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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将供应链支撑的生产经营领域的共生机制引入和扩展到中小企业融资及小额信贷运营,是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那么作为这一体系的“衍生产品”的信誉链和合约构成了融资链的战略基础。虽然分工细化导致的企业间的强联系,使价值链上升到供应链而形成一种广泛的共生机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场环境的左右);而高级共生模式在于以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的信誉链——供应链的本质应是一种信誉链,其核心与升华是以合约连接的信誉的共建与共享。由于信誉链的建立伴随着企业信誉边际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应链的各企业的边际信誉度将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誉链基本稳定,处于该链条的企业融资模式,会改以企业为单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应链—信誉链”的共同项目为单位的模式,这标志着企业间的融资链——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形成。这正是共生融资模式的实质。融资链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体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
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的纽带)的划分,贫困群体(含中小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在此,“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互动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因信誉同样作为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其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只有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表明,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及其分析应全面审视——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恰是助推贫困群体成长的关键性内容。
三、构建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看来,倚重甚至迷信这种基于“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失之偏颇。毕竟从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的乡土社会,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现代契约社会过渡,或者说,从单重隐性的契约(信誉等)的社会向更重显性的契约的社会转型,虽然必历经陈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但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这样的“道德悖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格局极有创意和深度的说法)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这个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非常脆弱。这根本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监督、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显然,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对应的规定性。就格莱珉模式来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而只是一种风险转移——五人小组机制的相互监督与激励的“双刃剑”,在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外化为求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同时,银行也由此实现了成本转移,即将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这种个人风险向团队风险的转移,虽减少了信贷审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违约。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据此,解决小额信贷难题,寄希望于一种法则、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格莱珉模式也不可复制。以“供应链一信贷链一融资链”联动机制构建的共生融资模式表明,融资链作为连接企业和信贷机构的中间组织,可以以信誉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为基础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鉴于信贷组织要调查和掌握中小企业的隐蔽信息(指中小企业通常存在的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较强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需投入相当成本,可依赖融资链的信誉行事而不必太费时费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资链的相应合同条款,起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担保的作用。因融资链上游的大企业,通常在与多家信贷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关系型融资体系,并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融资机制,从而会产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誉和合同等显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效应。
对此,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借GB模式的样本效应,通过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一种使小额信贷走出困境的全新维度和可行路径清晰呈现。基于“供应链一融资链”的完善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一个信贷资信等级很高的大企业为核心,凡与这个核心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同样受到信贷机构关注的中小企业,可持与该核心企业的业务票据到信贷机构申贷。这就构成了信用链条的复合式结构,即“1+N”模式——作为“1”的核心企业与作为“N”的中小企业群的有机组合:而“1+N”实质是中小企业群与大企业的互动共生。要通过培育合格的共生单元(培育大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赋予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并举),加快共生秩序建设(破除垄断与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并行),催生内生媒介和外生媒介的发育与成熟,逐步建立起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1]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4-56
[2]唐学鹏.用生态学眼光解决小额信贷难题[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9-27(3)
