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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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新历史主义从肇始之日起，就致力于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视角，使读者有机会去了解作者的政治意图。所以，新历史主义一度被认为是专门为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解读服务。此前，一些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们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跨越历史范畴，否则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们会对于文学批评领域造成新的威胁。”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主要是对于他们而言，文学批评领域和其他领域是截然分开的。但是凯瑟琳格兰杰认为，一种好的文学批评方法应该始终对各个领域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必须打破传统批评方法的局限，将政治、权利和一些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因素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

二、后结构主义、福柯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先前历史主义对历史语境的重视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继;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又被新历史主义借用来突破既有的历史叙述。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历史总是被叙述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单数“历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是以复数形式(histories)出现的。不可能对历史进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观”分析，对过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我们依据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构建的”。一切历史文本都应当得到重视，其中包括“非文学”的历史文献:一切文本或者文献都体现出文本的特性，它们相互都是互文关系，对文学研究都有帮助。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同时也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福柯的哲学思想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归根结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话语实践或认知的产物，其无法预知的断裂(rup-tures)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由话语产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编织成一张关系网，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统网入众多互不相关的局部冲突之中，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惩戒机制中的惩罚者和被惩罚者。所谓“真理”其实是权利关系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此外，福柯认为对于历史的学习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忘却历史，历史所谓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实际存在的历史往往只不过是互不相关的话语碎片。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观成为了新历史主义重要批评共识之一。在关注福柯对于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福柯对权力运行模式、自我监管和对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为新历史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历史主义绝对不是福柯理论的延伸，也绝不是对于福柯理论的精细化演示。

三、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2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很多学生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很可能因为儿童的种种错误而“大发脾气”，认为儿童的行为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是在为自己找麻烦，所以对儿童进行批评教育时会产生负面情绪，将自己心里的“委屈”一并发泄给儿童。儿童对于教师批评反馈行为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儿童会对教师的批评感到恐惧，尤其是教师的批评行为中带有负面情感特征的时候。教师的负面情绪会在批评教育的过程中传达给儿童，让儿童觉得教师是在讨厌自己，儿童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还会在接下来与老师的学习与交流中埋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对教师接下来的管理有影响。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先收起自己的负面情绪，再对儿童进行批评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对学前儿童耐心教育管理是自己的职责。教师需要为儿童提供安全、舒适的心理环境，在此基础上学习、成长，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在对儿童进行管理教育时注意说话态度，即使自己很生气，也应该在批评中掌握说话表达方式和艺术性，在儿童心里真正塑造启蒙教师的形象。

二、让学生了解适度批评的重要性

在课程教学中，应该让学生充分明白学前教育中，儿童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应该认真了解儿童行为的原因，有许多行为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特有的，教师不应对儿童进行深度批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样的行为再次发生。应该循循善诱，用平和的语言告诉儿童，这样行为的错误性和这样的行为长期下来会造成的结果，在对儿童进行讲解之后，可以做出一种期望或向儿童指明如果再次发生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教师要认识到学前教育中批评不需要谩骂与侮辱，教师对幼儿要该奖则讲、该罚则罚，奖惩并济且奖惩适度，强化儿童的良好行为，抑制儿童的不良行为。课堂中，老师可以通过讲解各种学前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过度批评的案例，通过各种新闻、社会调查结果、调查报告等，告诫学生对幼儿深度批评的负面影响，并以此引导学生掌握批评的度。

三、引导学生在对儿童的批评过程中渗透情感关爱

第3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在人文社科领域，“批评”显然不是取其字面的普通意义，在“吹毛求疵”，而是有着相对比较严格的定义。这种定义的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评”术语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形式范畴化”与“意义范畴化”。顺其也就有了“文学批评”，甚至更为细化的分支，“文学修辞批评”。不仅如此，语言学、艺术学等都有相关的“批评”研究，如“批评语言学”等。依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马丁教授的观点，“批评”是种评价(appraisal)。又可称之为“三特”理论，即在特定的视角下，针对特定的对象，依据特定的标准进行评价。特定的视角有诸多选择，如逻辑、美学、文化、伦理等，非一言可以概之;当论及人文领域的“标准”话题，首先它是种规约，这种规约本身又形成于约定俗成，如基于某社团的历史或文化等，因此，本质上的人文“标准”又是相对的。特定的对象，可为人，可为事，也可为媒介。若以文学域为例，可以为作者，也可为读者，更可以只针对作者生产的文本。因此，概述之，文学修辞批评是以修辞为视角而进行的文学批评。类似的观点，高万云(2007)、泓峻(2004)皆撰文阐释过。文章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效果，需通过“语言”媒介生产，以文本研读为基础，最后升格为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这在文学修辞批评中应作以重点强调。若对文学作品批评只是泛泛而谈，则失去其应有之意，甚至丢掉宝贵的学术品质。

