论扎根在西方文化土壤之中，是艺术理论家面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艺术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在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面对这些五光十色的理论，学生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学习的结果就成了古今中外艺术理论的大杂烩。学习和借鉴西方艺术理论是必要的，但更要从艺术现象中发现与众不同的、也是我们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因此，就要求批评者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艺术发现力。这种敏锐的发现力就是一种艺术直觉。一般说来，直觉就是欣赏者未经理性分析与逻辑推演而迅速直接地把握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感性特征的能力。直觉洞察力不同于推理，不借助概念，却又包含着情感想象理解。批评家的洞察是一个复杂的活动，它是从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中敏锐地对现象本质的悟解力。
“看”也正是“眼睛的思维”。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觉》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觉中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中都包含着直觉，一切观测中都包含着创造。”在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其特有的敏感性，会感受到其独特的音调、动作、表情、形式、画面、题材等，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稍纵即逝的感受，这种感受才是艺术批评所要表达的。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有其天赋的一面，更多的还在于个人后天的学习，是一种对各种知识的整合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对知识具有很强整合能力的人，在文化、艺术、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知识越多，他的直觉能力也就越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见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同样，“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也就是说，我们的感官是经过训练的、具有文化感受力的感官，而不是纯自然生理上的感官，“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艺术批评所需要的敏锐观察能力，它一方面来自对人类历史的学习——“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是敏锐的观察，这种观察就是一种实践——感性活动。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研究艺术现象本体，诸如艺术作品、艺术运动、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风格、艺术家的创作以及艺术批评本身等，才能得出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科学的而不是抽象的判断来，因此，艺术批评教学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尤其应该加强实践教学，它是保持艺术批评科学性的前提和基础。
二、艺术批评实践教学是艺术市场专业课程建设的基础
艺术市场是以艺术商品和服务为主的市场交易行为，如果无法判断或者判断不出艺术商品价值，艺术市场运转就会产生困难，甚至最后崩溃。
艺术商品的价值是由艺术本体的价值和艺术载体的价值两部分构成的：艺术创作作为文化生产，不是纯粹手艺的展现，而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显现。克罗齐指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创作技术方面，不在于构思的物化，也不在于作品的构成，而在于艺术家意识中酿成的特殊精神内容，其形成的物质“外壳”只应该把这种内容凝定下来并传达给他人。这种物质“外壳”的物化就是艺术品，艺术家完美地表达出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外显形式就是独特的个人风格。
艺术本体的价值量是由以创作主体长期的累积劳动量为依据，以承认艺术创作经验、艺术传达和表现的技能技巧、个人禀赋才情的差异、社会影响和时尚因素以及稀缺程度为基础的市场认同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艺术载体的价值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1.原创艺术载体。其价值量无法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
2.人工复制的艺术载体。其价值量也难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
3.机械复制的艺术载体。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和计量。
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并非由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决定，更多的是由其使用价值来决定。任何商品都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它是一切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属性之一。艺术作品转化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它既是艺术作品转化为商品的本质属性，也是艺术市场运行和存在的基础，艺术品具有使用价值是艺术品具有价值或价格的物质基础。
艺术品的使用价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针对具体的人。人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出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列宁认为社会关系分为两类：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两类社会关系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的社会关系一般指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
