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民收入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民收入范文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带着精心准备的四份提案来参加今年“两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他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5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

在新华网举行的“今年两会，你最关心的话题”的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位居榜首，充分显示公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此前中央高层曾多次明确表示，要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具体如何改革，路径尚不明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以职工工资收入为例，我国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长期偏低。据中国社科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使劳动者得以体面劳动、幸福生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在我看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包括职工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显然是个可供选择的有效路径。

事实上，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来提高国民的收入，从而让国民分享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国民整体富裕水平的提高，这在国际早有成功先例。如1960年12月，日本的池田内阁会议通过并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最终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与中国比邻的印度，也在全面推行工资倍增计划。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事实证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以及强国与富民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普通职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的背景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

当然，在当前贫富悬殊明显、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市民与农民工待遇相差甚远的朴实背景下，要想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应有效果，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在我看来，它至少必须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公平问题，决不能从制度上或事实上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其次，对一些高收入的暴利行业，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高，如果再倍增，那就更加不合理、不公平了，他们应该不增或少增；最后，是范围问题，应当要从全国的范围来推广，而不能仅限于个别地方，如此才会实现整个社会的真正公平。

第2篇：国民收入范文

    将马克思国民收入的理论作为依据,在国家统计局中,农业工业、建筑业、邮电运输业、商业等五大生产部门的净产值都划分在国民收入中,并且还制定出一套更加具体的统计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在计算出来之后,会更为真实和准确,这样的话,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水平、速度以及比例关系就会更为正确地反映出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国情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指标的,在实际运用中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且符合如实反映客观的统计原则。但也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和许多具体计算方法问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主要统计的范围不全,该包括的未包括进去,如修理服务业,工艺美术服务业,城市交通服务业。我认为儿和五大生产部门性质相近似的服务业,如城市公用汽车,三轮车服务站类似交通运输、工艺美术服务类似工业等等,都应该划入生产部门计算国民收入。交通和邮电,到现在仍是一分为二,不利于观察一个部门完整的经济效果,而且硬把交通旅差费、交通养路费,本属于交通部门的国民收入,人为地摊派到其他部门去。不利用贯彻转轨变型的方针,妨碍了企业的积极性。对国民收入流出流入的产品结构和甲乙两部类的划分,只有方案规定,缺乏理论依据。统计制度所列平衡法,直接计算法,联行往来法和上交下拨法等四种计算方法,前三种在方案说明中已承认“难以计算”。第四种容易一点,但有时严重歪曲事实。折旧费是物质消耗,理论上很明确,旅游外汇收入尚缺理论根据,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实际上都纳入国民收入的分配,不适当处理,消费加积系还会大于国民收入使用额,旅游外汇收入,可直接到国际市场使用,可以作流入处理,折旧费可当作上年结存而加到国民收入的使用额中去。对这些问题怎样处理,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们既不受西方体系的不良影响,也不能受东方体系老框框的束缚,要努力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自己的统计方法。

    二、国民收入统计范畴的两种不同意见

    在国民收入统计范畴过程中会出现以下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第一种意见

    很多国家将马克思对甲、乙两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关系的分析作为依据,从而在计算国民收入过程中,指在物质生产部门中进行,而服务部门是不会参与其中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范围中,只是分析“总生产物”的生产过程,从来没有在服务中进行再生产。反之,马克思在对亚当·斯密的《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些观点在其中是被多次提起的,这样的话,在生产劳动中,资本家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的服务劳动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它所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生产关系,但是并不是劳动的内容或者结果。

    再者说,“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马克思将这些说法在一部着作中做了进一步的肯定。所以,很多人认为,在产品中,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产品的生产是其中的两种形态,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别的,绝对不可以将其物质范围肆意增大,也不能将服务生产的属性错以为是非生产性的,更严重的就是在物质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认为它是不会起到有利作用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物质生产部门结合非物质生产部门,然后在进行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第二种意见

    在计算国民收入的过程中,价格国民生产总值口径作为依据,这样的计算方式在内容上并没有太符合要求,而且计算的重复性也比较强,但是因为服务收入包含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就可以站在大于生产的范围进行观察。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满足在国际实际需求,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在我国的进行也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但是若是将服务部门也划分到生产部门中,服务部门的劳动也就是生产劳动,这种想法其实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的。这种意见主要就是说,生产劳动和社会有用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社会有用劳动的概念是比较广泛的,而生产劳动则是处于物质生产中这样的范围内,生产力劳动的形成。什么是生产力,其实也就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运用劳动工具将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制造出来的过程。因此,生产力并不是自身独立存在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作用之后形成的。所以,就好比是科研成果,若是没有投入生产,使其发挥作用,那么它就不会产生生产力,在科研中也就不会出现产品。再好比,在旅游服务中,会收入一定的货币,就算是利用这些货币购进一些国外先进的产品,站在全世界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国与国之间国民收入的实物形态的再分配,在旅游服务中并没有任何新产品生产出来。这种意见认为,在马克思着作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更加明确,在生产性劳动中,社会劳动并没有纳入其中。例如,很多人都知道,马克思之前也明确地指出,流通费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实也就是将商品价值所消耗的费用有所实现,换言之就是非生产劳动耗费。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站在社会关系的角度上做了一定的分析,明确地将亚当·斯密的说法再一次进行了肯定,也就是同意在生产劳动中包含:“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在提到“服务”这个词的时候,提出了“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的观点。所以,在生产性部门中,服务部门并不一定都是包含其中的,因为服务部门与资本相交换的时候是很少的,但是物质部门却与服务部门完全相反。

