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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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和措施，监管部门未能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有效管理模式，‘重审批、轻管理”现象普遍，使监管仅仅滞留在任职资格管理上，缺乏后续行为监管措施，形成监管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工作的效果。目前，这方面问题仍然存在。

    (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管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相应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便于操作掌握。针对目前管理现状，一是建议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增加和细化履职行为监管相关内容，使基层监管部门有章可循，增强基层监管部门的可操作性。二是出台配套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履职行行为监管的规定，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资格审查和履职行为监管有机结合。1.要严格市场准人，把好任职资格审查关，防止不合格的人员进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一是严格考试谈话制度，着重考察拟任高管人员的金融政策水平;二是严格调查走访制度，着重考察拟任人的思想品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严格离任审计制度，对离任审计中含糊不清的重大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实行任职资格公告公示制度，把金融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履职行为监管，建立高管人员动态监管体系。一是要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制度、重要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年度谈话、提醒谈话与诫勉谈话制度，对在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对高管人员及时进行诫勉、警告、限期整改等，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二是严把考核关，明确并细化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性考核与量化考评相结合，使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考核有依据、监管有标准、处罚有尺度。任职资格管理不能等同于干部考核，但可以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好的经验引入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使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工作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被考核人的实际情况;三是严把评价关，对于年度评价为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对于评价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实行降职、劝辞和免职处理，保持高管人员监管的严肃性。3.要严格市场退出，谁撞“红线”就处理谁，促使高管人员严格自我管理和约束。

    (三)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实行微机管理。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拓宽信息收集来源，特别要增加高管人员履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资料;二是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档案管理软件，对监管档案实行计算机管理，对高管人员及时将高管人员任职期间的违规违纪情况、责任案件或事故等记录在案，并作为对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重要依据，以此增强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提高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效率。

第2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平衡计分卡；增值评价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研究的背景和现状

2001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在《内部审计职业实务准则》中对内部审计作了重新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运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这一定义拓展了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突显了内部审计在银行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领域的巨大潜力，明确了内部审计是增加商业银行价值的工作目标。

就国内外对于内部审计增值研究的成果来看，大致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内部审计增值的涵义研究、内部审计增值的途径研究及内部审计增值的评价方法研究。与以往对于内部审计增值问题的研究思路不同，本文立足于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中，建立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并结合平衡计分卡的建模思想，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

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内部审计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职能部门，其利益相关者应是对内部审计活动产生影响的，或是受内部审计活动影响的个体或群体。本文所使用的米切尔评分法是由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1997）提出来的，该方法要求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属性中至少一种：合法性、权利性及紧迫性。通过利用米切尔评分法对内部审计的利益向相关者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应包含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被审计单位、金融监管机构、外部审计机构六大部分。

对于不同的内部审计利益相关者，其对于内部审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决定了内部审计增值内容及形式上的多样性。董事会关注于内部审计在银行经营决策的可行性和决策执行的效益性等方面提供的确认服务；监事会关注于内部审计对全行的财务活动、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的确认服务；高管层关注于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业务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等方面提供的确认和咨询服务；被审计单位关注于内部审计在揭示经营行主要业务的风险状况和重大风险事项、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防范意识等方面提供的确认和咨询服务；金融监管机构关注于内部审计在监督银行整体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水平等方面提供确认服务；外部审计机构则关注于内部审计在降低外部审计风险、降低审计成本、减少重复性工作等方面提供的确认服务。

通过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利益相关者及其需求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

平衡记分卡是管理者衡量企业职能部门能否为企业增加价值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内部审计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职能部门，同样可以使用平衡记分卡来评价内部审计部能否增值。然而，图3中示的平衡计分卡基本评价模型并不能够全面衡量内部审计工作的增值效果，必须对其进行补充完善，才能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增值作用进行科学性、系统性评价。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本文第二部分所建立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利益相关者模型，参考平衡计分卡的基础评价模型，结合现代内部审计发展和现实需求，提出了六位一体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如图2所示。

图2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中各部分对应的具体指标包括：

（1）董事会/监事会。具体指标有：董事会/监事会对内部审计部门的履职满意度、上报董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审计报告数量和报告质量、审计计划完成率等。

（2）高管层。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建议的采纳率；内部审计建议新增或完善规章制度的数量、对内审部门投诉的数量、对内部审计部门的履职满意度等。

（3）被审计单位。具体指标有：揭示风险金额、揭示风险问题数量、整改建议数量、揭示问题属实率、审计时间及频次等。

（4）金融监管机构。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完成监管要求项目次数、对完成监管要求项目审计成果的满意度等。

（5）外部审计。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工作成果的利用率、利用内部审计成果所减少的外部审计时间和成本、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满意度等。

（6）创新与学习。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人员的学历结构、内部审计人员所取得的职业认证数量、内部审计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和频次等。

四、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问题，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并结合了平衡计分卡的建模思想，最终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由于时间及个人能力所限，本文提出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的评价模型以及对应指标还有待完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和审计实践中不断的修正改进。（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西安分局）

参考文献：

[1]孙丽.我国增值型内部审计运行机制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

[2]我国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应用问题探析[D].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

第3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关键词：银行内部审计；信息化；非现场审计；现状；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2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51-03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银行业的激烈竞争，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商业银行的发展呈现出业务多样化、多极化和电子化的趋势。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紧跟业务发展的步伐，借助电子化手段，对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进行检测和评价，于是非现场审计应运而生。国内外商业银行，甚至监管机构都逐渐重视非现场审计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地位日趋凸显，内部审计部门真正成为董事会和高管层完善内部控制和强化系统性风险防控的抓手，同时，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广泛深入应用，对商业银行的内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采用传统的审计方式和审计手段已不能适应变革中银行快速发展的需要。

一、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必要性

（一）非现场审计的概念

随着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非现场审计作为一种必要和有效的审计工作方式和手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审计人员利用各种审计分析工具，通过对业务数据的采集和筛选分析，实现对银行经营管理活动、内部风险控制状况的全面、连续、动态监测和评价，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和效率。

（二）开展非现场审计的必要性

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银行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日益突出。风险因素在逐渐增加，银行内在的脆弱性也逐渐显现，金融机构成为现代经济的风险聚集地。商业银行合规性经营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面广泛的关注，银行内审部门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方法如果仍停留在传统的现场审计上，将难以适应新环境下的业务发展，商业银行亟须寻找新的审计模式，提高履职效率和效果，确保企业安全稳定地发展。而非现场审计的应用正契合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求。

（三）非现场审计的优势

1.非现场审计为银行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及时性提供了保障。随着国际先进审计理念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渗透，国际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管理活动中得以广泛应用，审计职能从事后监控向以风险为导向的事先制度安排、事中提示预警不断推进和延伸，从查错究弊向增值型审计转变。基于数据式的非现场审计是满足内部审计职能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适应商业银行业务信息化发展、有效履职的内在要求，是审计师高效完成审计任务的必备手段。运用计算机联网功能进行非现场审计，通过计算机网络把银行集成金融信息的数据库与审计师的计算机连接，使审计师可以利用数据库中的数据，对各审计对象的经营情况、业务流程、合规性与风险状况进行检测、评价，进而分析造成违规或风险的缘由，并进行风险预警、提出控制风险的对策；向董事会、高管层和相关部门人员提出改进建议，以促使银行强化管理、落实内控，保证业务合规、稳健地经营，实现银行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目标的均衡发展。

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根据内部职能转型的要求，内部审计必须实施非现场审计，充分利用银行内部系统和数据资源，在审计技术方法和手段上突破传统方式，使现场审计向非现场监控和系统数据取证的方向发展，由于风险存在于任何业务的任何环节，控制漏洞也会出现在任何业务控制流程中。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银行内部审计范围非常广泛，但囿于内审现有的人力、物力，无法达到全面覆盖式的审计需求，且被审计的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在经营和运作中不断发展变化，很多问题会在瞬间发生，或者事后无法补救，单靠审计部门现行的事后审计和现场审计显然是不够的，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非现场和即时监控可以为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及时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2.非现场审计的优势。

第一，非现场审计注重通过计算机与数据库，对管理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远离被审计单位寻找业务工作中的薄弱点和高风险点，突出审计质量。

第二，非现场审计可以借助计算机、数据库、网络通信等技术，创建相应模型进行分析，使业务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风险被及时化解，使审计职能由事后监督前移，起到事中控制，事前预警的作用。