思想的社会关系是指建立在物质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包括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关系等。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时代历史背景、文化传承、艺术交流、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经济状况、国家有关政策以及市场需求、媒介“炒作”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艺术品对使用主体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表现出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用价值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会给炒作留下足够的空间，在人为的炒作推动下就会出现市场混乱，不利于市场发展和建设。这就需要艺术批评能够对艺术现象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有利于使用价值明确和稳定。
结语
综上所述，艺术批评实践教学也为艺术史学科和艺术理论学科的教学提供资料和理论支撑，促进艺术学科适应时代和市场需要。同时，艺术市场具有一般市场运行的规律，但更多的是艺术市场自身的特殊规律，艺术管理类学科要想真正反映艺术市场的特殊规律，就必须深入艺术市场内部，实事求是而不是生搬其他市场规律，就必须研究艺术品的经济规律，艺术批评实践教学就是研究艺术经济规律的关键。
我们强调艺术批评的建设的重要性，并不是说艺术批评可以包办艺术市场课程建设，也不是说艺术批评的地位有多高，只是说，艺术批评处在艺术市场学科中的基础和纽带的作用，我国目前艺术市场学科教学和建设还比较薄弱，通过加强艺术批评学科建设来促进和协调其他学科建设，有利于尽早形成艺术市场完整的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第6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韩忠岭 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哲学 教育哲学
21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音乐教育学界的显学，很多音乐学者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众多当代学者中，韩忠岭从历史的视角，以辩证的方法，在我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潮的流变中梳理出自己的观点，大胆质疑，并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和探索。通过在音乐哲学和教育哲学这两个视阈下寻求音乐教育哲学的范式，以及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哲学诉求的反思，用一种更为开阔、更为深远的视野关注音乐教育哲学的问题，将其理性的思维、严谨的学风、扎实的理论基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音乐理论研究的实践之中。
一、研究之“精”
（一）明确界定研究视域
作者在“音乐哲学视阈下的音乐本体诉求”及“教育哲学视阈中的教育本质诉求”中都对研究视域进行了界定，并使之一一对应，不仅增加了文章时间逻辑性，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可阅读性。例如：作者在对“音乐哲学”进行解释时，特别强调了“音乐哲学”和“音乐美学”的区别。作者所研究的“音乐哲学”视域主要是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并分为前现代音乐哲学、现代主义音乐哲学、后现代主义音乐哲学三种视阈对音乐哲学进行研究分析。为了全面论述，作者还特意为对应西方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音乐哲学视阈界定了中国的“前封建、封建、后封建”的音乐哲学视阈。前封建主义即指先秦时期，封建主义是封建社会时代，后封建主义对应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主要指封建社会消亡民国开始的现代时期，从时间上讲，一直延续到“”和改革开放初。作者认为之所以称之为“后封建”，是因为这类似于西方的后现代之意，在文化和艺术观念上，艺术存在形态上有“反”封建主义的意味。这种“前封建、封建、后封建”的提法，是作者行文论述中对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视域的界定，这种视域的界定有利于作者对每个时期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进行梳理，并不是要对中国的时期进行时代上的划分，至于这种视域的界定是否准确，也只能在时间的检验中由后人评说了。
（二）精确的“取点深做”
该书符合“取点”的一般原则，“深做”的基本要求，它在音乐哲学和教育哲学这两个视阈下取域，意在构建一种合理自然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为的是达到一种“中和”的并符合大众理想追求和迫切所需的理论哲学。作者认为以往的音乐教育哲学大多是以“音乐哲学”为“本体”进行延展开来的，没有充分体现出“音乐教育”的“教育”功能和理念，难免有失偏颇，对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会造成概念混淆和以偏概全的影响。所以，作者提出构建我国音乐教育的哲学：一要放宽视野；二要博采众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三要继续弘扬，继承我国音乐教育、美育的优良传统；四要体现本我，立足我国的教育国情，理论研究和建构要追求中国特色，体现自我价值。 在此基础上，作者经过两个视阈的层层推进，最终概括出音乐教育价值的“五性三观”的哲学观，“五性”指音乐教育面向“音乐本体”，要追求音乐艺术的艺术性、审美性、实践性、人文性、生活性；“三观”指音乐教育要体现教育本质，追求音乐教育的知识观、人性观、审美观。 这种“价值论音乐教育哲学之思”乃是作者“取点深做”的精髓。
二、研究之“新”
（一）新的词汇见解
