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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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认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如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和放松管制等。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参考文献:
[1]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圳模式：三级授权经营制——委托关系的案例分析及其启示[J]．经济研究，1995（8）．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3]陈铁源．私营经济降低改革成本[J]．中华工商时报（京），2000年10月24日第1版．
[4]陈天祥．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角色及方式[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5]刘伟著．中国私营资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Coase，Ronald．“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November1937．
[7]柯荣住．私营企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交易费用分析——来自温州模式的经验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杭州），1998（2）．
[8]孔泾源．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J]．经济研究，1992年（7）．
[9]赵成根．转型期的中央和地方[J]．战略与管理（京），2000（3）．
[10]杨小云．对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6（3）．
[11]C．V．Brownand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4thed．London：BlackwellLtd．，1988．28
[12]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13]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章第二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第2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第3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移情；《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策略；文化意识
引言
国际汉语教学(亦称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eachingofChineseasaForeign Language)于2005年进入发展新时期。“以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在继续深人做好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把目光转向汉语国际推广。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里程碑式的转变。与此相应，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组织研制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并于2008年3月颁布。与以往纲要如《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国家汉办，1996)、《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国家汉办，2001)相比较，《大纲》首次将“策略”和“文化意识’’(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一道)作为构成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基本构件提出，并加以分级描述和举例说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大纲中偏重语言内容界定，缺乏对语言功能和文化内容具体描述的偏颇，对国际汉语推广起到了极大的指针和推助作用。
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既要符合对外汉语教育规律，又要遵循审美教育规律，而移情理论正是这二者的重要契合点之一。本文在扼要梳理移情理论发展脉络，阐明其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从《大纲》中集中凝聚美育理念的“策略”和“文化意识”这两个重要构件人手，探讨它们与移情能力培养的内在关联，以期对《大纲》日臻完善，对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走向丰富和深入有所裨益。
一、移情理论的基本历史发展
移情(Einfuhlund德文，Empathy英文)，是人类在长期社会活动中被肯定下来的审美意识活动，是“直观与情感直接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照审美对象时，就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
这一概念较早由德国美学家R．费肖尔(1847—1933)提出，其后德国心理学家K．格罗斯(1861—1946)从心理学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移情是一种内模仿活动。英国美学家V．李(1856—1935)也提出了移情概念，她认为移情现象是自身对经验的反省，并认为移情作用是长期的观念、情绪和意识累积而形成的心理过程。德国美学家J．伏尔凯特(1848—1930)认为，移情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心灵活动，知觉与情感内容的融合是由无意识心理过程完成的。移情学说的主要代表人为德国美学家T．李普斯(185l一1941)。他在其《美学》一书中指出，美的价值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而移情是审美欣赏的基本前提，移情可主要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一般的统觉移情，给普通对象的形式以生命；其二，经验的或自然的移情，使自然对象拟人化；其三，氛围移情，使色彩富于性格特征，使音乐富于表现力；其四，生物感情表现的移情，如把人物的外貌作为其内心生命的表征，使人的音容笑貌充满意蕴。
20世纪初，西方心理分析学派将移情引入临床治疗，将其视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病人把对给他以重要影响的人(如父母等)的情感转移到治疗者身上的一种心理过程。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治疗学家C．罗杰斯(1902—1987)在其创建的一种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方法——患者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therapy)中，引入“移情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这个关键术语，指“咨询者深入了解和设身处地地体会受辅者的内心世界。”移情理论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实践应用向着愈加深广的领域展开。
法国哲学家梅洛一庞蒂(1908—1961)将“习惯性身体”(habitualbody)这个术语引入移情研究，他认为：“最完整的体验为自身提供习惯性身体，是一种内在必要性。”习惯身体在感知过程中起着稳定的作用，而“每件事情发生时，只有好像他人的意图会经历我的身体，或我的意图能够经历他的身体时，才可能有沟通”。
言之，我们的话语或姿势的意义，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被理解或领会的，意义出现在对方认知到自己情感的时候。这就为交际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即要逐渐意识到他人从自身的视角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他们，承认差异，并努力移情，尊重他人平等、又有着诸多不同的人性。临近世纪之交，美国神经生物学家达马西欧(1944一)在其《感觉发生的事情：意识形成中的身体与情感》中，以诸多实证作出归纳：“意识始于我们或看或听或触摸时感觉到发生的事情……它是我们生命有机体内部伴随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内心任何形象形成的一种感觉。这也从实证角度支持了庞蒂的论述。
二、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移情问题
情感因素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其作用在认知因素之上，是启动后者的“点火机”。一般认为，个体情感因素主要包括学习动机、态度和性格三个层面，而移情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
兰伯特和加德纳将学习动机分为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motivation)。前者主要指跟目的语社团直接进行交际，与目的语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后者主要是指把第二语言用作工具的实际目的，如查阅资料、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相比较而言，前者动机更为强烈，学习效果也更大。两类主要动机均离不开移情，移情是促成动机形成的前提和保障。原因在于语言是达成移情的主要手段，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双方都要不断做出假设，不断揣摩对方输入信息所表达的真实意思以及将要输入什么信息，同时还要时刻推测自己输出信息是否为对方理解。此间，假设和判断中的移情无处不在。就运用第二语言交际而言，除了个体认知和情感上的差异外，更有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更加要求交际双方自觉地转换立场，有意识地超越各自文化固有框架模式，自觉运用有效的移情手段来体验、理解、领悟对方文化差异，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的交往机制，不断接近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是构成动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大体上可分为积极态度、一般态度和消极态度三种。持积极态度学习者多因为较强内部动机支撑，表现为自觉、主动地学习，并且对学习本身有浓厚的兴趣。持一般态度者，多因为外部因素影响而改变原有态度，仅要求把语言课程当作一般的任务完成，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热情和兴趣。持消极态度者，往往是因外界压力被迫学习，既无学习自觉要求，又无学习兴趣，抵触情绪强，一有机会就选择放弃。移情培养是不断激发学习者产生新的、更为持久的学习动机，改善学习态度的重要动力支撑。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最根本动力是交际的诉求，而移情正是交际心理的核心所在。通过移情，积极态度者更加坚定、丰富和深化自己的学习目标，一般态度者和消极态度者则可以激发出新的学习乐趣和热情，继而使找到新的学习目标成为可能。
