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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
信用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理论界对于其内涵的界定颇不统一。托马斯?图克说过:“信用,最简单的说,就是信任,这种信任不管有没有充分的根据,都会使一个人以货币的形式或商品(其价值按事先约定的价值计算)的形式,把一定量的资本托付给另一个人,并且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要在规定的到期日予以偿还。”《经济学百科全书》中给信用下的定义是:“信用一词,指的是延期交易,比如在一项交易中的一方可将应付的款项推迟到将来某个时间再偿付。”这些理论上的阐述反映了信用的一些特征,但并没有系统和全面地对信用的本质作出说明。如托马斯仅仅从借贷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信用,而后者却简单地把信用等同于延期交易。
从人类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开始,信用就已产生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说,信用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一起产生的,是与商品经济存在紧密联系并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范畴;它又是一种以偿还和支付利息为基础的特殊借贷行为,反映了一种债券债务关系;它还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信用是通过一系列的借贷——偿还——支付的价值运动形式实现的。
社会信用体系按其组成部分可以划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或公民信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出现国家和企业以前就已经有了个人信用,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是伴随着国家或政府和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个人信用就是指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诚信,包括接受强制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约束和接受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和舆论约束。企业信用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具有的诚信。政府信用则是指政府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具有的诚信,表现在政府对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承诺能否兑现,政府能否严格执行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法令,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是否会损害社会个体或群体的利益等。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个人信用是基石,企业信用是商品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政府信用则是个人和企业具有良好信用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加快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意义
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现实条件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存在着较大的脆弱性,社会诚信不足、信用关系扭曲屡见不鲜。个人信用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开始淡化,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而追求个人私利的欲望不断膨胀。诸如信用卡恶意透支、个人恶意骗取意外伤害保险赔偿等现象都是个人信用缺失的事实表现。企业信用方面,不少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损害其他企业和社会利益,并以自身企业信誉为代价,如债务拖欠、合同违约、恶意逃债等。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合同欺诈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55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政府信用方面,由于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或政府在执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不到位等,致使执行法律法规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信用。
社会信用的缺失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信用是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等价交易存在的基础。人们在市场经济中从事商品交换需要遵循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而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对商品的价值量进行保证呢?一方面要依赖于交易双方的信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信用和法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但由于法制要想取得预期效果,仍然建立在社会个体信用的基础上。如果社会个体丧失了信用,那么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道德舆论都不能够对其行为形成约束,更不用说要求其遵循公平的等价交换原则了。正如西方制度经济学家所说,信用是在非确定世界中促进交易、合作和学习等活动的一种粘合剂,运转良好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共有信用之上的,信用的普遍匮乏结果是机会主义的盛行。
2.信用是企业取得市场交易资格的必要条件。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垄断而产生了高额利润,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存在,人们丧失了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的动力。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交易是要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企业要想取得市场交易的资格,必须具有良好的诚信。一个没有信用的企业,必将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中退出历史舞台。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良好的信用可以提高企业的商誉,增加企业的附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对名牌产品的信任度较高,实际上就是对企业信用的肯定。而且,依托于企业信用建立的企业品牌价值往往数倍于企业的实物价值。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PhilipMorris)收购卡夫(Kraft)公司花了129亿美元,出价是Kraft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4倍,雀巢公司以45亿美元收购Rowntree公司,出价是该公司账面价值的5倍多。这里所依据的主要是品牌价值,收购一个知名品牌就等于收购一个市场。反之,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良好的信用,又怎么能够获得好的品牌效应,其品牌的价值又将如何获得提升呢?3.信用是政府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的重要保证。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怎样保证制度得到公众的认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真正起作用呢?这就要依赖于政府的信用度有多高。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然能够更有效的实施政府方针和政策,所制定的制度也就更易于被公众所认可和遵循,反之,弱势政府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制定的制度只不过是些空空的白纸黑字而已。而且,政府信用强弱和政府制度的实施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信用度高的政府的制度更易发挥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而一个弱势政府因为所制定的制度不易为大众所接受而较难取得较好的效果进一步弱化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造成恶性循环,严重的还会导致政府。