二、文学修辞批评近当代史的纵观特征

若以微观与宏观的两极化来定义，宏观或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个体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或阅读行为终结后，由阅读的文本而触发的评价，包括感想、判断等，都可视为文学批评。若从微观或狭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的评价则要力求客观与精确。这种学术活动，既可以针对某一具体文本，也可为一系列，即与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这时，文学理论或观念的选择支撑就变得举足轻重，关键字眼落在了“学术性”。批评理论的选择也就是批评视角与批评手法的选择。论及批评手法，西方近当代文学承受过比较流行的，当属社会批评、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从宏观切入，从宏观着眼，从宏观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操作，是这些手法的共有之处。坦诚地讲，宏观视野下的文学作品审视，有其过人之处，即透过现象，直取本质，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为理性。这种审读，留下的，是对原文本折射出来的哲理、现实最佳的评价。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宏观文学批评对原文本内容的脱离，及对原文本渗透出的美学意蕴的漠视，也是其短视之处。美学是个体阅读过程中情感触发的火线，而美学的接收，又离不开语言技术手段及语篇结构的分析，只有以此为保障，文学文本或文学语篇，其概念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等语言表达效果的生成机制，方能为作为读者的个体所捕捉。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修辞批评既注重了文本表达的意义与效果，即作为产品的文本效应，也揭示了这种效果与意义生产的过程或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文学修辞批评可视为一种微观近距离下的文学批评。论述至此，有必要对这种文学批评手法的必要性做进一步的阐释。杰姆逊，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曾经直言，个体对既定文本的接受，有层次之分。即描述层、分析层和价值判断层。所谓描述层，是指文本以语言为媒介，带给阅读者的经验认知，甚至身临其境般体验作者生产文本时，字里行间的某种。分析层面，则意图打开文本构造的神秘，包括了文本生产的理论支撑与手法。这个过程，逻辑思维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最后一层，也是文本分析最为高级的一层，当属对阅读文本的价值评判。如一般意义上的划分，保守抑或激进，有意义与否等。文章认为，修辞批评应属于第二层面，即杰姆逊理论中的“分析层”，也是意识形态、社会批评等第三层面价值评判的根基。这就是文学修辞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不可或缺，也是避免与其他手法冲突的过人之处。可以这样推理，语言解读衍生文本解读，并催生社会及文化解读，程度可谓逐级攀升。确认这个过程，会让文学修辞批评的结论言之凿凿，从而使学术性的文学批评客观性、说服性得以保证。反之，缺乏具体文本分析的文学批评，其主观性可见一斑，更难免落入“形而上”的思辨窠臼之中，或许也可能意味隽永，但总有一种漫无边际之感。

文学批评的最低标准，或通俗地称为合格的前提，在周国平(1999)看来，可从下列几处入手。其一，批评者阐释与评判的动机，首先缘于自身对待评价文本的兴趣。这种愿望是激发的，而非完全自发的，即待评价的文本本身是外界刺激物，是施为者，令批评者产生了进行评判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迫切，不是出于对某种文学理论的应用。换言之，批评者无可厚非地首先是某个文本的消费者。其二，批评者自身的能力定向。他并非一名普通读者，而应是巴赫金笔下的高级阐释者，具有文学或艺术上的内在修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在描述其评判之际，对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与见解，知道自身的评判要把“钢”应用到哪块“刃”上。这个过程，当然要有学术性理论的支撑。概括地讲，周先生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批评家需具备的两大基本素质，首先要为待评价的文本所吸引，并对其有热情感。其二，批评者本身需有审美感、鉴赏力。若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可以想象的是，一个不喜欢阅读文本的“批评者”以何资格去评判文本?文本不仅是评判对象，也是依据，或是批评阐释的发端。道理虽浅显，却又易于忽视。