第三，由于数据库可以保存长期的业务运行信息，审计师可随时抽取不同时期、不同分支机构、不同业务品种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筛选，使审计更为连续化、简单化和科学化，同时扩大审计覆盖面。

第四，运用计算机联网进行非现场审计只需要投入少量的人力物力，即可以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反应速度快、效率高。信息技术使审计更趋自动化，减少对人工的依赖，审计师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审计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上。

二、内部审计信息化的现状

内部审计始终将审计技术的创新作为提升履职能力的强大动力，而传统的检查方式已经难以跟进潜在风险的复杂变化形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由传统审计模式向信息化审计方式转变已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银行高层均意识到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必要性，大力支持内审信息化的探索创新，积极更新方法技术，充分利用全行的信息科技优势，搭建功能先进的信息系统平台，建立符合银行实际的风险分析方法，组建非现场分析队伍，形成审计分析报告体系，将非现场分析技术应用于审计工作中，取得良好成效，整体提升了内审专业化履职的能力。

1、利用科技手段打造强大的非现场审计平台，突出对系统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防控。目前，非现场审计系统已经实现了多样化的功能。一是全面覆盖银行资产与负债业务，实现产品种类和业务处理过程横向和纵向的全覆盖。二是提供业务流程内部控制及主要风险点的预警和提示，实现业务全流程有效监控。三是具备对业务数据进行分类、分层、因素分解、因果关联和汇总功能，并可按需进行灵活定制，实现了审计业务处理智能化。四是具备参数化维护方式和强大的自定义功能，能够自定义指标、预警规则和业务分类，并能进行参数调整，实现审计参数灵活控制。

2、审计业务管理流程信息化，实现审计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无纸化和审计信息的全员共享。一是提供审计文档的存储、录入、统计、查阅和检索功能，问题、风险点的统计、归并功能，实现审计成果共享。二是对审计项目立项和审批进行有效控制，使审计检查项目从立项申请、审批的流程实现无纸化，立项报告、审计方案、审批结果等文档自动归入文档数据库。三是对审计报告审核、审批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写、核对，审计报告的编写、核对、审批的无纸化和流程控制。

3、在风险评估技术基础上，从机构、业务、产品、流程、IT系统等不同维度绘制出剩余风险视图，揭示全行风险分布和影响程度信息，有利于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于高风险的审计领域，突出审计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意见和管理建议。

4、按照统一的评级标准，对审计发现和审计结论划分等级，直观、清晰地展示审计项目总体风险状况和有关审计发现的重要程度，有利于对不同审计项目和不同业务的风险控制状况进行比较，提高了审计成果的使用价值。同时，一些常规审计技术如抽样评估、穿行测试、访谈技术、建模技术、计算机辅助技术等具体审计运用中，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丰富和拓展，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和效率。

三、加快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非现场审计是一项融合多门学科、需要大量经验积累的工作，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非现场审计还处于经验积累的成长期。随着内部审计应用系统的不断深入，未来平台的逐步整合，内部审计可以从外部监管、形势变化和本行自身发展战略出发，依托不断发展的信息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系统性非现场审计工作，推进内部审计业务向事前预警和事中监控方向拓展，提升审计的评价职能和咨询职能，最终实现非现场审计工作的防范性、时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全面性。商业银行应将非现场模式作为内部设计转型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加以推动，充分利用全行的信息科技优势，启动非现场审计体系建设，搭建一个全面覆盖的分析平台、构建一套科学先进的方法模型、组建一支高质量的分析队伍、建立一套灵活实用的分析报告机制，加大非现场分析技术在审计项目、持续监测和风险评估三个领域应用，实现对全行主要业务产品的日常分析和持续监测。

（一）建立和完善非现场审计工作制度体系

非现场审计制度体系是审计项目、持续监测和风险评估等审计活动得以高效开展、审计产品和信息系统得以规范管理、维护和应用的机制保障。银行应建立清晰的非现场审计制度体系的层次和脉络。在目标规划层面，明确非现场审计体系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措施；在体系建设层面，明确非现场体系和审计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思路、框架和方法；在管理实务层面，明确细化非现场审计工作实施要求；在操作应用层面，建立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的具体标准。

（二）非现场审计自动化程度逐步提高

随着审计管理理念的日趋成熟，信息技术手段在审计活动中的应用也不断深入，这将大大提高包括非现场审计在内的运行和自动分析判断，从审计线索的发现到审计报告的输出，全过程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动化手段来实现，即通过人工智能化审计模型来完成实时的风险识别、计量和评估，系统能够自动出具非现场监测、预警报告，并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将风险较高的地区、业务品种和管理流程予以特别提示。审计师将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逐渐地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风险识别、计量和评估方法的探索中，对风险指标模型进行设计和完善，使非现场审计始终与业务发展的动态保持一致，及时跟踪并掌握各类风险特征和变化动向。

（三）创新和升级非现场审计技术支持平台

1.、建立非现场审计技术支持平台，为非现场审计工作打好基础。非现场审计技术支持平台作为支持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的应用系统和数据基础，是各项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银行内部审计应高度重视数据中心的建设，以全行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通过建立功能齐全、处理高效、涵盖全行的非现场审计数据分析平台、持续监测平台与风险评估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的集中分析，分散审查，对风险进行及时、动态、全面监控。

2、建立审计管理系统、审计分析系统和审计监测系统，实现“三位一体”的审计系统平台。审计管理系统作为审计工作的标准化工具，是跟踪内部审计资源配置、支持各项审计工作实施、管理审计成果和文档资料、跟踪审计发现整改的综合化管理平台，它实现了对非现场审计工作的质量控制，并通过风险评估模块为风险评估及风险系统构建提供支持。

审计分析系统包含了开展审计活动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技术工具，是内部审计获取数据的主要途径和开展数据分析的基本手段。该系统覆盖范围广、数据时效性强、与原始数据同步一致，实现了次日同步加载，内部审计人员每天可以了解前一天的业务发生状况，契合了非现场审计对数据的多样化需求。

审计监测系统通过监测指标的归集展示、监测模型的定期运行，建立全面了解监测对象经营发展状况的有效渠道，提供对业务流程中重要风险点的持续监测工具。另外，行内统计分析系统、企业级数据仓库和其他业务系统也在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通过以上多个系统的建设应用与改进优化，搭建起覆盖非现场审计活动管理、持续监测、风险评估及数据分析等应用领域的信息化平台，从数据获取、分析工具、管理平台等多个角度为非现场审计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推动非现场审计技术方法的创新应用，保障了非现场审计工作的高效运作。

（四）建设和培养一支稳定高效的非现场审计队伍

非现场审计工作的不断创新深化，对内部审计的组织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新要求，从事非现场审计的审计人员应同时具备银行专业知识，并有较高的信息科技水平。为适应形势需要，银行内审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科学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打造一支职责明晰、业务过硬的非现场审计专业团队，为提升非现场审计应用水平提供充分的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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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课题组.商业银行非现场审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 卢家辉、文华宜、张海燕等.商业银行计算机审计模型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 魏文婷、李群.计算机审计在信息系统审计中的应用[J].中国内部审计，2012，（09）.

