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发言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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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18]《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9]“向北望”中的“北”指大陆，即被港人习惯称谓的“北京政府”。

提要

第2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第3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引导；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6-0108-01

阅读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或途径。它的目标是有益于学生获取更多知识及身心健康发展。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从而构建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然而，一些语文教师由于缺乏先进理念的引领，囿于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漠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兴趣和能力的培养。自己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谈谈如何实现阅读教学有效性的方法。

1.让阅读给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阅读需要想象。叶圣陶曾说："我们鉴赏文艺，最大的目的无非是接受美感的经验，值得人生的受用。"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能拘泥于文字，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阅读过程中的想象正是对作品形象性描绘的再创造，即把作品中的人和景等描写化为头脑中活生生的画面，绽放出形象思维的花朵。

如在讲述《祝福》中的祥林嫂向土地庙捐了门槛后安然参加祭祖仪式，却遭到四婶断然拒绝后神态变化时，我先引导学生阅读这段文字："祥林嫂刹那间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然后，展开自己的想象：祥林嫂的眼睛是如何凹陷与无神；脸色是如何灰暗与消瘦；精神是如何的不济。由此祥林嫂委顿的形象便呈现出来了。这便是创造性想象。它直接引发的艺术效果便是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祥林嫂"。

文学作品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是一种以文字为媒介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去阅读、去品味、去感悟字里行间所描绘的形象，无论是一时一景，还是一人一物，去想象风花雪月、衰草枯杨，去想象人物的一妍一媸。想象式阅读教学是建筑在听、说、读、写等活动的基础上的。

2.引导学生披文入情，碰撞出激情的火花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因此，鉴赏文学作品，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与作家、作品"对话"，碰撞出激越的思维火花。充分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去解读课文或阅读材料，不断培养个性才华，用自己的经验、情感、生活理念去寻求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一切都产生于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感悟。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被人们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学生初读《边城》后，可能对小说的"田园诗"的特点只有一个朦胧的感觉，但是通过研究性阅读，通过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探讨，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的拓展性延伸性阅读，就可以对小说中刻画的独特而美丽的景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美感享受，体会到小说中所流露出的一种顺乎自然的人生，感悟到闪烁着的正直朴素的人性美，体会到一种深藏在湘西边远山乡底层人们之中的良知和明慧，由此培养了审美能力。

3.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培养主体意识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评判教学的优劣，重要标准之一是教学是否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我们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包办代替太多，总是怕学生听不懂，学不会。例如，古文阅读，老师逐字逐句的翻译，约束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剥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过程仅仅是机械的模仿过程，毫无创新意识。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喜新好奇、情绪易变、趣味多样。针对这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教法要尽可能做到生动形象、灵活多样。通过新异刺激，引起学生的兴趣，创设愉悦的氛围，想方设法让学生通过眼、手、口、脑的各种活动获得学习的乐趣，培养健康的个性，唤起求知的欲望，强化学习的动机。例如在学习鲁迅小说《祝福》一课中，对于"祥林嫂之死"，同学们展开了热烈地讨论。"祥林嫂是道貌岸然的鲁四老爷害死的"、"是柳妈害死的"、"是恶狼的过错"、"是在庙里捐门槛不成的巨大打击下而死"……大家各抒己见，为彼此的观点找论据、提不足。最后，在师生的共同讨论中，得出了"是罪恶的封建制度残害人"的共识，水到渠成地实现了教学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不苛求成熟与完善。成功的机会多了，再加上教师适当的鼓励，学生自然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主动参与意识也就增强了。

4.引导学生进行评价性阅读，培养创新型思维

第4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关键词】政治；创新；主体性；教学方式；误区

1.还原学生课堂的主体性

1.1 还原学生课堂的主体性，首先实现教师角色的转换

传统的课堂教学，我们的教师一直是主体，主宰课堂的一切，学生几乎就是听，没有发言权。近年来，我们的教育研究者也看到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提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还有研究学者认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应该是学生和老师，两个主体。因此，在我们今后的政治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实现我们政治老师角色的转变。

1.1.1 政治教师要成为学生课堂学习的引导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在以讲授具体的知识为主，而是以引导学生，组织学生思考为主。政治作为人文学科，它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之活，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而不能把传授具体知识和应对考试做为教学目标。当然对学生进行了一些政治常识教育也是必不可缺少。

1.1.2 政治教师要成为学生课堂学习的聆听者。在我们传统的政治课堂教学中，一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听，在下面记。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就是老师不能及时的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老师在上面的讲的满头大汗，而学生却在下面听的一头雾水。因此，教师一定要及时的与学生沟通，这种沟通不是简单一问一答，而是要做到平等的与学生进行交流。

1.1.3 政治教师是学生课堂学习的合作者、与学生共同探究的对话者。政治的课堂教学的过程应该是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师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在平等的对话与探究中，一方面教师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1.2 还原学生课堂的主体性，要让学生的参与、体验