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时间点，基于这样的考虑，西方文学修辞批评出现了几点显著的特征。其一，批评家理论试验意图明显，即凭借国外某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理论来评判文学作品。在文中分析阐释的，不是原作者创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观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马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叙事及语言问题，是典型的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作者中心论”。其二，文学修辞批评的视角愈加开拓，方向也更加细化明晰。传统文学修辞批评一直囿于语篇结构、语言特色等分析，但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文本性的修辞评判，以一种新鲜的血液，融入到此行列中来。叙事分析这一修辞视角，是这一先锋代表。变化的对比性在于，新颖的叙事分析不仅出现在新潮的文学创作中，即使采用传统叙事手法的文学文本，也在运用这一先锋理论。

三、文学修辞批评的价值与趋向

先审美，再阐释修辞意义，这种基于修辞学原理的认知过程，常被视为修辞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界比较一致的声音是，文本接受是对作品的逆向还原。但正如谭学纯(2000)教授所言，接受又有程度区分，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增值和改值接受。因此，事情远未有想当然之简单。正如一款产品，如果只是上市，但却永无消费，与废物无异，产生不了任何价值。因此，文章认为，文学文本的真正创作终点，应以文学批评者的创造性接受为标志。文学文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应当有某种“预先契约”，即作者生产时会有预设的读者群，而批评者进行文本解读时，又尽可能吻合贴近作者原创主旨，这种“主体间性”就是一种隐性的“契约”约束。修辞，作为一种创作与批评的手法，在这份隐性“契约”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唯有如此，文本才会产生其应有的效果与意义，否则，借助语言媒介的交流，就形同虚设。具体而言，文学文本的修辞解读就是力求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包括了文学文本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等。因此，文学修辞批评的理论或应用价值其中之一，文章认为，应是对修辞本性的哲学反思，将修辞视为话语实践，对真理的认知和体现，更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及文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问题。

第4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第5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关键词: 《蜗居》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分析

一、引言

《蜗居》讲述了主人公海萍与丈夫苏淳一直住在租来的10平米小屋里,由于不堪忍受与孩子的长期分离,决心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经济拮据的海萍夫妇省吃俭用仍无法筹齐首付。苏淳迫于海萍的压力,借了6万块钱高利贷。妹妹海藻为了帮助几近绝望和崩溃的姐姐向男朋友小贝借钱,却被小贝拒绝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海藻接受了对她心生怜爱的有妇之夫宋思明的帮助,借到了钱,却也不可自拔地与宋思明纠缠在了一起。宋思明的多情不仅葬送了自己,而且伤透了家人,更让海藻不断挣扎在人性善恶的边缘,最终违背社会伦理,失去了小贝,失去了孩子,甚至是做母亲的机会。故事以悲剧结尾,姐妹二人为迫于生存而不断膨胀的欲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发人自省。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自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提出来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该批评方法以其独特的批评视角与原创性受到了广泛关注。王宁、刘建军、邹建军、张杰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思维方法,它主要研究伦理视角下的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种种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避免“理论的空洞化”,强调批评的社会道德责任,以及注重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对我国的中外文学批评与研究进行了一次积极的方法论探索。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让文学批评重新回到我们身边,让文学批评为理解文学服务,尽可能公正地评价已经成为经典的、历史的或存在的文学”。[2]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口,可以解决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不能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必然会联系当时的创作背景或者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从而使作品分析更加透彻也更加客观。笔者旨在分析《蜗居》表现出来的当今浮华社会众多诱惑下人们的伦理道德倾向,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客观地评价作品。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不可能按照我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干预文学的创作,但至少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一种必须的道德要求。

三、对《蜗居》的文学伦理学分析

1.房奴――本性与物性的冲突。

一座城市表面的繁华背后是无数人的平庸,要想真正地融入它,变成它的一分子,首先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这座城市的建筑――家。小说主人公海萍像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大城市里,加入了“准房奴”的行列。然而在当今这个房价飙升的时代,“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小说通过海萍夫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辛酸向读者展示了当今社会房奴们在现实和理想冲突下的烦恼、困惑和无奈。