性格特征对外语习得影响甚大，此间，自我对移情的影响和移情对“语言自我”的塑造紧密交织。掌握一种新的语言，建立新的语言自我，不仅因为涉及到对自身的评价而影响到自尊心问题，而且势必影响到学习者性格的其他方面。目的语的特殊词汇、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对不善于移情的学习者来说是难于接受的。这就需要学习者的策略有足够的灵活性，拆除那些影响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心理、文化屏障，勇于尝试、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相互的语言耦合(coupling)开展生活，不是因为语言允许我们展示自己，而是因为我们通过语言在同他人一道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形成过程中构造自己。我们在这个共生共存的耦合中找到自己，这个自己不是先前就存在的参照物，也不是起源，而是我们同他人一道缔造的语言世界形成过程中持续的转变。”
三、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移情能力培养
移情能力培养是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多被忽略，究其原因，与其在教学过程中多以潜在的心理活动形式存在密切相关。
《大纲》首先明确了国际汉语教学的总目标，即“使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学习目的，培养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最终具备语言综合能力。”，并进一步阐明语言综合能力的内涵，即“由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文化意识四方面内容组成。其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策略是提高效率，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和发展自我能力的重要条件；文化意识则是培养学习者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元素。”这就将隐性渗透于国际汉语语言知识学习、语言技能掌握中的“策略”和“文化意识”凸现出来，而移情能力培养又正是富集于这两部分内容之中。
在接续的表述中，移情能力培养又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而出：
首先，“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是贯穿各级培养目标的主旨。
《大纲》在分级目标描述中指出：国际汉语一级应“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知识，开始具有初步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二级应“开始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具有初步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三级应“了解简单的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一般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四级应“了解中国文化中基本的文化知识，具有基本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五级应“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知识，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
在接续的具体描述中，跨文化意识又分如下层次展开：一级应“1．开始思考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开始理解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二级应“1．初步思考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理解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比，开始对所在国某些文化现象进行初步的客观思考。”；三级应“1．初步了解有关中国文化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开始初步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对比，开始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进行客观评价。”；四级应“1．基本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培养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的客观认识。”；五级应“1．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的客观认识。”
分析上述展开层次，体验和思考中国文化，是外国学习者移情培养的开端，通过移情，比较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差异和共性，外国学习者得以领会和理解在其自身文化世界里接触不到、或相对陌生的感受，同时对本国文化产生更为丰富和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反复经历这一体验、认知过程，“国际视野”在各级中均强调的“具有世界公民意识”，也当水到渠成。
其次，5种策略体现移情能力培养的不同侧面建构。《大纲》策略范畴分为情感策略、学习策略、交际策略、资源策略和跨学科策略五个方面。情感策略，如“初步培养学习汉语的愿望和兴趣”、“愿意主动使用汉语交流与表达”、“对汉语、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有积极的情感”、“在汉语交流中能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情感”等，体现着对学习者自身学习态度，和自觉移情能力递进发展的培养观念。
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和资源策略，体现着学习者应如何运用多种移情手段、途径以有效获取信息，促成情感策略的养成与发展。以交际策略为例，从一级“观察他人的动作并学会模仿”，N-级“借助手势和表情等非语言手段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到三级“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又到四级“在真实交际中学习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再到五级“真实交际中逐渐注意并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此间，学习者借助各种语言和非语言手段观察、揣摩、体验对方的行动与情感变化，同时完成对新的“语言自我”的动态建构。
跨学科策略尤其体现着移情能力，与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紧密关联。跨学科范围根据级别不同，分别包括：一级“音乐、美术、历史、民俗”；二级“历史、民俗、艺术”；三级“历史、艺术、民俗”；四级“历史、艺术、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交通等”；五级“历史、艺术、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交通、文学、哲学等”。渗透其问的这种跨学科移情，一方面可以让外国学习者意识到他们自身文化中的具体体验(embodiedexperi—ence)，另一方面，能够将他们身体界限转化成引出对中国文化感觉的形式，并最终能够对中国文化的感觉赋予形式，以使自身行为逐渐适应中国文化。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伴随着跨学科移情的，是创造性思维的活动。移情作为审美发生的前提，它既意味着审美感受在效果与方式上的迁移，也同时意味着创造或某种创造性思维逻辑的成立。
第三，建议表、举例表、示范列表体现移情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大纲》除了对课程目标和学习者所应具备的策略、文化意识进行了分级分类描述外，还提供了《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建议表》、《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举例表》、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等具有实用参考价值的附录。
以《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为例，“风俗礼仪”和“音乐、舞蹈绘画”题材贯穿各级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列表，是这一举例表的重心。风俗礼仪根据级别不同，分为不同的学习任务：如“初步了解中国人见面时的礼节”、“了解中国人告别时的礼节”、“了解一些著名旅游景点的风俗习惯”等，均有着较强的呈示性，方便学生课堂内外交际操练和应用。其问，“了解中国目前的黄金周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这个任务，则充分体现出针对国际汉语教学从专业化日益走向大众化、普及型和应用型发展趋势。“音乐、舞蹈、绘画”同样根据级别不同，分为不同的学习任务：如“了解中国独特的音乐以及它的简单分类”、“了解一些常见的民族乐器并能识别它们的乐声”、“了解中国现代比较流行的舞蹈形式”、“了解中国画的一些艺术特征”等，同时均伴有跨文化交际思考问题举例，以启发学生将诸多具体的艺术体验上升到跨文化理性思考。
第4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对外汉语 文化教学 策略探究