三、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构建
信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和必备理念,已经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因而,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的信用制度也在逐步建立之中,但现有的信用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几个特征:(1)形成时间短;(2)政府推动性较强;(3)经济主体信用意识淡薄。这样的社会信用制度显然不能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我国必须借鉴国外社会信用制度健全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
(1)应尽快加快有关信用的立法和执法,健全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对信用的约束主要依赖于舆论监督和道德约束,而在法律上的强制约束相对较弱。“信用和法律作为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两个基本工具,二者相互补充”。因此,要保证社会经济良好运行,必须健全有关法律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制基础。其一,在立法上,应尽快制定有关信用的专门法律,保护合法守信的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明确不守信用的公民和企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二,应大力加强执法力度。根据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个人和企业守不守信,关键在于衡量两者的收益和成本,当不遵循信用规则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时,个人和企业就会选择不守信用。加大执法力度,就是要大大增加个人和企业不守信用的交易成本,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信用关系的有力工具。
(2)推进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机构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离不开完善的市场中介机构作为其组织保障,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推进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服务中介机构建设,包括经营征信数据、信用评价和资格认定等组织机构。
(3)要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实心联合征信制度。具体说来,就是信用体系服务中介机构向银行、公共事业单位等征集个人信用交易记录,对其作出信用评价和定级,形成信用信息数据库。其他单位如果需要对个人的信用进行考察,就可以向信用服务机构付费获取服务。
2.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建立信用政府,这对树立一个诚信、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和营造信用市场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对法定权力和职责的履行程度,表明政府在自身能力限度内的实际“践约”状态。它是一种非利润刺激的信用,存在信用建设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政府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用方和信任方权力非对等基础上的特殊信用。当信用方即政府一旦发生失信行为,信任方即公众由于其权力支配上的明显劣势而显得孤立无助。因此,政府信用的建设应从优化信用动力机制和完善约束机制两方面着手,具体说来,就是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实行公务员信用承诺制度;要建立信用政府管理组织体系;要建立政府档案管理系统;要完善政府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机制,程序公开化和透明化等。
3.倡导诚信的社会理念。首先要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诚实守信作为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其次,要经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教育,用诚实守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诚实守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与遵循的行为准则。最后,要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契机,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基础上,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格林沃尔德:经济学百科全书[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
[2]李少林:信用与市场经济[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译者主体认知的跨学科视角研究,必须首先考虑到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总体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存在的译者,其身份(包括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个体身份)根本上是在社会中生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文首先从认知途径下的体验哲学角度分析了译者主体的社会体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依据现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价值主体和认知主体关系,论证了主体中“实践”与“认知”、“价值”的关系,旨在说明译者主体的认知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包含了社会性的译者总体性。因为译者的“价值”和“实践”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在场,服务并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空间。此外,就学科框架而言,翻译研究本体同样包含了更广阔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范畴。这些都决定了走向认知中的译者无法回避其社会性。
1.体验哲学下译者语言认知的社会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的体验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人的认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绎、监控、理解、记忆等一系列心智活动[3]。体验哲学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区别,就在它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优先地位,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必须依据客观规律,从现实中来,回到现实中去,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坚持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在体验哲学那里,人的主观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当然,体验哲学的体验不是天马行空的纯个性化身体演绎,而主要依赖于个体基于社会现实或潜在经历,在特定空间关系和力量运动的感知中形成。换句话说,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形成是个体在不同的身体体验基础上与社会环境互动形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现实只有一个,但不同主体对现实的身体体验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离,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心理认知和范畴隐喻系统。体验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认知语言学,其核心观点就是承认语言的体验性。王寅认为,语言符号必然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发展进程。