第4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问题：存款质量较差，管理制度薄弱

仁怀蒙银村镇银行由内蒙古银行于2011年发起设立，吸收贵州省1家企业法人及8个自然人为股东，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

目前，该村镇银行发展势头良好。但由于仁怀市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和村镇银行自身的缺陷，尚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加以关注。

吸收存款相对困难。存款是村镇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存款的多少制约着村镇银行的资产经营能力。目前仁怀蒙银村镇银行存在吸储难的问题。截至2013年2月末，仁怀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79.67亿元，其中仁怀蒙银村镇银行存款余额0.9亿元，仅占全市存款余额的0.32%。究其原因，一是村镇银行作为新型机构，成立时间短，社会认同不足，也缺少政府主导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社会公信力不足，难吸引当地城乡居民存款。同时，一部分客户对村镇银行的认知存在误区，担心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二是未开通网银及其他现代化银行业务，只能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只能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

存款稳定性较差。仁怀蒙银村镇银行存款的质量和增长速度跟不上业务扩张的需求，存在风险隐患。首先，从存款期限看，仁怀蒙银村镇银行的存款以活期为主，活期存款所占比重约为75%，说明存款的稳定性较差。其次，还存在年底冲刺、年初撤资的现象，也对资金的稳定性造成不良影响。另外，在存贷比指标上，2012年末存贷比高达133.21%，比去年增加了77.27个百分点，远超过监管标准。

人才建设需要加强。一是由于规模制约与开业初期的经营压力，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难以招聘到及留住高素质的人才。2011年成立初期，该村镇银行有员工34人，至2012年末有8人辞职，流失率达23.5%。

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健全。一是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加强。该行虽已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但董事会未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风险管理职责履行难以到位。二是内部控制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仁怀蒙银村镇银行积极健全制度，但截至目前其专项审计制度、关联授信制度和高管评价制度等尚未建立，在科学合理评价高管履职、强化专项审计的执行力和关联交易监督机制等方面都有所欠缺。

建议：外拓资金来源，内抓制度建设

广泛拓展资金来源。一是监管部门应适当放宽发起人门槛，调动民营资本入股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壮大资本实力。二是积极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向社会宣传村镇银行的性质及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公众对村镇银行的认可和信心。三是加强产品创新以拓展生存空间，以“服务三农、支持中小”为主要目标，发挥小银行优势，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吸引客户资源。

针对性地加大扶持力度。当地政府应加大对村镇银行的宣传，向社会强调对其的政策支持，提升其在群众中的信任度；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减免一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将目前由政府组织实施、农信社或邮储银行承办的一些政策性贷款等交给村镇银行办理。政府及事业单位也要积极与村镇银行联手，针对特定客户群体推出金融创新产品，如农业局、残联、妇联、团委等单位应积极与村镇银行合作，推出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农村残疾人贷款、农村巾帼创业贷款、农村青年创业贷款等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实行有别于其他银行机构的差异化监管，适当提高容忍度，监管和发展要做到“不矛盾、互促进”。人民银行应给予村镇银行一定数额的低息或无息支农再贷款的政策支持，以扩大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

第5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关键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

一、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完成，中国银行业基本实现对外开放；股份制改造对国有银行的规范经营、改进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外部监管机构加大了对合规风险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新的形势对合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特别是近年来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违法、违规问题的陆续曝光，使银行业深刻地认识到切实加强合规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合规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入手，提出了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的设想，主要以完善公司治理、搭建合规风险管理架构、构建流程银行、完善制度体系、培育良好合规文化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构建有效的合规管理机制。

二、目前国有控股银行在合规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治理环境及内部体制建设不到位

2002年，我国中央银行颁发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文件，敦促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多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但其内涵和经营机制距离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第一，总行与分支行间垂直的监管和报告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均由国有商业银行转制而来，继续采用行长负责制，各级行的职能部门只对本级行长负责，内部机构流程再造后，垂直的监管和报告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内部机构协调尚不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内设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行政管理色彩仍影响着日常管理，部门间畅通的沟通渠道还没有建立；合规部门的具体职能定位还不清晰，合规部门与审计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在职能上还存在着许多重叠和交叉，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内部体制在银行中还大量存在，进而无法有效地推进合规风险机制的完善。

2、“流程银行”尚未建立，制度的建立没有体现流程控制，可执行性差

（1）流程银行未建立体现在“部门银行”、“部门制度”现象突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自建立以来，均已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全面的规章制度，但是各项制度的建立大多是以银行内部各职能部门为依托“分权设置”的，导致了内控制度的部门性特征十分突出，且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部门职责更新完善的手段和方法都较滞后，职责的重叠和脱节并存，部门间沟通协调不到位。随着新兴业务的不断推出，在需要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的情况下，制度边缘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一些操作环节因涉及多个部门，出现诸多管理不到位问题及风险隐患。

（2）制度缺乏流程控制。国内商业银行最初都是沿袭了过去行政机关的制度范式，制度的制定、传达没有结合银行运作实践予以细化，更缺乏及时地修订和系统化梳理，由此形成的制度没有做到具体化和体系化，制度可执行性较差。一方面，导致有效传承银行风险管理经验的机制缺失，银行长期运作中积累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付出昂贵“学费”得来的风险教训没能传承和转化为具有执行力的政策和程序。另一方面，在具体风险管理经验的积累和延续上没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因而银行各层面具体的风险管理做法缺乏规范化和标准化，且无法作为员工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的依据，导致激励和约束机制无法有效落实。这是国有银行简单、低层次风险案件不断被复制，不断重复发生的关键所在。

3、合规文化缺失，合规风险管理理念尚未确立

银行员工诚信与正直的道德行为观念不强，银行内部缺乏有效的自律和他律机制；银行上下级机构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存在“相互博弈”的文化，制约了银行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及其执行的效力；银行不同部门间沟通交流和协调配合不够，缺乏配合默契的合作文化；合规的激励约束机制扭曲，对做的好没有奖励，对做的不好的没有惩罚，“问责制”难以有效落实；受“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等不良文化的影响较深。

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合规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

1、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合规风险管理

（1）强调合规从高银行高层做起，设定鼓励合规的基调。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制定和核准符合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合规政策，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银行倡导的合规文化；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合规责任；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框架；合规部门的地位和职责；全行上下用以识别和管理合规风险的主要程序等。合规政策应明确指出业务部门对于合规风险管理负直接责任，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对合规风险管理负最终责任。

（2）要建立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确保合规部门切实履行自身的合规职责。要按照独立性、权威性、全面性原则组建合规部门，并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在总行、分行设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在支行及以下机构设立合规岗位；明确合规管理部门与稽核部门的职责边界：合规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合规风险的识别、监测和报告，稽核部门负责实施合规检查，合规部门设置应与稽核部门分离，其履职情况要接受稽核部门的监督与检查；建立部门协作机制：业务部门应支持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实施合规风险监测与评估，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应推动业务部门防控合规风险。

（3）要科学设定清晰的合规风险报告线路。在国内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改造的过渡期，可先行采取以向上级合规风险管理部门条线报告为主，向所属机构负责人报告为辅的方式，在合规机制比较成熟时逐步过渡为条线式报告。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授权制度，国有银行一直是依据机构或部门功能授权，不同于外资银行则更强调对个人授权。二是岗位设置规则，国有银行岗位设置通常没有科学的岗位设置评价，岗位的职责、权限不明确，如采取分散化管理的组织结构，在各业务部门设立合规岗位，很难确立合规人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三是国内商业银行的伞型组织架构，使得机构负责人权限过大，制衡不足，向上级条线合规部门直接汇报，能够增强合规工作的独立性。2、构建流程银行，制度建设应充分体现流程控制

（1）构建流程银行，按照横向设置流程，按照流程设置部门。“流程银行”即银行的经营组织结构和各种资源完全围绕业务流程而展开、完全服从于业务处理流程的需要，而流程完全围绕客户和市场需求设计。商业银行在组织架构再造时应将各部门按照前、中、后台严格分离设置：公司、零售银行部作为银行前台部门，风险管理、法律合规和运营部构成银行中、后台，人力资源、信息科技和财务会计是保障前、中、后台有效运作的支持保证部门。从导向上看，所有部门的职责定位，都是围绕产品和客户来运转。客户办理业务并没有直接面对某个部门的概念，而是通过特定的渠道进入流程，每一笔业务的完成都要经过独立的前、中、后台处理，每一个部门都是通过流程为客户服务的。其主要优势在于：一是完全实现前台营销拓展与中后台操作处理相分离，便于风险的流程控制。二是全新的业务流程设计，便于管理与运作。三是实现总行条线化管理模式，便于管理会计的核算。我国商业银行要向流程银行转变，必须吸收国际先进银行经验，充分利用当代IT信息技术成果，全面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经营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

（2）建立“制度的制度”。制度的制定过程也要体现流程控制，没有可操作性和流程控制的制度不能成为制度。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要改变目前规章制度的制定模式，可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发动各业务条线共同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实现员工手册化、标准化作业；同时，进一步明确新制度的出台必须经过必要的测试、核证和会签过程，树立制度的权威，各行应将其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内部工程来抓。合规部门应主动参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为银行的流程再造以及业务管理垂直化和组织结构扁平化提供必要的合规支撑；加强对业务流程和制度梳理和规章制度的后续评价工作，及时提出测评意见。

