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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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法学正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经济法学则因其发蒙未久而显得更加幼稚，特别是其基本理论还远未成熟。从总体上看，“经济法理论尚不成熟”的判断并非言过其实，但这种“不成熟”也许恰恰是新兴学科能够生机勃发、昂扬向上的重要动因和缘由。
人们大都承认：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对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调整。由于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因而也有人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实质上是行为。[1](p124)这些认识使“行为理论”在法学研究中地位日显。但在经济法理论中，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则始终非常薄弱，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因此，即使从实践的需要来看，也非常有必要对经济法学中的行为理论加强研究。
但是，经济法理论的研究现状却是：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尚未完全建立，学者对某些基本的理论尚无暇顾及，以至于经济法学上有关“行为理论”的园地尚很荒芜，从而影响了经济法学的成熟、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如何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来研究相关的行为理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入口和思考线索。
考虑到经济法学上各种具体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曾以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重“二分”，使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得以形成（这并非刻意的设计）。如在体系上把经济法规范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在主体上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上的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以及市场规制法上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等等。（注：这种“二分法”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对此我在《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曾经有所揭示。由于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涉及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政府与市尝公平与效率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种“二元结构”。这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假设。经济法究竟是应存在于该“二元”框架中，还是应当对其予以突破，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此可把经济法的主体进行再概括，即把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合称为“调制主体”，把受控主体和受制主体合称为“调制受体”。
与上述经济法主体的分类相对应，本文把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分成两大类，即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或简称为调制行为和市场行为。其中，前者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行为，而后者则是调制受体（即实际上的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基于经济法的特殊性，以及调制行为的特殊重要地位，本文拟在后面的几个部分着重探讨有关调制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
要有效地探讨调制行为问题，还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从研究方法来看，如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等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假设一样，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方法、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的方法、演进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干预主义与非干预主义方法等诸多“二分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方法论上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他人的，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不可能严格地处于某一方面而与另一方面相对立，事实上，许多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并开辟了方法论上的“中间道路”。（注：卢瑟福提及的著名学者阿加西(Agassi)关于吸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的论述，可参见J.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6(June),1975,P154.）[2](P6、46)从现实的研究需要来看，综合各种方法的可取之处确实是必要的。因此，结合经济法学本身的研究特点，在研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时，同样要注意各种方法论的可取之处。例如，不仅要注意整体主义的方法，也要考虑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而不仅可以看到法律制度、国家调制对个人的影响，也能看到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变迁，特别是对于国家调制的目标与手段的影响。
此外，不仅综合各种重要方法论的优长是必要的，而且结合论题，确定较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很必要。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各类调制主体所采行的调制行为，且这方面的抽象、概括还很不够，因而本文需要更加注意规范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新兴的、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较深的经济法学的现实理论发展，也许更加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及对研究方法的考虑，本文选择有关调制行为的如下几个问题着重进行探讨：为什么要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它与经济法的职能有何联系？如何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认识调制行为的地位？调制行为有那些构成要素以及如何判断其合法性？
二、“调制行为”概念的提出及其与经济法职能的联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已经越来越注意运用一系列法律化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手段来影响经济运行，规范市场秩序。例如，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问题，国家非常重视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转移支付、利率调整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其中，七次大幅度调低利率（注：开征利息税，具有变相降息的效应，这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如果算上利息税的恢复开征，则在近几年内，我国已八次降息。与此同时，我国还两次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期影响货币供应量。）、多次大幅度调低关税税率年4月，我国曾降低了4900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从而使我国的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1997年10月再次降低了4874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使我国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又降至17%；而1999年和2000年，为了加入WTO，我国又主动调整了一些商品的关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了我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调高出口退税率（注：出口退税率本来应当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但由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出现了大量骗税等特殊情况，因而国家曾在1995年两次决定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这是重要的调制行为。但其后果却是对出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刺激出口，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率，也同时保护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我国近两年多次调高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开征利息税、增发国债（注：近几年，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大幅度提高，国家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2000年中央赤字为2299亿，国债发行总规模为4380亿，这样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调控的行为是否合适，规模是否过大，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等宏观调控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国家所实施的各类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其他市场规制行为（注：如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地位的调整，对民航业“机票打折”问题的态度，对某些家电行业的降价浪潮的规制，对于某些商品出口的竟相压价的规制，等等，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究竟在法律上应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如何，是否侵犯国民的权利，是否构成对市场行为的不当干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整个法学界却未能给予充分注意。