论文内容摘要：文化影响着语言的学习和传授，关系着语言教学的质量和汉文化的传播，开展文化教学策略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文化教学策略的选用应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可结合文化差异、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文化自身的特点来进行。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外汉语教学同样离不开文化传授。那么，如何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如何在语言教学之外开展文化教学以及运用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率，说到底是一个教学策略的问题。“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实现教学目标和适应学生学习的需要而采取的教学行为方式或教学活动方式。”它重点研究如何教的问题，是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而采取的系统性行为。下文，笔者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从文化差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层次、文化体验几个方面就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策略进行探究。
1.文化差异比较法
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语言的习得，学生的母语文化对目的语的理解和运用有一定的干扰作用。吕必松指出：“文化差异不但要反映到语言本身的特点上来，而且要反映到语言的使用上来。因此，人们在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
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外文化差异加以比较能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所学的知识。比如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词语大多含有贬意，如“走狗”、“落水狗”、“狐朋狗友”之类；而在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最忠诚的朋友，人们常以狗的形象来喻人的行为，如：“A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学生明白了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便能有效提高语言理解与表达的准确性。再如，汉民族世代在亚洲大陆繁衍，英语民族多靠海而居，比喻大手大脚花钱时，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则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东风”指春天的风，而英国地处西半球，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所作《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总之，中外文化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社会交际。因此，在学习一种语言时不进行文化差异比较，就难以真正掌握该语言。
2.语言镜射法
“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词汇上。”因此，文化教学可以语言来镜射文化，从而让学生在学习目的语的同时习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教师可将文化教学贯穿于语言教学的各个层面，既让学生学会使用课程中的词句，又能以语言教学内容为依托，让其掌握语用规则和文化意义。
首先，重视字、词的镜射。在文化教学中，如遇到“背景意义的词”，除了讲清其概念部分外，还要讲清它所镜射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讲成语“望子成龙”时，可介绍“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形象和文化含义。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是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具有至尊至上的色彩，以至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因此，“龙”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各种褒义。再如，从“仁、信”二字可见古代的道德标准；从”贵、贱、货、贷”等偏旁的“贝”字可见古代的钱币制度等。
再次，重视作品语言的镜射。作品语言常是最规范的现代汉语，也是最得体的交际语言，词语的搭配、语法的典范均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内容、中国人的心态、社会生活的面貌、风俗习惯的特点等，也都能从作品语言这面“镜子”中看得分明。如，《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Ⅰ》第二十二课《我喝了半斤白酒》中的一段对话：
玛丽：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呢？
大卫：昨天我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吃饭，他们太热情，一直不停地给我倒酒。
玛丽：有的中国人请客的时候喜欢劝酒，你不知道吗？
此段对话很好地反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宴请礼仪习惯和文化心态。因此，以作品语言来透视文化可极大地促进语言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意义，又能使学生习得该目的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谓相得益彰。
3.分段教学法
中国文化有显性与隐性之分，也有“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之分，而留学生本身亦有年龄、教育水平、经历、工作经验等的区别，所以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层次和可接受性是解决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问题。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尤其是初级阶段）应首先注重交际文化教学而后才是知识文化教学，分层次、分阶段地展开。
在基础阶段，学生刚接触汉语，对中国文化也知之甚少。此时，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日常用语及一些常识性的文化知识上。比如问好、问路、询问时间、乘车、道谢、购物用语（“多少钱”、“便宜点吧”…）、中国饮食文化（饺子、包子、筷子…）等，以解决学生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在中级阶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和文化知识，可逐步增加国情文化知识的内容。比如，中国的人口、民族、地理形势、各地风光、风俗习惯等，这一阶段的学习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高级阶段，学生已基本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且具有一定层次的文化知识，可开设专门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课程。此时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一些历史的、传统的、政治的、信仰的、审美趣味等较深层次的文化知识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分阶段教学文化内容时，也要注意适度和适量的原则，不可贪多。
4.文化体验法
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开展各类体验活动，由课内到课外，让学生以亲身经历去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使其于潜移默化中习得文化。体验法能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极大地调动其学习热情，有着其他教学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
4.1校内活动
首先，应充分利用图片、电影、电视等直观媒介开展活动。图片、电影、电视节目等媒介提供的场面多，信息量大，语言材料丰富而有变化，同时还是观察姿态、表情、符号、动作等非语言交际手段十分有用的材料。通过视觉、听觉的极大冲击易使学生形成一种较为直观的印象，易于构筑学生的文化认知图式。在此基础上，如能结合“文化表演”或“文化讨论”则能收到“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其次，定期开展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活动。如，定期举办“文化讲座、文艺汇演、诗歌朗诵、普通话大赛”等，经常鼓励和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民族乐器、音乐、戏曲、相声、小品、舞蹈、太极、武术等众种艺术或武术样式中选择一至两种加以学习。这样，学生不仅能提高文化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更重要的是能领悟到中国文化的丰富、精妙和精深。
4.2文化参观
文化参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某个文化专题为学习任务，以参加统一观摩活动的方式来实现预期效果的一种文化学习方式。实地参观的范围很广，可以是名胜古迹、城市建筑、园林景观或展览会、博物馆等，也可以进行实地的访问或调查，娱乐性和趣味性较强。文化参观一般都在比较宽松和非正式的环境中进行，能够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动地观察、研究和总结，不断丰富文化知识。文化参观比较适合作为一种辅的教学策略，而不宜作为常规的教学策略使用。
4.3文化品悟
文化品悟是学生在实践中通过品味、尝试等方式，在所获得的最大体验基础上去感悟文化的魅力和精彩，从而丰富其文化图式的一种习得法。比如，组织学生进行一次中式聚餐，让学生从中餐上菜的程序到中餐的口味、做法再到中国人的餐饮礼仪，最后到中餐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等进行品悟，借此加深学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再如外出购物，让学生从观察现代人的穿着到接触各类服装款式、花纹、颜色再到设计特点、民族特色、穿着效果等进行体验，进而感悟由此体现出的中国服饰文化与民族传统等。
此外，学校也应重视文化氛围的创造，积极为留学生创建文化品鉴的场所（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如中餐厅、品茗轩、文化长廊等，重视教室的装饰与布置、文化因素的铺排与渲染等，尽量为留学生创设一个富于人文性和精神性的文化品悟环境。
总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策略多种多样，本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需要广大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共同探讨，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思源，林国立.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赵永新.语言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5.