译者主体认知的跨学科视角研究,必须首先考虑到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总体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存在的译者,其身份(包括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个体身份)根本上是在社会中生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文首先从认知途径下的体验哲学角度分析了译者主体的社会体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依据现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价值主体和认知主体关系,论证了主体中“实践”与“认知”、“价值”的关系,旨在说明译者主体的认知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包含了社会性的译者总体性。因为译者的“价值”和“实践”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在场,服务并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空间。此外,就学科框架而言,翻译研究本体同样包含了更广阔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范畴。这些都决定了走向认知中的译者无法回避其社会性。
1.体验哲学下译者语言认知的社会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的体验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人的认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绎、监控、理解、记忆等一系列心智活动[3]。体验哲学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区别,就在它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优先地位,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必须依据客观规律,从现实中来,回到现实中去,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坚持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在体验哲学那里,人的主观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当然,体验哲学的体验不是天马行空的纯个性化身体演绎,而主要依赖于个体基于社会现实或潜在经历,在特定空间关系和力量运动的感知中形成。换句话说,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形成是个体在不同的身体体验基础上与社会环境互动形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现实只有一个,但不同主体对现实的身体体验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离,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心理认知和范畴隐喻系统。体验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认知语言学,其核心观点就是承认语言的体验性。王寅认为,语言符号必然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发展进程。语言是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和辩证关系。体验具有社会性,语言也具有社会性;体验有人文性,语言也具有人文性。语言体验性的应有之义就是“语言人文性,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体认识作用,认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背后的人文特点和人文精神,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透析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脱离了社会,语言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5]。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今天的认知语言学,都无法绕开语言的社会性单独进行。体验哲学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研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道格拉斯•鲁滨逊的翻译身体学观点,译者的身体体验中存在着普遍性体验即翻译的观念身体学(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个体性体验级翻译的个体身体学(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译者在与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内化了的个人感受,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后者是指译者的个人感受,不同的审美表现倾向和语言使用倾向等,同译者的知识积累、个人修养密切相关[6],属于普通心理学范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实际上是两种认知心理对话协商的结果。(1)从共时的观点来看,同一时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和别样的文化风采,是因为译者个体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体体验和审美倾向。(2)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译者为社会成员共有的那部分观念体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某一时期译作的整体风貌,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该时代的文化符号。正因为如此,同样的原作在不同时代允许产生适应不同读者需求的译作,使重译或复译成为可能。基于体验哲学上的译者主体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认知的社会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从宏观社会文化角度引发了对译者普遍性的关注。在认知范式下译者主体研究不仅不应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应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出发,以宏观社会文化和主体的群体性为基点,探究译者群体与社会文化客体,译者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在个体心理上的投射,进而系统解释译者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译者认知进行研究。如陈吉荣从人类学角度讨论了典籍翻译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译认知研究中的社会性因素[8],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畴,文化心理与语义生成和文本组织形态间的相互关系[9];王宏印认为文学翻译批判必须考虑到不同层面的文化含义,因为文化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结合,是历史传统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10]。尽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学研究的框架内,但无疑为后来人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等更广阔的维度去研究译者认知心理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