我们现在提倡体验式教学。何谓体验式教学，就是指通过学生自身的经历还获得知识，得出结论。我们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获得知识，另外一种就是间接获得。我们传统的政治教学一般属于后者，就是间接获得。一般都是老师讲解，学生看书。往往这样学习的知识呆板，同时缺少实际应用。从而使知识不能有效的转换为学生的能力与素质。而体验式的学习，就是学生在体验中学习，这样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生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已学到的知识应用的实践当中，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效结合。

1.2.1 成立学习小组，让每个学生参与到课堂。我们现在普遍实行班级授课制，班级授课制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学生过多，每一个学生不能参与到课堂讨论之中。因此要成立学习小组，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教学的学习之中。例如。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中，不是以学生为单位进行提问，而是以小组为单位。让每个学习小组进行讨论，讨论后由小组进行总结发言。

1.2.2 打破班级、年级的限制，建立学习兴趣小组。学习兴趣可以说是学生最好的学习老师，而我们现在的班级授课制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学生兴趣。现在很多学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的建平中学，他们学校在政治教学中打破了这种班级、年级的限制。上海的建平中学开设了三百多门选修课供学生自由的选择，学生完全不分年级、班级，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上。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们喜欢，对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素质有很好的作用。

1.2.3 给学生以主动探究、独立的学习的空间。如果教师在教学中没有给学生丝毫自主学习的机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进行探究的渠道，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是通过教师的讲解或完全靠书本上的间接经验达成的，而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探究和体验得来的。在探究和自主学习中，他能够形成多方面的能力和技能。如收集材料的技能，包括倾听、观察、发问、探索、澄清；组织材料的技能，如对比异同、概括、评论、分类、体系化；传递信息的技能，如提问、讨论、制作图表、撰写报告等。

2.实现政治教学方式多样化

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僵化，大多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学生在这一教学课过程中，学生更多的是听老师讲，而独立的思考较少。这种教学方式不能学生学习成长，特别是不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现在很多学校引入了多媒体这一教学的方式，这一教学方式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2.1 要以探究、实践为核心教学方式

任何学科脱离探究、实践的教学都不会培养出创新意识的人才。只有经过认真探究、亲身实践，才能使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得到切实提高，也只有让学生充分探究、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将课堂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以探究和实践为核心教学方式，并不是完全摒弃了老师的讲解与分析，而是让学生进行更多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开发学生政治的潜能，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2 建立情境式教学方式

高中政治课的内容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课本的局限性，使得它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尚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情境的创设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的兴趣，还检验了学生对知识的应运能力。恰当的教学情境必定是取自于现实生活，生活化的情境在形式上可以发挥活跃课堂气氛的功能，内容来自生活，能真正调动起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能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生活，把认知过程与生活体验融合起来。例如，在讲授经济生活“多变的价格”一课时，教师可以进行市场买卖的情境创设，让一名同学扮演养鸡场的老板，一些同学扮演卖鸡蛋的，另外一些同学扮演买鸡蛋的，模拟蛋市交易。要求“老板”根据“蛋市”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鸡蛋价格的波动及时做出是扩大规模多养鸡、多生蛋，以赚取利润，还是杀鸡以减少损失的决策，并要求其他同学对“老板”的决策进行评价。可想而知，“老板”的每一次决策都必定会引起学生激烈的争论，争议双方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书上的知识。由于这种情境贴近生活，形式上富有趣味性，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浓厚兴趣的支配下，每个同学都成了课堂的主体，无形中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要把课堂搬到室外，实行实践式的教育方式

传统的政治教学都是在课堂内进行的，这样就造成了学生缺乏社会的实践能力，不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能力与素质。因此我们在今后的政治教学中，可以尝试着把政治的课堂搬到室外，搬到社会这个大舞台。我们可以定期的组织学生的去参观，去参加社会的志愿者工作。例如，在高二当我们讲到国家机构时，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去政府、人大机构参观学习，通过这种亲身的体验，我们很容易了解我国的国家机构形式。同时使学生不但了解这种政治常识，还为将来进入社会参加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更新教育观念，走出教育误区

3.1 走出政治教育只求“同”，不存“异”的错误观点

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政治学科的“同”。每一个学科都有其自己的学科规律，特别是政治学科，它不但由于其自身的规律，同时它还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因此我们一定要倡导社会的主流文化，与国家保持一致。否则这个学科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异”更多的是在教学过程学生对同一问题的不一同理解。如，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有许多教师只局限于一本教学参考书，教学参考书就权威，就是真理，容不得同事以及学生的怀疑。这样一来，就是学生的学习就变得特别的呆板，僵化。以至于许多同学都没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使得许多同学在应试时只习惯做熟悉的题目，当题目稍微变化一下形式，就没有了解题思路。更为奇怪的是学生的答案大多呈标准统一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们被限制在教参的藩篱之中，教参怎么写，教师就怎么教，学生也把教师的说教当成是金口玉言，不假思索地做笔记、搞背诵，久而久之思维便固定僵化。

