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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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影翻译;文化意象;寓意;重构;修润;转换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第2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把握为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活动，将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即人作为“类存在”意义上的劳动的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摒弃了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学概念理解人的本质的做法，将人的现实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把分立为青年、老年马克思的做法（即早期马克思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后期的思想是早期思想的退化）正是基于对这个研究而得出的，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统一于人道主义是20世纪西方思潮的主流观点。大多数西方学者明确反对“两个马克思”论，认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本文从西方统一的人道观点出发阐述西方的“人本”观点。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明确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就此开启了把人本主义化的浪潮。西方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反对第二国际把机械化为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机械化的经济决定论，而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人是历史的主体。他们认为现实的总体性，就是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统一，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即主客体辩证法。而“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279。人类历史过程中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客观活动本身，即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50。在主客体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卢卡奇认为只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才能做到把自身作为主体的同时，把客体也作为同一整体的一个方面来认识，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他认为马克思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地说明和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历史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卢卡奇认为：“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350据此，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一种意识活动，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136，因而也就把意识形态斗争提高到了革命的首要位置。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梅劳·庞蒂认为，苏联模式的与斯大林主义者只看到外部的客观因素，而低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作用。这种观点体现了一些西方强调人学来源于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过分强调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以至于陷入一种“意识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当中，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弗洛姆认为，“正统的者”将马克思的哲学误解为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这种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人从经济决定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于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达到与他人和大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将所谓的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不是试图将人性泯灭在历史物质的总体运动中，总而言之，马克思从不否认人之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恰恰相反，马克思追求的正是人的解放。马尔库赛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也说明了他把马克思的人学理解为人道主义。他在《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一文中说：“最近《手稿》被用来证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对抗官僚极权的苏联模式；这些手稿有力地推动了反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本能和欲望。弗洛姆的目的是在突显人的自然存在，而贬低马克思的人的社会存在本质。马尔库赛认为，马克思把感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变革在于感性这个本质规定上，他说:“也许正是在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个概念上，在人的本质规定这个中心问题上，马克思完成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变。”马尔库赛最终把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归结到了一点:人的自由和全面性的实现，在马克思那里是人的感性需要、和本能的实现。西马理论家们都从马克思学说的社会批判方面中获取了最初动力，都以批判作为人本主义立场的原点。他们力图使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是现实中具体的、个人化的实际存在。

二

无论是西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从各个方面构建不同的主体观，卢卡奇人的总体性、马尔库塞的多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人以及列斐伏尔总体的人都把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不大一样的理论背景又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救赎之途。比如卢卡奇的浪漫主义，霍克海默的理论批判性，萨特的哲学确证，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还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改造。不过，他们的相同处在于，都把革命从街头挪进了书斋，企图通过心灵革命和思想改造来变革社会，从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行动取向和现实的巨大压力。

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到底是不是手段？国内外研究者都赞同“人”是目的，因为我们最终是为了人，很多学者都从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不应该是手段，人不可以作为手段，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下，人不仅是目的，而且应该是手段，而且大部分时候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只要生活在社会中，自我与他人就必然互为目的和手段。对此，马克思曾作了辩证的阐释：“(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可见，人本身就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如果把手段和目的割裂开来，仅仅把人当作目的，其实无异于否定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社会存在的可能性。

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过分地强调了人，并且在现实中又

没有对人给予实际的关怀，只停留在理论上面，笔者同意人最终是我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社会现实中人肯定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不仅是别人的手段，也是自己的手段，况且目前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目前所强调的人更多地应该从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出发，如果连人的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何谈“人本”？我们要敢于承认人除了是作为目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也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的，当然这个手段我们不能理解为卢卡奇等西方者的“物化”或者“异化”，这个手段应该是合理的，而且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为了人类社会的往前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合理很好的“利用”这个“手段”，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期向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

第3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摘 要：语言学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准确、一致，但是语言学术语翻译不一致、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很多，作为现代语用学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的“言语行为理论”，其译名以及相关术语的中文翻译都存在译名不一致以及未准确传达理论内涵的问题。此外，这一理论又和其它理论的中文译名相混淆，缺乏区别性，而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却很少。本文对这一概念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甄别，区分该理论和其它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方面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遵循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探讨这一理论相关术语的恰当、贴切的中文译名。

