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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疆地区大众传播活动的范围来看,对民族习俗的应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新闻活动中。2)广告活动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活动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民族团结。新闻活动的传播者为汉族,受众却是包含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所以说传播方式必须要结合少数民族的习俗。有些习俗性的传播方式可以直接被新闻媒体加以采用。例如服饰和色彩使用习俗。比如说电视台在对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可以穿戴少数民族的服饰。哈萨克族女子的服饰多姿多彩,她们喜用白、红、绿、淡蓝色的绸缎、花布、毛纺织品等为原料制作连衣裙,女记者穿着这种哈萨克姑娘特有的服饰会给哈萨克族以亲切感,自然就在心理上易于接受,传播效果势必要好的多。
电台节目由于更突出语言,所以在进行传播活动时应注意结合当地的语言习俗。针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受众的电台节目一般采取以汉语播出,少数民族参与的方式进行。例如2010年在古尔邦节期间,新疆伊犁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905天天说事》制作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快乐的节日》。节目以电话连线、直播间访谈的形式为穆斯林群众营造了喜庆的节目氛围。这是一档以汉语主播的节目,但是由于伊犁是哈萨克自治州,主要住民是哈萨克族,因此新闻传播活动在宣传党的政策、指导人民生活的同时也需要也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因为是一档轻松快乐的节目,所以主持人在使用语言时适当使用了口语化的语言,也就是内地人常说的新疆话。比如新疆人喜欢把“你在干什么”说成“你干撒的呢”,把“我没理他”说成“我没尔视他”。诸如此类的新疆方言更有助于加强维吾尔族群众对节目的亲切感,切实感受到这是为他们而办的节目。因此这一期特别节目很好的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统和在了一起,对各族同胞来说都是一次美的听觉盛宴。对语言习俗的应用使得这档节目更加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比起单纯的用标准汉语主持节目来说,此次节目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新疆地区有许多的特产,新疆地区的商品营销包括对内和对外。对内指对新疆本地人进行营销,对外指对新疆以外的地区进行营销。对内和对外营销都需要注意语言习俗的应用。这样对内营销时,受众有利于产生亲切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就会倾向于购买此类产品。这体现了语言习俗之为特定人群所喜闻乐见的特性则又使其对于特定的社会成员具有了强大的亲和力、吸引力。而对外营销时会增加新疆特色,让外地人能够更多的了解新疆。同时广告传播中也必须注意与特定的作为广告对象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传播习俗相契合。例如一个哈密瓜的广告“: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我们的哈密瓜亚克西!”(亚克西是“好”的意思)。新疆伊犁一家薰衣草店的广告:“阿尔曼薰衣草,丫头子喜欢,巴郎子也喜欢!”(巴郎子在哈语中是小伙子的意思)。这两种产品广告的受众即包括汉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应用了语言习俗的这两则广告语不仅赢得了汉族的认同和喜欢,也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和喜欢。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道德和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中的共性和区别,重视道德在传播过程中的教化和感染作用,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德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甚至某些环节忽视了“德治”的作用,今天同志“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给予了道德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应有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道德和法律都是行为规范,它们的产生都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一并提到治国方略高度的现阶段,道德和法律将并驾齐驱,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但道德与法律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规范。法律规范是制度化规范,是经国家、政治团体或阶级以宪法章程、司法机构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道德规范则不同,它并没有制度化,不是被颁布或规定出来的,而是同一社会或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在长期的反复的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要求、秩序和理想,并通过某种风俗习惯,传统的方式固定下来或者由一定社会的思想家们把这种要求和认识集中概括起来,然后,见之于人们的生活实践。
(二)道德规范不使用强制性手段。法律规范是一种阶级意志的体现,就必然以强制性手段强迫人们执行,遵守它的要求,就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生活和行动的权利,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道德规范则不同,它是借助于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以及传统风俗习惯来实现的。
(三)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内化的规范,也称为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查官,道德规范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能得到实施。法律规范不管人们是否有遵守的动机,只要在行动上没有违反就不去干涉,那种迫于法律的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在法律意义上是好公民。道德规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感染来实现的。
二、道德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和作用途径
