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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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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法 劳动能力权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是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发展经济。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资源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外技术和经验可被学习和借鉴的空间不断缩小。这些变化使得我国以简单制造方式生产低成本产品的竞争优势慢慢削弱。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向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人才创新型的道路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即使是上海这样一座代表中国科技创新最强和经济层次最高水平的城市,仍然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科技对上海经济的贡献率只有35%,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8%的水平。同时,我国企业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组织程度差,技术和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较还明显具有较大的差距。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从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借鉴一些有益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增长。而同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欧盟国家则处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重视发展人力资本。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资达到了GDP的20%。并且,美国的教育极具自己的特色。美国不仅重视精英教育,而且重视普及教育。不仅重视抓好学龄教育,而且重视开展终身教育。美国每年的在职教育投入高达GDP的5%。由于美国对教育极为重视,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为美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二是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和激励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方面,政府优化开支,减少赤字;在货币方面,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在经济上,鼓励和奖励企业科技创新,强调科技的产业化,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贸易中,坚持“公平”政策,开拓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增加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总之,由于美国科技发展和管理创新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使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视科技发展,管理创新,而这些目标都只能通过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有效实现。因此,大力保护和发展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经济法是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种功能自经济法诞生开始就深深地镶嵌于其中,并不断发展和完善。1802年英国制定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以此来保护学徒的健康。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意味着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劳动能力权作为一种新型法权观念自此产生。随后,劳动能力权在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保护。法律对这些权利设立都是在确认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则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保护劳动者的消费权,本质上是在规定任何劳动者都有正当消费、获取合格商品的权利,以保存和发展劳动能力。另外,有关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法律也同样是以确认和保护国家管理劳动力权的方式来调整经济发展。总之,不论是在生产、交换、消费等微观经济运行领域,还是在市场调控和监管等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经济法都处处包含着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可以说经济法是保护劳动者劳动能力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力权的基础性法律。
经济法对劳动能力权益的保护和对劳动能力的提高,是通过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来实现的。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劳动,越是高级的经济发展形态越需要劳动者的密切合作。那么,如何调整劳动者在共同创造的社会新增财富中的比例影响到人才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并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如果劳动者在创造财富时付出的劳动多,而所分的社会财富少,或者劳动力水平高,却得不到更高的劳动报酬,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这便直接影响了经济生产。另外,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偏低还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营养、医疗、培训和对其后代的教育。因此,当劳动者的经济能力不足时,必然会阻碍其劳动能力的提升,甚至引起劳动能力的下降。所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保护和提高劳动能力的重点又在于合理分配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经济法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保障劳动力权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普遍接受。其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使企业,即集体劳动者,能够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实现劳动剩余价值。这种借助“国家之手”克服“市场之手”的弊端的经济管理工作我国一直在做,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企业法调整投资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共同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目前我国的公司法和劳动法基本上还是在遵循国外传统民商法的理论,承认了投资者资本获利的正当性,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视作商品关系来确定权利义务,而对于劳动者通过体力劳动来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未作规定。这种理论回避了为什么劳动者通过劳动利用资本生产产品,资本可以获得多数利润,而劳动者却只能获得少数利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坚持建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就是要规定不论是投资者、管理者,还是生产者都只能通过劳动贡献分享财富,这种分配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劳动力权,促进劳动能力的提高。
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构建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充分肯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作用。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进行创新。
(一)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