2.总体性哲学下译者主体的社会性自翻译文化转向以来,传统研究中的隐形译者逐渐现身,成为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主场。译者主体研究从“发现主体”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迎来了主体间性的出场。然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哲学下的译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严重不足:忽视了对翻译主体或主体性受动层面的探讨,无视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仅强调个体译者的差异性,忽略了译者群体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单一的共时研究[11]。传统哲学对主体及“主体性”的理解,往往从认识论出发,主体的存在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由此构成“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的,肇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总是从自我意识中的“我”出发,体现对一切存在的认知与理解。这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体系,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认知主体”属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实现,遮蔽了主体范畴中“价值主体”这一属性。现代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了这一点,认为主体是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结合,在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拥有对前者无条件的优先权。之所以说价值主体优先于认知主体,是因为“知识最终必须服从于道德价值,知识的繁荣最终服务于道德实践的福祉,一切关系都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知识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12]。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突破了传统哲学下主体规定的一切存在,确认了“主体并不如它所设定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因、透明的实体:它并非本源性建构者,相反,它由某种更深层的力量所建构;它并非知识的根据,相反,它是知识活动的产物;它并非人与社会的规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会规范规训的结果”[13]。也就是说,任何主体的认知都根源于一定社会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本质上也是为之服务的。对此,俞吾金先生说道,“就认识主体而言,他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已有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的参与。这种认识的前结构和先入之见正是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的方式植入认识主体的。认识主体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与社会的认同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称之为‘意识形态中之存在者’,把认识者称之为‘在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14]。主体的认知、实践与价值三重特性与现当代哲学主体批判的三种形式即主体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学批判,对制度化同一性逻辑理性及其主体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批判,对自明理性及其意义构成的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彼此照应。同时,它也和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单个人的本质(自我独特性)[15]相重合。这就是说,主体的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实践主体,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是总体性的主体。整体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从共时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时刻,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须同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局部以意义;从历时的角度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一历史片断都必须同历史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片断以意义。人这个主体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现实产品,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具有某种价值理性的价值主体,体现出全面的“存在意义”。译者主体研究,单一的文化途径和认知途径,揭示的都只是译者主体或主体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译者认知研究,应建立在主体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起完整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译者片面的“语言认知者”身份还原为完整的以语言为介质的“社会活动者”身份。
3.本体论哲学中翻译及译者的社会性翻译文化研究把翻译置身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描述,认为翻译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发生的,而是译者在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与各种主体和客体互动的结果。较之以往的译者研究来看,文化途径下的译者更为真实客观,更具有立体的人物性格。然而,随着译界对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界就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展开了一场争论。批判者总结说,该范式脱离了语言学这一翻译研究本体,认为“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走错了方向,其切入点为文化,重点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约翻译的因素……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结论,文化范式“从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其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其不全面、不客观的研究导致了偏颇乃至错误的结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误导作用”[17]。与此同时,肯定者则认为文化反对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混淆了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谢天振明确指出,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所囊括的范畴是不同的。如果说翻译本体研究回答了“翻译是什么”这一翻译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承认翻译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那么翻译研究本体就旨在探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认识论问题。翻译研究本体决定了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性的独立学科。针对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发的“语言学回归”转向,国外学者霍恩比持否定态度。她指出,这种回归是一种重复和倒退,导致重复和倒退的原因有两个:(1)这些学者局限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学学术框架中;(2)这些重谈语言学的学者们仍然将翻译学科的本体看作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者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输出,跨学科领域(神经心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翻译学科中令人瞩目,翻译学科的内部建设,应拓宽学术视野。