(一)加强道德教育,培植“良心”择善去恶的能力。通过道德教育,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方面形成人们内心信念,另一方面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两方面相结合,将对人们的言行产生巨大作用。
内心信念是人们从思想,情感到行动自觉遵循道德原则和规范。它是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的道德教育,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是非观念,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些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观念,形成了牢固的内心信念,它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别人。通过道德教育,还可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形成广泛的一致的社会道德舆论。舆论是人们对共同关心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对人们的行为有支持,约束等影响。见义勇为的模范青年徐洪刚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给予了别人,这种高尚的行为,表现出崇高的品格,自然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违反道德原则,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是无形的,但它的作用是强大的,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从而改变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可见,道德虽然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实施,但道德从一定意义看,对人言行的制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国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就曾经指出过,道德同法律相比,在培养人们的善良品质中,有着特别微妙的的作用。他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将然之后。”更重要的是,道德通过“良心”的作用,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妙,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就是说,道德可以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改过迁善,不仅可以遵守道德规范,也可以遵守法律规范,而且还可以不产生违法犯罪的动机。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着力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寻找切实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使社会主义道德深入人心,打动人们的心灵深处,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来影响人们的言行,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二)发挥道德情感在传递过程中的感染作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状况,必定以相互的联系和交往为媒介传播开来,给人以或善或恶、或好或坏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党政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孔繁森一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公正无私,勤勤恳恳,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就会在社会上率先树起讲道德的榜样,对各行各业产生广泛的感染作用。如果一个医生从党的干部身上看到了模范遵守道德规范的品质,在情感上受到启迪,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痛苦;如果这个医生的病人是教师,这个老师也会从医生遵守道德规范的模范行为中受到启迪,促使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精心培育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这种情感还会传递下去,传给服务人员,传给工人、农民、军人、警察,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方式,在数以千计、万计的人们的感情上产生共鸣。人们所接触的面越广,涉及的人越多,道德情感的感染力就越大。善的情感能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循环往复;那么,恶的情感,也会按照同样的途径传递下去。我们决不能低估道德情感在传递过程中的感染作用。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改善,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的安定团结,往往就是在这种道德情感潜移默化的传递和感染中实现的。我们常见到这样一些事实,人们的一些思想疙瘩、忧虑、不安和心理负担,如“”练习者的转化,并不是靠某种激动人心、美丽动听的言辞来解脱的,而是靠党的干部朴实正直、苦口婆心的工作、通过医生护士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服务人员热情诚恳、周到细致的服务态度,而得到解脱和转化的。他们在获得新生的同时,又会把这种美好的道德情感传递下去——回赠给别人。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在这个无穷循环的道德情感传递的链条中,每个接受者又都会成为传播者,大家都会因接受而受惠,因传播而使自身的道德情感得到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何乐而不为?歌曲《爱的奉献》中有两句词写得非常有哲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生动地反映了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感的互相感染和互相传播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陈文博,韩绍祥.教师职业道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一)研究模型的提出1.技术接受模型的概念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以下简称TAM)是由美国学者FredD.Davis根据理理论在信息系统/计算机技术领域发展而来,用于解释和预测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3](P475)Davis提出技术接受模型受到两个主要决定因素的影响:感知的有用性与感知的易用性。感知的有用性是反映使用一个具体系统能提高效率的程度;感知的易用性是指一个系统容易使用的程度,即熟悉使用系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2.