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艺术与哲学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论文关键词:赵贞吉诗文,整理,版本,论文
一、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一)、子弟与门人对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最早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的是赵贞吉之子鼎柱、景柱与门人龚懋贤、邓林材等。他们在赵贞吉逝世八年以后,终于缀遗稿为诗抄、文抄、讲章凡二十三卷,名《赵文肃公全集》,于万历十二年刻,有高启愚序、陈文烛序、姜宝序、许孚远序、王藩臣跋、詹尔选跋、肖如松跋、陈谨策序。出版了《赵文肃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闵刻本《赵文肃公文集》,后有南京、内江翻刻本《赵文肃公全集》。
(二)、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的整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将《赵文肃公全集》列入重点整理书目。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先后编印了《赵贞吉研究初集》和《赵贞吉研究资料集》。
(三)、官长驰编撰《赵贞吉诗文集注》
内江师范学院官长驰先生,积十余年辛劳对赵贞吉诗文进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列入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荐重点书目》。这对于研究赵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贞吉诗文集》原名《赵文肃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个注释本。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的空白。
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做了开创性努力。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赵贞吉诗文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官长驰1998年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后记说明[1]:
本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人文历史论文,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为予注明。
(四)、《内江风物咏丛》辑录笺注赵贞吉吟咏内江风物诗赋四十七篇
(五)、笺注研究论文
1、罗宁、武丽霞的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勘补《赵贞吉诗文集注》初阅前六卷之诗词及7卷九至卷十四讲章部分,获益良多,赞叹之余,偶见其失漏之处。
2、陈世英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商议 从《赵文肃公文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的讹误脱漏之处一一进行正误补脱。本部分还对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赵文肃公文集》未收录的和官长驰的《赵贞吉诗文集注》漏辑的赵贞吉的作品进行辑佚。
3、邓国军博士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注释商兑》对《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点校、注释、系年之误漏作出举正。
二、赵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针对《明史?赵贞吉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并将其为官情况制成《仕途履历表》。
《年谱》;《内江县志》卷十一收录(邓林材撰《赵文肃公先生年谱序》)按赵大洲自著《赵文肃年谱》,邓石阳万历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为该谱作序。在此基础上,曾孔恕、黄世杰编《赵贞吉年谱》,是赵贞吉生平研究重要资料。
三、赵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军事思想研究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政治品格
赵贞吉的政治思想丰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守业方面;无论是在处理君臣关系,还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赵贞吉的政治品格是两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优点,也有“好刚使气”、“动与物迕”的缺陷,这也是其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赵贞吉在“庚戌之变”时的主战和“隆庆和议”时的主和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同时介绍了赵贞吉重视防务、主张恢复明初分府分兵的旧制和重视赏罚分明在军事中的作用等军事思想。
四、赵贞吉的学术思想研究。
韩国学者李庆龙《赵大洲二教参究和经世思想》,论文认为:赵大洲等泰州学派的学者们,起初学习王阳明良知教,最后转出于儒教;赵大洲之子赵台鼎承继家学参究佛道二教修炼,对“本体即工夫”有独到的解释;赵大洲对阳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对“良知”在儒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他有出世经世、体用一源的与从前儒家不同的特点。
陈若愚教授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赵贞吉的思想与贡献
指出:本文以《赵贞吉诗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为评述对象,对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赵贞吉的学术思想、政治建树、道德境界、文章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学术思想
论述赵贞吉的学术思想存在一个渊源辨别的问题,黄宗羲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本文主张不在其学派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人文历史论文,而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赵贞吉的“出世入世说”、对“心学”的发挥、禅学观、儒佛道一家等学术思想,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博采众长的特色。
梁明玉的论文《论赵贞吉的人才观》探讨了赵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赵贞吉的文学、禅学成就研究。
明清人对赵贞吉的诗文的评语,并对赵贞吉的诗文选材和诗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选材有反映为国为民的诗文,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有送别赠别诗,有应和之诗,有游历诗,有祝寿诗等。其诗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语、善用典故、文辞气势雄伟和以古论今,阐发道理。
释智常、铁波罗论文《赵贞吉的资中情结和他的寓教于禅》、
孟光全《赵贞吉笔下的明代内江佛寺》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赵贞吉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论文《略谈赵贞吉诗的用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贞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曾良教授论文:《佛学对赵贞吉诗歌的影》阐述了赵贞吉信禅的主观愿望是沟通儒佛之辨,使出世为入世服务,但客观上佛学对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等产生了复杂影响,使诗歌增强了表现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艺术情趣。
张文进、段庸生提交的论文《论赵贞吉的诗风》从比较的角度对赵贞吉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索。
王发国教授论文《赵贞吉(杂咏六首>官注漫议》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诗歌的注释提出商榷。
