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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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创造力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和演化系统，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根据创造力本身的特点，综合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来研究创造力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得出了多种与创造力有关的跨学科的应用理论[2]。创造力在心理学、教育学、艺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对创造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浪漫主义艺术家认为，艺术是“生命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艺术是美的缔造者，同时也创造了生活，而哲学家谢林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艺术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以来的最高成就。这些研究创造力的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学科的研究探索之中，与此同时，现代许多学科领域的最新理论和实验成果也都成为了创造力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人是创造力的主体，创造力的生理研究是研究创造力产生和应用的根本出发点，它主要关注的是与创造力有关的行为和倾向。霍佩(Hoppe)和凯尔(Kyle)对人类大脑左右半球的研究指出，人们对只是对他们所看到的事物进行描述,而不是表达他们对事物的反应；他们的想象力也相对贫乏。这方面的研究多反映在脑电图(EEG)上。马丁代尔(Martindale)和汉森福斯(Hasenfus)指出，EEG也随着创造力产生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他们在对位于右脑颞叶区的EEG的检测结果中发现，在一些杰出的创造者身上，豁朗阶段的a波要比验证阶段显得更加频繁，出现的次数也相对较多，这表明其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梅德尼克(Mednick)等研究者描述了联想过程是如何有助于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3]。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元认知的研究，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个体在元认知的自我监控下，从而达到个体自身的发展，在监控的状态下可以更好地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弗尔登豪森认为，除了知识基础、人格因素之外，元认知技能也是创造力产生的重要因素，创造性的过程是一种元认知的策略，是对一系列新信息的加工和对原有经验知识的运用。多数研究表明，创造力的产生不仅与先天的生理机能相关，而且与后天的培养和环境因素也有关。创造潜能可能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生顺序、家庭规模、兄弟姐妹的数量等密切相关，其中关于出生顺序的研究成果最多，在青少年时期反叛的孩子在长大以后并不一定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根据研究表明，大多数创造性的个体具有叛逆和反传统的精神。莱什纳(Lesner)和希尔曼(Hillman)提出，个体创造力的发展需要经历创造性的内化综合阶段、创造性的外化综合阶段、创造性的自我评估和提升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对创造力的形成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上一个阶段与接下来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每个环节紧密相扣，否则都可能对个体创造力的形成产生不良效应。教育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同，在传统教育中，个人和团体往往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知识的教授和学习中，忽视了对创造性技能的培养。杜德克(Dudek)等对1445名小学生的发散思维进行研究后指出，不同学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SES)的高低紧密相关。他们还发现学校内部的课堂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中间课堂”(IntermediateClassroom)对发散思维有影响。

二、有关“创造”概念的哲学考量

从广义上理解，创造力研究(CreativityResearch)应包括“创造心理学”和“创造工程学”；狭义的理解，则指的是侧重于理论研究的创造力心理学。发展之初，创造力的研究是心理学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科不可回避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就其本身而言，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学科领域可以给创造自身特殊性所涉及的问题给予一个科学而全面的回应，文章希望通过哲学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关于创造概念的出现，汉语“创造”一词出现在文献中，最早是在陈寿《三国志•魏志》，“诸葛诞创造凶乱”作“制造、引发（某种局面）”讲，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创（造）在公元前476年左右成书的《考工记》中就已出现。中国古代的创（造）一词体现在礼仪制定、基业开拓，物器制造、文章创造等方面，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创造”的考量不仅涉及政治决策、社会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制造工具和器具方面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始有了创造的思想。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认为“新类与新级由未有而为有，谓之创造，亦曰创辟，亦曰开辟。创造即前所未有之出现。宇宙历程之中常有新类发生、新级成立，帮宇宙为创造的历程”。创造其实就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死亡到新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事物，这就是创造的目的和结果，唯有不断地唯创必“新”，整个人类世界，甚至宇宙才能不断的进化和发展。傅世侠、罗玲玲提出的“元创造”现代创造学或“创造力研究”将“唯创必新”作为研究创造力的理论前提，但是其中的“新”已涉及到从何而来的问题，是谁创造了世界，世界的本原及其发展又是怎样，因而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读，仅仅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通过哲学形而上的思辨来进行探索，应当说创造的产生过程是人类身体机能（物质的）和主观能动性（精神的）发挥共同作用的结果，创造的产品也是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它既可以是人工的物质产品，也可以是精神产品。研究世界的本原及其形成过程、人和宇宙的关系、人的内在本性，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虽然有关自我意识的知识并没有明确显现在古希腊的哲学中，但是已发现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理性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知识，并且在知识中部分有了关于真理的逻各斯，以普罗泰格拉为首的哲学家首先提出了关于人的感性的低级的自我意识，而柏拉图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从理性的角度开启了人们对创造思考的萌芽。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实在是理念，人们可以通过对事物理念的不断思索，从而使心灵和灵魂上升到完满的、德性的、正义的实体，也就是达到古希腊哲学家一直所追求的“最高的善”，一种幸福和快乐的状态，他认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也只是对事物本身的摹写，并没有从中产生所谓“新”的东西，所谓的“新”其实早就存在于理念之中，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把这些知识或技艺通过思索的方式体现在现实生活之中。虽然这种哲学的逻辑进路其实并没有给研究创造性留下任何余地，但是它预示了人的主观能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这种自我意识不是来自“神创”，而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才是创造的主体，人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所达到的，心灵才是创造力本原的驱动力。14世纪，人们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创论”的黑暗以后，迎来了人类思想解放史上的重要变革之一：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对“人”内在本性的研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人性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人们开始崇尚人文主义，人本身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尊重，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对自身的价值也有了重新的认识。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了自身，人的能力不是上帝所赋予的，而是人生来就有的，人们懂得了用科学和技术来武装自己，尊重科学知识，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一些文艺复兴运动的倡导者，纷纷以作品的形式来表现对思想自由和解放的渴望，要求进一步打破“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思想束缚，他们的艺术作品大多“摹写”自然界中的事物，大胆的设想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事物，在大脑中形成“摹写-加工-创作”的一系列过程。但是他们认为的艺术作品还没有上升到独立创造的成果境界，始终认为是一种临摹的创作状态。虽然这些天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对自然事物的摹写，但是正是人性光辉的显现，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创造自然界中没有的事物，也许这些所谓“创造品”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人类自身创造力探索所做出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个人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现。凡此种种，可以说“创造”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存在，虽然还没有完全清晰地显现出来，但是它已经确实地存在在那里了。19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认识，他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从而将人放到了创造主体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物质交换的过程是人自身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质进行调整、控制和改造，为了满足对自身有用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质，人就利用自身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人类通过自身的自然力来作用于自然并且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人类本身的自然，这种人类本身的自然也会随之变化。这种人类本身拥有的自然是人类潜力的发挥，并且人类一直努力将这种自然力控制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马克思认为，人们只有认识到了自身具有创造能力，才能以劳动的形式将这种能力运用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去，人是创造的根本主体。19世纪后期，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对创造力进行了哲学的解读，基于他自己对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的浓厚兴趣以及知识功底，他提出了创造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创造是一个不断的、可持续的系统演化过程，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是一种创造，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因为变化，变化是因为成熟，而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创造保证了生命的不断延续，生命的每一次新陈代谢都是对创造最好的阐释，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变化才保证了自然界的生机盎然。创造的显现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是生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自然进化和人类进化的统一，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本能与人的非连续性的自我意识和智力的良性综合。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创造力的产生没有任何逻辑推导性可言，从经验上升到公理的逻辑推理中，这个过程既没有完全抛弃经验，也没有和经验相结合，更不是凭借纯粹的逻辑思考从经验中获取，科学概念和公理是人类思维从无到有、自由创造的结晶。对于创造力的理解，不同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创造”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成果为哲学研究创造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

