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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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以美丽心灵与人生博弈

约翰・纳什1928年出生在美国一个军人家庭。14岁时，他的数学天分开始展现，由于他的存在，教他的老师产生受挫感。纳什21岁博士毕业，他的关于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在当时被看成游戏之作不入主流。此时的纳什对名利表现出无足萦怀的态度。别人常常请他解决数学难题，题目破解后，有些人却以此作为自己的成果来发表，当朋友气愤地建议纳什诉诸法律时，他总是一笑置之――解出难题是最快乐的事。

上世纪50年代末，纳什已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了，还被《财富》杂志推举为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但就在这时，不幸降临，他患上了强迫性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困扰了他30年。此时，母校向他张开双臂，特意留出一个闲职让这位昔日的天才有个栖身之地。于是，在普林斯顿校园里，常常有一个衣着怪异的“幽灵”喜欢在黑板上乱写乱画，留下稀奇古怪的信息。多年来，纳什的经济来源就是从母亲临终前替他成立的信托基金中每月提取400多美元。他的妻子艾利西亚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直陪伴照顾他。在她的努力下，奇迹出现，数十年后，纳什终于康复，由“疯子”变回“天才”。

上帝也最终眷顾了这个“怪人”。随着商业竞争时代的到来，纳什50年前所作的博弈论一下子成为与市场联系密切的显学。纳什也因此进入诺贝尔奖评委的视野。为了验证纳什是否已经痊愈，诺贝尔委员会特意派代表访问他，当该代表向纳什委婉地表达他已被 “考虑”授予诺贝尔奖时，纳什坦率地说：“我想您来这儿是想看看我疯没疯，如果我疯了却得了奖，肯定会把你们的事儿搞砸。”接着他又认真地说：“在你们看来我疯了几十年，我却以为，那不过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而已。”

1994年，纳什与其他两位学者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到奖金的纳什对记者说：“我相信有资格申请信用卡了。”当被问及得奖对他的生活有何影响时，他说：“我现在可以去咖啡馆了。”纳什把奖金（3人分享后已经不多）一部分还了债务，一部分买了基金，然后就去资助那些贫困的研究者。他依然住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艾利西亚依然照顾着他。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天落日的余晖下仍然可见纳什散步的身影。对纳什而言，自己仿佛在与上帝进行一场人生博弈，用半生疯狂的代价获得暮年的声名，两者毫不亏欠，恰如博弈论中著名的“纳什均衡”。

第2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现在，无论你用什么标准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学术研究机构。然而1941年的NIH在地位和实力上仍不及欧洲各大研究中心，但是到了1970年NIH的科研拨款超过6亿美元，成为名符其实的科研王者。直至今日，加入NIH的科研计划中仍然是无数科技人员的梦想。NIH崛起的真正秘密是什么？你一定想不到的答案是“师承链”。

这是一本关于NIH的真实故事。高个子、戴眼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香农（James Shannon）、会在凌晨三四点钟打电话给你的史蒂夫・布罗迪（SteveBrodie）、以发现微粒体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Julius Axelrod）以及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Snyder），那些曾经生动的形象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已经陌生，但当你提起甲基橙测定、磺胺类药物、阿片受体等等在现代药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词时，他们正是这些伟大技术或药物的开创者和发现者。而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老师和学生、指导者和助教。

师承关系，是顶尖科学家中的“遗传”链。诚如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所发现的，斯奈德受到了阿克塞尔罗德的塑造，但阿克塞尔罗德科研经历则受到了布罗迪的影响，布罗迪的老师则是扭转美国科研方向并确立NIH地位的詹姆斯・香农。这条导师链可视为美国生物医学科研事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成长及成熟过程。