作者在本书当中对一些音乐教育知识体系中常见的高频词汇进行了解析，在词汇原有的意义上附加上其它的含义，使人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加轻松准确地把握词汇的含义以及语句的意蕴。例如：作者对 “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对“音乐本体”，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予它“三本”的哲学诉求，其一，是音乐的“本源”问题考量；其二，是音乐的“本身”问题考量；其三，是音乐的“本质”问题考量。“对音乐的“本源”考量，意在重视音乐与生活和情感的联系，反映在音乐教育之中，教学实践要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对“本身”问题的考量，意在重视构成音乐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在音乐教育中，要重视音乐知识体系的教学。对“本质”来说，他认为音乐审美是音乐教育价值的取向。这“三本”问题构成了音乐本体的较为明确指向的意义，对于音乐教育来说，提倡“音乐本体”的哲学观，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也不能真正体现“音乐本体”的意义。
（二）新的行文表述
关于行文表述风格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行文表述最重要的是方便、简洁和语气的直接，这似乎不符合论文的称谓规范，但他认为只要大家都能看得懂何乐而不为呢？不仅如此，作者在文章中还举了大量有趣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要说明的东西，比如：他认为音乐的美是艺术美的属性，音乐的创作生成过程，是音乐的形式和美的生成过程，因为美是音乐的属性之一，美依附于音乐的形式而存在，正如咸是盐的属性，咸依附于盐本体而存在，盐的生成就赋予了咸的属性。又如：作者认为美是“审”出来的，音乐作品在其成为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融入了创作者的审美才成为含有音乐美的艺术作品。作者追根溯源，把每一个关键的词汇都找到其出处，并对其进行解释说明，为自己著书立说提供便捷，也更为读此著作的音乐教育学者们提供方便。
三、研究之“果”
作者之所以在行文中时刻提醒读者自己的研究取域是“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是因为哲学是支撑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厦，如果根基没有打好，结出的再多果实也必然是畸形的。至此，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音乐与教育、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探索音乐教育的本质、价值、社会功能以及在整个大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挖掘并能够从哲学的层面思考研究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些最根本的现实问题。希望能澄清人们对音乐学科的认识，希望能呼吁国家和社会对国民音乐教育的重视，希望能提升音乐学科的教育地位，希望对音乐课堂教学指导思想能具有实际的现实意义。所以，作者对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探索无疑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理论。
虽说作者在行文中引述外国的理论大多是来自中国的译著，难免会有失偏颇，但笔者认为这已不足为奇了。起码，作者在为探索中国音乐教育哲学做出了学术贡献，这是学术的进步，也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7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我国音乐界及相对有限的听众群是近30年才真正接触西方20世纪“新音乐”的。这个曾一度被视作“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触发了我国专业音乐创作技法、形态、风格的多样化变革，并引动了作曲教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及音乐批评学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变化。伴随这种变革和变化的，同样是对“新音乐”作品及其美学理论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议。从1981年5月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创作评奖（其中谭盾的交响乐《离骚》、罗京京的《钢琴与乐队》在稍有争议后获鼓励奖），到2008年5月上海之春“海上新梦”新作品音乐会，在这整整27年间，多次全国性的音乐作品评奖，难以计数的创作研讨会及现代音乐节，无不贯穿同一个争议的主题――20世纪“新音乐”的价值评判。尽管其间有不少中外学者及作曲家本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述可作参考，但却缺少能在“要害”问题上（“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作出全面、系统、深入剖析和研究的著作。
叶松荣的博士论文《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①，观点鲜明而又单刀直入地直指“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针对这一“症结”，透过大多数“新音乐”作品背离传统、失去听众的表象，从音乐文化发展、哲学－艺术思潮嬗变、音乐风格流派转型、音乐结构与技法变异、音乐创作与听众需求错位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和表现技术层面的全面观照和深入剖析。通读全书，我认为作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新音乐”的历史成因和与生俱来的弱点（局限性），作出了有相当说服力的解读：
首先是论文主导思想上凸显客观性。为避免两种对待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的极端态度（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作者则以辩证的双重立场评判“新音乐”的创新活动，认为，“新音乐”创新异化是一个本质事实（因此失去可听性，绝大部分作品失去民族特色赖以存在的基础），“新音乐”创新异化又不可避免，它虽然与受众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新音乐”创新是受当时文化思潮驱动，也是艺术创作必然经历的过程，因此，有必要从“新音乐”的创新观念和作曲新技法运用层面上扬弃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由此决定了“新音乐”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方面，作者全方位分析了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形成的社会因素和艺术因素，清晰地勾勒出“新音乐”形成的历史轨迹。