从理论上来说,需要构建劳动经济法理论,以此来指导经济法律制度的改革。所谓劳动经济法是指,以劳动能力权为经济法的基础性法权,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本制度的经济法律理论。具体来说,我们有必要突破两种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一是突破传统的国家干预论对经济法的禁锢,加强其他有关就业、创业、生产、分配、管理、持股等劳动能力权保护的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的研究。传统经济法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容易割裂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使法律有时难以正确反映经济发展规律。因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法律应当反映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实际中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不必然全部符合公益。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因此,运用公司法、劳动法,甚至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通过教育法、知识产权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力权及劳动成果分享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二是要突破传统的财产个人所有制理论的限制,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体系。由于传统私法以财产个人所有制为基础,构建了以所有权、债权和人身权等为基础权利的法律体系,体现了个人利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然而,人们过于追逐私利会最终导致贫富悬殊、资源枯竭、经济危机的出现。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建立以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法律体系,再一次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所谓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是指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力天然归于本人所有,为本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所用。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这种创举彻底粉碎了以往任何一种依靠资本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制度,实现了人人平等地、完整地拥有个人劳动力的目标。当前,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动能力权,以立法形式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于调整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能力,激发创造财富的热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创新经济法律制度
从具体制度上来说,需要创新经济法律制度,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变。一是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虽然目前我国的经济法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但是我国其他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却早已隐含着对二者的肯定。比如宪法中有关按劳分配的规定,劳动法中关于专业技术培训和同工同酬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规定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对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承认。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设立劳动能力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却凭借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以此来积累财富,这种生产方式包含对劳动能力个人所有的某种程度的否认。然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保护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能力权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人力资本入股制度就是对劳动能力确认和保护的直接案例。美国学者西奥多・ W・舒尔茨认为人们对劳动能力的投入使人的劳动能力形成并得到提高,并成为人力资本。这些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教育培训等等。这种资本同样可以在公司中享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与其他资本形式共同分享剩余价值。有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可是,正式确立劳动能力权的问题在我国却还没有广泛受到重视。我国本身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当前又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之下,我们更宜尽早在经济法中确立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度,设立劳动能力权。二是要扩大经济诉讼的种类,完善经济诉讼法。目前,为了解决经济诉讼法可诉性差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公益诉讼的解决方法,并且对操作性问题也作了研究,这无疑值得肯定。但是经济法需要保障的权益并不只限于公益,还有以个人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为主的私益。例如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于劳动报酬的争议,对劳动者健康保护的忽视,职业和技能培训不足的问题等等,这部分利益纠纷的解决被传统的经济法所忽视。这些涉及劳动能力保护和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诉讼机制加以保护。目前,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尤其要注重对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利益纠纷的诉讼解决。这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劳动报酬偏低、劳资矛盾尖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以经济数量增长为统一标尺的发展观念和对劳动能力保护和发展不足的现状,构建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发展为引领,以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环境优化为依托的和谐经济社会。这种转变成功与否将会决定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质的飞跃,成为世界真正的经济强国。为此,我们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通过经济法和经济诉讼法对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权益进行更加明确、更加充分的确认和保护,以此促进人们提高劳动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让社会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幸福与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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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发展模式”不是理论家凭空创造的,而是基于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创造了内蒙古发展模式。“内蒙古发展模式”是对独具特色的内蒙古成功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包括具有内蒙古发展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生态发展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是基础,也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连续6年全国第一,举世瞩目,对内蒙古的宣传报道显著增加,内蒙古草原文化加速扩散,内蒙古大草原成为国内外旅游者梦寐以求、趋之若鹜的地方,内蒙古成为世界各地关注的投资热土,“内蒙古现象”成为区内外媒体记者追逐报道的热点,“内蒙古经济模式”成为国家和地方理论家研究的对象。
二、“内蒙古发展模式”的特征
在此,我们主要探讨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增长战略优先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相一致,内蒙古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从政府到企业,从干部到群众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采取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包括招商引资,项目推动,干部考核,实行经济建设的政绩观等等。