由于上述问题与经济法的调整密切相关，因而经济法学者应担负起研究的重任，更何况对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展开深入研究，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理论研究的需要来看，有关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难垦之地”，同时，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经济法上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的“自足性”问题，以及整体上的“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很难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缺失密切相关。经济法学如果不能在行为理论上有所突破，则许多相关理论的研究就很难拓展。因此，有必要对大量的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抽象和概括，以形成类似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之类的重要概念（注：民法学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研究远比对“民事行为”的研究要多。“法律行为”作为德国学者的重要创造，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行政行为”这一术语作为德国行政法的奠基人奥托·梅耶(OttoMayer)的贡献，也对行政法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同上述术语一样，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方面，同样也需要提出一些重要概念，并由各个方面的学者共同作出深入探讨。），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
在经济法理论上，经济法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能径称为“经济行为”，是因为“经济”一词词义较多，且外延往往较大，容易造成歧义和混淆。因此，必须在对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复杂行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出新的范畴。如前所述，基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我把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和规制行为统称为调制行为，并认为它像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一样重要。
为了明确何谓调制行为，不妨对其作出下列大略的界定：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亦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由于调制行为是经济法主体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因而其全称应当是经济调制行为。此外，在上述界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不同层次调制行为的手段和目标。
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是因为它是经济法学者应予以关注的一类特殊行为，并且，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和制度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调制行为的一些特质及其成因也须注意。由于各个部门法都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任务，因而各个部门法在调整对象、法域、价值取向、调整手段、权义结构、责任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其中，调制行为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的差别就更是巨大（这实际上也是认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区别与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说，上述三类行为的区别至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的主体不同。民事行为的主体是各类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主要是行使行政权的各类行政机关；而调制行为的主体则是享有调控权和规制权的宏观调控部门和市场规制部门（未必是行政机关，更不是全部行政机关）。
2.行为的权源不同。合法的行为，必须有正当的权源，即必须有相应的权利／权力依据。民事行为的合法性，与民法所确定的民事权利相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法所确定的行政权力相关联；而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则与经济法所确定的调制权（包括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相关联。
3.行为的性质不同。由于行为的主体不同、行为的权力／权利保障不同，相应地，行为的性质也不同。民事行为具有平等性，行政行为具有隶属性，或称命令－服从性；而调制行为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不完全的平等性和不完全的命令－服从性。调制行为之所以会存在，之所以会与相关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有所不同，主要是导因于经济法的特殊宗旨和职能。事实上，调制行为的实施正是实现经济法职能的需要。从经济法理论上的“机能说”来看，经济法之所以会存在并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法有着特殊的职能。（注：德国学者彼姆(F.B附图mu)和林克(Rinck)等强调经济法在“经济统制”方面的独特机能和功用的观点，被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概括为“机能说”。尽管这些学者的经济法理论尚可商榷，但能够认识到经济法有其独特的机能，则是较为可取的。）从经济法的宗旨出发，以及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看，经济法最主要的职能和任务就是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使“调制行为”的概念得以提出，并使其成为经济
法需加规范的一类重要行为。因此，深入研究经济法的职能或称机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具体职能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等“二元结构”中，经济法是联系“公”与“私”的桥梁，它就像调制解调器一样，要把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的信息信号进行转换，把国家的制度供给信息传递给私人经济。同时，经济法也需要通过自身的调整，把市场主体的需求信息带给国家（或称政府）。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在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国家正是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自己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标，而在调整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信号转换，则调整的实效必然欠佳。
在职能方面，经济法不仅是“调制解调器”，同时也是“内在稳定器”。而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在稳定”，是因为经济法的调整有助于达到“整体协调”的效果。事实上，调制是经济法调整的手段，而其目标则是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状态。因为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系统才是稳定的，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类主体的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由于调制行为直接体现着经济法的“调制解调器”和“内在稳定器”功能，因而必然在经济法主体的诸多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需加研究和重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在经济法的行为理论研究中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也因为它是经济法的立法中心与执法重心，从而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明确调制行为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说明研究调制行为的重要性。
1.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从行为结构上看，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虽然在总体上包括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两类，但前者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与调制主体及其调制权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事实上，调制受体的行为，主要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它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博弈，也不同于通常的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遵从，而是针对国家调制所做出的遵从或不遵从的选择；调制受体一般要比民法主体的选择余地小，而比行政相对人的选择余地大。
其实，与调制行为相对应的市场对策行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它同样是在经济法理论上创设的概念，可用来揭示调制受体针对国家的调制行为所从事的对策行为。例如，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来进行市场规制，都属于调制行为。当国家财税部门调整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金融部门调整利率、汇率，计划部门调整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以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应的受控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求趋利避害，这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同样，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加强或放松市场规制，则市场主体同样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使自己的利益损失最小化。这也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
可见，市场对策行为的采行，是以经济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的，是调制受体针对调制行为所进行的博弈活动。如果没有调制行为，则针对调制行为的市场对策行为就无从发生，从而使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得以成为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一对范畴。事实上，不仅存在着针对国家调制行为的纵向对策行为，而且也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对策行为。其中，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市场对策行为，不仅侵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益，因而是经济法重要的规制对象。