[3]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第5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一、丝绸之路文化与艺术
“丝绸之路”作为忠实记载亚欧非洲诸国几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号，忠实记载和综合反映了沿途各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与文学微探”的发言，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现的新魅力，产生的新影响，对拓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间意义重大。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文通过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不是单纯的“丝绸”文化、商贾文化，它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丝绸之路上西域诗学的多元性、交融性、纪实性和断层性的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张艳奎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件作者认为是关于古代吐鲁番地区数学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学文书《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
关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学者从多重视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及其艺术特色。韩国高丽大学郑广薰介绍了敦煌配图本的版面编排。西北大学的梅晓云做了《少林寺那罗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的报告，借著名的少林寺护法伽蓝那罗延神的失落问题，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罗汉向大会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权中的体现》的论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总体述评。此次会议上，还有部分学者就丝绸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艺术、民族关系、审美范式服饰美学等要素做了相关探讨。
二、丝绸之路民族文学与文献
在语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提出了关于古代契约文书界限类词语演变考察的看法。吴嫒就古全坠声母在关中西府方言的历史演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在文学创作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魏景波分析了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赵颖借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提出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
在文学的传播交流方面，部分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及某区域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三、丝绸之路旅游出版与戏剧
第6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学文化因素原则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外交流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并由此引发了具有世界性的“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这种变化,一方面使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语言机能为重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汉语学习者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和进行深层交流的需求,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笔者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进行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三点教学原则。
一、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承载文化的工具。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此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必松先生曾经指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就成为理解和使用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要消除这种文化障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就必须同时进行相关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这类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不但是第二语言教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语言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
具体到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及其教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语言存储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文化信息的传达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两者共生共存,互相依托。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很多词语的意义来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词语表面的指示意义包裹着含有文化因素的“内涵义”。如果不了解文化背景,不明白其内涵义,就难以理解语言的真正意义。
如“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可以说是中国男女老少皆知的故事,对其寓意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可是,外国学生听了这个故事后,有的说“讽刺了一个真正傻的老头儿”,有的说“批评了不听别人劝的人”,接着他们会提出问题:“为什么愚公不把自己的家搬走,而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把山挖平呢?”这反映了学生思维的活跃,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缺乏了解。他们不明白,在中国,愚公是以一个不怕困难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的,他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性的斗争精神。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寓言产生和使用的文化背景讲解清楚以后,才能解除学生的困惑。
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和学都受实用原则的支配。外国人学习汉语,或者是为了当教师、做翻译,或者是为了解、研究中国,或者是为从事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对中国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认识欲望。刚开始,他们想学的就是怎样打招呼,怎样问候,怎样称呼别人,等等;有的才学会一些常用词语,就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社会习俗,而到了中高级阶段,他们更是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民族心理、风土人情和潜在的观念差异等十分敏感。学生对交际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学习劲头,从教学对象方面来看,表明交际文化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密切联系,说明单纯地学习语言不能满足需要。从教师方面来看,面对的不是自幼生长在母语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学生,教师必须在教学中采用同教中国学生完全不同的方法。因此,在教授目的语的同时,教师应有意识地把目的语文化传授给学生,以弥补他们这方面的缺陷,使他们把语言技能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达到正确使用汉语的目的。
二、在文化教学中应遵循的三点原则
首先,总体设计,循序渐进。
所谓文化教学的总体设计就是在全面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各种内外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教学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出最佳教学方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各个教学环节成为一个互相衔接的、统一的整体。[2]
在进行总体设计时,循序渐进是我们应遵守的重要原则。一般地说,初级汉语教学的重心是语音和汉字等基础语言知识的训练。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了解和掌握汉语的音、字、词、语法的规律更重要。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语言以外的文化内容还是少一些为好。即便遇到具有风俗语义的词语,也不宜采取介绍和说明的方式,而应采取简单注解的方式,尽可能不分散学生对语言规律的注意力。相应地,这一阶段的文化教学应集中介绍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是初学汉语者探求中国文化的金钥匙。掌握汉字文化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步。
中级阶段,口语课和汉语课的文化内容都有增加,应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重。这一阶段的语言教学主要集中在使外国学生掌握并运用大量的汉语词汇和句式。汉语词汇浩如烟海,意义相当丰富多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宽广而深厚。汉语几乎每个词、成语、俗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的后面都有一个文化背景,汉语词汇能给学生展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而掌握不同的汉语句式能使学生具备语言交际能力。中级阶段汉语课的文化内容,对教材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除了考虑字、词、语法等方面与初级及高级教材接轨之外,还要兼顾到文化内容的系统性,把系统的语言知识和系统的文化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表里,同步上升。
高级汉语教学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化教学集中在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地理、习俗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进行中外文化的多方对比,从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利于外国学生与中国人在更深层次上的交流。
其次,区分学生的文化圈,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以此把握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中国文化的若干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已经融入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中。例如韩国、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许多习俗、饮食、价值观念,韩国文化里有许多诸如“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俗语和“虚岁”这样的习俗,在日语中使用大量的汉字和偏旁。对这些国家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就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相反,像欧美、非洲等许多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学生,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反差,学生起点较低,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物质文化层面,并且要注意适度与适量。在词汇教学中,教师要讲清汉语与学生母语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避免混淆。对中华文化圈外的学生,教师必须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学。
再次,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之一是“对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外国学生使用汉语进行言语交际的能力,他们的交际活动又是“跨文化的”,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也应该置于跨文化交际的维度之中来考虑。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互动综合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关注。该模式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把学习者的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以互动的方式与目的语发生关系,从而确定双向文化教学的方向。[3]
如在介绍中国传统节庆文化时引导学生对自己国家的节日风俗进行比较,使他们更加关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只是由教师阐释中国文化的内容,缺乏学习者的呼应,就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进行对比时,学生还应尽量摆脱浅层的文化对比,避免以狭隘的思维方式简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进行对比和思考,将自身感受和客观的叙述结合在一起,超越由教师陈述文化事实、学生简单接受的教学模式,将文化教学也转变为人际沟通的过程。
对外汉语教学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并不长,而其文化教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丰富的过程。笔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只是在教学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不当之处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建设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9,(4):3-11.