语言是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和辩证关系。体验具有社会性,语言也具有社会性;体验有人文性,语言也具有人文性。语言体验性的应有之义就是“语言人文性,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体认识作用,认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背后的人文特点和人文精神,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透析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脱离了社会,语言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5]。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今天的认知语言学,都无法绕开语言的社会性单独进行。体验哲学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研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道格拉斯•鲁滨逊的翻译身体学观点,译者的身体体验中存在着普遍性体验即翻译的观念身体学(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个体性体验级翻译的个体身体学(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译者在与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内化了的个人感受,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后者是指译者的个人感受,不同的审美表现倾向和语言使用倾向等,同译者的知识积累、个人修养密切相关[6],属于普通心理学范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实际上是两种认知心理对话协商的结果。(1)从共时的观点来看,同一时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和别样的文化风采,是因为译者个体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体体验和审美倾向。(2)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译者为社会成员共有的那部分观念体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某一时期译作的整体风貌,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该时代的文化符号。正因为如此,同样的原作在不同时代允许产生适应不同读者需求的译作,使重译或复译成为可能。基于体验哲学上的译者主体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认知的社会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从宏观社会文化角度引发了对译者普遍性的关注。在认知范式下译者主体研究不仅不应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应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出发,以宏观社会文化和主体的群体性为基点,探究译者群体与社会文化客体,译者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在个体心理上的投射,进而系统解释译者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译者认知进行研究。如陈吉荣从人类学角度讨论了典籍翻译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译认知研究中的社会性因素[8],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畴,文化心理与语义生成和文本组织形态间的相互关系[9];王宏印认为文学翻译批判必须考虑到不同层面的文化含义,因为文化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结合,是历史传统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10]。尽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学研究的框架内,但无疑为后来人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等更广阔的维度去研究译者认知心理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
2.总体性哲学下译者主体的社会性自翻译文化转向以来,传统研究中的隐形译者逐渐现身,成为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主场。译者主体研究从“发现主体”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迎来了主体间性的出场。然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哲学下的译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严重不足:忽视了对翻译主体或主体性受动层面的探讨,无视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仅强调个体译者的差异性,忽略了译者群体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单一的共时研究[11]。传统哲学对主体及“主体性”的理解,往往从认识论出发,主体的存在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由此构成“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的,肇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总是从自我意识中的“我”出发,体现对一切存在的认知与理解。这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体系,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认知主体”属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实现,遮蔽了主体范畴中“价值主体”这一属性。现代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了这一点,认为主体是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结合,在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拥有对前者无条件的优先权。之所以说价值主体优先于认知主体,是因为“知识最终必须服从于道德价值,知识的繁荣最终服务于道德实践的福祉,一切关系都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知识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12]。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突破了传统哲学下主体规定的一切存在,确认了“主体并不如它所设定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因、透明的实体:它并非本源性建构者,相反,它由某种更深层的力量所建构;它并非知识的根据,相反,它是知识活动的产物;它并非人与社会的规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会规范规训的结果”[13]。也就是说,任何主体的认知都根源于一定社会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本质上也是为之服务的。对此,俞吾金先生说道,“就认识主体而言,他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已有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的参与。这种认识的前结构和先入之见正是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的方式植入认识主体的。认识主体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与社会的认同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称之为‘意识形态中之存在者’,把认识者称之为‘在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14]。主体的认知、实践与价值三重特性与现当代哲学主体批判的三种形式即主体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学批判,对制度化同一性逻辑理性及其主体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批判,对自明理性及其意义构成的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彼此照应。同时,它也和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单个人的本质(自我独特性)[15]相重合。这就是说,主体的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实践主体,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是总体性的主体。