关键词 ：术语翻译 言语行为理论 准确性 一致性

一、引言

术语是专业语言的核心和灵魂，术语的标准化对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术语翻译的具体标准跟所有翻译一样，第一个要考虑的也是准确性”（姜望琪 2005：80）。语言学术语的译名亟待规范，语言学术语的翻译问题也值得专门探讨（罗天华 2012）。王宗炎（1987）提出术语译名的六条原则：通用、准确、明白、简洁、有系统性、有区别性。赵世开（1992）把语言学术语的译名简化为三条：准确、好懂、照顾系统。从上述对术语翻译的论述可见，“准确”是术语翻译中需要遵循的第一原则。语言学术语的翻译存在不一致和不规范的现象，表现为两个方面：同一个术语有不同的中文译名，且各个中文译名的意思相差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术语的准确性；不同理论中的术语又有相同的中文译名，造成了混淆，失去了区别性。这些现象影响到对语言学的理解和学术交流。作为现代语用学最重要的理论来源的“言语行为理论”[1]，其译名以及相关术语的中文翻译也存在着译名不一致、和原文所表达的意思不同甚至错误的问题，同时这一理论又和其它语言学理论的中文译名相混淆，缺少区别性，而这一问题得到的关注却很少。系统地梳理和甄别这一理论的概念体系，根据原文探讨各个相关术语的确切涵义和所指，区分该理论和其它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方面的不同，有助于找出恰当、贴切的中文译名。

二、文献综述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二战后英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奥斯汀（1962~2002）首先提出的。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研究非理想化的语言和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在他之前，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概念，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实施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完成的。这种认识为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由此产生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奥斯汀打开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他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人们如何以言行事。他之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仅关心命题的真伪问题，但奥斯汀发现，很多情况下，人们说一句话并不是要表达一个命题，而是要做一件事情，例如宣布开会或给一个婴儿命教名（christen），这就是以言行事（陈国华 2007：F24）。

国内对于奥斯汀的介绍和引进始自1979年许国璋（1991）对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的摘译和介绍。近四十年来对奥斯汀及其理论的研究从未中断，一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领域，侧重于对“言语行为理论”的阐释和发展。一类研究致力于探究奥斯汀理论的哲学渊源和哲学意义。第三类研究属于应用研究，主要是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到不同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领域如运用该理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反讽（曲家丹 2006）、英语教学、翻译、广告、跨文化交际等等之外，有些研究也结合了较新的领域。陈海庆、张绍杰（2004）将之应用于分析语篇连贯性的问题。刘风光、张绍杰（2007）运用该理论中的以言行事分析诗歌语篇问题。付习涛（2004）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尽管上述研究涵盖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很多方面，但是都未关注一个问题：“言语行为理论”这一中文译名是否确切，是否准确反映了原本的意义。特别是speech act theory，其最普遍的译名是“言语行为理论”，但是这一译名和另一常用的语言学术语“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完全相同，使人无法区别二者的异同。另一方面，“言语行为理论”是奥斯汀自创的体系，概念是新的，术语也是自撰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初学者很难理解其中的前缀il-，per-，将它们翻译确切则更为困难。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陈国华（1984：35）。他将speech act这一术语译为“言语动作”而不是沿用已有的“言语行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1） 将act译为“行为”，其汉语意义与behaviour（行为），无法区别，而verbal behavior（言语行为）又是语言学的一个常用术语；2）acts是可数名词，“动作”也是可数名词，（如two directive acts指两个指使动作），而“行为”前面的量词只能是“种”，不能用来翻译单位意义上的acts。尽管这一探讨很有意义，但是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固有的译名仍然被沿用下去。

王宗炎（1987）讨论了翻译中术语译名的问题，认为有如下的原因会导致译名的错误：1.误解原文，如对乔姆斯基的术语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误解而译为“语言习得方法”，而乔姆斯基实际上讲的是人类大脑中的一种机制（mechanism）；2.原文意思清楚，译名意思含混；3.原文一名一义，译文一名两义；4.两个原名意义各异，译名的界限不大分明。他也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涵义以及它所包含的三种行为：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在理解上的困难以及给翻译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译名。本研究在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涵义以及相关的译名进行仔细分析梳理后，发现其译名的翻译所存在的问题和王宗炎的归纳基本吻合。