（3）要完善配套的责任追究及绩效评价制度体系。一要建立内部责任追究制度，借助具有威慑力的合规责任追究制度，惩处违规行为，落实合规责任，并及时纠正错误，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充分体现银行的合规价值取向。二是要建立举报监督机制。疏通并敞开员工举报违规、违法行为的渠道和途径，并建立健全有效的举报保护和激励机制，鼓励员工举报违规、违法行为，强化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有效监督。三是要打造制度的“高速公路”。加强制度与流程、系统的融合，强化全过程的硬控制，减少人为理解和执行的偏差。四是要构建科学有效的合规管理评价制度，科学设置合规管理考核事项，对关系银行长期、稳健和安全的绩效指标赋予绝对优势权重，客观评价各部门、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管理人员合规风险管理的能力和内部风险状况，把合规评价结果与相关人员的奖惩挂钩，充分体现倡导合规和惩处违规的价值观念。

3、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

（1）树立“合规人人有责”、“主动合规”的理念。只有让合规成为每一个银行员工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才能共同保证有关法律、规则和标准及其精神得到遵循和贯彻落实。同时要倡导主动发现和主动暴露合规风险隐患或问题，主动改进相应的业务政策、行为手册和操作程序，主动避免任何类似违规事件的发生和主动纠正已发生的违规事件。

（2）积极倡导“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合规风险管理本身并不能直接为银行增加利润，但却能通过系列的合规活动增加盈利空间和机会，避免业务活动受到限制。合规与银行的成本与风险控制、资本回报等经营的核心要素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合规能为银行创造价值。

第6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中央银行治理包括中央银行的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体现了中央银行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内部治理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的内部管理，包括决策机制、风险管理、财务资源及管理、分支机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中央银行的内部审计在中央银行治理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

一、中央银行治理的概念

“治理”一词最早在经济领域的定义出现在198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显然，这里的“治理”是指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

之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从微观角度，对“治理”进行了定义。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治理”定义为，“公司的管理层及其董事会、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而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则将“治理”定义为“董事会实施的各种流程和架构的组合，用以告知、指导、管理和监督组织的活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上述定义中，“治理”都是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

在众多关于治理的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对“治理”一词进行了定义，认为“治理是个人、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他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该报告同时提出，“治理”有4个特征：首先，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甚至个人；其次，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第三，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第四，治理中的制度安排，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本文倾向于采纳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治理”的定义，将中央银行治理定义为中央银行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包括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内部的关系等，以及这些关系的运行状况。

中央银行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体现为中央银行治理的3大支柱，其中，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具体因素包括：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中央银行的职能、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央银行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有义务向政府提供贷款等；中央银行与公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具体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对外披露货币政策信息和财务信息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公众对中央银行问责的难易程度和效果等。中央银行的内部关系，体现为中央银行的内部管理，具体因素包括：各种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管理层的结构、财务资源的运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员工激励计划和分支机构的设置等。

三大支柱和内部管理共同构成了中央银行治理的框架。三大支柱确立了中央银行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地位，而内部管理能够保证中央银行可以更好地运行，以适应这种地位。

二、内部审计在完善中央银行外部治理方面的作用

（一）在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由法律确定的，实际上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因此内部审计难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日本在1985―1989年泡沫经济和1989―1992年泡沫经济中，由于日本银行的独立性较差，加剧了泡沫形成和泡沫破裂后的衰退。然而，当时，日本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即使通过评估得出“日本银行独立性差，大藏省（财政部）严重干扰了日本银行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的结论，也不可能改善这种治理状况。除非是泡沫破裂，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得到了教训，才会通过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博弈，逐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此，内部审计在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

但是内部审计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内审部门主要是通过对部分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业务进行审计，间接地发挥作用。目前，我国人民银行的内审部门，已经对经理国库、再贴现管理、金融稳定、金融监管等业务形成了常规的审计安排，通过这些审计，间接地促进了政府重视和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二）在增强中央银行透明度方面的作用

首先，内部审计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为增强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做了必要准备。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审计就是典范之一。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审计两方面的内容，即对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的审计和外汇储备管理的审计。德意志联邦银行内部审计部门每3年一个周期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内容比较细，包括交易对手的选择、询价机制、更正修改撤销交易的流程、清算和记账的流程、交易相关信息系统的维护、各种压力测试等等。这些审计内容核心有两点，一是具体的交易操作是否合规、是否准确无误地执行了相关的货币政策，二是具体的交易是否干净，是否存在私下交易或者夹杂了个人利益。在此基础上公开信息，才能让中央银行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心里有底。

其次，内部审计对中央银行会计财务管理情况的审计，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财务透明度。目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而国内公众对于政府公开费用支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内部审计通过对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进行审计，进一步保证了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真实公允、准确完整。

再次，一旦中央银行主动或被迫建立了信息公开机制，内部审计还可以对信息公开的情况进行审计。比如，信息披露是否及时，信息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对公众的反馈信息是否及时妥善应对。通过这种审计，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银行的声誉和可信度。

人民银行的内审部门，也一直在为增强人民银行的透明度服务。比如，常规的分支行财务管理专项审计，以及离任审计和履职审计中的财务管理部分，实际都是在对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计，也是对财务收支的一部分内容进行审计。近几年新开展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审计，涉及的是人民银行重要的外汇储备资产。支农再贷款专项审计，是资产负债表审计的一次有益探索。这些都为未来人民银行公开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做了一定的准备。

（三）在完善中央银行问责制方面的作用

首先，内部审计本身就是内部问责制。内部审计作为内部问责机制，是中央银行问责制的组成部分。审计的基本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和明确责任，对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内部问责的过程。此外，内部审计中的反舞弊调查也是内部问责的一种形式。

其次，内部审计加强了中央银行应对公众问责的能力。公众和权力机关，对中央银行问责的内容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其他行政职能的履行情况，财务资源运用情况以及行长和其他高管层的经济责任。内部审计至少可以在货币政策的执行层面、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监管、货币发行、经理国库、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审计，通过纠正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减少外部问责的可能性。

具体到人民银行，内审司从2005年开始就对审计发现问题落实责任人，一般性的问题，要求责任人进行整改，特别重大的问题，移交给纪委处理。这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机制，正是内部问责制的具体表现。此外，经济责任审计，包括分支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履行职责审计，也是对领导干部履职期间进行问责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督促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对内部审计发现问题进行整改，有效减少了外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维护了人民银行的声誉。

三、内部审计在加强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方面的作用

（一）在中央银行内部控制方面的作用

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监督和信息沟通。

首先，内部审计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控制环境的要素包括：员工诚信度、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管理层分配权力以及组织和开发员工的方式；董事会给予的关注和指导。2012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公布了《评估职业道德环境活动》审计实务指南，其中提出，完善的职业道德环境是良好组织治理的坚实基础，内部审计应评估组织治理情况，同时为组织内推广恰当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提供建议。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几个方面的内部审计活动实现。一是评估组织内部的职业道德环境整体情况，以及各类道德标准的有效性；二是评估组织内部与职业道德相关的目标、流程和行为的设计是否合理、执行情况和效果；三是确认上述职业道德相关的内容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相关风险被有效管理和控制；四是为帮助组织建立一个健康和高效率的职业道德环境提供咨询服务；五是树立一个拥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典范，在组织内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其次，内部审计是监督的重要形式。监督是对中央银行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的过程。他既可以通过持续监控活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个别评价来实现。持续监控发生在经营过程中，包括日常管理和监控活动，以及员工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所采取的其他行动。个别评价的范围和频率主要取决于对风险的评估和持续监控程序的有效性。持续监控一般是由业务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完成的，内部审计主要起到的是个别评价的作用。

除了在控制环境和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内部审计还可以参与风险评估，并在审计中始终关注控制活动，审计报告是信息与沟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总之，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在中央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有决策层面的，也有执行层面的，既有内部人为的，也有外部突发的。目前，中央银行风险并没有标准分类，往往需要借鉴国际上广受认可的风险管理框架，如巴塞尔协议和COSO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等。通常将中央银行的风险划分为财务风险和非财务风险，非财务风险包含了操作风险、政策风险、声誉风险等诸多方面。