第3篇：国民收入范文

关键词：内生增长;技术进步偏向;弱均衡偏向效应;资本收入变化

一、 引言

一些研究认为，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上升（或等价地，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是由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大、厂商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所致。但是这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问题。首先是混淆了要素加强型技术和技术偏向性的概念。前者意味着某要素通过使用一项技术提高了自身的有效供给数量，后者意味着某要素通过使用一项技术提高了自身的边际产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的时候，资本加强型技术的属性是资本偏向的，会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小于1的时候，资本加强型技术的属性是劳动偏向的，反而降低了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等价地，它提高了劳动的相对边际产出）。那么如果厂商更偏好研发资本加强型技术，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数值小于1，结果应该是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除非该值大于1。反之，如果厂商更偏好研发劳动加强型技术，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数值大于1，结果也应该是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除非该值小于1。但一些定量的测度表明，国内各产业部门中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数值有些大于1，有些小于1（钟世川，2014），资本加强型和劳动加强型技术也是同时存在的。按照上述理论就很难解释资本收入占比不断提高的现象。其次是忽略了厂商的研发偏好，没有弄清“弱均衡偏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厂商经常会就研发何种技术做出选择，如果存在资本深化趋势，那么不论厂商的选择如何，技术属性皆为资本偏向（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厂商会选择资本加强型技术，此时该技术为资本偏向;如果小于1，厂商会选择劳动加强型技术，此时该技术依然为资本偏向），从而导致资本收入占比的持续提高。这实际上也表明，只要存在 “弱均衡偏向效应”，替代弹性的数值大小只会影响厂商关于技术类型的选择，却改变不了所选择技术的偏向属性，因而也就不能成为解释资本收入占比提高的核心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对引起资本相对收入（即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下文简称资本收入）变化的机制，即“弱均衡偏向效应”进行论证，接着利用中国1978年～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相关机制分析，第四部分是数据处理及实证检验，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关建议。

二、 理论模型

1. 总体环境。

（1）存在一个CRRA偏好、时间贴现率为ρ的代表性家庭;不存在人口增长，劳动供给无弹性。

由技术偏向的定义可知，？滓>1时，该式为正值，此时普遍研发的是资本加强型技术，该类技术的水平将提高，进而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整个经济的技术特征呈现资本偏向;？滓<1时，该式为负值，此时普遍研发的是劳动加强型技术，该类技术的水平会提高，进而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整个经济的技术特征依然是资本偏向的。

结合上面的推导可知，无论？滓大于或小于1，K/L增加通常会提高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进而表明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上升。当？滓>1，K/L上升使资本加强型技术QK（t）的市场前景看好，厂商更有动机研发这种技术，进而这种机器的质量水平相对提高，这提高了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QK（t）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当？滓<1，K/L上升使劳动加强型技术QL（t）的市场前景较好，厂商更有动机研发这种技术，这种机器的质量相对提高，由（30）式可知此时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也是提高的（QL（t）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因此技术的弱均衡偏向效应决定了资本收入的提高，而并非由？滓的大小来直接决定。

四、 相关数据与实证检验

1. 数据描述。由于弱均衡偏向效应，资本收入的变化受 变化的影响，而后者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和GDP增长率;同时，投资与GDP增长率又可能受到资本收入变化的影响。基于这种判断，可以构建一个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估计和检验，形式如下：

这里的VAR模型有三个变量：资本收入/劳动收入（2014年价）、实际GDP增长率和以支出法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2014年价）。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CEIC数据库（网页版）。

我们利用GDP法计算1978年～2014年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并此可以推出资本收入所占的比重并得到资本对劳动收入之比。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所涉及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网页版）和《中国统计年鉴》，一些省份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在1993年之后才有，因此参考陈宇峰等（2013）关于劳动收入份~变化的数据进行推算得到1978年～1993年间的数值;进而可以得到资本收入的值，以kincome来表示这一比值。另外，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CEIC数据库（网页版）中可以得到1978年～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以growth和investment来表示。

2. 数据处理与实证检验。经ADF检验可知，kincome和investment两组时间序列均为单位根过程，因此要对其进行处理以转化为平稳时间序列。首先对kincome和investment做对数差分，分别以dlogkincome和dloginvestment表示，它们为资本收入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然后对三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组时间序列变量在5%的置信区间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因而是平稳时间序列。

其次，根据信息准则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结果表明，除SBIC之外，FPE、AIC和HQIC三项判断准则认为滞后两期较为合适，故该VAR模型为一个两期滞后的自回归方程组。

第三，对该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模型的总体较为显著且拟合度较好，各阶系数的残差无自相关性;在以资本收入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第一个自回归方程中，投资增长率对资本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一期和二期滞后变量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分别为0.195和0.457）。在而GDP增长率的影响则并不明显。以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做解释变量的其余两个自回归方程中，资本收入增长率的一期和二期滞后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投资增长率是资本收入增长率的原因，而GDP增长率则不然;但从总体上说，两者显著地构成了资本收入变化的原因。同时经检验可知，该VAR模型伴随矩阵的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因而其是一个稳定的动力系统。