海藻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清纯的女孩子,因为姐姐要买房,海藻向宋思明借钱,慢慢走得越来越近。最后海藻放弃了小贝选择了宋思明,不知不觉地依赖起奢侈生活的腐蚀和激情四射的诱惑,直到无法自拔地伤害爱人、背弃承诺。郭海藻从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变为一个无助堕落的小情人,再蜕变为一个伤痕累累的单身母亲,人性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

小说《蜗居》在写“住房”这个话题的时候写得非常严峻。“蜗居”实际上有潜在的两个意义,一个是居所的蜗居,一个是心灵的蜗居。在物质社会,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满足现实生活,但当我们用各种手段去强求得到某些东西时,最后可能会失去心灵的家园。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本性与物性》中有这样一句话:“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在如今这样一个浮华的世界,面对众多的诱惑,人们常常会迷失方向,甚至是改变其本原。作品通过海藻,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在物质诱惑面前丢失本性,违背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最终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悲剧,发人深思。

2.亲情,异化的爱情――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

海藻本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年轻靓丽,在男友小贝的细心呵护下享受着简单的甜蜜小幸福;然而和普通女孩子一样,海藻也熟知各大品牌,向往美好生活,却迫于现实的无奈。由于姐姐海萍的坚持,父母才违反计划生育让海藻来到这个世界,加上姐姐从小给予她的胜过父母的关爱,海藻对姐姐充满感激,姐妹之间的亲情在海藻眼里胜过一切。海藻为了帮助几近绝望和崩溃的姐姐,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当海藻从宋思明那里拿走给姐姐应急的钱时,她心理平衡了,交易来得如此简单坦然,双方各取所需。海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她这样做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虚荣,更是为帮助姐姐摆脱窘境。姐妹情夹杂着婚外情,让海藻越来越迷失在人性善恶的边缘。宋思明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海藻身边,这个功成名就的中年男人成熟儒雅、呼风唤雨的气质足以让任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叹服,何况是年轻的海藻。虚荣也好、依赖也罢,海藻开始慢慢迷恋于这种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关系,最后甘心去当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甚至愿意当未婚妈妈去报答宋思明。宋思明对海藻的爱是真心的,他到死都认为海藻的第一次是属于他的,他极力地尽义务帮助海藻,甚至最后留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和孩子去美国。他们之间这种异化的爱情是道德伦理和婚姻伦理丧失的结果。然而和海萍夫妇为代表的“房奴一族”的辛酸对比,他们的爱情似乎是幸福美好的。小说中宋思明和海藻的激情戏毫不避讳,但这并不是作品的卖点,原本香艳的情节在读者看来,充满了煎熬和痛楚。《蜗居》无论是小说还是后来被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都会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

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伦理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只有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3]《蜗居》在一些城市被禁播,有人认为作品一味强调所谓的真实和本能,不教人分辨好坏善恶,颠倒了社会伦理中的善恶关系,扭曲了人的价值观。聂教授指出:“我们不该将客观存在的美同审美混为一谈。”审美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丑恶的形象虽然不是美,但是对丑恶形象进行评价和批评却是审美。[3]“美”与“审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是客观的,审美是主观的。文学也同样如此。美的价值需要通过审美去发现,去欣赏,去评价。在审美过程中,审美的主体不同,对美的评价有可能不同,这涉及审美主体的道德情感、道德经验、道德观念、道德倾向、道德判断等问题。在海藻这个人物身上,有人看到的是姐妹情深,海藻为了帮助姐姐,迫于无奈,向宋思明求助,最终迷失了方向,这一切都源于她善良纯真的本性;然而更多人看到的是海藻和宋思明违背悖社会伦理和婚姻伦理的异化的爱情,作品中许多裸的香艳的情节和暧昧的话语引来不少公愤。