六、内江师范学院召开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邓国军博士撰写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除以上例出相关文章外,研究员钱明提交了论文《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为赵贞吉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哲学文化背景资源。
吴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赵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学者研究赵贞吉的特殊视角展现在与会者面前。
本次研讨会除了论文丰富多彩外,热烈的讨论也是一大亮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卓越认为:李贽是弘扬赵贞吉思想的功臣,赵贞吉有三大贡献:政治功绩、哲学思想、诗文成就。邹作圣先生认为赵贞吉的疏奏价值极高,并对赵氏“性命为根、经世为用、文章为枝叶、人世为根本”进行了阐释。
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智海认为赵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学”,并联系高校培养人才的实际对赵贞吉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罗宁博士、四川大学周斌教授、内江师范学院邓国军博士等人对部分文献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
此次研讨会对促进明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四川文化名人、推进四川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赵贞吉诗文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赵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张;他是一位哲学家,“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对人生、物我、性命之学没每有沉思妙悟;他还是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诗文家”之一。
赵贞吉是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王艮学派传人。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通过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批判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宣扬其对敌斗争非凡的胆识,配合历史知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前的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文历史论文,建设文化内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贞吉诗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长驰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一个注释本。填补了古籍整理的空白。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该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读者读起来还有障碍,要使其通俗易懂,还需要做大量的笺注。
所以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2]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影印本 济南:奇鲁书社 1997
[3]内江政协文史委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M] 内新出内(2005)002号
[4]洪若内江风物咏丛[M] 内新出内(2006)008号
关键词: 王充 《论衡》 综述 补充
从汉朝至今,王充的《论衡》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20世纪以后,学术界对《论衡》中所显露的求实精神、唯物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方面的识见,给予了较多关注,涌现出了许多专著与论文。章炳麟《国故论衡》、《王充的论衡》、钱穆《国学概论》等等,都给予其积极的评价。稍后,黄侃、任继愈、徐复观、周桂钿、侯外庐、张岱年、李维武以及前苏联的阿·阿·彼得罗夫等很多学者,都陆续发表过对于王充及其《论衡》的高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邓红的观点,其《王充新八论》完全批判了王充,对于他的疾虚妄、颂汉、命论与气论的唯物意识给予了否定,虽然有惊人之举,但也有一些偏颇。通过分析近五年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的研究,本文拟从思想、文学两方面对这些研究状况做一些综述。
一、王充思想研究
1.总的思想的研究。赵平安的《王充哲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人性论、政治观等方面论述了王充的天道思想;李冬的《王充性、命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王充的“用气为性”和“命”的思想进行了解析;杨萍、王全权的《王充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用伦理学思想解析了王充的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
2.天人思想的研究。张立文的《王充的天人之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天道思想的两重性;刘敬的《王充天道思想浅析》(《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0年第2期)论证的是天道的自然观,对灾异应政、福瑞说进行了贬斥;王先亮的《从“天人”处看董仲舒、王充哲学思想的内在趋同》(山东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对王充和董仲舒的天人观念做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异同;王先亮的《论董仲舒、王充哲学天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对王充的天论思想的各种表达做出了论证;王永哲、何丽君的《“自然”而“命不可勉”》(《温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详细论述了王充的命的观念和自然的关系;宋志明的《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对王充天人学批判中的困惑进行了论述;王先亮的《论董仲舒与王充哲学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衡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对王充的善恶以渥泊区分,通过教化改造善恶人性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并和董仲舒的观点作了区分。
3.其他方面。吴从祥的《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阴山学刊》2009年第5期)阐释了王充对于孟子地位提升的贡献;梁娅华的《王充〈论衡〉性、命论之伦理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年)运用伦理学阐释了王充的性命学观点,指出王充的哲学观点是元气自然论;陈未名的《浅析王充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论述了王充的唯物思想体现在对宇宙观、认识论、历史观、性命论的理解上;赵恒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王充“命论”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运用唯物史观,对王充的命论进行了详细的辩证分析;刘祝环、李永洪的《王充既批灾异说又谈瑞应矛盾的辨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分析了王充批判灾异说却又谈瑞应的矛盾;赵清文的《王充〈论衡〉中的惠民观及其借鉴意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王充满足人民正当需求的惠民观,肯定了德治与教化;刘敬的《论王充对有神论的批判》(兰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批判了王充的天论、鬼神论的不合理因素,指出了王充对有神论批判的现实价值;史少博的《王充〈论衡〉对〈周易〉术数的贡献》(《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王充对《周易》术数的贡献,并论述了其对易学的重要价值;何杉的《王充的生死观研究》(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年)对王充的自然生命观、神鬼论、厚生薄死进行了探析;沈茹的《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观考论》(《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