三、“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相关术语的译名辨析

通常speech act theory被译为“言语行为理论”，《现代语言学词典》也使用了这一译名，但是该译名和语言学中常用的另一个由斯金纳首创的理论verbal behavior完全相同，因此，这一译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和原文的意思有偏差；原名名字意义各异，译名界限不清，一个译名对应了两个原名，失去了术语该有的区别性。speech act theory和斯金纳的verbal behavior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上都完全不同。verbal behavior 和speech act都是各自研究领域里重要的术语，作者选择某个单词自有其意图和含义，而汉语却用完全相同的字眼表示，未免会引起混淆和误解。Verbal Behavior是斯金纳的代表作，属于行为主义语言学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基础。斯金纳认为人类的语言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和反应，他研究可观察到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有这种行为，该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属于行为学的一种。其研究对象是可见的，能说出因果关系的，可控制的。behavior一词被翻译成“行为”由来已久，如behaviorism被翻译成“行为主义”。

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verbal：1a：of，relating to，or consisting of words b：of，relating to，or involving of words rather than meaning or substance

behavior：1a：the manner of conducting oneself b：anything that an organism does involving action and response to stimulation c：the response of an individual，group，or species to its environment.

中文维基百科对行为的解释：行为是指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动作、行动方式，以及对环境与其他生物体或物体的反应。词性为中性。在人类或其他群居动物的社会里，有一些行为是不被接受的。对动物而言，行为可以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可以是自愿也可以是非自愿的，而且受到内分泌系统与神经系统的控制。综合上述释义可见，verbal behavior译为“言语行为”符合源语言的含义和用法。

和斯金纳一样，奥斯汀也创造了新术语，而这些术语对于理解奥斯汀的意图很关键，术语理解不准确，对其理论的理解也会有偏差。因此其理论中术语的中文译名不可忽视。奥斯汀主要关注说话的作用和说话者的意图，研究非理想化的语言和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他不研究言语如何起作用以及人的表现，他关注的是不同情况下说话者不同的目的，强调的是言语的交际及效果层面。

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eech：1a：the communication or expression of thoughts in spoken words b：exchange of spoken words

act：a：the doing of a thing b：something done voluntarily

由上述释义可见，speech 侧重于交流，符合奥斯汀关注说话者意图的研究目的，而act侧重于某一具体动作，正是奥斯汀（Austin 1962/2002：94）所强调的“就通常意义而言，‘说某事’的举动，如‘封……为爵士’，就是以言行事，因此在这个层面就是研究言语，或者是整个言语的举动”[2]。克里斯托（Crystal 2008：446）认为，奥斯汀所谓的speech act并不是仅仅指 an act of speech（张嘴说话）这一动作，而且指a communicative activity（交际活动），并且交际活动是其术语的重心所在。其翻译不仅要表达出系统性，还要表达出区别性，因此，将speech act theory译为“言语行为理论”，既和已有定名的“verbal behavior”相冲突，也不完全符合奥斯汀的本意。“言语举动（speech act）”（陈国华2007：F24）这一译名既可以避免和verbal behaviour的译名相冲突，又强调了“说话”这一具体动作和交际目的，更为符合奥斯汀原意，同样，speech act theory可以译为“言语举动理论”。

而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三个acts： 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的中文译名情况更为复杂。最常用的是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其它相对应的译名分别还有：1.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2.言内力，言外力，言后力；4.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取效行为；4.话语行为；5.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这些译名是否全面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内涵，还需要对原文进行深入的解读。

细读原文，先看奥斯汀如何阐述“locutionary act”。“言辞举动”大约等于说出某种感觉和指称，这还是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意义”[3]。（Austin 2002： 109）由原文可知，“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只是奥斯汀把言语举动抽象化后所分析出的其中的一个层面，并无内外之别；奥斯汀也阐述了关于“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和“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通常而言，实施‘言辞举动’本质上也是实施‘以言行事举动’，这是我打算采用的术语。因此，在实施一个‘言辞举动’时，我们也在做这样一个举动：问或回答一个问题，给出信息或确认或警告。”[4]（同上：98）可见，“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是同一言语举动的另一个层面，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in- or il- or im- or ir-意为in，within，toward，所以将其译为“言外行为”正好与原意相反。奥斯汀对另一个术语“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的表述是：再进一步讲，实施一个言辞举动的同时也在实施一个以言行事举动，同时也还在实施另一种举动。说某件事常常是，甚至通常是对听众，说话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产生某种效果…我们把实施这种举动称之为“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5]（同上：101）。