3.悲剧――文学作品的目的:为伦理服务。

文学创作应该有益于善而不能有益于恶,作品的伦理价值在于文学要有益于人的情感净化并引导人向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关于悲剧的定义强调了文学的伦理道德功能,指出悲剧通过摹仿而“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陶冶性情,净化灵魂,这既是悲剧要达到的效果,又是悲剧的伦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5]《蜗居》的结尾让读者读来心里隐隐作痛,有人为海藻感到惋惜,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没有人去告诉她该如何选择,导致她慢慢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她和宋思明的爱情结局是悲惨的。小说将结尾塑造成一个悲剧最终是回归到为伦理服务: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包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生活很现实,当我们想通过捷径去强求时,亲情、爱情等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就都会离我们而去,在疯狂追求物质的同时,我们失去的是自己的本性。《蜗居》是一个把实际生活摊给大家看的戏,观众可以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回顾、思考。这正是电视剧《蜗居》热播的原因。它是一部直逼现实生活的戏,在上海,很多人,尤其是外地人,几乎都有过毕业后租房、找工作、奋斗几年然后买房的经历,期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失去了不少东西,这些生活的烦恼、困惑都能在《蜗居》中看到影子。作品并没有丢失社会伦理标准,而是从一个客观真实的审美角度带着读者和观众一起去反思,去思考。“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于现实社会道德现象的描写、评论和思考,甚至文学被用于某种伦理道德的载体,以实现某种教诲的目的。”[6]

四、结语

邹建军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中国学者根据中西文学中的伦理学事实和中外文学批评实践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对我们的文学批评与实践来说的确是一种新的观念与方法,它本身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因此它可以大大加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8]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教人从作品塑造的模范典型和提供经验教训中从善求美,教人分好坏、辨善恶。这就是伦理价值。”笔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小说《蜗居》反映出来的物性和本性的矛盾、社会伦理及婚姻伦理的丧失,探究该作品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

参考文献:

[1]六六.蜗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2]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3]黄开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聂珍钊教授[J].学习与探索,2006,(5).

[4]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第6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 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 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 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 W.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 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 “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 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 O.Waage，ed.，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 York:1 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 。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 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 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 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 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 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 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 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 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 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 Contexts，New Approaches)的专题 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 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 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 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 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 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 ，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 。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 ：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 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 ·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 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 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 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 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 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 000)、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 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the U.S.and 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 “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 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 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 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第7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批评性言语学术论文语篇分析

一、批评性言语的概念

学术研究者的最基本要求是求证核实，追求创新。研究者在进行文献回顾的过程中，必然要采用一些修辞策略对前人的结论观点进行评价，指出其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是批评性言语行为。Martin-Martin& Burgess和Salager-Meyer等的研究发现学术批评性言语一方面是显性的，针对某位学者或某种观点，指出其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隐性的，不出现直接批评的词句，而是指出研究的空白，说明整个学术社团并没有进行该方面的研究，把学术社团作为批评的对象。批评性言语随着时间、学科、国别不同而变化。

二、批评性言语的类别

根据Martin-Martin and Burgess的研究，学术批评性言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类。

1.作者调节（±writer mediation）

分为有作者调节、无作者调节与转述的批评性言语。有作者调节的批评指的是作者通过使用I，we，me等人称代词显性出现在批评性言语中，对他人的批评完全负责，见例a。相反的是无作者调节的批评，即作者不直接出现在文本中而是采用the findings， the study，等词语来表明结果的客观性，如例b。此外，作者会在文中转述他人的批评，这些批评行为与作者本人无关，是由另外的作者在另外的文献中提出的，参见例c。

（a）Unlike Krashen， however， I have claimed thatmany learners develop extensive explicit knowledge and can make use of this in both formulating message in the L2 and monitoring their output. （有作者调节）

（b）The present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different language learning growth accruing from the us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direct comparison with more conventional summative assessment procedures in a longitudinal design.（无作者调节）

（c）Suchman and Jordanargue that“interactional troubles” cannot be so easily eliminated or set aside as th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ers would have it.（转述的批评行为）

2.批评对象（±personal）

分为有人称所指的与无人称所指的批评性言语。前者指的是被批评的对象在文中被直接明示，见例d；后者指的是被批评的对象为整个的学术团体，而非某个具体的研究者，见例e。

（d）However，McNellis and Blumstein’s workis also characterised by very small lexicons in their case only four words and although they consider that their work is "a reasonable fir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ystem we envision with respect to much larger size vocabularies，"proof of this claim is explicitly left to further work. （有人称所指的批评）

（e）There is， however， very little empirical work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play in L2. Much of the recent work has concernedstudents or it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无人称所指的批评）

3.实现方式（±hedging）

分为采用模糊限制语的间接批评与不采用模糊限制语的直接批评。模糊限制语是用来表达不肯定或没有十分把握的修饰成分。

（f）It seems to me， however， that the work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does not really tak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twork idea seriously.（有模糊限制语）