技术接受模型的应用技术接受模型综合解释了为何以及如何接受或使用某种新兴技术的有效理论,它的基本架构的合理性已经被以往的一些研究证实。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兴的应用形式不断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学者将它作为研究新兴技术的接受或使用的有力工具,如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网络营销传播变革等。[5](P125-137)本文将该理论引入微博用户与微博信息间的互动使用行为中,以互联网技术作为研究手段,探讨Web3.0时代的微博营销传播效果。3.模型建立本文在综合分析了大量关于TAM的相关文献后,发现这个模型尚有不足。它着重考察的是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行为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一些外界条件对行为的直接作用。在本文中,笔者以TAM的核心结构为基础,进行了适当的修正与补充,具体如下:(1)把系统设计的特征作为外部变量,并通过访谈识别出用户对该系统特征感知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将它们整合为“互联网技术”。(2)将用户的使用态度和意向整合为“微博用户的使用态度”。(3)用户的使用行为主要集中于互动使用行为,即“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之后,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2),模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其中,自变量是互联网技术;中介变量是微博用户的使用态度(以下简称使用态度);因变量是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以下简称互动行为)。
(二)研究假设首先,考察互联网技术与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的直接关系。假设H1:互联网技术与互动行为呈正向关系。然后,考察互联网技术与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即互联网技术通过影响微博用户的使用态度,从而影响了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假设H2:互联网技术与使用态度呈正向关系。假设H3:使用态度与互动行为成呈正向关系。假设H4:互联网技术通过影响使用态度从而影响了互动行为。
二、数据分析与发现
(一)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本文选择对微博有一定了解的受众作为调查对象,问卷主要是利用网络渠道进行发放与回收,部分实地调查问卷选取高校有微博使用经验的在读学生,共回收有效问卷205份。之后,随机剔除5份,最后确定进行分析的样本数为200份。
(二)信度分析与因子分析本文用α系数方法对问卷的各个类别进行信度检验。同时,由于自变量指标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指标较多,因此,只对自变量进行KMO检验与因子分析,输出结果见表1。根据表1可以看出,各题项的α系数值在0.7以上,因此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Comrey等研究者指出,探索性因子分析中至少应包含3个或是更多的变量才能确保因子被有效识别。[6](P137-147)因此,第四个因子只包含1道题,不具备有效性,故将第4个因子剔除。再用同样的方法重新对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3个主因子,累计可以解释总体方差的68.799%。本文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互联网信息整合度(以下简称整合度)、互联网信息有序可控性(以下简称可控性)、互联网及终端平台普适度(以下简称普适度),将这三个因子作为新的自变量,在之后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中使用。
(三)相关分析本文采用相关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根据表中的输出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假设H1部分成立,即整合度与互动行为没有直接关系,可控性、普适度与互动行为有直接关系,且普适度和互动行为的关系更密切。假设H2成立,且相较于整合度和可控性而言,互联网普适度对互动行为的影响程度稍弱。假设H3成立,且使用态度和互动行为相关程度较高。
(四)回归分析为了检验假设H4成立与否,本文采用回归方程的方法进行论证:首先,用互动行为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回归;其次,用使用态度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回归;最后,用互动行为对使用态度和互联网技术同时进行回归,并对比之前的回归方程,检验回归系数发生变化的程度。回归分析输出结果见表3。根据表中的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互联网技术与互动行为之间的回归方程:互动行为=1.063+0.289×可控性+0.326×普适度。可控性与普适度对互动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互联网技术与使用态度之间的回归方程:使用态度=2.056+0.186×可控性+0.187×整合度。可控性与整合度对使用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回归方程可看出,普适度没有被加入到方程之中,这是由于普适度与可控性和整合度相比,与使用态度的相关程度差距明显所致。第三,互动行为与使用态度和互联网技术之间的回归方程:互动行为=-0.145+0.308×普适度+0.180×可控度+0.587×使用态度。将“使用态度”用上述第二个方程进行拟合,则得出最终的回归方程为:互动行为=1.062+0.308×普适度+0.289×可控度+0.110×整合度。与之前互动行为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回归时得到的方程相比,可以发现,加入了使用态度之后,整合度被加入方程中,可控性与普适度的标准化系数分别由原来的0.279和0.543降到了0.173和0.511。根据Baron与Kenny对中介变量与中介效应的研究:当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相关,在它们之间加入中介变量时,如果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或回归系数降低(降低到0就是完全中介),即说明中介变量能有效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7](P1173-1182)由此,本文发现加入使用态度之后,可控性与普适度对互动行为的影响和贡献在减小,而整合度则通过影响使用态度被加入回归模型。这说明:可控性和普适度除了能直接影响互动行为外,还能通过使用态度间接对互动行为产生影响;整合度没有直接对互动行为产生影响,而是间接的通过影响使用态度而影响互动行为。因此,假设H4成立。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1.互联网技术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通过互动行为对互联网技术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它们的相关分析的结果,即:互联网信息整合度没有直接影响互动行为,而互联网信息有序可控性和互联网及终端平台普适度对互动行为有直接影响,并且普适度的影响程度更大。