由于经济调制行为，决定了经济法意义上的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存在，并且，个别的市场对策行为相对于政府的调制行为是很弱小的（这并不是忽视市场主体对策行为的整体力量），因而经济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必然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并使两类行为之间存在主从性、不对等性。其中，不对等性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
2.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比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法制建设领域，特别是在立法、执法，以及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上。事实上，经济法需着力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等问题；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力所不及的，因此国家的调制非常必要。但由于人类理性存在局限，国家的调制未必尽如人意，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因而如何做到“调制适度”，如何把调制行为纳入制度或法律的轨道，使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在立法上，一方面，为了解决经济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大量地规定有关政府调制的问题，从而形成经济法所特有的调控和规制的手段，并进而确立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调制行为的权源、效力、实施程序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使调制行为也受到法律的制约。而这两个方面，都会使有关调制行为的规定成为经济法立法上的中心，从而也成为执法上的重心。
调制行为作为立法上需要规范的“核心标的”，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上都有体现。例如，在财税法上，首先要规定从事财税调制行为的主体及其职权分配，规定行使财税调制行为的要件（如课税要素、预算收支的基本原则等）等；在金融法上要规定从事金融调制行为的主体，以及如何运用法律化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等；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要规定执法主体，以及规制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件、程序等。事实上，各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都是围绕着相关主体的调制权以及相应的调制行为而展开的。
调制主体所从事的
具体调制行为繁多，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与经济法作用领域的广泛性相关，同时也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手段的多样性有关。通常，调制主体都在从事一系列重要的调制行为，在宏观领域如预算收支调整行为、税目与税率的调整行为、税收优惠或税收重课行为、国债发行与收买的额度调整行为、转移支付行为；银行利率与汇率的调整、存款准备金与再贴现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行为等；在微观领域如对非法卡特尔、滥用市场经济力等垄断行为的禁止，对在价格、质量、信息等方面影响市场秩序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划，等等。上述典型的调制行为，不仅是经济法立法的中心，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执法的的重心。惟有摆正它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总体上的“经济宪法”作用。（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高度重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宪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观念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在各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谈到法律在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已经越来越不能忽视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和作用了。因此，在此强调要在“总体上”发挥它们的作用。）
可见，无论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还是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调制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确保其合法性，如何确保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以真正达到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协调”状态，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
四、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合法性
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即构成调制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或称要素。对于个别的调制行为，在经济法学的某些分支学科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税法学上，对于课税要素等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尚未发现有人从总体上来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从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入手，不仅有助于调制行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经济法研究方面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微观上说调制行为如果不具备应有的要件，则调制行为就不能独立存在，从而不涉及合法性、效力等问题，也谈不到对于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益如何均衡保护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再研究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效力等问题。
1.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调制行为作为经济法主体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类行为，其实施主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调制主体，从而使调制行为在各类主体的行为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Lloyd)曾指出，行为总是发生在关系、规则、角色和阶级的结构之内（注：在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上，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结构主义”，强调要认识到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各自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参见前注引卢瑟福著，第45页。），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行为与一定的社会角色及其按照一定的规则所确立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关，因而在研究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时，也应考虑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基于上述考虑，不难发现，一种行为的构成，从角色的维度说，涉及到行为的主体、客体（在此指一种相对被动的主体），这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此外，还必须有主体针对客体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如法律或其他规范），也可能不考虑任何规则，并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一种关联，形成一种关系。基于上述认识，可以把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要素调制行为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是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其中，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是享有调制权的经济法主体。通常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主要是财税部门、中央银行、计划部门等；享有市场规制权的主体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如公平交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虽然有些本身也是行政机关，但由于在调制方面行使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而非传统的行政职能，因此，与行政行为的主体还有所不同。
从主体要素来看，调制行为离不开调制主体，即拥有调制权的主体；不具有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就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同时也要看到，如果没有调制受体，调制行为就是无的放矢。通常，调制受体主要是不特定的从事市场交易行为的主体（但未必都是纯粹的市场主体）。
(2)行动要素调制行为的发生，不仅要有调制主体，还必须有主体运用其调制权的活动或称行动。并且，行使调制权的行为应当公示，以为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使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发生联系，并形成其间的博弈。
从行动要素来看，调制主体必须履行其调制职能，审时度势，调控规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有为”，也可以“无为”，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要基于调控的需要。而不能怠于行使调制职权。不行使调制职权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如果对采取的调制措施秘而不宣，使调制受体无法知晓，则也不能构成调制行为。
(3)关联要素单有主体和行动要素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行动可以归属于具有调制权的主体，即调制主体与调制活动存在直接的关联；同时，还必须使调制活动与调制受体存在关联，从而形成两类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样，调制行为才能够真正确立，才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和价值。