第四，通过脉冲反应函数的图像可以进一步考察投资和GDP变化对资本收入的影响，如图1、图2所示。

脉冲反应函数的图像显示，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正向冲击会首先提高资本收入增长率：投资和GDP增长的有利变化使厂商倾向扩张产能，短期内K/L出现一个跃升，在弱均衡偏向效应下资本收入的增长因而有一个加速阶段;但正如本文模型所示，对新机器设备的采购同样将加速淘汰原有机器设备，这对K/L上升产生抑制效应;从中期来看，随着原有机器设备陆续折旧完毕和新机器的持续补充，K/L回归自然增长水平，进而资本收入的增长率也趋于平稳。

最后，为检验该VAR模型的有效性，我们将2005年～2014年的数据进行样本外预测，并观察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拟合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知，该VAR模型的预测能力较好，三组时间序列的预测值均位于置信区间且拟合度较高。从预测结果看，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也分别呈现下降趋势，而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三组时间序列变化更趋一致。这与现实情况是相符合的：金融危机后受外需下降和国内扩张性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产出增长率下降并同时伴随产能过剩的加剧，进而导致资本边际生产率降低和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由此使得资本收入的增速下降。进一步表明了相关变量之间的长期协动关系，而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的弱均衡偏向效应所致。

五、 总结

本文基于技术偏向效应的两部门增长模型阐明了资本收入变化背后的机制：经济中不同类型的技术，在资本深化趋势下将产生弱均衡偏向效应，因而国民收入结构中出现资本对劳动比重持续上升之势。这实际上反映了厂商的创新、技术研发的倾向或偏好。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本文构建VAR模型，并利用中国1978年～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所得结论证实了模型的论证，即技术偏向效应引起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资本收入持续升高。当然，本文的相关论述仍需进一步完善，例如可以引入贸易部门，考虑开放环境下技术偏向变化如何影响相关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J].经济研究，2013，（6）：11-216.

[2] 姚毓春，袁礼，王林辉.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J].中国工业经济，2014，（8）：44-56.

[3]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1.

[4]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济研究，2009，（3）：27-41.

[5] 戴天仕，徐现祥.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J].世界经济，2010，（11）：54-70.

第4篇：国民收入范文

在刚刚出炉的2007年世界500强中，中国非国有企业无一家上榜；早些时候，有关部门宣布，要逐步增加员工收入。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有很深的渊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这是个令无数人困惑的话题。而事实上，我们看一看世界500强的分布，即可发现，世界500强的企业群落分布，与其所在国的经济母体有惊人的重合性。最强大的商业国家美国，有200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余入选企业比较多的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意大利、韩国等，无一不是当今世界上强大的商业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世界级企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的商业社会，国民普遍的低收入导致消费水平低下，无法建立世界品牌的深厚根基。

“消费革命”与日韩企业崛起

很多中国企业家，都非常羡慕日本和韩国企业崛起，而其实，考究日本和韩国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韩国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的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且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从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而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1965~1974年，日本的“3C”（空调、汽车和彩电）时代终于到来了，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月的工资。

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企业，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就世界性巨头。

上世纪80年代，韩国全斗焕总统上台后，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变革，提出了“安定化、开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针。其中一大措施，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此外，韩国在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韩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2倍，国民的普遍富裕，为其本土品牌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其获得了前期的充分积累，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崛起，并且迅速成为普及品。

低收入制约中国企业崛起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徘徊不前。

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彩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但是存在普遍亏损。微波炉也是，利润最低的时候，一台微波炉竟然只有1元钱的利润。目前，中国企业都呼喊开始品牌时代，但价格战依旧风行。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是无法升级，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投入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只能在低端徘徊。近年来，众多家电企业在液晶，等离子等高端领域的突围也一直无法实现。很多人总喜欢说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诞生不了世界性企业，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和无知。

很多企业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消费结构的畸形。据统计，2006年，空调行业产能达到了近8000万套，而其库存竟达到近1000万套，事实上，很多贫困家庭无力购买空调，广大的农村市场，更是一片空白，最典型的“过剩”表现在汽车行业，去年有关部门曾就汽车产能过剩问题，宣布吊销124家汽车企业的牌照，而事实上，去年的轿车产能不过200万辆，远远谈不上过剩。在国内，一般中档车的价格为15万左右，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国民近7年的收入，价格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比较高，而在美国，买一辆小汽车却只需要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了。国民收入的低下，使汽车无法在一般家庭普及，国内汽车企业无法达到一定规模。在国际领域，一般产能达到500万辆以上才可以称得上国际性巨头，在国内，恐怕达到50万辆就是巨头了。

