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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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通过利用鱼骨图对煤炭城市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城市衰退的原因，并根据煤炭城市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QFD等相关技术方法，对煤炭城市的现有生产技术系统进行优化改进，从寻找后备资源，持续产业培育，周边要素协助支持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认为利用技术创新进行经济转型是摆脱城市衰退的唯一出路。通过技术创新路径有序展开来提升企业价值，为煤炭城市推广技术创新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煤炭城市 技术创新 经济转型
建国初期，在极低的工业基础上，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尤其因我国煤炭资源丰富，随之兴建了一大批煤炭城市。然而，近年来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加之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的固有矛盾，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纵观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煤炭城市都经历了转型，或正在转型，或将经历转型，然后繁荣振兴，走向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少数矿业城市未经转型，最后走向矿竭城衰。实践证明，煤炭城市转型是其走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然而煤炭城市的振兴，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根本在于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及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看，是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较量，归根到底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对决。因此，要激活煤炭城市沉睡的僵局，重振昔日的雄风，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1.煤炭城市现状分析
目前煤炭城市的诸多问题与矛盾使其面临全面衰退的现实，在充分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发展机制与现状的基础上，从客观及主观条件出发，通过对煤炭城市近年来不断出现衰退的原因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可知其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互相影响交叉进行的。
图1煤炭城市衰退鱼骨图
fish-bone diagram of coal city in decline
针对上述因素，东北煤炭城市作为矛盾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的地方，提出转型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目前看来，转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表面上看已经完成了转型任务，但产业转型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除抚顺之外，多数煤炭城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接续产业问题。如2002年本溪市将矿井全部关闭，煤炭产业已经从城市中消亡，但由于接续产业并未发展起来，原来煤炭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并未得到弥补，从而导致一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非常困难，环境治理的欠账也比较多。
(2)处于成长期或已经意识到资源危机的煤炭城市，虽然会遇到一些矛盾，但对转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只顾加紧开采，使煤炭产业越做越大，而不是未雨绸缪，提前培育接续产业。
2.煤炭城市转型总体规划
通过从系统的角度对我国煤炭城市存在问题、衰退原因进行分析与总结，可知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全力配合。因此，总体规划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见图2。
3.技术创新实施流程
3.1结合质量功能展开(QFD)识别用户需求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是一种将市场需求转化为开发需求的有效工具，同时它可以催动设计、生产及营销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其他质量管理工具注重解决具体质量问题，而QFD则被用于识别产品改进的机会及提高产品的卓异性,采用QFD可以有效地识别客户及市场需求，将其纳入技术创新的过程，有利于从实际出发，从而最终在成本、质量和性能之间寻求最适当的平衡，帮助煤炭城市转型的顺利展开。因此，根据相关因素建立质量屋，如图3所示。
3.2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源于新创意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制造、营销直到产品为消费者接受。这一过程的成败，又与企业外部环境及企业内部因素有关，牵涉众多的方面。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住核心过程，按照技术创新路径有条不紊的展开。
对于那些在资源储量及资源开发成本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其产业增加值较低，产业辐射影响力不大，从而影响城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煤炭城市，具有从资源型演变成资源加工型的经济技术基础，可以考虑在转型中利用现有资源，延长产业链的发展，促进资源产业的深加工和产品的升级来增加企业的收入，推进城市的发展。具体过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寻找后备资源
①加强煤炭地区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为煤炭城市经济振兴提供基础性和先导性资料。
②鼓励利用多渠道社会资金开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察工作。
③鼓励矿山企业在矿区，特别是资源耗竭矿区的周边和深部开展矿产资源勘察，增加后备资源，减缓产量递减。
(2)持续产业培育
①煤化工。
21世纪煤化工发展的主流是发展煤炭洁净利用技术(包括醇燃料和烃燃料)及多联产工艺技术。为了谋求生产过程的污染最低、能量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最高，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煤电化一体化多联产集合或组合技术。此外，还要推进煤炭液化和气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继续做好煤炭地下气化试验，探索煤炭开发和利用的新途径。
②煤层气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为拓宽煤炭资源发展路径，煤层气化工今后研究开发的重点主要在：煤层气制合成气新工艺、新催化剂;煤层气制甲醇(二甲醚)生产装置大型化;煤层气制烯烃;煤层气制乙炔旋焰炉技术及联产乙烯技术。
③煤炭副产品研究与开发。
煤炭作为燃料销售和将其作为化工原料销售以及加工成化工产品销售，其价值相差甚大，同样副产品的利益也不容小视。开发利用与煤共伴生矿物;加强对煤炭副产品和废弃物(如煤矸石、煤渣、洗煤泥等)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研究并提供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炭的洗选加工水平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有效途径。
(3) 周边要素协助支持
① 生态环境的治理。
许多煤炭城市的露天矿因资源枯竭而闭坑，因此而遗留下的废坑将会导致各类水涌入，带来一系列的水文地质问题。因此，为避免问题继续恶化，可以通过污水治理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减少污水排放量，实现清洁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减少水处理厂的建设投资，提高处理效率等，实现从末端向源头治理和全过程控制相结合方向转变，逐步实现污染零排放。
② 人才利用与培训。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参与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建设，抢占经济制高点，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编制、职务、职称、住房、报酬等方面依据经济建设需要和个人能力、贡献大小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对其亲属随迁、就业等方面从优安置;支持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形式获取合法收益;制定人才奖励政策，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提供科研和创业补助经费，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重奖。
③ 园区建立与完善。
东北部分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阜新等)建立科技工业园区，这些科技工业园区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基地，是东北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平台，是重要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目前这些科技工业园区必须寻求新机制、新动力，进行二次创业。
为此，必须加强科技工业园区创新创业环境和创新服务能力的建设，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与商品化以促进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培育。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和给予专门的财政贴息;整合东北农业科技资源，建设东北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加大对阜新国家农业科技园的支持。
④ 科技政策实施。
为提高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科技水平，既要优化科技组织结构，加强自主研发与自主创新，又要扩大开放，建立有效的适用技术转移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良好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改变矿业开发中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
⑤ 其他方面。
另外，企业研发阶段会有创新成果的产出，形成专利;在制造阶段也会有创新成果产出，比如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因此，专利保护成为关键。
4.结论
