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何灌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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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权臣韩（音tuō）胄挑起了对金国的战争，史称“开禧北伐”。
韩胄何许人也？宁宗赵扩的皇后姓韩，他是韩皇后的叔祖父，以外戚执掌朝政14年。由于他专权跋扈、排斥异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便欲乘金国衰弱之际建立“盖世功名”，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可是，当时宋国的境况又如何呢？由于韩胄长期擅权，内贬贤臣，外无良将，早已是民穷财匮，原本衰弱不振的南宋小朝廷益发腐败不堪。韩胄却看不到己方的弱点，决意北伐。
战争刚一开始，作为主动进攻的南宋一方倒也打了一些胜仗，攻下泗州、新息、褒信、颍上、虹县等地。韩胄大喜，命令各路宋军奋勇前进。可惜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太妙了：宋将郭倪攻宿州大败，李爽攻寿州也大败，皇甫斌惨败于唐州，王大节溃师于蔡州。十月，金军分兵九路，全线出击，连克光化、枣阳、江陵、信阳，“淮西县镇皆没于金”，敌骑直抵长江北岸，张扬旗帜于沿江上下，一时“江表大震”。在这关键时刻，宋将吴曦又以川蜀重地降金。虽然过不多久，吴曦就被其部下所杀，四川又重新纳入南宋的版图，然而这一事件毕竟对连吃败仗的宋军产生了难以弥补的消极影响。
仗显然是打不下去了，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等密谋刺杀了韩胄，并函其首级送给金人。翌年即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两国重订和约：南宋给金国的“岁币”由原来的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增加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宋另给金“犒军银”三百万两；金放弃新占领的濠州等地。这就是“嘉定和议”。元人修《宋史》时，将韩胄与蔡京、秦桧、贾似道等一并列入《奸臣传》，这或许有点过分。然而他不知己不知彼，仓促北伐，用人不当，终至惨败，给国家与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则是不争的事实。
二、一代名将崭露头角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就在南宋“诸将皆败”的紧要关头，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却屡挫强敌，杀得金兵丢盔弃甲，望风而逃。
这个下级军官叫毕再遇（1147―1217年），山东兖州人。郭倪为山东、京东路招抚使时，命令毕再遇与统制官陈孝庆攻取淮河以北的泗州。毕再遇要求率领敢死队打头阵，郭倪就给了他87个士卒。金人已经刺探到宋军“克日进兵”的情报，便关闭榷场、紧闭城门，准备应战。毕再遇对陈孝庆道：“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进攻的日期了。我们必须提前一天进攻，才能出奇制胜。”陈孝庆同意了，毕再遇就率领87名勇士渡过了淮河，直逼泗州。泗州有东、西两城，毕再遇命将陈列着旗帜、戈矛的战船驶到西城的石屯之下，摆出欲强攻西城的架势，自己则率众沿着陡峭的山路直趋东城南角，并第一个登上城墙，杀死城头金兵。众勇士随后也攀缘而上，杀死金兵数百。守城金将不知宋兵来了多少，急率部分溃乱的士卒，开北门仓皇而逃。东城拿下了，西城尚在坚守，毕再遇于城上竖起宋军旗帜，大声呼唤道：“大宋毕将军在此，你们这些中原遗民，还不快快投降！”这一招果然有效，过不多久，西城一个知县便缒城而下，乞求投降；西城人心浮动，宋军没费什么力就攻下了。郭倪闻讯大喜，亲自前来犒赏士卒，并拿出御赐的刺史牙牌，赏赐给毕再遇。再遇推辞道：“国家黄河以南失陷了81州，今天才夺得泗州两城，就当上了刺史，如果往后有人立下更大的功劳，那又用什么来赏赐呢？再说招抚大人总共从朝廷那儿才得了几块牙牌？”坚决不肯接受。郭倪想想也是，就提拔毕再遇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环卫官”。
紧接着，郭倪调大将李汝翼、郭倬进攻宿州，陈孝庆为后应；毕再遇率480骑为先锋，进攻徐州。毕再遇率军西进，抵达虹县时，却见李、郭二人率领残兵败将狼狈而来。毕再遇惊问缘由，二人答道：“宿州城下发大水，我军出师不利，统制田俊迈已经被金兵生擒活捉了。”毕再遇不为所动，命令众骑士快速前进，到达灵璧时，又遇到陈孝庆屯兵于凤凰山，也正准备撤退。毕再遇奋然道：“宿州之役虽然没打好，然而胜败是兵家常事，怎能因为这点挫折就丧失了锐气？我遵奉招抚大人的将令去攻取徐州，虽然是途经此处，却宁愿战死于灵璧北门外，不愿被敌人追杀于南门外啊！”正在这时，郭倪派人送来书信，命令陈孝庆“班师”。既然统帅命令撤军，毕再遇自然无可奈何，便对陈孝庆道：“郭倬与李汝翼的部队既已溃败，我们这一退，金兵必然会乘胜追击，那就由我来断后吧。”果然片刻功夫，金兵5000骑已分成两路，猛扑过来。毕再遇令敢死之士20人守卫灵璧北门，自己率领400余士卒，直向敌阵冲去。金兵望见“毕”字大旗，惊呼道：“毕将军来了！”急急掉头而去。毕再遇手舞双刀，奋勇直追，杀敌无数，铠甲上溅满了金兵的血迹，一直追赶了30余里。一员金将手持两柄铁锏，恶狠狠地跃马而来。毕再遇左手持刀架住其双锏，右手一刀猛斫其胁，金将惨叫一声，堕马而死。此时其余宋军都已从灵璧撤退，唯独毕再遇所部留而未动。估摸着其余宋军至少已经退出20里外了，毕再遇才命令将带不走的军用物资放火烧毁，然后从容撤退。部下不解地问：“为什么昨夜不放火烧毁，却选在大白天呢？”毕再遇叹道：“进军容易撤军难。夜晚火光冲天，敌人很快就会探明我军意图，定会乘势追杀；白天烟尘滚滚，不易察觉，何况他们刚刚受创，不敢迫近，我军各部才能安全撤退啊。”
退回泗州后，毕再遇因功勋第一，被提拔为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六七月间，宋军放弃泗州，毕再遇奉命率部驻守淮河以南的盱眙，此时他属下的军队已经将近两万人了。这年冬天，金兵渡过淮河，进围楚州。宣抚司檄令毕再遇率兵救援，另派段政、张贵二将代他镇守盱眙。可是毕再遇刚一离开，金兵就来进攻，刚刚到任的段、张部猝不及防，一惊而溃，金人轻易地拿下了盱眙。毕再遇闻讯，为避免后顾之忧，立即回军，迅速收复了盱眙，然后留下守城部队，再次东进楚州。当时围城的金兵有7万余人，毕再遇对部下说：“敌众我寡，难以力敌，必须用计谋取胜。”金军的粮食囤积在淮阴，有3000人守卫；另有3000艘粮船停泊在淮河的支流大清河上。毕再遇命统领许俊率领敢死队携带火种，人衔枚、马摘铃，抄小路直趋淮阴，分成50余队，于二更时分悄悄地潜入金人的粮车之间，以哨声为号，同时举火。黑夜里金兵辨不清虚实，惊慌逃窜，粮草被焚烧一空，乌古伦师勒、蒲察元奴等23员将领被生擒活捉。
这一偷袭战虽然打得很漂亮，可是形势仍然很严峻：金兵已经从黄狗滩渡过淮河，涡口宋将望风而逃，濠州、滁州相继失守，安丰城亦被攻破。毕再遇对诸将分析形势道：“楚州城坚兵多，敌军粮草又被焚毁，一时不会对楚州形成威胁。我最担忧的是淮西一线啊，而六合尤为要害，金兵必然会拼力进攻。”于是率军急趋六合。六合在长江以北，是古都金陵的屏障，毕再遇刚刚抵达六合，金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距离六合仅25里的竹镇。毕再遇登城察看一番后，命令偃旗息鼓，伏兵于南土门畔，设弓弩手于土城之上。金兵尚不知毕再遇已到了六合，以为此城也能像濠州、滁州那样一举攻破，便大摇大摆地来到城壕边。突闻一声梆子响，刹那间城头万弩齐发，金军人马纷纷中箭倒地，顿时乱成一团，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又闻城内战鼓齐鸣，但见城头旌旗并举，宋军已大开城门，奋勇杀来。金兵吓得魂飞魄散，扭头就逃。宋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先头部队虽然吃了亏，金军的10余万主力却蜂拥而来，将六合城围得水泄不通。毕再遇镇定地指挥守城，金军欲焚烧城外的屏障坝木，又欲掘濠水灌城，都被宋军用强弓硬弩射退，损失惨重。然而时间一长，城中的箭快用完了，怎么办？毕再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命人张起青罗伞盖，往来于城上。金兵以为是宋军主将，争先恐后地弯弓搭箭，向城头射去。于是一会儿功夫，“矢集楼墙如猬”，宋军没费什么力气，竟获羽箭20余万支！这是一个真实的“草船借箭”的故事，宋军的防守力量陡然间大大增强。金军不断增兵，环六合城搭起的营帐，绵延竟达30余里。毕再遇却丝毫不为所动，并令宋军临门奏乐，以示闲暇。然而金兵只要稍有疏忽，毕再遇就出奇兵袭击敌营。金兵日日夜夜不得休息，弄得疲惫不堪，只得撤退。毕再遇知道金兵不会甘心，定要再来，便亲自率兵夺取了城东的野新桥。果然，金军再次包围了六合，毕再遇从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城上宋军见金军已乱，又开城杀出。金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逃。毕再遇一直追到滁州，碰上大雨雪，才胜利而归。这一仗，不但彻底解除了六合之围，还缴获骡马1531头、马鞍600副，衣甲旗帜不计其数。