论文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生活及精神世界带来巨大伤痛的覆盖性论述，为“新音乐”首先在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和战败国）崛起，提出了推论的依据；从音乐最易于与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相结合的美学特征出发，阐明了源于文学（诗歌）与姊妹艺术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可避免地对“新音乐”艺术观念形成的影响；将西方19世纪主流音乐（浪漫乐派）中的非主流因素，从美学观念（以“数理逻辑”和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为代表）和表现技法（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斯克里亚宾、德彪西等人的某些作品为代表）两个方面作了梳理，论述了非主流因素向主流因素转向的内外动因，特别指出20世纪初、中期一大批作曲家“强势群体”的存在，主导了“新音乐”的走向。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深刻剖析了“新音乐”构建的理论基础、技法运用、音乐语言和审美效应的误区。其中对“新音乐”代表人物勋伯格“不谐和音的解放”及约翰・凯奇“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乐”的核心论点，作了多维度的分辨，从而追寻“新音乐”音响效果近似雷同、形式怪异的理论根基。指出作曲技法频繁更替、极端个性化以及音乐语言弱化民族特性，造成音乐文化生态的紊乱和毁坏，最终导致创新效果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失衡，作曲家与听众之间的链接断裂。
其次，论文通篇贯穿着理论思辨的思维范式并直面具体的“新音乐”作品研究。我们认为，一部成熟的音乐学博士论文，一定是理论研究与音乐本体分析之和谐的融合，特别是涉及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仅仅有理论研究是抽象的、空洞的，也是不全面的。仅仅有作曲技术分析是盲目的，也是无意义的。因此，作者一方面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过程中，“新音乐”作曲家们在其观念与创作实践中，将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感性、外延与内涵、作品与听众、有序与无序、无序与有序、刺耳与悦耳、破碎与连贯简单地对立，而造成的断裂与失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辨阐释。另一方面，又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具体总结出大多数“新音乐”代表作技法创新“失度”的四种表现：①有序有余，无序不足（如音高序列、整体序列）；②无序有余，有序不足（如音乐的不确定性、偶然性）；③刺耳有余，悦耳不足（奇异音响、喧嚣音响）；④破碎有余，连贯不足（指旋律形态）。在这里，作者对音乐本体的分析，主要是以“新音乐”作品表现出的审美情感与作曲新技法是否运用适度、得当这一标准来评判“新音乐”作品创作的得与失。并深刻地揭示了“新音乐”大多作品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被消解、作品中的情感张力和内在活力被削弱的现象，指出“新音乐”大多作品背离了“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的辩证法之规律，显然是造成“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之症结。从而有助于人们去真正触摸“新音乐”的质地。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以为，这篇博士论文才蕴涵了它独特的价值。
第三，论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贯穿全书的“中国人的视野”。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是作者十几年前在音乐学界首先提出的，也是作者首先加以实践尝试的。我们以为，这一视角的创新，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能否出原创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论文从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包括作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观、价值观及无形负载的学术研究使命，去观察、分析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认知及音乐文化建设有各种不同关系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其中，与之关系最为直接的，是当代音乐创作观念与技法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告别调性、无调性之后，音乐极端个性化之后，音乐创新是否应有前提，音乐创新是否必然失去“可听性”等等。面对这些争议不休、难以统一作曲家与听众立场的问题，作者并不满足于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而是更满足于对“音乐创新本质内涵”问题作深刻的揭示，强调指出“意义”与“价值”是音乐创新本质内涵的出发点与归宿，进而提出音乐创新的最终目的：即在音乐创新实践过程中，“优化”是它的最高范畴。这一观点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该文衡量或评判“新音乐”创新局限性的核心基点。由此也产生了对某些现代作曲家中已成为创新标准的所谓“无中生有”的反思。在完成了对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用专门的篇幅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并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四个方面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即：民族性与国际性，可听性与创新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控制性与自由性。这为中国作曲家吸取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精华，免食其极端化带来的“苦果”，辟出了极为广阔的探索空间。作者以“中国人的视野”所取的立场，充满了艺术辩证法，无疑增强了这篇博士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和论点，尽管此前的不少相关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视角如此独特、思维如此敏锐、论述如此全面、剖析如此深入、重点如此突出、语言如此清晰，实难与叶著比肩。