曾经研究过诺贝尔获得者的朱克曼在其著作《科学精英》一书中曾对1972年以前92名获奖者在美国做的获奖研究进行了考察。她发现，尽管这些研究涉及物理学、医学和化学，但是一半以上（48人）曾是更年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博士后或者助手。这些顶尖的科学家通常在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然后才依次成为下一代顶尖科学家的导师。卡尼格尔认为，“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单个天才人物完成的，而是由科学‘家族’完成的。”徒弟从师傅那里获得的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而不是知识或技能，用社会学术语来说，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收到的社会化培训，使他们能够对重大、重要或适当的问题有了鉴别力。

NIH成为世界医学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正是在一代代传承着的科学精神中不断发展。如同美国公共机构保健科学大学药理学系主任阿罗诺曾指着位于贝塞斯达罗克韦尔山两侧的NIH卫生科研大楼所说的那样：“这里成为医学的圣地是有理由的，英语成为今天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是有理由的。”

第3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从周处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不管曾经怎样，只要努力改正以前所犯的错误，同样可以从新来过，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

化学史上有名的“格式试剂”的发明者格林尼亚，年轻时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一天，他在一个宴会中被一位女伯爵侮辱道：“离我远点儿，我不想见到像你这样的花花公子。”在听到这句话以后，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他决定重新振作。后来，他拜师苦读，终于补上了原来所差下的功课，并且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努力和研究，有所成就。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格林尼亚有一位“花花公子”变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式由于他知耻，改正以前的缺点，最终有所成就。

像周处与格林尼亚这样的人，就是西班牙人塞万提斯所说的那样：“今日跌倒在地的人或许明天还会站立起来。”人最大的悲哀不是失败，而是在失败面前不能够站立起来。

第4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了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是从“纳什均衡”我们却看到：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是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这样。在“囚徒困境”的故事中，两个小偷都选择坦白而被判八年的情况就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但是，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对他们更好。

20多岁的纳什已经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当时他被《财富》杂志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才华和魅力吸引了一位漂亮女生——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艾里西亚。1957年2月，他们结婚了。

这也许是纳什一生中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事。

半生疯癫

1928年6月，纳什出生在美国一个富裕家庭。从小他就很孤僻，每天宁愿钻在书堆里。但那个时候，纳什的数学成绩并不好，老师不满于他常常使用奇特的解题方法。

1948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读大三的纳什同时被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和密执安大学录取。纳什选择了大师如云的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列夫谢茨等都在这里。数学家冯·诺依曼是现代计算机之父，也是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者。

“博弈根据是否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增加，或者至少没有受损，因而整体利益也增加。非合作博弈则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决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温泉教授对《英才》记者解释。

“非合作博弈打破了合作博弈的最基本假设，就是说并非最优解就是均衡解（即博弈双方的选择可能对双方都不利），个体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我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想法，我就考虑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注意到诺依曼的缺陷的纳什，在1950-1951年，以非合作博弈为主题写出两篇论文。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开创了博弈论的又一分支。

1958年，纳什开始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为：他认为《纽约时报》上每一个字母都隐含着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而只有他才能读懂其中的寓意。终于，在孩子出生以前，纳什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他被确诊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然后是接二连三的诊治，短暂的恢复和新的复发。

1962年，当纳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菲尔兹奖获得者时，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与这一“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妻子艾里西亚在几年后终于不堪忍受，与纳什离婚了。但是艾里西亚并没有放弃纳什，还是跟他住在一起，30年来精心照料他和他们同样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尽管纳什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职位，但同事和朋友们设法为他保全了保险。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资助纳什治疗的基金，寻找各种途径帮他治疗。

正当纳什处于梦境般的精神状态时，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课本、进化生物学论文、政治学专著和数学期刊中。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经济学或数学术语，如“纳什均衡”、“纳什谈判解”、“纳什嵌入”、“纳什破裂”等。多数引用者想当然地以为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发疯过程中他对经济学没有什么贡献，最后给他诺贝尔奖，是因为别人是按照他的框架推出来的后续成果。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主要贡献是美、苏的核武战略该怎么做，他就是用纳什的框架往前推，得出的结论是保持报复力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巫和懋认为，纳什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框架。