关联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一般可能认为有了主体和行动的要素已经足够，或者把这一要素隐含在上述要素之中。其实，这一要素有时恰恰很重要。例如，税法上的征税行为是一种调制行为，该行为就需要与纳税人发生关联。当纳税人规避税法，致使“调制行为落空”时，就应依据税法上的“实质课税原则”，找到实际应承担税负的主体。为此，德国和日本等国学者曾主张，应当把“课税对象的归属”(Zurechnung)也作为一个课税要素[3](P109)，以使国家的调制更加有效和准确。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主体与客体“联系”的
重要性，因为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真正能够确定征税的具体范围。
上述要素只是作为调制行为所应具有的一般要件，仅与之相符未必就是合法的调制行为或称调制法律行为。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调制行为的合法要件。
2.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实施调制行为是现代国家主体角色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而下面仅从法律意义上来分析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要件。
调制行为有多种分类，但首先可以分为合法调制行为和非法调制行为，这种分类暗含着研究合法调制行为的必要性。根据调制行为的特点，可以将合法调制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概括如下：
(1)主体合格即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必须享有调制权，无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调制行为，当然也不是合法调制行为。事实上，享有调制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多，许多国家机关，特别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是无权从事调制行为的。
(2)权源合法调制权的来源合法，是指调制主体的调制权，或者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经由合法的授权；所行使的调制权，不是超越自己应有权限的权力，也不是被溢用的权力。权源合法是调制行为合法的重要基矗
(3)调制合法包括调制的内容、调制的程序或称形式都要合法，即调制要充分认清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与相关的社会问题，尊重规律，审时度势，适度调制；同时，在调制的具体程序或应有的形式上，也都必须要注意，以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平衡私人利益。上述的“合法”，不仅包括符合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包括要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宗旨。（注：经济法的宗旨是与经济法所欲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市场失灵问题）、所需协调的基本矛盾（如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接相关的。正是由于该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我曾专门对其进行探讨（拙文《略论经济法的宗旨》，载于《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此后又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并越来越认识到宗旨对于确保调制合法的重要。）
以上各项合法要件，直接影响到调制行为的效力，影响到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因而非常重要。在合法要件的约束下，如果调制受体不遵从合法的调制行为，则可能要承担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如果调制行为违法，并给调制受体造成了损害，则调制主体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法上的责任。
除上述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以外，调制行为的效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调制行为可分为有约束力的调制行为和无约束力的调制行为，但一般都具有公定力和确信力，同时，许多调制行为也都有拘束力以及执行力。
调制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使社会公众对调制行为予以概括肯定并遵从的效力。作为对世的效力，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即应被概括地推定为合法，调制受体必须予以承认，这是确保调制的效率与秩序的需要。当然，如果调制行为因违法而无效或失效，则不应维持其公定力。
调制行为的确定力，实际上是对于已生效的调制行为不得任意改变的效力。其中，作出调制行为的调制主体，必须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调制约定（调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契约行为），否则就可能损害调制受体的“信赖利益”。作为调制受体，一旦接受了调制条件，也不能任意改变，否则国家的调制将无任何权威可言。同样，上述的确定力也是以调制行为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违法的调制行为当然不具有“不可争力”。
调制行为的拘束力，亦即已生效的调制行为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约束力和限制力。从调制受体的角度说，由于现代国家越来越注意采取间接的调制行为，因而调制受体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通常，对于国家的调制条件，如税率、利率等，调制受体无权改变，这也是上述调制行为确定力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调制行为的拘束力却受到限制。由于调制受体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行为的方式来回避国家的调制，因而若其未接受调制条件，则不能对其产生拘束力。
调制行为的执行力，主要是为确保调制目标实现而要求调制受体遵从调制行为的效力。其实，执行力与调制力一样，都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注：根据王绍光、胡鞍钢的研究，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执行力。参见王绍兴、胡鞍钢著：《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如果调制受体不能自动遵行国家的调制行为，则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这种执行力，同对调制受体的救济措施的执行，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将两者相等同是不妥当的。（注：与此相类似，在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执行力应同样针对行政机关。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以及〔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等等。）
调制行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效力，是合法的调制行为应有的外部效应的体现。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就相对地独立于相关主体并对其产生约束。
五、结论
基于经济法学界对于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现状，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了“调制行为”这一特定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本文还分析了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和相关制度构建方面的核心地位，以进一步确立该范畴在整个经济法学诸多范畴中的地位。此外，本文还尤其着重分析了调制行为的构成要素、合法性及效力等重要问题，以使调制行为理论的应用价值也能得以体现，使整个调制行为理论的提出和研究更有意义。
第2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3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
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行政经济法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第4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利益冲突市场运行环境社会道德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状况在总体和谐的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使经济续顺利向前发展，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谐，国家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和协调。而在这当中，经济法担负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1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两大前提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对于个体的合法利益，经济法给予应有的尊重，只有在个体利益的实现有碍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时，经济法才对个体权利的行使加以一定的限制。同样，对于国家利益，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也仅仅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避免出现以国家利益之名弱化甚至虚化个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现象。除了防止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过度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冲击外，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下的利益平衡，经济法还积极做出制度设计，主动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正是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上，经济法成为在法律体系中，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高度，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唯一法律部门。
1.2以对国家权力的平衡作为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重要前提
