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发展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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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城镇化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水平衡量的是城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中的主导作用程度。很多学者从人口、土地、经济、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设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李爱军等运用人口、经济、社会和居住环境因素因子所构成的综合指数对江苏省无锡市和泰州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欧名豪等从经济、空间、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方面构建了反映城市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江苏省13个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欧向军等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陈明星等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乌敦和李百岁运用复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薛俊菲等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复合成综合城市化水平，对中国城市2007年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ArcGIS分析了中国市域城市化格局。陈文峰等构建了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决策TOPSIS法和熵权法对河南省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王礼刚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对贵州各地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李长亮采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各省、市、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城镇人口指标法可以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非农业人口指标法和土地利用指标法的测算结果较差，复合指标法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某个具体的区域、省份或是代表性的城市，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对省域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复合指数法被广泛采用，但对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及指标的权重尚未达成共识，采用不同指标和不同权重得出的评价结果也各不相同。此外，从空间计量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的成果还比较匮乏。鉴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以及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省域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探寻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2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城镇化的内涵出发，选择人口城镇化、经济镇市化、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条件城镇化、生活环境城镇化5个方面的20个指标，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当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大时，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较大，该指标就应被赋予较高的权重，反之应被赋予较小的权重;当被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取值完全相同时，熵值最大，这时该指标未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从评价指标体系中去除。需要说明的是，熵权是在给定评价对象集后各种评价指标值的情况下，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激烈程度;从信息的角度，它只代表某项指标所提供信息的多寡，并不代表某项指标的重要程度。

2．3评价结果

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分析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水平的各项指标排名和综合评价指数排名。根据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绘制四分位图。城镇化水平处于第Ⅰ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区包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广东和江苏;处于第Ⅱ梯度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包括山西、重庆、新疆、湖北、江西、陕西、福建和辽宁;处于第Ⅲ梯度的省区包括广西、黑龙江、四川、湖南、内蒙古、青海、宁夏和安徽;处于第Ⅳ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低的省包括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

3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3．1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全局空间自相性分析，探索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集聚特征。常用的度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是Moran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者空间临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

3．2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很难发现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模式，因此需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Anselin提出了局部Maran指数或LISA指标来检验每个区域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其结果呈现的形式主要有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城镇化水平呈高—高集聚特征显著，说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安徽和海南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所包围，低—高集聚特征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贵州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低—低集聚特征显著，说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新疆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高—低集聚特征显著。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分别是江苏、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河北和天津，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分别是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中国省域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区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特征显著，青海、四川、云南和贵州4个省区低—低集聚特征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缩小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水平集聚特征显著，区域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浙江、上海)、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城镇化水平发展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贵州和云南)、西北地区(和甘肃)。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空间集聚特征外，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还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综合城镇化水平得分最高的江苏省(0．6784)和得分最低的贵州省(0．2105)差距非常大。在短期内会因“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欧美发达国产业链条的跨区域延伸等促进区域旅游的有机融合。对武汉城市圈内因旅游产业整合之需，而出让土地的社区，建立失地社区就业支撑体系，失地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等。前者包括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后者的具体方式有“土地换社保”、三个一点社保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补一点、个人缴一点)等。⑥建立多类型的旅游生态补偿。一方面，开征旅游生态环境补偿税，其目的是通过税收体现“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强化纳税人的行为，引导旅游企业等放弃掠夺式的开发旅游景区或旅游资源。另一方面，结合武汉城市圈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发行水专项债券以及圈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设立，设立旅游生态专项债券、发行彩票等用于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为整合的可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5结论

第2篇：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我国饮用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农氏，茶叶是中国的国饮，中国人有“来客敬茶”的传统习惯，“茶”属于“开门七件事”之一，在民间有“茶祖节”的习俗。茶文化正是中国树立文化产业特色，区别于其他各国文化产业的重要标志。然而，茶文化在中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倒是邻国日本却将茶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免再次出现中华传统被别国剽窃的现象。