3.2 走出政治学习只要死记硬错误的观点

由于我政治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应试教育的导向，我们现在的政治教育可谓是僵化至极，一些老师认为，学好政治很简单，就是要求学生进行死记硬背。他们认为只有背过书的条条框框，才能学习过政治，才能取得好成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定的背诵对学生的学习是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学好政治理解为死记硬背，这就失去了这门学科的教育意义与功能。我们都知道政治学科不同于其它学科之处在于，不仅仅是智育学科，同时还是德育学科，还富有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不论是智育还是德育，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还是把学生作为学习的奴隶，如果把学习政治认为就是死记硬背，它不仅不会培养出合格的人，反而增加学生的负担，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政治学科在传递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人格，让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因此，我们必须是走出学习政治只靠死记硬背的错误观念，让政治发挥对学生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汝香.高中政治教学策略浅谈[J].新课程(教师),2009(1).

[2]蔡仙炜.新课程理念下高中政治教学的改革[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9(7).

[3]王颖.关于高中政治教学长效性的策略思考[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9(1).

[4]郑丽君.高中政治教学中互动交流模式的建构[J].魅力中国,2008(28).

第5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关键词】传媒；话语；生产；控制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New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⑶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第6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什么是我们今天发展哲学已有的"思想材料"呢？广义地说，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这里所谓"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是借用了高齐云先生的提法。参见《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研究的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推而广之，人类文明的一切已有精神成果，都是我们今天发展哲学的"思想材料"。当然，对这些思想材料不能没有一定的鉴别和取舍。而我认为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这也是本文提出"回到马克思"的用意所在。这样说的理由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是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论形态，它是我们继续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可靠理论基础。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以斯大林1938年9月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为蓝本的，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已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视为哲学的标准模式和惟一正统的形态。也就是说，哲学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取代了本应由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占有的地位。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还因为在我看来，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事情是否如此呢？这里拟从哲学观的视角作一些分析。

所谓"哲学观"，简略地说，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它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逻辑地看，"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解析为这样三个问题："哲学曾经是什么"、"哲学将来是什么"和"哲学应该是什么"。前两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事实层面（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关于它们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描述性定义；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应然层面，关于它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属于"史"的视角。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如何看待哲学中具体观点的演变，需要有一种哲学史观；如何看待哲学观本身的历史变迁，则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史观。从哲学观的哲学史观看，一种哲学一经形成，即成为历史，它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一旦被凝固化，对探求新知和哲学的发展就会起阻碍作用。真正的哲学，应当成?quot;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规范性定义属于"思"的视角。哲学研究者所凭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从思的视角看，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哲学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否则就不可能展开其理论活动。哲学家个人对"哲学是什么"的规定，实际上是他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即他认为"哲学应该这样（是什么）"。"应该"的问题，要求哲学家必须保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从一定价值立场出发的一定的哲学观，是哲学家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哲学规范。它不仅是哲学家全部理论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他进行理论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他全部理论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视角又不是完全无关、彼此外在的，事实上它们常常交汇在一起。也只有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即把"思"的视角和"史"的视角结合起来，把"思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思"结合起来，才能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说明。而这就是要回答"哲学能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按照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它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什么样的哲学才算得上我们时代里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思辨哲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马克思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它把传统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形态远远地抛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

然而，传统教科书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哲学的再生形态，并未鲜明地体现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旧哲学观的本质区别。相反，它沿袭了旧哲学关于哲学问题的许多非科学的提法。例如，把马克思哲学看做也是主要回?quot;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构成和本性是什么"、"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理论。这是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化"的表现。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哲学不可能代替科学和实践经验去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工作，只能由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来提供和完成；以超验、玄思的方式和姿态发言的，只能是梦呓和伪科学。至于传统教科书所体现的哲学再生形态，把哲学变成迁就眼前的注解性工具，更是严重背离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

第7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我国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同根同种，同文同语，拥有共同的文化心理，而且对于英语学习，都属于外语学习。因此，在英语的教与学方面必定有着一些共同的认识和规律，但两岸毕竟相互隔绝半个世纪，并且在社会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文化借鉴途径及程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两岸在英语课程改革方面也必定存在着一些差异。笔者通过对现行的两岸高中英语教科书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岸高中英语教材各具特色，可互相借鉴。