6期)分析了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以及它的局限性和地位;魏义霞的《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孝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论证了王充提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的观点。
二、《论衡》文学研究
1.《论衡》文学思想研究。周立明的《东汉前期士人心理与王充的文学思想》(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东汉士人的心理入手分析王充的心理精神特质,并指出了真美实诚的文学观及真美的关系;金鑫的《王充〈论衡〈与东汉文学思想》(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论述了王充与东汉文学的关系,并分析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文质观、语言观等等;刘文勇的《王充及其文章观重估》(《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提出王充主张文章的创新,但却忽略了以故为新;田茉莉的《〈论衡〉真美观及文学传承》(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文学角度阐释疾虚妄、立实诚的含义;钟志翔的《王充文主实诚论平议》(《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分析并阐释了王充为文合乎情理、精诚由中的理论;张恩普的《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论证了王充的文学理论即质文相称、文学语言的通俗观等;张春蕊的《王充的文艺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论证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气性、文质论等;李进超的《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将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进行了对比。
2.《论衡》文学表现研究。郑二利的《王充的象征意象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对王充的意象论及象征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韩夏的《简析王充对夸饰的朦胧感悟》(《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第12期)指出了王充对于夸饰的两面性;胡文文、张斌荣的《从〈自纪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窥〈论衡〉的情感力量》( 《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揭示了《论衡》中的情感即对理想的执着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董钦的《〈论衡〉与〈潜夫论〉之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指出了《论衡》与《潜夫论》在气论、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异同;王济民《〈文心雕龙〉与〈论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两者在立意、体系上的相近;王治理的《〈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指出《论衡》的文士博通、文质关系以及文气对于刘勰的作品的影响;黄文雁《〈论衡〉中的空间叙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以一种新的角度对《论衡》进行探讨,重构了王充的叙事空间结构;张长明、李后生《王充“论说”思想探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对王充的“论说”进行了阐释;董晓可的《浅论汉代文质观的重质倾向》(《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3期)主要以王充的文质观进行说明;郭永良《王充的论证逻辑及其社会功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探讨了王充在逻辑论证方面的思想;祁长见《王充的逻辑思想探析》(西南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论说了王充的认识论思想、逻辑思想、论证思想以及它们的影响;李牡琼的《论王充论证逻辑产生的渊源及其理论知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阐释了王充的论证逻辑。
3.关于文学的其他方面。石慧《论王充文人观与文人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王充的文人观进行了分析,并与气相联系,阐释了王充的文人精神;凌继尧《〈淮南子〉和〈论衡〉的艺术学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对两者的艺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优缺点;黄平《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阐释了王充对龙的认识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杨阔的《王充〈论衡〉对孔子形象的重塑性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阐释了孔子形象的演化,以及王充对孔子的认识;申向群的《王充〈论衡〉的实用文写作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分析了王充对于实用文理论、原则、语言的要求;吴从祥《王充神话观探析》(《天中学刊》2011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对于神话的矛盾性;吴从祥《〈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详细分析了王充对于禹形象的理解,体现了王充的个性;张利群《论中国古代作者“超奇”说的批评学意义》(《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2012年第5期)论证了“超奇”对于作者的意义与要求;高有鹏的《汉代民间文学观述略》(《天中学刊》2013年第1期)指出王充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归纳,不难发现近五年来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文学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化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首先,王充的思想和文学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矛盾,但目前的阐释大部分是单方面的。王充文学和思想中的矛盾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这两方面的联系进行探讨,对王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对王充与现代文学的意义联系得很少,尽管王充反对文学色彩,但是他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论文摘要】:罗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机会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音乐,更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音乐的贡献。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舒曼则主张"感情论"具有特定的美学内容,带有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著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涉及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主要有三大体系:音乐美的本体、音乐的审美经验和音乐美的价值,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学的思辩方法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形态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美学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音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构成、音乐的创造、音乐的鉴赏、音乐的价值的一般规律的。”