三、技术创造力的哲学意蕴探析

首先，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推动认识不断地变化，发展创造力的发挥和应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对创造的哲学意蕴探讨，必须进一步引入实践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于一般的生命活动，实践是人的主动的、能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存在的具体形式。实践是“做事”，是行动，是实际地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它面向未来，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其中包括了选择和创造。直觉、想象、设计等观念中的东西也是在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得以具体化、现实化、实在化的。实践哲学超越了意识哲学，也不同于生命哲学，它为哲学安置创造性提供了适当的框架。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着手分析切入存在论问题，实际上就是把哲学本身确立为一种实践的哲学，虽然他本人并未使用“实践哲学”这个术语。用实践哲学取代意识哲学或知识论哲学，已经成为今天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都为此做出了贡献。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进一步地揭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实践是认识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列宁也曾经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技术创造力的发挥和应用是通过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创造出自然界中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对这些技术人工物和人工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来达到和满足人类本身的目的以及欲望。创造力是人类的特有的自我认知意识，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运用自身智力优势来利用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力不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物，但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它指导人们利用周围一切可利用的工具来改造自然界，物质工具成为了创造力得以实现的中介，甚至可以说创造力成为了实践的“主人”。从人类的漫长科技史中考察得知，人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离不开创造力的发挥和应用。太阳中心论的发现者伽利略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得到了有关太阳、地球、月亮轨道距离的观测数据，创造性地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打破了地球中心论，为后来的天文学发展，甚至可以说为人类登月的伟大创举奠定了基础。其次，创造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时代特性人作为人是一个可以认识、可以确定的实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利用和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是创造力的主体，在创造力的产生和应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创造力将不会技术哲学视野下的创造观探析存在。创造力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机能，创造是人类大脑对外部信息和感性材料进行选取、加工、整理，进行跳跃性地思考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黑格尔曾经指出，只要人不摧毁世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客观性，不认识到处在事物和规律固定形式“背后”的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疏远和不真实的。一旦他达到了自我意识，那么他就踏上了通向它本身的真理的征途。这里提到的自我意识可以理解为人所具有的创造力，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潜在的认知过程，并没有直接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创造力是一个需要人们长期不断地发掘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永远是创造力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创造力是人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最后，创造体现了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创造的本质就在于“新”。自然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人们通常将“创”和“新”联系在一起，对创新最早的解读开始于经济学领域，认为“创”的目的在于推陈出新，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哲学范畴下的“新”更多地表现事物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摆脱旧的关系的束缚，打破以往的规矩，产生新的事物或者发现新的客观规律。创造使人们不断发明和创造新的事物，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包括物质上新的技术人工物和人工自然的出现，也包括精神上和思想上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可以说这些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成就都是创造的结果。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时代最显著的标志物，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已经逐渐被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技术人工物所取代，这是创造过程的必然结果，人们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创造和发明，造就了人类引以为豪的现代化的今天。

四、创造力研究发展的未来与反思

第2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一、 作者

1.作者的确定:论文作者必须是直接参与论文选题、设计、研究、资料分析与解释的全部或部分主要工作，或撰写论文关键内容，能对论文内容负责并能进行答辩者。只参加过局部工作或某项实验，或为论文提供部分指导及协助者，不能列为作者，可在文末致谢。作者姓名不分单位、职务，一律按对本文贡献大小，依次排列在文题之下。第一作者是论文的主要责任者。

2.综合类文章的作者：综合类文章的作者系整理、执笔、综合者，除文献综述的作者写法与论文相同外，其余论文的作者姓名一般放在文末，并加括号，如（李××整理）。

3.论文指导者：论文指导者系指自始至终对本文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者，如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等，可列为第二作者或最后作者。