开禧三年（1207年），毕再遇因功授职为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封骁卫大将军。其时金军围困楚州已经3个月了，列屯城外的营寨长达60余里。毕再遇部署众将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分道挠击”，不断给金军以重创。女真人原本是关外一个马背上的民族，灭辽、灭北宋后占据了黄河流域，渐渐地也学会了水战，并常常以“水柜”取胜。据《宋史・礼志十六》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经常于汴河之中“观习水战”，其中就有“水柜”、“水”等水战器具，究竟是怎样一种样式、怎样一种设置，今已难以查考，或许是类似于韩信淹龙且，关羽水淹七军之类的以筑坝放水打击敌军的战术。总之，在这场战争中，宋军亦常常被金军水柜淹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李汝翼、郭倬的所谓因“宿州城下发大水”而败，或许就是受到水柜的攻击。如何对付水柜，毕再遇自有妙计：他令部下半夜里扎了几千个草人，穿上衣甲，戴上头盔，插上旗帜戈矛等，排成阵势，于黎明时分擂起战鼓，佯装进攻。金人于睡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以为宋军真的攻过来了，急忙放水柜冲击――眼看着“宋军”又被冲得七零八落，正在高兴时，天色已经大亮，却见漂浮水中的并非宋军尸身，而是一个个俨然人形的草把儿，顿时沮丧不已。就在这时，毕再遇已率领真正的宋军冲杀过来，金军再无水柜可放，又猝不及防，自然是大败亏输，仓皇逃命，折损了无数士卒。有时候，毕再遇率骑兵至金营挑战。金兵大队人马出来迎战，毕再遇且战且退，金兵怕有埋伏，止步不追；毕再遇却又返身杀来。这样连续多次，看看天色已晚，毕再遇先将己方的战马喂饱，再将拌着香料煮熟的黑豆遍撒于路，然后又上前挑战，又诈败而退。金兵鼓勇追来，谁知，金兵的战马一天来东跑西追，又饿又渴，闻到地上有香喷喷的黑豆，埋头就吃――任你马背上的骑士如何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再前进一步。转眼之间，毕再遇已调集宋军，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早已乱成一团的金兵哪有回手之力，黑夜之中又不知宋军究竟有多少，只有任砍任剁的份儿了。结果，金军“人马死者不可胜计”，毕再遇又打了一个漂亮仗。有时候，两军对垒，金军援兵纷纷而来，毕再遇知道寡不敌众，不能硬拼，便于某天夜里突然拔营而去，悄无声息。而在其营垒里，旗帜照样飘扬，战鼓仍然擂响。又相持了几天，金军大举攻进宋营，才知道宋军早已全部撤走了，只有数十只羊被倒绑着，前腿置于鼓上，群羊挣扎不止，战鼓便长擂不息。金人连呼上当，却已追赶不及。在毕再遇神出鬼没、连续不断地沉重打击下，金军只得撤兵北去，楚州围解。毕再遇亦因功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
三、历史的遗憾
毕再遇确实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才。他机变百出，料敌如神，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并采用相应的对策以出奇制胜，这是“智”；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屡挫强敌，这是“勇”。《宋史・毕再遇传》说他“姿貌雄杰，早以拳力闻”，“武艺绝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锐志恢复”的宋孝宗赵（音shèn）召见了他，亲眼看他演示了武艺后，非常高兴，赏赐毕再遇以战袍与金钱。作为一名将领，毕再遇还善于治军。他手下的那支“敢死军”，虽然其中不乏豪杰之士，大多却是些桀骜不驯的亡命之徒，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之间往往互不服气，素不相能，却都为毕再遇的胆略所慑服，忠义所激励，军法所约束，最终心甘情愿地供其驾驭，成为当时宋军的劲旅。在淮阴夜袭金营的许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更可贵的是，毕再遇还对军事装备进行了改良。针对宋军装甲过重的弱点，毕再遇制造了一种长不过膝、披不过肘的轻甲，头盔的重量也有所减轻，马甲则不用金属，换为皮制，车牌也以木头制成，并于下面安上转轴，使得一个士兵就可推可举。毕再遇部擅长野战，行动神速，以不足两万人纵横驰骋于两淮之间，使10余万金兵损兵折将，一筹莫展，应该说，这些军备革新也起了不少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毕再遇生活在一个连著名的岳飞也要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的历史时代。清人王夫之是这样形容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的：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宁宗朝则既无恢复之君，也无恢复之臣。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里，南国之士只能无奈地嘲讽：“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北国人民更是悲愤地：“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毕再遇，毕再遇，你纵有壮怀激烈之情、万夫不当之勇、鬼神不测之智、善于驭众之才，然而生不逢时，也只有徒然慨叹金瓯之缺、偏安之恨而已。
《宋史・毕再遇传》说他：“（嘉定）十年，以武信军节度使致仕。卒，年七十。”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宋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即位，翌年改元隆兴，并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可惜张浚徒有主战之志，却无将略之才，何况他心胸狭窄，曾杀害南宋早期的抗金名将曲端，又曾排挤过岳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结果，宋军虽然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却惨败于符离之役。这一来宋孝宗的信心严重动摇，不得不于隆兴二年（1164年）与金国订立了“隆兴和议”。从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这40余年的时间里，宋、金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毕再遇也就一直默默无闻。到了开禧年间战事再起，毕再遇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将了。他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升起于夜空之中；他是一位银发老将军，他却又是一颗刚刚升上夜空的新星。