一、大陆《英语》对台湾《英文》的启示

1.采用功能、结构、话题及任务型活动途径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结构功能主线体现了我国国情，继承了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而对于“任务性”活动，虽然有任务多寡、难易不好把握的局限，然而，任务能使语言学习者更加明确语言的实际用途，更有利于学习者锻炼实际语言的使用能力，更能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如Using Language使学生能够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感悟和体验英语，发展语言技能，进而逐步获得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2.知识技能的训练遵循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对于教师教学而言，具有相当的实用性。词汇教学采用英语释义、类比、联想等方法，并注意不断复现。语法项目呈现在必修阶段相对集中，便于教学，又不断反复循环，帮助学生复习并加深理解，提高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教科书设计了大量不同层次的词汇、语法两方面的机械式练习、活动和任务。练习和活动有非交际性和交际性的，其中，非交际性的练习和活动有词形和句型转换练习，造词填空练习、替换句型练习，多项选择题、问答题、翻译题、字谜等。交际性练习和活动有角色扮演（roleplay）、猜谜（guessing）、调查（survey）、采访（interview）、讨论（discussion）、辩论（debate）、写信、写日记、记笔记等。而任务的设计则让学习者在单项技能得到培养的基础上，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综合使用语言的能力。书中各单元的Warming up，Pre-reading部分创设了激发学习者经验的诸如问卷调查、讨论任务。而每个单元的正文和练习册部分都安排了大量诸如分析人物态度、分析信息、解决问题等听说读写与话题相关的任务。

3.启发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培养实践能力。教科书的Learning Tip部分引导学生由单纯模仿、被动接受的学习转变为运用观察、发现、推测、理解、记忆、对比、分析、联想、归纳、内化等策略进行学习。Discovering 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structure提供学生发现和探究的空间。Speaking由背记书中对话改为依据所提供的材料和情景进行一般话题的讨论或发言，甚至作简短演讲。

4.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树立信心，同时找出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增加形成性评价。这样既体现了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也能使教师及时获取英语教学的反馈信息，帮助他们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教材的Summing Up和Checking Yourself便体现了这一思想。

二、台湾《英文》对大陆《英语》的启示

1.编撰理念根据课程大纲及沟通式教学法。语言成份（如单字、文法、句型等）呈现和句型练习设计强调真实语境，使语法学习不再刻板无趣；而语言能力活动（如听、说、读、写等）设计着重提供大量沟通式教学活动，特别是会话材料能更多地考虑不同情境，以利于培养学生交际时情境场所不同的语言得体性。

2.真正体现帮助学习者自主学习。教材的编辑理念、编辑原则、教材特色等（类似于大陆教师手册上的“前言”）写入教材，有助于学习者宏观了解教材特色，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语言观和语言学习观；词汇呈现不仅在教材末单列，在课文相应页面按文本中（黑体）出现的顺序列出词汇的读音，同时和阅读文本并列分不同层次要求（应用字汇和认识字汇）予以英文解释及搭配例句。另外，增列和课文相关的惯用语和成语俗语，有利于学生在语境中学习新单词和自主学习。教材安排系统的阅读和写作技巧，并辅以相对应的、难易适中的练习题，让师生在技能教学环节中有脉可循，以克服对阅读写作长久以来的恐惧或排斥，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读写技能及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3.内容编排整体安排及选材强调向上（大学）和向下（国中）的衔接。如台湾教材在第一册第一课安排了个人生活问题谈论、描述和寻求忠告的内容；第六册末安排了“友谊地久天长”世界名曲单元和过好四年生活的大学生活单元作为教学内容上的毕业铺垫和大学生活的预期；在体现语法教学的“句型练习”部分，每课都编辑了“基础句型”，以复习国中已学的文法概念和句型并配以相关练习。在此基础上，设计“进阶句型”，帮助学习者建立高中程度的文法和句型概念。

4.选材着重知识性、启发性和教育性，同时充分兼顾趣味性、生活性和实用性。阅读文本中的大量题材体现了青少年问题、生命教育、消费者意识、文学素养、大学生活等。如Short poems that reveal three poets’observations and views on life，类似内容的题材让学生在欣赏语言美的过程中获得人文素养的提升，台湾教材在扩展活动经典题材和丰富形式中，上述特色可见一斑。

三、对两套教科书编撰和使用的共同期待

1.两套教科书都遵循各自的语言教学大纲进行编写，各有优势也各有局限，如能相互取长补短则更完善，更利于学习者学习语言技能、培养综合语言能力、激发兴趣、发展情感、策略和健全的人格。

2.两套教科书的选材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丰富多彩，但仍期待纳入更多科学性或其他领域之题材。而且实际课时有限，皆存在兼顾理想与实际的两难，几定终身的大考更使教材难以完全发挥其功效，而为匹配高考也期待加强其实用性，以利于在课堂上实现有效使用。

第8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关键词]文学本质；文学教育；文学存在方式

[作者简介]徐一周，玉林师范学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副教授。

一

文学之所以能够以教育的方式而存在，首先是由于它与文化、教育的天然联系决定的，具有共同的功利性。

在回顾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总结30年的理论建设的成就时，我们会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最大进步就是逐步摆脱了政治的奴役和干涉，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轨道。文学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普遍被人接受并深入人心，成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在解说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的表现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文学是无功利与功利的统一。所谓无功利就是指文学不能满足人的实际利益的需要，不求实现现实的利益。似乎强调无功利性之后，文学就能摆脱社会的政治等各种外界因素的纠缠，走上独立自主之路。