面对诸多风险因素，各国中央银行在总体上的偏好是风险规避的，但在规避程度上有所不同。部分中央银行认为央行在原则上不应该承担风险，如英格兰银行；部分中央银行认为其应该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及风险控制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如加拿大银行。例如，反映在养老金管理上，英格兰银行实行资产负债完全匹配原则，而加拿大银行则适当承担短期风险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尽管各国中央银行在具体的风险规避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认为，要实现识别风险并有效管理的目标，必须将中央银行整体战略及高层目标与风险管理有效地联系起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一般认为，这个框架应该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业务部门的管理者，他们在既定的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偏好下，实施操作层面的控制措施，对本部门风险进行日常管理。第二道防线是风险管理相关部门，他们对风险管理效果提供有效保证。这些部门负责适用于整个组织的风险指标和内控制度的制定和监督，包括风险管理部门、合规性部门、法律和财务部门、IT安全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他们既负责制定风险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同时也负责对风险报告的监控。第三道防线是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情况的独立确认，并向最高管理者和董事会报告。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风险管理的总体职责是由高级管理层承担的，具体职责是由各部门承担的，内部审计只是起到监督作用。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认为，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必须承担的职责包括：检查关键风险管理情况、评价关键风险报告、评价风险管理流程、确认风险已经被正确评价、确认风险管理流程已经被实施。此外，可以选择承担的职责包括：协助识别和评价风险、培训管理人员风险应对知识、汇总风险报告等等。同时，内审协会也规定了内部审计不应该承担的职责，包括：制定风险偏好、制定风险管理流程、管理风险、确定风险应对措施、代替管理者决定风险应对措施、承担风险管理的职责。

除了在风险管理中承担第三道防线的作用，内审部门的计划还是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的风险导向审计。国际清算银行2004年对23家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所有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内审项目计划时都会考虑风险的因素，其中，39%的中央银行采用的是模型量化风险的方式，61%采用的是主观判断风险的方式。

（三）在中央银行财务管理方面的作用

内部审计首先可以对中央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价。中央银行财务状况，包括为实现中央银行目标而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财务能力，它服务于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如价格稳定、汇率稳定、金融稳定，既包括中央银行的财务资源，如资本、资产、货币发行权等，也包括中央银行运用财务资源的能力，如偿付债务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等。内部审计评价中央银行财务状况的工作，是建立在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进行审计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合理性，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带来的冲销成本，中央银行行使准财政职责（各类再贷款，金融危机中的救济措施）的成本，中央银行是否建立了减值准备计提机制等等。

在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内部审计还发挥着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初始的功能，就是减少因为操作失误带来的操作风险，或者是人为的道德风险，防止资金资产的损失。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和费用开支的合理性等等。

内部审计在提高资金资产的使用效率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绩效审计上，比如集中采购审计、基建审计和系统开发审计等等。但是对中央银行的绩效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银行财务独立性的制约。相比来看，有财务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绩效审计在节约资金上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没有财务独立性，又实行严格的预算制的中央银行，绩效审计的效果和作用都会减弱。例如，在预算制的情况下，内部审计发现办公用房的使用存在浪费现象，建议对办公区域重新规划，以节约空间。节约出来的房产就面临进一步的处置。如果闲置，会造成新的浪费，如果出租或者出售，收入要划转给财务权力部门，中央银行没有内在动因去改善绩效，因此，绩效审计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四）在中央银行决策机制方面的作用

在建立健全中央银行的决策机制方面，内部审计部门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发挥咨询作用，促进中央银行科学决策。二是中央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对分支机构的决策机制进行审计，推动决策的透明化和民主化。

首先，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对中央银行的全业务审计，往往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央银行其他业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了解，内部审计部门的年度汇总报告有利于董事会和管理层政策或者采取相应的行动，有效推动了中央银行总行层面的决策科学化。此外，由于内审部门在组织架构中的级别一般高于其他业务部门，对其他业务部门进行审计可以发现业务主管部门在管理层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向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有利于在总行决策层面调整优化相关的管理制度。

其次，对于有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来说，对分支机构的内部审计必然包括对分支机构决策机制的审计，也就是依据既定的决策机制对分支机构的决策程序进行审计。对于采用行长负责制的中央银行或者业务领域，主要是一个报告线的问题，也就是说，重大决策事项是否报经行长批准，至于行长的决策过程，因为个人掌握的信息不可能完全，即使信息是完全的，不同的人因为偏好不同，也会做出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对于行长负责制的决策体制，只能够对报告线的完整性进行审计。而对于委员会负责制的中央银行或者业务领域，审计的主要内容是重大决策事项是否经过审议和表决，会议的程序是否规范，是否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等等。因为委员会会议一般会留有会议记录，因此可以对决策的程序进行比较细致的审计。

（五）在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建设方面的作用

首先，内部审计是对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监督的有效手段之一，监督分支机构充分行使中央银行派出机构在传导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和收集金融数据等方面的职能，并对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问责，维护中央银行的声誉。

其次，内部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有一部分审计发现的问题，是有客观原因的，审计报告可以如实反映问题背后的原因。此外，各个分支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分支机构层面不能解决，内部审计可以通过汇总和分析，向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这实际上也是在反映分支机构的诉求。

第7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关键词：社会责任绩效；商业银行；层次分析；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6-0059-05

一、引言

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枢纽，不仅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还必须对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负责，因此商业银行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比一般企业更广，对其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也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目前我国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不同理论构建的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现有研究成果包括三种思路：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保持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由此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关键绩效评价体系（王艳丽、叶瑛，2011；王楠、苗迪，2012；陈永丽、邹航，2012）；根据卡罗尔（Caroll）的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构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在内的多层次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叶陈刚、曹波，2008；周旭卉，2009；蔡月祥，2011）；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构建针对股东、员工、客户、政府、环境的多维度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辛杰，2008；赵杨、孔祥纬，2010；赵天燕、张雪，2012），目前该种方法应用最广泛。第二，分行业构建的社会责任关键绩效评价体系。由于行业差异，用统一的评价体系衡量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绩效并不合理，因此结合具体行业的社会责任关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成为重中之重。刘文纲、梁征伟、唐立军（2010）根据零售行业特点，构建了包含20个指标的零售行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齐二石、朱永明（2011）以煤炭行业为例，应用聚类分析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赵越春、王怀明（201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构建了七维度食品行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

我国对于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评价体系还未成熟，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虽然依据的理论相对成熟，但所选取的指标因其可操作性差，数据不易获取，不具有普适性，不能很好地衡量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且有些指标以绝对值列示，忽视了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可比性。二是现有研究集中在指标的设计研究，缺乏对指标的应用研究，或者由于研究样本过少，难以检验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三是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食品、纺织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以及煤炭、火力等重污染行业，缺乏对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研究。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枢纽，更应积极探索并履行社会责任，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在研究时一般会剔除金融企业，致使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研究比较匮乏。因此，本文结合商业银行的特点，构建了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以期为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研究提供科学的评价基础。

二、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重要利益相关者分析

本文根据16家上市银行2012―2014年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不同种类利益相关者出现的频次，归纳了股东、监管机构、客户、员工、环境、政府及社会六大重要利益相关者，并分析商业银行对六大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1. 商业银行对股东的责任。股东作为商业银行的重要投资者，与银行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因此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责任是保障股东利益，以良好的盈利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及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确保股东的投资回报。

2. 商业银行对监管机构的责任。商业银行作为经济运行枢纽，与社会、公众关系极为密切，必须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遵守相关法规，按照监管机构要求调整各项指标，保障资产安全，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从而维持商业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

3. 商业银行对客户的责任。客户是利润的来源，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网点建设，拓宽服务渠道，提高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要以公平合理的成本收益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最大程度提高客户满意度、维护客户关系。

4. 商业银行对员工的责任。员工是企业在当今激烈竞争中得以生存的竞争力资源，商业银行的长久发展离不开员工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因此，商业银行有责任和义务支付给员工劳动力报酬，保障员工就业机会，改善员工工作条件，增加员工的工资福利，并完善长期激励机制与培训晋升机制。

5. 商业银行对环境的责任。商业银行不仅要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低碳经营；还要积极支持绿色信贷政策，合理分配信贷投向，增加对水利、环境行业的贷款比例，降低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贷款比例。

6. 商业银行对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商业银行作为社会大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及社会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必须承担合法经营、足额纳税等基本要求；第二，要响应国家政策，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强西部地区建设，增加就业机会；第三，要积极支持公益事业，参与慈善捐赠，减轻政府负担。