第7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字幕翻译；观众接受性；金陵十三钗
一、电影字幕翻译综览
在我国，电影字幕翻译是一个新的翻译领域。因此，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对其进行研究。
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字幕可分为语内字幕和语际字幕。语内字幕是：字幕语言和声音语言是同一种语言，然而，声音语言可能是某种方言，比如粤语和闽南语。语际字幕是指：字幕语言与声音语言不是一种语言，比如汉语和英语，其他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这种字幕无障碍地观看节目。本篇论文主要讨论了语际字幕，它涉及电影字幕的翻译以及屏幕下方同步出现的源语言。与其它形式的翻译相比，字幕翻译更能实现不同读者的交流目的。
电影字幕翻译具有即时性、普及性、同步性、无注解四个主要特点，但同时，字幕翻译也受到时空的限制。一方面，我们需要使字幕，声音观众的阅读速度趋于一致，因此字幕具有时间限制。（Zoe De Linde&Neil Kay 1999：6） 另一方面，屏幕的大小和演员的对话长度决定着字幕的长度和字体的大小。过长的字幕会占用屏幕很大的空间，也会破坏影片的视觉效果。因此，字幕具有空间限制。基于此，字幕翻译人员就应当在翻译时应当采取简洁明了的策略。
二、观众的接受能力
接受能力理论是东德历史学家H.R.姚斯 和W・伊瑟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所提出的一种审美思想。这套理论强调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效果并且关注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相关专家认为接受性是指目标读者是否非常理解译文，以及译文是否易于理解。电影是一种有着丰富文化元素的娱乐产品。用接受性理论来解释观众对于字幕翻译的接受度就是观众是否能够轻松地读懂全部的电影字幕。
中国的电影有中国观众和异域观众两种。不同国家的观众有着不同的审美倾向，中国的观众更加关注想象和理解，喜欢暗示和语言歧义引发的笑点。而西方观众则更为简单直接，强调逻辑性和准确性，喜欢更为精确的语言表述。为了使外国观众能够像中国观众那样感受到中国文化，在翻译字幕的过程中，考虑观众的接受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为了中国电影能够顺利进军世界电影市场，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异域观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倾向。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卧虎藏龙》这部电影的英译。它被翻译成了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这个翻译体现了大师的精神状态，既有气势，又有内涵，与中国功夫挂钩，还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龙和虎的崇敬。它充分体现当地的文化，中国的武术精神也借此得以传播。
因此，在中英翻译中，我们可以遵循以下几点来保留电影中文化的内涵：（1）电影中原有的中文名字可以反映事件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其人名地名的翻译应当直译，以展示民族文化自信，同时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2）通常中国的成语和诗句都有很深的意味，所以当涉及到双关和比喻时，译者有必要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保留原表述方式的效果。
三、《金陵十三衩》的例证分析
电影《金陵十三钗》旨在努力还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和屠杀的历史事实，警醒人们要铭记历史，思考历史。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应当考虑的背景，准确翻译对话中涉及到的中国传统观以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对精神状态的描述以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倾向。本篇论文将以接受性为原则来分析这部电影中的字幕翻译策略。
1.简缩
戈特利布（2001：30）认为压缩翻译会在几乎不损失原文意思的前提下达到最大程度的文本简化，原文的意义和风格也会保留下来。字幕翻译就是一个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使观众能够看得更连贯，一些不太有用的字词就会被自动省略。哪些词对原文信息的保留更有用，哪些词没什么用，这个筛选工作会由译员来完成。也就是说，简缩就是压缩和简化对观众认知活动没有太大作用的词句，而突出强调最重要的信息。
例 1： 红菱：管他红事白事呢。
Ling： Whatever， who cares.
在这句话中，“红事”和“白事”都是中文有的词语。“红事” 是喜事，比如结婚和生日聚会。“白事”是不好的事，比如葬礼。中国观众很容易理解这指的是什么，但是异域观众，就很难理解这两件事指的是什么。如果按照笔译的方式去翻译，句子就会很长，考虑到字幕的即时性和同步性，以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译者就没有翻译这两个词，直接译成了 “Whatever， who cares”.我们发现，翻译之后整个句子对于外国观众的理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替换
替换是指使用目标语言中现有的表达取代源语中的表达（田传茂，杨先明，2007：81）。当处理一些涉及到文化因素的问题时，替换译法十分奏效。文化意象中含有文化价值取向，是不同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文化取向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们很难解释源语中的文化意象时，字幕翻译经常会使用一个目标语言中较为熟知的文化意象来替换源语中的文化意象，以使观众在理解上更为容易。
例2： 玉墨：阎王爷在哭你呢！
Mo： The death weeping for you.
这是玉墨在浦生临死前说的。在中国文化当中，“阎王爷”是地狱的统治者，掌管着人的出生，死亡和投胎。显然，异域观众并不知道，所以译者将“阎王爷”译为了西方文化中的“死神”。尽管这两个词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和内涵意义，但是西方观众看到后的感受是与中国观众看到阎王爷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文化有共性就会有差异，共性的部分可以替换，差异的部分则需要保留，这其实是对观众接受理论的a充，将源语文化直接放入目的语当中有可能会引起一时的难以接受，但对于文化的长期接受是大有裨益的。正如电影中对风水的翻译。
例3： 乔治：看他的脸真破坏风水。
George： look at that face， he is running the Fengshui.
Fengshui 是一个观察地理位置时使用的术语。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们认为，居住在风水好的地方的人能够生活幸福、事业顺利。然而，这一词语在西方没有对应的词语与之匹配。所以直接将风水翻译成Fengshui 既能够保留文化精神内涵，又能激发西方观众的兴趣，引起他们对了解风水的兴趣。
3. 增删
翻译中的增删是指相比与原文，译文增加的或是减少的词语。增词是对指源语当中不能被准确表述的必要部分或者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的翻译的部分进行解释。减词就是省略一些部分。对于翻译而言，原文的意思是不能随意增减的，否则会触犯不忠实于原文的大忌。但是，由于字幕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译者只能删除一些对原文没有重要作用的信息，但是要保证不会影响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领会。同时在直译无法解释清楚的情况下，比如语气，时态方面，就要靠增词表达出来。
例4： 红菱：要杀要剐姐姐们挡着，姐姐替你们去。
Ling： We will protect you.