第2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利用油脂了。相传华夏先祖黄帝为解决夜间照明问题，便令部下一个叫力牧的人采集树木果实制油，用丝绵做油芯，晚上点燃了来读书。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其实植物油的产生是较后的事情。
人们最先知道并使用的是动物油。人类在懂得用火之后，在烧烤和使用器具烹饪肉类的过程中，产生脂肪析出的现象，经过长期实践，慢慢懂得了如何取得动物油脂及油脂的用途。在这个时代油脂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为人类提供宝贵的能量，也成为极其稀缺而高级的室内照明燃料。
虽然今天食用动物油脂是个很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渐渐为大家摒弃，但是在食物来源匮乏且极不稳定的上古时代，动物油脂则是极其宝贵的财富，由于脂肪所含能量极大，能够持久地为人们提供热量，成为上古时代重要食物。今天一些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民族如爱斯基摩人和我国的鄂伦春人，依然热衷于食用大量的动物脂肪，这对于抵御严寒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大量食用的植物油实际上在人类文明中出现的较晚，中国人最早生产植物油约始于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柰油，捣柰实和以涂缯上，燥而发之。形似油也。杏油亦如之”（柰乃枣字之误。见《释名疏证补》）。记述了最早的枣油提取法，但书中并未指明其用途。稍后晋代卢谌《杂祭法》中云：“春祀用枣油。”想来是用于燃烧而非食用，且此法提取的枣油也实在难以想象如何食用。
植物油的食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已把芝麻油、荏子油和麻子油用于饮食烹调上，其书云：“荏子秋末成，收子压取油，可以煮饼。荏油色绿可爱，其气香美，煮饼亚胡麻油而胜麻子脂膏，麻子脂膏并有腥气。”
此处“荏”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方形，叶椭圆形，有锯齿，开白色小花，种子通称“苏子”，可榨油，亦称“白苏”。种子含油率达34%～45%，可食用或药用，现代医学证实长期食用苏子油对治疗冠心病及高血脂有明显的疗效。这种植物适应性很强，对土壤要求不严，在疏松肥沃的中性或微碱性土壤上生长良好，只是这种油料现在已经极其少见，基本退出了日用范畴。
此处所谓的“煮”实际上就是用宽油炸制，今天晋南很多地区依旧把炸称作“煮”。书中叙述的诸种烹调方法、菜谱及用料中，有不少运用麻油、荏油以及猪、羊、牛等动物油的记载。
当时食用的植物油中，以芝麻油最好。芝麻过去叫“胡麻”，最早产于三千多年前的印度和波斯；亦说芝麻原产非洲，后传入印度，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引进中国，香油制作技术应该是一同由张骞引进的。由于芝麻含油量大，且加热后香气馥郁，很快为人们所喜欢，而芝麻油在中国是植物油中最先大量出现并用来食用的。
三国时期，人们已大量使用芝麻油了。《三国志・魏志・满宠传》载，东吴孙权攻魏合肥新城，魏将满宠“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这些记载中的麻油应该就是芝麻油，均作燃烧品使用，可见其生产量不少，不过以香油作燃料，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件极其奢侈而又浪费的事情。
到了北宋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植物油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并且种类也大大丰富。
沈括《梦溪笔谈》中载：“今之北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可见当时食用油已经非常普遍，并广为人们接受和欢迎。
《宋史・食货志》云：“在京畿肉、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
所谓“力胜钱”指的是一种税收，与晚清的厘金有些类似，力胜钱的税率一般在百分之二。说明宋代油产既可充岁赋之物，又需上税。可见当时的植物油产量已经非常可观，使用何其广泛，也说明北宋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道：“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油已经是南宋人日常生活用品中最普遍常用的一种。
明代，植物油的种类更多，系统的造油方法也见诸记载，对各种植物油的性质、食量、不同的功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天工开物》中“膏液・油品”记载：“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一名脂麻）、莱菔（即萝卜）子、黄豆、菘菜子（即白菜）为上，苏麻（形似紫苏，粒大于胡麻）、芸苔子次之（即油菜）、苋菜子次之，大麻仁（粒如胡荽子，剥取其皮，为律索用者）为下。”文中还详细记述了各种植物种子的出油率和造油法，其中有榨法，有两镬煮取法即水代法、磨法、舂法等，基本具备了现代食用植物油的种类及造油法。
清代，另一种今天广受欢迎的植物食用油――花生油也出现在我国人民的饮食及日常生活中。据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官修的《续文献通考》中“实业考・油业”记载，其时食用的植物油主要有：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褐豆、斑豆）、棉子、花生、芸薹、脂麻、亚麻、山茶、紫苏（即荏）、蓖麻、油桐、大茴香、胡桃等多种。
第3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关键词： 马国翰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 内容解析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藏书家马国翰（1794―1857）的藏书目录。马国翰对收藏的图书除了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外，大多数都撰有提要，这些提要或简或繁，保存着丰富的内容。马国翰在撰写藏书提要时参考的目录书主要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经义考》等等。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没有明言引用《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的提要有些是在《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基础上直接撰写而成，如《敬斋古今W》、《清波杂志》、《北堂书钞》、《梁园寓稿》等条；有些对内容略加补充，如《归潜志》、《野菜谱》、《唐语林》、《艺文类聚》等条。《簿录》卷一著录有《钦定四库全书简明书目》。马国翰生活的时代，《四库全书总目》编成已有一百余年，《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马国翰同时代人的著述，《总目》不可能著录。《簿录》著录的谱录类、小说家类、杂传记类、医方类、阴阳家类等著述，因取舍原则不同，《总目》著录不多。即使是《总目》和《簿录》都著录的图书，有些提要也是出自马国翰之手，如《玉壶清话》、《缑山集》等。因此，虽然马国翰在撰写提要时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全书总目》多有参考，但《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图书的提要多数还是马国翰自撰。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的内容，主要包括二十个方面。
一、述自己访书经历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序》云：
余性嗜书，闻友人家有奇编秘籍，每以一E乞假，手自抄录；遇诸市肆，不惜重直购之。为诸生日，砚田所获，半供书价，或有时典质衣裘，室人以书痴谯余，弗顾也。