渐渐苏醒

那么后人如何继续推演零和的纳什均衡？囚徒困境能否被打破呢？

巫和懋表示，其实在现实中早已有解。

一战中，英军和德军遭遇，若双方都卧倒开枪，结果是（-1，-1）；如果一方开枪，一方没卧倒，结果是（2，-2）；如果双方都走来走去但不开枪，是（1，1）。“偶然遭遇时，是（-1，-1），就是所谓纳什均衡，对双方都不利的囚徒困境；可是长期的话，均衡肯定会走到（1，1）。因为双方用（-1，-1）互相惩罚，惩罚到太痛苦了，你自然就会走到（1，1）”。这就是一战中的著名景观——互不开枪的对峙战。

温泉也提醒，在现实中大概有40%多的博弈结果是没有按照纳什的理论预测的，这可能由于重复博弈、非完全信息等。“囚徒困境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角度，但现实社会极其复杂，没有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当戴森教授像平常一样向在校园里“游荡”的纳什道早安时，他第一次听到纳什说话：“我看见你的女儿今天又上了电视。”

纳什渐渐从疯癫中苏醒。而他的苏醒似乎是为了迎接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他和另两位博弈论学者约翰·C·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现在更多是通过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及《美丽心灵》这部传记电影，或者经济学术语‘纳什均衡’等来了解他。现实中，我与纳什先生见过几次面，是在他的病情稳定以后。但这时他已经衰老了，出院后他就完全脱离科研了。他虽然是普林斯顿的老师，但他不是正常的老师，是名誉老师。像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一直工作，到这个年纪就成大师了。当然在经济学界大家还是很尊重他，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温泉介绍说。

2001年，根据纳什的传奇经历改编的电影《美丽心灵》上映。也是在这年，艾里西亚与纳什复婚了。

改革博弈

谈到博弈论的实际应用，巫和懋向《英才》记者讲解，博弈论表面有点儿玄，其实就来自现实。小到日常生活，中到经济社会，大到国际关系都是博弈。人们平时经常用博弈思考，只是不很自觉。如果很自觉，思考就会更深一层。

“很重要的是要真正考虑对手的立场、策略，然后再思考自己的立场和策略，这样才能达致均衡。比如问题，就是一个博弈。美国和中国以前是（2，-2），美国控制整个太平洋；现在中国崛起后就要寻找一个新的均衡。怎么办？那我就要用（-1，-1）说话，逼他走到（1，1）。”

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中，博弈困境更是随处可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便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现在坑蒙拐骗很多，为什么？因为相当一部分人都想玩一次性博弈，我赚一把是一把；煤炭事故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政府随意干预、随意关煤矿，你不知道拿到的开采权能延续多久，怎么办？那就竭泽而渔，能捞一把是一把。”

对于走出这类囚徒困境的办法，张维迎解释：“人类产生了很多制度来解决合作中的囚徒困境，包括私有产权制度、法律和社会规范等。其中私有产权制度是最重要的，只有基于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我们才能更好地合作。如果消灭产权，或者任意侵害产权，就破坏了人们的预期，就有更多的短期行为。”

巫和懋则认为，中国要解决未来的问题，就要让各个团体都能参与到经济成长的博弈中来。他举到食品安全的例子。现在企业是2，消费者是-2；如果让消费者组成消费者联盟NGO，它就可以公布哪家企业的食品有问题，就会向（-1，-1）走，你使我受损，我也让你受损；这样长期的话，大家就被逼到（1，1）了。现在的瓶颈是从（2，-2）到（-1，-1）过不来，因为没有给消费者相应的博弈权利。

中国可以找寻自己的道路，可是要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公平参赛，不要挡住很多人参与的权力。“总之要让这些社会力量出来，像环保、消费者保护类的组织，你都可以让他做。所有人都能得到经济成长的好处，整个国家就会往前走。”