（一）培养茶文化人才是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优胜劣汰。茶文化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之一，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中的影响力。

（二）培养茶文化人才是社会沟通发展的需要

老舍先生在谈到其话剧作品《茶馆》时曾说到：“茶馆里人来人往，汇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古代，既有文人士大夫会友于茶馆，也有商贾老板谈生意于茶楼，更多的中下层市民将茶馆作为聚集休闲之所。近现代以来，人们通过茶馆聊天聚会、娱乐休闲，达到沟通交流、了解信息的目的。由此可见，茶馆成为社会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公共场所。

（三）培养茶文化人才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需要

中国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由茶圣陆羽所著的最早的茶专著《茶经》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饮茶器具、民俗、行为、舞蹈和儒家思想相融合，形式推陈出新，内涵不断丰富。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茶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尝试让茶文化融入更多的近现代元素，使其发扬光大。

（四）培养茶文化人才是促进茶叶经济发展的需要

各种茶文化活动的举办，如茶文化节、茶艺大赛、茶具展览、茶叶博览会、国际茶文化交流会等文化活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品茶、爱茶。这些文化活动能对茶文化起到交流、升华的作用，也可以把中国茶文化和茶叶推向市场,带动茶叶产业的经济效益。

二、传统茶文化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随着茶叶产业的不断扩大，茶文化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整体来讲，我国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茶叶产业的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茶文化存在着散、乱、杂的现象。一些地方、企业各自为政，唯利是图、恶性竞争，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茶文化的发掘和传承，随意杜撰、抄袭模仿，扰乱了市场环境，同时也降低了自身信誉。目前，我国茶文化人才培养存在以下问题。

（一）培养专业少

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专业设立了我国至今唯一一个茶文化本科专业,从2011年的招生计划来看，该专业每年招收六十名本科生。少数几个高职高专院校也在培养茶文化的专科学历人才。人才培养的数量显然不能满足茶文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二）研究专著和论文少

从国内最大的购书网站当当网，以“茶文化”为主题搜索图书，只能找到113本图书；从CNKI上以“茶文化”为篇名搜索相关期刊论文，也只能找到2272条搜索结果，其中CSSCI中只有78条记录。

（三）茶文化高端人才少

与茶文化相关的职业目前仅限于茶艺师。茶艺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主要是对茶艺操作和沟通交流的能力考查，而在茶艺方面创新性的高端人才在我国仍然缺乏生长的土壤。

三、茶文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

（一）外部保障机制

1.政策支持

政府部门应该重视茶文化人才培养的战略地位，为茶文化专业人才培养创造有力的政策环境。从人才培养方面，在产茶大省的农业院校开展学历教育和应用科学研究，支持茶叶企业和研究院所定向培养茶文化专业人才。从人才应用平台方面，在旅游开发、外宾接待等场合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促进市场对传统茶文化人才的需求。

2.资金保障

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方面讲，即使茶文化人才的培养在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也必须坚持和发展下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资金投入。包括人才培养经费、课题研究经费和适当的企业补助等。只有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传统茶文化人才，才能正向激励茶文化研究人员和支持茶文化发展的企业。

3.社会支持

茶文化的研究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不是自娱自乐，不能闭门造车。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实现文化传承，而是要走向社会、面向市场、实现价值，促进和推动茶文化产业以及茶叶产业的繁荣发展。所以，茶文化人才培养需要获得社会的支持。高等院校必须走出去，与茶叶企业或行业协会等进行深度合作，共建茶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小组，采取项目合作的形式，更好更快地把学校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产品。

（二）内部保障机制

1.活跃茶文化的科学研究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茶文化研究严重缺乏学术性乃至严肃性,自科学者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茶文化方面,人文学者也没有把实践操作与学术研究联系开来,这就导致茶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传承阶段，而几乎没有学术创新。要培养传统茶文化的高层次人才，把高层次人才留在传统茶文化领域，就必须活跃传统茶文化的研究氛围，以学术研究带动人才培养。