4.集体作者：集体作者只应在该项工作由某一单位主持，集体创作，且人员较多，难以区分主次的情况下使用，如×××协作组，但须在文末标明论文执笔者或资料整理者。

5.外籍作者：外籍人员可以是第一作者，也可以是第二或其次的作者。归国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与外籍同事共同进行的，或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根据科研项目所写成的论文，以及在国外收集资料和数据，归国以后独立撰写完成的论文，可按实际情况由归国人员作为第一作者，而外籍人员作为第二或其次的作者。外籍作者的责任和权力与国内作者相同，但投稿时应附外籍作者的授权书，即同意对论文负责。外籍作者作者单位：100710北京，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姓名的书写方法，应按照其本国的惯例。

6.作者排序的确定与数量：作者的排列顺序由论文的第一作者负责，并应征得所有作者的认可，力求准确、公正。一经发稿，一般不允许再作改动。但如作者姓名有误，则必须改正。对作者数量不作硬性规定，但一般不宜过多，以6位以内为合适。

7.作者姓名的书写：作者姓名的书写应准确，切忌字迹潦草，不可将姓名写错或用不正规的写法，如将姓“萧、傅、侯”任意写为“肖、付、候”等，应以本人正式档案为准。

二、 作者单位

第3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在“新音乐”的影响与冲击前，成长于文化哲学视界中的中国音乐艺术，温暖地存在于最适合其生存与滋长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而不断的生根、延续、复兴、发展与兴盛起来。当中国音乐艺术步入20世纪上半叶时，根植于民族的中国音乐艺术已然成为了主角，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表现形式，演绎着具有代表性的声乐表演形式：戏曲和器乐演奏形式———丝竹乐的繁荣，一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但在西方多元文化与音乐模式的影响与冲击下，中国音乐艺术这一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以其流变与融合的姿态从我们的视线中逐渐被搁浅，以传统音乐为主流的中国音乐艺术逐渐退出了主流音乐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音乐艺术就此消弭，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底蕴作为存在的支撑，有多民族、多地域不同音乐风格元素为载体，进而转型为“民间音乐”［2］。这一转型并不意味着落寞与遗忘，而是全新的蜕变与升华，更是中国音乐艺术走向多元化的开始，在文化哲学背景下实现了更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音乐艺术的另一种质地的改变。诚如上述所阐述的缘由，当西方音乐艺术以其迅速而强有力的影响力，充斥着中国音乐艺术市场的同时，两个全新的概念本土“民间音乐”与舶来品“新音乐”同时并存于音乐艺术中。存在于中国音乐艺术中的“新音乐”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音乐，之所以称之为“新音乐”，是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的音乐表现形式。当然，如同中国文化受世界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影响一样，借鉴西方音乐而不断创新与变革的中国音乐艺术也相当理智地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与中国音乐实践。这是一个被改造但又不断革新的过程，是一个被接受但又坚持自我的过程，是一个被认同但又绝对保持自身价值取向的过程，更是一个在纷繁复杂的音乐体系中自我价值被实现的过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砺、融合、碰撞与排异，“新音乐”终究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昂首为中国音乐艺术输入了新鲜的动力与血脉，让中国音乐艺术在传统音乐观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灵魂重塑了一个新的自我，找寻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艺术呈现形式。当时间定格到20世纪下半叶时，这种“新音乐”已经主宰了中国音乐艺术的主流。但人们一直在强调，尽管新音乐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但流变为“民间音乐”的传统音乐艺术定不会被搁置与陈列在音乐博物馆里，而是在民间，伴随着中国各民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娱乐而口传心授下来，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厚的哲学根基为依托，交织着多民族文化与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愁苦忧伤，以其特殊的方式深刻地感染着、默默地繁衍着、积极地演变着。或许音乐艺术正是在此消彼长的循环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当人们以自己的生活、生产、娱乐方式进行精神解锁时，必然会对音乐表达形式形成一种定势。随着这种生活或生产方式的减弱且消亡深感痛惜的时候，在此种音乐艺术没落的时候，伴随另一种生活或生产方式的音乐艺术又诞生了，这便是一种新的更替。在这往复的更替中，人们一定会深刻的认识到作为中国音乐艺术奇葩中的传统音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与背景中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不论是当初的传统音乐对西方音乐的排斥，但人们还看到了西方音乐对于中国音乐艺术的影响。由此，作为依然登上中国社会音乐艺术舞台主流音乐的“新音乐”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下的民间音乐，迄今仍是两种不同体制的音乐。必须看到，在21世纪的中国音乐艺术发展道路中，不论今后一段时间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如何，这两种体制仍会并存着，而且相互影响着。

二、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

当音乐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充斥着文化体制内涵时，一股呐喊从未平息。在现有文化体制下自然而然的并存着民间音乐和新音乐两种音乐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科技渗透以及文化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社会意识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呈现出向总体趋同方向发展的态势。

1．两股思潮的交融从主体上辨析，人们考源的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国音乐艺术，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音乐艺术是两股思潮的交融。这两个有着本质内在联系的音乐潮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着象征社会主流音乐的新音乐与象征着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的传统（民间）音乐的汇集。两者的交融形成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总体趋向，即中国音乐艺术一方面将由引进的新音乐和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音乐元素共同建构，而新音乐并非完全被同化，在与世界多元的主流音乐趋同性发展的总体趋势中，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继续保持着个性鲜明的民族化特色。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新音乐又与中国民族音乐联系紧密，这是因为无论哪一种音乐方式，都会伴随着中国各地域民俗活动的开展、精神价值追求以及大众化音乐艺术审美心理需求的普适性而在更大的范畴内有着较深层次的发展，这种根植不是突兀的嫁接，而是在原有的中国音乐艺术民族性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音乐理论与音乐风格题材和创作手法，创造出与中国大众音乐艺术欣赏水平相匹配的音乐艺术作品。由此，有相当一部分音乐家、音乐教育者、音乐爱好者转移了创作层面，甚至改变了原有的创作风格，踏入到中国音乐艺术民族化的音乐传播之路。