20世纪西方“新音乐”的实践已成为历史，定格在人类音乐文明的创造进程中，它对世界各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是广泛、深远而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这部论著在紧扣“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这条主线的同时，能够有一定的篇幅关注20世纪经过时间筛选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于作品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及“新维也纳学派”与五六十年代左右形形的先锋派音乐之外的另一批代表性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鲁托斯拉夫斯基、施尼特凯等），以他们“适度”的创新获得的成功，反衬“失度”的误区，从而正面肯定“新音乐”创新随时代变迁、促进艺术进步的历史价值，也许有助于这一研究课题论述内容及观点的全面和深化。
这部著作题献给作者的两位导师：于润洋教授和王耀华教授。两位导师在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及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高深造诣，在给作者以深刻教益和影响的同时，其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睿见也融进这篇论文中。相信作者能在此高起点上，继续深化和拓展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研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第8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地域文化；书法；风格；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43―03
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同地域的书法传承与发展史。不同地域的书风，构成了中国书法多样的形式面貌和不同的艺术表述方式。如同方言一样，一个地域的文人以同一体系的语言形式表达他们的精神诉求，表述他们对汉字文化的理解。舍此，中国书法艺术将是枯燥和乏味的。
地域书风应该是某一区域的书写者以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书写方式，传递他们对汉字之美与汉字文化之崇敬的审美文化气息。地域书风一般由地理区域、书风形成的代表书家、书风传承人群、书法面貌折射的文化气质、书法代表作品等要素构成。每一个区域书法风貌的形成，既受到书写者个性、学养等主观动因的影响，又受到该区域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民风民俗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均是书法的文化生态环境。书写者自身的主观价值取向决定着书写方式方法的选择，同时也决定着书写情感表达方式。但是，这些书法的外在和内在的书法形态是带有狭义的个体性的；而书家所处地域的文化生态环境，无论对书写者的性格、情感、思想的影响，还是对书法的文化内涵表达，均是长期的、润物细无声似的。这种影响是带有广义的文化观念的。在地域性的书法文化群体中，中原书风和江浙书风的书法生存与表现形态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自然与生活环境培育的书法家个体性格
对地域书风的影响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的性格受遗传的影响。一般来说，多血质的人性情粗放，容易激动；粘液质的人感情细腻，性格稳重；抑郁质的人性情低沉，感情自我压抑。这些与生俱来的血液里的遗传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与感情走向。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近年来研究表明，一个人所处环境的心理暗示，对其性格与情感改变亦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性格在形成过程中，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主要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对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以中原和江浙两大地域为例。中原以平原为主，土地辽阔，气候属中湿带，降雨较少，人群居住密集。因此，该地域人们自古以来善于相互往来，心胸较宽广，性格奔放，行为方式较为豪爽，情感表达方式粗犷为主；江浙地域以山岭居多，地形起伏较大，水网密布，气候属暖温带，降雨较多。这种地形将人群分割得较为零散，而且人群范围狭小，加之湿润的气候条件，培育了该地域人群相互交往的方式迂回，性格温婉，行为方式较为恬静，情感表达方式以细腻为主。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两个地域的人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原喜食杂粮，生活方式粗简，语言直爽，行为果断，想到做到；江浙以米面等细粮为主，生活方式精致，语言细软，行为严谨，三思而行。
这两个地域的文人在进行书法创作时，个体情感与性格特征比较充分地烙上了地域性痕迹。这个痕迹最明显的特点是书家对书法表现方式的选择。中原以粗犷豪放的写碑为主。碑为先写后刻，刻凿时不斤斤计较，形式与气势较为大气，结构宽博，线条奔放；江浙以精细婉约的写帖为主。帖接近原作，笔墨细节清晰，书写过程的细节变化明显，线条精致且细节变化微妙。关于北碑南帖之论，清人阮元分别撰有《南北书派论》与《北碑派与南帖论》。两篇论文从书法的外在形态将书法分为碑派与帖派，并简单梳理出了两个地域书派形成的时间与传承兴衰。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认为：“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此派也……泊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此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①阮元只是依据南北两地所习书法之文本依据――碑与帖简单地下了“北碑南帖”的结论；至于这两地书家何以作此选择，他也只是粗略论及“中原汉碑林立”，“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②。现在看来，阮元所论只是表象；真正让南北两派做出帖与碑的选择的动因，是两地人的性格特征。