2.创新课程体系

农业院校可以在茶学专业加大对茶文化相关课程的教育力度，将原有的选修课升格为必修课。也可以在全校开设茶文化和茶艺方面的公共选修课，让学生了解茶的故乡在中国，充分了解中国传统茶文化，学习茶艺。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3篇：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茶文化;茶道;饮料;比较研究

茶与咖啡、可可并列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也是受世人欢迎的健康饮料。茶自古就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的饮料之一。作为茶的发祥地，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被誉为“茶的故乡”。中国的茶文化与诗、禅等等文化现象相结合，自古就有“品茗赋诗”的高雅之趣。中国的茶文化外延丰富、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日本的茶文化，被称之为“茶道”，作为后起之秀在世界茶文化的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将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做一个比较，研究他们的渊源与差异，发现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一、中国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在中国，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茶在产生之初作为一种药材被人们所使用，从唐代开始茶才被人们作为饮料，中国人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当时社会上茶宴是一种很流行的社交活动，茶文化开始发展和发扬。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品茗赋诗、饮茶赏景”等高雅的情趣，茶文化在中国博大精神、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先秦时代是我国发现和利用茶的初始阶段，秦代以后开始人工栽培茶树，但这仅在巴蜀地区发展。之后中国的茶树分布开始向东转移，茶叶开始商品化，饮茶的风俗开始在南方盛行。这时，中国的文人墨客开始与茶结缘，饮茶在高层人士中盛行，中国茶文化也开始孕育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取得空前辉煌成绩的时代，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茶叶的生产与贸易也越来越兴盛起来，茶文化也随着进人发展的繁盛阶段，唐代的茶文化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的茶文化从萌生之初，就带有东方文化的神韵和诗性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就诞生于中国的唐朝。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唐代陆羽的《茶经》是一个里程碑，他所创造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对我国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远播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受到世界茶学界的推崇，美国《茶叶全书》称赞他：“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由此陆羽被后世尊为“茶圣”、“茶仙”和“茶神”。《茶经》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茶文化的基本框架的构建完成。在这一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学习禅宗佛理和先进文化，将中国饮茶的风俗带回了日本，自此茶文化传入日本，在日本的高僧、贵族之间扬起了饮茶、喜茶之风。

宋元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史书上记载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在这一时期，“斗茶”之风盛行，“茶会”、“茶宴”等饮茶形式已经非常普遍，市民茶文化开始兴起。

明代是我国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为现代制茶工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代废止了一些制茶的弊制，极大了促进了我国制茶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在清代时期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经济发展变慢，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与其时代相对应，制茶、烹茶等茶事又趋于繁琐，茶文化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大量的茶馆茶庄的出现又使得饮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

进入近现代以后，茶亦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用茶来接待客人也是很多地方的待客之道。中国茶的种类多种多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采茶、制茶的技艺也越来越高。至此，中国的茶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了悠久的历史，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而精深。并向世界传播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咖啡和可可并列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而中国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受到世人的认可，被誉为“茶的故乡”。

二、日本茶道的产生与发展

公元805年日本人最澄将茶籽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茶开始传入日本，奈良时代是日本人饮茶的开始。据文献记载，弘仁六年（公元8巧），磋峨天皇巡幸近江国，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供奉。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磋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一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后来由于政治上政策的改变，中日茶文化交流曾一度中止。然而日本茶道从“唐风茶礼”变为“侨风茶汤”，即形成具有和式风味的茶道，却是数个世纪后的室叮时代的事了。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荣西来中国天台山学习禅理，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将茶籽带回日本推广了新的制茶和饮茶的方法，此时饮茶之风在上层社会普及，本着念古咏新的理念日本茶文化在汲取中国茶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创新形成新的流派，“抹茶道”初见雏形。