2．文化构架下中国音乐艺术民族性的凸显每一种艺术都会在其萌芽、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中呈现出适应期与转型期，在转变的过程中，甚或找到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形成质的突破与发展，冲出束缚与桎梏，摆脱长期以来禁锢在思想上的枷锁。因此，作为中国音乐艺术当中的另一条支脉，在充分强调个性鲜明与膨胀的社会需求中，有了新的诠释。民族性的凸显加之突破自我的创新，使之迅速形成反弹趋势。“新民乐”等一系列具有民族风的现代演奏方式，真正在中国音乐艺术界刮起了一阵新风。从大众需求角度来看，当国学再一次走入人们视野的时候，随即所产生的文化背后的关于中国民族化音乐艺术的热捧自然顺水推舟地成为民众所青睐的对象。大众已然具有了选择的权利，而且这种看似平静的选择却蕴涵着对一种全新音乐存在方式的认可与希冀。大众文化层面的提升，对于审美认知以及反映在音乐艺术追求等方面更为理智，而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动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民族乐器、民族声乐，甚至民族舞蹈都已经纳入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大众已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者或是表层肤浅认知的受众。在大的文化背景支撑下这一观念已经被搁浅，个人需求、爱好、审美情趣以及音乐价值追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音乐艺术发展的推动力。在整个进程与流变中，中国音乐艺术俨然扮演了一个相当具有民族化的角色，持续的升温让这种具有民族化的中国音乐艺术走势强劲，这与中国艺术教育发展与普及息息相关。

3．文化哲学涵盖下的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与唤醒在探究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时，把中国音乐艺术置于世界音乐发展的总体局势中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旨在能够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学底蕴为依托，进一步寻求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新的唤醒。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于革命的过程是否具有推动力和可持续性。正因如此，在研究过程中，才不会完全摒弃或是保守固封，尽管理论知识贫瘠，但在精神世界中，渴望着能够挖掘并达及音乐世界的乌托邦，这一理念与理想，必然会在研究中得以实现。在21世纪，从世界主流音乐的发展态势审视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脉络，人们可以更为理智地去进行远景的勾勒，不论是哪一种音乐形式或是音乐载体，都将被放置于文化哲学的视界中进行诠释。这种被文化哲学侵染的中国音乐艺术也定会呈现出更为稳定的发展状态，甚至在构建全新的中国音乐艺术体系时，新音乐元素、多元化的融合、先进的音乐创作手法、创新的音乐理念以及根植在民族传统音乐灵魂下的新视野，都将是不可或缺的。音乐艺术内涵的拓展与深厚，审美价值观的不断升华，音乐创作中的循序渐进，音乐理论的融合与革新，新观念的提出与完善，追求以音色对比变化为个性特征的作曲思维，拼贴、组合、次序、混搭等全新演绎形式都为中国音乐艺术提供了成长与成熟的土壤，一条中西合璧、洋为中用的新途径正在日渐明朗。呼吸着具有西方色彩的音乐元素，糅合着含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风格，两者的交替、合并、革新与突破，无不深刻地唤醒着演绎单一旋律的中国音乐艺术新境界。以文化哲学为核心的中国音乐艺术这条主线，一杆天秤，左右逢源，一头连起世界流行音乐的新思维，一头搭建具有传统音乐色彩的民族风，都是主流，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国音乐艺术的无限魅力与存在价值。今天，人们所厘定与定格的中国音乐艺术，不仅仅回头看其经历的种种，而是去构想一个完美的未来，一个属于中国音乐艺术特有的表现方式与途径，奠定的也必然是最为坚实的音乐艺术发展之路。融合也好，借鉴也罢，但都不能够丢弃属于中国音乐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文化哲学，这是中国音乐艺术能够深具内涵的保障，更是中国音乐艺术演变中亘古不变的理性支撑。

三、结语

第4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手术前的自动控制镇痛泵的控制是以消耗手术后的整体控制，防止出现一系列的镇痛问题，合理的控制整体的循环系统，实现有效化的自动控制镇痛护理管理，加深综合性的呼吸监控、循环控制护理，实现合理的综合性呼吸频率和幅度控制，逐步加深综合性的呼吸抑制控制，防止出现低氧血症，定时加强血氧的饱和度，按照医生的需求进行合理的血压控制，监控其脉搏、体温、呼吸等问题，指导PCA的系统控制结束。由于会造成紧张的问题，会影响患者的整体睡眠问题，按照患者的整体镇痛问题防止出现疼痛问题，从而有效加深综合性的镇痛效果。观察患者的综合性的镇痛泵导管的整体畅通问题，防止出现一定的皮肤红肿问题，逐步改善患者的整体导管的控制，防止出现扭曲，影响药物的整体输入，防止出现镇痛效果。由于麻醉或镇痛药物的控制造成的一系列的不良反应，造成呼吸中枢的抑制问题，影响患者的整体呼吸衰竭问题，PCA的阵痛造成呼吸的抑制比率逐渐降低，造成整体危害逐渐增加，呼吸运动、口唇颜色和整体临床表现进行合理的控制，手术后需要合理的进行吸氧控制，加强综合性的临床护理状况控制，改善患者的呼吸频率，观察患者的整体神智状态，改善患者的整体表情变化情况。患者一旦出现嗜睡、表情淡漠或呼吸减慢等问题，需要合理的控制整体患者的•综合性临床性状况，加强氧量的给予，停止综合性的镇痛泵，及时汇报患者，完成相关的处理过程控制，采用镇痛药物完善综合性的呼吸观察控制，防止出现综合性的观察管理。