第5篇：国民收入范文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本栏在近期内逐一组织对“五个有所”重要方针的深入解读，并联系江苏实际探索落实“五个有所”重要方针的思路和工作举措。本刊第一期已推出“学有所教”的解读和探索，本期推出“热议‘劳有所得’”。欢迎来稿，参与讨论。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总书记强调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近些年来，由于消费乏力，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得均保持了快速增长，但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6%，1至5月企业利润增长42.1%，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8.6和16.6个百分点，而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分别增长14.2%和13.3%，同比分别加快4和1.4个百分点。即便采用不变价计算，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居民所得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实际上，从1996年财税改革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迅速提升，目前已经从1995年的17%左右上升到24%。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的迅速提升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从2000年开始，我国最终消费率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1.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9.1%左右；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连60%都不到，而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是70%，最高达85.99%。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来，我们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结果却是消费与内需均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依然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就不可能解决当前宏观经济失衡和结构矛盾的问题，没有内需的支撑，经济发展是没有保障且难以持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在一国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由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升，推动着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也因此进入高速增长期。在这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显然是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只有通过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让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才能真正持续有效地扩大内需，提升内需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真正贯彻了科学发展观，才能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我们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壮大，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报告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改变，收入分配模式日趋成熟。特别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出，十分重要。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也普遍都在54％～65％。在我国，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曾经有一份资料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近10年间只涨了67元钱。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常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低下。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的保障，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确保了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就能随经济发展得到逐步提高。事实上，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事情都要抓细抓实。我们必须看到，物价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是当前民生中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的CPI增长处于加速状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肉、粮、油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社会各界对于通胀的担忧正在加剧。近年来，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已经由占财政总支出的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以来，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后，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还比较严重。在改善民生方面，正可谓任重道远。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抓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抓财政收入同样重要，各级领导必须像抓财政收入那样抓居民收入的提高，像抓经济发展那样抓好改善民生这件大事。近年来，我省各地由于领导重视，在抓居民收入提高，抓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总量快速壮大、实力增强的有利时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基层。

第6篇：国民收入范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外贸 国民收入分配 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1-0150-02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同样感受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威力。对于中国的外贸业来说，也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也随着我国外贸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但随着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刺激，各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度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也努力加强对贸易领域的扶持，调整出口商品产业结构，加强我国外贸业的发展。

一、后危机时代的概述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均努力出台一系列政策，希望可以以此来缓和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自2009年以来，随着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大力扶持，经济先行指标得到了回升，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也逐步恢复正常。尽管百姓的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但是感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百姓们对经济回暖的信息逐步增强，全球经济也逐步地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二、外贸业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外贸业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分析。第一类是要素禀赋（H-O）理论，从这一国际贸易理论出发，通过SS定理即可证明：对外贸易可以出口本国相对丰裕的商品，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商品，从而减小两种商品之间的差异。从而我们可以得到贸易即可以消除贫富差距，是各国的同等要素之间价格均等化，又可以改变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问题。第二类是根据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的观点，通过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衡量我国贸易地位的收入分配效应，从而得出产业间的贸易不会严重的影响收入分配问题，并且会使所有的要素都从中受益的结论。

自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有关贸易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但曾经有人以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比例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发现1985年～2005年，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呈倒U型。因此，综合多种因素分析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库兹涅茨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假说，证明了一个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改变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渡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个阶段，国民的收入分配就会有所好转。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分配就是逐渐扩大的状态。

（二）利用外资会影响收入分配

改革至今，我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也逐渐影响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首先，外资可以弥补我国短期内所需要的发展资金，增大我国外资企业的发展力度，为更多百姓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降低了我国百姓的失业率。其次，它减少了贫穷失业人口，从而提高了国民的总收入，改善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三）外贸依存度增大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

从1978年～2007年，我国的外贸总额上升到了21738.3亿美元，逾期提高了105倍。2006年，我国在世界贸易排名中高居第3位，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74%上升到67%。由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的现状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外贸依存度增大了我国外贸对我国国民的收入分配。

（四）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衡量我国外贸的收入分配效应

根据新贸易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内的贸易不但不会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使所有的要素都从中受益。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不到5.1%，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上升为25.4%；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达到76.3%。由此可以看出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大了我国外贸的收入分配效应。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势正在逐步增强，影响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进行

由于世界各国都受到了金融危机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各国政府均加大力度增强保护本国的贸易发展，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除了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以外，还采取技术壁垒、提高关税、进口管制、政治补贴、货币贬值等手段，限制国外贸易的进出口，促进本国贸易的发展。这样就明显减少了我国对外的出口，使我国对一些国家的出口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二）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

由于我国社会体系不健全，政府对百姓的医疗保险、养老金等方面的补助措施还不够健全，因此经济发展模式倾向于出口导向型。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这都大大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并且间接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三）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

我国是典型的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近年来，我国一直靠着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我国开设工厂，让更多的社会公民找到就业的机会，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还可以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使经济高速发展。但近年来一些宏观经济指标表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而印度、泰国等国家的劳动力与中国的劳动力相比较更加廉价，因此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的减弱，我国的外贸经济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

（四）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外贸出口存在负面影响

汇率的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调节机制传导的。因为我国目前所处的产业结构还不够完善，进口的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但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基础产业开始飞跃发展起来，更多的原材料都由国外进口转变为国内本土厂家的生产，因此汇率也随着出口贸易的改变而改变。人民币的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增长，从而使得我国的商品出口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外贸经济发展。