也就是说,可控性与普适度能直接影响微博营销传播效果。2.互联网技术通过影响微博用户的使用态度间接影响微博用户的互动行为为了检验使用态度是否对互联网技术与互动行为的关系产生了中介作用,本文进行了三组回归分析(互动行为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回归、使用态度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回归、互动行为对使用态度和互联网技术同时进行回归)后发现:使用态度起到了中介作用,整合度对互动行为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可控性和普适度兼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所以,互联网技术除了直接影响互动行为之外,还能通过影响使用态度而间接影响互动行为。也就是说,可控性与普适度能直接和间接地对微博营销传播效果造成影响,而整合度只能通过影响使用态度间接影响微博营销传播效果。综上,本文对初期提出的模型进行适当修正。修正后的结果见图3。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其中的“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知识源的真实性、科学性相关的所有“物”,如:实验地点、实验设备、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还有分析检测的、实验验证的相关信息、论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与信息受众相关的终端设备,如: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其它阅读设备等等。这样可以构建一个宏观与微观、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学报承载知识信息、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的水平、信息传输效率等功能的物联网系统(具体如图3),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论文作者的创新过程,增大受众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防止实验结论造假。该体系结构模型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在感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在应用层实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对各种科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感知和实验数据的汇集,以及对这些设备唯一身份的编码标识,对论文作者研究背景数据库的建立和作者知识背景的溯源分析;还有高校学报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和关于知识逻辑的云计算模型分析等等。无论怎样,这些关键技术的逐步解决,对于高校学报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和发展,特别是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提高高校学报的协作效率和资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这种带有原生态“巫”文化色彩的仪式化演绎是工业文明时代难得一见的族群记忆和宝贵遗产,其中所展现的人文美和历史感正是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从史诗的内容上看,神话色彩中彰显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两万六千余行的宏大叙事体系中不仅有亚鲁王与戚鞅部落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戚鞅的儿子与亚鲁王的女儿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十四个王子和两百多个王族后裔的迁徙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适应当代大众文化的影视创作母题十分丰富,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空间,有利于创作出集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影视作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次,从信道角度说,新媒体时代下的亚鲁王文化传播需要影视艺术。新媒体是人们在交流信息过程中制作、传播、接受、文化影响等可以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互动数字传播平台。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制作和传播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视音频信息的采集、编辑和加工的手段日渐成熟,以超高清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潮流的制作模式让受众在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实现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从自然生态、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民族服饰、史诗故事、唱诵仪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影视符号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语言文字隔阂和民族文化壁垒,使各地区交往呈现“地球村”的趋势,成为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传统的影视艺术在web3.0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凭借其投资小、效率高、片长短、易观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创作者和受众的认同。近年来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蓬勃发展,涌现出《缘分西江》《喊寨人》《绣花里的歌谣》等优秀的作品,为树立民族形象、创立文化品牌发挥了较大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运用微电影艺术传播亚鲁王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第三,从信宿角度说,影视化传播有利于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让大量的商户和游客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造成过度商业化及环境污染,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民族文化存在被同化的危险。