二、音乐美学中的“感情论”
在西方十九世纪以前的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关于音乐美学的探讨大多是在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从十九世纪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音乐美学领域被哲学家独占的时代结束了,音乐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而德国的音乐家舒曼是勇敢地进入这个领域的先行者。
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为欧洲一种源远流长的音乐美学流派,成为十九世纪最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潮。情感作为音乐的内容,决定了在音乐中的重要地位,舒曼就将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取向表达的非常鲜明,他说:“只能够发出空洞的音响,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乃是渺小的艺术。”在西方的音乐美学史中称舒曼是个“感情论”者。因为在舒曼大量的音乐评论文章里都贯穿着“音乐是感情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观念。舒曼身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音乐家,常常把现实同幻想对立起来,在艺术中为自己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用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幻想的世界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感情上的慰籍。用舒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艺术的幻想中寻找现实的幻想的代替物。在舒曼强调的感情表现及其所具有的幻想因素之中,有很强烈的主观性。“这不仅表现在他的音乐别注重个人内心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发掘,而且更体现在题材本身常常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有直接的关系。爱情往往在这种经历和体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爱情与生活》是他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作品,其情感论音乐美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舒曼的艺术歌曲大多是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为歌词的。舒曼将音乐与这些诗歌结合的天衣无缝。正如很多人描述的:“这些歌曲的音乐与诗歌的结合达到了水融的程度。他对诗词的敏捷而直接的洞察力,使他的歌曲形式富于变化、表情亲切,旋律热情而富表现力。”“也许由于舒曼有着更高深的文学修养,他在歌词选择方面非常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他希望通过音乐的手段,使诗歌焕发出了更加动人的诗意情趣来。”《妇女爱情与生活》这部声乐套曲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注重音乐情感内容并将音乐情感作为音乐审美的美学观。19世纪是各种音乐体裁极大发展的一个世纪。“舒曼的‘感情论’美学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思潮有血缘关系。然而,可贵的是舒曼的美学思想并没有完全被浪漫主义所束缚和被它所俘虏。舒曼不但在许多方面克服了浪漫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而且还能有所突破,同新的文艺潮流相接近。”
三、舒曼认为的音乐
“在舒曼看来,一部有价值的音乐作品必须是高尚的思想感情内容同独创的艺术形式的结合。”那到底音乐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社会作用,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呢?舒曼坚持认为“音乐决不是供人娱乐,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东西。它必须是一种更高尚的东西。更高尚的东西是什么呢?用舒曼的话来说就是能”照明人类心灵的深处”的东西,能提高德国人的思想”,能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以“伟大的思想启导我们国家”的东西。这正是舒曼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和要求。无非是要求音乐应该具有真正能触动人们内心感情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内容。对于艺术形式的要求,舒曼指出:“艺术家必须上升到卓越的精神高度,把掌握技术性普遍知识不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必须具有的手段。”
舒曼之所以对音乐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的创作里有很多让人难懂的东西,甚至他的一系列关于音乐的评论都那么生动泼辣、尖锐犀利。问题大概就在于他的性格,他是那样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人,他的所有音乐创作都是来自与灵魂的创作,他的音乐美学包含着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社会在向前发展,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改变,然而,舒曼对于音乐的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对于我们以后研究音乐美学还是具有很现实的历史价值的。
参考文献
[1]帝姆·道雷.《舒曼》,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斯特.《李斯特论肖邦和舒曼》,音乐出版社.1962.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关键词:文气;元气;美学范畴;艺术创造;概念研究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表现在其对文学和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气势、气韵、气象、辞气、神气、风骨、风格、格调、传神、入神、神韵等以及对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和书法的影响①。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历史上,众多学者试图挖掘文气的涵义,却未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仍然为后人理解文气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然而,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这似乎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一个东方现象超越了西方理性思维所能理解的范围,便被委婉而优雅地冠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称谓。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波拉德(DavidPollard)曾经系统地研究过文气。他的研究涉及了历史上探讨文气的主要学者,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以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没有对‘气’的性质和作用达成共识,我自己也不确定是否对‘气’有了正确的理解。”②
笔者认为,文气之所以难以把握,主要原因似乎是人们把主要的精力倾注于追溯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而不太愿意采用概念性的分析方法去研究其内涵与外延。除了少数学者之外,一般不常把它放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背景下考量,也甚少探讨其在文学创造的理论语境中的概念性意义。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印象主义的方式研究这一范畴在有限语境中的有限含义,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探究其在历史发展和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融合,并考察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诠述学等方面的特征,以深入理解其性质和作用。本文通过历史的考察以及概念性探索,主要想探究以下几点:(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实践中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