经济增长速度快。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连续6年在全国名列第一,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6000多亿元,在全国升到第16位,财政收入1000多亿元,上升到第17位,人均生产总值进入全国第十位。由于人口不多,多项人均指标在西部甚至全国名列前茅,内蒙古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二)资源型经济特征明显
内蒙古是发展中的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众所周知的资源大区,资源转换是主要途径,资源型产业是地区主导的产业经济,通过资源开发转化利用,内蒙古发展创造了奇迹,真正扬眉吐气了。同时许多资源型行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任务非常重。
(三)外部依赖型经济
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也是华北东北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兰州等中心城市的蓬勃发展对内蒙古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强大而有力的带动。投资依赖型经济显著,政府投资导向,市场和外来投资、民间投资在增加,经济自主增长机制作用增强。
三、“内蒙古模式”产生的原因
内蒙古奇迹就发生在这个过去生态环境条件较差,发展封闭落后的民族地区。30年的改革开放是内蒙古模式产生的重要原因。经济规模小,基数低,增长快,影响大成为“内蒙古现象”和“内蒙古模式”产生的必然结果。内蒙古发展模式形成的动因是内蒙古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动力。
(一)基本条件较好
地缘交通条件。面积辽阔,占全国面积的1/8,是3个日本,5个英国的面积;地跨三北,北连俄罗斯蒙古,南靠8省区,是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的经济后院,是国家向北开放的前沿;交通方式齐全、方便、现代,公里建设成绩大,正在建设九纵三横十二出口,铁路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也有不少改善。看地图,像一匹骏马,正在腾飞。
资源开发条件。土地、能源、建材、原材料、矿业、农牧林业、药材等非常丰富,有62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28种名列前3位,5种居全国首位。丰富的资源储备以及多年来围绕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建设的基础,使得内蒙古能矿资源日趋凸显,加快发展能矿资源为基础的多重加工转换,形成优势产业恰逢历史上的最好机遇,而且开发条件比新疆、甘肃、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的相对较好,发达地区工业化对内蒙古丰富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市场拉动,内蒙古资源大区的建设又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然还有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精神文明,社会风气良好。地广人稀条件,政策环境宽松,后发优势等一系列有利条件也是形成“内蒙古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二)基本动力较强
1、内蒙古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内蒙古具有赶超思想,后进变先进,内蒙古制定了走进全国前列的蓝图。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思路,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实施资源转换战略、开放驱动战略、科教兴区战略、名牌推进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尤其是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制定了现实可行的发展政策,各个地方发展政绩与干部考核挂钩。正确的战略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
2、改革开放是“内蒙古发展模式”的动力。
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革命,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环境,成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内蒙古发展的重要动力。内蒙古以改革总揽全局,在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促进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发展步伐,成为优化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外开放。北开南联的条件好,加快口岸建设与边贸经济发展,实施向北开放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大范围整合资源和要素,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发展中、蒙、俄区域合作经济,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和竞争,使内蒙古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不仅促进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全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内蒙古发展呈现典型二元结构特征,二元结构转换是内蒙古发展的大趋势,是形成内蒙古模式的重要原因,即现代化、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成为内蒙古发展的强大动力。“鄂尔多斯模式”就是区域二元结构转化的产物。鄂尔多斯人把本地的资源优势与呼和浩特、包头的大城市科教文化优势相结合而创造的发展模式。因此,二元结构是矛盾更是潜力,是弊端也是机会。
现代化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的现代化水平。
工业化是农牧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农牧业产业化经济。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集中转移,逆城市化,城市人口资源向农村的扩散。
四、“内蒙古发展模式”的挑战与出路
“内蒙古模式”是内蒙古人民过去创造的辉煌,是国内外理论家和决策者对内蒙古发展成就的肯定和赞誉,但是内蒙古人绝不能在表扬和吹捧声中忘乎所以,高枕无忧。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应该理性分析内蒙古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思考内蒙古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应对措施。
第一,根据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改善民生,让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阳光照耀农村牧区和弱势群体,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从战略、投资和机制上重视经济发展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事业的协调。要坚持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统一,促进内蒙古发展结构的改善与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依据国家和地方垄断势力强大,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和民营业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应该高度重视市场和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发育与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重视民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内蒙古整体市场经济竞争实力和政府监管能力。在财政金融经济环境发展危机四伏情况下,尤其要加强社会经济危机预警机制、防治机制和监管机制的研究和建设,特别是注重发挥人大、政协、派,工会,行业协会和各类媒体的监督制约作用。
第三,针对经济粗放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不适应,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应该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大区和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建立资源和环境补偿和社会节约的经济机制,提高北方生态屏障和地区生产生活环境的保障能力。尤其是草原地区,更应从制度、政策、规划、管理上注意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其实内蒙古已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鄂尔多斯模式”生态经济模式是用产业化把富起来与绿起来结合,呼伦贝尔的生态经济模式是美丽加富饶。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转型;增长的外延和内涵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12-02
《资本论》之中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叙述,虽然主要是针对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而言的。但就情况而言,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中央已经提出要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来对待,因此,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其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显然对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一、经济发展转型问题的提出