成功的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以下效益，表现在：第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第二，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第三，企业主体的素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会促使企业不断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形成与企业价值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是目前由于对煤炭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煤炭城市转型实践的需要，转型实践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带有很大盲目性。因此，煤炭城市要真正转型成功，必须从煤炭城市存在问题实际出发，对技术创新的核心过程进行分析，从持续产业培育角度，在现有资源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技术与产品进行改进及创新而达到目的。
我国煤炭城市较多，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为国家经济的腾飞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因此煤炭城市转型的探讨不仅仅是学者面临的紧急研究课题，同时也应该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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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经济研究论文范文二：近年来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研究及预测
我国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尤以煤炭资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方的过程中，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场需求急剧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除了很多问题，本文就从这些问题着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煤炭经济局面。
一、新形势下实现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
1、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外部因素的影响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1)完善煤矿经济管理体制。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引导煤炭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①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法律法规，规范煤炭市场行为，加大煤炭经济发展的监控力度，保证煤炭经济发展的公平性;②在煤炭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引进比较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③完善煤炭企业的福利制度，为煤炭经济管理的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力量;④合理的降低煤炭企业的税收成本，促使其提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济投入;⑤对于那些非法开采的小型煤矿企业应该强令关闭，将煤炭的开采权交由有实力的煤矿企业，从而保证开采的有效率，降低资源的浪费。(2)积极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在煤炭经济不断发展的未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到煤炭资源的地位，摈弃传统的发展方式，不断调整煤炭经济的发展方向，积极的转变成现代化发展方式，并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具有可持续从发展的措施，为煤炭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3)构建煤炭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在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因此作为政府应该起到倡导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尽量以最小的资金投入、最低的环境破坏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做好煤炭资源在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废弃物分排放处理工作，降低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作为煤炭企业应该致力于研究新型高科技采煤工艺技术，联合电力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煤炭供应产业链，减少浪费降低污染，提升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4)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作为煤炭企业所在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和煤炭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煤炭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改善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地方由于煤炭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政府部门应该联合企业对当地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加大环境治理资金的投入，快速回复当地的生态平衡，尽量降低环境对于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第2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3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存在，但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却还没有建立或还没有完善，那些处于这种转轨时期的制度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的缺陷在SARS的冲击下更加明显。
从短期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抗洪斗争以及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与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影响到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层面，因此，它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更大。
在长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变，这次冲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应当是提升了经济、政治改革以及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对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暴露的转轨时期各种制度问题，以及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思考和总结经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对国民经济的短期影响
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取决于基本的经济要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SARS不是经济内在的生产要素，从短期来看，它不影响生产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带来的恐慌和为了防止预防疫情扩散采取的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从这一点看，它与东亚金融危机相类似，都相当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因此，我们对SARS短期影响的考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通过它同东亚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比较来说明SARS冲击的严重性；二是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部分来分别考察SARS的经济影响。通过比较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认识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一）SARS冲击与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1.两者都是突发事件，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的经济增长给整个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著称，但两者的产品不同，再加上广阔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争。但东亚危机爆发并持续数月之后，东南亚货币纷纷贬值，使得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998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贸出口又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增幅陡降，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1998年的经济增长7.8％，但这不仅在数量上与1997年预计的8％以上的增长率还有距离，而且从增长的结构上看，国家财政的国债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现代经济学里，政府的投资效率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的外部冲击。
自从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国一直没有爆发过大面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在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疾病里也没有SARS这种类型。从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广东河源被发现到2003年5月，这种病症迅速由广东传到了北京，然后传到了内蒙古、山西、湖北、江苏、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最开始，医生对这些病症也没有确诊，虽然在2002年12月已经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对其临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危害、传染性等等都一无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对SARS病毒仍然没有完全认清，它的传播途径、传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海闻教授对此有个粗略的估计：受SARS影响，今年国内外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但如果把外国投资影响考虑进去——2003年4月举行的广交会出口成交只有33.12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8亿美元，而且许多外商出于对安全的担忧，纷纷考虑把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廉的国家和地区，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止2100亿。在对外贸易方面，SARS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到五、六月份才能显示出来，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经处副处长高辉清博士认为如果目前的SARS危机延续到七月，中国在这三个月期间的逆差将会是50亿美元。