目前,亚鲁王文化正逐渐受到外来道教文化的冲击,歌师的社会地位下降,道士成为受尊敬的人,道场取代了“砍马”仪式,史诗《亚鲁王》的唱诵时间也被大幅度压缩,麻山地区的约3000名歌师的生存状况堪忧。我们需要将旅游传播与影视传播结合起来,传播文化的同时减少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先进经验,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必须首先在数字展示中心内观看《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两部时长各20分钟的8K数字球幕电影,其中影片《梦幻佛宫》通过鱼眼镜头拍摄的180度超视角逼真画面,加上全方位立体声音响效果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洞窟之中。游客在真实洞窟内游览时间压缩到75分钟,而获取的信息量却大大增加。如果将这种高度影视化的传播方式运用到亚鲁王文化的传播当中将有效保护其文化内核。与此同时,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能够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改变麻山地区贫穷落后的状况,促使更多当地民众自觉传承亚鲁王文化。
总之,影视艺术的介入能够在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运用现代数字传播技术,通过现实与虚拟相融合的二度创作展现《亚鲁王》史诗的原生本体和戏剧形态,将其引入新媒体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传播障碍,实现有效传播,提升文化影响力,培育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作者:李大卫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设施与科学管理水平,很难适应生态城市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城市环境治理与垃圾污染的状况依然十分严重。第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缓慢,不能满足生态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比如,城市生态绿化的总量还很是不足;一些城市盲目地削山、平沟、填河等等,严重破坏原有自然地貌,加剧了生物物种、古树名木和湿地资源的丧失。第三,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科学规划与科技应用水平有待全面提高,交通拥堵、热岛效应和绿地不足等问题成为生态城市的顽疾,脏、乱、差的恶劣环境还大量存在。第四,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观念还很淡薄,随意丢弃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特别是一些自然界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如塑料制品、电池以及其它化学合成制品等,常常与普通生活垃圾混装,给处理工作造成困难,从而带来严重污染的环境污染。
2发挥科技传播功能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2.1多方联动,整体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建设,首先必须加大生态环境科技传播力度,建立起政府全力主导、市场逐步推进、公众积极参与的新机制。政府全力主导,就是政府要科学有效地引导、规范和维护、激励全社会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行为。市场逐步推进,就是将经济价值观念体系引入生态环境建设,建立与推广市场机制。公众积极参与,就是要让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决策与环境保护监督,并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等。
2.2科学规划,保障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必须科学合理地进行总体规划与体系规划,要把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重中之重,合理布局城市与区域内重要的环境基础设施,有效安排建设用地,切实保障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园林绿地等项目的建设需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是生态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统筹考虑,协调管理,发挥生态城市建设的综合效益。
2.3加大力度,强力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强力推进城市的生态环境整治,下大力气创建一个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良好环境。要以建设生态型、资源节约型城市为目标,不断加大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2.4有效管理,科学规划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下大力气减少城市污染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要以创建生态型、资源节约型城市为目标,积极用循环经济观念来指导城市的污水与垃圾处理。要加强生态城市水资源的管理,加快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切实提高垃圾处理无害化水平。
2.5提升宣传,引导公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必须积极提升科技传播力度,切实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使广大居民认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认识到自己应担负的环境责任,增强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积极维护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高质量运行。要从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入手,通过各种教育以及宣传渠道向各级干部和群众普及生态学基础知识,使其掌握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环境的功用、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广大公众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参与城市现在还发展到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微博。教师可以使用博客或微博平台知识与教学思想,与学生交互。4)BBS。教师可以在网络上通过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BoardSystem,英文缩写BBS)教学内容,师生可以通过BBS进行丰富全面的交互教学,可以讨论问题,也可以通知,新知识点,也可以提交作业。5)微信。