但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当下国内也面临着改革的囚徒困境：希望改革的群体不掌握改革杠杆，掌握锁钥的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又不愿意改革。

“国内最重要问题是体制问题，用博弈论看都是有解的。”巫和懋提出了他对未来乐观的原因：

第5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大家好！

我是大班学生xxx的妈妈。在这个桃李芳菲的日子里，我很荣幸作为家长代表，在此祝贺我们的孩子们即将走向小学，开始新的人生旅程；同时，也向幼儿园辛勤付出的老师们送上深深地感谢！

和在座的所有家长一样，我清晰地记得三年前的那天，怀着对孩子的牵挂和对老师的期望，我们将宝贝送到了小荷风采幼儿园。那时，xx是个内向沉默、胆小的孩子。三年来，孩子一点点变得开朗活泼、聪明懂事了，在今年讲故事比赛中还得了第二名，我们全家都非常惊喜。弹指一挥间，孩子突然就到了离开幼儿园，走向学校的时候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在1987年，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了巴黎会议，当时记者问其中一位获奖者：“您是在哪所大学里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里。在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比如：不能撒谎、和小朋友分享、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做错事要改正，要仔细观察大自然等等。从根本上说，我大半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些。”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么朴实无华的一句话，道出了幼儿园教育对人生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呀！

所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所有大班的家长们，向幼儿园的老师们真诚地道一声感谢！感谢你们三年来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爱心，使孩子们在离开妈妈的怀抱后，能安心地在幼儿园快乐学习和健康成长，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幸福时光。

其次，我还要祝贺所有的大班小朋友们，你们长大了、懂事了、很快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今天是你们人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祝你们升入小学后，在新的环境里好好学习，健康快乐地成长，今后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翱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三，我也要和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共同勉励一下。今天的毕业典礼过后，我们的孩子就要升入小学，他们的学习任务将会越来越重，我们肩上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了。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家长之间能继续保持交流，在培养孩子的道路上共同探索。

第6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与什么样的读物相遇，很可能决定他一生的品质和方向。在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也许不是少儿读物，缺的是真正能从孩子出发并给孩子打开文明视野的读物，只有这样的读物才能引导孩子逐渐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健全的人。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不同于成年人，他们的天性还没有被污染，他们有着更为单纯的内心，他们用稚嫩而天真的心灵感受着宇宙万物，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并有着无数的奇思妙想。他们总是觉得万物有灵，对所见与未见的一切均热切地憧憬着。

真正好的少儿读物，不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式地将成人世界的现成知识简单地灌输给孩子，让孩子去阅读、背诵，而是以孩子为主体，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每个孩子的身上都有许多潜在的可能性，比如想象力、创造力、梦想、自由等，少儿读物需要保全和呵护这种天性与潜能，而非用成人世界的规矩和禁忌来约束他们的天性。真理是教人得自由，读书也是叫人得自由。我相信，在孩子的幼稚之中，蕴含着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图文书，如斯凯瑞金色童书系列，之所以获得许多孩子的喜爱，首先是因为它尊重孩子，从孩子出发。

在国外乃至中国港台地区，有许多才智之士意识到对儿童的塑造，即是参与对未来社会的构建，他们的笔端充满对宇宙万物的好奇与善意，笔下的文字与图画充满了未泯的童心。剑桥大学的麦克法兰教授写过一本《给莉莉的信》，以给孙女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大量活泼的细节，使 10 多岁的孩子读来甘之如饴。德国的博多舍费尔为孩子们写了一本介绍理财知识的《小狗钱钱》，童话般有趣，又包含了经济学的基本博多舍费尔常识。三联书店曾出过一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给孩子们的信》，作者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谈论的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哲学政治、文学艺术。这些杰出的人们心甘情愿俯下身子，以极大的热情和爱意，跟孩子们谈论究竟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为什么人类之间会有战争他们将孩子当作平等的主体，未来社会的主人。