2.临床外科的其他的相关护理过程

在手术中，需要合理的控制血量，逐步改善综合性的血容量控制，防止出现低血压问题。术后的护理需要合理的观察血压变化问题，改善整体的记录过程，防止出现血压的降低，快速地输液控制速度，实现有效化的血压下降，造成低血压的20%降低，采用合理的镇痛药控制，逐步完成充分的血容量控制。恶心呕吐问题的临床医学护理过程控制，是采用术后的镇痛药物控制，减少患者的整体胃肠道反映问题控制，以防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患者在主观上会出现一系列的相关心理影响，会出现烦躁、恐惧等问题的心理控制，距离的呕吐会增加腹部压力，防止引起上口的初学问题，造成疼痛控制，影响患者的整体食欲。患者一旦出现强烈的呕吐现象，应该及时告诉汇报医生，完善整体的协助护理，加强患者的综合性呼吸状态控制。尿潴留需要合理的对镇痛药进行中枢的神经系统控制，防止出现一系列的反射作用控制，改善患者的综合性腹肌收缩管理，改善患者的综合性生理干扰控制，加深综合性的个体差异管理，防止出现一系列的心理因素的影响，防止出现PCA患者的整体尿滞留问题。在术前需要合理的在控制患者的整体大小便，防止出现一些列的膀胱按摩方法控制管理，采用合理的留置导尿控制。拔管钱需要合理的综合性•功能锻炼，需要合理的综合性尿道管理后进行排尿，做好护理过程控制，改善综合性的负担问题，实现合理的综合性术后排尿时间控制管理，改善患者的综合性尿管滞留时间，实现有效化的综合体优化控制。的排气时间控制采用合理的综合性胃蠕动抑制控制过程，改善PCA镇痛的整体效果，实现合理的病人术后活动管理，加深综合性的护理过程情况分析，实现有效化的术后1过度，加强患者的整体创下活动能力，改善患者的整体地位变化，保护胃肠患者的综合性恢复能力控制，防止出现一些列的腹部控制问题。改善患者的皮肤状况，防止出现瘙痒问题，逐步采用的组织释放完善综合性的护理过程控制，实现合理的皮肤清洁护理。采用抗组胺药物进行合理的控制，逐步缓解患者的整体皮肤状况，病情严重的问题需要合理的降低或停止PCA。对于PCEA的综合性护理主要是对于防止托管问题的护理过程控制，采用合理的镇痛控制，改善患者的综合性护理过程控制，护理人员需要和医生进行合理的沟通，保证三通的效果，实现合理的综合性治疗过程控制，实现合理的药业渗透静脉炎控制。

3.结语

第5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1汉魏六朝宗教花初起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之外,同时也产生了中国传统插花的雏形——佛教插花。佛门称花为“华”,花、华不二,献于佛菩萨前的称为“献花”,“借花献佛”一词就源于此,散布坛场四周的称“散华”。佛教的十供养像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其中又以香和花最为普遍。在坛场的供桌上,花更是重要的供品之一。佛经里有许多与花相关的典故和用语,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花开见佛、舌灿莲花、花果自成、花开莲现、九品莲花、百鸟衔花、梦幻空华、镜花水月、莲华藏世界等,都使花的精神更加提升。

另外,在东汉最初的佛教造像艺术中,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的东汉佛教造像已出现了用莲花供佛的图像,在佛像之旁,一名高鼻深目的胡人右手执一枝三瓣莲花,用以供佛。东汉的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中写道,“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的同时,佛教插花也传入了中国。佛教徒多在佛像前供花,或是在佛像出巡、佛经的讲授会堂上供花,主要有3种形式的供花:散花、皿花、瓶花。散花,就是用银线穿各色珠子以及莲花瓣、花形剪纸等,于佛像出巡或佛经讲堂时散下,以助其盛。东晋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记载佛像出巡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后秦的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亦有“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以诸华(花)香而散其处”。故而在佛画中多见飞天散花的形象,多源于此。皿花,是一种盆碗状的器皿内放置花朵、花瓣,供于佛像前。瓶花,是以宝瓶插上莲花,供养佛像,多喜用玻璃制宝瓶,象征光明、清净。在北魏时代的龙门石窟浮雕中,有一幅宾阳中洞的石浮雕画——《帝后礼佛图》,极为著名。此图表现北魏皇室成员拜佛之情景。其中一名贵族妇女,手执花束,以一枝盛开的莲花为主,两边各衬一枝比主花低的莲雷、莲蓬,比例恰当,十分美观,表现了当时插花供佛的情形。

南北朝时,以贮水容器插贮切花已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王子懋为其母求平安,献花供佛,众僧将所献的莲花插于铜罂之中,以水浸其根,使花不萎衰。《南齐书》记载:“沙门于殿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悬钵花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为铜花,插御床四角”。以铜为花,无萎谢之忧,插于床边,象征对佛教之信奉。汉魏六朝时期,道教插花艺术也已有雏形。在早期的道教仪式中,就有以花果祭神的习俗,并用大量的实有或幻想的花果代表着长生、成仙等愿望,这些成为道教插花的基础。早期的道教盛行神仙说,在汉代的画像石艺术中,多有西王母等神仙的画像石。西王母身边常有仙人随侍,手执嘉禾、灵芝,西王母本人手执嘉禾,如山东仓山县城前村画像。在当时,道教把西王母敬为善良的女神,故而以嘉禾、灵芝相伴。又如《拾遗记》,记有青莲、素荷、冰荷等仙境之花。在佛教和道教的双重影响下,汉魏六朝时期的插花的类型主要以宗教插花为主,其特点是追求清静恬淡,庄严肃穆。花材也多以与宗教有关的莲、灵芝、果实类等为主。