1.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发展转型对于我国而言是比较迫切的问题,但就更广泛的范围而言,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已经基本上同步开始了经济发展形式的转型,而且就当下的效果而言,发达国家的转型固然有其产业空心化的过度弊端,但就发展程度和结果而言,也确实是做到了经济整体效益乃至于社会发展的和谐运转,并且成功地做到集约化和全面发展。因此,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从原有的粗放式的、投资主导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的、结构均衡的、资源环境友好的、以经济全方位发展为目的的新的发展方式。
2.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的论断。马克思最早在讨论农业经营的时候,采用了粗放和集约的概念,并且简单阐述了一下两个阶段的经营差异,即投资是否集中和持续性的问题,可以看作后来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差异的滥觞。再者,在讨论再生产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使用了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外延”是指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而“内涵”对于扩大再生产而言则是通过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提高来实现生产效能的增长。通过这一论述也区分了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差异,并且进一步可以扩展到经济增长方式上面来[1]。
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问题
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形势总体而言还算好,但是旧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遇到瓶颈,有些地方难以寸进,付出的代价和消耗逐渐难以令人接受,而问题的凸显也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单纯的增长来解决。因此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
1.过度依赖投资和国际市场。过度依赖投资和国际市场是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不足的一大原因,由于对该投资拉动和外贸利润的过度需求,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发展存在持续性不稳定需求也不稳定的情况,而一旦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弱化,就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对于经济形势的依赖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任由外部因素主导,不去发掘内生性的动力的话,那么很难保证发展的持续性。毕竟投资也好,出口也罢,都是不常有而不稳定的东西,更不可能长期持续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如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样,虽然用起来的时候很痛快,但是必须得考虑在没有的时候应当如何去保持、去适应,否则便无法保持持续性的进步。
2.超过资源环境和人的承载能力。资源和环境不友好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弊端,由于生产效能比较低,需要足够的产出不得不依靠高消耗高投入,进而导致大幅度地破坏环境,这些都是因为生产方式的低水平导致的。而且,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有其极限性,不可能无限度地进行开发和破坏。如果继续吃子孙饭,超强度地掠夺性发展,那么必然会导致无法持续的后果。同样的,人自身的承受能力也会受到资源环境相关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对于人的承受能力也造成了一定的限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必然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而这也是粗放式发展方式所不能带来的。
3.产业结构发展不具有持续性。现阶段在产业结构方面也不具有很好的契合性,首先表现是第二产业的畸重,工业的发达本身是好事,但是如果是非正常的发达就未必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然而自身的发展粗放,缺少持续空间,更是内部以低附加值的低端加工业为主,自主内生推动的工业部分比较缺乏,可以说在制造业的发展中也是很难过于看好。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不得不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始终偏低,也很难能够真正完全地发挥作用,更不容易吸纳劳动力,对于产业转型之后的富余劳动力问题也显得滞后很多[2]。就总体而言,第三产业的进步比较有限,发展前景虽然广阔但是现阶段确实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4.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不足。需要承认的是,在技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方面我国也只有在少数部分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技术应用率和贡献率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自主拥有和开发的核心技术数量还比较少,能够在实践中发展壮大的更加有限。不得不说在科技水平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大短板,如果不能有效的克服,将会带来相当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的指导意义
1.对于社会生产的结构方面。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有着比较详尽的描述,并且通过剩余价值累积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作为决定因素构建了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增长范式。应当说在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下,这属于可以通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性构建的材料。
2.对于经济发展的类别和应用方面。在《资本论》中,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类别和应用同样有一定的研究,通过以小见大,从微观的企业扩大再生产,进而达到宏观方面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以规模的扩大和范围的扩展作为主要增长方式的外延增长和以生产效率和技术改进为主要手段的增长作为内涵增长作为区分,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同时,通过对于以上的阅读,也可以了解到经济转型方面最需要做的几点。协调全面的发展以及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式核心创造,都是值得去注意和深究的地方。
四、在实践中完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注重内生式发展,扩大内部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自身的发展才是推动经济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而在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做得不太好而且畸形化,如果不能够将居民消费向需要的地方引导,反而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消费,压缩生活成本之外的机动空间,或者鼓励对于生产没有有效刺激的无效消费,则必然会导致消费的拉动提不上来。
事实上随着本身的经济发展,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都会下降,但是对于消费而言,这个因素所占的比率只会不断提高,因此提高和引导消费,对于经济转型而言非常重要[3]。
2.建设资源环境友好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经济转型而言,致力于发展的持续性,就必须保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在合理的范围内持续性的发展,通过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合理运用,才能够保证经济发展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协调,能够使得经济发展在社会效果方面达到正相关。
建设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氛围,首先需要从制度上保障,然后要从结构上调节,再者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相关的配套措施,保证能够严格地执行下去。在法律和行政手段之外,也应该充分运用引导和鼓励的方式,惩罚对于资源环境的损害行为,保证转型的及时和彻底性。