做为一款实用的个人通讯软件在近年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大多数手机都支持微信,通过二维扫码,加公众号等可以方便地让学生添加微信。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发到微信上,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客户端与老师实时交互,当然更成熟和得到最广泛应用的还有实时通讯软件QQ。6)YY语音。YY语音是一款集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即时通讯软件。由于YY语音的高清晰、操作简便、分享性好等特点,越来越多的教育行业已经使用YY开展网络教育,比较著名的有外语教学频道、平面设计教学频道、心理学教育频道、注册会计师教学频道等等,在电脑端和手机端安装后即可进行视频学习与交流。7)飞信。飞信是中国移动推出的综合通信服务,基于真实的移动手机号码运行,可免费无限制地向飞信上好友信息,在近几年得到较好的发展。它融合了免费短信、语音、文件传输等多种通信方式,实现移动用户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间的无缝通信服务。在教育方面,可以通过飞信和移动手机组建一个实时的到达手机终端或PC机端的信息收发系统,方便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可以基于班级或校级组建一个小型的信息交流平台。类似的有中国联通的超信,中国电信的班级云等信息传播与交流平台。另外还有很多相关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尤其是基于移动手机终端的大量应用也可方便地应用于现在教育教学应用,如掌中英语、有道词典、超级课程表、沪江英语、金山背单词、考试100、驾考宝典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3新媒体在教育教学中的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为了弄清楚公共关系传播的基本内涵,有必要将它与含义相近的几个概念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同中之异”。
(一)人际传播泛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与彼此往来。它与公共关系传播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属于社会范畴,都是能动的交流行为,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过程,都具有相互作用的功能。而且,人际传播可以作为公共关系传播的辅助手段。
但是,它们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人际传播和公共关系传播的主体——人的含义不同。前者指单个的个人,后者指组织化了的个人;前者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信息交流活动,后者研究的则是代表组织的个人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组织信息的过程。
第二,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上看,人际关系是一种较低层次的社会关系,而公共关系则是从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关系。与此相适应,它们所采用的传播手段各不相同。人际传播手段一般比较简单,而公共关系传播手段相对复杂一些。
第三,人际传播的对象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个人,而公共关系的传播对象则是组织有着某种特定联系的群体。
(二)公共关系传播的基本内涵。
公共关系传播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规模的信息交流活动。它的目的是沟通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联系,使组织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公共关系传播可以利用的媒介很多。比如,各种会议和讲演可以聚集数十、数百人,发传单、贴海报可以让成百上千的人看到,用扩音器做报告可以让成百上千的人听到,举办展览或表演可以吸引成千成万的人。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要想与公众取得广泛的信息交流,最有利的手段莫过于大众传播媒介了。这是由大众传播媒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大众传播媒介,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几乎家家必备,人人必听、必看,影响面非常广,可以满足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受众的需要。因此,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能够达到与理想的传播对象接近的目的。
其次,它具有迅速、及时的特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向公众传递信息。在这方面,电子传媒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只有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传播才能不失时效。
公共关系传播的客体是公众。公众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组织内部公众,另一部分是同组织有着某种特定联系的外部公众。内部公众是构成组织的基本因素。它对于组织,犹如人民对于国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关系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沟通、疏导组织内部上下之间、成员之间的信息联系,消除各种不利因素,为组织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外部公众是公共关系传播的主要对象,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它是自己所面向的那一部分群众;对于工商企业来说,它是与组织密切相关的协作者、竞争者、用户和消费者。公共关系传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影响这一部分公众,改变他们的态度,引起与组织期望相应的行为。
公共关系传播是组织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辅之以人际传播的手段,向其内部及外部公众传递有关组织各方面信息的过程。
这个定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公共关系传播的主体是组织,不是专门的信息传播机构。
第二,公共关系传播的客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组织内部公众,另一部分是组织外部公众。
第三,公共关系传播以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要手段,以人际传播作为辅助手段。
(三)公共关系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区别。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群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的读者、听众、观众传递信息的过程。它具有公共关系传播的一般特性,是公共关系传播的组成部分。