此外,英国学者贝克(MonaBaker)也表达了相同观念,认为所谓的范式转向不过是“兴趣点的变化,新的研究视角,对研究者作用的新认识……都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的新发展中找到渊源”,“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同人文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互相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抑或是认知转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各种转向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独树一帜的,而是继承延展、相互补充的,这正是翻译学科的动态性体现。目前翻译学的认知转向,无需重回语言学的老路,而是要继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借助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流学等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社会性的翻译主体———译者研究尤其如此。译者主体认知研究的社会学途径,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译学时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一部遗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译者的声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转向后,国外译界相继发表出版了翻译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伍尔夫(MichaelWolf)在《构建翻译社会学》中划分了翻译社会学的三个层次: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22]。在国内译界,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翻译中的应用。胡牧认为翻译社会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翻译史中反思翻译的社会作用;(2)从翻译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译主体、翻译过程与翻译成品的社会性;(3)从翻译的目的、行为、结果中依据可行的社会理论,剖析译本的生产、传播、消费。其中,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或主体间性研究,包含了译者主体认知的社会性。上述关于语言学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跨学科的论战以及新近出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都证明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语言学研究。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其它语言学,都只是翻译学跨学科中的一部分,不能过分倚重认知语言学,更不能取代、摒弃甚至颠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应在此基础上开启更深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知之旅。
二、结语
1、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
2、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1.1坚持导向性原则我国的教育改革中一直强调要将德育教育放在首位,要坚持以德树人的原则,并要在教育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其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定位,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建立高校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并要做好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对科学理论的宣传,从而使教师和学生形成奋发向上的力量。
1.2坚持创新性原则高校文化建设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创新性的原则,对学校的管理方式、形式以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不断地创新,从而丰富高校文化的内涵。在高校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加强创造勤奋、团结、践行、求实的校风,学校应该积极地组织成立高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学校的专题活动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工作。
2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路径
2.1坚持传承和创新,建立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模式由于我国目前的众多高校中有大部分都是由中专学校演变而来,而不同的学校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和历史,并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在高校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将传承学校的传统作为目标,通过不断地挖掘学校的优点,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高校应该以“文化铸校”的战略为指导,将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专业特色以及文化活动相结合,积极地开展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平台,使文化的育人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从而有利于对高端技能型专业人才的培养。
2.2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教育方针,只有坚持这种理念才能解决传统思想的限制,从而将高校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过程的工作落实到位。高校文化是高校根据学生的特点、教育的规律和目标经过长期积累而成的,校园的文化设施、建筑、管理制度以及校园文化活动都能体现高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因此,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际要求转变为学生的道德信念,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育人氛围和环境。
2.3坚持以文化育人为主线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有着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最受学生的欢迎。通过组织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促进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并且具有对身心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良好的性格、形象以及思想道德品质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形成一种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引导高校的文化建设,其实就是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思想教育让教师和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坚定的信念。