表面看起来，中原在唐宋之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碑版与青铜铭文多，这些均是人们学习汉字书写的范本。南方自钟繇《宣示表》墨迹进入后，多为帛与纸本墨迹，亦为人们钟爱。这只是引发两地人作出书法形式选择的客观因素之一；至于为何两地人作出“尚势”与“尚韵”之审美选择，恐怕还主要是心理因素的影响，即性格决定了审美形式之选择。一件物化的精神产品如果被人摹仿，首先人们要从形式上看着它眼顺，继而从内心深处喜欢它，第三步才是摹拟与创造。当然，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在后来也引起过争论。论者认为北方不仅有碑，也有帖，这是事实。但我们看待一个地域的书法美学取向，应该认同主流价值取向；至于一个地域碑帖互存的问题，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在主流审美价值取向确立之后，互相兼收并蓄，更能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文化环境对书法地域性文化内涵
阐述方式的影响
书法不是简单的造型艺术，而是一种具备方块形状，靠线条与笔墨表现其内在情趣的艺术形式。它的魅力就在于线条与笔墨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同的线条品质表现不同的书体，表现不同的思想情感，不同的笔墨使转变化表现不同的内心感受。因此可以说，书法是一种对汉字文化的书写艺术。其文化内涵既包含着书写者的性格特征与情感变化，也包含着对汉字文化内容的理解，以及对书写内容在不同环境中的运用效果等。
文化环境对书法地域性文化内涵阐述方式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文学与语言环境。一个地域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深刻影响着书法语言的表述方式。中原由于在北宋之前长期居于政治与文化中心地区，其文学体裁以政论性散文与诗赋为主。这样的文学体裁大都结构张弛，题材政治化与生活化相间，其语言方式较为自由朴实。无论是先秦散文，还是汉乐府、唐宋诗词，在中原地区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刘涛先生认为：“曹氏父子还一反传统，摒除了汉代文士惯用的浮辞丽藻的夸饰，利用明白晓畅的民间乐府形式，通脱地唱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咏叹令人哀伤的离乱生活，不再用文学去说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大道理。”③江浙文学体裁以抒情性的随笔与诗文、戏曲为主，体裁结构精巧，题材以气息浓郁的细节描写为主，其语言讲求自由、抒情，如叙家常。宋词的婉约派与元曲、明清随笔等，体现了这些特点。作为书法艺术，首先它书写的文字内容以该地域常见的文学体裁为主要对象。中原地域的青铜铭文，六朝碑版大都是记载官方活动内容；而江浙的晋人手札、明清调书法，大多记录生活细节或吟唱为主的诗文。其次是书家的性格特点也左右着他们以书写自己感情上能够引共鸣的文字内容的选择。再次是不同的文学体裁需要不同的书法体裁形式进行表达，可以通俗地理解。吴侬软语适合表达小桥流水般的书法韵味，中原直爽豪放的语言适合表达不拘小节的碑版书法气势。
二是中国画构图之“势”与水墨之“韵”。人们常言，“书画同源”。一千多年来，这个问题时常引起议论，至今也没个统一的结论。依我看，书与画在使用工具的选择和笔墨技法运用以及意境营造方面有相同或相通之处。至于出现的时间、催生这种艺术形式的诱因，则不相同。就书法与中国画的关系而言，直接可以比较者，是运用毛笔成就的书与画。书法的用笔方法在中国画中运用广泛，如线条的中锋之凝聚力与侧锋的生辣险绝，提顿使转的节奏感，连带的飘逸、飞白的自然等用笔方法在中国画中均有运用。书法的用墨方法也经常被中国画所借鉴，如墨色的浓与淡、涨与破等在中国写意画中最为常见。而中国画对书法的影响，是它的构图、疏密、节奏、意境等对书法构图方法、节奏美感、水墨情调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原书法与江浙书法对中国画元素的吸收也是与两地美术“尚势”与“尚韵”之风密切相联的。中原大平原上矗立着大山，分布着大河，气势宏伟，画家表现在画面上多讲究结构的恢弘与气势的博大，人物画则多表现正大气象的宫廷题材；而江浙河流交错，山峦逶迤，画家多为小桥流水，烟云山峦、娴静淑女之形象，线的运用讲究，墨之浓淡清晰，水墨结合生动，细节描绘灵动有韵。两地书法均是吸取了绘画的不同地域特征，从形式感上促成了中原书法之大气与江浙书法之秀美地域书法风格的形成。
三是民风的质朴与精细。从民间喜欢的音乐形式看，中原人喜欢声音嘹亮的豫剧、秦腔，江浙人喜欢细语轻吟的昆曲、南戏。从民间建筑看，中原人喜居高堂大瓦、粗砖乱茅之屋舍；江浙人喜居临溪木楼、回廊挑檐、青砖灰瓦之宅。建筑的廊檐柱之雕饰，中原以重彩为主，江浙人以淡彩为主。从民间衣着看，中原以粗布为主，衣着宽松简朴，无雕饰；江浙以丝绸居多，绣饰精巧，并多有首饰，剪裁讲究。从交通方式看，中原多车马，长驱直入；江浙多舟船，迂回曲折而行。从饮食习惯看，中原粗茶大碗，喜重味食品；江浙细盏淡食，喜甜淡味食品。从经济方式看，中原以农业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江浙明清以后手工业、商业发达，社会分工细化，“市民阶层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市民文化与市民审美意识的滋长……因商贾的大量出现，消费率的增长，而出现了书画艺术的商品化。就连裱画业，刻帖业，笔、墨、纸、砚的制作业也应运而生”④。物化的经济与生活方式引导着精神领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方式选择。书法在物化形态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受制造了该地域物化生活方式环境的浸润，引领着书法艺术的外在形态和内在趣味与此生活环境匹配，另一方面，书法艺术要在该地域为人们广泛接受，就要主动迎合人们的口味，贴近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原民风的质朴与江浙民风的精细自然而然地便渗透到了书法艺术的血液之中，逐渐形成各自的形式与品格。
三、地域性人群心理沟通的趋同性对
书法表现方式的影响
心理认同是语言认同的基础与核心。人与人的交往，要得到彼此的接受，首先是语言与行为方式要得到彼此内心的接受，这样才能进一步获得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就精神领域的交流而言，彼此沟通靠的是双方拥有相同或相近审美观念的心理活动轨迹，拥有相似的存在内心深处的艺术形象认同与艺术价值定位。同时，话语的权威性也是艺术创造心理认同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一个人群拥有相似的审美理念，并有一个核心话语时，这样的人群发出的艺术声音便会凝聚成一个合力，这样的合力便是地域书法风格。