这段话更加清晰地阐明了所谓的三个acts并非把一个言语举动切分为三，事实上是做了一个言语举动就一定同时有这三个举动，奥斯汀原文一直用的是“sense”，即从不同的层面来剖析同一言语举动，也即在阐释奥斯汀理论的核心“说话就是做事”。“per-”在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的释义是through，所以perlocutionary 表示透过locution完成的举动。姜望琪（2005）在分析了奥斯汀的理论和原文之后，也认为在实施一个locutionary act时，也是在实施下列行为，如提出或回答问题，提供信息、保证或警告，宣告一个决定或表达一种意图，认为奥斯汀在挑战传统的把说话和做事、言论和行为对立起来的观念。如果将locutionary act译为“言外行为”，就将其理解为游离于言说之外的行为，如此奥斯汀所谓的“说话也是一种行为”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命题。另一方面，将三种acts译为“言内力、言外力、言后力”则忽略了奥斯汀在阐述该理论时所强调的“言语是一种具体举动”，而且，“力”和acts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没有对应之处。因此，本文认为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较为确切的译名分别为：1）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2）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3）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陈国华 2007：F24）。

四、结语

原则上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一名一译是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准确地翻译术语需要研究其概念、所指对象、文体特色、语义区分度、语境以及术语产生的背景。术语译名的统一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多个译名并存的局面常常存在，原有的译法可能会被新的译法取代。在遵循一定的术语翻译原则的基础上，逐渐地规范术语翻译，促进其标准化，不仅是语言学发展的要求，也是翻译学研究的要求。

注释：

[1]“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中文译名，但是和另一语言学理论“verbal behavior”的中文译名完全相同，本文将会详细对比二者的异同。

[2]英语原文：the act of‘saying something’in this full normal sense I call，i.e.dub，the performance of a locutionary act，and the study of utterance thus far and in this respects the study of locutions，or of the full units of speech.

[3]英语原文：A locutionary act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uttering a certain sense and reference，which again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meaning”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4]英语原文：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 is in general， we may say，also and eo ipso to perform an illoctionary act，as I propose to call it.Thus in performing a locutionary act we shall also be performing such an act as：asking or answering a question，giving some information or an assurance or a warning.

[5]英语原文：There is a further sense（C）in which 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and therein an illocutionary act，may also be to perform an act of another kind.Saying something will often，or even normally，producing certain consequential effects upon the feelings，thoughts，or actions of the audience，or of the speakers，or of other persons.…we shall call the performance of an act of this kind the performance of a“perlocutionary”act.

参考文献：

[1]姜望琪.论术语翻译的标准[J].上海翻译（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专辑），2005：80-84.

[2]罗天华.也谈语言学术语的翻译问题——以增译《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为例[J].当代语言学，2012，（1）：73-79.

[3]王宗炎.关于译名的三个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4）：38-43.

[4]赵世开.语言学术语译名中的新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2，（4）：3-51.

[5]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62/2002）.

[6]陈国华.导读[M].Fawcett，2007：24-26.

[7]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曲家丹.言语行为理论与《哈姆雷特》中的戏剧反讽[J].长沙大学学报，2006，（3）：85-87.

[9]陈海庆，张绍杰.语篇连贯：言语行为理论视角[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4，（6）.

[10]刘风光，张绍杰.取效行为与诗歌语篇[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0）：6-8.

[12]付习涛.论言语行为的性质[J].语言学研究，2005，（4）：81-86.

[11]陈国华.称谓动作与英语祈使句的分类[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3）：35-39.

[12]沈家煊（译），克里斯特尔，戴维编.现代语言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Mish，F.C.，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ition）.Springfield，Massachusetts：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2000.