（二）指标设计

本文在分析商业银行对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基础上，参考赵天燕和张雪（2012）、马善俊和孟枫平（2015）的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比性和简便性的原则设计了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共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三）权重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有很多种，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等主观赋权法和因子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等客观赋权法。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层次分析法，该种赋权法能够在多层目标结构下将专家经验认识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增强结果的科学性。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借助Yaahp 6.0辅助软件降低计算难度。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构建比较矩阵，区分每个层次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本次问卷共发放60份，调查对象包括社会责任专家、从事社会责任研究的高校教师和银行高管，被调查者均采用Satty1―9标度方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打分，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3份；其次，通过与被调查者沟通并反复修正后，结果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综合计算各层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权值，确定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并通过一致性检验，由此得到的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四）评价结果

在获得原始数据后，采用Z-score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数据成为没有单位的纯数量。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和相应指标权重，可以计算出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绩效得分。计算公式为：。其中，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表示指标权重，表示社会责任绩效得分。根据本文的评价体系，越大，银行社会责任绩效水平越高。

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的应用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16家上市银行2012―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应用分析。研究对象涵盖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种性质的商业银行，有利于进行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商业银行的对比研究。资产、收入及部分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各银行网站、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通过笔者手工查询，逐条补充。

（二）应用分析

1. 评价结果分析。基于构建的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本文计算了16家上市银行2012―2014年的社会责任绩效得分，并在图1中描述了前10名的具体情况，同时绘制了平均社会责任绩效水平折线统计图（见图2），以此进行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

（1）横向分析。2012―2014 年上市银行平均社会责任绩效水平呈现出与规模相符的情形：大型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最好，股份制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表现次之，而城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最差，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差异显著。社会责任绩效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特罗特曼和布兰得利，1981；鲍卡斯和尼尔，1991；沈洪涛，2010），因为银行的规模越大，人力、财务及其他冗余资源越丰富，越有能力负担社会责任成本，开展社会责任实践，从而呈现出更好的社会责任绩效。

对比各家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绩效情况，成绩最佳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兴业银行，三年的排名均为第一或第二，表现非常稳定；大型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社会责任绩效表现也比较优异，略有波动。各家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兴业银行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并建立了一系列措施落实战略目标：组织结构方面，兴业银行设有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并任命多名部门负责人为环境官员；制度体系方面，将社会责任指标作为内控考核指标和绩效考评指标，纳入分行考核体系，管理层定期召开社会责任履职会议，审阅本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文化方面，在全行推行社会责任理念，培育可持续发展文化，并推出《社会责任专刊》供员工学习，取得良好成效。

（2）纵向分析。从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来看，大型商业银行2013年平均社会责任绩效维持了2012年水平，但在2014年显著增长；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社会责任绩效水平2013年略微下降，2014年大幅增长；城市商业银行平均社会责任绩效水平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究其原因，2012年底到2013年期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举措，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也取得巨大进步；2014年4月还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意识开始增强，但是限于时间以及各行不同情况，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并未取得明显进展；但2014年，各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社会责任绩效较2013年大幅提高；而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一直以来的落后局面，自然要抓紧赶超，因此其社会责任绩效增速更高。

从绩效结构分析，2012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对监管机构、客户的责任绩效最好，对环境、政府及社会的责任绩效较低；2013年、2014年呈现相反情况，对环境、政府及社会的责任绩效大幅提高，成为表现最好的项目。

2. 对策建议。根据以上评价结果，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工作的开展提出以下建议，以期提高银行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

（1）要想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社会责任绩效水平，必须给予众多中小型商业银行更多优惠与补贴，减轻中小型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从而削弱规模、资源的限制，督促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2）加强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从正式制度来说，要重视社会责任法制建设，提高制度的违规成本，增强其约束力；企业层面也要完善制度体系，调整治理结构，将绿色信贷、低碳金融落实到企业制度上来。从非正式制度来说，增强社会成员社会责任意识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企业要培育社会责任理念，建设可持续发展文化，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驱动力。

（3）银行应重视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均衡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内部结构发展并不平衡，近年来整体社会责任绩效虽然呈上升趋势，但是对监管机构、员工的责任绩效逐年降低。各商业银行应均衡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良性发展。

四、研究展望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银行体系不断发展，需要对其不断优化，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适当设置一些定性指标，如绿色信贷制度是否完善、员工晋升与培训是否合理、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并公开，以更全面、合理地评价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第二，改进赋权方法，可采用模糊评价法、因子分析法，或者继续使用层次分析法，但是将问卷调查的样本数量和范围扩大，以期获得更精准的数据。第三，在进行指标体系应用研究时，继续扩大样本量以检验其普适性。

参考文献：

[1]Carroll，Archie B. 1991.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Business Horizons，（7）.

[2]Clarkson. 1999.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4）.

[3]施婵娟.商业银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D].福建农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

[4]陈卫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1.

[5]赵天燕，张雪.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J].财贸研究，2012，（6）.

[6]赵越春，王怀明.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基于层次分析法[J].青海社会科学，2013，（6）.

[7]赵杨，孔祥纬.我国 CSR 履行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分项评价模式[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6）.

[8]刘文纲，梁征伟，唐立军.我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构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1）.

[9]马善俊，孟枫平.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J].西部金融，2015，（4）.

[10]华立群，朱蓓.中国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金融，2009，（2）.

第8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关键词:本土化;中小型韩资银行;金融;研究

近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5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另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91家分行。同时,近5年来外资银行总资产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随着在华市场的拓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外资银行加快推进自身的本土化进程,力争通过尽快实现人才、金融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与本土文化的契合而获得在华发展的先机。按照发展战略及业务重点的不同,外资银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以花旗、汇丰等大型国际型银行为代表的业务全面推进型;二是以荷兰银行为代表的专业化服务重点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依托母国总行的目标业务型。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发展轨迹,韩资银行因母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天然地域联系,实施紧跟母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母国企业的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既给韩资银行带来差异化服务的发展优势,同时又造成银行的发展受制于母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在本土化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韩资银行经营发展特点及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烟台的2家韩资银行(分别简称h银行、q银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深层次剖析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

一、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及经营现状

2006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进入全面开放时期。随后,银监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贯穿了以外资银行法人为导向的监管理念。自此,外资银行开始实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册法人。本地注册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构与经营理念的巨大变化成为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外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时期和法人成立后时期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本土化路径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笔者所调查的烟台市2家韩资银行为例,在2007年和2009年,两家银行分别转制为本地注册法人银行,成功翻牌并开办了人民币业务,迈出了本土化的关键一步。在华法人成立前,韩资银行没有统一的管理行,经营管理以韩国母行为主,采取业务跟进式的发展方式,主要经营战略为服务本国企业。这一时期,韩资银行缺乏统一、明确的本土化战略,业务范围局限于外币业务,绝大多数客户为韩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外籍员工占比较高,银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与程度均不强。法人银行成立以后,韩资银行结合自身优势,提出了统一、明确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如h银行(中国)确定以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经验及技术引入中国市场,在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大力拓展个人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q银行(中国)确定结合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优势,努力拓展中国市场的战略;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业务范围实现本土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对业务、资金等实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审计模式;不断开发本土化产品,非韩资客户占比逐步提高(见表1)。

明确、统一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实施,也推动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贷款余额89.12亿元,较年初增加23.57%;各项存款70.18亿元,较年初增加15.09%。q银行总资产为56.53亿元,较年初增加13%;各项存款23.04亿元,较年初增加108%(见表2)。

二、本土化问题与瓶颈

从两家韩资分行的运营特点看,转制为法人分行后,其人员配置上出现华人管理中层,业务方面国内客户逐年上升,这说明两家韩资银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场。但总体看,韩资银行本土化进程缓慢,本土化瓶颈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突破,相关的经营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显现。

(一)市场融入度低、运行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务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从总量上看,两家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有10亿左右,平均负债规模9亿左右,整体市场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户群体较为狭窄,授信集中度高。两家分行的信贷投放均集中于烟台、威海地区韩资出口导向型企业,分布在电子、机械、服装、造船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外贸政策和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税及劳动力成本的较小调整,

就会带来经营业绩较大波动,引发银行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欧美外资法人行普遍与中资银行在资产、负债及中间业务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内容涉及资产管理、转受让、资金结算、银团贷款、拆借市场等,但两家韩资银行仅在拆借市场与中资银行有过简单合作,且金额较小,业务合作参与度低。