“斗茶”之风在后土御门天皇文明五年（1472年明宪宗成化九年，为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退居银阁别墅（银阁寺）时，对斗茶产生浓厚兴趣。当时斗茶名家珠光（田村珠光，1423～1502）经能阿弥（义政待臣）引到身边，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产生了――珠光虽为日本“茶道”之正祖，但他的禅法却是承继一休宗纯禅师，而珠光的“茶道”精神，也是以一休借赵州一句“吃茶去”得开悟，并接过一休所赠宋僧圆悟克勤墨迹为衣钵，成为日本“茶道”的真正开山之祖。

伟大的日本茶道艺术家千利休（公元1522一1592年）在继承了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的基础上，真正把日本茶道由喝茶提高到艺术境界。他使日本茶道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从茶禅一味的宗教氛围还原到淡泊寻常的茶道本来面目，并确立了日本茶道中重要的“四规七则”，所谓“茶道四规”即和、敬、清、寂。所谓“七则”即提前备好茶;提前放好炭;茶室应冬暖夏凉;室内插花保持自然美;遵守时间;备好雨具;时刻把客人放在心上等。

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维新，江户时代持续了260多年。江户时期，是日本茶道的灿烂辉煌时期，日本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后终于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抹茶道。在此期间，千利休的子孙和弟子们分别继承了他的茶道，形成了许多的流派，其中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分别是千利休的后代，他们各自继承了千利休的茶风，人称三千家。几百年来，三千家一直保持着日本茶道正宗的地位。三千家相互合作扶持，为日本茶道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至此源自中国的日本茶道，在日本进一步被发扬光大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人现代时期，日本茶道自此开始稳定的发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日间的茶文化交流频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国的回传。日本茶道的许多流派均到中国进行交流，日本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宗室多次带领日本茶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第100次访问中国时，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千宗室。千宗室以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获南开大学哲学博士。以此同时，北京大学的滕军博士在日本专习茶道并获博士学位，出版了《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

三、中日茶文化之比较

中国与日本同属于亚洲汉字文化圈，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风俗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又因为民族和历史发展等原因也有很多差异。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这里我们对中日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中日茶文化的共同点：

1.茶文化虽然各有其独特的美，但是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追求“和”的思想、“天人合一”境界，透过茶来感受真正的美、本质的美、自然的美。中国茶人追求品茶的纯正滋味，享受与大自然结合的美妙境界，明代的文士茶正是文人逸士寄情山水，畅怀于大自然的绝佳体现。日本茶人则赋予身边所有器具以生命，享受人和自然、人和物、物和物相融合的意境。

2.中日茶文化都以茶为载体将自己的精神理念体现在茶的实体活动中。中国茶人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修身养性的理念体现于品茶与作茶诗绘茶画等实践活动中。中国人喜欢饮茶，品茶，品茗赋诗是文人雅士的乐趣。而日本茶道秉承禅宗理念，将其体现在茶道礼仪、茶道规范、茶道技艺上。日本茶道可谓将茶的泡制、品尝等功夫研究的淋漓尽致，充分体现着茶文化的精深。

中日茶文化的不同之处：

1.从茶文化的起点来说，茶在中国的使用首先经历了由药用、食用到饮用的漫长发展阶段，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物质领域上升到精神领域的过程。而茶作为一种先进的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中国传入日本其发展模式是从精神起步的。因为最初传入日本的茶叶数量十分有限，所以日本高僧是把茶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来传播的，它一开始就带有“精神文化”的浓重的宗教色彩。

2.从两国茶文化的参与者讲，日本遵循严格的世袭制，等级制度格外森严，当茶初传到日本时只在上层社会之间盛行，这与贵族及僧侣热衷于欣赏唐物的风气是分不开的。在日本茶道形成的初期，只有天皇、贵族、级别高的僧侣才有机会接触茶。在中国茶的栽培、销售、饮用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3.从民族性格来讲，两国的民族性格特点存在鲜明差异，中国人崇尚中庸和谐、开朗友善，把茶文化越来越多的融入生活。而日本人生性严谨内敛，尊重传统，所以日本的茶道精神及茶道技艺秉承传统、流传至今。