经济法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缺陷、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正因为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所以国家必须要对经济有所干预。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与经济发展自身的方向一致时，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反之，政治权力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鉴于国家权力的特殊影响力，当政府与市场都置身于经济生活之中时，经济法在协调具体的利益冲突之前，首当其冲的就要平衡好政府的权力。具体而言，经济法需要做出以下努力:其一、经济法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方面各自作用的领域，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只停留在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领域，即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切不可借干预经济之机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二、即便在政府依法享有管理经济权力的领域内，经济法仍然要从权力行使的方式、行使的程序、不当行使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多方面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证其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2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具体途径
在上述两大前提下，经济法主要从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两方面着手，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
2.1营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
2.1.1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生命基础。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经营者凭借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过硬的产品质量去争夺市场份额，获取利润。这样一来，企业与企业间形成正常的利益关系，消费者的利益有了实现的基础，长此以往，国家的竞争力增强，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然增加。所以说，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本身就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但在残酷的竞争法则面前，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破坏竞争机制的行为会大量涌现。在市场没有足够力量去维护好重要但又脆弱的竞争机制时，在无法直接引导经营者正当竞争的情况下，经济法通过禁止性规范明确告之市场主体，法律既反对破坏公平竞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反对破坏自由竞争的垄断行为。如此一来，经济法以反向禁止的方式来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偏离方向的经营者回到正常的竞争轨道上来，再通过市场良好的竞争环境本身去协调利益冲突。所以说，在经济运行的这一领域，经济法通过对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规范，以迂回的方式平衡与协调着利益冲突。
2.1,2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以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所以容易造成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短期，最终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冲突增加。为此，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将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加以协调，统一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来。在调控的过程中，为不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保证政府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即政府不能通过权利义务法律规范直接规定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只能依法借助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先调节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然后再引导市场主体根据环境的变化，为自身利益考虑自觉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由此，经济法通过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可能。
此外，经济法在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对利益冲突的影响时，还应特别注意代际间利益的平衡问题。为此，我们应时刻注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调控法立法与执法的全过程，以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满足当代人利益需要的同时，又不致于对后代人利益的实现构成威胁。
2.2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与民商法所强调的形式上的公正有所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上的公正。为达此目的，经济法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第5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一）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职能互补我国民商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规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民商法多采取任意性自由的行为准则规范而少有强制性的规范，有效的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自觉自愿地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我国经济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则相应的体现了国家这只有形之手的要求，突出强调了发挥国家的强制干预作用，弥补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杠杆失灵的问题，经济法多采用强制性的规范法律条文，通过外部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以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二）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法律要素有相同之处我国法律的一个法律部门一般包括：概念、原则、制度、调整方法等法律要素，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某些法律要素是可以通用的，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和一定的法律范围。如企业法人制度，我国民商法详细地规定了法人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而在经济法中也对现代法人制度以及治理结构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律民事责任的确定上，经济法条款中也有对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我国经济法中的“社会公益”、“诚实信用”等原则在民商法中也有相同的条文体现。
（三）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取向基本趋同民商法在本质上是维护自然人、法人的个人私利的利益的私法，而现在民商法越来越注重公众的共同利益，正朝着社会化职能和公法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民商法加强了对活动主体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的规范义务，此外，民商法也进一步加强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新增条款在民商法的立法精神和实际法条中都能够充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取向是同质的、共生的、方向性一致。
（四）民商法和经济法当中调整的范围有相同之处现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双重调控，离不开市场与国家的经济杠杆。民商法是为市场经济调节服务而生的；经济法则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服务，但在调整范围上二者还是有相同交集的地方。民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微观经济关系，例如企业制度、自然人法人的民事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则既调整微观经济关系也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两者交集的部分也不尽相同，经济法调整的微观经济关系仅仅是民商法的一小部分内容，即因过于强调自然人、法人个体私利而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部分。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
1）民商法微观调控，而经济法是宏观调控。民商法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其侧重从微观调控、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然人、法人的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确保提高经济效率，从而达到促进人们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我国经济法则侧重从宏观调控、从利益协调问题方面减少社会经济波动造成的破坏，确保优化社会经济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来促进社会的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核心组成法律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突出地、直观地表达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强制干预力，体现国家的公权力经济意志。宏观调控经济法从宏观经济领域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救济和弥补调节运作方法。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对经济法律的干预，其次是为了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各种非市场经济因素障碍消除，已达到一种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场良性竞争机制。