2隋唐的院体花在宫中流行

隋唐时期,国力昌盛,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园艺技术的进步,为赏花、插花的广泛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思想界实行三教并尊,宗教哲学进入全盛时期。当时,佛教中的禅宗盛行,禅宗六祖慧能,主张以顿悟之法领悟佛家真理。他喜爱梅花,所过之处常插梅花作为标志。隐含着佛理之喻,对后世禅家起到肇始之功。唐代卢愣迦绘的《六尊者图》中有缸插牡丹,为禅家花较早的图画记载。在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壁画中,绘着人们去拜佛时多执花枝或皿花供佛。在许多窟中绘有的手执托盘的飞天,凌空飞起,正是佛家皿花的写照。在《西游记》中描绘的观世音菩萨就有手托宝瓶中插柳枝的造型。另外,在佛家的讲经法会上,也设有瓶花为装饰。一幅绘有唐代高僧玄奘讲经的《玄奘讲学图》上,绘有两瓶莲花,花叶相称,成对装饰于讲经堂前,瓶中花型对成,组织严谨,以正中一高枝为主,两边各配对成的花枝。道教以崇尚长生、成仙,多吟诵使人长寿的松、枸杞等植物,以表心意。至于《八十七神仙卷》中诸位神仙手持的盘花、瓶花更是丰富的插花艺术资料。哲学上的兼容,促使了思想的一致,同时,隋唐时期,国家大一同,社会、政局较为稳定,呈现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也影响着艺术领域,雍容华贵的气质、大气自由的精神贯穿于唐代的插花中。再加上盛唐时期,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唐代插花艺术提供了发展的涨力。在这种背景下,唐代的插花艺术更加注重形式美。盛唐主导“势壮为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在花材的选取上,讲究雍容华贵的气质,主要以花形硕大的牡丹、芍药为主,此外,还经常选用一些富含吉祥的花材,如用梅、竹、松、柏、山茶、水仙、瑞香、月季、天竺、剑兰等十种花材,寓意“十全十美”。在插花的花型上也是以富贵壮丽的风格为主,故此时期的主要类型为宫体花,亦称院体花。宫体花,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宫廷中,花材以牡丹、芍药为主,体现富丽之感。此花形体硕壮,色彩艳丽,花枝繁盛,结构严谨,装饰味浓,充满宫廷煊赫堂皇的气势,庄严大方。此种花型要求衬托平衡,避免过疏过密,花枝长度约为花器高度加半径之和。

3宋元理念花、心象花并蒂争辉

宋元时期,中国插花进入了普及时期。宋时,国力已不如唐时强盛,但毕竟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经济文化更加进步。花卉如牡丹、菊等品种进一步丰富,而其观赏更具多样性。插花艺术因而得以继续发展。元代继承宋代插花之余绪,也显得绚丽多彩。宋代提倡理性,三教合一发展到了宋代被统称为理学。理学是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命名的,其中以朱程理学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认为应存天理,灭人欲,极为重视道德思想;更进一步提倡阴阳互变,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要求人们静观万物,从中体会到时光变迁,宇宙奥秘。理学又是北宋以后政治经济发展的表现,宋代的社会动荡不定,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意。正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更为敏感。因而,宋代花卉艺术更深入地倾注入作者的思想,表达着作者的高尚品德。宋代插花比之唐代插花更显得意味深长。理性内涵加清丽外形,具有清纯美丽的形态。宋代的社会比不上唐代的博大气概,文人不再狂放,而是内敛;不再激情汹涌,而是冷静地思考。宋朝的时代精神就是清雅、隽秀之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所以,在插花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这与唐代喜用牡丹的富丽不同。司马光《独乐园记》记述了他迁居洛阳后,难与时人相同而独居独乐园读书游赏的情趣。文中还记载了许多花卉,在其中独自逍遥“迁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在花材的选取上喜用松、竹、梅、柏、兰、桂、山茶、水仙等寓意深刻的花材,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等。表现在插花花型上,就是理性内涵加上清丽的外形,自有纯美的意境,因而,宋代的插花花型以理念花为主。理念花以瓶花为多,以理为表,以意为理,或解说教义,或阐述教理,或影射人格,或嘲讽时政。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结构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注重枝叶的线条美。

元朝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中后期,极为注重吸收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继承了宋代的理学思想。与此同时,在艺术领域也继承了宋代的绪统,尤其是花卉文化继承宋代之风流,同时又具有时代特色。元朝实行的种族歧视制度,使汉族文人受到元统治者的歧视,落魄不得意,多追求闲适自在,不屑为官。所以,元代的艺术中有这种闲散、淡雅的味道。另外,还受到文人画和花鸟画的影响,插花多为借花消愁或表达个人心中的追求,花材多以梅、竹、菊、兰等名花表现文人清雅、闲韵、伤逝等情感,从而出现了“心象花”。心象花,为文人借花消愁以舒心中积郁所做,作品偏于狂怪孤傲,或荒寒冷僻,表现出浪漫、无拘无束、轻巧秀丽和潇洒,表达个人内在之冥想。花型不定,多种多样,花器也古里精怪,瓶花吊花不一,纯属作者心里的表达,他人不易领会其中之含义。这种花型与院体花恰恰相反,常人多不采用。