总的来说，具体的区别有以下几点：（1）“茶文化”在中国是由“茶之道”大全式的文化外延;在日本“茶道”，是以“茶之道”为载体而形成的单一文化现象。（2）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很早就有宗教介入茶文化，或者说茶文化介入宗教，但未能形成专门化的宗教主题文化;在日本，由于茶与宗教同时传入，茶文化与宗教文化很快就合而为一，形成了专门的禅宗主题文化。（3）中国“茶文化”是普世文化――从一开始便自上而下地享受之;日本“茶道”是禅宗文化――只存在上层社会，古代与民众关系不大。（4）中国“茶文化”在早期即为中国精英文化之附庸;日本“茶道”始终为日本精英文化。（5）中国茶文化始终未离茶的实体，真正的是以茶为载体的文化，其归结在“热闹”;日本“茶道”其实就是禅宗文化的全部体现，到了最高境界完全形成禅修行为而可以无茶，其归结在“冷静”。（6）中国“茶文化”以其外延性，博大却难精深;日本“茶道”以其内证性，精深却难博大。

四、小结

通过对中日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考察以及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对茶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对茶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对于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有了相应的了解，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变化。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共同发展。（作者单位：辽宁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昆宁.中国茶文化艺术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

第4篇：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湖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湖南省拥有人文景观优势，要把旅游业打造成知名成业、高附加值产业需要结合本地的实际，侧重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并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引导，针对湖南省不同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笔者认为可以有不同的开发策略。主要的开发策略有以下几种。

一、开发文化创意体验游产品

湖南省境内有较多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这些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仅仅以开发物质产品不能体现这类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心魅力。很多人文景观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活动地点或者活动落线，引入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运作是一个很好的开发方向。例如其他兄弟省份的类似的资源开发，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图景观，经过文化创意的构思与加工，开发出的清明上河图一日游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笔者认为湖南省有关人文景观也可以走文化创意开发之路，打造一些品牌的体验游产品。历史人文体验产品容易给游客以深层次的旅游体验，体验古人或者独特的历史事件等较为独特的心里历程。这种偏重于精神层次的体验产品与观光旅游产品有本质的区别。体验游产品另一个特点是可以显著的拉长旅游者在相应的景区或景观的旅游时间，给进一步的旅游产品开发创造了开发条件。在体验游产品中可以有足够的讲解时间以及逗留时间，景区可以考虑开发相应的旅游纪念品，这种消费购买过渡自然，游客不会有敌意。消费行为只有在得到足够的精神震撼之后，心甘情愿的消费才是有效的旅游开发。例如清明上河园的体验游中，途中开封仿宋朝的钱币、折扇等等都是明显的旅游纪念品，但游客感觉十分新鲜，也愿意在体验游走中购买，顺便常常大宋的名吃，都是顺其自然的。

湖南境内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各地，湘西凤凰古城同样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结合文化创意景观的开发是很有前景的。例如开发湘西等地一些特色的民俗体验游，沈从文的边城文化体验游，设计一条沈从文的活动轨迹，结合湘西少数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俗进行体验游产品开发，让游客既能体验文学的独特魅力又能体验少数民族纯真的民族风情，夜晚举办篝火晚会，穿少数民族服装，购买少数民族特有的手工打造银饰，都是顺其自然。湖南境内类似的历史人文体验游的景点还有很多可以开发。

二、开发文化实景艺术表演游产品

文化实景艺术表演是近些年文化旅游的新型表现形式。这类旅游产品属于经济搭台，旅游唱戏。这类艺术表演游产品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小范围的特色参与性表演旅游产品，卖点是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另一种是基于一定自然风光的大型实景演出。这类节目中有代表性的张艺谋的印象系列产品。