一、关于文气研究的思考
把文气作为美学范畴研究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是其无所不包的总体性,部分原因是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流动性。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文气跻身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创作,对文学和艺术的内延和外涵都有所触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气的内延和外涵也一直在变更。学者们大多认同曹丕是文气理论的创始人,但对于他在理论形成中的确切地位则众说纷纭。当代一位中国学者甚至对曹丕是否将文气归类为美学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曹丕最初提出文气理念时重玄思而轻文论,可能仅仅用这个词来“区分文学作品的优劣”③。言下之意是,曹丕的文气不过是借用现存的玄学理念来解释文学现象。这个质疑不无道理。确实,文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也从未摆脱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影响。这一质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曹丕的文气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借用?笔者认为,曹丕的文气已脱却玄学范畴,成了一个自觉的美学范畴和艺术范畴,这不仅表现在他已通过批评实践把玄学的概念“气”转化为美学的范畴“文气”,而且,文气与玄学的“气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一
开幕式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Hakan Lundstrom)、德国波斯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扬克(Brigit Jank)、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克莱南(Gunter Kleinen)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哈肯发言的主题是《歌唱的听觉传播:一个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共同话题》。他说,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对于音乐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之外的音乐教育传播往往被形容为非正规教育,但是正规音乐教育同样包括非正规的音乐传播。在音乐人类学看来,学习音乐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环境,音乐传播是音乐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报告了他于1965年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就习得方式而言,当地的方式总是听觉的,即口耳相传。他进一步比较了学校音乐学习和听觉的音乐习得之间的差异之处:学校音乐学习注重音乐的完美、正确地再现曲目以及学习的有效性。而听觉的音乐习得注重变奏,注重听和整体性地感受音乐。他强调口耳相传的习得行为和学校音乐学习之间的连续性,指出了口耳相传的音乐习得方式置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扬克在发言中首先以波斯坦大学为例介绍了德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机制,她说,对于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波斯坦大学设立了一些如何接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题。扬克还介绍了德国跨文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她说,在德国,有些学生对外来音乐很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因此,他们往往邀请一些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走进学校,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扬克最后介绍了她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音乐在德国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德国音乐在中国学生中的知晓度的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中国学生对德国音乐有较高的知晓度,德国学生知道很少的中国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
克莱南演讲的题目是《音乐教育中我们熟悉的陌生感:不同文化间音乐理解的问题》,他说,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未知文化进行了解,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感觉到陌生感,彼此之间难以接受,这种体验不仅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在自身文化中也同样存在。
二
音乐教育的决策和行动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研究逐渐由系统论、认识论哲学转向到解释学哲学,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学理思考,亦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题之一。针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论题,共有近20篇论文参与讨论。
谢嘉幸以《从“教”到“学”:E-learning改变了音乐教育的重心》一文拉开了这一论题的讨论,着重介绍了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冲击下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提出多媒体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观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革,将音乐教育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的模式。李劲松关注在西方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影响下,非西方音乐理解中的关键因素――意境、歧义被遮蔽的现象,对音乐教育的简单性理解展开了批评。范晓峰在论文宣读中提出,音乐的理解是音乐的存在方式之一,理解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二是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他文化,理解必须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上。于晓晶介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立场。任超平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在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展开批判中吸取合理内核,并提出了“创美音乐教育”的设想。管建华介绍了埃利奥特撰写的《追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四位名誉会长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反思》一文的要点,并对文章中包括音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五个方面的反思做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分析,认为埃利奥特在文中提出的音乐教育后现代转向,为我们音乐教育的研究及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一种音乐教育理论学术转型的思考。