由此可见，马国翰藏书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为购买，一为钞录。这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提要中也有记载，如:卷四《乐经元义》：“朱氏《经义考》载此书以为未见，兹本得之京都市上，明刻元本也。”卷十《石泉县志》：“康熙丁卯梓版，今版毁无存，余知石泉时钞存此本。”
二、明分类依据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采用的是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但在具体类目的设置上和《四库全书总目》略有差异：经部设拟经、经纬两类，小学下增设礼教、石经两小类；史部设故事、仪注、刑法三类，不设政书类，设谱系类；子部设劝善书、名家、墨家、纵横家类，设阴阳家、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类，不设术数类，艺术入谱录类。
马国翰在藏书提要中多次提到了分类的标准和依据。如：卷十二《太上感应编》：“此等书以道家之感应，参佛氏之因果，有合于吾儒福善祸之旨。神道设教，可以警世，故别立劝善一门以类编入。”
对于图书具体类目的归属，马国翰也多有说明，如：卷六《太玄经》：“隋唐志皆列儒家，朱氏《经义考》别为拟经一类，首此书，今依用之。”卷十六《山海经》：“隋唐志并入《史部・地理类》，兹依《汉志》列形法之首焉。”
三、考书名由来
书名是目录著录的重要内容。马国翰在提要中不仅著录书名，而且对一些书名的由来进行了考述，如：卷十一《夜行烛》：“谓人处流俗中如夜行，视此则烛引之于前矣。”卷二十三《且种树斋诗钞》：“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吾且种树。此命集之意也。”
四、著录同书异名
马国翰对同书异名现象较为留意。如：卷八《次柳氏旧闻》：“一题《明皇十七事》，一名《H史》。”卷十四《江邻几杂志》：“一名《嘉v杂志》。”
五、述作者轶事
收集作者轶事可以丰富提要的内容，增强可读性，这一点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也有所体现。如：卷二十一（明）宋登春《宋布衣集》：“少岁颅发即白，自号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鹅池，更号鹅池生。书远游，挟二童子，呼为丹砂、白石，至江陵，遍谢故人，斥二童去，不知所之。”卷二十二（清）吴绮《林蕙堂集》：“守湖时喜宾客，游燕无虚日，竟以此去官。吴梅村赠诗曰：‘官如残梦短，客比乱山多。’可以想其风趣。”
六、辨析作者
对作者有疑问的典籍，马国翰多有辨析。如：卷九《汉武内传》：“旧题班固撰，或云东方朔述。记汉武帝见西王母事。案隋、唐《志》于此书皆不著撰人姓名。题班固撰者，以《汉武故事》托名于固，因并以此属之。云东方朔述者，以传中有朔言，以意度之也。证以诸书所引，要自是魏晋间人所作。”《梁四公记》：“旧题唐张说撰。《唐志》有卢诜《四公记》一卷，注：一作梁载言。《宋志》题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陈氏《书录解题》引《邯郸书目》云：载言得之临淄田通，又云别本题卢诜。疑不能明。”
七、探讨卷数分合
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卷数常有分合变化，马国翰对这个问题多有探讨。如：卷十四《搜神记》八卷：“《隋志》入杂传记，《唐志》入小说，并三十卷。《宋志》小说家有干宝《搜神总纪》十卷，则在宋已非完帙。兹本八卷或即十卷之本，后人合之与。”《世说新语》三卷：“《宋书》本传云所著《世说》十卷；《隋志》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十卷；《唐志》亦八卷；宋《世说新语》三卷。兹本与《宋志》合，后人所并。”
八、明序跋或藏印
序跋和藏印是考查图书流传、鉴定图书收藏价值的重要依据。马国翰在提要中多次讲到了藏书的序跋和藏印。如：卷二十二《素斋集》、《仁恕堂笔记》，池北书库藏本：“有周亮工序、王阮亭墨跋皆极称之。”《钝翁类稿》，城西草堂本：“门人周公挚校刊，末有汪由敦灌堂私印。”
九、概述内容
概述书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使提要生动活泼。如：卷九《谢小娥传》：“小娥，豫章估客女，父与婿段居贞贾货江湖间，俱为盗所杀。小娥梦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复梦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公佐舟泊建业，登瓦宫寺，僧述十二字谜，乃悟为申兰、申春。小娥变男服，果访得其人，报冤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传记其事以旌美之。”卷十三《元宝公案》：“记富民持元宝一锭戏击贫子死事，及迂腐太守断案。峨眉散人评云：‘谓世无其事其人必痴，谓世有其事其人亦痴，若逢慧眼人，则一切作元宝观矣。’”
十、述卷帙组成
介绍藏书卷帙的组成部分，对考查图书完整与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卷二十三《勉行堂集》：“《诗集》二十五卷，首卷为进御诗，其古今体诗：一、《篱东集》；二、《春帆集》；三、《索米集》；四、《刻楮集》；五、《白门春雨集》；六、《桂宦集》；七、八《小金台集》上、下；九、《拜书亭稿》；十、十一《拜书亭后稿》上、下；十二、《涉江前集》；十三、《涉江后集》；十四、《日下初集》；十五、《日下二集》；十六、《寄藤集》；十七、《得酒集》；十八、《照槛集》；十九、《日艾集》；二十、《无眚集》；二十一、《南船小草》；二十二、《吴楚之间集》；二十三、《楚豫之间集》；二十四、《南曹暇集》。《文集》六卷，论考、辨说、序记、书跋、传铭、哀辞也。”
十一、分析义例
分析图书义例对于准确使用和较快熟悉图书内容有很大帮助。马国翰对一些藏书的义例进行了初步分析。如：卷六王赓言《四书读本》，诸城王氏藏本：“因浙江何进士本，只有经文及朱注。一章之主脑用‘’，一节之关键用‘’，一句之虚实用‘’用‘’，一句之轻重用‘∶’用‘┆’，每句之层次用‘─’，不俟烦言而理解矣。”卷十一《五臣音注扬子法言》，明刊本：“宋司马光集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吴z、宋咸注及己所重添之注，故称五臣，以李轨旧注列前而不著名，余则加宗元曰、z曰、咸曰、光曰以别之。”
十二、评点诗文
马国翰著有《玉函山房全集》四十一卷，在文学上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收藏的诗文集多有较为精到的评点。如：卷十八曹操《魏武帝集》：“诗文沉雄俊爽，时露霸气，肖其为人。”卷二十三王德容《秋桥诗选》：“诗有真趣，《生日戏吟》云：‘任家无长物，冀老有闲时。’《秋兴》云：‘墙根扁豆\，簏底韭花鲜。’《偶成》云：‘贫先知米价，病久解医方。’皆佳句也。”
十三、简论得失
马国翰对部分图书的内容或作者的学术得失有简要的评论。如：卷四（清）毛奇龄《丧礼吾说篇》：“多辨正前儒之失，内有纠俗者一百七事，援据古经，发挥晓畅。至谓宋儒无识，反编《士礼》为正经，《周官》、《戴记》为传说，虽有见，而未免肆意恣谈也。”卷二十五（清）袁枚《随园诗话》：“此编所载，或不免于笔墨应酬，间亦及于琐事戏语，而大旨主于自然，真挚性情语为多。”
十四、评析辑本
马国翰以辑佚成名，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达六百余种。《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古佚书辑本二百五十余种，收藏佚书辑本可以说是马国翰的“职业习惯”，主要是为自己的辑佚提供参考和借鉴。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对辑本多有评析，如：卷六《古微书》：“疏漏舛误亦所不免，然除《易纬》今存外，诸纬皆借此以存其概，篇中又搜采事类附记，颇见博洽。”《诸经纬遗》：“内有《大戴礼逸》、《遁甲》、《开山图》、《易飞候》、《洞林》、《春秋后语》、《五经析疑》、《五经通义》皆非纬书亦皆收入，而七经纬采辑反略，不及《古微书》之详审也。”
十五、分析古籍引书