（g）Work in the discourse tradition has shown that when metaphor in real language use is closely examined and when metaphor theory is applied to empirical discourse data， difficulties and questions arise. （无模糊限制语）

三、批评性言语的应用

1.不同文化间的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侧重对摘要的分析。Martin-Martin对英语、西班牙两种语言社会科学领域160篇论文摘要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语论文摘要中批评性言语的数量要低于英语论文摘要，从实施批评性言语的修辞策略来看，西班牙语学术论文摘要中更多地采用有人称所指的、直接的批评方式，而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则较多地采用无人称所指的、有模糊限制语的间接批评，这主要是因为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学术论著发表的压力以及作者与言语社团的关系不同。

2.不同学科间的对比研究

不同的学科进行学术批评时所选择的语用手段不同。Fagan & Martin-Martin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以心理学与化学两个学科为例，分别选取了论文25篇，从批评的直接、间接程度，有无作者调节以及批评的目标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化学论文中批评性言语出现频率远远低于心理学论文；化学论文更多地采用非人称的、间接的批评，而心理学论文更倾向于采用无作者调节的，直接的，针对个人、有人称所指的批评。

3.不同时间内的对比研究

Salager-Meyer等通过对1930年至1995年间发表的医学领域内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三种语言的学术论文的批评性言语进行历时的、跨文化的研究发现：首先，从历时的角度看，自1990年以后，西班牙语学术论文中的批评性言语开始采用更为掩饰的或者说英语学术论文惯常采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基调来表达对同行或前人研究的批评；与之相对，法语学术论文中的批评性言语历时变化不及西班牙同行明显，但也在慢慢地、持续地向间接批评的方向变化。其次，从跨文化的角度看，西班牙、法国的学者对于批评性言语的使用要比英语学术论文学者频率高，而且更多地采用直接的批评方式。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学术论文更多地采用间接地、多用模糊限制语的方式进行非针对个人的批评。

四、小结

如今信息的便捷增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通过对国际学术论文批评性言语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信息呈现方面的惯常做法，可以帮助国内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刊物的写作规范。同时有助于提高国际交流人员及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论文写作水平。国内对于学术论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类分析层面，较多地关注立场语、模糊限制语和评价资源的使用，对于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的研究却很少，仅有的研究也局限于学术论文摘要这一语类。因此关注学术论文的批评性言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rtin-Martin， P.The Rhetoric of theAbstract in Englishand SpanishScientific Discourse[M].Bern：Peter Lang， 2005.369.

[2] Hyland， K. Disciplinary Discourses：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M]. London：Longman，2000.203.

第8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意识；批评意识；文学批评；审美；主体

意识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由于客观物质世界(即意识的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所以意识也有相应的不同形态，譬如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哲学意识、伦理意识、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等。完整意义上的“人”是两个层面的存在，一个是物质的存在，即我们的肉体、感官的存在，它们总是在自发地寻找着与自身相应的愉快和协调。此外是精神的存在。人有理性，也需要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行为的存在颇能体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自觉性。人类行为无一不受某种意识的驱动，批评行为更是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一，必须以批评意识作为原动力。比利时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布莱指出，读者面对一部作品，作品所呈露的那种存在虽然不是他的存在，他却把这种存在当作自己的存在一样加以经历和体验。这样，在读者和“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有意识的主体”的作者之间，就通过阅读这种行为产生一种共同的“相毗连的意识”，并因此在读者…边阅读产生一种“惊奇”。“这种感到惊奇的意识就是批评意识。”笔者以为，乔治·布莱所说的“惊奇的意识”，类似中国传统文论中“感”的概念，也就是阅读中最初的触动，这种触动能够表明某种差距或显露某种认同。乔治·布莱的理论充分展示出，文学批评意识是文学批评行为最重要的原动力。

朱自清先生在评介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的确，从“批评”之语的使用情况来看，“批评”一语不见于宋代之前，也没有与“文学”搭配使用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批评”的实践一直与广义文学的选文编辑相关，“批评”的含义原是指诗文选评，“批”在大部分语境下都是用于断句、标点或标记。

由于“批”在句读上的运用，“评”就部分地承担了现代意义上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说它是部分，还因为“评”因为紧随眉批而显得随意，类似注解文字，或是附带在选本选批之后的随意点评，精炼而不严谨。因此，中国占代作为“诗文选评”的“批评”与西方偏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文学批评”(Literit—ureCriticism)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天看来，“批评”(Criticism)是批判、评论，是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其中包含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关系。