在这句话中，“要杀要剐”指的是红菱愿意遭受任何刑罚，不单单指杀和剐。红菱想要告诉女学生们不论大家经历什么危险的情况，她都会护她们周全。“要杀要剐”这个词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整个句子的重点，而且如果翻译出来又浪费空间，所以就被省略掉了。而“要杀要剐姐姐们挡着”和“姐姐替你们去”这两句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最终合成了一句话。这个翻译可以说是精炼而准确。
例5：红菱：凯旋之师嘛，老子劳苦功高，脾气大点还不行啊。
Ling：He thinks he’s so tough，He thinks he’s hero ，He feels entitled to have a temper.
这句话是红菱把自己比作李教官，以自己想象中的李教官的形象说的话，意在讽刺李教官。我们中国观众只听语气就知道这是在讽刺，但是语气是无法直接译出来的，所以只能靠增词的方式。三个断句增加了he thinks或he feels，这层讽刺的意味就能传达出来了。观众就很容易理解了。
4.重写
“重写”这一术语是由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列斐伏尔在其名为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Control of Literary Fame的书中首先提出的。列斐伏尔指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一种重写，而这种重写是无法完全反映原文的本质和精华的，因为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抽象的词语，这些词语只有联系语境才能完全理解。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合适的重写是十分必要的。在翻译的过程中，译员会基于自己的观点重写原文，以便使译文与原文的意识形态一致，而读者也会在译文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下再次进行选择，接受或者拒绝重写的文本。
例6： 陈乔治：我也没办法，她们不讲理。
George Chen： I couldn’t stop them.
这是乔治知道无法阻止这些风月女子进入基督教堂后，他对学生说的话，译员将这句话重写为“I couldn’t stop them”. 这个翻译不仅准确表达了乔治的无奈，而且句子简短，比较口语化。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的传播也越来越迅速和直接。电影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产业，更是一种传播文化的重要形式，为了推动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也为了能够将优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共享，我们需要译者从观众接受性的角度出发，为观众考虑，并能够运用简缩、替换、增删、重写的翻译技巧，更好地完成字幕翻译的工作，更加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的需要。
参考文献：
[1]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New
York： Routledge.1995.
[2] Zoe，De，Linde， and Neil Kay. TheSemiotics of Subtitling [M]. Manchester： StEdmundsburyPress Ltd.1999.
[3]金元浦.影视艺术鉴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陈亚明.《卧虎藏龙》字幕翻译策略探中与声画同步的语言问题研究[J].《电影文学》， 2007.
第8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 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对外汉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立体化教学实践体系（以下简称“体系”）的构建是对外汉语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就对外汉语教师培训与人才培养而言，传授知识较易，培养能力较难……”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该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我们将致力于研究探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环节体系的构建和改革。如何构建尚并无深入研究和实践。目前的主要认识有：
1 实践为重。通过语言结对、汉语课堂观摩、根据授课内容编写教案、课堂教学实践，锻炼对外汉语教师的业务能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深化对课堂教学内容理解的实验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性活动、专业相关的弘扬中国语言文化精神的活动。
2 “最好能具备绘画、书法、唱歌、表演和编导等艺术才能。不仅在教学中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义或文章。”
3 分阶段教育实践模式。“包括课上教学实践、课余活动教育实践、参与性教育实践、仿真性教育实践、方法性教育实践、社会实践、教育实习等。”“大一、大二进行课上教学实践，课余活动教育实践，参与性教育实践，社会实践四项较容易的实践项目。”“大三、大四以实践为主，进行课余活动教育实践，参与性教育实践，仿真性教育实践，方法性教育实践，社会实践，教育实习六项实践内容”。
国内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通常为课程实践（实验）、社会实践、专业见习、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缺少宏观策划与微观运作的体系化考虑。如何构建对外汉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对对外汉语专业建设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有现实的意义。
二、对外汉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立体化教学实践体系
（一）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实现途径
对外汉语专业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语言学和汉语言理论素养及其运用能力、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体系”既是专业办学水平的体现，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链环。“体系”旨在培养学生理论基础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一定的涉外项目组织工作能力，做到“两强”，即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的强，又有专业实践能力的强。
（二）八个层面的“体系”
“体系”具有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多功能的特点，“多角度”是要避免只有检验教学内容学习结果的单一角度；“多方位”是要从多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多功能”是每一个教学实践的内容既有自身的功能，更有综合合力的功能。“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最终体现到“多层面”上，即课程实践类的实践课程、课程实践、境外课程学习（SAP，Study Abroad Program）；实践类的教学实践（实习）、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团体工作、专业社会实践、自愿者组织、学习型社团活动等八个层面。
（三）课程实践类
1 《对外汉语专业实践》指学生参加涉外活动项目的设计、实作并获得学分的课程，它着重专业实践能力养育过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渠道为文化交流团体工作（夏令营等），长短期汉语文化教学，SAP+实践，语言、生活伙伴等，在教师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小组实践活动。根据实践任务、次数和时长作考核，指导教师作阶段性指导评价和最终评价。
2 课程实践是指汉语言理论、对外汉语教学法、中国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程的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1）《现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法》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促进学生对语言本体和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课程实践教学环节：①课程学习小组，通过多边互动与协作的信息交流、问题探讨、成果分享，增长知识、发展能力、培养合作精神；②教学小组活动，观摩见习留学生课堂教学，作小组主题讨论、撰写教案、设计教法；③评价，教师对学生在课程小组活动、教学小组活动过程中的能力表现进行过程评价和总绪性评价。