2.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比东亚金融危机更加深远。
从性质上说，SARS冲击不是经济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导致经济问题的危机，而东亚金融危机是一次纯粹的经济危机。性质的不同以及传导机制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
在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上，由于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因此，国外资本不能直接通过国内的资本市场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东亚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外资流动而对总需求产生影响；与此不同，SARS对消费、投资、政府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们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都在这次冲击中受到重创。以北京市为例，今年4月与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饭店接待国内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业务出现萎缩，国际旅行社外联组团游客下降76％；饭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点游客明显减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点统计，国内外游客人次下降51.7％，营业收入下降49.6％。（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5月16日。）
除了国内的消费，世界卫生组织还把中国许多发现SARS病情的地区列为疫区，建议不要到这些地区旅游、公务，这不仅影响了旅游业，而且SARS何时能结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一旦工厂不能按时开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经营战略就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东亚金融危机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来投资渠道影响国民经济的，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抵消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扩大内需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国资本帐户不开放避免了投机资本炒作对资本市场冲击，并通过资本市场的扩散效应，损害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的产业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国家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国民经济仍然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从发生的地域看，全国大部分省都发现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由于生产和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外投资者的投入和对外形象。SARS的重灾区在4月之前是广东，之后是北京。广东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和产值最高的地区，对外联系紧密，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设有工厂，生产电脑配件、设备、服装、机电等等。由于SARS的影响，使得工厂不能正常开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厂将停产，就面临无法及时供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考虑可能导致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劳动力同样低廉的东南亚或南美等国就可能成为它们选择的对象——这对于依托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许多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都设立在北京，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很多外国使节和外国友人居住在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评价中国的一面镜子。5月初，摩托罗拉北京总部的一位职员感染SARS，拥有1600多名员工的北京总部暂时了停止工作。（注：资料来源于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主页新闻，网址：http：//。）北京成为SARS的重灾区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而且容易给国外投资者造成中国整体环境不安全的印象。
从已经产生的一些国际影响来看，由于SARS的发生与蔓延，原定于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纷纷取消或推迟，WHO建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国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以及个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不准中国来的人入境（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外交部主页通知，网址：http：//）——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以及进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与此相反，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这对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综上所述，尽管SARS风暴仍在继续，但它对消费、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国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东亚金融危机。
（二）SARS对总需求的影响
从今年春天开始，蔓延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9％，人们曾经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高达7.5％以上。鉴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银行把中国经济增长率向下调了0.2个百分点。有些经济学家指出，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现在中国人暂时不愿出门，但只要潜在购买力还在，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在，如果他们想买汽车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风暴过去再实现，虽然消费行为延迟，只要供给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还是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需要分析。一般来说，国民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者都是流量概念，统计的是一年之内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如果消费的速度加快，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跟着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统计的国民经济指标值就会大大增加。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消费和生产两个途径得到了强化，从而减少了当年的经济活动，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SARS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全国，特别是北京的疫情已经逐渐减弱，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但SARS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重要的诸如：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构成怎样？有哪些传播渠道？有没有可以治疗的途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清楚，SARS就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增加。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可以通过延迟来弥补（比如黄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损失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餐饮等行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为例，资料显示：北京餐饮业四月份实现零售额8.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月下降4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个百分点。在贸易以及投资领域，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造成的损失不能通过以后投资的增加加以弥补；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费方面的原因，国内企业投资需求的减少也不能完全通过事后投资的增加来弥补。再考虑到投资具有的乘数效应，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三、SARS冲击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与管理体制的变革
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后者可以通过保险或多样化转移或分散，而不确定性却无法消除和转嫁。信息不对称则是由于经济参与人之间拥有的信息量不对等而造成的决策失误、生产无效率等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决策透明性对增强政府政策效果、降低决策成本等带来的好处却是通过生命的代价和试错法得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输入，在此之前，在广东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染上了SARS，已经有患者死亡。广东的医生也对这种病的症状和一些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畅通，北京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不知道对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在接诊SARS及非SARS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护士和医生与之前的广东同行一样不幸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没有人提醒他们，更没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来了！