我们以福建的印象大红袍为例，大红袍作为武夷山的茶文化乃至福建省和全国的红茶文化的典型代表。通过对武夷山大红袍的红茶起源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结合武夷山的特色自然风景，选取一个特殊的山水结合的区域，打造一场山水实景演出盛宴，并创造360度旋转的观众席，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真实的茶文化表演，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山水实景品牌演出。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红茶起源文化成为武夷山乃至福建的一张名片，带动了当地的红茶文化发展，把文化景观落实到可视化的文化演出之上。后期可以再次基础上开发红茶文化纪念品，印象大红袍系列T恤、印象大红袍品牌红茶等等。

湖南本地有张家界、凤凰古城等，有可开发为实景演出或者其他演绎产品的趋势。目前张家界已经有类似的小型文化旅游产品的出现，但还不具备印象系列这样的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相关文化景观和自然风光的结合点，放大结合点，打造自己独特的景区文化，把张家界打造成湖南的名片。加之全球热映的电影《阿凡达》中部分取景地在张家界，张家界景区有着天然的宣传和影响优势。电影产业体验，阿凡达式的体验旅游都可以成为可挖掘的对象。凤凰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结合民俗及民歌等音乐元素进行创意开发，再次基础上进行原生态的演出，不失为一种高效的选择。

三、开发文化旅游载体具体化产品

湖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在旅游资源开发中，需要结合本地的特色资源，开发能承载文化的具体化旅游产品。笔者以岳麓书院为例，岳麓书院是前年书院，是我国早期的高等学府，代表了最高等级的教育资源。岳麓书院形成的书院文化，在我国文化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如何把这种有着前年口碑的书院文化开发为具象的旅游资源，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这类资源的开发主要从体验游方向考虑，但必须有实体的资源支撑。例如书院的教育方式、书院环境、书院的历史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具象。可以考虑开展书院体验游，以古代书院上课的方式进行复古，让游客体验传统的书院文化和书院学习方式。

四、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在营销环节的联动发展模式

对于旅游业这种资源低耗型产业而言，营销成本决定着旅游业盈利的状态。在旅游产业营销中，旅游业在营销环节上谋求与文化产业的联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目前，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联动发展主要是发展宣传拓展效应。

（一）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推介。影视业与旅游的结合模式主要是以影视内容产品为先行，通过影片中所体现出的旅游地的风景、民俗及其他旅游文化元素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宣传推介，从而促使观众去消费旅游产品。不管是旅游景区提供拍摄场地，还是以投资赞助的方式将旅游产品植入影视节目中，均能达到宣传旅游产品的目的。影视业与旅游业的联动目前被公认为是影视业降低投资风险与旅游业扩大宣传，提升产品知名度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湖南省内的案例来看，湘西永顺县王村就是因为被选为影片《芙蓉镇》的外景地之后才为世人知晓而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据统计，当地的旅游业收入在2001年就达到3300万元。此外，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拍摄地也因节目的播出而为广大观众所知晓，诸如灵水村、沙坡头、普者黑、岳阳平江等地立刻成为了旅游者热衷的旅游目的地。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宣传效应，《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拍摄开始之际，节目组即收到了国内外3000多个景区的拍摄邀请。

（二）旅游产品营销渠道的网络化。此种模式是利用网络新技术为旅游营销提供新的渠道与平台。携程旅行网通过网络数字技术与传统旅游业的结合，开创了“网络技术+旅游”的运营模式，成为了盈利规模超前、稳定性最好的互联网公司。在创立后短短四年时间内便逼近传统旅行社几十年的发展规模。湖南省旅游品牌虽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同样也需要携程这样良好的营销平台与渠道。

参考文献：

[1] 王淑贞等.大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方式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2014（2）：20-23.