整体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从共时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时刻,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须同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局部以意义;从历时的角度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一历史片断都必须同历史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片断以意义。人这个主体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现实产品,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具有某种价值理性的价值主体,体现出全面的“存在意义”。译者主体研究,单一的文化途径和认知途径,揭示的都只是译者主体或主体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译者认知研究,应建立在主体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起完整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译者片面的“语言认知者”身份还原为完整的以语言为介质的“社会活动者”身份。
3.本体论哲学中翻译及译者的社会性翻译文化研究把翻译置身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描述,认为翻译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发生的,而是译者在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与各种主体和客体互动的结果。较之以往的译者研究来看,文化途径下的译者更为真实客观,更具有立体的人物性格。然而,随着译界对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界就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展开了一场争论。批判者总结说,该范式脱离了语言学这一翻译研究本体,认为“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走错了方向,其切入点为文化,重点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约翻译的因素……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结论,文化范式“从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其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其不全面、不客观的研究导致了偏颇乃至错误的结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误导作用”[17]。与此同时,肯定者则认为文化反对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混淆了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谢天振明确指出,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所囊括的范畴是不同的。如果说翻译本体研究回答了“翻译是什么”这一翻译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承认翻译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那么翻译研究本体就旨在探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认识论问题。翻译研究本体决定了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性的独立学科。针对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发的“语言学回归”转向,国外学者霍恩比持否定态度。她指出,这种回归是一种重复和倒退,导致重复和倒退的原因有两个:(1)这些学者局限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学学术框架中;(2)这些重谈语言学的学者们仍然将翻译学科的本体看作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者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输出,跨学科领域(神经心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翻译学科中令人瞩目,翻译学科的内部建设,应拓宽学术视野。此外,英国学者贝克(MonaBaker)也表达了相同观念,认为所谓的范式转向不过是“兴趣点的变化,新的研究视角,对研究者作用的新认识……都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的新发展中找到渊源”,“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同人文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互相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抑或是认知转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各种转向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独树一帜的,而是继承延展、相互补充的,这正是翻译学科的动态性体现。目前翻译学的认知转向,无需重回语言学的老路,而是要继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借助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流学等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社会性的翻译主体———译者研究尤其如此。译者主体认知研究的社会学途径,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译学时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一部遗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译者的声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转向后,国外译界相继发表出版了翻译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伍尔夫(MichaelWolf)在《构建翻译社会学》中划分了翻译社会学的三个层次: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22]。在国内译界,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翻译中的应用。胡牧认为翻译社会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翻译史中反思翻译的社会作用;(2)从翻译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译主体、翻译过程与翻译成品的社会性;(3)从翻译的目的、行为、结果中依据可行的社会理论,剖析译本的生产、传播、消费。其中,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或主体间性研究,包含了译者主体认知的社会性。上述关于语言学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跨学科的论战以及新近出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都证明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语言学研究。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其它语言学,都只是翻译学跨学科中的一部分,不能过分倚重认知语言学,更不能取代、摒弃甚至颠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应在此基础上开启更深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知之旅。
二、结语
1、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
2、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1.1坚持导向性原则我国的教育改革中一直强调要将德育教育放在首位,要坚持以德树人的原则,并要在教育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其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定位,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建立高校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并要做好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对科学理论的宣传,从而使教师和学生形成奋发向上的力量。