第4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一）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人们所处地域不同，文化也会有差异，每个人都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多方面的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得翻译过程中对某些词汇的理解大相径庭。中西方对“狗”（dog）这一词语的理解则最为突出。西方把狗看做是最忠诚的朋友、最忠实的伴侣，有关狗的习语也大都是褒义的。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时。）而在汉语中，狗是一种相对来说较为低级的动物。“狗”这一词条往往作为贬义词来用，那些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大多表达了贬义。如：“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走狗”、狼心狗肺、鸡飞狗跳等。另外，中西方在生活习惯方面也大不相同。就餐点而言，西方人喜欢面包加牛奶，而东方人喜欢米饭。在翻译成汉语时，带有“bread”的词组完全失去了“面包”之意。例如：“breadandwater”译为“粗茶淡饭”。再如：“Onecannotmakeanomeletwithoutbreakingeggs”意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在日常翻译工作中，译者要尤为注意此类风俗习惯的差异，否则会产生很多翻译曲解，甚至是错误的译文。

（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思维方式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也会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就是内在的文化差异。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比较抽象是因为西方的思维方式重视抽象思维。而汉语则比较具体，这是因为中国人在语言上重意合。例如，在Thereisawhitebirdbetweenthegreenoftheforest中，“green”是典型的抽象词，它是用抽象的表示颜色词语来形容具体的森林的植被样态。所以译为“翠绿的森林中”比较合适。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研究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然后用符合各自思维方式的语言将原文作者的意思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

（三）生存环境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航海业在英国十分发达，一度领先于世界。他们通过航海认识了世界，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生活中有许多习语源自航海业。如allatsea（不知所措），drunkasasailor（烂醉如泥）。汉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亚欧大陆，人们的生活和土地密切相关。用“挥金如土”来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则是“spendmoneylikewater”。可见,英汉两个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他们观察事物,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并不一致。所以翻译切忌照词典上的词义逐词逐句对译,不合习惯的词使会使信息出差错或觉得美中不足。（四）宗教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的，翻译时把宗教差异因素考虑进去是很有必要的。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者居多，因而有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的说法。在中国，人们多信仰佛教，这使得在汉语中涉及到宗教的词汇多与佛教有关。比如借花献佛、菩萨、佛祖、玉帝等。所以在翻译含有宗教的句段时就要特别注意，以免引发错译、漏译，而使翻译失去了其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中国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作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

三、中英句法的差异

英语句子常常由好几个从句和复句构成，将不同的主体粘连到一个长句中，即化零为整。但是汉语句子通常不长，邻近的句子之间通过不同的主体分开，也就是化整为零。例如：“Thehuntforthepumabeganinasmallvillagewhereawomanpickingblackberriessaw“alargecat”onlyfiveyardsawayfromher.”（L.G.Alexander，1997）在这句话中有好几个主体，第一层面：“huntforthepuma”beganina“village”，“awoman”saw“alargecat”第二层面：The“woman”livesinthe“village”.通过“where”引导的定语从句，两个层面的句子连在了一起，第二个层面成为修饰语。如果不调整结构直接按照这个复杂结构翻译的话，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对美洲狮的搜寻在一个某采摘黑莓的妇女看见离她五码远的地方有一只‘大猫’的小乡村开始。”不用说，这个版本对中文读者来说很费解，他们更希望看到化整为零的句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目标语言对源语言句子的结构进行解构，更合适的译文应该是：“对美洲狮的搜寻从一个小村庄开始。那里的一位妇女在采摘黑莓时看见离她五码远的地方有一只‘大猫’。”

四、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差异

第5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自1979年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发生了许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大事。分阶段看，从1979到1989年，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良好，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国际贸易中的风险防范。

贸易争端主要集中在个别商品贸易领域;1990到2001年，美国出于政治需要，对华的贸易保护不仅有商品贸易领域，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最惠国待遇等制度层面，但这些年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贸易上的自我保护能力也有所提高;从2002年至今，中美在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上，由原来的双边磋商变为利用争端解决机制。

中美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当年，美政府单方宣布对中国输美七大类纺织品实行限额，美对华贸易保护从此开始。其特点有：保护手段多样化，贸易争端发生频率高，贸易争端领域扩大化和显着的歧视性。