四、后危机时代外贸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需求萎靡，对外贸易出口摩擦不断升温，通货膨胀的加剧压缩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低廉的劳动力受到了他国的威胁，使得我国的外贸出口大幅下滑，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加快转变我国外贸的发展方式，制定和实施新的外贸发展战略变成了我们迫在眉睫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一）政府应大力支持并且加强与周边国家在贸易领域的合作，避免双边贸易战

金融危机爆发过后，由于各国政府均不同程度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制度，限制国外贸易的进出口，促进本国贸易的发展，这样就使得我国对一些国家的出口遇到了严重的阻力。然而，中国政府通过采用区域合作的方式，与周边国家互相帮助和扶持，使得我国同周边地区的国家逐渐走出了经济困境。同时，中国也积极推进无偿援助、贸易融资援助、提供技术援助等，想要通过各国的积极合作来更好地解决在金融危机过后遇到的种种困难。通过我国政府同周边各国加强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可持续性复苏和发展，从而加大我国的外贸发展力度，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改善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水平。

（二）积极推动我国外向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

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问题较为严重，产量过剩，耗能上升，使得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逐渐替代了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结构。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应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体制上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经济特色。我国应大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扩大民营经济，并且在扩大民营企业的同时，努力把我国的国企做大、做强，提升我国现有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发展能够得到迅速提升，加大我国资本经济的流通，从而更好地有助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制度。

（三）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鉴于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外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我们应该采取的重要政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经济。曾经说过：“中国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参考一揽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降低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会增加我国的外贸出口，振兴我国外贸业的发展，从而减少我国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大我国的国民收入。

（四）政府应对外贸出口企业予以税收、融资政策支持

为了鼓励我国外资企业能够重拾信心并大力发展，我国政府应对外贸企业适当地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投资风险保障等鼓励政策，减少企业的资源流动和经营的重组资本，提高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应当在信贷、融资政策方面给予外贸企业大力的支持。让更多的外贸企业感受到我国政府对其经营的支持，从而更好地经营和管理外贸企业，让更多的社会公民能够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找到工作，提高我国国民的收入分配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楠.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出口对策研究.生产力研究，2010（4）.

[2]李稻葵.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力量全面绽放.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09月23日.

[3]吴桂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6月.

第7篇：国民收入范文

关键词：利益；初次分配；公平；博弈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003-02

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几乎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日趋频繁而激烈，这种不均衡的利益博弈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主体之间的目标冲突与利益博弈不均衡导致的利益格局失衡。

一、“利益博弈时代”到来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的时代，正在从过去的单一中心时代转化为多中心时代”[2]。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是人们追逐自身利益和利益实现的过程，市场各主体自我性的利益要求与社会性的利益实现机制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个体的利益需求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和利益博弈的复杂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市场参与的各要素主体，特别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行为成为利益实现的常态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必然伴随一定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

“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无形之手”代替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社会各方面资源的配置，利益分配不再是完全取决于国家公权力的意志，而主要由各利益主体通过利益博弈来决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日臻完善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利益分化日趋稳定，不同利益群体开始出现雏形，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社会制度日益成为利益博弈的基本框架，任何具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都可以成为利益博弈的对象，表明利益博弈时代已经到来。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

各利益集团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展开博弈，其结果取决于各利益集团能力的强弱以及博弈策略的选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部门间的目标冲突与利益博弈。

（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越强大，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越可靠；但政府也完全被看作有功利目的而存在的主体，作为强大的公权，政府既有助于保护私利，也容易侵犯私权。

首先，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目标冲突。政府和企业二者的职能和目标不同，特别是共同作为国民收入的分配主体，二者必然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与不同的策略选择。作为价值目标和利益需求完全不同的市场主体，政府和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利益需要的策略和对策，一方的策略安排主要由对方实施的策略而定，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关系具有典型的博弈特征。政府是代表国家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机关，政府虽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但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迫使政府必须站在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企业则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组织，虽然企业也有社会责任、缴纳赋税等多方面的义务，但其主要目标却是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政企关系博弈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目标差异。现阶段，我国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政府不可能放弃或改变对国有垄断行业企业的控制与支持，而其他行业要求市场化改革和提高行业企业利润率的愿望又很强烈，双方目标冲突难以协调，导致二者之间的博弈是长期的、重复的。”[4]

其次，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税收利益冲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主要体现为税收问题。税收的征收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利润率，在利润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多征缴税收，企业所得自然减少。虽然国家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给予了许多企业所得税优惠，但企业作为经济实体最关心的是自身利益，他们会从追求利益最大化出发，采取各种避税方法，多列支出和成本，少列收入和收益，借优惠政策之名逃税。这就必然影响到国家税收和公共利益，造成政企之间的利益冲突。

再次，政府与企业的资源控制利益冲突。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和宏观战略目标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对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和行业实行国家垄断，同时也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和控制力。而市场竞争企业的发展目标是通过生产效率提高，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打破市场垄断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实际上，由于政府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权力，使得国有垄断行业企业的地位不容挑战，其他行业企业只能妥协退出。