3.针对情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单一的结构模式。在产业结构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改变盲目的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小工业企业的状况,改善工业的技术结构,促进产业转移,以避免工业畸形的状况。然后则是通过工业对工业的反哺,以及二、三产业对于多余人口的容纳,促进农业进一步的集约化发展和现代式经营,以及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扩大其覆盖范围,保证第三产业能够推进更多的实体发展。
在总体上,需要保证产业结构的均衡和协调,并且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避免损害到工农业生产,在各个产业之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就能够有效地推动三大产业的共同进步。
4.加强核心技术开发,推动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归根结底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作为最终的推动力,依靠投资拉动确实有其增长的限制,但是科技的进步是无限发展的,而且只有通过自己掌控的核心技术,才能够保持高起点下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快速发展。
对于科技水平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核心技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并且不断地通过引进和对比来强化自身的开发水平。其次就是对于技术研发的制度方面应当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宽容度,并且有足够的实践和鼓励来激发人们的开发热情。在获得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时候,其效益通过应用是可以达到很大的倍率的。因此,对于科技的进步,是属于经济发展最根本性的依赖对象,作为经济转型的源头活水来对待,是不会有问题的。
总体而言,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是从抽象的,一般性的构建方面来进行阐述的,因而在进行具体的执行操作的时候,是必须将实际情况加以考量,并且根据理论的结合加以运用的[4]。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既有传承的部分,也有自身的发展。将经济的增长转变到发展,也不仅仅是词义的变化,更是整个理念的变动,从单纯的经济量的进步,变为实质上的效果的发展,能够做到又好又快的时候,就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本质性变化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1).
一、工商管理的内涵及职能
在文章开篇之前,我们先对本文的主体一工商管理,进行简要的分析和介绍,以为接下来对其发展以及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进一步阐述奠定一定的基础。事实上,所谓的工商管理,顾名思义,就是对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一种综合性的管理,包括对商业秩序的维护以及商业规范的制定等等,其在我国各个经济行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管理中占据着十分关键的角色。然而,这种角色的保持,实际上是其背后基本职能的有力支撑,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其职能进行简要的阐述。首先,工商管理在规范市场经济制度上具有一定的作用,而这种规范作用,实际上是工商管理众多职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我们知道,就目前的工商管理来说,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起到了一种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因此往往需要外在的市场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外部控制,但如果这种规章制度并不存在,整个市场的发展就会落入一个秩序混乱的状态之中,这对于目前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社会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深刻现实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个好消息。因此,为了充分弥补这一空缺,工商管理,作为一种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角色由此被提出,而这种角色的发挥,实际上需要遵循一个方向,即让政府尽可能减少对微观层面的关注,而是更加注意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整,并让工商管理充当起一个引导经济主体、使市场经济活动的进行满足市场的客观规律。这样一来,经济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欲望满足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建设出一份力。其次。工商管理在管理市场经济中也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就这一功能的实现来说,其需要工商管理的首脑一工商管理部门,充当整个市场经济管理的主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伴随着新情况的发生,而这种新情况的发生叉对经济管理活动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作为一种有机的经济实体,企业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支柱性作用,而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会依据自身情况以及外部环境情况而作相应改变,但是企业一旦面临着转型时期,其又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的状态之中。这时,工商管理就会对这些陷入两难境地的企业伸出援手,对其出谋划策,并做好支撑服务,直到企业走出这片阴霾之中。另外,就我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存在着一定的规划性,而这种规划性实际上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包括商品生产与交易的竞争行为,而这种竞争行为的正常进行则需要工商管理参与进来。一方面,其对整个竞争环境营造起一个合理的、健康有效的竞争环境,并为消费者提供有力的权益维护保障,从而促进企业自身进行技术水平、服务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进一步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并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二、工商管理的发展及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
事实上,面对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及进程进一步推进的深刻现实,为了将自身的职能效益进一步发挥出来,工商管理实际上也在进行着自我的改良。一方面,其管理职能范围正在不断地增大,其已经由最初的对私营工商业、集贸市场管理发展成为如今的“六道检查“,这也就意味着其功能和作用也在不断扩大开来。灵气,其管理监督也由之前的单一管理监督转变为组织协调、控制服务与监督一体化系统管理,并且结合政府干预,进一步推动、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其管理方法也得到了相应的革新,其已经逐渐打破了最初的行政方式单一化,而是更多地发展成为集行政、法律、经济以及思想政治交错组合的应用,无论是在飞管理法规的建设,还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上,其都引导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工商管理为了实现自身管理职能的进一步加强,已经从自身出发进行了相应的革新,而这种自我革新效用的发挥,实际上又要与工商管理对促进经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影响形成合力。事实上,一方面,工商管理可以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其可以有效协调企业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其还能对相关企业进行体制的深化改革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目前我国的商业集团与企业集团基本上是以跨地区、跨部门以及该跨行业为界限的,而这些零散的独立的模块有职能通过合理的组合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这样一来,整个企业的利益就会脱离与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从而紧密原先联系较为松散的部门。当然,这种交叉融合的方式,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从部门和地域的控制之下脱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行政中心和管理中心,从而进一步减少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从而提升企业的工作水平及经济效益,并最终推动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天人合一;整体观;中国哲学
1 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