地域性人群心理沟通之所以具有趋向性特征，主要是由于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相似，文化环境相同，聚居空间集中，语言沟通方便。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了某一地域人群心理接受的认同性特点的形成，能够缩短话语交流与心理沟通的距离，也容易形成相同和相近的审美意识。而某一地域艺术话语权威性声音对该地域艺术氛围的形成与传承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每一种艺术风格与流派的形成，都需要有树立该风格与流派的奠基人，有弘扬该风格与流派的精神家园的守护人与传承人，有供该地域人群精神享用与摹拟的经典作品。中原书法崇尚碑版，诞生了李斯、钟繇、蔡邕及宋书四家与明清之际的王铎这样伟大的书法家（即使宋书四家不属于中原人，但他们的书法风格形成却在中原），拥有后世书家取之不尽的金石铭文、六朝碑版等经典书法文化资源与《泰山石刻》、《熹平石经》、《宣示表》、《龙门二十品》、《千唐志斋》等不朽的书法代表作品。它们不但是中原人学习书法的标本，也为江南人提供了书法文化营养。在北宋之前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区的中原，不但当地人习书均以此为范本，其他地域的人进入中原后亦“入乡随俗”，自觉学习中原书法之丰厚文化气息与宽博大气之艺术气息，进而汇集了中原书风以古朴厚重为基调，以海纳百川为胸襟的书法风格。江浙书法自晋人学习、传承中原钟繇《宣示表》之细腻笔墨之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一族与卫、卫恒为代表的卫氏一族将其发展为行草为主流书体之帖学风格，诞生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徇、王导、卫、卫恒、赵孟及明清之际的一大批伟大的帖学书法家，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吴门书派”、“华亭书派”、“扬州八怪”等众多书法流派。寻根溯源，这些众多的书家与书法流派皆以帖学为皈依，以“二王”为大旗，始终不渝地走“二王”之路，取“二王”之法，并不断从各个断面，各个细节将“二王”之体系推向极致，因此也诞生了如《兰亭序》、《圣教序》等不可计数的书法经典作品。这些旗帜性人物与经典书法作品不但为江浙地域文人奉为法帖，也逐渐成为后来书法审美取向的主流，为各地域人学习与效法。一个地域的书法创始人与领军人的人格魅力与书法品格，是该地域书法艺术语言趋同的重要条件。中国人历来重人品，书家的地位也首先表现于人的品格高下上。王羲之、颜真卿之所被奉为书坛圣人，除书法艺术因素外，人品的忠厚、善良等亦为后人景仰；而蔡京虽然书艺很高，但其奸佞之人品为后人所不耻，因此其书名在历史上也不高。
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影响的因素还有很多，上述三个方面是主要因素。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诞生与传承具有客观的浸润作用和主观的诱导作用，而地域书风对文化生态具有阐释作用和彰显作用，二者的关系相互依存，不可偏废。
注释
①《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630页。
②阮元：《此埤南帖论》，《历代书法论文选》。
第9篇：艺术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在资本利益需求和娱乐文化消费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和语境化的民族艺术至少在形式上进行了符合消费文化逻辑特征的现代置换。本文首先对民族艺术及其分类进行介绍,其次剖析了当前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民族艺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提出符号化生产的概念,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民族艺术及其分类
1.1民族艺术的涵延
民族艺术主要指与生活生产关系较密切的,直接源于生产实践的,以可见形式保留下来的,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等。从广义上来说,民族艺术还包括了音乐、文学、曲艺、杂技等在民族发展中形成的共有的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广义的民族艺术几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的范围。
1.2 民族艺术的分类
民族艺术的分类往往由于对民族艺术的涵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不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简单的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从应用产生的环境,即民俗的角度,又可以分为礼仪、节令、生产等几个方面。在对民族艺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作为具体调研的依据,可以根据生活习俗,围绕生活生产活动进行简单的分类:
1.衣食住行:日常服饰、日用品、建筑、交通工具、公共设施;
2.生产活动:畜牧、农耕、贸易;
3.庆典仪式:婚姻、丧葬祭祀、歌舞娱乐、节日;
4.社会关系:家法、氏族、游宴、结社、娱乐;
二、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分析
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都市消费文化。它集中产生于各大中心城市,通过大众传媒辐射到其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其突出鲜明的消费特性与欲望特性,给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村群众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上世纪9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精英们为理想高呼,为人文精神呐喊,面对那些琳琅满目的绚丽商品,面对人们逐渐显现的对欲望的追求,精英们深感忧虑,中国要往何处去?传统的价值坚守还有意义吗?”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广泛引导和投入的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从过去较为单一的、以物的占有和使用为目的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逐渐向更具社会性和象征性的、更注重消费过程的多元化消费发生转变。其中,文化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当代社会最突出的消费模式之一。文化消费的崛起带动了民族艺术产业的发展。