陈培刚提出了“音乐教育亟须加强人文思辨能力的培养”的命题,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培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四条路径。覃江梅介绍了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出行动、多元、批判、共享的格局。朱玉江对“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和作为素质培养的音乐教育”做了哲学分析,认为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对确立20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带来了人文知识的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等问题。尚建科对韦恩・D.鲍曼的《音乐的哲学视野》一书进行了述评,认为鲍曼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音乐意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确定性话语的解构”以及“实现音乐教育哲学‘从审美到实践的跨越’”的认识和反思上。董云从“生态观”的教育解析音乐教育,提出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向,即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音乐能力与人文素质整合发展、走向体验的音乐教育。
三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一行动策略中,音乐人类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源泉。本次论坛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了近三十位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话题。
来自芬兰的尤卡(Jukka louhivari)认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来自加拿大的马丁(Jeffrey Martin)则提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时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往后的生活是否有作用。来自巴西的丽娜(Liane)报告了四个有关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案例,认为在非正规场所学习的人对学校音乐教育缺乏兴趣,这与学习的价值观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新加坡教育部的徐志刚报告了一项“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以及其他学科动机之比较”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凸显了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消极态度,比起其他学科,一般学生不太重视校内音乐课。台湾南华大学的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情况,重点报告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和策略,以及“中国雅乐团”的建设情况和“重建礼乐文明”的教学理想。香港中文大学的于少华和蔡灿煌分别就“中国音乐研究的‘话语权’”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于少华认为,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仅流传于国内,真正的跨国对话、交流与互动仍有待推动及发展。蔡灿煌分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今学界、华人社会与普世价值上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定位。洛秦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概论”的课程标准,他认为,世界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知识的接受和赏析,更是对音乐文化概念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刘勇在报告中提出,音乐教育实际上有不同的领域,首先应该分清这些领域,而后再去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策略。张玉臻、雷达的报告以印度音乐为视角。张玉臻介绍了印度传统音乐教育中的师徒传承,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模式。雷达研究了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特奥多尔(Gustav Holst Theodor)音乐创作的印度文化观,评价了印度文化对英国及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杨曦帆提出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视野需要“现场体验的实践”的问题,尽管今天的课堂也在提出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能脱离窠臼。刘咏莲介绍和引述了约翰・布莱金在有关舞蹈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并评述了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王晓俊认为近百年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教学存在深度隐忧,如技术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等。张巨斌分析了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学原因,提出音乐教师教育应加强社会学内容。周钟提出宗教学认知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宗教学认知。杨殿斛通过个案调查,指出了当下音乐教师培养过剩与录用有限之间的矛盾。苗金海以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作为个案,探索了艺术院校传承音乐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张应华报告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调查与研究的课题,重点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课程策略进行了评述与反思。
本次论坛另外两个专题分别是“音乐教育专题”和“中国传统音乐专题”,近二十名学者聚焦于此,重点回顾和反思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校教学,并对中国传统音乐资源的保护和应用进行了研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师生们还为论坛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教学展示音乐会,由该系的“萌女声合唱团”、“流行合唱团”以及“室内乐重奏组”联合演出,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该系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理念。
关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论文: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两层 意义上看待生产,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也是在两层意义上提出的,但还带有浪漫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背景,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三重内涵,即:物质生产 制约下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两层意义在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 等人那里得到了发展,但又受到鲍德里亚等人的挑战。因此,恰当地厘定马克思说法的多重内涵与语境,有助于认识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管理专业 中国哲学史 教学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宋哲民.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查报告,2015年9月.