(二)管理体制难以达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还存在不足,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并由董事会对其考核,同时外部监事与母行间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汇报路径;h银行存在未经董事会决议,高级管理层审批修订银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况。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形不像、神难似”。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架构并保证顺畅运转,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两家外资银行的组织架构均不是按照要求设置,而是根据人员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设置,比如q银行只有三个内设部门,h银行也是类似设置,以审贷会为例,2名业务主管+1名风险主管+1名行长的运行模式很难保证审批的独立性和公允性,诸如合规、会计、技术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三)流动性满足本土监管指标压力大

一是存贷比指标高居难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银行(中国)的存贷比为126.99%,q银行(中国)存贷比为145.89%,距75%的监管要求差距较大。同时,为达到存贷比监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负债业务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限制资产业务发展的经营策略,使得资产业务发展也一度停滞。二是韩资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存放和单位存款,同业拆入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较小,对于批发性资金依赖性高,核心负债依存度低,资金来源稳定性较弱。三是日常资金管理目标以满足即期资金需求及流动性监管指标为主,以短期资金支持中长期贷款,期限错配情况较为突出,7天以内的短期资金压力较大。

    　(四)信贷文化“水土不服”凸现风险

韩资银行的信贷文化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韩资银行认为对客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进行贷款展期,既能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户财务成本,让经营良好的客户适时展期有利于“服务客户”宗旨的实现,因此展期贷款一般归于正常类贷款。基于这种信贷文化,韩资银行在国内经营时也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并对客户一再展期。但现场检查发现,部分贷款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在异地分行发放新贷款的方式变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长达到6年。同时,在部分客户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仍为其办理展期手续,并归为正常类客户,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

(五)人力资源本土化瓶颈难以突破

一是高管层本土化问题未突破。目前,两家行的高管人员均由韩籍人士担任,与成熟外资行高管人员由本土金融资深人士或母国中国通担任相比,现任韩籍高管对中国社会生活认知少,文化熟悉度较低,制约了银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员工对银行认同感不强。两家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长远规划,一些新进员工也多以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跳槽跳板为主,对银行文化认同度不高,人员流转快。以h银行烟台分行某4人编制的部门为例,从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对母行派遣人员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员的选择、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决定,本地行权限不足。同时,外籍派遣人员流动性较强,稳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营发展的连续性。四是受银行社会认知度和待遇制约,两家外资行难以吸引到本地的优秀人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问题深层原因分析

(一)发展战略制约本土化发展

目前韩资银行的发展战略可归结为目标业务型,即银行紧跟本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和产业领域,服务于本国企业。这一战略在银行介入中国市场初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受制于本国在华企业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速度远高于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韩资银行改制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规模扩张,如不及时更新发展战略,重新定位市场,为本国企业服务的异国化特质就会不断固化,出现客户资源“天花板”现象,更严重的是东道国企业被排除于银行服务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韩资银行受其发展战略所困,本土客户拓展困难,客户本土化停滞不前。

(二)企业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韩资银行企业文化仍沿袭母行文化,未能结合东道国文化特质,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业文化。如韩资银行倡导员工自主自律的企业文化,倚重员工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因此内部岗位设置中不兼容岗位制衡及授权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国内监管部门对银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也不适于目前国内经营管理环境,因此产生大量操作风险问题。对q银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行未建立资金业务及交易系统授

权管理制度和审批程序,个别分支机构存在不具备交易资质人员使用他人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交易的情况。

(三)社会影响力及认知度不够

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机构,受依赖心理制约,社会和企业对本土银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民认知度对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与资金实力雄厚、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欧美外资银行相比,公众对韩资银行的认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发生了韩资企业非法撤资事件,使得大众对韩资企业的警惕心理进一步提高。据半岛网报道:52%以上的大众和企业不愿同韩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90%以上的大众和企业表示不会把钱存在韩资银行,社会氛围的排斥,不利于韩资银行进一步扩大本土市场。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文化融合,树立外资银行服务品牌

外资银行在实施全球化标准服务的同时应着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寻找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点,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符合目标客户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提供的银行产品雷同的情况下,在营销行为、合作习惯、谈判风格、后续管理等软文化和软技能上突出客户管理特色,取得竞争优势,形成独特的外资银行文化及服务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发展基石

如何将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与当地实际结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顾当地实际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韩资银行能够做强做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应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要求,完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评价,建立外部监事与母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按照商业银行法、银监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内设部门,厘清职责分工,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组织基础;三是要按照监管要求完善诸如审贷会等各项制度,使制度能够和业务发展情况实现无缝对接;四是要实现管理的语言与文化融合,减少信息中间漏损,杜绝管理、执行两层皮。

(三)注重队伍建设,为本土化植入原动力

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前提,对韩资银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国基因,吸收中国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竞争力。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级管理人才,在决策和经营导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积极推行“本土吸纳、国际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资源策略,利用母行经营管理优势,给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训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培养出一支既了解国内当地市场、又懂得国际惯例的员工队伍;三是要注重对不同来源的员工进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业经营理念培训和文化熏陶,避免员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和弱化文化冲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业与当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员工队伍。

(四)创新产品服务,加强本土化载体建设

韩资银行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就应逐步摆脱目标业务型发展战略,立足自身优势,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商业银行品牌体系,特别是发挥小企业金融服务优势,从业务导向及客户导向两大体系构筑小企业金融服务品牌,大力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形成在小企业金融业务本土化营销上的核心竞争力。

(五)加强协作监管,发挥监管引领作用

首先,督促境内法人行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增强资本实力,为业务扩张和风险缓释奠定基础。其次,加强全面风险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动性监控手段和工具,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改善期限错配情况;完善内部控制,建立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有效识别、检查、控制操作风险;建立经济资本管理长效机制,将资本监管要求与自身管理目标结合,促进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韩山华.法人导向下的外资银行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

[2]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2007.

第9篇：银行高管履职评价报告范文

正当美欧银行业处于次贷危机的凄风苦雨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并非高枕无忧。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已整整一年。这一年里，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从零售业务到公司业务，从高端到中低端，从城市到村镇，外资银行的中国战略正在逐次展开，竞争之势隐然成形。2007年中国银行业传统的息差盈利登峰造极，也预示着挑战和转型的迫近。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层出不穷，对中国银行业在制度建设、风险防范、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近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结合中国银行业现状，就公司治理、经营模式转变、综合经营、“走出去”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等热点问题，剖解中国银行业改革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

上市不能包治百病

《财经》：去年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强，资产价格整体上涨很快，中资银行股也颇受市场青睐，这直接推动了中资大型上市银行的市值飙升。你如何看待银行上市的意义和作用？

蒋定之：“财务重组-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上市” 是银行改革三部曲。目前中国已有14家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这些银行上市后，在经营理念、发展战略、服务内容和效率、内控管理和提高效益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资产回报、利润增长、资产质量等标志性财务指标得到了显著改观。

到2007年三季度末，中国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从2002年底的八家增加到100家，其中四家大型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3.11％，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使得上市银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按2007年底市值计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已经跻身于全球最大市值银行前三位，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前所未有。

但是现在看银行上市，也不能过于乐观，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认识。上市银行市值受市场气氛及经济周期影响甚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现实案例，众多国际大银行的股价受次贷损失、美国经济前景预期不佳等内外部因素拖累，市值大幅缩水。

中资银行在上市后还未经历经济周期的考验。随着2008年货币紧缩政策及信贷规模控制的严格到位，投资、出口乃至整个GDP增长将逐步降温，银行将面临利润增长、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资产率“双降”反弹等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必然对银行市值波动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在对中国上市银行保持信心的同时，也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要注重银行内在经营管理机制的真正提升与转变。

《财经》：作为银行监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之一，你认为监管部门应如何引导银行完成机制的转变？

蒋定之：上市不能解决银行的所有问题，不能包治百病，关键是要借市场的力量推进经营机制的科学转换。这也是中国商业银行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点。我认为，监管部门将从六个方面推动商业银行的机制转换：

一是建立科学发展机制。监管部门要通过有效监管，引导上市银行从发展模式、战略目标、市场定位、业务结构和考核评价等方面构建一套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应市场实际的运行规则和纠错机制。而本质是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以保证长期可持续的稳健成长。