三、大众化消费背景下民族艺术的发展反思:符号化生产
作为兴起于大众化消费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民族艺术展演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观念改变和民族艺术审美范式转型的现实语境中得以彰显的。那些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区,应广泛利用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奇异的民族风情来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品、发展地方民族文化产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族艺术因其较强的艺术性、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而被纳入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范畴,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如果把尚未经过市场化开发的传统民族艺术视为一种民族文化“原生符号”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商品的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就是对“原生符号”能指层面的形式征用和所指层面的意义改造,并将新的能指与所指进行重新拼接、组合,以形成新的文化“再生符号”。
3.1“想象性审美”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符号化生产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各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在许多民族地区,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因其形态独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而作为地方性资源优势,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普遍做法。从扩大宣传、提升形象、振兴地方经济的实用功利目的出发,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开发民族工艺品、展示民间歌舞艺术、挖掘特色民俗风情、复兴民族传统节庆、打造民族旅游市场等方面,当地政府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引导,并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强有力的扶持。
3.2 “快餐式表演”
由经营企业运作的符号化生产在当代消费社会,旅游作为一种最具文化消费特征的社会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其中,以体验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旅游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旅游经营企业不仅利用当地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将其开发建设成为“民族文化旅游村”,而且组织村民歌舞表演队,帮助开发民族旅游工艺品,发动村民开办特色家庭旅馆,以充满异域民族风情的旅游服务内容来吸引游客。旅游市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衡量和取舍决定往往来自于投资回报及实际收益,因此,原本就存活于乡土民间,且集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于一身的民族艺术自然凭借其“投资小,见效快,低成本运作”的特点而成为经营企业开发打造的重点对象。例如,在以壮族歌舞展示和传统村寨风貌为特色的广西龙胜县金竹寨,每当有游客到来,村里的壮族青年歌舞队都会到寨门前敲锣打鼓迎接客人,唱迎客歌、敬酒歌,表演师公舞、扁担舞、板鞋舞、竹梆舞、竹竿舞等,其间还穿插有绣球传情一类的互动游戏活动。
3.3“原生态艺术”
由文化精英实践的符号化生产“原生态”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按照学术上的规范理解,源于自然科学的“原生态”指的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将“原生态”用于艺术上,即“原生态艺术”通常应当指“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较为封闭的民族聚居地)内流传的、较少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的、风格纯正且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的艺术样式,它是人们在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并通过本民族世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然而,随着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封闭格局已经被打破,外来的异质文化不断介入和渗透到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领域及精神文化空间,生长于这种生态环境中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早已随着原初的生态环境的变迁而不复存在,现在所谓的“原生态”更多是指一种运用民族民间的原生艺术元素来集中再现本真性民族文化,进而使之得到保护、传承及发展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态度。
总结
总之,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是一个关涉多种因素、多元力量的市场化、符号化编码过程。这其中无论采取何种编码方式,作为文化商品的民族艺术都被赋予了符号消费的时代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由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代民族艺术的生产逻辑与符号价值,才能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日常性需求和意识形态体验来对其进行消费,最终实现个体的精神满足。
参考文献：
[1]欧阳友权柏定国主编.2006年中国文化品牌报告[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