但是,它们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大众传播的主体是以传播信息为职业的团体或个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主体则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是代表组织行使传播职能的公共关系机构或公共关系人员。
其次,大众传播的内容是由职业传播者根据新闻价值规律采编的、需要告知公众的信息;公共关系传播的则是由组织部门行使传播职能的人根据公共关系计划编制的对组织有利的信息。
第三,大众传播的渠道一般不大由感官和简单的表达工具组成,而是包括大规模的、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分发设备和分发系统。因此,专门的信息传播机构既需要充足的资金、设备,又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公共关系传播则不受技术水平和专业化政府的限制,它的制作过程也相对简单一些。
第四,大众传播的流程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单向的,因为它的主导者始终是传播者,受传者既不确知,也不稳定,很难取得直接的反馈。而公共关系的传播对象是可知的和相对稳定的,它的传播过程具有明显的双向性特点。具体表现在:组织通过信息传播将自己的目标、政策和具体措施告诉公众,公众则通过被调查或主动回报两种方式把自己的要求、意见和建议告诉组织。与大众传播相比,公共关系传播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取得反馈。
二、公共关系传播的基本要素
1948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补充提出了传播过程五因素的公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这个公式描述的虽然是单向传播现象,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传播过程的简易的模式。因为其中包含了构成传播的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公共关系传播是组织运用传播手段向公众传递信息的过程,它经历了由传播者到受传者的全过程,因此,也应当包含传播过程的五个要素。
(一)公共关系传播者
公共关系传播者是组织信息的采集、者,是代表组织行使传播职能的人。在我国政治组织中,该角色一般由党和国家的新闻机构、新闻人以及各级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门担任;在各种福利组织和赢利性组织中,该角色由组织内部的宣传部门、公共关系部门或宣传人员、公共关系人员担任。
公共关系传播者是公共关系的主体,因为它是构成传播过程的主导因素。在协调公众关系、改善周围环境的过程中,在树立自身形象、提高信誉的过程中,在沟通内外联系、谋求支持与合作的过程中,公共关系传播者居于主动地位,起着控制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它的任务,是将外部的信息传达给组织内部公众,将有关组织的信息出去,传递到目标公众那里。
(二)公共关系传播内容
公共关系传播内容是指传播者发出的有关组织的所有信息。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告知性内容,即向公众介绍有关组织的情况:它的目标、宗旨、方针、经营思想、产品和服务质量等等。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告知性内容往往以动态消息或是专题报道的形式出现。前者是关于组织新近发生的某一事件的基本事实的描述,通常包括五个“W”,比如关于商店开业、展览会闭幕、新产品问世、超额完成产值等情况的报道。后者是对事件全景或某一侧面进行的放大式描述,它不但包含五个“W”,而且包括对基本事实具体情节的勾勒。例如介绍新产品的设计过程、制作工艺、用途、专家鉴定情况等等。
另一类是劝导性的内容,即号召公众响应一项决议,呼吁公众参与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劝说人们购买某一种牌子的商品。在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的过程中,政党、政府及其他非盈利性组织的劝导性的内容,往往以社论、评论、倡议书的形式出现,而盈利性组织的此类内容,则多以商业广告的形式出现。
1.1移动终端普及下的图书信息传播与服务。
随着移动终端用户数量的增加,在新的图书信息的环境下,各图书馆应不断深化图书信息传播与服务,进一步扩大知识的扩散及转移范围,应充分利用资源的优势以及图书信息检索等各方面的优势,研发出高科技的信息产品,极大发挥出信息生产的职能。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更新与优化,为手机、平板等个人移动终端下的资源传播与共享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化使图书馆的信息建设不再拘泥于实体馆藏信息源,而应拓展为独特的专业数据信息库、全文数据库、特藏数据库等。馆藏内涵变化为:把外部信息资源变为图书馆的“虚拟内藏”。从而使图书馆的信息资源范围扩大,提高了信息服务能力。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通过手机、平板等个人移动终端,都可以进入到这些大学图书馆的主页,查询到他们的馆藏信息。凭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新书通报、编织联合目录、联机检索等服务。
1.2移动终端普及下的图书信息分析与处理。
随着信息化移动终端进程脚步的加快,图书信息的传播与表达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当今图书馆正向以资源为核心,通过网络信息服务手段,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之上,从而最大化的满足手机、平板等个人移动终端用户对图书信息的需求。因此,在知识层面需要对图书信息进行分析、提炼总结,将图书、资料、期刊用新技术手段给予数据分析与处理,并对图书信息知识进行重组与创新,对各种信息流加以选择、分类与归纳,将知识单元相关报道系数得以提高。突破时间及空间的限制,使图书信息传播服务随时可在。最大限度的为个人移动终端用户提供快、准、全、新的信息体系。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2012年就编撰了《信息参考》等文献,为个人移动终端用户服务,深受读者好评。
2移动终端普及下图书信息传播需求的分析
2.1分析移动终端用户需求因素。
随着精神文明的日益提高,个人移动终端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移动终端用户信息需求来自于自身对图书信息的需要。影响信息需求的因素除与读者所从事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的程度有关外,同时也受知识结构、信息需求量的多寡、需求信息的范围等对信息传播需求起到一定的决定作用。所以,不同的移动终端信息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千差万别。
2.2认清移动终端用户信息需求多样。
不同类型的移动终端用户需求也分为很多类型,要做到服务有的放矢,就必须了解移动终端用户的需求特点。把握用户需求动向、需求热点和重点,了解用户所属行业、用户规模、使用信息的能力等。其中,用户的需求在学科方面、服务方式、文献类型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教师和学生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主体,信息资源服务要定位在满足教学的基础上。