（2）《中国文化技能与传播》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是一门综合多学科内容、多学科教师任教、以专题形式修读的课程。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是汉语教授者，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作为汉语文化教授者，需要有辅助教学的诸如简笔画、书法等能力；作为传播者，需要对书法、国画、武术、剪纸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样式有一定的掌握。本门课程需要和相关的书画、京剧等学习型社团结合起来。
（四）实践类
实践类含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团体工作、自愿者组织、学习型社团活动、教学实践、专业社会实践五个课程体系外的两个实践活动板块：扎实基础类――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团体工作、自愿者组织、学习型社团活动、专业社会实践，扎实教学实践能力、职业素养、跨文化交往能力和国际意识。展现才干类――教学实践（IAP、SAP[课程学习+实践]、校内实习）。
1 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团体工作：学生参与夏令营、文化交流团体服务等项目的设计与开展，担任教学活动、语言生活伙伴，在任务中获得中华文化传播技能、项目组织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
2 教学实践：传统实践中结果性检验项目，主要有境外汉语教学实践（IAP，Internship Abroad Program）和校内实践两种，实践对象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
（1）IAP：是对外汉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运用能力、外语水平与实际运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与水平、跨文化交际与国际意识、独立工作与敬业精神等都得到全面考验和提升。
（2）校内汉语教学见习、实习：在学校相关单位担任汉语言、文化教学项目的专业实习实践活动。教学单位以组织安排学生听课、观摩课堂教学、撰写教案、独立授课、课外辅导及参与短期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多种方式，指导学生进行校内实习实践，锻炼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第9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产业 空间分布 空间相关性
引言
2003年文化部对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与文化事业相区分；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十二五”规划中更将文化产业作为十大支柱产业之一重点发展，那么我国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现状和其对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贡献率的问题，就成为国家和政府亟待认识的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理论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研究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理论是产业集聚，其本质是人们在研究影响经济增长原因中发现的一种经济现象（Paul R.et al.，1994），国内对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理论的研究开始比较晚。钱紫华等（2006）最早提出在城市油画行业中出现的集聚，分析其具有的经济优越性；花建（2006）进一步指出城市空间、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在集聚、融合、创新上的相互推动，开启了空间分布理论在文化产业研究的大门，典型代表：赵彦云等（2006）、王家庭等（2009）从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的角度、采用DEA三阶段模型对产业效率分析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做了定性研究，为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研究进入定量实证研究领域，提供研究基础和平台。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采用信息熵中的Theil熵度量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状况，选取文化产业中部分典型行业做实证，拟合分析其空间分布状况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方法
Theil熵是用于衡量收入差距（又称不平等度）的常用指标，它因Theil根据信息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拓展其衡量各省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度。Theil熵的计算公式：
其中，HITECHjt是j省区在t年的某文化行业值，ut为该文化行业t年全国平均值。Theil熵的值可以评估文化产业分布的不均衡性，其值越大说明观测值分布越不平均。当各省区文化行业发展水平完全平均时Theil=0；在最不平衡情况下，即全国的文化产业集中在一个省区时，Theil=ln（31）=3.4012。
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地理分布中是否存在与临近省区的交互作用，空间计量学者指出：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基本都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特征（Andersson T et al.，2004），即一个省区上的文化行业值与地理邻近省区同一文化行业值相关。并提出采用Moran提出的Moran I指数反映空间邻接省区的行业相似程度（Anselin L，2001）。
计算Moran I指数前，首先要构造各省区的空间权重矩阵W，元素Wij构造方法为
因此，W是一个n×n的方阵，省区自身之间认为不相关，取值为0；海南没有其相邻省份，但考虑到海南是从广东省分出，且二者联系紧密，因此在矩阵中认为二者是相邻的。
Moran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将Xi=ln（HITECHit）代入公式，HITECHit表示第t年i地区的某文化行业值。Moran I指数的取值在[-1，1]之间，I0表示正相关。
为能够直观的反映各行业的空间相关性，找出各行业发展中的高峰和低谷，以Z和Wz的数值分别为坐标轴，绘制空间分布散点图。其中：
HITECHij表示i地区第j年的行业值，n为统计数据时间跨度，Zi表示i地区的某行业均值，W表示各省区空间权重矩阵，Wzi表示考虑省区间相关性的地区行业均值，Zi的正负反映观测值高低，Wzi的正负反映周围区域的高低。第一象限表明高观测值的区域被同是高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形成高原；第二象限代表低观测值的区域被高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形成谷地；第三象限代表了低观测值的区域被同是低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形成平原；第四象限代表了高观测值的区域被低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形成山峰。
（二）研究意义及数据来源
横向对比，我国文化产业经济贡献较国外发达国家劣势明显；纵向比较，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贡献中的比例逐渐增加，而人均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基础设施是影响各地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的正向显著因素（王婧，2008）。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文化产业的界定，选取图书出版业和录像制品发行业做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代表，选取艺术表演业，图书馆业，博物馆业为文化基础设施的代表，研究其空间分布对第三产业经济的贡献。
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考虑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数据的不可得性，仅以大陆地区的省市为研究对象。为保证数据能够对该行业具有显著代表性，决定显性数据：艺术表演业以表演场所为统计数据，图书馆业以地区所有的图书馆数量为统计数据，广播影视业取录像制品（品种×数量）为统计数据，博物馆业以地区所有博物馆数量为统计数据，出版业以儿童出版物（品种×数量）为统计依据。
中国五个文化行业空间分布与经济贡献实证分析
（一）五个文化行业的空间分布