1.2坚持创新性原则高校文化建设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创新性的原则,对学校的管理方式、形式以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不断地创新,从而丰富高校文化的内涵。在高校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加强创造勤奋、团结、践行、求实的校风,学校应该积极地组织成立高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学校的专题活动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工作。
2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路径
2.1坚持传承和创新,建立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模式由于我国目前的众多高校中有大部分都是由中专学校演变而来,而不同的学校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和历史,并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在高校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将传承学校的传统作为目标,通过不断地挖掘学校的优点,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高校应该以“文化铸校”的战略为指导,将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专业特色以及文化活动相结合,积极地开展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平台,使文化的育人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从而有利于对高端技能型专业人才的培养。
2.2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教育方针,只有坚持这种理念才能解决传统思想的限制,从而将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过程的工作落实到位。高校文化是高校根据学生的特点、教育的规律和目标经过长期积累而成的,校园的文化设施、建筑、管理制度以及校园文化活动都能体现高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因此,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际要求转变为学生的道德信念,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育人氛围和环境。
2.3坚持以文化育人为主线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有着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最受学生的欢迎。通过组织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促进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并且具有对身心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良好的性格、形象以及思想道德品质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形成一种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引导高校的文化建设,其实就是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思想教育让教师和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坚定的信念。
2.4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高校可以定时地组织内容丰富的校训、辩论赛、报告会以及主题班会等,让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更为深刻的领悟。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并要以培养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开展奉献精神教育为重点。学校要积极地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职业意识。
3结论
1.1全面规划与制度革新
从宏观角度上看,推动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需要一个全面准确的总体规划,但目前各个省、市、县级社保部门在社会保险信息化问题上缺乏统一规划。在基础设施的应用方面,各社保部门缺乏统一的计算机和网络配置标准,部分地区的硬件设备存在容量小、版本低等问题,而各部门对于社会保险管理软件的开发也缺乏统一标准,存在重复开发和功能不全等问题;在制度革新方面,要注重结合实际工作来完善社会保险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加大社会保险信息化网络建设和软件开发等项目的执行力度,从确立项目、制定规则和程序控制等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管理。全面规划社保信息化建设项目与积极进行社保制度革新是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只有从实际出发、将全国各地区社保部门的工作统一起来,才能加快社会保险信息化的总体进程。
1.2网络建设与信息共享
强化信息网络建设是社会保险发展的重要依托,这要求各社保部门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实现社会保险的信息资源共享。一方面,信息公开是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环节,不以开放为前提的信息化建设是低效率的建设,而网络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媒介,有效利用网络优势,使用户便捷高效地进行社会保险相关事务办理也是社会保险信息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注重和强化相关部门与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险办理机构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和社会保险信息化征管的实施需要社保部门对大量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和管理,强化社会保险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社保部门在进行内网建设时,要关注信息安全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进行外网建设时,要关注用户界面的友好性和面向社会大众的信息服务问题,从宣传、管理、等环节加强社保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建设。
1.3规范工作与统一管理
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秩序、规范社会保险各个工作环节的业务流程是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社保部门既要保证社会保险的信息安全,又要加大社会保险信息共享的力度,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这就要求社保部门明确社保工作的各项秩序,使得业务流程有条不紊地运行,减少意外风险的发生。社保部门可以使用以网络技术为手段、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新兴管理方法,将社会保险登记信息、投保人员信息、社会保险金缴纳信息及各种基金的账务信息录入信息管理系统中,以便对社会保险相关信息进行及时调用与科学管理,避免因人工管理而易发生的误操作问题。
2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的改进策略
2.1建立统一网络与数据标准
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网络,就要以各省、市、县社会保险的信息网络建设为基础,建立以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与相关机构为主体的内网和面向社会大众的外网,并在城市联网的基础上构建全国社会保险信息网,通过全面规划与实施方案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争取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各城市互联信息网络建设。在社会保险信息网络建设过程中,数据标准的统一尤为重要,只有达到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数据才能在不同信息管理系统间实现交换和跨时空、跨地域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实现社会保险信息全国联网。
2.2建立资源数据库与信息共享