2）民商法要求意思自治，而经济法是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属于私法，对任何市场主体都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仅依自已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准则，都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比如处理法律事务时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选择法律适用与否。对于民事行为诉讼的提起以及责任的追究，也同样需要当事人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够得以实现。我国经济法是强调限制意思自治。我国的经济法则从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平均分配，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公平与否等这些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作为法律调整的目的。利用国家公权力对一切有碍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市场经济行为给予强制限制，具体表现为以限制自然人、法人自由去争取社会整体的利益，拓宽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空间。本质上说，经济法产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法律调整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社会权利本位法律手段的需要对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来实现。
3）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都平等保护，而我国经济法则强调对部分市场经济主体偏重保护。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强调法律主体地位平等性。民商法调整法律并不考虑不同市场经济主体的强弱关系问题，给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以同样力度的法律保护，对每个自然人、法人都给予一样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法律几乎不对具体法律人格进行任何程度的区别对待。只是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上，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和一些法律限制。我国经济法常常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主体实力等因素的不同情况，给不同市场经济主体以不同力度的法律保护，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法律条款设定。通过保护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的角度出发，确保达到法制社会和谐和宏观经济形式下的总量平衡的目的。
4）民商法的稳定性强，经济法的稳定性较弱。这一点可以由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有无国别特色这一区别来决定。我国的民商法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民商事法律活动准则为自愿、等价、诚信、有偿，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在通过历史沉淀不断实践和反复比较后造就的最为合理、最有效率的法律规则，因此是极具稳定性，不容易被更改的。而我国经济法的许多法律条款都不具备稳定性，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出现的经济问题采取的相应对策，又或是依据各国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各种经济法规。
三、总结
第6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对于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理论上存在争议。传统观念中,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种:一是依据调整对象而分;二是依据调整方法而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利益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但不管依据哪一种标准,经济法与行政法都存在差异。
(一)两者的背景不同
行政法保护的是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实质意义的行政法是伴随着国家权力而产生的。最初,行政法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法,但在现代,行政法的任务已具有双重性,即维权和限权。
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垄断产生矛盾。此时无论是采用民法的平等手段或者行政法的强制手段都难以解决矛盾,必须以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结合来解决。因此经济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直辖市产物,是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产物,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必然产物,是法律、法学包括经济法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它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二)调整方式存在差异
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即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经济法由外及里全面地调整经济关系,自始至终系统地调整经济关系,运用多种手段综合地调整经济关系。
行政法是公法,强调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强制性、隶属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其调整方式主要反映出强行法的特色。
(三)调整对象不同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因国家干预而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或经济协调关系)。主要包括:1·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干预市场经济、弥补市场缺陷、防止垄断、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等市场消极行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2·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各种利益关系,从而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传统行政法的观点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即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观点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制监督时所形成的行政关系。但行政法反映控权理论,其调整对象的本质是行政关系这一社会关系。行政法最为关注的是控制行政权的滥用。所以,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也无法深入到经济运行中去,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也就是说,行政法的核心不体现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正确与否,而体现在运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权利是否被滥用,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行政程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
(四)功能差异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保护重心,为解决民商法、行政法均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它的本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法。行政法保护的是国家公共利益。它本质是公法,以维护、限制国家权力为其功能。所谓行政法的维护,又称为行政法的积极作用,是指行政法对行政权力有效行使的保障作用和行政法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进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所谓限制,又称为行政法的消极作用,是指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和限制,即防止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越权和滥用权利以保护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互相联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均以国家权力的形式出现于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中
行政法是创设、规定行政权力之法。它表现为国家对特定社会生活的直接强制的管理,要求行政管理关系中的相对一方必须在国家设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往往不具有选择性和自由性,更多地则是以服从为特征。
就经济法而言,它虽不像行政法那样表现为鲜明强烈的“权力意识”,但国家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和有序,仍将“政府之手”伸进经济关系中,对市场主体给予必要的限制、监督和引导,而不像民法那样国家尊重当事人意志,完全袖手旁观于外。因此,经济法是因为解决新的经济问题的产物。
(二)两法的价值指向均为社会整体利益
现代行政法的立法目的宗旨无一不是国家为了有效地管理社会所设之法,是社会在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之下,实现人们对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和平的美好追求,抑制打击强势个体和群体对弱势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入侵,甚而要求社会成员牺牲个人利益以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以使每个社会成果获得应获得和可获得之利益和生存空间,实现一个社会可以保障的最低的基本权利。
现代经济法的产生虽晚于行政法,但却是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出现于法律之林,即肇始的首要动机即以谋求社会经济的公平为己任。它既是对民法的个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又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其作用即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平衡其相互利益关系,以引导、促进或强制个体目标和行为运行在社会总体发展目标和运行秩序的轨道之上,从而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同时,通过对利益主体作超越形式平等的权利义务分配,以达到实质上的利益平衡和社会公正。
因而,不论是行政法还是经济法,在价值取向上均表现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而非为某一个法律主体特别设定权利,保障其权利的实现。
(三)经济法具有行政法的某些性质