在以前计划体制下，完全按照条条块块管理，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互相交流，对于问题则是以中央或上级的文件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打破了这种教条主义，但是地区之间、地区的部门之间有效及时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广东发现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属于卫生部列举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对这种病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广东，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及时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转型形成的灰色地带里，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和危机的扩大。
在政策的实施上，最开始对这种不知名的疾病，为了尽量不引起社会的恐慌，维护社会稳定，基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小SARS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没有权威的说法，人们更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来实行自我保护，从而加剧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广东产生的抢购白醋、抢购板蓝根等的风潮，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治疗SARS的偏方等等。
与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开放实验室，共享国际资源；争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媒体，及时公布各个地区SARS疑似人数、确诊人数以及由疑似转为确诊人数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国有关SARS研究的最新进展——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改变不仅赢得了国家社会的援助，有助于改变由SARS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损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内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次冲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看来，SARS冲击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是促进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卫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向一种更加透明、信息反应更加及时的制度转变。
（二）增长与发展的选择
在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居住环境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位置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都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处理各种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保八”。
在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对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以及《卫生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与此同时，卫生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与社会保障体制、企业改革等等相联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滞后于后面两者，经历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医疗卫生市场仍然无法分开。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以公社、大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以合作医疗为主要形式的医疗制度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以及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我们应对诸如SARS之类疾病冲击的预防与治疗基础设施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经估算，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即使是这样的机构，在全国也只有五六家。（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这次危机促使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发展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处理国内经济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基础，但忽略发展问题则会减少用于公共风险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反应弹性，由此带来的种种缺陷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
与正式制度相比，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一套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约束“损人利己”的行为，提高社会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如此，道德规范的出现还可以改变信息在社会各阶层、部门之间的分布，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是，社会道德的冲突、比较与选择只有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非典”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短短几个月迅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及个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与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机相比，非典还超出了国界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对一个现代社会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规范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互联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大致有四个层次：一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彻底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产生之前，对危机范围进行控制，不使其扩散；二是政府以及相应管理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体以及互联网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避免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三是开展国家之间的合作，获得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决于企业与个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
如果应对危机的措施采取得当，那么人们对危机本身的恐惧就会消失，整个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增强。从目前发展的情形来看，中国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现代危机意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恐慌的现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人们开始平静地对待非典，社会生产与生活逐渐恢复。
具体来说，在这次SARS冲击中，这种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时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成本。比如作为面临的公共风险，对外来人员的隔离应当由社会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发组织替代了政府的号召和动员，由于相对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消息，因此，这种自发的监督和隔离显得更加有效率。
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社会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重点高校纷纷宣布优先录取参加高考的医护人员的子女；保险公司也积极为他们提供免费保险；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决定对一线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社会导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恪守职业道德”、“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光荣”的良好风气。
与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轻易改变。SARS冲击对我们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场考验，经过这次危机，整个社会对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强，而社会道德规范的变迁也有助于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的处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实施费用。
四、小结
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确实造成了损害，但是损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观点也不尽一样。（注：笔者对截至5月15日各媒体公布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14种预测进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区间。）虽然遭受灾害最严重的旅游、交通运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的消费冲击是当期的，而投资、进出口贸易等影响则有“J曲线”效应，考虑到这些滞后影响，在短期内，SARS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要比东亚金融危机严重。