2.4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高校可以定时地组织内容丰富的校训、辩论赛、报告会以及主题班会等,让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更为深刻的领悟。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社会风尚,并要以培养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开展奉献精神教育为重点。学校要积极地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职业意识。
3结论
1.有利因素
(1)网络的普及有利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网络以其快速、便捷的优势成为学生了解信息的主要方式,学校里网络技术发达,无线上网普及。学生可以通过查阅信息资料、网络交流聊天等方式随时随地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内容。
(2)网络的交互性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引导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学习。在网络环境中,双向互动是最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式。教师可以利用这一优势,通过留言回复等,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激发大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潜在主动性。
(3)网络表现方式丰富多样,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为基本内容,制作微视频,通过微博传播,将抽象变为具体,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多种形式的表达方式,生动逼真,更易于被大学生接受,增强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和认同。
2.不利因素
(1)多种文化冲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在当前网络环境中,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差异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近年来,国外影片、动漫等文化形式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对于欧美风、韩流等外来的风格和形式有一定的偏爱。这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这些文化形式背后价值取向的多元选择。这给我们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带来了冲击和干扰。
(2)网络信息开放性与共享性有
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贫富差距的存在、现象披露等信息集中在网络上,大学生经常看到社会发展中的挫折和失误,不免影响他们的理想信念。在面对现实社会时,大学生很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与现实连接起来。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网络建设有机结合
在网络环境下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高校应从大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深入人心。
1.重视高校网络的硬件条件
网络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阵地,各高校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高校领导都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要加强校园网络的硬件建设,保证学校有硬件过硬的计算机教室、多功能教室,无线网络覆盖区,使校园网络进入到办公室、图书馆、宿舍等,为学生从网上获取知识和信息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
2.利用网络特点,完善校园网络的软件建设
一是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特点,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工作方法与手段。面对网络上各种复杂信息,要完善校园网络的建设,加大网络正面宣传力度,传播正面信息,加强对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信息辨别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二是要注重教育软件的开发,既有教育性又有趣味性,便于大学生接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校园主流文化。三是要培养政治觉悟高,有一定网络技术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较高的网络文化素养,较为熟练地运用网络,只有这样,才能及时获取重要信息,与学生平等交流,才能在大学生群体中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3.用科学的网络舆论引领
用科学的校园网络舆论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校园网络。首先,要建设技术性较强的监管队伍,注重教师队伍的舆论高度,注重学生骨干分子在基层的舆论引导,及时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其次,根据学生最关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给出正面回答,引发学生的理性思考,避免在大学生中出现造谣、传谣等现象;最后,要开展相关知识讲座,采用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如论坛、聊天室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与沟通,把主流价值观灌输和渗透到大学生的头脑中去。
4.发挥网络文化教育功能
发挥网络文化的教育功能,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大学生进行如礼仪、规范、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网络文化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网络文化阵地。高校要积极主动跟上时代潮流,运用网络优势,利用各种形式,鼓励、支持大学生参与网上对话和讨论,由传统的“灌输式”转变为“渗透式”教育,发挥网络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5.发挥网络传承功能
1.1调查方法
所有病例签定知情告知书,于入组时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测评,于入组前进行吗啡尿检,入组第12周末完成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测评,入组后每周进行吗啡尿检,收集24周内尿检结果。
1.2治疗方法
1.2.1基础治疗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是针对海洛因(二乙酰吗啡)等阿片类依赖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由于MMT是一种替代疗法而不是根治疗法,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无限期地保持在治疗中,即终生参加维持治疗[3]。本门诊是上海早期开展MMT的门诊之一,全年365天开诊,海洛因依赖者可以每天到本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口服一定剂量的美沙酮。