我发现，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小学教科书还是少儿读物的编写者，已超越原先四书五经给予他们的限制，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亮光、新的思想，致力于开启民智，造就一代新民，并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被戏称为猫猫狗狗的国文课本，一方面贴近孩子的心理和认知可能性，一方面悄悄地将美好的文明种子播撒在他们幼小的心田中。叶圣陶、丰子恺他们参与编写、绘图的课本、课外读物之所以抓住了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心，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从孩子出发的。

我敢说，有幸与这样的读物相遇的孩子们是有福的，你们将在这里打开一扇门，一扇通往更辽阔的文明世界的门，你们的人生也因此而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第7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

什么是社会企业?让我们从一个故事说起。

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及其创立的乡村银行。・尤努斯1974年形成关于小额信贷的想法，当时他刚刚留学归国，在与一个孟加拉乡村妇女的谈话中，得知这个妇女每做一个竹凳要从高利贷者手中借5个塔卡(约合9美分)。竹凳卖掉后，妇女只能挣2个塔卡，其他的收入都要被高利贷者收走。而那个村子里还有43户的人有类似情况，他们共欠高利贷者856塔卡(约合27美元)。

尤努斯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拿出27美元给这些村民，并告诉他们，钱可以在任何时候归还。这样经过大概―年，村民们就把欠他的钱基本还清了。后来这种做法开始在孟加拉国迅速流行起来。

198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尤努斯自建的乡村银行成为独立的银行。自成立后，乡村银行向孟加拉全国7万多个乡村的650万贫困人口提供了总计57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绝大部分提供给了妇女。尤努斯所作的这些工作使他获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它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机构。社会企业虽然通过商业手法运作，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着力追求扶助弱势社群等社会效益，概括地说，就是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企业盈利。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尤努斯表示，他将把奖金的―部分拿出来为孟加拉国的穷人建一个低成本生产高营养食品的工厂。其余的则用来建设一个眼科医院来帮助穷苦患者，而这又是两个典型的社会企业。

英国社会企业的发端和发展

社会企业的概念最早大概于上世纪70年代被提出，英国是社会企业兴起较早的国家，其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企业主要追求的是社会目的，其盈10主要用来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

上世纪80至90年代，英国政府为了解决高失业率问题，采取了由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社区方案模式，提供低工资及兼职的机会，让弱势失业者进入其中工作，并藉此进行职业训练，协助弱势者能够在以后进入一般劳动市场就业。而这类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通常是合作社、社区企业。

在1997年以前，当时社会企业的运作对英国经济和社区的发展仍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但直至2000年，英国政府开始追随美国和其他国家先例，宣布支持由地方行动发起社会企业。2002年，英国政府颁布《社会企业：成功的策略》报告。此报告概述了透过社会企业满足社区需求，创造有利环境等议题。

同年，英国政府在工商部(DTI)设立社会企业单位，以作为社会企业发起运动的联络窗口和协调者，并解决不利于其发展的障碍，广为宣传社会企业中的成功案例。

2006年5月，英国首相宣布：合并附属于内政部的行动社区理事会(ActiveCommunities D1rectorate，ACD)及附属于工商部的社会企业单位，同时提出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希望促使社会企业良好发展。

从2000年到2006年，英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创建一个促进社会企业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现在英国的慈善领域反而是非营利组织的成分较少，社会企业的成分较多，现今英国大约有超过10000家的社会企业。

相比传统NPO，社会企业在资金来源上更具有优势，传统NPO主要依靠筹款来运作，独立生存的能力相对较弱，而社会企业能够自给自足，其经营收入是主要资金来源，但是也不排除募集资金。相比商业企业，社会企业也呈现出在聚合社会资本方面的优势，例如志愿者参与及社区的支持，这些资源一般是商业企业所无法得到的。同时，社会企业还与政府形成了伙伴关系，这为提升其自身地位也很有帮助。