[2] 王玉玲.基于旅游偏好分析的影视旅游产品开发[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3] 谭锦屏.湖南望城拟投125亿建中国首个4D影城[N].文汇报，2013-05-23（B07）.

[4] 尹媛媛.湘西题材影视剧与湘西旅游业发展相关性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6.

第5篇：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

其实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展开，有关学者做了较深入的考证。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周树斌于1991年在《农业考古》第2期发表《“神农得茶解毒”考评》一文，认为于光绪年间出版的孙壁文的《新义录》中所写“《本草》则日：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句话是“孙壁文私下穿凿附会的添增”。随后，1994年第4期的《农业考古》发表了安徽农业大学陈橼的《读后反思》一文和赵天相的《“神农得茶解毒”考补》一文。陈橼列举了六种经文《本草》辑本，并认为辑本都有类似“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至于是“七十二毒”还是“七十毒”，他认为“数字不同是口传失误，抑是抄袭遗漏都有可能，二者必有其一。”赵天相考证后补充完善了周树斌的观点，他发现出版于康熙年间的一本叫做《格致镜源》的类书中，在饮食类“茶”这个条目中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接下去还有一句编撰者的按语“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文华在2009年第2期的《农业考古》中发表《试论神农与茶》一文，更为系统地探讨了神农与茶的关系，他特意强调，“仍保存在唐宋的一些本草书中，如唐代的《新修本草》和宋代的《证类本草》等书，但是至今并未发现有神农得茶解毒的相关词句。不仅如此。有学者查阅了《格致镜源》、《新义录》以前的所有《本草》著作，也都不见有神农得茶解毒的记载。”运用历史研究法则，他认为：“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传说，在历史上找不到文献根据，很可能是陈元龙在《淮南子》‘一日而遇七十毒’基础上增添上去的。”

至于陈橼所说的六种经文《本草》辑本中均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一说，至今天尚未得到确证。笔者查阅了(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的《神农本草经》(学苑出版社，2007年)和(魏)吴普等述，(清)孙星衍、孙冯翼辑，鲁兆麟等校的《神农本草经》(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以及《神农本草经校点》(尚志钧校点)等一系列相关书籍，均未能发现关于神农尝百草的记载。

神农尝百草之说在众多史料文献中有所论及，与广泛流传的各类传说相符合。那么在尝百草过程中，神农到底用到了茶没有，又是怎样确切地表述，学术界尚未证实。但一些学者也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1993年，福建省福安市茶业局的吴家阔总结了关于“神农发现茶叶解毒治病的民间传说”，发表于《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无论是“用他特异功能的肚子鉴别茶叶”、“用猪鞭鉴别百草而得茶叶”，还是“茶水救神农”，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中神农与茶之间的不可割舍的联系。

明朝陈嘉谟所撰《本划蒙筌》序《撮要本草蒙筌序》中写道：“世传《神农本草》，其书仅仅一卷耳!陶弘景而后，更《唐本》、《蜀本》，至于慎微，品类图释，十倍其初，不啻详矣。”这里写道“世传”，其年代应在可考之前，至少在唐朝以前。陈嘉谟引用了西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刘安(公元前179年～122年)的观点：“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所以，刘安之语表明《神农本草经》并非完全由神农所作。宋朝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写道：“旧说《本草经》神农所作，而不经见，《汉书・艺文志》亦无录焉。”可见，《神农本草经》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由多人积累起来的，这与现在所形成的结论也是吻合的。

陈元龙与孙壁文的“引用”，使“《本草》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的表述法对清朝及以后各时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处的《本草》是否为《神农本草经》呢?由西汉刘向的文字记载来看，《本草》应为《神农本草经》的早期名称。元朝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序言二中有：“观洁古之说，则知仲景之言，观仲景之言，则知伊芳尹之意，皆不出于神农矣。所以先《本草》，次《汤液》，次《伤寒论》，次《保命书》，缺一不可矣。”以此论述，在医药类著述中，《本草》即为始于神农的《神农本草经》。一些学者认为，汉代托古之风盛行，崇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神圣感，便借用了神农之名，定名为《神农本草经》。