然而，SARS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期来看，这次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系最深远的影响是通过加快对现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注：这和美国1918年的流感不一样，当时美国有60～70万人死于流感，但资本存量不变，消费减少，人均资本存量和储蓄提高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冲击和危机还导致了社会道德、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处理控制能力的社会规范。因此，长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有正面的影响。
SARS冲击使中国的转型体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的复杂性已经显露无遗。因此，应当加快推进医疗、财政、企业、社会保障等等相互关联体制的系统性改革进程，以增强社会抵御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并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善文：《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J]，《新闻周刊》2003年第14期。
（2）成思危主编：《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遇启示》[M]，民主与建国出版社，1999年。
（3）海闻等：《“非典”流行对北京市及全国经济影响的初步分析》，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简报，http：//。
第4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部循环经济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十一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约束突出、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应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亦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建设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制度创新过程，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兼顾、法规建设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非但投入和产出效率不尽人意，而且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碍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要解决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必须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是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分析基础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调解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自发形成或人为设计的社会交往行为规则。制度是经济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发展经济并不仅仅只需要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现在，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而像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更不可能忽视对其进行制度层面地分析研究。
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应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第一，协调和整合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会形成一定利益集团，如果不对不同的利益关系加以合理协调和平衡，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展循环经济必然导致不同人群或团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变更，它要求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围内将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比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平衡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第二，规范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就势必导致负外部的泛滥，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必然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以往所熟悉和适应的经济行为模式，是在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制度下所形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改变这些行为模式，使其适应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为一种律令产生强制力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第三，制度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制度是一种持续性、规范化的激励机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制度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将外部利益内部化来实现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收益率较高的社会活动，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发展循环经济的个人收益率却不高。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应该使循环经济中的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建立起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就会自觉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
三、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一）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西部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护环境。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的内在特性,在无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单个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东部相比，国家对西部地区在基础制度供给、产权制度供给等多方面无论在广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显不足。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投资软硬环境欠佳，通过自主需求创造供给的动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给上的不足，经济主体行为长期徘徊在国家严格划定的行为准则圈内。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脱节，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制度变迁不均衡
制度供给不均衡会导致制度变迁不均衡，进而会对西部循环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经济体中不合理的制度变迁会弱化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西部地区变革长期在国家自下而上的强制推行下进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制度变迁不属于内生的、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无法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因而其变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西部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也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因此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企业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解决政绩压力、经济增长、就业压力等，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片面追求“集体”局部经济利益，很可能导致全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结果，从而阻碍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市场经济特性并不明显。
（三）制度效率比较低
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西部尽管存在要素成本优势，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过高，制度经济绩效比较低，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进格局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稀缺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绩效。虽然西部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迈进，但其演进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发展程度较东部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表现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绩效上比较低。
（四）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化
现有的资源环境制度主要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较多。首先，环境保护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不够，管理关系不顺，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次，政府依旧还存在着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间缺乏协调、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再次，我国在法律中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