马国翰注重收藏类书、古注等辑佚常用书，《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也注意从保存佚书佚文的角度来分析典籍，如：卷五《国语》（韦昭注）：“旧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诸家注尽佚，韦氏注独存为最古，诸家说间称述之。”卷十五《开元占经》：“引用古书皆今所佚，依汉隋志辑录，可得数十种焉。”卷二十四《昭明文选》（李善注）：“敷析渊洽，引征浩博，唐以前古书多籍以存不传之秘。”
十六、述书之编校刊刻
马国翰对部分图书的编校刊刻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有助于了解图书的成书过程或版本差异。如：卷十（明）朱睦木挈《授经图》二十卷，惜阴轩本：“每经四卷，因章氏《山堂考索》中旧图重加订，所述列传至汉而止。康熙中，御史钱塘龚翔麟蘅圃病其未广，俾晋江黄虞稷俞邰增改，前后次第多移易，凡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人，经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刊之白下。道光中三原李梦锡得西亭元本重刊，有勤美跋。”卷二十（宋）范仲淹《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岁寒堂本：“本名《丹阳集》，苏轼为序。《别集》四卷，綦焕所辑。《补编》五卷，则十九世孙能F陶山所辑。康熙丁亥二十一世孙广东巡抚时崇重刊，补入奏牍等，共十册。”
十七、考版本源流
马国翰重视考查图书的版本系统，他不仅在版本项著录版本来源，而且在提要中对版本源流多有考述。如：卷五黄仲炎《春秋通说》：“通志堂刊李中麓家藏影宋钞本。”卷十三沈作础对⒓颉罚骸爸不足斋校刊小山堂宋本。”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知不足斋本：“明正德中无锡华燧得陈湖陆氏宋本，以会通馆活字印行。乾隆乙卯歙鲍廷博复借钱塘吴氏、慈溪郑氏两本校刊。”卷二十韩琦《安阳集》，彰郡刊本：“明御史同邑张士隆刊于河东书院，万历中邺司理张某再校刻，乾隆中知彰德府同安黄邦宁远亨重刊。”
十八、比较版本异同
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内容上可能会有所不同。马国翰在提要中分析了这种现象。如：卷十六《灵棋经》一卷，百二汉镜斋本：“明成化三年南郡汪浩校刊陈庐山本、正德十年凤阳武定侯郭勋校刊本均有晋颜幼明、宋何承天注，元陈师凯、明刘基解，并基后序，万历丙申锡山龚勉本同。此本只一卷，亦无诸家序注，非完书也。”卷二十《苏文忠公寓惠集》四卷，重刊璧水园本：“《集》取文忠在惠州时所作诗文裒录。初刻十卷，始于明正德中郡守方介卿；嘉靖二十二年广东左参议诸暨重梓，为四卷，改《集》为《录》；万历四年广东按察使马应梦柳坡、惠州知府李几嗣重梓，更增《度岭》诸诗；崇祯初遵指又广搜校订，礼部侍郎潮州郭之奇菽子又重梓之，微有更改，大要仍黎之旧。”
十九、论版本优劣
图书版本的优劣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马国翰对版本优劣多有论述。如：卷九《三事忠告》，章邱张氏家藏本、碧鲜斋校本：“书凡二本，一公裔孙居章邱者家藏原刊本；一道光中左庶子莆田郭尚先兰石影写绛云楼本，湖北巡抚同里尹济源竹农校刊，后本最善。”卷十九《昌黎先生诗集注》十卷、《补遗》一卷，膺德堂本：“国朝徵士长洲顾嗣立侠君删定，满洲傅明西斋又手钞何义门、朱竹评语，即就顾本，何批用p笔，朱批用墨笔，校刊最善。”
二十、纠正错讹
马国翰对图书著录及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书名、作者、卷数方面的错讹多有纠正。如：卷十三（宋）叶梦得《岩下放言》三卷：“此书为湘山郑景望所袭，取合为二卷，易名《蒙斋笔谈》。商F刊入《稗海》，李孝源五峰阁本因之，兹改题以复其旧。”卷十四《记事珠》一卷：“旧题唐冯贽撰。按即撮抄《云仙杂记》之文，不注所出。盖后人删节为之，改易书号，而仍题撰者之名。”
综上所述，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目录学与版本学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1］［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2］［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第4篇：宋史何灌传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灌溉工程；农田灌溉；营造法式
中图分类号：K8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41-07
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曾修建过数以万汁的灌溉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经验。从大量资料来看，中国古代的农田灌溉，或用河水，或用湖水，或用陂塘，或用井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大体说来，北方较为干旱，但可利用河水，“筑堰开渠，以时蓄洩”。江南素称泽国，环三江，跨五湖，横为塘，纵为浦，亦可“堰以潴之，堤以束之”，进行灌溉。故北方以引河灌溉为主，南方则以引陂灌溉为多。无论是引河还是引陂，皆须修建引水堤坝，开凿输水渠道，营造分水设施。过去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和灌溉方法论述较多，但对工程技术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根据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的结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代灌溉工程的营造法式，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引水堤坝的修筑
中国古代的引水灌溉工程可分为有库引水和无库引水两种类型。有库引水工程要修建堤坝，无库引水工程也要修堤建坝，只是堤坝的规格和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堤坝是渠首工程设施，对整个灌溉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古人对堤坝非常重视。我们在历史地理文献特别是在宋代以后的方志中，常常可以看到修筑堤坝的记载。堤坝有堤、陧、坝、壩、埭、堰、塌、堋等不同称谓，均指水利工程中的挡水建筑。堤坝或修在河中，或修在水边，形式多样，不一而足。修筑堤坝的方法一般是先确定坝址和坝的类型，然后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突击建设。
1 坝址的选择
为灌溉而修的堤坝大多建在渠首，属于枢纽工程。坝址选择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能否引水，引多少水，对灌溉面积和灌溉质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选择坝址是修建灌溉工程的头等大事。古人对坝址的选择很讲究，一般是从自流灌溉的原则出发，根据地形地貌和灌溉面积的需要，利用弯道环流原理，在河道凹岸顶点选择最合适的地方修建堤坝，目的是追求最大的灌溉面积或最好的灌溉效果。
先秦时期，我国曾修建过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工程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相传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曾对成都平原的山川形势和水利设施进行过考察，最后把都江堰的渠首选在了都安县（即灌县）岷江冲积扇的顶部。岷江从松潘县境咆哮而下，至灌县出山，奔向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略呈扇形，以灌县为顶，金堂、成都、新津为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灌县岷江出山口筑堤分水，既可消除岷江洪水对成都平原的危害，又能引用岷江丰富的水源对成都平原进行自流灌溉。郑国在修建郑国渠之前，同样对渭北地区的地形地貌进行过考察。郑国渠的渠首在仲山以西的瓠口。明人袁化中说：“（郑）国至秦北山下，视泾河巨石嶙嶙约三四里许，而泾水流于其中，堪以作堰。”于是将它确定为坝址。虽然袁化中是明代人，离郑国修渠的时代相去较远，但从现在郑国渠渠首的遗存来看，郑国渠大坝坝址的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渠首设在泾水出山处，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渭北灌区，实行自流灌溉。