3移动终端普及下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重新定位
3.1树立正确思想,完成角色转换。
图书信息管理服务人员在移动终端普及环境下的图书馆工作中,应该成为图书信息的向导者及网络使用的导航者,从繁琐庞大的图书信息传播流中获取信息,从而帮助个人移动终端用户打开图书信息传播之门,充分利用高科技的信息加工技术,最大限度满足移动终端等各类用户的图书信息需要。这就进一步要求了移动终端环境下图书管理相关人员的思想转变,确立信息管理的意识,积极的学习,接受先进的技能培训,投身到日常信息实践中去,逐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3.2掌握移动终端图书信息服务技术。
为适应新型图书馆需要,图书管理员必须学习网络应用知识,掌握移动终端网络信息搜索技术、联机数据库检索技术等知识和技能;掌握包括信息获取、整理、传播、利用、存储等。清楚移动终端网络使用软件类型、TCPHP、域名等含义;熟练掌握各种引擎。善于从平常细微的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去伪存真、运用特殊而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捕捉信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各类高度浓缩的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成为协助用户查找资料的向导。在网络建设的同时,必须改变原有只能提供原始文献资料或将各类信息粗加工的图书信息传播服务手段,图书馆的情报和网络部门,必须对各种文献信息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编辑加工形成信息产品,才能适应个人移动终端用户的图书信息需求。
3.3掌握网络信息服务的多种方法
3.3.1间接导向提高法。
图书馆员可抓住适当时机,使用培训、导读等方法,开展信息检索知识教育,阅读辅导等活动,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作用,培养读者信息查询能力,从而为个人移动终端用户提高信息传播服务效率。
3.3.2间接提供传递法。
图书馆信息要建立优化的咨询服务机制,选派精干的咨询员,多渠道、多层次地向个人移动终端用户直接提供快、新、准、精的文献信息资料。
3.3.3综合转换咨询法。
要针对科研,把凝固的书刊文献转化为具有应用价值的流动性信息资料,把历史性的书刊转化为现实性的信息资料。
3.3.4智力资源开发法。
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人才,读者等智力资,开发图书馆的智力资源,为个人移动终端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4结语
在考虑个体自身情况、个体间相互作用及环境对个体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利用社会力模型模拟个体在航站楼内的流动和接触。社会力模型[8]认为当质量为mi的行人i,期望以大小为v0i,方向为e0i的速度行走时,其在行走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实际速度vi,同时,需要与包括墙在内的障碍物及其他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此距离与速度有关。假定其在τi时间内加速到vi,在时间t内的速度变化可用等式(5)所示的运动学方程描述。式(7)中,fiq的定义由式(6)给出,其他参量的定义与式(5)中的相同。由此可知,当人群密度越大,周围环境越复杂,行人的实际速度vi与期望速度v0i的差距就越大,其他行人和环境对其行走的速度影响也就越大,行走所耗费的时间越长,行人间形成有效接触的可能性和有效接触的时间(t)随之增长。考虑其他行人和周围环境对其的影响作用,改进后的社会力模型可提高基于改进的SEIR模型中关键参量F(t)的准确度。
2团体行为
个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其所在群体的影响,如个人普遍存在一种从众行为。统计数据表明,独自行走的移动速度较有人陪伴的移动速度稍快。根据旅客出行人数,可将旅客分为三类,分别是旅行团旅客、结伴出行旅客和个人出行旅客。旅行团旅客通过旅行社组织形成团体式群体,由导游带领集体行动;结伴出行旅客通常由家人或朋友构成小规模群体,在行走过程中结伴出行旅客之间保持的紧密联系;个人出行旅客往往独自行走,行走速度受自身因素影响。这三类旅客具有明显的行走特征差异,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力fiq从大到小依次为结伴出行旅客、旅行团旅客和个人出行旅客。因此,一旦该团体中出现感染者,结伴出行旅客被感染的概率最高,其次是旅行团旅客,个人出行旅客被感染的概率最低。团体中个体相互间的作用力示意图如图1所示,蓝色圆圈代表旅行团旅客,其中红色圆圈代表导游,绿色圆圈代表结伴出行旅客,紫色圆圈代表个人出行旅客。
3航站楼内流感传播扩散实验
3.1航站楼平面布局结构和旅客流程图2(a)和图2(b)分别给出了离港层和进港层的平面布局图,检验检疫、入口、值机岛、安检通道、海关柜台、检验检疫、边检和登机门均已在图中标出,每张图的左半边区域用于服务国内旅客,右半边区域用于服务国际旅客。
3.2航站楼内人员流动性参数设定设置两组实验,第一组为不考虑团体旅客行为的因素,第二组考虑团体旅客的影响。两组进离港实验中易感者、感染者、潜伏者和移出者的初始百分比分别为81.2%,8.8%,3.1%和6.9%,每组进港和离港实验中均有8700名左右的旅客,国内旅客的数量约为国际旅客的4.2倍。并假设旅客直径服从μ=0.6,σ=0.026的正态分布(95%的人员直径分布在[0.55,0.65]的区间内,单位:m);旅客舒适行走速度均匀分布于0.5~1.0m/s之间。同时,参照国内某机场服务承诺,对旅客办理各种手续的时间做出如表1所示的假设。此外,人员离港和进港的时间根据该机场航班时刻表而定,假定每架航班上的旅客数随机分布在120~150之间。其中,旅客从所在航班起飞前210min开始到达航站楼,值机柜台的开放时间为航班起飞前的120~50min,登机时间为航班起飞前的50~15min,海关、检验检疫和边防检查柜台的开放没有时间限制,遇值机柜台未开放或登机门未开放时,旅客前往商业区等待。
3.3航站楼内的团体行为假设设易感者与感染者的距离小于2.0m时才可能被感染,即,有效接触距离为2.0m。此外,据统计,国内民航旅行团旅客、结伴出行旅客和个人出行旅客的比例分别为39.6%、34.1%和26.3%[9]。在航站楼内,个人出行旅客对其他旅客的作用力强度Ai和心里排斥范围Bi以及团体旅客之间的吸引强度Ei和吸引范围Fi并不是固定不变的[10]。伴随行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这两个参数都可能发生改变。在考虑团体行为的实验中,对三种团体行为的设定如表2所示。
3.4实验结果每组实验采用将基于个体的SEIR模型和社会力模型结合的方式模拟航站楼内流感传播扩散,图3(a)给出了离港实验中感染者数量的变化趋势,进港实验的数据由图3(b)给出。图3(a)中两条曲线不仅走势相同,而且较为贴近;图3(b)中两条曲线走势相近,而变化幅度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团体行为对离港流程中流感的传播影响较小,而对进港流程中流感的传播有显著影响。在24h的模拟中,不考虑团体行为的进港和离港实验共计有342和1067名旅客被感染,而考虑团体行为之后,二者分别为505和1219,增长幅度分别为47.7%和14.2%。图3航站楼内感染者数量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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