建立资源数据库是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必须面对的挑战,社会保险信息资源数据库中应包含投保人员的基本信息等内容,以现代化管理手段进行信息存取和信息服务,而建立资源数据库只是第一步,及时进行系统升级和数据更新才是资源数据库后期维护的重要环节,只有建设灵活、动态和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数据库,才能满足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的信息管理需求和社会大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此外,各地区应该统一资源数据库的数据标准,这对扩大资源数据库规模和实现各区域间的社会保险信息资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
2.3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法规
要推动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就必须对社会保险信息化相关问题进行制度革新,并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法律法规,这对规范各社保部门的信息管理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各地区社会保险信息网都应该实行统一的数据标准,在信息采集、存储、管理和利用等工作环节中有据可依,社保部门也应对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定期维护,力求信息安全并积极提高信息查询与获取效率,政府部门也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对社保部门进行审查与监督。
2.4提高社会保险人员素质
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需要高素质信息人才的支持,因此,社保部门应该积极提高内部社会保险人员的信息化素养,综合考察人才的信息责任意识与网络操作水平,既要求社保人员具备熟练的业务操作能力和专业的理论基础,又要求社保人员学会运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手段,提高其计算机操作能力与系统维护能力,各单位可以通过定期培训和考核的方式检验社保人员的业务水平,也可以通过责任制度和奖励机制提高社保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在各行业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社会保险的信息化建设也应积极跟进,全面规划与制度革新、网络建设与信息共享、规范工作与统一管理是目前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中的基础性问题,对于现阶段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的不足,相关单位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网络与数据标准、建立资源数据库、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法规和提高社会保险人员素质等方法进行改进。
作者:徐士刚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二九一农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参考文献
1.1调查方法
所有病例签定知情告知书,于入组时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测评,于入组前进行吗啡尿检,入组第12周末完成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测评,入组后每周进行吗啡尿检,收集24周内尿检结果。
1.2治疗方法
1.2.1基础治疗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是针对海洛因(二乙酰吗啡)等阿片类依赖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由于MMT是一种替代疗法而不是根治疗法,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无限期地保持在治疗中,即终生参加维持治疗[3]。本门诊是上海早期开展MMT的门诊之一,全年365天开诊,海洛因依赖者可以每天到本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口服一定剂量的美沙酮。
1.2.2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社区强化及认知综合干预是国外物质依赖综合干预模式中比较成熟的一种心理干预方法,它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模型,主要目的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重建药物依赖者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模式,使吸毒者减少/停止使用。该方法的具体操作模式包括两部分:(1)认知心理治疗:对患者进行定期的个体、集体心理治疗,通过认知治疗技术提高吸毒者的戒毒治疗动机和治疗依从性;针对吸毒者有关MMT及戒毒治疗存在的错误认知及不健康行为模式,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如应对渴求;拒绝的技巧;应对应激的心理技能训练;对吸毒者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危机事件进行分析识别和应对诱发复吸的因素分析;鼓励培养健康、规律、充实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保持戒毒的自信心;建立健康的社交圈、远离毒友;鼓励就业、回归社会。定期对吸毒者家属进行家庭治疗,纠正家属的不良认知,帮助患者改善家庭关系,提高家属对患者进行MMT治疗的支持和监督能力。(2)行为强化治疗:对能保持操守(即戒除而不复吸)或完成一定治疗任务的吸毒者给予代币券或物品等的正性强化刺激,以激励患者参与治疗。研究表明,行为强化治疗可提高患者物质依赖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恢复心理社会功能。本项目以NIH出版的“社区强化与代币法”(CRA+Vouchers)[5]为蓝本,结合上海市杨浦区MMT门诊的实际情况,编译整理出一套有关“社区强化与认知行为综合干预”方案,包括“海洛因依赖者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预防复吸训练手册”及影像培训教程,组织杨浦区MMT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学习和培训。“社区强化与认知行为综合干预”主要内容为:吸毒患者除了正常的美沙酮维持治疗之外,还要参加每周一次的个体心理治疗,每月一次集体心理治疗,连续干预24周,治疗内容参照“海洛因依赖者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预防复吸训练手册”及影像培训教程,每次安排特定内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每周对患者进行一次尿检,如果尿检阴性,则奖励患者代币券,该券可以累计兑换美沙酮维持治疗点提供的奖励物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如洗发水、沐浴露等),患者也可以选择抵扣美沙酮药费。根据不同的行为和表现奖励代币券的数量也不同,如连续1个月尿检阴性则翻倍奖励、患者能连续三次坚持参加小组活动也适当增加奖励等。患者维持操守的情况计入门诊积分奖励,达到一定分值再给予一定奖励。通过一系列的正性强化手段,并结合上述治疗,可以帮助患者重建自信、提高自我效能、强化治疗动机等。治疗师定期对MMT患者家属进行访谈,纠正家属的不良认知和错误的情感表达,帮助患者改善婚姻和家庭关系,提高家属对患者进行MMT治疗的支持和监督能力。
1.3统计方法全部资料通过EpiData3.1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指标及使用情况本研究被试人群多数为男性(78.8%),年龄43.4a±s7.5a,已婚比例较低(31.3%),多数患者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58.8%),首次吸毒年龄为28.8a±s7.5a,首次吸毒年龄最小为16a,最大42a。首次吸毒原因大多数为好奇(86.4%),其次为被引诱(13.6%),使用年限12.79a±s6.86a,大多数患者有注射的历史(61.3%),中68.8%HCV抗体阳性。干预组及对照组在一般人口学指标、临床指标上比较无显著差异,详见表1。
2.2治疗第12周两组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比较入组时两组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2。治疗第12周末两组比较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5个因子分上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干预组经12周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对照组。贝克抑郁量表调查(BDI总分)在第12周末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3。
2.324周吗啡尿检结果比较我们对80例患者进行连续24周每周一次的吗啡尿检,干预组阴性尿检次数合计为768,尿检阳性次数为81,尿检阳性率为10.5%,对照组阴性尿检次数合计595,尿检阳性次数96,阳性率16.1%,两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值<0.05)。见表4。
2.4第24周末两组维持情况比较我们对患者在第24周末的维持情况进行了分析,干预组的维持率为72.5%,MMT组的维持率为40%,存在显著差异(P值=0.003)。