秦汉以后，虽然没有出现过特大型的灌溉工程，但中小型灌溉工程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人们在修建这些水利工程时，也比较注意对周边环境的考察。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刁雍在银川平原修建引黄灌溉的艾山堰时，就曾进行了深入实地考察和周密设计。灌溉工程的设计一般是由水利专家直接主持的，有时地方官绅也参与水利工程的规划。在清代，甚至有人建议各省大员直接督促下属参与水利规划：“饬查各属境内形势，细加筹度。何处可以疏渠，何处可以筑堰，何处可以穿井开塘，或劝民自为，或动用公款，官为办理，务期事在必行”。这些情况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实地考察对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对坝址的选择比较重视。
2 堤坝的类型
坝址选好后，还要确定堤坝的类型。中国古代的堤坝主要有三种：即分水坝、滚水坝和拦河坝。具体采用哪种类型，一般是根据河流水位、渠首高程、灌区面积等因素而定。如果河流水位能满足渠口引水的要求，就建分水坝引水；如果基本能够满足，就建滚水坝以抬高水位；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则修拦河坝以储水。
分水坝是在河道中修筑的分水设施，旨在将部分河水入水库或引入渠道。堤坝沿河床顺水而筑，一直延伸到库边或河岸边上的渠口。这种类型的堤坝在中国古代的大、中型水利工程中很常见，因而文献中多有记载。战国时期修建的都江堰和郑国渠，秦代修建的河内秦渠，汉代修建的白渠、成国渠、龙首渠及河套引黄渠，东魏时修建的天平渠等水利工程，都筑有分水坝。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江堰引岷江水溉田。岷江水量很大，在离堆以上可以直接分水。故李冰“作大堰于此”，修建了鱼嘴、飞沙堰、百丈堤、金刚堤、人字堤等分水设施，直接将岷江之水引入灌区。郑国渠引泾水溉田。泾水自张家山汹涌而出，不能建坝掸拦截，但可建分水坝，将河水引入瓠口，形成河侧水库。故郑国“立石困以壅水”，建成由鱼嘴和瓠口堰组成的分水大坝。这些堤坝的结构不尽相同，但用途都是为了从大河中分水，并把一部分河水引入渠中。一方面保证灌溉用水，另一方面防止过多的河水进入灌区。
滚水坝也有益水坝，是横建在河道中的矮坝。它可以提升水位，形成小型水库，使河水能够进入河边的引水口进行灌溉，并将多余的水从坝面上溢过，达到泄流防洪的目的。中国古代这种水坝也很多，其中战国时代开始在邺县修建的漳水渠是最有代表性的。漳水渠又称漳水十二渠，是西门豹治邺时创建的。《水经注》载：“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曹操）又堰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西门豹破迷信，引漳水灌溉。曹魏时又根据漳水落差大、泥沙多及引水口容易淤塞的特点，修建了十二级滚水坝，组成一个壮观的滚水坝群，层层抬高水位，采用多渠引水技术，扩大了灌溉效益。
拦河坝在古代有“竭”、“遏”、“磴”等不同名称，是横建在河道上，或者建在陂池边上挡水建筑。它可以抬高水位，形成较大的水库。这种水坝数量极多，规模较小。但也有体量较大的，曹魏时镇北将军刘靖在今北京西郊的永定河上建戾陵堰就是如此。史载，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湿水以度形势……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灌田岁二千顷”。当然，古代没有钢筋混凝土，不能在大河中修筑混凝重力坝、高拱坝等大型水坝，只能修建土石坝。但不可否认，这些土石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拦河溉田的作用。
3 筑坝的方法
确定坝址后，最重要的环节是修筑堤坝。关于筑坝的方法，古人在谈论治河时曾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有人说，建坝之法，“坝头须作圆式。不可使有方棱。盖顺则不致激怒。易于防守。圆则转水下行。不虞撞掣”。有人说“筑堤之法，须底阔顶突，庶怒流荡激，可以减其力而当其冲”。还有人说“筑堤之法，陡则易圮。如堤根六丈，顶止二丈，俾马可上下。堤面及根，必多种茸草以盖之。盖草能柔水性，能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杀风浪之怒也”。这些观点大体反映出古代修筑堤坝的基本法式。从建筑材料方面来讲，中国古代的堤坝有土坝、石坝、土石坝之分。实际上，除土、石等材料以外，许多堤坝中还有草木等成分，情况比较复杂。至于修建堤坝时究竟使用什么材料，是建土坝、石坝还是土石坝，则是根据堤坝的实际需要和当时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来规划的。
土坝以土为原料进行修筑。这种堤坝的优点是就地取材，容易修筑，缺点是不够坚固，遇到洪水，容易损坏。为了增强其抗洪能力，古人曾发明过一种“敷叶功法”，即在坝体中加入适量的树叶草木，形成土草坝。芍陂大坝即是用这种方法修成的。该坝建在一条泄水沟上，是用一层草一层土相间叠筑而成的“草土混合堰”。土坝的修筑要追求坚实，“必选择淤土，每覆土一尺，即夯硪三回。筑毕，用铁锥杵孔，沃以水，水不渗漏为度。然亦有纯淤土而渗漏者，则其土必太坚，锥不易入，其捍水尤有力，且土必龟坼为验。堤之高卑，因地势而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概以丈尺为凭，以水面为准。”“其岐缝处用夯坚筑，其新旧隄交界，又用铁杵力筑，层层夯硪，期于一律，坚实总以签试不漏为度。”可见，凡是土坝，务必要夯筑坚固，并对它进行严格的检验，这样才能确保堤坝的安全。
石坝多为滚水坝或分水坝，常见的营造方法是用巨石堆砌或用竹络装石块堆砌。竹络又称竹笼，制作工艺简单，形状大小视水坝而定，具有取材方便，易于施工的特点。著名的都江鱼嘴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修成的。李冰父子当年如何修治都江鱼嘴，当时的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但后世文献中讲得很清楚，说都江堰工程，“用竹编长笼，自一二丈至三四丈不等，中将碎石填实，垒筑成堤。面盖押二笆，每块长二丈，阔一丈五尺，用白夹竹百根，每根银一厘六毫，编工银一钱二分。竹笼折长三丈，径一尺八寸，用白夹竹四十根”。郑白渠分水大坝，则采用铁锢方石垒筑的办法。其“作堰之法，皆用大石方四五尺者，锢之以铁，积于中流，拥为双派，其南流为泾水，其东流为二渠，故虽骇浪不能坏。”后来明清时期修建的洪泽湖高家堰大堤的主体部分，则是用60万立方米的千斤石条筑成的。当时治理河道，修筑海塘，也多或采用方石层层堆砌，或“用竹篓盛碎石，层层排筑”。
土石坝常用石困与土、草混筑而成，也有用石条、木桩与土合筑的情况。石困又称石囤，系用木材制作的方型或圆形框架内填土、草、石而成，具有加固堤坝，防止冲刷的功能。此类堤坝出现甚早，据说郑国渠大坝就是用一百多个石囤修成的。《宋史》记载：“泾河中旧有石堰，修广皆百步，捍水雄壮，谓之‘将军妥’。”宋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修山河堰也采用了石囷。元代在浙江盐官（今海宁）修海塘时亦曾使用过44万个石困，可见其规模之大。宋人王轸在谈治理黄河时，主张“依郑、白渠之法，趾采岯山之石，取磻阳之木，给黎城之铁，扼中流，据长岸，资木石之固以为堰，上为大渠，疏导别派，沿渠数里，分置斗门，溉余之水，东入御河，或遇涨溢奔注，则以栈塞渠口。”显然，这种方法对后世修建河防有一定影响。
历史时期各地修建的堤坝以土坝为主，其次是土石坝，石坝相对较少。因修坝的时代和区域不同，加之堤坝的类型不尽相同，筑坝的方法也有所差异。为了达到引水溉田的目的，同时确保堤坝安全，古人在修建分水坝和拦水堤坝时，还特别注重引水槽和退水槽的修建。引水槽与输水渠相连，将灌溉用水导下输水渠。退水槽则是将库内多余的水退入河中，防止其毁坏堤坝。都江堰的宝瓶口即引水槽，飞沙堰带有溢洪、退水的性质。郑国渠也有类似的建筑。这些建筑与鱼嘴等设施相辅相成，使堤坝具备分水、拦水、引水、退水等多项功能。分水是按需要进行的，蓄水、引水也是根据需要确定的。当灌溉季节来临时，输水灌溉；当不需要灌溉时，即让水从退水渠流入天然河道。显然，这种设计理念是相当科学的。