其实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难于成立的。

我们不妨看看证明无功利性存在的例子。

一个常用的例子，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从实用角度去看，从理论上去看，从美学角度去看。对于一片树林有人会问它是否有益于本地区的健康状况，森林的主人会估计它作为柴禾能值多少钱，这都是从实用的观点去看它；植物学家对它的生长情况进行科学考查，这是从理论的观点去看，如果一个人只想到它的样子，想到它作为景色的一部分所起到的作用，他就是从艺术或美学的观点去看。”

这个例子通常认为以审美的眼光看世界，是一种审美的，是一种没有功利的，但是问题在于，主观上的无功利性能够否定客观上的功利性吗?

事实上，文学的无功利性是不存在的。所谓“无用之用”，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它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它的重点还是落在后一个“用”上。所以文学永远是功利的。它的功利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教育的功能，正是这种功利性的存在，使得文学可以通过教育的形式得以存在和传播。

历史地看，文学最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的艺术”或者“审美的艺术”，而是泛指各种文化现象。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始终都夹杂在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各种论说之中。最初的文学不仅包括今天所谓狭义的文学，也包括其他文化现象。文学活动本身是没有独立性的。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就不是文学文本，而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施行“采风”制度的产物，各种民歌，其用途不过是统治者体察民情的借鉴，所谓“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是也。雅，虽说是文人正声，但也是中规中矩，不违背统治者意愿的；而颂则更是庙堂文学，乃歌功颂德，为政治服务的产品。孔子一直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手段，主张以“诗教”来培养能担当为国出力的君子。《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旨在告诉人们学诗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语言表达文雅、得体，而且可以符合一定的思想要求和道德标准。因此，他的教育活动，始终在大力培养学生知识、发展学生技能的同时，充分发挥诗歌在思想道德等方面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就等于说，把《诗》读得滚瓜烂熟，一旦去做官却既不会办内政，又不会搞外交，那学得再多，也等于白学。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更是把诗、艺术与政治制度直接的联系起来。

不但对个人强调教育，对社会也强调教化，《礼记・经解》，记载了孔子的几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其意云：凡亲身到一个地方，那里的教育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凡是老百姓温柔敦厚的，那便是诗教的结果；老百姓不仅温柔敦厚而且很聪明，那便是学《诗经》学得很深入了。

两汉以后，由于极力推崇“人文化成”，把《周易・贲卦・彖传》的“人文”理念加以大肆张扬，将文明与人文、天道联结起来，所谓“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就使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以“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精神。伴随着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诗教”传统特别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思想道德修养的教育一直成为正统的文学观念，影响后代。

同样古代的乐、舞也绝非单纯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尚书・尧典》有这样的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文》曰：“乐，五声八音总名。”按此说法，五声八音相比而成“乐”，“乐”之职能，主要是为了“和”，就是为了集体行为的协调一致。由此看来，乐产生之初也并非为了审美的意义而有更加现实的需要。

舞，同样也是如此，《论语・先进》曰：“风乎舞雩。”雩，乃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求雨祭天，设坛命女巫为舞，这便是“舞雩”。以诗乐歌舞以娱神，可见，这些后代所称的“艺术”之实用性何其明显。

教育同样也具有明显的实用性。所谓教育其实就是对人实施影响的社会活动。广义而言，凡是提高人的智力、体质、技能，以及增长人的知识、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可以看作是教育。在艺术领域中，以文艺为媒介，陶冶人的性情与品行，锻炼人的艺术能力的活动就是文学艺术教育。在上面所引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远在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时候，就合着悠扬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唱着优美的诗歌，与天地万物甚至百兽一起翩翩起舞，不仅心灵荡涤，而且天人合一。这不就是一种艺术至境吗?有时候，真是让人觉得耐人深思：究竟是古人的教育思想充满着丰富的理想性影响了文学艺术呢?还是古代文学艺术的精华丰富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呢?抑或是二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呢?也许这就是文学通过教育而得到存在的缘故吧。

二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的文学创作曾经非常注意个人经验的写作视角，注意对人的个体性的关注，这无疑是有进步的意义的。作家注意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化为人生智慧，注意寻求个体的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力，也是符合文学演变递进的内在规律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过 分强调表现自我，宣扬私人化写作而忽略了大众的感受，似乎抒情就是纯粹是自己的主观的东西，这显然是偏离了抒情的目的和初衷的。