4明清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和象形花竞相峥嵘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萌芽的壮大,花卉商业生产盛行,插花也向市民普及。在思想领域,明代的王守仁继承发扬了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思想,完成了心学体系。明中期以后,心学几乎取代朱程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颇大。心学认为,“心外无物,无外无理”,“身之主率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认为“心”与“物”二合一,不可分离。虽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学说,但也表现出当时的文士更注重于自我性灵的发展。将自我与宇宙万物结合起来,寄托着心性于山水花卉等事物之间,驾御着宇宙事物自由地观照、思考自然与人生。诗人、花艺家袁宏道便以此为依据,提倡在文章中抒发真形,不加矫饰。他的《瓶史》写及插花,构图、造型上也崇尚天然美、纯真美,远离名利等污浊之物。这些思潮,都继承了老庄的哲学,又有时代之特征。明清时期的陈腐礼教,森严的等级关系,腐败的朝政,都促使这种思潮出现,产生了抵御黑暗的力量。而严重的思想扼制,没有言论自由的大环境,又是不堪忍受的,这更促使人们转向自然,更加爱花,以花为伴侣,抒发真情,隐逸于其间。如明代的高启《寻胡隐者》诗:“渡水复渡水,看花复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有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著名的《病梅馆》一文借用当时的人不爱自然之梅,偏爱病态的梅花,映射封建阶级严酷的思想遏制。所以,在花材的选取方面,注重木本花材的折取,例如,松、柏、杉、柳、枫等情趣木本,还有一些寓意深刻的花材,如,“岁寒三友”、“四君子”等,主要目的是借花草抒情,影射人格,以寄心意。插花名家高濂、张谦德、袁宏道、陈氵昊子等无不如此。在这种背景下,明清时期出现了4种插花的花型,主要是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以及象形花,贯穿于明清时期的插花艺术发展中,而这4种花型又不是相续发展,而是交错于其中的。新理念花盛行于明初,此类花型为院体花和理念花结合之产物。结构以中立型为骨干,花材有10余种,以瓶花为主,花器比例为二比一,有高大壮丽之特色。文人花,主要指文人人格花。文人插花不重排场,不为祈福,主要讲求情趣。所用的花器较为朴实,花材则以色彩素雅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为主,借花明志抒情。并注重陈设环境的衬托,使作品清雅脱俗。写景花,模仿盆景表现手法,描写赞美自然景观,诸如深山幽谷、小溪池畔、庭院一角等,达到具备风情雨露,精妙入神的境界,以盘花为多。在色彩选择上,多采用绿色、棕色系统之色彩,如深绿、浅绿、棕色、黄色、白色等。写景花仿照盆景之手法,但取材与盆景不同,花器用水盘、平盘、平板等,花材则可采用松、柏、杉、柳、枫,或梅、竹、桃、梨、樱等树枝,以及枯干、树根、苔木、苔藤、苔石等,再配以山野花草点缀,必能表达出山野景况,通过插花艺术这一巧妙的手法,“取得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效果”,可以解说教意,影射人格,借境抒怀,或狂热潇洒,或孤僻冷漠。象形花,源于花材与古董的自然结合,以干材或疏果的外形和色泽为造型基础,进行设计布置,根据时令、场所、个人爱好、时代特征进行创作,往往籍著作者的想象,利用点、线、面、块的组合,予以技巧的运用。象形花名目繁多,应用极广,有的以花头编扎而成,有的以常绿花、叶绑扎制作,有的利用瓜果、食物雕塑成形。形状有鸟、兽、鱼、虫、人物、亭台等。花材多用、月季、桂花、黄杨、雀梅、山茶、石榴、葛藤等。

第6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主义 设计 关系

一、艺术与设计的关系

（一）艺术家和设计师分合

在现代主义阶段，有一社会分工的存在，艺术家和设计师分属不同的职业，二者是有区分的。但，由于学科的交叉性现象和职业的自由选择性，艺术家从事设计，设计师从事艺术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上艺术家对设计的贡献，设计师对艺术的鉴赏，因而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艺术家和设计师有所交叉，有所影响，这是二者合的体现。所以，二者有分有合，是一个复杂的共同影响的状况。

（二）形式化因素上的一致

艺术发展到现代，风格开始从古典写实过渡到现代抽象，重视于对食物外形具象描绘的手法让位于对作者的内心和外界世界感受的具象非具象手法。就现代设计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机器批量生产要求的标准化、统一化，客观上需要其产品形式和结构的尽量简洁而精炼，所以出现了设计简洁的艺术化外形和精炼的产品结构。其实，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于时代所带来的现代设计功能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可以说，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设计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需求形式趋向于简洁化。而相应时代潮流变化的艺术也出现了抽象化、几何形式化的趋势，这种抽象几何化的艺术形式刚好与设计简洁化的要求合拍，走向了共同的形式结合，促进了现代设计的发展。

（三）互为影响与会合

艺术性的审美观念向设计性的审美观念转变。现代主义时期，艺术的审美观与传统相比发生很大变化，从传统的“模仿”向抽象与移情为特征的“表现”发展。绘画性的语言被要求具备逻辑语言所具有的共样性质，即一致性和完备性。模仿的内在含义是忠实于自然事物，表现则意味着自然事物之独立性的丧失，意味着主体通过形式构成而将内在之不可呈现出来的东西显示出来。绘画性的再现性向分析性转化，这一点又巧妙地为设计所用。这种观念支配着艺术家们设计创作，使其在设计中注重设计形式感，并赋予这种现代形式以新的理念。现代主义之前，不管是设计还是艺术，均重视装饰性；现代主义时期，工业化机械大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人们开始觉得机械是一种工业时代美的标志，设计和艺术分别出现了“功能决定形式”和歌颂机器文明的未来主义、先锋派等流派，虽然出现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在标志着装饰性语言向功能性语言过渡这点上是一致的。而后来，现代设计和艺术也达成了形式上、结构上的统一。

二、艺术与哲学

（一）哲学是艺术的思想根源

西方现代哲学在本体论上，大多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在认识论上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在人生哲学上大多具有悲观主义色彩。西方现代哲学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就不会有所谓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代艺术的思想根源是各种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与后现代为西方现代艺术从美学思想到创作方法上提供了理论根据，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在形式上大多标新立异，追求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其中一些艺术技巧和手法具有借鉴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艺术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艺术的表现空间，增加了艺术的表现手段。但是，现代艺术常常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否定和排斥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把一些艺术主张推向极端，使得作品怪诞离奇、隐晦费解、抽象混乱，有时达到了极端荒谬的程度。从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看，现代派艺术又用艺术的方式宣传了西方现代哲学各流派的思想。有一定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就会有相应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

（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

艺术同时是哲学家审视世界、思考社会、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哲学家的作品同样需要艺术，否则再精妙的理论也会显得枯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思想基础，除了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之外，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海德格尔生存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都对其产生和发展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艺术与文学

就文学的现代主义而言，它表现为文学从既成的准则、传统、常规中的解脱，它是观察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的新方式，是表现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尝试（有些是卓有成就的）”。这个解释突出地表明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和刻意地求新。