管理职能是我国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发挥这一职能的重要方式,就是授权经济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管理权对经济生活实施管理。而在现代国家对经济实施管理均采取一定的法律形式。这种法律规范是确认具有行政权某些性质的经济管理权,调整带有行政关系特点的经济管理机关与企业、公民等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正因为如此,经济管理法规范从其一开始就不能不具有行政法的某些性质。或者说,行政法的某些性质必然反映在经济法某些规范上。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互作用
(一)行政法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法
笔者认为,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中所依之法除行政法外,大量是依经济法;尤其是在经济管理领域,主要是依据经济法。原因之一是经济法中有大量的关于行政职权内容、行政权力行使程序和行政救济的具体规定,较之行政法更富操作性;行政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时,必须遵循经济法中在这些内容的规定,行政相对人亦可依经济法的相应内容在其权利受到分割时获得救济,以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保障行政机关不滥用行政权力。
行政机关在认定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和如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时,必须依据经济法中的实体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时的抗辩事由也需要依据经济法中的实体规定。认识到依法行政在经济领域中所依之法主要是经济法在实践中意义重大,这一认识要求行政机关,除了要明了行政法中关于行政职权、行政程序的规定,也要关注经济法中对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的具体规定,尤为重要的是应对市场参加者实体权利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立法意图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领悟,以在具体的执法中能辨是非,保护合法、制裁违法,实现经济法的立法目的,实现依法行政的法治目标。同时,认识到经济法在依法行政中的作用也有利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树立这样的观念:经济领域依法行政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经济法的发达和完善。
(二)经济法自由秩序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行政法
经济法的实施大部分属于行政权实施的过程。离开行政权的实施,经济法所欲达到的经济秩序将无法完全实现。经济法中的经济管理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除遵循经济法的特殊规定外,尚需遵守行政法中关于行政权力设定和行政权力行使程序的一般规定。离开行政法,行政机关的经济管理行为也会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行政组织法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一般规定,既是经济法具体设定经济管理机关管理职权的依据,也是经济管理机关行使经济管理权力、直接管理经济,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秩序的法律依据。同时经济法的价值并非只是秩序,经济法也要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自由是经济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垄断法便是例证。行政法对经济法的自由价值实现的作用体现在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以及对相对人的救济上;尤其是对行政权力行使的一般方式和程序的严格设定,以保障经济法的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分割。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应该相互衔接
首先,行政组织法和经济法中有关经济管理机关职责权限的规定应当保护一致,经济法对经济管理机关管理职权的具体设定,应当符合行政组织法的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定。其次,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行政程序规定上应相互配合,在行政救济上二者应当加强协调。
参考文献:
1·江合宁:《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现代法学》2000年02期
2·史发忠:《论经济法的行政性特质》,《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03期
3·程宝山:《论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关系》,《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03期
4·谢增毅:《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4期
第7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是生态破坏趋势愈发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酸雨、雾霾以及危险物跨境转移和越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科技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积越难，以致于演变成了当下无法破解的生态困境。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搭便车问题的广泛存在，必然使得市场机制提供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为零。”必须清晰，正因为生态环境被当成是公共资源，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产权根本无从界定，既然界定不了，市场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违法的“正当理由”，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必然极大的降低。“环境破坏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生长的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例子是过度捕鱼和过度采用地下水。雨林的毁坏和湿地排水是对自然界有意破坏的两个例子，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日渐降低。”显然，在转基因技术主粮化的背景下，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其“负外部性”亦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念，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同时也应是理性生态人。客观上，“国家应该强大的理想来自于推动环境修复、规制建立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一系列环境与社会破坏性活动的需要”生态环境如同人一样，拥有正常的身体机能，一旦体力被严重透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恢复，那么精疲力竭而亡则是难逃的命运。在我们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过多消耗大自然的“体力”之时，生态系统是无力抵抗的，必然会面临崩溃的窘境。“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应立即解决，因为任何拖延都会提升威胁背后的风险。”因此，我国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经济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
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三）官民通力合作：强化生态法治思维重塑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第8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民法作为商品经济的伴生物,自始就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一一公平的要求。那么,当今民法是怎样从总体上体现公平原则的呢对此笔者试作如下概括
(一)在民事主体权利的确认上,强调平等原则。其具体体现为平等地被赋予民事权利能力。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能力不仅包括享受权利的资格,还包括承担义务的资格,这两方面是对等的,统一于同一民事主体。民事主体被排除在享有特权的可能性之外。禁止非法剥夺和限制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地享有选择权。即民事主体有权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民事活动,他人不得干预。平等地享受保护权。参加到民事活动中的民事主体,不分地区、性质和形式,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的同等保护。以上民事主体平等权利的确认,实则是主体平等法律地位的确立,这为民事主体平等地介入商品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在民事主体行为的规范上,要求自愿、诚实信用和等价有偿。从行为人意思来看,首先,要做到自愿,交往与否、交往的对象、方式和内容等均由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他人不得强迫其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其次,要做到诚实信用,既要以真实的意思表示进行民事交往又要洛万其意思表示。这在主观上保证了交易的公平进行。从行为内容看,要求等价有偿。民事主体间经济往来应是有偿的,且劳动的交换要价值相等或大致相当,任何一方不得无偿调拨、占用对方财产。这在客观上保证了交易公平。
(三)在民事归责方面,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失责任原则相互补充求得广泛的公平。过错责任原则。指个人对自己的行为除非出于故意或过失,不负赔偿贵了工、这体现了惩戒过错、保护无辜的一般公平观。无过失责任原则。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发展以来,由于科技的巨大进步,规模大、危险度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这些产业能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但同时又把危险更多地留给一了雇员和社会。根据“谁受益谁担险”的公平观,有必要把那些留给雇员和社会的危险在其转化为现实责任时移转回企业,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由上不难看出,公平乃民法始终追寻并力图最完善体现的价值目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因此上述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体现,在我国《民法通则》也得到了肯定和体现。不过笔者以为《通则》第条将“公平’夕与其他诸如“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作为一项原则并列相提是值得商榷的。公平县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不应是一种具体原则,而应是一个规则体—如果仅从其规范性考察的话,这种规则体的作用在于对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现象进行一种广泛的软性调整。个别领域在体现公平时,只能按其要求制定具体的指导原则,若将公平作为一个具体原则纳入规范中,那意味着限制公平的功能和其实现。在民法领域,会使其失去弥补由于法律局限或疏忽或不完善而导致法律之外尚需公平的要求的机会。因此,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际效果看,将“公平”纳入民法条文并与其他公平的具体要求并列相提是不可取的,建议删去“公平”二字。