（二）企业与职工间的目标冲突与利益博弈

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过程中，资本所有者的目标是实现企业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主往往会把一定时期企业收益中的更大部分划归企业利润，尽量压低劳动力市场价格，通过挤占部分的职工工资达到缩减劳动力所占成本比重的目的，导致企业内劳资双方以不同收入目标为基础的利益冲突。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利益目标都是以个体理性为基础，二者间的利益冲突是一种常和博弈。这种常和博弈中的劳资双方利益直接对立，利益冲突有时会非常激烈；但由于常和博弈中利益的对立往往体现在博弈双方获得利益的比例关系或比重大小，只要博弈双方通过协商合理划分利益比例，才比较容易形成妥协。

（三）政府与个人的目标冲突与利益博弈

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之一就是向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了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目标，政府可以制定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相关税率，以制度或制度变迁来保证财政税收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作为“经济人”个人的目标则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与政府税收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但二者在冲突中的地位不平等。“通过暴力保护私人产权的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赋予国家机器侵占私人产权的能力。”[5]政府代表国家整体利益，掌握着强大的公共权力，往往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力，即通过制定和改变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方式，使广大职工个人收入最大化目标服从于政府财政税收最大化的目标。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本意是调整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但是由于征税过程存在多方面的不合理之处，致使这一税负被转嫁到了广大工薪阶层身上，甚至造成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加重收入再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政府公共职能和政府事业单位职员个人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政府的公共职能要求政府要把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事业项目上，而对政府机关单位员工的工资福利总量和增长速度会加以适当约束。政府的集体理性要求政府财政收支的科学合理性，必须首先保证国家各项重点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以实现国家集体利益最大化；政府机关单位员工的个体理性要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其策略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来表达自身提高收入的强烈意愿，要求政府调整相关财税政策增加收入的同时，为各级部门员工提高工资和福利，多发放奖金和津贴。因此，政府与内部人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常和博弈。

三、市场利益博弈机制面临的困境

随着利益分化的加速和多元利益群体的形成，不同群体间的博弈行为日趋增多与公开。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造成我国利益博弈过程中一些内生性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和因素加剧了利益格局失衡的程度。

（一）不同博弈主体发育很不成熟

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发育程度与力量大小可谓强弱分明，造成不同利益集团发展状况的严重不均衡。我国社会目前已经形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较高，集团意识性较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社会资源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在利益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低，几乎不占有和支配什么社会资源，他们在与强势群体博弈过程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政府的利益集团化，政府变成最大的利益集团，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健康、不公平。

（二）不同群体的博弈能力不均衡

由于我国政府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难以找到畅通渠道，很难正常行使自己应有的话语权和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无法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导致政府决策在预期政治收益的诱导下偏向强势群体。弱势群体由于人数众多而且分散因而缺乏有效的组织手段，在社会利益面前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缺乏与强势群体和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目前，不同利益集团造成的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务之急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培养弱势群体的表达和利益诉求能力，使他们能够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利益博弈，保护和实现自己集团的整体利益。

（三）制度化的博弈机制很不完善

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均衡博弈必然造成不公平的利益格局，进而造成直接的利益冲突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政府作为一种公权力，绝对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参与利益博弈，而是应该引导和帮助社会各群体，特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建立自主组织，为他们铺设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为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制定规则，进而构建一个能够与强势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博弈的机制平台，实现利益关系相对和谐与合理的利益格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2] 孙立平.利益博弈时代的到来[J].商业周刊，2009，（9）.

[3] 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J].中国新闻周刊，2006，（2）.

第8篇：国民收入范文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人的发展；影响；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1-0014-04

国民收入分配是指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和相互关系。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系到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知识和思想道德等素质的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收入水平是影响人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用于自身发展的资本的积累，进而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进一步提高人的能力、素质并满足需求。收入水平过低，无法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就会在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享有上受限，人的发展水平很难提高。可以说，收入水平是决定人的发展的决定因素。提高收人、完善收入分配是提高人的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

一、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从而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人的发展水平也有了显著进步。扣除价格因素，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9.6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54倍。从图-1可以看出，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700元，步入快速增长阶段。1994年增幅明显，名义增速达到了35.7%。到1997年，年可支配收入已经上涨到5000元。2006年，年收入以每年约2000元的速度上涨，年收入超过100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78年仅有133.6元，1994年突破1000元达到1221元，名义增长速度也达到了32.49%的历史高位。2010年，达到5919元，涨幅也超过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其占GDP比重低、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等突出问题还非常明显。

（一）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2%下降为1997年的55%，到2007年的43.42%，再到2010年的40.6%，25年下降了15.6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的同时期发展历程相比，我国的居民最终分配比率是较低的，并呈下降趋势。其次，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二次分配中的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四大块加在一起，2010年是26484.82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9.47%，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这四大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百分比会达到50%以上。这说明我国二次分配也显失公正。

（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长1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7%和7.0%，分别比GDP年均增长率低0.8和3.5个百分点。1993-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增长速度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致使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

（三）收入差距大

当前，我国存在着高低收入者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问题。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2006年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

不仅国内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大，跟国外比收入差距更是明显。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远低于欧美国家水平。

落后的收入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使经济的发展成了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