二要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监管部门要督促上市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透明度建设，同时上市银行要加强自律，主动接受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树立良好的市场公信力。

三是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部门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董事履职考评，进一步明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职责边界，使每一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都能切实履职，实现组织内部的权责明晰、制度健全、有效制衡、运转高效。同时强化战略投资者及其董事、高管的作用，按国际规则规范公司治理行为，形成良好的治理机制。

四要建立流程银行机制。上市银行要按照条线化、专业化的原则改造业务流程和管理架构，实现由“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职能部制”向“事业部制”的转变，形成前台营销服务职能完善、风险控制严密、后台保障支持有力的业务运行架构。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在容易着手进行的领域、创新性的业务领域如私人银行业务部门，进行流程银行试点。

五要完善综合经营的机制。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和海外发展的步伐加快。而美国次贷危机证明，全球金融体制中的巨大风险是不容忽视的。为此，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综合经营机制，提高并表管理能力，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覆盖全部经营、业务领域及全部业务环节，全过程地管理好银行的风险。银监会在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入股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将继续加强与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既避免监管重复，又避免出现监管真空。

六是明确社会责任机制。 银监会鼓励和支持上市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履行社会责任，明确社会责任目标，改进社会责任工作管理，建立适当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自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且社会责任报告。今后几年内，上市银行要在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环境保护、公共利益保护、服务公众、回报社会等方面有显著的进步。

《财经》：有很多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中资银行上市后透明度好了很多，但是和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也还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你对此有何评价？

蒋定之：相比较而言，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及时性和透明度等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银行财务基础较好，财务管理较规范，数据较可信，专业人员的素质较高，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可比性较好。

现在，我们能经常看到和听到来自银行董事会的不同意见和声音，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不是说董事会必须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而是要形成一种独立负责发表意见的氛围和制度环境，这是保障科学决策的前提。

应该说，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进步很大。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制度，风险管理制度。未来还要进一步发挥专业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在上市银行的作用。中国有自己的土壤，我们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背景都和西方不同，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我们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管理层相对分工有侧重，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公司治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要进一步明晰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与董事会的关系。控股股东不能干预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要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各专业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增强其专业性和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董事的提名、产生机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另外，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一些制度、职责的安排也不够科学，影响监事会作用的发挥，需要改进。

开放还有空间

《财经》：你刚才提到美国次贷危机，你认为，这对中国银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蒋定之：美国次贷危机还没见底，许多东西还有待观察，其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不可低估。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的危机，它突出的负面性在于因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而将其风险隐患转嫁到广大投资者，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了全球。

随着2007年年报的陆续公布，许多金融机构的财务损失远超出市场预期，表明危机的影响还在扩大。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风险增加了。

当前，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以往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信贷风险将加快暴露，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也使“两高一剩”行业的不良信贷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会导致贷款违约风险上升；再加上一些国际国内经济、非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信用风险的压力是加大了。因此，银行业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防控信贷风险。

《财经》：我们注意到，近来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已获突破性进展。股本、收入、经营业务等的多元化趋势，表明中国银行业正向着综合经营的方向迈进，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日后可能发展成为银行控股的金融集团。这一发展趋势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你认为，在监管层面应如何应对综合经营的风险？

蒋定之：中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在全球具有综合经营经验的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在各金融子领域都有各自的中国战略。对中资银行来说，分业经营已使其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上处于相对劣势。中资银行对综合经营的追求是必然的。

长远来看，金融三业即银行、证券、保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市场环境下，资本回报率肯定不一样。而综合经营可以使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收益互补，从而实现资本回报的长期稳定。

各监管部门正在积极协作，为银、证、保综合经营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里面有政策开放时机以及监管协调的问题，同时还要看商业银行本身是否具备可靠的条件。

其实，保险、证券向银行投资入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现在银行向保险投资入股也获试点。在银保资本层面合作方面，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是资本主导，商业银行以资本为纽带，投资进入保险公司；第二是市场资源主导。银行网点渠道资源丰富，可以和保险业发挥协同效应。但在经营上，我们仍然强调要专业化。现在人才已经市场化，商业银行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专业化人才来从事相关项目的运营。

在监管方面，银监会将于近期颁布实施《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这将为银行综合经营后的风险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所谓并表监管，是指对一家银行或银行集团所面临的所有风险，无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都应在合并报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监管的一种方法――编者注）。

未来银行集团所包涵的机构不仅仅是银行，还有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混合业务公司甚至实体企业。《银行并表监管指引》的出台，将有利于对银行集团真实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财经》：除了在横向上的综合经营拓展，商业银行也有很强的纵向发展需求，比如积极开拓海外布局，实施国际化战略。请从监管者角度谈谈对“走出去”的要求。

蒋定之：“走出去”是银行上市后的一个积极变化。近年来，中国上市银行加快了海外发展步伐，积极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式，寻求国际化发展。到2007年底，共有五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九家外资金融机构，有七家中资银行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资银行在海外布局的起步是好的。但“走出去”的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简单地评价。商业银行“走出去”是市场选择，而我们的原则是坚持审慎经营。商业银行首先是要“走得出”，其次要“走得稳”，第三要“站得住”，最后还要能“发展得好”。

“走出去”的问题，对银监会来说，要考虑十个方面的要求：一要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二要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有效的风控和防火墙安排；三要有充足的资本和财务能力；四要具备跨业、跨境并购及投资设立子公司所需要的专业经营管理团队；五要明显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六要符合反洗钱和反金融犯罪的要求；七要具有跨业和全球的并表管理能力；八要有良好的透明度；九要有利于市场竞争，防止垄断；十要有良好的监管评级。银监会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走出去”，抓住发展机遇，发展壮大自己，提升国际竞争力。

《财经》：应对你提到的这些风险，惟有深化改革，而开放往往是改革的一大动力。据说，银监会正在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情况进行评估性的调查研究。那么，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程度？

蒋定之：对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我们正组织专门的队伍进行调查评估。总体来看，引进外资对中资银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促进股权多元化，二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三是提高市场品牌声誉。

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还带来了先进的理念、风险管控机制等。尤其外资董事的进入，对银行运营、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更有正面的作用。他们视野比较开阔，意见比较专业，往往也比较坦率。

总体而言，对外开放的空间还是有的，而且还比较大。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挥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度，以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这里的开放的含义是双重的。我认为，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而相比对内开放而言，目前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成绩比较显著，所以未来也要进一步加强对内的市场开放。比如，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等，都欢迎民营资本的加入。

农村金融需要制度设计

《财经》：你刚刚提到农村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作为主管农村金融的银监会领导，请介绍现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架构及未来发展思路。

蒋定之：现在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全国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政策性银行，如农发行，重点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粮油收购等项目；第二类是商业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承担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骨干作用；第三类是直接在农村、承担组织性作用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他们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第四类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很好的网络优势，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第五类是新增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他们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补充，可以发挥其灵活、小型、机制较好的作用，在农村金融比较薄弱的地区，提高覆盖率，弥补农村金融的空白。

这五类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的28％，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农村金融业务，使60％的有条件获得贷款服务的农户得到了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支持。

《财经》：你将农行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之一。农行改革的定位及方向是否确定？现实中如何操作？

蒋定之：中央对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现状，决定了当前城市和农村经济和金融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关键是根据城乡金融业务的收益水平差距，想办法将“三农”业务低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差额部分补齐填平，实现资金的平行流动，这样才能保障“三农”资金不外流、不进城，也才能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国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政策导向，政府规定所有银行或者设在农村的银行，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到农村，用于支持农民和农村的发展需求；二是经济导向，对银行发放的“三农”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或其他风险补偿。

中国农村金融是目前金融服务最薄弱的领域，需要采取包括市场引导等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来有效地加以改善。这里，必须要有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否则难度可想而知。市场主体的行为要有正向激励机制，否则其行为自然是规避高风险和高成本。我在德国、法国考察，受到的启发很大。他们的框架制度安排是可以借鉴的，对农民的贷款都有政府财政进行利息补贴，这也是世界通行惯例。

总的来说，政策推动、市场运作、相互补充，应当是一种很好的改革方向。

《财经》：银监会为了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批准了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最新进展如何？

蒋定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已经由去年的六省市试点，拓展到今年的31个省份，目前发展势头很好。

当然，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仍是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我们重视其“鲶鱼效应”，希望以此激活农村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