经济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即共生关系、二者基本上不存在影响的关系、二者存在相互影响的负面关系。首先,就共生关系而言,经济和环境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一面,经济和环境相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如生态农业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其本身又对环境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就经济和环境基本上不存在影响的关系而言,经济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对环境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经济和环境共同都在发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如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自身环境的发展,所以新加坡也被称为花园城市。再次,就第三种关系而言,其又可以分为两种关系:第一、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超过其本身的承载能力。第二、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超过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就前者而言,环境虽然遭受到了破坏,但并没有超过其负荷能力,在采取相应措施后环境依然能够逐渐恢复,甚至达到原有水平。对后者而言,环境已经在质上遭到完全破坏,环境已经不可能通过自我的自净能力恢复到原有水平,经济的发展已经对环境本身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影响,那么这也是人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能并行的重要理由。
值得强调的是,在经济和环境二者的关系中,共生关系和二者基本上不存影响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中,并不存在环境的保护。环境本身就可以在被促进或自我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良性的发展。而只有在第三种经济对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才谈环境保护,才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关系。但笔者认为,就第三种关系中的两种情况而言,都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并行的可能性,即使是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产生了不可修复的影响,其理由如下:首先,环境保护的主要目的还是建立良性的生态平衡系统,其并不是一定要恢复到原有绝对理想完满的水平。其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不能说环境在遭受到严重破坏后就置之不理或不加以保护治理。再次,不管是经济发展也好,还是环境保护也好,二者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应当也必须并行。最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能并行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
2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能并行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
导致人类过分看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应是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路,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一种主客二分式的关系:人和世界万物是两个相互对立、彼此外在的实体,人是主体,世界万物是客体,人通过认识(这里指广义的认识,其中包括实践―通常理解为人从世界万物之外进入和深入到世界万物之中,对外物加以改造的活动)以解决 世界万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间题”[1]。和这种理论构成直接相关的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理论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仅仅是客体。一切活动都必须满足人类这一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人才是价值评判的尺度和标准。于是在“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主体就是客体的单一线型思维指导之下,人类开始疯狂而不计后果的向自然开采和掠夺。做为回报,自然开始反过来报复人类:生态的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海平面上升等接踵而至,这些灾害无疑都是自然在遭受严重侵犯后,为了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产生的正常现象,但是却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影响。
同时,由于“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单一的不是主体就是客体的思维模式,主体性的人类在遭受到客体性的自然的打击和报复之后,人类往往又显得无能为力,人类的这种渺小性顿时又和自然的强大性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不能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本身都对人类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整体观、系统观、协调观等也开始逐渐代替了“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就是这样的理论之一。
3 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按照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真正有生命力的深层和谐必然是天下、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谐,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一物、一人、一地、一国才可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和谐。”[2]这种整体观认为,人本身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万物构成平等的关系,“宇宙洪荒的实质是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其中涌动的是无穷的生命力。对于人与自然的所有生命而言,天地是所有成员的父母,万物和人类构成天地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即所谓“民胞物与”,有了这种情怀之的一,人在宇宙中不再具有疏离感,不再深怀孤独感,而是觉得自然与其他生命、山川草木,都是创化的产物,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存在者。”[3]我们可以说:人和自然的生命不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主客相分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约的合一关系。
在这种整体思维的指导之下,“人的存在境域不是一个狭小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天地宇宙。”[4]人做为万物之灵,又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这就必然要求他把自我当作生命存在的同时也把外在生命当作一种存在,在重视自我生命的同时,也重视外在的生命。人其实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之人,而是主载之人,所谓主载就是有义务和责任去考虑或承担其他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承载自我也承载他人。
所以,人和外在环境在本质上都属于宇宙洪荒的一部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宇宙式的生态系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必然要去考量其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如果要真正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把自我置身于这个生态系统之中,平等地考量所有的生命存在。
这样,可以说在任何时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应该是可能的,而且应当变得可能,即使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之下。倘若我们在理论前提上就认为二者不能并行,经济的发展最终在实际上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以至消亡。从而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能,人类也将变得难以生存和发展。
当然,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的指导下,传统的五行观,中医学理论则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传统五行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他们存在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之中,构成相生、相克的生成和制恒关系。事物在这样的生化克制关系中保持着平衡和发展,而中医学则以传统五行理论为基础,并将其应用到中医理论和治疗上,把人的身体看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讲究:辩证施治、阴阳调和、抑强扶弱等。