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

在初次分配时，由于相关体制的不完善，形成了运用非市场化的方式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既得利益者获得收入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而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会形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在再次分配时对于高收入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等也再次扩大了收入分化差距。如石油、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由于政府不允许其他渠道进入，其垄断利润通常会很高，从业者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一般行业；再分配调节时，垄断行业又通过土地租、资源租、价格租、利息租、政府补贴、分红租、税收返回等形式，获得巨额垄断租金。这造成了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效率的缺失和腐败等问题的存在，也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思想认识来说，对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不够，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忽视了价值理性，丧失了社会、伦理、人文、情感应有的关怀，导致了某种社会性的价值倾斜、道德感的稀薄，致使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利己主义至上，分配结构畸形，社会发展失衡。此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都与此直接相关。因此，矫正社会失衡，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三、国民收入分配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人是具有多种需求的动物，有物质需求、精神需求、自由需求、生命健康的需求、政治需求等等多个方面。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系统性失衡，不仅影响人的物质享有，还影响人的精神需求；不仅影响个人的自由权利，还影响群体人的社会关系；不仅影响人的生命健康，还影响人的思想道德情操。从自由发展的角度，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将经济增长的成果应用于实现人的可行能力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一）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影响人的自由权利

学习和实践是人的自由权利，人的发展是在不断学习以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收入分配的扩大使学习及实践的机会减少，原本人的发展途径被打破，重建的道路更加狭窄，步入上层社会的途径显著缩小。此外，更显著的影响是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后代的受教育权利和上升空间。不同的收入水平导致不同的教育背景，高收入阶层的后代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使他们在日后的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将来更有机会获得高收入以及更好的个人发展。相反，低收入阶层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存量较少，人的发展的自由权利受限。而且，经过几代人的传递，阶层差距会越来越大，造成阶层固化。

（二）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的扩大导致社会关系紧张

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社会性需要和精神需要、社会素质和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其中，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是人的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基尼系数的扩大，“马太效应”日趋显现，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的丧失。收入分配及其导致的社会福利的状况决定了人们参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自由度及偏好。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像高收入群体那样有较多的话语权，而且在参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由于信息购买力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也容易使低收入群体无力维护自身权利而成为侵害的牺牲品，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当这种现象不是分散地发生、而是系统性地发生时，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社会发展受阻。

（三）分配制度的扭曲严重影响人的道德、风尚和伦理

分配制度的扭曲起源于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造就了大量的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有钱就是爷”、“金钱大于一切”、“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等扭曲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物质衡量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人心冷漠、道德沦丧、公正缺失。人的发展只能服从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财富只是物，而不是人的创造天赋的内在本质的绝对发挥，对物质财富的鄙俗的追求战胜了对人的发展的崇高理想，进一步也影响了人的自我实现。

（四）收入过低严重影响了个人自信心的树立

当前，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居民购买力不足，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不仅无力购买到需要的商品，更无法提高自己的技术和能力，不利于人们自信心的树立，从而导致其对于自身发展的放弃。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城乡贫民还会因为收入过低，造成缺乏自尊，或自尊心受损、自暴自弃、上进心减弱的心理问题。

（五）收入分配失衡造成人应享受的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

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系统性失衡，使得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大，逆向激励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严重偏好于基建投资，导致了“铁公基”上马过多。而对于社会收益高、评价期长且难以直观进行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则偏好有限。特别是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而转向社会统筹。但政府在主动从养老、医疗、教育等大量需要支出的领域退出的同时，并没有加快完善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医疗、教育、养老、科研等社会收益高的公共服务就变得严重缺失。而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甚至“逆向供给”，给人的自由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首先，应当享有的公共服务无法正常获取，特别是相关的社会机会无法充分享有，从而影响人的发展的充分实现；其次，为了获得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在支付了税收以后再对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二次支付”，这大大增加了享有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

（六）收入分配不合理影响人的住房保障

当前，以炒房、炒地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出现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房地产供应不足，亦或是需求过大，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秩序的不合理。高收入阶层可以一个人拥有多套住房，而底层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只能承受没有住房的事实。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住房分配秩序失衡。房地产具有避险和保值增值的属性，高收入阶层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助推了房、地价格的不合理上涨，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而导致住房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四、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加快人的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因为居民收入占比过小，还因为对人的发展重视不够，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因此，必须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出发，探索方法，寻求促进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人的价值的实现。

（一）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继续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公共服务政府职能法治化，从立法的高度对政府职能进行规划和设计，使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每年新增财力的主要部分应当投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随财政收入增长而逐步增长的机制，确保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增长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探索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发挥横向支付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采用政府购买、管理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优惠政策等方式，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和社会充分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态监测体系，加强体系监测和监管。探索建立由行业专家组成的第三方独立的公共服务评估机制，考核评估服务提供者的绩效。

（二）大幅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1.增加工资收入。积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坚持工资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适时调节最低工资标准，稳步提高工资收入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实施方案。

2.增加财产性经营收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特别是成熟的产权制度、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从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进中富裕起来。国家优质资源、优质资产向民间开放；大力培植能有效地把社会财富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现代职业资本经营者；加快发展信托投资中介业，完善投资制度和政策法规；抑制投机性投资；增强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增值能力和发展实力，夯实群众的社会保障基础。

3.增加社会保障补助收入。实施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充分利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加大政府收入向居民收入转移的力度。完善预算编制、审查、批准和监督的体系，增强公共财政透明度和公平性，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三）规范政府收入