社会企业的春天正在来临

最近一则来自英国的新闻也耐人寻味。―个由英国西南部社会企业成员组织RISE设计的社会企业标志，近期开始在英国国内推行，一些知名的机构纷纷申请拥有这个全国承认的标志。一家社会企业想要获得此标志，必须提供证据以满足一系列标准。其中包括：它们的社会目标与成就、交易水平、收益和资产用于支持的社会目标等。

为什么一些知名机构都纷纷对该标志产生浓厚兴趣呢?研究机构ICH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给出了答案，该调查显示，70％的消费者认为他们更愿意购买具有社会使命的机构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不是那些注重股东利益的机构。

第8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8月30日，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因伤病在开罗去世，享年94岁。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阿拉伯语作家，他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文学世界的骄傲。

马哈福兹1911年12月11日生于埃及开罗，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中的幼子。他的文学生涯始于少年时代。1939年，即马哈福兹28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的游戏》；此后，十部小说陆续问世，直到1952年7月埃及革命爆发。

他一生中发表了32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写作上的多产持续到晚年，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新作问世。马哈福兹的创作，对阿拉伯语长篇小说的成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马哈福兹出身于开罗老城的一个普通人家，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先后供职于埃及宗教事务部、艺术局、电影基金会以及文化部。在退休前后，他的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1966年，长篇小说《米答格巷》被译成英语及一些其他国家语言，从此，他的作品亦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瞩目。

尽管在本国声名日显，马哈福兹的作品在进入纽约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市场时，也经历了重重障碍。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东方学》作者埃德华・萨伊德曾经试图说服一位有意介绍第三世界文学的出版商接受马哈福兹的作品，但是建议遭到拒绝。问及原因，对方的解释是，阿拉伯语是一种“有争议的语言”。

1988年，马哈福兹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16部作品方被著名的双日出版社出版。

马哈福兹在作品中通过繁复的隐喻，表达了对埃及发展的希望和挫折感。很多读者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影子。

虽然他致力于揭示人性的普遍状况，但其写作题材却根植于本地的现实。他笔下的故事大多以开罗为背景展开，这座古老的城市对于他的写作，就如同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布拉格之于卡夫卡，布宜诺斯艾利斯之于博尔赫斯。

马哈福兹的写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创作深受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影响，表现古代埃及人在爱国法老率领下，抵抗外族侵略。这显然同当时英国军事占领的历史背景有关。他曾计划用小说表现整个法老时代的埃及历史，并为此做过大量研究。

1957年，随着《开罗三部曲》（包括《宫间夹道》、《欲望宫阙》和《糖库》）的出版，马哈福兹的写作进入第二阶段。这时他的名声已经超出埃及国境，传遍整个阿拉伯世界。他的作品被大量搬上舞台、银幕和电视，这使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家喻户晓。

这一时期，他在作品中注入了大量写实主义因素，描绘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社会的灰暗图景，笔触涉及埃及的社会、政治、宗教及知识分子生活的方方面面。

进入6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风格也从此发生重大变化。他的注意力开始从对社会的外部描画，转向人物的内心。复杂的修辞、想象和意识流，使他的新作具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虽然主题仍然来自现实社会。

进入晚年的马哈福兹，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如何使长篇小说这一源于欧洲的文学体裁具有真正的阿拉伯特性。他对阿拉伯传统作品，如《天方夜谭》，以及民间文学的叙事方法的援用，给后代作家不少的启发。

尽管马哈福兹的写作在技术上历经变化，他对世界和人性的理解却保持了相对的一致，并且随着阅历的增长而不断深化。

有一个主题贯穿他写作历程的始终，即人生的意义在于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以独善其身的态度，仅仅关注自身的道德完善，这本身就有悖道德的准则。不难理解，在他的小说中，那些最终获得拯救的人物，都是一些直面社会不公的利他主义者。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免于神秘主义的陷阱，不论其中包含有多少隐喻式的、超现实主义的修辞和叙事。