1.2.2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社区强化及认知综合干预是国外物质依赖综合干预模式中比较成熟的一种心理干预方法,它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模型,主要目的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重建药物依赖者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模式,使吸毒者减少/停止使用。该方法的具体操作模式包括两部分:(1)认知心理治疗:对患者进行定期的个体、集体心理治疗,通过认知治疗技术提高吸毒者的戒毒治疗动机和治疗依从性;针对吸毒者有关MMT及戒毒治疗存在的错误认知及不健康行为模式,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如应对渴求;拒绝的技巧;应对应激的心理技能训练;对吸毒者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危机事件进行分析识别和应对诱发复吸的因素分析;鼓励培养健康、规律、充实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保持戒毒的自信心;建立健康的社交圈、远离毒友;鼓励就业、回归社会。定期对吸毒者家属进行家庭治疗,纠正家属的不良认知,帮助患者改善家庭关系,提高家属对患者进行MMT治疗的支持和监督能力。(2)行为强化治疗:对能保持操守(即戒除而不复吸)或完成一定治疗任务的吸毒者给予代币券或物品等的正性强化刺激,以激励患者参与治疗。研究表明,行为强化治疗可提高患者物质依赖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恢复心理社会功能。本项目以NIH出版的“社区强化与代币法”(CRA+Vouchers)[5]为蓝本,结合上海市杨浦区MMT门诊的实际情况,编译整理出一套有关“社区强化与认知行为综合干预”方案,包括“海洛因依赖者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预防复吸训练手册”及影像培训教程,组织杨浦区MMT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学习和培训。“社区强化与认知行为综合干预”主要内容为:吸毒患者除了正常的美沙酮维持治疗之外,还要参加每周一次的个体心理治疗,每月一次集体心理治疗,连续干预24周,治疗内容参照“海洛因依赖者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预防复吸训练手册”及影像培训教程,每次安排特定内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每周对患者进行一次尿检,如果尿检阴性,则奖励患者代币券,该券可以累计兑换美沙酮维持治疗点提供的奖励物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如洗发水、沐浴露等),患者也可以选择抵扣美沙酮药费。根据不同的行为和表现奖励代币券的数量也不同,如连续1个月尿检阴性则翻倍奖励、患者能连续三次坚持参加小组活动也适当增加奖励等。患者维持操守的情况计入门诊积分奖励,达到一定分值再给予一定奖励。通过一系列的正性强化手段,并结合上述治疗,可以帮助患者重建自信、提高自我效能、强化治疗动机等。治疗师定期对MMT患者家属进行访谈,纠正家属的不良认知和错误的情感表达,帮助患者改善婚姻和家庭关系,提高家属对患者进行MMT治疗的支持和监督能力。
1.3统计方法全部资料通过EpiData3.1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指标及使用情况本研究被试人群多数为男性(78.8%),年龄43.4a±s7.5a,已婚比例较低(31.3%),多数患者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58.8%),首次吸毒年龄为28.8a±s7.5a,首次吸毒年龄最小为16a,最大42a。首次吸毒原因大多数为好奇(86.4%),其次为被引诱(13.6%),使用年限12.79a±s6.86a,大多数患者有注射的历史(61.3%),中68.8%HCV抗体阳性。干预组及对照组在一般人口学指标、临床指标上比较无显著差异,详见表1。
2.2治疗第12周两组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比较入组时两组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2。治疗第12周末两组比较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5个因子分上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干预组经12周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对照组。贝克抑郁量表调查(BDI总分)在第12周末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见表3。
2.324周吗啡尿检结果比较我们对80例患者进行连续24周每周一次的吗啡尿检,干预组阴性尿检次数合计为768,尿检阳性次数为81,尿检阳性率为10.5%,对照组阴性尿检次数合计595,尿检阳性次数96,阳性率16.1%,两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值<0.05)。见表4。
2.4第24周末两组维持情况比较我们对患者在第24周末的维持情况进行了分析,干预组的维持率为72.5%,MMT组的维持率为40%,存在显著差异(P值=0.003)。
3讨论物质依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由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自1964年美国科学家Dole首次在阿片类物质依赖者中开展MMT以来,美沙酮维持治疗已经成为全球阿片类物质依赖治疗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尽管MMT门诊工作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取得长足进展,但普遍均存在患者就诊率低、维持治疗时间短、脱失率高等问题,直接影响MMT门诊预期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外多年MMT的经验,采取躯体、心理、社会康复等综合治疗模式能显著提高MMT疗效。我国开展MMT较晚,开诊初期MMT门诊工作主要限于美沙酮发放,近年来各地门诊开始进行心理综合干预的尝试,但目前仍鲜有相关文献的报道。也有少量的报道显示对美沙酮药物维持人员进行心理社会综合干预的重要性。本研究干预组经24周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优于对照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5个因子分上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而在焦虑、抑郁等因子分及BDI总分上均无明显差异。这与韦艳等的报道相似,韦艳等报道经过1a的治疗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抑郁、焦虑状况均有改善,但治疗后,两组在抑郁状况上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在焦虑状况上差异有显著性。本研究治疗后两组在抑郁状况上无显著差异,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抑郁因子分及BDI总分均无显著差异。对两组患者24周吗啡尿检的随访分析显示,干预组尿检阳性率为10.5%,对照组阳性率16.1%,干预组尿检阳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第24周末的维持情况,干预组的维持率为72.5%,MMT组的维持率仅为40%,干预组的治疗维持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干预组经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后疗效、依从性等均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新医院财会制度;会计信息化建设
一、绪论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医疗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所以目前的医院建设方向趋向于信息化,每一个医院只有树立现代化、财务化的工作观念,完善会计信息化管理的形式,才能保障信息化建设的有序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以财务信息为主体,以电气化为中心,带动其他数据管理模块的信息化的发展。
二、着重于会计信息化建设的内涵
新医院财会制度解释了会计信息建设的具体作用,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会计信息化在医院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不断完善新医院财会制度的过程中,还能够为医院的各项工作提供更好的机会;因此,加强对新医院会计信息化的建设对医院建设的发展和进步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加强医院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能够满足医院管理的发展要求