目前，大量的中低收入人群不但要缴纳所得税，还要承受商品流转产生的消费税和厂商转接的增值税；高收入阶层却可以把税收转嫁为成本，实现合理避税。这样，不仅不能体现税收调节器的作用，税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大打折扣。因此，要尽快实现税收转型，调整税收结构，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形成以减税为主、增税为辅的税收政策。减免间接税，特别是降低增值税税率和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促进中产人群的发展和壮大。适时开征环境税、奢侈税和奢侈品消费税、遗产税。通过“劫富济贫”的税收调节手段来实现收入分配调节。

（四）控制垄断收入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消除垄断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宪法框架内明晰产权关系，确认全民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建议将国有资产的租金收益、利润增值，优先用于社会保障，加大反哺全民的力度。在垄断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非垄断业务，通过管制改革，降低进入壁垒，引入竞争机制，逐步降低垄断程度；对垄断部门的收入加强监管，取缔违法收入，限制过高收入；增加垄断部门收入分配透明度，扩大对于垄断部门监督的公众参与，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垄断收入的体制机制。

（五）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针对社会道德层面的扭曲，应强化利益引导，着力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加强人的道德属性和社会属性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言谈品行、人格追求和伦理情趣。强化约束，规范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引导人们合理设定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妥善处理利益关系。强化利益调节，着力调整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人之问的利益关系、着力缩小利益分配差距。

（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一、二产业强国，第三产业富民。发展第三产业，不仅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需求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实现人的自身价值的平台。无论是处于生产制造业前端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还是处于后端的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创意产业，更能发挥人的潜能和价值。随着中国下一阶段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过去那种以物质资源的硬性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将向以服务等软性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不仅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人的自身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应大力依托优势资源，着力提高物流、金融、旅游、文化、养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第9篇：国民收入范文

关键词：收入分配；政府职能；收入差距；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7801

1引言

收入分配作为政府的三项经济职能之一，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平，这也是财政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而公平分配既包括经济公平，也涵盖社会公平，前者依赖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的环境，而后者需要政府在其间进行政策调控。本文就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与国家采取的相关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综述，以期在收入分配领域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现将近年来有关文献整理综述如下：

2收入分配起源发展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一词远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曾被加以研究，其中分析鞭辟入里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主要讨论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即收入的功能型分配，它旨在说明要素价格的形成（汪海滨，2013），另一位是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者帕雷托，其理论分为规模收入分配或个人的收入分配，它与诸如家庭、个人等小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有关，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和种类，以及最优化的分配方式（贺臻，2013）。收入分配这一概念发展至今，已然成为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统计学原理，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分析方法，测算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份额占收入总额的比重，以及研究这一比重与经济发展存在的依存关系。

近年来，中国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思路主要基于两种传统理论展开：一种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该理论预测终有一天中国社会主义在将来发展的过程中，如今的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分配会趋于同一稳定状态，因为新古典理论的重要观点是国家或地区间收入差距将随着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而逐渐消失（Barror，R.J.，1998）。另一种理论则以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为核心。U型假说普遍为国外学者所接受，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在我国却频频碰壁，遭到不少专家的质疑与批评（纪玉山，1997）。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至少目前是符合倒U假说，并且分析出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处于其左侧的上升期，没有达到驻点（杨建华，2009）。

3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目前正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收入差距却在连年扩大（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8年为0.456，2000年为0.458，2008年为0.485），已经超过国际标准0.4的警戒线，因此若不加以控制，不但会影响国民的生活幸福指数，更可能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一旦出现不稳定情绪，国民经济也无法正常发展。摒弃各种情感因素之后，会发现人们现在普遍关注的是，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究竟达到如此程度，据此，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尽力缩小收入差距。

4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造成收入差距的成因有很多，依照我国国情，本文将其归为四类（刘杨，2013）。

（1）历史性因素：我国自1953年利用“剪刀差”优势扶持工业发展，导致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发展受到抑制，这也成为城乡差距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2）市场性因素：当前我国已成功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相应的分配体制也做出了改变，因此，个人的收入多少很大一部分与个人因素相关，表现在分配上也就有多寡之分。

（3）政策性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新型产业得到政府资助较多，而内陆地区、传统行业缺少政府政策上的倾斜，发展缓慢。

（4）制度性因素：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程序的不规范以及缺乏公共监督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5我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效应

（1）税收：部分学者认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明显，并提出“收入差距是有扩大，但还未形成两极分化”（高铁梅，梁云芳，何光剑2007），另有部分学者反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根本无法起到调节作用，而是“应采取以低收入者为主要目标的财政支出计划和其他政策措施”（张文春2006）。

（2）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究竟在收入分配方面起到

了多大作用，国内学者各自见解不一，有人认为作用明

显，有人认为没用作用，还有人认为甚至加剧不公平现象，这仍是一个有待商讨的问题。

6总结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注意，在专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不能顾此失彼，这是面对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问题，要求人们更加需要正视它。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必须加强于财政体系的建设，致力于社会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汪海滨.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借鉴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2]贺臻.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最优标准[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2）.

[3]Barro.R.J.宏观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4]纪玉山.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J].社会学战线，1997.

[5]杨建华.“倒U形”曲线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报，2009，（7）.

[6]刘杨.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D].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