就世界观而言，马哈福兹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作品也因此笼罩着悲剧性的气氛，而且通常会以主人公的死亡作为终结。因此，时间经常成为他的另一主题。时间带来变化，进而是寂灭。在这阴郁的合唱中，也有两个色彩明亮的动机，一是为追求正义所进行的不断斗争，一是对于科学进步的信念。

第9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范文

因此,这也是沟通的失败,即不知道如何讲述故事,使人们能有效沟通,明白要做的事情。

语言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首先提出,不同种族讲述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差异。这里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述故事的顺序。

例如,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会以直线的方式叙述故事,从开头一直到结尾。中国人则喜欢绕圈子,直到结尾才告诉最后结局。犹太人讲故事时,通常会在得出结论前,在不同场景间曲折迂回。

对于理解不同群体如何思考和相互沟通,卡普兰的故事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也引起了争论。盎格鲁-撒克逊人说话真那么直接吗?

澳大利亚人可能很直接,当你犯错时,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错误。一个美国人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会礼貌很多。而根据我在英国的多年经历,当一个英国人夸奖你时,很有可能是批评。反过来,当他看起来在轻蔑你时,却是把你当朋友。他是表示友好还是轻蔑,这也取决于沟通的环境。误会就是由于不同人的沟通方式不一样而导致的。

信息的效果取决于信息是如何传递的。传达坏消息是最有挑战的沟通方式。大多数老板都会给汇报坏消息的人以脸色看,所以没人愿意第一个把坏消息告诉老板。但是作为一个好领导,他需要听到坏消息。只愿意听好消息的领导是生活在幻想中,他迟早会从幻想回到现实。

但是如何传达坏消息是一种艺术。我最喜欢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讲故事的哲学家。很多流传的民间故事都来自于他的著作。他虽然口吃,不善言辞,但是很有写作才华,他的文章精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

韩非子最有思想的两篇文章是《难言》和《说难》。其中,韩非子阐述了他的人际哲学――说什么,如何说,何时说。

跟领导说话的难处在于,不是你想说什么,而是他愿意听什么。这也取决于你如何包装你的信息。如果你只泛泛而谈,并都说成好消息,他会认为是谄媚。如果你过于直言,全是陈述事实,他可能怀疑你有自己的动机。韩非子认为,明白上级或听众真正想知道什么很重要。

因此,如果你在讲述时没人愿意听,那么你的信息就不会有效果,你的处境也就比较危险。这正是那些预警了当前金融危机的经济学者所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有建树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危机的迹象,他们都以别人也没有提前看到危机为自己辩解。这显然不是事实。真正的事实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忽略了警示的征兆。然而,在危机发生后,他们声称,某些突发事件使他们误读了警示征兆。专家的共识从来不会错,否则他们就不是专家了。

现代心理学家称这个现象为“认知失调”。有位心理学家研究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宗教团体声称世界会在某一天灭亡,到时所有人必须到一座山上,那里会有宇宙飞船来拯救他们。当然,到了那一天,世界没有灭亡,宇宙飞船也没有来,但宗教人士说,这是因为上帝听到他们的祈祷,所以推迟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世界现在如此复杂,我们拥有爆炸式的信息量,以致我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听听那些被公认为聪明人的建议。

因此,我们更有可能相信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不是本地的经济学教授,即使后者更了解本国的情况。

世界联系得越紧密,东方和西方的相互理解就越重要。在一个寻求迅速解决问题的时代,西方国家很可能形成思维定势,企图以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例如通过汇率问题解决全球失衡。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很有影响力,他认为中国操纵汇率以促进出口。

他的分析不理性,结论也不合理。当年日元重估币值,并未引发日本出口的减少。而且,中国的大多数出口都是由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再卖到西方市场的产品,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由跨国公司赚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