同样,经济和环境二者都构成整个自然社会的一部分,二者都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其中哪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其他二者的正常存在。人类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大的生态平衡系统,人类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经济和环境的生克制化,重视调节和平衡。所以以五行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学理论正是解决经济和环境内在矛盾的良药,也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结合―论精神发展的阶段[J].学术研究,1993(4):1.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路径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AHSKF09-10D84)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趋势,许多学者针对低碳经济展开了研究。本文从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基本模式、技术条件、区域发展动因及未来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关键词:低碳经济 基本模式 发展趋势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碳排放大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形势已刻不容缓。低碳经济倡导以较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统筹协调发展。围绕低碳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具有价值的见解,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基本模式、技术条件、区域发展的动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五个方面的观点加以综述,以期为低碳经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低碳经济理论内涵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指出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的日益破坏,不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更引起各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
国内学者庄贵阳(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同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 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他们从大时空跨度和能源利用方式上,分析了人类经济发展形态演变历程;探讨了低碳经济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导致了低碳经济产生与发展,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
张鹏飞(2009)指出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创新和制度创新。低碳经济要求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技术体系,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其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变。张平、杜鹏(2011)认为低碳经济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中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为长期目标;狭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从而产生较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应对当前气候变暖问题,为短期目标。
低碳经济发展基本模式研究
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 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 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 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
朱四海(2009)认为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包含三方面的内涵:首先,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无约束的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其次,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第三,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人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种为解决人为碳通量增加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实施的人类自救行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经济体摆脱碳依赖,摆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碳能源依赖,使经济发展转向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妨碍经济增长的低碳轨道,使经济发展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轨。
侯军岐(2010)认为低碳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 以低碳发展为目标, 以节能减排为方式, 以碳中和技术为手段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分析当前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式的背景下,通过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模式:技术带动型,项目带动型,企业带动型,非政府组织带动型,资本推动型,消费引导型,政府推动型,法律约束型八种模式。
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条件研究
低碳经济实质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王文军(2009)指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就是实施“立体式”控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循环经济的改进、深化和创新,而技术、制度与公众参与是其体系开发的主要内容。而低碳经济的实现,首先要依靠技术,只有以过硬的技术作保障,才能从源头制止更多污染物的产生。其次要依靠制度,尤其是要制定开征碳税和推行碳交易等富有经济效率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
赵卓、肖利平(2009)认为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我国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低碳是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指引,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技术创新朝着节能、减排、增效的方向发展。倘若仍然停留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或者偏离低碳经济要求的方向,将不可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
任力(2009)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出建议:必须尽快提出低碳经济战略,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等。
杨芳(2010)认为,技术创新对于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并指出我国可以在汽车、建筑等领域的技术上进行突破。牛桂敏(2011)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制度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从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产业及其他政策方面进行创新,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动因研究