二、公平原则在经济法中的体现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科技发展月新月异,生产力进步显著,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化迅速扩展,专业分工协作日趋细密,人类的时空距离在日渐缩短,加之各地地理位置的差异、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整个社会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一国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发展都必呈现一种开放态势,在交流中求发展。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发展都不能是孤立的、封闭的,一国经济的发展既要仰赖整个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又要依靠国内各经济主体的通力协作,任何环节的失调都可能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紊乱,从而广泛地损害全社会的利益,最终触伤个体利益。于是出现了社会利益至上的公平观。然而,经济运行是各个具体经济主体行为构成的,而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商品经济环境中,必然体现为个体自身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倾向,这是其合理心态。但问题又由此而来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它往往不会去考虑全社会利益的实现,这可能导致个体利益与社会全体利益的冲突。为协调这种冲突,必然要求一种能代表社会利益且超乎具体经济主体之上的权威力量的介入。这一角色很自然要由国家政府来担当,因此也就构成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关系便是现代经济法所规范的内容。现代社会中,商品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它的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公平。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也是以社会公平的实现为目标的。因而公平原则必然同样在经济法中有所体现。鉴于经济制度的差异性和国情的不同,各国维护社会公平的手段也是有差异的且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尽一致,故而对公平原则在经济法中的体现很难勾勒出一个具体的框框。尽管如此,其主旨却是明确的即为各社会经济主体提供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对此,我们可以从国家干预经济的两种方式看到。
(一)间接干预经济生活。这主要指国家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根据价值规律运用价格、信贷和税收等经济杠杆规范化的来间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引导个体经济行为趋于合理,进而求得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致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有序地运行。此类经济规范多为选择性规范,其目标在于使经济主体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接受规范的诱导,在经济利益上与社会总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大致同步,由此实现社会公平。
(二)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国家在诱导经济主体的同时,还利用权力强行干预其行为,使之合法化。这表现为禁止垄断原则。垄断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控制力过度,以致于其仅凭控制力就能对生产、销售、价格和技术等方面施以不正当限制,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行为既妨碍竞争,又阻碍社会进步,还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国家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反垄断立法,对形成垄断的企业实行反对政策,禁止垄断的产生,瓦解产生的垄断,求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反不正当竞争原则。不正当竞争是指经济主体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参与市场角逐,以损害他人或国家利益使自己获益的违法行为。垄断既是竞争的一种结果,也是不正当竞争现象之一。此外,不正当竞争还有诸如虚假广告、价格歧视、回扣、搭卖、假冒和“官倒”等种种表现。这些行为往往引起市场混乱,造成分配不公,进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此,国家以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律法规来直接限制和惩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每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都是消费主体,消费者的利益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只有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实现得到了保证,公平的体现才有现实意义。为此,国家通过直接对产品的质量、计量、标准、标志、标准价格等提出要求,进行规范,促使经济主体生产或提供合格产品或劳务,以保护消费者利益。显然,公平也是经济法力图追寻的价值目标。我国实行的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管理经济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它通过计划的形式主要是指导性计划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谋求国民经济稳定有序地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公平必然要在我国经济法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比较研究
比较公平原则在民法和经济法中的体现,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
（一）从对立方面讲。二者容含公平原则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民法容含公平的经济关系是平等主体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法容含公平的经济关系则是在不平等主体之间即国家与具体经济主体间在其管理国民经济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二者认定的标准有别。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认定较具体,具有普遍划一性。只要具体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便被认为是公平交易,实现了公平原则在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认定标准有一定的层次性。公平实现与否,不仅要看具体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否公平,它还要从一定范围的社会经济全局出发,考察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有否损害该范围内的经济的发展。若并无损害,才能被认为是公平交易,否则,便要以服从整体利益为由,实施一定的干预行为,求得全范围公平的实现。二者的直接目标也不同。民法中公平原则是从各具体当事人间的交往出发,求得具体主体交易的公平经济法中,公平原则是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协调各主体间的行为,求得整个社会经济稳定有序地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二者实现公平的途径有异。民法只通过为行为人提供一定的实现公平的前提规范来达到具体主体之间公平交易的目标,它不具体干预主体行为在经济上的合理性经济法则侧重于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内容提出经济上合理的要求,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规范,以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为基准,评价并引导主体行为趋于合理。与民法比较而言,经济法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引导功能,并更多地是在调整中求得公平的实现。
（二）从统一方面看。最终衡量标准的统一性。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体现和经济法中公平原则体现都是对经济领域内的公平要求,这使得检验公平与否的标准都要以价值实现的平衡性为参照。只要交换的劳动价值相当,便可认定公平的完全实现。检验或映证公平实现的主体的一致性。无论民法还是经济法,对公平实现与否进行评价的主体依据,都是具体的经济主体。对此,民法的公平实现很好理解而经济法中公平的实现则不然,它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是国家与具体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映证公平的实现。其实,国家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时,并不介入具体的交易中,只是影响具体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选择。因此只有通过具体经济主体的交往,才能映证国家干预行为公平与否,这与民法中公平的实现的映证主体是一致的。公平实现的功能的相互依赖和结果的相互促进。首先,从功能上讲,民法强调一种具体主体的行为准则,而经济法则体现为在宏观上为主体选择合理的行为内容提供规范性引导。若要实现公平目的,二者必须相互作用。经济法在促使主体作出了相应的合理行为内容选择后,其合理性的实现必须仰赖行为人遵守民法为其订立的具体规则。其次,从结果看,民法所追求的个体的公平实现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公平的基础和具体体现而经济法力图实现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平,又为具体主体交往的公平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保证。只有具体和整体都达到了相对一致的公平,才能称得上公平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完全实现。因此,民法强调具体的公平与经济法强调的整体公平是不矛盾的,统一的。
四、几点启示
（一）二者的差异性并不是说民法的公平原则与经济法的公平原则会导致客观上公平实现的障碍。因为,二者的统一性告诉我们,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是民法和经济法各施其长进行互补,以达到公平原则普遍实现的目的。因此,在研究和运用这两个法律部门时,我们应更多地注意利用它们共同保证和维护社会经济公平。
（二）二者最终衡量标准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遵循价值规律,自觉、充分利用这一规律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实现真正的、能够为多数人享受的社会公平。
（三）映证主体的一致性表明,我们经济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经济利益公平地让具体的社会主体享受。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让人们享受更广泛的利益。
第9篇：经济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