（一）从属关系

文学是一门艺术，但艺术绝不仅仅是文学。如果说艺术是一条宽广长流的大河，那么文学就是其中的一条分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扮演着艺术生活的主角，艺术的产生往往就需要坚实的文学做基础。但艺术不仅仅是文学，它却包含广泛，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与事物都是艺术。艺术本身就包含褒义，它可以说是人们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向往，是用行为和行动去美化一种事物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 和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 保尔・苏利约.理性的美[M].1904

第7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第8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国科学史学会；科学史奖；科学史

1924年1月12日美国科学史学会于美国波士顿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规模最大、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发展极为迅速的科学史组织，每年所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美国科学史上都极具影响力。对于年度美国科学史大会的获奖者及其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无疑对于当下科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内森·莱茵戈尔德奖

1995年由纽约的艾达和舒曼夫妇创立，后来更名为内森·莱茵戈尔德奖。内森·莱茵戈尔德奖主要是奖励本年度撰写世界优秀科学史论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内森·莱茵戈尔德奖获奖者是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论文的题目是：和机会作战——基于概率科学谈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局的预报争议。其论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绍了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服务局在19世纪80年代之争的细节。在地势优越的马萨诸赛州，布鲁希尔气象台首席气象学家克莱顿莱姆一览无遗地观测到在25英里半径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当地的天气模式进行观测。文中列述了当下二次文献与史学的相关问题，结果是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观众。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学术争议”确定孰是孰非，而是让“战斗的机会”的读者学会自己定义什么算是成功预测天气，使得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数字与图片这些复杂的关系变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东西。

二、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

海泽奖是1998年美国科学史学会设立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主要奖励对科学史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及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史密斯森学会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组长，同时她还兼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研究课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许多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她的作品富有启示且具有教育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在展览广泛的议题，并使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来源。与其说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海森特别注重学生的哲学思维培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显然，从大量研究人员和广泛的话题范围内，她是一名优秀的和受人爱戴的学者，她在她的岗位上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培养了许多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赖斯/韦伯特奖

普赖斯/韦伯特奖主要奖励在ISIS上发表的优秀论文作品。本年度获奖者是西班牙独立大学的巴尔韦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发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1638—1694）骨史与整个身体的视觉阐析》。她借鉴了解剖学历史和技术及视觉表现的修辞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纪早期现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增加科学分析的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描述性解释更具哲学味，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增加修辞性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语境说明更具历史性，精辟地诠释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及其前人的研究，从而展示了一个在学术与宗教大背景下人类本质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多变的世界。

四、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

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主要奖励授予四年内或发表研究“女性在科学中的贡献”方面的优秀著作及论文。一位华人学者获得了今年的有关女性的历史著作奖，她叫吴懿礼，来自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她的获奖著作是《女士的分娩产及晚期中华医药》。作者的观点是，从宋代开始，从妇女怀孕、分娩、产后这段时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的时期，这种观点受到人们对宇宙周期的质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体差异很小，助产和干预是危险和无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体和宇宙学框架的男医生其权威性要远远超过妇科医药。女人的再生产：晚期的医药、隐喻和分娩一文转变了政治、宗教、文化的传统。她为学者挖掘与理解远古时代性别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沃森·戴维斯和海伦·迈尔斯·戴维斯奖

戴维斯奖于1985年设立，旨在奖励授予科普类作品，同时也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专著奖。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获得了2011年度最佳读者奖，她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书是2011年美国最为畅销之作之一，书中写出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联合起来迷惑大众、混淆科学的历史。

六、菲泽奖菲泽奖史创于1958年，是由菲泽公司赞助旨在奖励授予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史专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泽奖被剑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他获奖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历史：古伊拉克的数学。作者利用逻辑分析方法使人们从另一层面认识到中世纪古伊拉克数学哲学与数学史之间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个楔形文字文本，通过罗宾逊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数学显示成为一门精通技术的艺术之作。其中作者解释和界定了考古证据，解读了琐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数学的相关公式。作者通过古代伊拉克官员、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历史所留下的符号与数字获得信息。罗宾逊娴熟地使用这些公式清晰地阐释了相关问题。

七、萨顿奖

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份量的大奖是萨顿奖，这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乃至世界科学史界的最高奖，萨顿奖相当于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奖项创立于1955年，是由ISIS杂志创始人萨顿创立，旨在奖励世界学术团体选出的优秀科学史学家。本年度这一象征科学史界最高成就的荣誉的萨顿奖得主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此奖以奖励他一生在科学史领域获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拥有三个不同的学位，分别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生物学硕士、路易斯大学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学科学史申请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为莫菲斯科学史主任教授，同时，负责分管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科学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执教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他无数的奖项。

八、启示与借鉴

通过本届科学史颁奖典礼可以看到一个共性问题，许多学者在关于科学史的研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事实搜集与整理，而更多地倾向于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知与把握。两者的渗透与交流则造就出一个沿着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乏力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它的哲学思考，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会为世界学者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不仅是传播中西方科学史的良好媒介，同时也为全球科学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魏讫东.爱西斯与科学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News of the Profession [J].ISIS， 2011（03）.

[3]2011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Prize Citations [J].ISIS， 2012（03）.

第9篇：数学哲学论文范文

建所五十余年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编辑、撰写和出版学术专著及相关文集3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7000余篇，曾获得近20余项国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多项部委科技成果奖以及中国图书奖。研究所在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有数十年的历史，在国际科技史界享有巨大声誉。近年来，研究所积极组织力量和资源，推动在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外科学技术交流与比较以及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科学技术史（理科一级学科）和科学技术哲学（哲学二级学科）设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所内外共有近20余位博士生导师参与招生，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十名左右。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现设有科学史、技术史两个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下还设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西方科技史、医学史、生命科学史、科技战略和科技考古等研究方向。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设有科学哲学、科学文化现象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体制化研究等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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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3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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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导师可能重复出现，但这只表示可能的招生范围，其年度招生人数仍受备注限制。

2、综合试卷涉及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中的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