抒情论的始祖是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说。这是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在古代有过多种说法，如《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其志也”，《乐记》亦云“诗言其志也”等等。什么是“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的许多人都做过分析。据闻一多先生《歌与诗》对“诗”、“志”字源考证，确认“志”本有三义。朱自清先生还专门写过《诗言志辨》一书。“诗言志”与“诗缘情”过去被认为是两条线，代表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的不同方向。其实二者从本质上讲，并无明显不同。“志”与“情”均为内心之物。志者，一如《尚书・尧典》郑玄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为“诗言意”。《毛诗序》解释云：“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志”是指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艺术的语言和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诗了。情亦如是，乃源于外物的感动兴发而引起的内心的变化。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也。《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但是，文学所抒写的这种志也好，情也罢，必是事关重大的。绝非个人无关痛痒的低吟浅唱，更非无病。它起码得陶冶人的性情，培养美的情操，感染好的思想，也即必须有引人向上的作用和力量。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不能无乐”，音乐中包含着人的情感，但情感要感化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礼记・乐记》则强调：“诗，言其志也：歌，永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也”。《毛诗序》有一段话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文学艺术的写志与抒情，必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密切相关的。因为不管是统治者也好，一般的文士也罢，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政治、经济等等都应该和谐发展。而“和”也是由音乐而社会，由艺术及人性的。从下面的材料即可看出这点。前文所引的《尚书》记载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是一例。《周易・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又是一例。他们都是说，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可以推而广之，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对“和”的认识，已经变成古人在设计未来社会时的一个根本原则或者一种理想形态。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艺术或者文学的范畴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抒情本身是具有极强的公共性的。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引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将晚清以降知识分子所依凭报纸、杂志、小说等印刷媒体空间看作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性也叫公共领域，它并不指称某种特定的公共场所，而是任何能体现公共性原则，即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而形成的场合。一经形成后，它又能有效地保障人们自由地表达或公开他们的意见，不受任何教条与强制性权力的干扰。所以，公共性本身就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与私人领域是相对的。事实上，文学的所有活动及其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作家创作中的抒情也是具有公共性的。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有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这四个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成为一个流动的反馈的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极具公共性。世界一般说就是我们所指的社会生活，它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为文学的其他要素的存在提供了背景和舞台。这是一刻也离不开公众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公共存在物，如果说过去还有少量“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的作品存在的话，那么，今天根本就没有这种作品生存的土壤；作家的创作也是公共的行为，尽管在创作方式方法上，在审美追求与趣味上不同的作家各不相同，但是这并不会减弱它的公共性，否则我们还研究什么创作规律?我们的文艺学中还谈论什么创作论?至于读者，则更是一种公共存在。因为任何一个作品的读者都不会只是是一个人，而是由诸多读者组成的读者群。即使这个读者群的人数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多寡不定，但它也是一个社会存在，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公众的利益愿望与要求以及公众的审美习惯等等。此外，从现在的文学传播媒介来看，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外，还有诸如网络等媒介，几乎开放到不设防的网络媒体的公共性更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文学的公共性是无需用过多的例子加以证明的。

这种公共性就可以使文学与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而获得存在的空间。因为，教育本身就更加具有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教育有普及性。就是通过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强大需求，切实提高民族素质，切实增进和扩大人民民主，以体现教育的普及性。

其二，教育有公平性。就是坚持理想、目标与过程的统一，着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各种教育差距和社会差距，以体现教育的公平性。

其三，教育有人文性。就是坚持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并重，在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侧重发挥教育的非功利价值，防止和克服教育的失衡与异化，以体现教育的人文性。

其四，教育有实用性。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开展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各级各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满足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以体现教育的实用性。

其五，教育有民主性。就是要形成教育的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格局，确立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力和在教育、科研中的中心地位，确立学术自由自治、师生平等民主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建立健全科学化、民主化的教育决策体制机制以及学校与家长、与社区紧密联系的参与机制等，以体现教育的民主性。教育的民主性，要求教育向最广大的社会开放，体现公共性和包容性，教育价值观研究应当把握这一 新的趋势。

以此来看文学，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也是具有上述诸多属性的。它的人文性、实用性是天然的存在的；它的民主性、公平性、普及性则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以凸现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网络空间非常开放的新形势下，这些属性更容易得到体现。

三

文学以教育的方式存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文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承。人是一个由各种活动构成的整体，文学活动只是人的诸多活动中的一种。那么这个活动何以称为文学活动?文学活动一经出现，就会出现文学产品，这些产品又以何种方式得以流传后世?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共同的属性与规律?诸如此类，这都是后来者要面对的。从时间维度上看，这是一个可以依照时间变化的历程不断积累材料，不断发生流变的过程；从空间维度来说，这又是一个可以共时地跨越不同空间，无限制的扩充内涵或者扩大外延的过程。这些汗牛充栋的材料如何融会贯通地成为文学知识，甚至建构成为关于文学的学科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文学教育要面对和考量的。也可以说，人类在建构和传承文学知识的教育过程中，使得文学得以存在。比如，我们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学观念的演进等问题实际上就不仅仅是文学家或者理论家自己的事情，它还是一种知识的传承。我们为什么能够勾画出从广义的文学到狭义的文学的转变?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从文化的文学可以演变成为审美的文学这个结论的?如果没有知识的存在和传承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承认文学是一种教育存在对文学来说并不见得是不光彩的。一些人总以为，强调文学的教育本质或者文学的教育功能好像会影响他们表现自我，影响他们抒发所谓的自我的情感。这是很不科学的。其实，古往今来，哪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是以其倾向的进步和艺术的卓越鼓舞与教育着人们奋发向上、追求光明而留在文学的史册上呢?又有哪一个作家能够不以他的或是后世榜样或是前车之鉴的行为而存活在文学史之外的?