总体而言，“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作品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现象、阅读鉴赏现象等进行分析、研究和阐释的一种认识活动，它的终极目的是获得对文本的理性认识。”文学批评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文学批评意识的构成要素中既有任何批评意识都具备的要素，又有自己独特的要素。

一、文学批评意识中的审美意识

“文学是人学”，这是我们今天普遍认可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人情、人性、人道等丰富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人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与安慰。并且，不管这确认与安慰是希望还是绝望，它总是以人为指归，始终是心灵在场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不是站在人学的立场，那么通过文本显示出的就不会是人在活着，而是观念在活着。换言之，作家只有把文学创作建立在人的生存意义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言、观念等非本原因素上，文学的人学价值才不会迷失和旁落。文学的这一特点也给文学自己带来了特殊的属性——审美性与情感性。“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审美性和情感性。”审美的发生在于爱与美，审美是对美的感受，‘是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需要调动主体全部感觉、意识、心理能力和神经功能全身心投入的整体性活动。审美主体在想象中调动人性进入艺术境界中，感受、体验、分享艺术形象，获得精神愉悦。因此，在强调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审美之于文学的生成意义。“审美的特性，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及其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正因为审美活动具有这样的特性，文学才得以与科学实践、社会伦理、宗教道德区别开来，体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

审美不是文学创作的专利，审美同样是文学批评所具有的特性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需要审美，都离不开审美意识的触动，可是审美意识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表现与作用却有区别。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与其他反映活动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审美的。……在性质上是属于情感的反映方式而不属于认识的反映方式。”但“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犹如自然科学与它的认识对象之间那样的纯客观的认知关系，亦即不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反映的内涵要比认识内涵大得多，自从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并相应地认为人有求知、御侮和克制欲望二种能力之后，知、意、情三分说就逐渐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接受。”很显然，文学创作是以情感为主的反映，而文学批评却是认识的反映，它们有内涵大小的区别以及性质上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这使文学创作行为与文学批评行为中的审美意识也有了差异。对创作而言，作家的审美对象始终是涌动在作家心中那些复杂的情感体验，文学创作的审美总是以满足自我愉悦为基础，侧重于人的内心与外界枣物的审美关系，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是直接的情感碰撞与需要，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因此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创作主体情感爆发的产物，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审美追求常常是潜在的，不自觉的。而文学批评的产生却是阅读的产物。阅读是对创作者主体情感的二次体验，面对作品提供的生机无限又难以捉摸的，认识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削减了作品的意味。此外，在阅读过程中，作品面临者批评者一系列审美经验的省察，这种省察混合着感情与责任。这说明，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包含着对文学作品的感性体验，又潜藏着理性的审美判断。对于文学批评来说，由于理性经验的介入，其审美意识带有先天的功利性。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从最初的惊奇感上升到明确的审美认识，通常已经加入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价值判断总是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烙印的，这也是审美观念具有时展变化特征的理论依据。

当然，无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其审美意识的萌生始终是以人性为内在心理基础的，它们的生理动力都是人对身心的感知与追求。人类对美的感知与需求程度是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的。如果说，所有文学批评著作的发生都源于面对文学相关问题时所萌发的“惊奇的意识”，那么这“惊奇的意识”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审美。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促使作家创作出丰富多样的作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则将批评主体导向对文学原理的不断思考和追问。

二、文学批评意识中的主体意识

任何领域的批评行为都是主体意识的产物。“主体意识”是文学批评意识中另一个要素，也是任何批评意识都具备的共同因素。人类文化历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人是万物之灵”的认识，是人类作为“类”的主体意识的苏醒；人类从万物中将自己区别开来，是一次智力进化的飞跃。人是文学活动的主体。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最终依赖“人”这一主体来完成。传统文化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教育试图训练出稳定、一致的思维方式，它的本质是抹煞个人的“主体”而突出“类”的主体。作为无数“灵”中的一个，作为个体差异的“我”的存在是没有地位的。即使不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而存在的。