对新医院财会制度的要求需要在医院材料管理和经济预算两个方面进行,使得会计的项目分类更加的明确;进一步完善会计报表体系,金融防范的标准必须提高,使其能够符合医院财务会计工作的要求;加强会计信息化的工作能够使医院现有的会计信息系统进一步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功能进一步提高。新医院财会制度为会计的工作以及工作内容提出新的要求和理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技术水平和工作人员数量严重影响了医院会计工作的进行。因此,为了能够符合新财会制度的稳定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来推进医院会计工作的发展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的使医院财务及财务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得到完善;同时,联合数据集成技术,会让医院会计信息得到分享,进一步促进医院资源的优化。从这个角度看,要想让医院实现现代化管理,就必须加强医院会计信息化的建设。
2.可以让医院财务信息管理的方式得到改变
当前绝大多数的资源会计信息化工作一直是对会计工作进行合理的调整,由于目前的各个医院会计信息化系统都处于各自管理的状态,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并且各个数据之间还有重复数据的情况出现,因此,这样的情况难免会在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材料、人力浪费的情况多次出现;同时,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改进,之前所有的会计工作方法和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新医院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因此着重于加强医院的会计信息化建设能够让管理工作转变的更加完美;因此在新制度的管理下,快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必须提高,促进医院财会制度的转变。目前,医院会计信息系统是相互独立的,没有整体性,使软件的配置重复的建设;故按照新医院的财会制度要求,加快医院会计信息化建设,促进会计的工作发展,最终使财务管理模式得到转变。
三、财会制度下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1.提高医院会计信息建设平台的安全指数
在很多方面可以提高医院会计信息化的建设,新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系统是一个巨大并且又操作困难的工作,所以就需要在进行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同时,结合新医院会计信息系统的具体状况,加强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保护,使得会计信息能够更加标准化。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要注意采用有效的方式提高会计信息管理系统的安全性,这样才能使会计信息化建设速度得到提高。例如:可以运用网络提高安全防御能力,从病毒、黑客等多个角度充分考虑医院会计信息管理系统的安全,保障会计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准确性、完整性;与此同时,储存和备份会计的信息也可以运用网络,使会计的个人信息得到安全保障;通过网络的平台加强对会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保护,从整体上提高医院会计信息化的管理水平;此外,保护会计信息化的安全工作、制造更好的医院综合运营管理平台是当前重要的工作;所以,必须结合实际的情况建立医院综合运营管理平台,实现各个业务处于标准化,并且逐渐实现资源共享。
2.完善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制度
想要使得新医院财会信息化条件下的会计信息化管理工作力度有所增加,就不得不与医院的现实状况联系一起;想要医院信息化建设变的更加可靠,就应该从医院的自身出发,对信息化管理制度加大力度。在进行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完善会计信息化系统,运用先进的技术来为医院的会计工作创造一个优质的环境;同时,会计信息化系统也需要进行完善,使医院会计信息化建设顺利的进行。对现代医院财务信息化建设和会计信息化建设必须要根据有效的会计制度,并且不断的扩大医院财务会计信息化建设,才能满足医院发展过程中,对会计信息化管理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看,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系统完善的程度可以充分说明医院会计工作整体的管理水平,所以,提高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的标准性对医院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相反,会计信息化属于医院管理的一部分,医院的发展离不开它,并且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结合医院的目前状况使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就要结合现实社会的金融化理念,才能使医院的会计工作变得统一性、全面性,并且使它能够与其他的信息平台进行信息交流。
3.加大对医院会计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实现内部控制管理在会计的工作中,提高对医院会计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运用,能够有效的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但是对于会计工作人员来说,会计信息化管理也使会计工作难度有所提高。针对于这种情况,医院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医院会计工作岗位的责任制度,使会计工作人员的职责得到更明确地认可;并且通过明确会计工作人员的职责来做好会计内部控制工作,此外,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也要不断加强,使会计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得到提升,业务水平有所进步,带领会计工作人员在提高个人工作水平的同时适应医院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要求;另外,还要加大力度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鼓励会计工作人员树立个人良好的道德观念;医院会计信息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已经渐渐的被会计化管理技术所覆盖,所以必须加大力度提高会计信息管理的内部机制;同时,医院也要结医院内部的实际情况,对医院财会信息进行合理的采集和利用,并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来促进医院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医院的财务人员队伍的建设必须要加强,尤其是整体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使医院在信息时代下快速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健康方面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以,医疗保障成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颁布新医院财会制度则是改革医疗结构的重要措施。随着我国对医疗方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信息化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化医院财务工作已大势所趋,而财务信息化却能够降低人工操作的步骤,并且能够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失误概率;同时,能够提高财会管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医院管理人员应该看清现实状况,做到主动出击,加快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进度,保障其能够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孙冰 单位: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参考文献:
[1]许祝愉,王辉.新医院财会制度下的会计信息化建设[J].中国医院,2012,16(5):32-33.