论文关键词:语教学
既然修辞学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它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也就具有综合性,而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都相对封闭,都难以承担起这项重任。所以,我们的语言教学不能从修辞的角度去重新考虑语言能力的标准问题、原则问题,重新处理知识体系与能力体系的关系问题。就此,我们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1.教给“两个标准”:科学性和艺术性。科学性要求学生正确认识并使用祖国语言,艺术性则要求在具备了科学性的基础上追求语言的美感。生活对语言的要求复杂多变,语言的风格也各异。但说到底,好的语言一定是处理好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语言。
2.懂得“一个原则”:得体性的原则cssci期刊目录。过去,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人文历史论文,被当作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其实,从交际的效果看,这三者是“从得体性派生出来的 ,而且也是应当服从于得体性原则的”。“准确和模糊是一对矛盾,独立地看问题,好像是准确比模糊要好一些。但是一旦联系到具体语言环境,只有得体的时候,准确才是好的;如果不得体,那么准确的话语就是不好的,就不会有好的交际效果。反之只要得体,模糊也是好的。”“鲜明和生动的对立面是呆板、枯燥、平淡。一般说,前者当然比后者好。但是,这一对立本身也是相对的,还得看具体的语言环境。在追悼会上读悼词,太鲜明生动了,恐怕就不怎么好。”(同上)因此,抓住了得体性原则,也就抓住了语言能力的关键。
3.做到“三个结合”:语音教学与修辞教学的结合,词汇教学与修辞教学的结合,语法教学与修辞教育的结合,以追求最佳表达效果为目标。在语音方面,词语有音节多少的不同人文历史论文,语句有整齐错综的不同,同一句内词语声调有平仄抑扬的不同,句与句之间有结尾词语押韵与否的不同,如果巧妙地安排,就不仅能够很好的表情达意,传递信息,还会让读者感到一种语言形式美;在词汇方面,动态的词语教学,应该考查词语和题旨、情景、语体等因素的关系,从切合(切合题旨、情景、语体)、配合(同义相配、反义相成、音节相调、平仄相协、同韵相押等)、变异(词义变异、词性变异、语素变异、色彩变异、词序变异、搭配变异等)方面去掌握词语,从而,使词汇学习成为语言能力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语法方面,如前所述,不合语法的现象不能一概否定。其中有一部分可能从修辞事实转化而成为语法事实,王力说:“中国语法的倒装法,多半由于夸张,或由于否定语气。”(《古代汉语》)如果把分析语言结构与运用语言结构结合起来,利用现成的修辞格构造出许多有特殊表达效果的句子,组织句群和段落,那么,语言就既符合科学性的标准,又符合艺术性的标准。
4.正确认识规范性:规范具有两重性,它对整个社会是共同的人文历史论文,稳定的,但又是在发展之中的,具有可变的一面。规范是多层次、多等级的,修辞学反对机械地、消极地对待语言的规范。有时候,如果有了更高一级的更加重要的理由,超越规范也是可以接受的。学术界引用了国外语言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用“零度”和“偏离”来处理规范和变异的问题cssci期刊目录。零度,指语言系统中的规律和规范,偏离则是对零度的违反状态。无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都有规范和偏离的问题。偏离有正有负,“好的积极的正面值的偏离,叫做‘正偏离’;坏的不好的消极的负面值的偏离,叫做‘负偏离’”(王希杰《修辞学通论》)。而正偏离,就是艺术化的偏离。我们在这里说偏离,只是要强调使学生懂得在科学地使用语言的基础上,还应该艺术性到使用语言,并不是提倡违背科学性。
5.处理好修辞格教学和修辞教学的关系: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首先建立起比较科学的修辞学体系,他把修辞现象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虽然后人又用“用词”和“造句选句”来增补,但长期以来,我们的修辞学是以修辞格为中心,以至于形成了修辞教学就是修辞格教学的狭隘理解,修辞教学的科学品位不高。20世纪80 年代以来人文历史论文,学术界的研究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遗憾的是基础教育落后与时代,没有及时把科研成果引入教学领域。标志当代修辞学研究最高成果的《修辞学通论》针对目前修辞研究“一味分化,一味求细,带有烦琐哲学的味道”和“虽然不少人努力提出新体系,但是真正全新的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还没有形成”的现状,提出把修辞学体系“建立在很有限的概念术语之上。这些概念术语就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客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和潜性(已经消失的和即将出现的)。至于修辞格,学术界认为只是“是一种对常规的偏离现象”,“是一种特定的格式,特定的模式”,一般“属于正偏离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