美国是我国轮胎产品出口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共向美出口4600万条轮胎，占出口总产量63.8%。对此，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于2009年4月20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递交议案，要求对中国轮胎进行特保调查。4月29日ITC正式启动调查，并于6月29日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基础上，今后连续3年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分别加征55%、45%、35%的从价特别关税。

对这起轮胎特保案，中方认为其输美轮胎未出现连续快速增长，与美国国产轮胎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中国轮胎出口不是导致美国轮胎厂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此案是奥巴马时代美对华首起特保案，也是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抵制中国产品。

第6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吴歌，谐音双关语

 

1. 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

吴歌是指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喜用谐音双关语，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历史上称之为“吴格”。使用最鼎盛的两个时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时期，《子夜》、《欢闻》、《读曲》等数百首歌曲，都是这一类歌谣。其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中一半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 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关语为“棋”，取其谐音为“期”。再比如“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春蚕”关“丝”谐“思”）；“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关“莲”谐“连”） 都是这一类谐音双关语。而在《读曲歌》八十九首中，几乎三分之二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打坏木栖床，谁能坐相思? 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三更”关“夜”，“石阙”关“碑”谐音“悲”，“书”关“提”谐音“啼”。）又：“非欢独慊慊毕业论文格式，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何两无由”（“双”关“两”，“灯尽”关“无油”谐“无由”）。更有谐音双关语加叹谓构成歌谣的:“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可见谐音双关语在当时的民歌中运用很广泛。而且同一谐音双关语在多种曲调中反复出现，某些意象关系相对固定，比如“芙蓉”关“莲”，“方局”关“棋”“，黄莲”关“苦”，“石阙”关“碑”等等，说明当时谐音双关语运用已经格式化，成为一种很成熟的歌谣语言表达方式。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体现婉转细腻的情感特征，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传情，以隐寓意，曲折诡谲，扑朔迷离，听众的思绪须得拐几个弯才能真正领会其本意，是这一时期吴地歌谣的重要标识。[1]

明代吴歌十分丰富，也喜用谐音双关语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如刘效祖《锁南枝》之“瞎虫蚁逃生，实撞着你线索。”等，然实不多见。唯近现的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之《山歌》，谐音双关语俯拾皆是。冯系江苏吴县人，对吴格谐音双关语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吴方言写儿女情长，成就极其伟大，是吴歌史上难得的好歌词。请看几首用谐音双关语写就的短 歌：[2]

睃

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谐“睃”）里来。

别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开舡。挟绢做裙郎无幅（谐“福”），屋檐头种菜姐无园（谐“圆”）。

旧人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谐“人”）。

冯梦龙运用谐音双关语更活，有的经过扩充令节奏更加活泼。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仿子绘竿多少班（《作难》）。”又:“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肠（《思量》）。”另外毕业论文格式，谐音双关语大都用在短歌中，长篇山歌如《笼灯》、《门神》等却很少见。这说明谐音双关语最适用于独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对此已经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吴声歌》中所用之谐声字概括成两大类.第一类，同声异字以见意者，如 “藕”为配偶之“偶”，以“芙蓉”为“夫容”，以“碑”为“悲” ，以“题”“蹄”为“啼”，以“梧”为“吾”，以“油”为因由之“由”，以“棋”为期会之“期”，以“堆”为“涕”，以“箭”为“见”，以“篱”为“离”，以“博”为“薄”，以计谋之“计”为发髻之“髻”，以衣裳之“衣”为依旧之“依”，以然否之“然”为燃烧之“燃”。第二类，同声同字以见意者，如以布匹之“匹”为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为关念之“关”，以消融之“消”为消瘦之“消”，以光亮之“亮”为见亮之“亮”，以飞龙之“骨”为思归之“骨”，以道路之“道”为说道之“道，以结实之“实”为诚实之“实”，以曲名之“散”为聚散之“散”，以药名之“散”为聚散之“散”，以曲名之“叹”为叹息之“叹”，以曲名之“吟”为之“吟”，以“风”波“流”水为游冶之“风流”，以围棋之“著子”为相思之“著子”，以故旧之“故”为本来之“故”等。此外，还有以二字声音相近而谐声以见意者，如以“星”为“心”，以“琴”为“情”之类皆是[3]。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民歌》中的《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将谐音分成“同音异字，同音同字毕业论文格式，混合”三类加以论述，同时还论述了六朝时期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并由此上溯到《诗经》与《史记》，论述了双音谐字的历史渊源，颇为详尽[4]。可以说，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已成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