然而，作为“个体”的我始终是存在的，它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上一节曾提到，文学创作在性质上属于情感的反映方式，而文学批评则属于认识的反映方式。无论情感与认识，“主体意识”都在创作或批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烈程度直接关系着文学活动的自觉程度。在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几乎伴随着作品的产生而产生。“我”作为抒情的主体常常在作品中得到重复和强调，作者的主体意识表现在对自我情感的张扬中。凡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主观需要的，主体就会对它产生肯定的情绪体验。置身于情感反映中的创作主体，“与感性对象自始至终保持着直接的依赖关系，它不仅产生于生动的感性直观，而且只有凭借感性对象才能获得生动的表现。”这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特点，也正符合文学创作作为情感的反映的特性。

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也具有文学创作主体情感反映的某些特点。“批评只有吸取了感情交流的力量才能变成为创造性的批评。”但“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尤其是在批评家解读文本时，他必然要从自己的主体需要和意识出发，从自己已经形成的哲学、文化意识以及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出发，来审视作品以及与之有关的创作现象，以其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批评主体的需要来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认识反映，是一种更为自觉的理性活动，情感的抒发不是最终的目的，批评主体所依赖的也不是外在的感性对象，而是自身的理论资源。

主体意识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审美意识无法取代的。首先，主体意识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的客观性与深度，将批评与鉴赏区别开来。批评与鉴赏有共同的层面，但毕竟有区别。鉴赏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审美享受，文学批评虽然必须在审美的基础上进行，甚至免不了会以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作为评价的尺度，但是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却是在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文学诸问题加以理性的阐释，追求的不仅仅是审美的愉悦，还有结论的理性与客观。“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所以它所要判断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并以陈述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认识活动中，为了达到认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力图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否则，就可能导致片面甚至歪曲的反映，使结论失诸公允。”达到客观必须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有自觉的回顾。可不是谁都有勇气或兴趣去对历史上曾经发生，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评判即使有这个兴趣，却未必有这个能力。因此，批评活动中主体意识的萌生未必有文学创作那么理所当然，它不但受到批评资格的限制，还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批评本是一种智力思考，批评的进行就是思维活动展开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它要求批评主体具有抽象与概括的素质。

其次，主体意识决定着批评的风格与理论独立的可能性。主体意识的基本含义是人对自我作为个体存在特征的认识。主体是批评文本的直接创造者，主体的自我认识直接决定了他的批评风格。其实就文学的话题而言，许多感受和观念古人都作出了表述，但人类的表达欲望却不会就此止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阅读情境与生活体验，虽然想说的话大体上仍是与古人类似的意思，但由于思维起点和语言形式的差异，其内容也具有了风格各异的表述。主体意识强烈的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会根据自身的学养萌生个性鲜明的理论追求，这种追求决定着他的批评内容和言说方式，这内容与言说方式也直接关联着他的批评风格。

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主体意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自己作为“批评者”身份的认识。不可否认，依赖于主体意识来完成的批评活动从发生之始就是自觉的，但自觉并不代表独立。批评的独立还需要批评主体有高度的责任感。责任感是与主体所从事的职业身份意识相关的。身份意识的强烈程度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中一系列原则的提出和完善，批评者只有对“批评者”这一身份有自觉的认识，才可能就“批评”本身提出独立的理论。

第9篇：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英美新批评派；有机形式主义；统一性；真实性

一、英美新批评派的历史渊源

新批评派是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得名于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兰塞姆(JohnCroweRansom)1941年所著论文集《新批评》。这部文集赞扬托·斯·艾略特等人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见解，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l9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批评。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的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PennWarren)，以及稍后—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Wellek)。“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Elias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New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二次就是出自于美国约·兰塞姆所著论文集《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

二、英美新批评派在中国的误解误判

新批评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被引介到中国文学中来，八十年代更有系统的翻译和评论。但由于新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迄今为止，新批评仍然没有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张庞杂，从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不论新批评在英美的兴衰荣辱如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批评家寥寥无几。

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新批评的实干家们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

三、英美新批评派的价值

新批评派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成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是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为“有机形式主义”。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oc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

新批评派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批评的任务是对作品的文字进行分析，探究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密的关系，称为“字义分析”。象征主义为他们提供了美学理论，字义分析是他们进行评论的具体方法。新批评的“细读法”(closereading)常常能够帮助读者深刻把握即使是晦涩难解的作品，也能够在对作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成功地解读其作品，发掘其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