（五）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资源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六)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冲击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在西部更为明显。在这种二元制结构体系下，形成了城乡两大相互独立而又悬殊巨大的经济板块。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特有的城乡分割和城乡壁垒，给西部的循环经济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和严重障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造成多种危害。
由于西部城乡企业自成系统，乡镇工业布局分散，同时对乡镇工业缺乏科学规划，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项目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乡村成了污染工业的避难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在经济结构、思想观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乡村中无法正常开展，这也成了建立循环经济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难以逾越的障碍。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严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西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首先，西部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倾向：一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发展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二是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资源、环境问题就可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解决。其次，缺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往往把自然当作为生产所利用和支配的对象。这种片面的自然观是与循环经济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类无休止的的破坏下所呈现的报复性反应，已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开始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但是要让人们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长期以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长远利益，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四、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
（一）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
从长期来看，西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的重点，首先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西部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阻隔屏障。我国法律规定的资源绝大部分属国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国家对国有资源产权的实现难以完全落实。因此，西部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的重点是，突出所有权管理和集中统一管理，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行为。
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就需要把经济活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统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在西部地区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即明确规定谁购买、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可继承、可转让，在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的同时，治理主体（经济个体）得到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从而调动其投资的积极性。
明确环境产权，实施环境容量的有偿使用。对产权难以界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如空气、河流，可以划分各地区一定的责任范围，如合理分摊环境治理费用和严格法制约束，制定出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充分运用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导致的外部非经济。
（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缓解城乡差别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西部当前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确立循环经济制度就将成为空谈。在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创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管理的权威性和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在西部经济发展和加速城乡差别的缩小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夺式经营引起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了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不少地方单纯追求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恶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要坚决杜绝已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业进入农村，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目前西部的环境保护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在推行循环经济，消除城乡差别过程中，政府仍然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为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转变。对于西部这样一个农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区域来说，发展生态农业，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这对改进西部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应该尽快对西部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坚定不移地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可考虑开征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税，并将征收范围限定在资源开发类企业或者污染企业，将税收的适当比例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剩余的归中央统一调配。国家应该对现有的环境污染费、矿产资源使用费等地方性收费项目，以环境保护税的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并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将环境保护税收入做为西部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的专项基金。国家应该对有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或治理，恢复生态环境的项目给予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鼓励西部发展生态环境整治、污染治理、资源综合利用、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剔除现行税制规定中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规定。同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应当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给予坚决制止。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通过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西部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四）加强循环经济的监管机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实和监督执行更重要。西部应考虑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门领导和管理机构，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使循环经济建设真正有组织保障。要改变过去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确将循环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应该层层签订循环经济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环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要规定各级领导必须在任期内实现辖区内环境和资源的循环性"保值增值"，对未完成目标者要依法查处。同时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技术咨询）组织的监督和服务作用，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为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协助督促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等，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五）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
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建设的目标，主要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观、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由这些社会观念意识决定的风俗习惯。建立正确的发展观，首先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涵义，提高对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就要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从而实现自然界与人的和谐共存。