第9篇：意识形态发言材料范文

教师教法依然以传统讲授为主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很长一段时期强调“史”的教学，因而教学上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除开老师讲得神采飞扬的情形，我们的现当代文学课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一些讲解过于重视作品的史性与社会性，阐释过于注重“理”而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特性，使本该生动活跃的文学课堂变得毫无生气，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与热情。在课时减少，学生不阅读的困境下，如何搞好现当代文学教学呢?笔者认为要根据现状来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文学课的学必须以读为基础，高职高专院校现当代文学教学应该重视文本阅读。与本科院校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不同的是，高职高专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而高职高专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也应与本科院校的有所区别。与本科院校注重“史”的勾勒与理论的阐释不同的是我们应该弱化史的教学，而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这些能力的培养不是仅仅听几节课便可以获得，而是在一天天阅读的积累中提升而来。因而，高职高专现当代文学教学应该重视文本阅读，文本阅读是中文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保障。注重文本阅读，引导学生多阅读，以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去吸引学生、感染学生，培养他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热爱。另外，在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现当代文学是离我们最近的文学，它的审美经验和规范尚未成熟，需要在大量的文本阅读实践中建立和完善。现当代文学的现有评价有许多受到与之相随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在评价上存在误区，需要在阅读中重新认识。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某些政治色彩强烈的作品被高度认可，而很多艺术价值与文学成就更突出的作品则被忽视，对这些作家作品的重新理解、认识与评价需要充分而又稳固的阅读。大量的阅读能提高他们对文本最直接的感悟能力和辨析能力，学生能够借助文本进行深刻的形象记忆，通过读懂作品，知道作者在说什么，从而根据自己的直观经验对文本进行分析，判断出作品的优劣，优在哪些地方，不足和缺陷在哪里，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体现教学目标，实现文学课堂的有效性，必须是在师生认真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在互动的情境下，发生情感、认识的交流，随着学期进展，阅读与讨论次数的增加，质量也会不断提高，学生在阅读、表达和写作各方面能力都会有整体提升。

文本阅读教学途径

高职高专现当代文学如何做好文本阅读的教学呢?以文本阅读为中心改革教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以文本阅读为中心的前提下，我们探索读文本、说文本、演文本“三结合”的教学模式。

(一)读文本

读文本，即对文本的阅读。因为对任何文学作品的理解，都离不开对文本的阅读。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作为文学的阅读者，学生对作品的阅读、体验和情感升华的实现，教师是无法替代的，这就需要学生进行文本阅读。哲学解释学认为，“经典阅读就是在主体间对话活动中把历史引入文本，通过移情、体验、理解实现视野的不断融合和意义的持续构建与生成，使阅读和对话进入扩展主体自我认识和建构意义世界的良性解释循环之中。”［1］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与作家作品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在对话中了解作品，净化人格，升华情感。在教学中，必须要求学生读原著。当然，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很多，很丰富，对于刚进大学的学生而言，要进行选择就很难的。这就需要教师对其进行引导。我们的方法是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便列出要阅读的书目以明确阅读目标，分体裁同，分年代，分阶段地列出阅读书目，用以引导学生读书的实践，同时，还提出了泛读与精读的读书方法，有些作品要求精读，对有些作品要求泛读，就这就让学生有了阅读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在确定了阅读目标与方法后引导学生对作品的阅读分三步走。第一步，直观文本。在感觉和知觉中初步接触文学形象、意境，并开始有情感体验的初级阶段。就小说的阅读来说，从感受人物的形体外貌、言谈举止到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阅读时产生的情感与心灵波动等。就诗歌来说，则从对其音韵、色彩、景物的感受获得整体印象，并了解它借什么样的情景寄托什么样的感情。第二步，观看影像资料;在对文本初步感知的基础上，辅以“影视观赏”。作为阅读的补充方法，给学生提供一种相对比较直观而又轻松愉悦的理解作品的方式。现当代的许多作家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比如《阿Q正传》、《伤逝》、《家》、《边城》、《死水微澜》、《四世同堂》、《陈奂生上城》、《红高梁》等。在影视中生动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动感的画面等带给学生一种直观而又轻松愉悦的理解作品的方式，让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文学作品，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学生在轻松愉悦中体验到原著的艺术魅力，从而使学生在阅读、欣赏中感悟。第三步，查看参考教材和相关资料。在引导学生第一二步阅读时我们认为让学生无任务地原生态地去阅读，让他们找到阅读时带给自己心灵冲击的第一感觉，在此基础上的第三轮阅读，便是要更深入地思考。这时，老师把有关作家作品的相关材料、问题包括相关参考教材和资料提供给学生，让学生选读，学生利用图书馆、资料室及数据库、专业网站等途径大量阅读作家作品的相关资料，从而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更全面了解和更深理解。以对鲁迅《阿Q正传》的阅读为例。第一遍，初读文本，给学生印象最深的便是阿Q。瘦骨伶仃的阿Q，没有姓，没有职业，住在土谷祠里，有着很多可笑的言行:“我先前比你阔多啦!”“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儿子打老子”;了解了阿Q与王胡捉虱子比赛，捏小尼姑的脸，向王妈求爱的恋爱悲剧，“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革命”的观念到被杀等故事情节。在对阿Q言行了解的基础上，获得了关于阿Q的整体印象，是一个愚昧无知而又自欺欺人的无业游民，从而产生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观看影片《阿Q正传》，更加深了学生对阿Q言行的印象，比如阿Q摸小尼姑脸时的无赖，向王妈求爱时的落魄，到被杀前的懵懂，学生在感到这些可笑言行的同时，会产生一种沉重的心情，从而去更深地思考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此基础上老师提出话题“你如何理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在当时和现在给人们什么启示?”由此引导学生在自我有了初步感知和思考的基础上查找相关评论与资料，从而更全面、多方位、多角度地去解读阿Q。