胡宗义、刘亦文(2009)尝试借助动态CGE模型来模拟分析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产出影响,在Chingem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被应用于分析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Monash模型的递归动态机制开发出MCHUGE模型,该模型能够比较精确地运用国内经济信息和经济数据研究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会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对我国各产业影响不尽相同, 能源密集型产业对能源需求的减少是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原因。低碳经济将起到不错的环境保护效果,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均有显著的降幅, 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 污染排放量均有所回升。
李娜等(2010)利用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模拟了低碳经济时代实施碳税政策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进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如果各地区实施同一碳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能源富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损失较大,对发达地区则产生正面的影响,因而将扩大区域经济差异。如果实施差别碳税,对能源富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有所减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使中国走上低碳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的双赢之路。
管军、刘晓明(2011)针对区域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路径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以及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技术创新、政策法规等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及对策。
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研究
根据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要求,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内在要求,一些学者深刻揭示低碳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为中国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庄贵阳(2009)认为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确保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并且在怎样的规模上快速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未来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
谢军安(2009)在介绍了以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向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以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促进人类生产、消费方式的转变,绿色技术的发展及能源结构的改变及国际间贸易与碳博弈将成为低碳经济发展及演变的趋势。
韩冬、韩立达(2011)认为在当前创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势在必行,应当从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以及政府考核创新等四方面加以完善,以夯实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由内而外体系架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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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企业集聚的迅速发展,企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集群的概述
1 企业集群的含义
目前理论界视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为同一概念。“产业集群”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90年提出,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产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相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连接。”但是“产业集群”侧重于观察和分析集群中的纵横交织的行业联系,体现相关产业的一种重新组合模式,用这个组合体来获得企业竞争力优势。
2 企业集群的特征
根据企业集群的定义和国内外企业集聚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企业集群的特征主要有;(1)集聚性:集群中的企业地理具有集聚的特点;(2)专业化:企业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类产品进行生产而形成的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具有明显的专业分工;(3)多样性:集群经济系统始终保持多样性、稳定性;(4)创新性:在生产集群内部,由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协作,彼此之间都有压力,从而促使企业集群成为一个特殊的创新系统;(5)竞争优势:集群企业都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竞争规律,这样的规律会使一些技术落后、创新力不足的企业被淘汰,而保留那些竞争力强、技术先进、创新意识强的企业,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的优势。
二、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我国部分沿海地区都已经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企业集群,有利于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集群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实践证明,借助于企业集聚,通过产品的拓展成完整的产业链,来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业的竞争力。由于企业集群内部,企业通过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从而提升了区域经济的创新能力。
2 企业集群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发展企业集群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产生滚雪球式的集群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苏州、浙江的绍兴等企业集群比较集中的区域,每年经济以约为20%的速度迅速增长。
3 企业集群是推进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城市的道路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实现城市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农村的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企业集群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弥补农村企业的一些不足,从而加快农村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三、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企业集群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空间上集聚的经济现象,区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主要以东亚、欧洲、北京中关村、江苏、浙江等具有区域特色的企业集群发展研究为主。如Cendy Fan和Scott研究了东亚和中国的企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刘斌对北京中关村IT产业的实证研究,周兵利用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来分析企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张良明对吉林省得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来分析企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根据国内的各项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集群有利于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来研究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西部的企业集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比较少。
四、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