建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对西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直以来西部缺乏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资源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制度环境。现在虽然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是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强调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仍然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由于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资源无价或价格很低，使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供给的，造成了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因此要使人们从观念上彻底改变资源无价和资源可无限供给的想法。现阶段，西部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逐步使广大群众理解、认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通过改变自身一些落后的观念来配合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使公民明确自己具有的环境权益，使公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实践中，彻底转变环境行为，并树立牢固的循环经济意识。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2】任保平《制度演变、制度约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评论》2004年第4期
【3】冯之俊《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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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
【7】李京晔，黄为《我国东西部资金流动的制度供给约束及其消除》《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2期
第5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第6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第7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并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可以说，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这一传统已经被带入福利经济学的后功利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帕累托最优和效率。在经济分析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权利仅被当作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第8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一、内部审计独立性涵义比较
(一)内部审计独立性内涵我国内部审计基本准则“一般准则”规定：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得负责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决策与执行。这定义比较笼统和抽象，只是简单提及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决策与执行，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独立性，什么是客观性，也没有对损害独立性或客观性的情形予以列举，更没有说明发生损害情形后应如何披露。我国内部审计协会实施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22号——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给予了明确的解释：独立性是指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在进行内部审计活动时，不存在影响内部审计客观性的利益冲突的状态。独立性一般指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客观性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在进行内部审计活动时，应以事实为依据，保持公正、不偏不倚的精神状态。客观性一般指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加强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能够促进内部审计人员客观性的提高。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的“属性准则1100号”规定：内部审计活动应该独立，内部审计师在开展工作时应做到客观。并进一步解释：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体现为机构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师的客观性。机构的独立性是指审计执行主管在机构内应向能使内部审计活动实现其职责的阶层报告，即内部审计在组织地位上的独立。机构独立性的标志是内部审计活动在确定内部审计范围、实施审计及报告审计结果时应不受干扰；内部审计师的客观性是指内部审计师应有公正的态度，避免利益冲突，即内部审计人员精神上的独立。独立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是，独立性可使内部审计师提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判断意见，这对审计工作的恰当开展是必不可少的。而内部审计师的客观性要通过机构的状况和客观性来获得，内部审计师的客观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独立性的实现。
(二)内部审计独立性外延依照我国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内部审计是指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2001年提出的内部审计最新定义，认为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目的是为组织增加价值并提高机构的运作效率。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对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进行评估和改善，从而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比较中外内部审计的定义可以发现，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我国内部审计仍处于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过渡阶段，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是监督与评价，内部审计的目标主要是防弊兴利，内部审计所提供的是以审查和评价组织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为主要活动的保证，没有涉及咨询，这也是由我国内部审计实务发展水平和现状所决定的。IIA作为内部审计职业的国际性组织，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审计实务经验，经过深入的内部审计理论研究，已制定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职业实务准则框架，并适时提出了内部审计最新定义，恰当地反映了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最新发展。根据IIA的定义，内部审计的主要目标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防弊和兴利而是价值增值，内部审计不仅是一种保证活动，也是一种咨询活动，将内部审计的服务领域由审计领域延伸至咨询领域，内部审计通过对组织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进行评估和改善，以实现价值增值。
(三)内部审计独立性内涵与外延问的联系通过探讨中外关于内部审计独立性内涵与外延的规定和解释，可以认为，中外对内部审计独立性内涵的界定以及对机构独立性与内部审计师客观性关系的理解上渐趋一致，即都认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二是内部审计师个人的客观性。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指地位上的独立，是保障内审机构“独立”履行其职责的首要条件。只有当内审机构具有独立从事审计活动所要求的良好的组织地位，才能确保内部审计活动在确定内部审计范围、实施审计及报告审计结果时不受干扰，内部审计师的审计行为不受限制，审计意见或决定得到实施，审计建议得到适当采纳。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对内部审计机构组织地位的明确规定，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的核心：一是内部审计机构应置于组织内部的一个较高层次。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其隶属关系和领导层次的高低，理想的情况是在行政上隶属于最高管理层(首席执行官或总经理)，在业务上隶属于董事会或下属的审计委员会，接受其业务指导并向其报告业务工作；二是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拥有行使职责所必备的充分的权力，如保证广泛的审计范围、依据审计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与组织最高决策层直接交流信息等；三是内部审计活动不受其他职能部门或个人的干扰，要求内部审计师应该取得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支持，这样才能得到被审计者的合作，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在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外延方面，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的规定和指导已延伸至咨询领域，这也是我国内部审计准则目前尚无法达到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将咨询服务纳入内部审计活动必将成为我国内部审计准则所要面临的新课题。
二、内部审计独立性影响因素及其披露比较