3讨论物质依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由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自1964年美国科学家Dole首次在阿片类物质依赖者中开展MMT以来,美沙酮维持治疗已经成为全球阿片类物质依赖治疗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尽管MMT门诊工作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取得长足进展,但普遍均存在患者就诊率低、维持治疗时间短、脱失率高等问题,直接影响MMT门诊预期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外多年MMT的经验,采取躯体、心理、社会康复等综合治疗模式能显著提高MMT疗效。我国开展MMT较晚,开诊初期MMT门诊工作主要限于美沙酮发放,近年来各地门诊开始进行心理综合干预的尝试,但目前仍鲜有相关文献的报道。也有少量的报道显示对美沙酮药物维持人员进行心理社会综合干预的重要性。本研究干预组经24周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优于对照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5个因子分上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而在焦虑、抑郁等因子分及BDI总分上均无明显差异。这与韦艳等的报道相似,韦艳等报道经过1a的治疗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抑郁、焦虑状况均有改善,但治疗后,两组在抑郁状况上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在焦虑状况上差异有显著性。本研究治疗后两组在抑郁状况上无显著差异,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抑郁因子分及BDI总分均无显著差异。对两组患者24周吗啡尿检的随访分析显示,干预组尿检阳性率为10.5%,对照组阳性率16.1%,干预组尿检阳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第24周末的维持情况,干预组的维持率为72.5%,MMT组的维持率仅为40%,干预组的治疗维持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干预组经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后疗效、依从性等均优于对照组。
1.1服从心理服从心理是指个体根据别人的意愿、命令或社会要求、群体规范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符合外界要求行为的一种心理现象。服从心理是从两人或双方关系中产生的。从其对象来说,有个体对尊敬长者、所在群体和社会规范的服从;从其心理状态来说,有自愿和不自愿的服从之分。有时服从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有时服从是自愿的,不是强制性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要想改变服从心理,需要加强法律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真正实现民主的管理方式,使人们做自己的主人,进而提高人的思想的独立性。要改变服从心理,教育的改革也必不可少。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更多的是侧重应试,人从小被培养为寻求和记忆标准答案的思维方式,不仅严重束缚了思维的创造力,还养成了服从“标准答案”、“专家说法”的心理,改革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思维创造力,是改变服从心理,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必然之路。
1.2合作心理合作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为了共同目的,达成某种合约,相互帮助促使有利于双方的结果得以最终实现的行为或意向。这种合约具有合法性,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存在合作关系的双方或多方就会对对方产生信赖感和依赖感,是合作团队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团队合作的效率远不是一个个个体效率的和所能比的,从科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单靠个人能力完成的重大研究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科技进步都是一个又一个团队合作完成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艾克斯罗德教授对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认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关系的持续;二是相互回报。为了提高合作性,需要做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持久的关系;增加对对方行为的识别能力;维护信誉,相互信任;调控关系,奖罚分明。因此,合作心理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已经成为个体或组织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中国人素来欠缺团队合作精神,有“一人成龙,多人成虫”的说法,加强团队合作理念宣传,培养国民的合作精神能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也是时代的要求。
1.3竞争心理竞争心理是在两个或多个人在同一个活动中,产生的好胜心理。社会中的竞争就如同自然界中动物之间的竞争,同样适用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则。竞争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生存的必然法则,且竞争可以促进人的潜力激发、精力更加充沛,从而取得平时不能达到的成绩,一定强度的竞争促使群体效率提高,群体凝聚力增强,对群体行为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使其行为不断完善,并不断创新,同时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发展。在一个群体中,把竞争的合作型小组与内部不存在竞争的合作型小组相比,前者成绩更为优异,这就证明了竞争的促进作用。竞争可以使长期处在安逸生活中的人们迸发激情,充满战斗的活力,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催化剂。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才能取得成功,带来成功的喜悦。
2社会心理因素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2.1社会心理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社会心理可以简称为积极型社会心理。社会心理调控着人们的思维,因此想要促进人们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必须要有积极的社会心理。社会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想成为创新型人才,积极的社会心理和创新心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强调:要把发挥人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必须充分尊重人才、保障人才权益、最大限度激发人的创造活力。〔3〕积极的创新心理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只有你想获得成功,才能积极地去发现、实践和探索那些不为认知的事物,经过不懈的努力,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仍不放弃,最终未知事物得到证实,实现创新。要培养积极型社会心理:①要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本质,如果你想要科技创新,就要了解科技创新的内涵和实质,否则是无法完成创新的,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我们人类方方面面的改变也会越来越多,更多的是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是有利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不能因为科技创新对我们生活和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就产生抵触心理;②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的逃避,要面对现实问题,否则只能使科技创新就此止步。因此,我们只能直面苦难,敢于参与改革创新,并在实践中随机应变,让全社会的创造潜能和活力竞相迸发,从而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第三,善于与人沟通。科技创新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对科技创新的理念也可能会有不同。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增加了人们对群体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个体对自己和对方的特点和能力的进一步认识,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对方,能够扬长补短,精益求精。所以,人们需要相互沟通来补充自己欠缺的知识,避免不必要的弯路。第四,要有积极的态度。不管是对人、对事都要有积极的态度,多看到科技创新好的一面,碰到问题能主动去思考和实践,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才能善于发现更多的问题和机会,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一)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帮助大学生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能够促进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素养,从而使得大学生更好的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