2．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即“译者应该将原语文本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容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出来。”在交际翻译中，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作，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交际翻译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原文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来，译者有权力纠正或改进原作的逻辑关系，用优美的语言替代原文中晦涩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复和冗长之处，修改或阐清术语。译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笔误，将脚注中的内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际翻译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符合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并且还能产生和原文一样的语势[5]。

3. 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利用字或词语的语音条件，使某些字或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英语和汉语双关在格式和修辞作用上虽然大致相同，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音和表达方式等不同，英语双关译成汉语或汉语双关译成英语时，往往难以找到理想的翻译。但是，笔者认为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可以实现谐音双关语的恰当翻译。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编译汪榕培教授主编的《吴歌精华》（英汉对照）[6]一书中处理谐音双关语的例子来论述。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符合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所以除了首先要尊重原文的意义之外，还要回到译作的读者这个中心上来。而《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编译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否则，中外读者往往不知所云。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传作用，因为吴歌已经越来越少的人知晓它了，正因为此毕业论文格式，国家已于2006年把吴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来看书中几例：

例1：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子夜歌》）

译文：I love my charming sweetheart all the more/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 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见梧子”，“梧子”谐音“吾子”，即“女方所爱的男子”，这里我们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 man）两层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同时，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个词me押韵，整首诗形成abab的韵式。

例2：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四时歌》）

译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 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谐音，指被女性所钟爱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仪容的意思。“莲” 谐“怜”，“莲子”即“ 怜子” ，译成口语就是“ 爱你”。这首歌曲显然是女子的口吻，“ 乘月采芙蓉”者，乘月会情郎也，“夜夜得莲子”者，即每个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爱的机会，这两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翻译这首诗时，我们同样把它的两层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译出来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山歌?睃》）

译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So you won’t escape from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 So love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丝”、“思”谐音，“眼”双关“网眼与人眼”；“梭”谐“睃”，又与前文“眼”相呼应。冯梦龙有赞语道：“眼上起，梭里来，谐音双关语最妙，俗所谓双关二意体也。”此诗原文只有四行，但译文却有六行毕业论文格式，因为我们把最后两句所隐藏的谐音双关语也译出来了。因为译文的读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译成Fish won’t escape fromthe mesh，/ And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们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觉咦立冬，/风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久别》）

译文：In spring，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whole year. / “It’s hard to see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bit of news from you，” I’ll say to mydear.

在这首《久别》中，最后一句“厚纸糊窗弗透风”意即“没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句背后的谐音双关语翻译出来There’s not a bit ofnews from you，让读者一目了然。

4. 结语

总之，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把吴歌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种谐音双关语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我们根据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原则：“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而我们编译《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

[参考文献]

[1]陈林.六朝民歌之“隐语”及其遗韵[J]. 中国音乐，1998，3.

[2]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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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运熙.六朝乐府民歌[M].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第7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理解障碍语境文化差异

AbstractAnaccurateandthorough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listheperrequisiteintransl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causesofunderstandingerrorsintranslation.Sincethereexistvast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understandingerrorsintranslationhappenquiteoftenfromthefollowingthreeaspects:①languagecontextandchoiceofthemeaningofwords;②differencesinwaysofmodesofthinkingandexpressionbetweenEnglishandChinese;③culturaldifferenceandtranslation.ExamplesfromChinese-EnglishorEnglish-Chineseareincludedanddiscussed.Thediscussionleadstotheconclusionthatonlywithaccurateandthoroughunderstandingcanweexpectourtranslationtobefaithfulandidiomatic.