4 堤坝的修复
中国古代虽然具有较高的修坝技术，但那时没有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因而所修堤坝很容易受到损坏。特别是修建在落差较大的大河上的堤坝，最易受到洪水的侵袭，因而需要经常维修。翻开正史《地理志》或地方志中的《水利》部分，堤坝被毁或修复堤坝的记载不绝于书，说明维修堤坝也是重要的事情。
历史上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经过不断维修得以长期沿用。都江堰是最好的例子。此堰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历代王朝非常重视对它的维护。一方面设专职人员对它进行管理，如汉代蜀郡设有都水掾，三国时蜀汉设有守堰官，晋置“晏官令”，专理堰事。另一方面，建立岁修制度，每年枯水季节，用竹笼、杩槎分别切断内、外江水流，筑堰、淘淤，整修河道与堤防，并形成了“深淘滩，低作堰”和“水画符，铁桩见”的岁修标准。经过不断修复，都江堰一直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灌溉效益。
有些水利工程因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在修复过程中不得不有所扬弃。郑国渠分水大坝最初利用瓠口地形成大规模的蓄水库，灌溉效益良好。但由于“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的沉积，库区逐渐被填平了，灌溉效益有所下降。汉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另开白渠以扩大灌溉。到了宋元时期，由于泾河下切，水量减少，郑白渠堤坝已经不能分水。元人李好文说：“考古今渠利之废，盖因河身渐低，渠口渐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不继于郑渠，丰利不得不开于白公之后也。”因泾河变迁，人们不得不在郑白渠上游地势更高的地方重新筑堤，开渠引水。否则，整个灌溉工程就会失去它的作用。
二、输水渠道的开凿
中国古代的引水灌溉工程，绝大部分都是利用地形地貌，采用畦灌、沟灌、淹灌等地面灌溉技术进行自流灌溉的。自流灌溉在客观上要求对灌区进行精确的测量，开凿完善的输水渠道系统，将堤坝中的河水引入农田。如果渠道毁坏，还必须及时修理。所以输水渠道的开凿，与堤坝的修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1 渠道的布线
输水渠道是将灌溉用水输送到田间的水道。这种渠道短则数公里，长则数百公里。无论渠道长短，都是经过水平测量和定线测量，根据灌溉的实际需要设计布线的。测量的步骤一般是通过实地查勘，运用“表”、“准”、“度”测量水准高程、距离远近，然后绘制地图，确定渠道走向，树立标志，为施工定线放样。
我国的测量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在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布线方面均有反映。如郑国渠的渠道系统分布在渭北地区，其具体走向，《史记》的记载比较简单，只说“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水经注》的记载较为详细：“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瓠口……渠渎东经宜秋城北，又东经中山南……又东经舍车宫南……又东经截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经北原下……又东历原，经曲梁城北，又东经太上陵南原下，北屈经原……东经当道城南……又东经莲芍县故城北……又东经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新元史》卷54《河渠》三的记载与此有所不同：“古郑渠，东北行，合冶谷、清谷、浊谷诸水，迳富平、蒲城以注于洛白渠，东南行，循泾水，迳高陵、临潼以注于渭。郑渠湮已久，后世所谓白渠者，引水出中山口，亦非汉白渠之旧。元渠本宋之丰利渠，更移北二百余步，愈非旧白渠矣。”从上述记载来看，郑国渠西起泾水池阳瓠口（今陕西泾阳县），干渠东行，分为二道：其一东北行，绝冶峪水、清峪水，汇江纳浊峪水，再穿漆沮水（石川河），循沮水分支河道，经富平县南，东北注入洛水；另一条东南行，经高陵注入渭水。据笔者多次实地考察，郑国渠干道大体可划分为两段：从泾河到石川河为上段，主干道一条，沿北山南缘东进，绝冶、清、浊诸峪，抵石川河。从石川河至洛河为下段，主干道有南北两条，一条经富平县南东行，经蒲城县南注入洛水，一条经康桥东行，经党睦等地注入洛水。至于《新元史》所说入渭之渠，当为白渠之遗迹。如此说来，郑国渠的干线是沿着北山南麓，自西向东分布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这里的地形总体上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态势，但要修建一个完善的渠道系统，达到最大的灌溉效益，还是十分困难的。据笔者考察，郑国渠主干渠道的布线是按照一定的等高线分布的，这说明当年修渠时曾对渭北地区的地形进行过大规模的测量。这样布线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进行自流灌溉。秦汉以后，我国的测绘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到了西晋时间，裴秀提出制图六体理论，使测绘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隋唐以降，虽然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灌溉工程，但中小型灌溉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灌溉工程的渠道绝大部分都是经过精心测量的，因而往往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
当然，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历史时期一些重要水利工程的渠道系统和渠道规格也经常发生变化。如西汉时的白渠位于郑国渠灌区，其布线就与郑国渠有所不同。史载：白渠“东径宜春城南，又东南径池阳城北，枝渎出焉，东南历藕原下，又东径鄣县故城北，东南人渭，今无水。白渠又东，枝渠出焉，东南径高陵县故城北……又东径栎阳城北……白渠又东径秦孝公陵北，又东南径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又东南注于渭”。也就是说，白渠利用郑渠故道东流，在古宜秋城离开郑渠向南，到池阳城（今泾阳县）北分为二支：一支历藕原下，东经鄣县（临潼县交口镇北）北，东南流入渭水；另一支东经三原县及栎阳城（临潼东北古城村南）北，东南流，注金氏陂，然后再向东南注入渭水。由于渠线向南偏移，所以控制的灌溉面积比郑国渠大为缩小。这种变化是自然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对修渠技术并没有多少影响。
2 渠道的规格
输水渠道有大有小，呈现出几种不同的规格，形成完整的渠道系统。一般分为总渠、干渠、支渠、毛渠，有些地方则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和毛渠。总渠只有一条，与渠道引水口相接，是最重要的输水通道，一般布置在灌区的最高线上。干渠是总渠的分支，也具有输水的功能，往往按等高线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至于支渠和毛渠则是通往田间的灌溉渠道，起着引水溉田的作用。此外，在灌区中还筑有排水渠，用以排除田间多余的水分。