(一)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因素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没有列举可能损害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的因素或情形，也没有说明发生损害情形后应如何披露和处理。但要求内部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活动前，应主动对其客观性进行评估，一般可以采用以下步骤：首先识别可能损害客观性的因素；其次评估这些因素影响的严重性；再次向审计项目负责人或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报告，采取措施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最后向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报告有关客观性受损的情况。同时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提出了可能损害客观性的形态：内部审计人员审查和评价自己以前负责的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内部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内部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内部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有长期合作关系；内部审计人员对于被审计单位或其管理层存有文化、种族或性别上的歧视；内部审计人员对于审计项目存有认识上的偏见；内部审计人员遭受来自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内部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等。内部审计人员一旦识别了可能损害客观性的因素后，应对这些因素的严重性进行评估，并考虑是否已存在降低其影响的措施。当发现存在严重损害客观性的因素时，应及时向审计项目负责人或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报告客观性受损的情况，在客观性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应及时向董事会最管理层报告披露客观性受损的具体情况。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以属性准则形式作出强制性规定：无论独立性或客观性是表面上还是事实上受损，都应将损害的具体情况向有关方面披露，披露的性质取决于损害的具体情况。损害内部审计独立性形态包括：内部审计师应避免评价其以前负责的具体运营工作，如果审计师对其在上一年度负责的运营活动提供保证，客观性就会受到损害；对审计执行主管负责的工作提供保证服务时，应由独立于内部审计活动以外的有关方面进行监督；内部审计师可以提供与以前负责过的工作相关的咨询服务；在内部审计师本人可能损害所要提供的咨询服务的独立性时，内部审计师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前，应向客户说明情况。为了给内部审计师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国际内部审计准则实务公告还对损害内部审计独立性的某些形态加以进一步解释并给出应对措施，旨在帮助内部审计师作出合理判断。(二)内部审计独立性的披露一旦发生独立性或客观性受损的情况，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认为应该予以披露。实务公告提供如下披露的办法：如果已经出现或经合理推断认为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和偏见的情况，内部审计师应该向审计执行主管进行报告，审计执行主管应该重新指派审计师；审计范围界限是对内部审计部门的一种限制，该界限妨碍审计部门实现其目标和计划。审计范围的界限可能使章程所规定的审计范围，使内部审计人员在开展内部审计活动中接触与开展审计业务相关的记录、人员和实物财产，经批准的审计工作项目计划、必要审计程序的实施，经批准人员配置计划和财务预算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相关治理机构报告审计范围的界限及其潜在影响；审计执行主管应该考虑就原来已经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其它治理机构报告并通过的范围界限，再次向其报告是否合适。如果机构、委员会、高级管理层或其他方面有变动，可能尤其需要进行这种报告。由此可见，中外内部审计准则关于损害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形态及其披露的规定既有相似之外亦有不少差别。相似主要表现在：两者都对损害内部审计师客观性的形态给予了总结，并且都认为一旦发生独立性或客观性受损情形时，应向有关方面予以报告或披露。差别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列举的损害内部审计独立性或客观性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我国内部审计准则只是作出了简单的描述，而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不仅列举了有关形态，还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提供指导性意见，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在如何披露损害形态方面，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只是笼统提出：当发现存在严重损害客观性的因素时，内部审计人员应及时向审计项目负责人或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报告客观性受损的情况。在客观性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及时向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报告披露客观性受损的具体情况。这既没有指明区分客观性损害程度的标准或者哪种形态属于客观性的严重损害，也没有指明何种损害形态应向审计项目负责人报告，何种损害形态应向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报告，何种损害形态则应向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报告以及应采用哪种形式报告，从而显得过于抽象，不利于内部审计人员操作。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提出的披露对象包括审计执行主管、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或其它治理结构，披露的层次明显较高。这是因为国外内部审计机构普遍隶属于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具有较高的组织地位和权威性。另外，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还明确指出何种形态下应向审计执行主管报告，何种形态下则需进一步向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或其它治理结构报告，且报告最好采用书面形式。
三、内部审计独立性建议比较
(一)我国关于实现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建议在如何确保机构独立性方面，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给出如下建议：内部审计机构应隶属于组织的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接受其指导和监督并取得其支持，以确保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任免应由组织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经过适当的程序确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直接向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负责；内部审计机构应通过内部审计章程的制定明确其职责和权限范围，并报经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批准，以确保内部审计活动不受到组织内其它部门的干涉和限制；内部审计机构应向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提交审计报告及工作报告，并在日常工作中与其保持有效的沟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有权出席或参加由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举行的与审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治理程序等有关的会议，并积极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保证客观性：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及专业胜任能力；增派内部审计人员参加审计项目，并进行适当分工；采用工作轮换的方式安排审计项目及审计小组；建立适当、有效的激励机制；制定并实施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停止执行有关业务并及时向董事会或最高管理层报告。
第9篇：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总结了提高养鹅经济效益的关键措施，包括提高小鹅育成率、草料适度搭配和适时出售，以期为养殖户提供参考。
养鹅具有投资低、耗粮少、周期短、效益高的特点，在农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成为一个特色产业。但在发展养鹅业过程中，因品种、饲养技术、设施、草原、管理及防疫治病等综合技术的滞后，整体效益不理想。现就笔者多年实践，提出提高养鹅经济效益的关键措施如下。
1提高小鹅育成率
小鹅（1～20日龄）育成率越高，养鹅经济效益越好。
1.1做到六宜六忌
（1）宜饮清洁的冷水，忌饮冷开水、污水。
（2）宜喂潮湿的精料，忌喂干的精料。
（3）宜喂禾本科类的牧草，忌喂豆科类的牧草、油菜叶。
（4）宜10～15只一格分开管理，忌大群一间舍饲养。
（5）宜剪去周围的毛（出壳后1～5d），忌嗅到油烟及吃黏油的食物。
（6）宜喂氟苯尼考、精制土霉素片等治疗下痢，忌喂痢特灵。
1.2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
（1）温度。1～5日龄，27～28℃；6～10日龄，25～26℃；11～15日龄，22～24℃；16～20日龄，20～22℃。
（2）湿度。1～10日龄，60%～65%；11～20日龄，65%～70%。
（3）密度。1～5日龄，25只/m2；6～10日龄，20只/m2；11～15日龄，15只/m2；16～20日龄，10只/m2。
（4）通风与阳光。育雏室的空气，以人进入时不觉得闷，没有刺鼻的气味为宜，用开窗透光（气）调节。
1.3供给充足的营养和饮水
（1）饲料。宜在小鹅出壳24h后开食。小鹅精料最好是粗蛋白含量为19%的全价料（鹅料）。饲喂次数：1周龄，9次/d；2周龄，6次/d；3周龄，5次/d。出壳3d后可适当喂切碎的青料，喂量随日龄的增长而增加。
（2）饮水。出壳后7h供第1次饮水，以后自由饮水。注意水深不超过2cm，防止湿毛。
1.4防敌害
防敌害主要包括防御敌害、药害和意外伤害，小鹅没有防御能力，无论室内室外要加倍警惕，慎重保护。
1.5疫病预防
（1）种鹅免疫程序。①1～3日龄：注射新型病毒性肠炎病毒－小鹅瘟二联高免血清，0.5mL/只，皮下注射。②4周龄：注射巴氏杆菌病灭活苗，1mL/只，皮下注射。③27周龄：注射巴氏杆菌病灭活苗，1mL/只，皮下注射。④28周龄：注射新型病毒性肠炎－小鹅瘟二联弱毒疫苗，1mL/只，皮下注射。⑤29周龄：注射新型病毒性肠炎－小鹅瘟二联弱毒疫苗，1mL/只，皮下注射。⑥44周龄：注射巴氏杆菌灭活苗，1mL/只，皮下注射。⑦45周龄：注射新型病毒型肠炎－小鹅瘟二联弱毒苗，1mL/只，皮下注射。⑧46周龄：重复45周龄的1次。
（2）商品鹅免疫程序。①1～3日龄：注射新型病毒型肠炎－小鹅瘟二联高免血清，0.5mL/只，皮下注射。②4周龄：注射巴氏杆菌病灭活疫苗，1mL/只，皮下注射。
2草料适度搭配
鹅以吃草为主，仔鹅7～21日龄对青饲料的需要量由占日粮10%逐渐增至90%，28日龄可以达到100%。鹅对青草中粗蛋白、粗纤维的吸收率与羊相近，是摄食范围很广的家禽。为了四季养鹅，可以安排一定面积的多年生牧草，如三叶草、普梅克斯、串叶松香草、籽粒苋等。冬季养鹅，可以在早秋播种越年生牧草，如禾本科的冬牧70黑麦草，豆科的苕子、紫云英、紫花苜蓿、胡萝卜等，冬季养鹅由于牧草生长慢，应补充青贮料；春季牧草丰盛，可满足夏季高温期养鹅的草料；秋季养鹅，除利用多年生牧草外，还可以用南瓜、水稻收后的遗谷、甘薯等作饲料。
养鹅还必须补饲精料，最好是喂全价料，对全价料的要求是：1～20日龄，可消化的粗蛋白质含量19%；21～90日龄，可消化的粗蛋白质含量16%。喂量一般平均每只每天100g（以整个饲养期计），喂量是否得当，“一看粪便、二看毛色、三看长势”。喂量过度，会出现拉稀或粪便中带有消化不全的饲料，粪便恶臭；喂量适当，粪便正常，毛色光亮，长势良好；用量不足，毛燥枯萎，生长缓慢。另外，在用量适当的前提下，每天的饲喂次数也是关键，最好是少食多餐。
3适时出售
鹅的生长具有明显的生长规律，其生长旺盛期是小鹅（1～20日龄）和中鹅（21～70日龄）阶段。为了兼顾肉质等因素，肉鹅最佳出售时间是80～90日龄。因为这时鹅的体重、体况、肉质、毛质最好。超过90日龄，鹅要换毛，食量减少，体重下降。因此，应适时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