(二)论文本

论文本，即围绕文本展开讨论。“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是教育过程中应当关注的。”［2］作为文学教育者，应该精心组织课堂讨论，灵活设计教学环节，从而激发学生思维，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挖掘潜力，可以在课堂中采取讨论的方式。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性格志趣、知识储备不同，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课堂讨论就是让学生就作家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个同学将个人化的理解借助课堂讨论这一平台，进行交流。在发言时，发言者本身会因为发言而印象深刻，而不同的同学从不同角度的发言，则会使学生在彼此思维的撞击中将对作品解读向纵深发展，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既有感性的直观了解，也有深度的把握与理解。这不但能激发学生探求文学的热情，还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当然，课堂讨论不是无序的，教师的组织与引导很重要。讨论通常可采取两种方式:随堂讨论与专题讨论。随堂讨论即教师在上课时有准备地抛出一些话题，鼓励学生思考并即兴发言发表意见。如当分析到《沉沦》时提出来思考“你认为《沉沦》结尾主人公跳海如何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给你什么启示?”当讲到徐志摩诗歌时，学生朗诵后即问“这首诗歌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你有什么收获?”当讲到骆驼祥子时给学生提出这样的话题:“你认为祥子是个什么样的人?造成他悲剧的原因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虎妞这个人”等等。教师注意引导学生从各个不同侧面去思考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倡学生各抒己见，鼓励不同观点的碰撞，在这样的课堂中，我们能总是看到学生思想的火花，经常会让我们想到一句话:“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少发现”，教师就是要创造发现人才的氛围与机会。专题讨论法是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探讨同一问题的好方法，专题讨论会要有鲜明主题，主题过大过深或过易过浅都激不起他们思考的最大兴趣与热情。教师需提前布置难度适当有思考价值的专题，并提供可参考的资料信息，以分小组的形式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准备，启发学生多角度多侧面进行探究。讨论时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推荐一人代表小组发言，其他小组成员可为该小组代表补充发言。这样使每位同学都参与其中，每个人的智慧与思想在有效的课堂里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如在《阿Q正传》的教学中，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我们对作品的创作环境、创作的影响作了介绍，然后给学生提出讨论的话题:“你如何理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给你什么启示?”在这次的专题讨论中，大家争先恐后，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我们身上还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这是国民的劣根性，我们要以此警醒，去努力克服它，不在自我欺骗中沉沦;有人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有它的不足，但他在困境中还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在今天的环境下，每个人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难免会有风雨挫折，在困苦挫折中我们要学会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不至被困难磨掉了前进的锐气;还有的人认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精神胜利法”，要学习他乐观的心态，同时又正面现实，只有在挫折中正面现实并永保一颗昂扬向上的心我们才能战胜困难走向成功。讨论中大家争论激烈，甚至针锋相对，不时闪出思想的火花。“在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尊重学生个人见解，及时点评，并引导学生穿透社会文化习俗层面触及个体生命的存在层面。这样，学生在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碰撞中，深化了对作品的认识与理解，拓宽了思路。”［3］就笔者的经验来说，学生对每一个要讨论的专题都非常认真，每次都会让他们自己发现自身原来还有诸多潜能。引导学生一个个专题深究下去，积累一学期，一年下来，他们的阅读能力，分析能力、以至表达与写作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当然，课堂是有限的，一学期我们只能选取教材中的几个问题来做专题讨论，但这样讨论带来的却是激发了学生对文学探究的热情，从而把有限的课堂延伸到了无限的课外。

(三)演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