(一)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帮助大学生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能够促进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素养,从而使得大学生更好的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
(二)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需要
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是国家兴盛强大的主要源泉,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能够增强他们的爱国意识,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盛结合起来,从而为国家的强大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二、以网络文化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措施
(一)构建网上教育基地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型媒体渐渐地成为了当代大学生学习和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构建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基地来引导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在构建网上教育基地时我们可以采用现在的主流文化,从而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另外,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三个代表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让学生可以了解并且掌握这些知识,最终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同时,我们可以在网上举办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活动,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理念。我们也可以创新不同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眼球,例如,将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引入教学过程中。另外,我们也可以将图片、声音、影像和视频作为教学手段之一。
(二)积极开展网上教育活动
开展网上教育活动能够大大地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我们可以定时举办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例如,我们可以开展网上交流学习活动,让所有的学生在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可以由教师进行总结工作,并且将交流的最终结果公布,使得每位学生都可以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另外,我们可以开展网上心理辅导课程,每天由不同的教师向学生讲解,学生可以向教师咨询关于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问题等。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三)实施网上考试制度
我国的许多大学对于大学生的考试成绩要求都比较低,这就使得大学生渐渐的失去了学习的压力,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更是枯燥乏味,许多大学生只是将这一课程作为选修课对待。为了改变目前的现状,我们必须制定网上考核制度。教师可以定期在网上对学生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识测试,对于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并且让他们参加补考,如果补考成绩仍然不合格,应该扣除他们的所有奖学金和学分,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四)传承传统文化,借鉴国外文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主要内容,例如,善良、理解等都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文化并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并且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将我国传统文化与国外优秀文化相结合,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也可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国外优秀文化,并且将他们变为自己的文化。另外,我们应该鼓励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不断强化自己的知识。例如,学校可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聘请国外相关专家与大学生进行文化交流,使他们学习国外的优良传统文化,不断的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三、小结
1.1准确把握拍摄时机
在拍摄过程中,拍摄时机的把握和选择尤为重要。会议开始后,要求摄像工作者能够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因为会议往往在开始的时候是参会人员精神最为饱满的时段,所以要把握良好的时机拍摄会议主体素材。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曾经遇到有参会领导又或者说与会人员中途离会的情况,因此最好在会议开始时将主席台上各位领导及台下与会人员的画面拍摄完整。同时需要注意如果会议之中有新的领导就座,就要补拍该领导画面,而且极有可能需要对领导画面重新进行拍摄。拍摄中为了保持会议画面的严肃性,尽可能不出现会场工作人员倒水、走动的画面,如果遇到个别与会人员有把玩手机、喝水、抽烟、交头接耳、打哈欠等情况,要灵活掌握拍摄角度,避免类似画面在新闻种出现。而当领导讲话时,尽量等待领导抬头脱稿讲话时进行拍摄。
1.2把握光源变化调整白平衡
会场拍摄一般分室内会场和室外会场:室内会场光线变化不大,但光照可能不均匀。拍摄时要注意随时调整光圈:特别注意主席台和观众席上的照度反差可能较大,要考虑用新闻灯补光;室内会场的大窗户,因为投射进的大量光线很可能造成室内光线变得复杂,这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拍摄效果,摄像记者可以采用拉上窗帘和新闻灯补光,合理调整室内光线,关注室内的光源色温是否一致,调整白平衡。室外会场光线充足,但易受天气影响。晴天、阴天、上午、中午、下午等照度不同,色温也一样,摄像记者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随时调整白平衡,以保证整场会场前后色调的基本一致。
1.3会场画面的布局设计
在拍摄会议画面时要力求做到画面类别的丰富,全景、中景、近景、特写要有序搭配:会场全景要注意会标的位置,避免会标出现歪斜或不完整的情况;领导特写画面要饱满,主体要突出,尽量选择在正面和左右侧面进行拍摄,避免俯拍和仰拍,如有话筒在前,最好从两侧进行拍摄,以免遮挡面部,尽量选择在被拍摄者较好精神状态进行拍摄,杜绝有损人物形象的画面出现;不需要给特写的领导镜头可采用多人一组的拍摄画面进行固定拍摄或摇镜头拍摄,注意其稳定性,起落幅做到左右对称,镜头运动的方向要注意与领导排名顺序一致,相同级别领导要确保景别一致,主要领导的特写要给大给足;同时根据新闻的播出时长,考虑素材的完备程度,如果新闻报道的时间较长,可以多拍一些观众的慢拉镜头,以防后期剪辑时出现画面不足的情况,但是拍摄中应该注意不能只从一边进行拉拍,最好能够按照奇偶数排从两边拉拍,这样的画面对接才会看起来比较舒适。
1.4善于捕捉生动细节
在会议拍摄过程中摄像记者要对会场内的有效细节进行认真的观察,当领导讲话时,可穿插拍摄参会人员认真听讲、记录的画面,注意捕捉情绪饱满、注意力比较集中的与会人员画面,这可以体现出较好的会议纪律,必要时可以拍摄参会人员用笔记录或认真查看手中会议材料的特写;如果是召开表彰型的会议,则可以适当拍摄会场内的花朵、标语,先进人员佩戴的红花、勋章等可以体现参会人员身份、渲染会议气氛的空镜头;当遇到事迹报告会、宣讲活动时,要注意观众情感的捕捉,这就需要注意抓拍观众的表情特写,比如观众点头认可、感动拭泪等特写镜头,这些镜头的巧妙运用将会议现场的感人气氛准确传达给电视观众,也能使会议新闻的内容更加丰富,起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2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