中国古代较大的灌溉工程都有相当完整的输水渠道。如都江堰的输水渠道分为内江和外江两个系统。内江过宝瓶口后，在仰天窝分为走马河和蒲阳总河，蒲阳总河又被太平鱼嘴分为蒲阳河和柏条河，从而形成走马河、蒲阳河、柏条河三大干渠。外江亦建鱼嘴逐级分水，形成江安河、杨柳河、沙沟河、黑石河、羊马河五大干渠。干渠以下又通过鱼嘴分成若干支渠。郑国渠的干渠把泾阳县西北的瓠口（即焦槿泽）作为蓄泄机构，先引泾水入焦穫泽，再从焦穫泽开渠引水东流，利用流域内的浊水、清水等水流扩充水源，最后抵达洛水。由于其干渠选址于灌区地势较高的北山山麓，居高临下，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使大片农田处于郑国渠灌溉流域之内。可以说充分地汇集泾洛之间所有水源与最大限度地灌溉渭北平原这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是郑国渠的真正创意。故有学者认为，“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顺当时以及此后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和世界都是仅见的，堪称传统时代全部历史之一绝”。
3 渠道的挖掘
灌溉渠系的开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在中国古代，较小的水渠一般由当地居民自发开凿，较大的渠系工程则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直接组织兴建。
历史时期由官方组织修建的水利工程数量很大，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组织修建的。郑国渠就是如此。史载“郑渠之制，用功最大。并仲山而东，凿断冈阜，首尾三百余里，连亘山足。”由于郑国渠的干渠在其下游分为两条，故其长度远远超过了300里。从郑国渠的部分干渠渠道遗迹来看，宽度一般都在30米以上，深度将近20米，若以300里计算，其工程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若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支渠，郑国渠的工程量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正因为如此，秦国动用数10万人力经过10余年时间才完成了郑国渠的建设。汉代在关中修建白渠，实质上同样是一种政府行为。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人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苗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样大的工程当然不是白公一人之力，但他代表政府，起了组织的作用。
挖掘渠道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涉及许多技术问题。如郑国渠在开渠的过程中就需要采用“绝河”技术。所谓“绝河”就是断绝沿途河流，将河水纳入郑国渠中。其具体做法是在河口修筑“人”字形长堤，引导河水流入渠中。这种技术增加了渠中水量，为扩大灌溉面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郑国渠渠道开凿在泾水和洛水之间，中途会遇到冶峪河、清峪河、浊浴河及石川河。怎样处理渠道与这些溪流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修渠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史载：“郑渠……绝冶谷水……又东绝清水……浊水注焉……与沮水（即石川河）合……沮循郑渠。”由此可见，郑国渠针对沿途诸河的情况，分别采用“横绝”、“注入”和“相合”等技术措施，是把诸溪河的水揽人郑国渠，补充了渠道的水源，增加了渠道的流量，设计相当巧妙。
4 渠道的疏浚
古代所修水渠多为土渠，如果水中泥沙沉积过多，或渠道遭受侧蚀，常有堵塞之虞，需要进行维修或清理。这种维修或清理可分为常规维修和特殊修复两种情况。常规维护是经常进行的小规模的维修。历代王朝对水利设施的常规维修都比较关注。如唐代的《水部式》规定：“所有损坏，随即修理，如破多人少，任申州县，差夫相助。”特殊修复是在渠道严重损毁的情况下进行的大规模修复。如明代就曾对灵渠进行过六次修复。史载明初，灵渠“堤岸圯坏”，洪武四年“始修治之，水可溉田万顷”。洪武二十九年（1396）再次对灵渠进行扩修，使其可溉田万顷，又可通漕运。永乐二年（1404）改筑灵渠分水塘，恢复明初的水利格局以利灌溉。以后永乐二十一年、成化二十一年、万历十五年又进行了第四、五、六次对灵渠的整修，使得这一水利工程能够在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三、渠道设施及其维护
中国古代的灌溉工程一般都是系统工程，除了修造堤坝、开凿渠道之外，还要营建设一些其他设施。如用于分水的鱼嘴，用于配水的斗门，用于渡水的隧洞、渡槽、倒虹吸管，用于观测水位的水则等等。这些设施也是灌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渠道通过这些建筑物能较好地进行水量的调节、分配和控制，穿过复杂的地形，确保渠道安全。
1 渠道的相关设施
渠道的相关设施当首推鱼嘴。鱼嘴本是渠首的分水设施，但在一些大型渠系中也常用它来在渠道中分水。都江堰的大小渠系即多仿效渠首的工程布局，采用鱼嘴分水。灵渠也建有鱼嘴，“其作渠之法，于湘流沙磕中垒石作铧觜，锐其前，逆分湘流为两，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瀜江，与俱南。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渠道中的鱼嘴在形式上与渠首分水鱼嘴相似，但其规模相对较小，处在总、干、支渠不同位置上的鱼嘴差别较大。
除鱼嘴外，渠道中最重要的设施是斗门。斗门或称闸门、水门，是用来控制水流的重要建筑，一般修建在渠口或分水口上。大小渠道之间分水，多用斗门控制水量。由于斗门对于灌溉十分重要，故历代治水者比较重视对斗门的营建。漳水十二渠上就建有斗门。《水经注·浊漳水》称漳水渠“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这些斗门至清代依然保存：“其闸石前后上下左右……闸设两门，各阔八尺五寸。自顶至底，高一丈五尺，长四丈七尺。河发水涨，流可至闸门，退则不及。”关中地区的樊惠渠上也建有斗门。蔡邕《京兆樊惠渠颂》载：“树柱累石，委薪积土，基肢功坚，体势强壮。折湍流，款旷陂，会之于新渠。”翻开史册，经常可以发现有关斗门的记载，可知使用斗门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普遍现象。斗门有木斗门、石斗门、木石斗门之分。《水经注》卷9《沁水》记载：三国之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北沁河出山处建有枋木为门的进水闸，故称“枋口”。曹魏时，野王（河南沁阳县）典农中郎将司马孚见木门朽败，于是从五里之外运来方石数万余枚，“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石斗门也较常见。郑白渠用的就是石斗门。宋代史料记载：“白渠灌泾阳、高陵、栎阳及耀州云阳、三原、富平，凡六县。斗门百七十余所，今尚存，然多废不治。郑渠所灌尤广袤，数倍于白渠。”这些资料表明，当年在郑白渠上建有数以百计的斗门，其中用石头制成的“洪门”工程量很大。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斗门有不同的等级和规格。在郑国渠灌区，就有设在引水口上的巨型斗门，设在干渠分水口上的大型斗门和设在支渠上的小斗门。“三限口”就是设置大型斗门的地方之一。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桑，这些斗门已经荡然无存了。
隧洞、渡槽、倒虹吸管也是重要的输水建筑，属于渠道与渠道、河流、洼地、山梁、道路相交时所修建的建筑物。此外，还有一种水柜，可把低处的水引到高处。“谓水柜者而尤奇。其引东岸之水。潴西岸之湖。以济下游。斯为人巧之极。渡黄见清黄交汇处。水自洪泽湖出。一用汶上分水之法。南势卑。故以闸坝层递束锁。逼使分注于黄。无异载水行高地。”此类工程技术含量甚高，建筑难度也相对较大。
2 渠系设施的维护
水是十分宝贵的资源，故历代王朝也较重视对水资源的分配。中国古代一般采用定期定量分水的办法，什么时间分水，分多少水都是有规定的。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灌区用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干旱季节争水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