(二)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需要
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是国家兴盛强大的主要源泉,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增强他们的爱国意识,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盛结合起来,从而为国家的强大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二、以网络文化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措施
(一)构建网上教育基地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型媒体渐渐地成为了当代大学生学习和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构建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基地来引导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在构建网上教育基地时我们可以采用现在的主流文化,从而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另外,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三个代表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让学生可以了解并且掌握这些知识,最终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同时,我们可以在网上举办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活动,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理念。我们也可以创新不同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眼球,例如,将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引入教学过程中。另外,我们也可以将图片、声音、影像和视频作为教学手段之一。
(二)积极开展网上教育活动
开展网上教育活动能够大大地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我们可以定时举办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例如,我们可以开展网上交流学习活动,让所有的学生在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可以由教师进行总结工作,并且将交流的最终结果公布,使得每位学生都可以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另外,我们可以开展网上心理辅导课程,每天由不同的教师向学生讲解,学生可以向教师咨询关于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问题等。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三)实施网上考试制度
我国的许多大学对于大学生的考试成绩要求都比较低,这就使得大学生渐渐的失去了学习的压力,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更是枯燥乏味,许多大学生只是将这一课程作为选修课对待。为了改变目前的现状,我们必须制定网上考核制度。教师可以定期在网上对学生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识测试,对于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并且让他们参加补考,如果补考成绩仍然不合格,应该扣除他们的所有奖学金和学分,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四)传承传统文化,借鉴国外文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主要内容,例如,善良、理解等都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文化并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并且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将我国传统文化与国外优秀文化相结合,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也可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国外优秀文化,并且将他们变为自己的文化。另外,我们应该鼓励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不断强化自己的知识。例如,学校可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聘请国外相关专家与大学生进行文化交流,使他们学习国外的优良传统文化,不断的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三、小结
1.1准确把握拍摄时机
在拍摄过程中,拍摄时机的把握和选择尤为重要。会议开始后,要求摄像工作者能够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因为会议往往在开始的时候是参会人员精神最为饱满的时段,所以要把握良好的时机拍摄会议主体素材。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曾经遇到有参会领导又或者说与会人员中途离会的情况,因此最好在会议开始时将主席台上各位领导及台下与会人员的画面拍摄完整。同时需要注意如果会议之中有新的领导就座,就要补拍该领导画面,而且极有可能需要对领导画面重新进行拍摄。拍摄中为了保持会议画面的严肃性,尽可能不出现会场工作人员倒水、走动的画面,如果遇到个别与会人员有把玩手机、喝水、抽烟、交头接耳、打哈欠等情况,要灵活掌握拍摄角度,避免类似画面在新闻种出现。而当领导讲话时,尽量等待领导抬头脱稿讲话时进行拍摄。
1.2把握光源变化调整白平衡
会场拍摄一般分室内会场和室外会场:室内会场光线变化不大,但光照可能不均匀。拍摄时要注意随时调整光圈:特别注意主席台和观众席上的照度反差可能较大,要考虑用新闻灯补光;室内会场的大窗户,因为投射进的大量光线很可能造成室内光线变得复杂,这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拍摄效果,摄像记者可以采用拉上窗帘和新闻灯补光,合理调整室内光线,关注室内的光源色温是否一致,调整白平衡。室外会场光线充足,但易受天气影响。晴天、阴天、上午、中午、下午等照度不同,色温也一样,摄像记者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随时调整白平衡,以保证整场会场前后色调的基本一致。
1.3会场画面的布局设计
在拍摄会议画面时要力求做到画面类别的丰富,全景、中景、近景、特写要有序搭配:会场全景要注意会标的位置,避免会标出现歪斜或不完整的情况;领导特写画面要饱满,主体要突出,尽量选择在正面和左右侧面进行拍摄,避免俯拍和仰拍,如有话筒在前,最好从两侧进行拍摄,以免遮挡面部,尽量选择在被拍摄者较好精神状态进行拍摄,杜绝有损人物形象的画面出现;不需要给特写的领导镜头可采用多人一组的拍摄画面进行固定拍摄或摇镜头拍摄,注意其稳定性,起落幅做到左右对称,镜头运动的方向要注意与领导排名顺序一致,相同级别领导要确保景别一致,主要领导的特写要给大给足;同时根据新闻的播出时长,考虑素材的完备程度,如果新闻报道的时间较长,可以多拍一些观众的慢拉镜头,以防后期剪辑时出现画面不足的情况,但是拍摄中应该注意不能只从一边进行拉拍,最好能够按照奇偶数排从两边拉拍,这样的画面对接才会看起来比较舒适。
1.4善于捕捉生动细节
在会议拍摄过程中摄像记者要对会场内的有效细节进行认真的观察,当领导讲话时,可穿插拍摄参会人员认真听讲、记录的画面,注意捕捉情绪饱满、注意力比较集中的与会人员画面,这可以体现出较好的会议纪律,必要时可以拍摄参会人员用笔记录或认真查看手中会议材料的特写;如果是召开表彰型的会议,则可以适当拍摄会场内的花朵、标语,先进人员佩戴的红花、勋章等可以体现参会人员身份、渲染会议气氛的空镜头;当遇到事迹报告会、宣讲活动时,要注意观众情感的捕捉,这就需要注意抓拍观众的表情特写,比如观众点头认可、感动拭泪等特写镜头,这些镜头的巧妙运用将会议现场的感人气氛准确传达给电视观众,也能使会议新闻的内容更加丰富,起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2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