根据所建立的Theil熵计量公式，在Excel中计算我国文化产业中艺术表演场所、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录像制品、儿童出版物行业2001-2011年间的行业Theil指数，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知，在2001-2011年时间段内空间分布集中行业与分散行业差异明显：艺术表演业、图书馆业、博物馆业为代表的文化基础设施空间分布比较均衡，且逐渐趋于均衡，图书出版业和录像制品发行业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消费空间分布比较集中，且集中度逐渐增加，领先与落后省份之间的差距正逐渐拉大，其中音像出版业集中趋势尤为明显。
（二）五个文化行业分布的空间相关性及散点图
采用Moran I指数计算公式，在matlab7.0中编程，计算各年各行业的Moran I指数值，结果如表2所示。
Moran I指数表明：中国的五个文化行业在省区间存在着正向空间依赖，但依赖度在逐年下降。在2001-2011年的时间段内，图书馆业几乎不存在与临近省区的空间依赖，艺术表演业与博物馆业与邻近省区的空间依赖度较低，音像制品业和儿童出版业与临近省区间有较紧密的依赖。
计算五行业Z和Wz的数值，绘制空间分布散点图。
图1显示，本区域高且周围区域高的地区：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福建、上海、河北、辽宁；本区域低被高区域包围地区：海南、重庆、内蒙古、天津、北京；本区域低且周围区域低的地区：青海、贵州、宁夏、广西、云南、、甘肃、新疆；本区域高被低区包围的地区：吉林、黑龙江、陕西、广东、湖南、四川。
图2显示，本区域高且周围区域高的地区：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福建、河北、辽宁、内蒙古、贵州、广西、甘肃、黑龙江、陕西、广东、湖南；本区域低被高区域包围地区：海南、重庆、、宁夏、吉林、上海；本区域低且周围区域低的地区：北京、天津、青海；本区域高被低区包围的地区：云南、四川、新疆。
图3显示，本区域高且周围区域高的地区：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福建、河北、广西、陕西、广东、湖南；本区域低被高区域包围地区：重庆、上海、海南、宁夏、吉林、贵州、内蒙古；本区域低且周围区域低的地区：、天津、北京、青海、新疆；本区域高被低区包围的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云南、四川。
图4显示，本区域高且周围区域高的地区：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重庆、广西、湖南、广东；本区域低被高区域包围地区：海南、河北、贵州、天津；本区域低且周围区域低的地区：青海、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山西；本区域高被低区包围的地区：吉林、陕西、北京、四川、辽宁、云南。
图5显示，本区域高且周围区域高的地区：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辽宁、天津、吉林、广东、湖南；本区域低被高区域包围地区：贵州、海南、重庆、山西、黑龙江、河北；本区域低且周围区域低的地区：青海、宁夏、云南、、甘肃；本区域高被低区包围的地区：陕西、四川、新疆、北京、内蒙古、广西。
综合分析术表演业、图书馆业、博物馆业为代表的文化基础设施行业空间分布散点图，和图书出版业和录像制品发行业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消费行业空间分布散点图可以发现：第一象限高原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处于第二象限谷地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处于第三象限平原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处于第四象限山峰区域在全国各地区都有分布。
（三）文化产业分布不均衡度与第三产业增长率的回归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提供的数据，得到第三产业同比增长率表（参照2000年价格，见表3）。结合各行业Theil熵做回归分析，R2=0.928343，调整后为0.713904，表明对增长的表达是非常显著的。在95%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方程检验数F=15.54634，Sig=0.004566，表明方程是非常显著的反映样本，得到回归方程：
y=-0.0856x1-1.26907x2+ 2.067913x3+0.090606x4-0.01236x5
其中，y为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率，x1为艺术表演场所的Theil熵，x2为博物馆的Theil熵， x3为公共图书馆的Theil熵，x4为录像制品的Theil熵，x5为儿童出版物的Theil熵。五个变量的检验值表明：艺术表演场所和儿童出版物对第三产业增长是显著相关，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对增长中度相关，录像制品对增长率相关性差。五变量的系数表明：艺术表演、博物馆、儿童出版物地区不均衡度与增长率是负相关，越均衡分布对第三产业发展越有利，公共图书馆和音像出版对增长率是正相关，则分布的不均衡对第三产业的增长是有利的，且公共图书馆的地理集中对第三产业增长率的相关性很强。
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在2001-2011年间，公共图书馆业的地理分布是稳定的；艺术表演场所、录像制品和儿童出版物行业的地理空间分布趋向失衡，逐渐集中；博物馆业的地理分布是趋向分散的。
艺术表演场所、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业、录像制品和儿童出版物行业与地区周围的文化环境是正相关关系。录像和出版行业对地区周边的文化环境依赖度要求高；表演和博物馆业对周边环境要求较弱，而对行业自身环境要求高；公共图书馆业对周边环境依赖度弱，其的发展依赖行业自身的环境。
对五行业相对增长速度的计量揭示出，我国正由京津、沪浙、广东、重庆和辽宁五个文化高速发展的地区带领文化产业快速进步。
（二）启示
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繁荣地区文化时，不能仅关注本省区要素条件，还要具有广阔的视角，充分分析和利用区位优势、知识溢出、空间依赖等地理条件，加强地区间交流，扩大文化扩散的范围和强度，最终实现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
本研究关注的是单一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没有对产业间的空间集聚进行分析，事实上，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仅是由单个产业内部的地理接近，更多的是两个产业或多个产业之间的地理接近。不同产业之间的地理接近可能缘自产业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可能由于企业拥有共同的要素市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Paul R.，Krugman，Robert Z. Lawrence. Trade， Jobs and Wages[J]. Scientific American，1994，270
2.钱紫华，闫小培，王爱民.城市文化产业集聚体：深圳大芬油画[J].热带地理，2006（3）
3.花建.创新・融合・集聚―论文化产业、信息技术与城市空间三者间的互动趋势[J].社会科学，2006（6）
4.赵彦云，余毅，马文涛.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和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4）
5.王家庭，张容.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31省市文化产业效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9）
6.袁海.中国省域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3）
7.刘立云，雷宏振.中部地区“嵌入型”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2（18）
8.雷宏振，邵鹏，潘龙梅.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2（1）
9.袁海，曹培慎.中国文化产业区域集聚的空间计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0）
10.袁俊.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1）
11.Andersson T， Hanson EW， SergerS S， et a.l The Clus-ter Policies Whitebook [R]. IKED， Stockholn， 2004
12.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A]. Baltagi B， ACompanion to Econometrics[C].Oxford：Basil Black-well 2001
13.王婧.中国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的影响因素[J].统计与决策，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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