历代本草类医药书籍命名有一定规律，一般会在“本草”二字前加上限定语，如《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唐・苏敬等编著)；《蜀本草》(原名《重广英公本草》，五代后蜀・韩保异等编著)；《汤液本草》(元・王好古)等等。据此规律，这也可以佐证陈元龙和孙壁文所引用之“本草”应为《神农本草经》。

《本草》是不同时代医学经验积累的结果，按编写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是不断扩充的。所以从一卷本(明朝陈嘉谟所撰《本划蒙筌》序中提到)发展到多卷本，如《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中记载为三卷，宋《通志・艺文略》中记载为八卷。《清史稿・艺文志》中记载为三卷，《国史经籍志》中记载为三卷，虽然卷数不一样，但均是在前人基础上所辑而成的，因此内容是在不断扩充中的。

据此，可认定如果没有明显且充分的证据，上代版本中的内容不会被轻易删减或改动，尤其在中国传统医药类书籍中，解释说明类文字更为重要。由于传统社会中出版发行问题，书籍流通仍十分有限，加之实践积累的差异，不同的^所辑《本草》会在内容上存在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但不会对原有版本的重要内容进行删减。

现存版本中有清朝时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年)和清朝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年)，在其中均未发现关于神农与茶间关系的表述。

陈元龙(1652年-1736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历官文渊阁大学士，于归养故里时纂《格致镜原》，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孙壁文，清代光绪年间人。《新义录》成书于1882年。这样看来，孙星衍、孙冯翼以及顾观光是在陈元龙成书之后完成对《神农本草经》新的集辑工作的；而孙壁文所撰《新义录》则是在《格致镜原》之后，也在孙星衍、孙冯翼以及顾观光所辑《神农本草经》之后。从时间关系来看，关于神农与茶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神农本草经》中未见出现与传承，却出现在其它史料文献中并得以传承，而这些史料却注明引自《神农本草经》。这显然矛盾。

笔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资治通鉴外纪》第一卷之上，“神农氏”中发现了这样的记叙：“又尝百草酸酰之味，察水泉之甘苦。合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号日神农。”在此，刘恕(宋)运用了大量前人关于“神而化

之”的观点。“此白虎通德论文天下号日神农”，这里的《白虎通德论》是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开的一次经史类会议的成果汇编，各类经史官员陈述见解，内容由汉章帝亲自裁决，意图做一个古文经学的标准版本。《淮南子・原道训》以及《路使后纪三》等等中均有相关引述，“神而化之”既是神农氏名称的来历也是他“一日而遇七十毒”而安然无恙的原因。由此可见，这与茶也就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查神农遇毒以茶解之的说法。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侯仙明在《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7月10日第004@的《“神农一日遇七十毒”可信》一文中指出，依据《黄帝内经》中对“毒”字的理解以及明朝张介宾观点：“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可理解为神农在品尝草木之滋味时，一日内发现了70种草药(70可作为泛数理解)。如果按此理解，那么，以茶解毒之说便无从谈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

第一，陈元龙和孙壁文所引用之《本草》就是《神农本草经》，二者为同一所指。

第二，现有版本的《神农本草经》中尚未发现明确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表述。

第三，据清代文献所引用的内容，在某一版本的《神农本草经》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表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如果有的话，有待于进一步进行考证。

第四，根据“茶”字的使用情况分析，可推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的表述如确有记载的话，应出自唐以后版本的《本草》。竺济法认为，“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

第五，通过更为深入的分析，各类版本的《神农本草经》中明确记载神农与茶关系的文字不但尚未发现，且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六，神农以茶解毒之说在一些史料文献中流行的同时，也有其它文献用了另一种表述，即“神而化之”，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二者共同暗示了神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之大，因此不论哪种表述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