Keywordsunderstandingimpedimentcontextculturaldifference

翻译作为语际交流手段,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信息的转换过程。

翻译准确和通顺是检验翻译质量的两个重要标准,正确地理解原文是准确翻译的基础。

上图概括了翻译中的语际交流过程,可以看出,翻译始于理解,落实于表达,即译者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所传达信息意义的基础上,才能用合适的译语将原文的信息意义表达出来、并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的理解不仅涉及原文的写作目的、地点、篇章结构、上下文、修辞手段、写作风格,还涉及到两种语言的差异及社会、历史、文化等众多因素。同时由于英语和汉语各属不同语系,中西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表达、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

1语境与词义选择

任何词语、语句和语段都必须处在特定的词语联立关系中,即上下文中,同时又受到特定的大于上下文、扩及相关的社会交际情景即广义语境的调节。因此语境是意义的基本参照系。[1]词汇所表达的意义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字面意义(denotation)和引申意义(connota2tion)。字面意义只是词汇意义的基础,翻译时不能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僵化、孤立地去理解。

在词意的理解和确立过程中,语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词的意义是和其他意义组合在一起而存在的,它只有通过语境才能确立。否则会给正确的选词带来一定的难度,引起歧义的理解。

例1Wereitlefttometodecidewhetherweshouldhaveagovernmentwithoutnewspa2persornewspaperswithoutagovernment,Ishouldnothesitateamomenttopreferthelatter(ThomasJefferson,CollegeEnglish,Book2).在翻译此句时,学生们一看到“newspa2pers”,就直接译成“报纸”,对此译文读者感到纳闷:为什么政府和报纸对立起来了呢?文中杰克逊将“报纸”和“政府”相提并论,实际上所指的是“自由”和“统治”的人权问题。因此,在此处应突出“newspapers”的引申意义,将这句话译为:“如果让我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政府,还是要一个只有自由而无政府的国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例2SothatwhenlieutenantOsborne,comingtoRusselSquareonthedayoftheVauxhallparty,saidtotheladies,“Mrs.Sedley.Ma’am,Ihopeyouhaveroom;I’veaskedDobbinofourstocomeanddinehere,andgowithustoVauxhall.HeisalmostasmodestasJoe.”———W.Thackeray(VanityFair)

译文:到游乐场去的那一天,奥斯本中尉到了勒塞尔广场就对太太小姐们说:“塞特笠太太,我希望您这儿有个空位子。我请了我们的都宾来吃饭,然后一块儿上游乐场。他跟乔斯差不多一样怕羞”。

“modest”有多种意义,“客气”、“羞怯”、“谦虚”、“谨慎”、“端庄”等。但从这句话中很难确定“modest”的确切含义,这就需要从整个段落或其相邻段落、章节甚至整篇文章去获取其含义,选定符合原意的汉语对等词语。

《名利场》第3章末尾有一句话说明了乔斯的性格:PoorJoe,whywillhebesoshy?(可怜的乔斯,他干吗那样怕羞呢?)据此,就准确地理解了“mod2est”的确切涵义“怕羞”。[2]

2中西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形式的异同

语言和思维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另一方面,思维还支配着语言,中西民族思维上的差异是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理性根源。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形合与意合特征的区分[3]。汉民族的模糊思维使得汉语呈现出意合特征,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句子松散,句法功能呈隐性。汉语的主语在全句中作用不太严格,谓语不具备词形屈折变化,用词汇手段来表示时间。而西方民族的逻辑式思维使其语言呈现出形合特征,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依仗连接词或语言形态手段来实现,句子组织严密,句法功能呈显性。全句有一个主语,围绕一个谓语动词展开,其他动词都必须变成非谓语形式,作相应的补充或起修饰作用,谓语具备词形曲折变化来表示时间,句子成分之间或词语之间必须在人称、数、性和意义之间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关系。

例3年轻时,他对学习漫不经心,加之,他一直也不愿考虑运动员以外的职业,到这时候,这一切终于给他带来了不幸。(JimThor2pe,CollegeEnglish,Book4)。

译文:Whenhewasyoung,hewasindiffer2enttohisstudies,andhewasunwillingtothinkofanon-sportscareer.Afterthat,allthesecaughtupwithhim.

受母语的影响,学生译出的这个句子多用简单句,句型单调,结构松散,频频使用动词,通常把能施加动作或有生命的物体作为主语,是典型的“汉式英语”。若改译为:“Afterthat,hisyouthfulindifferencetostudiesandhisunwill2ingnesstothinkofanon-sportscareercaughtupwithhim.”,则符合英语形合的表达习惯,常用非生物词作主语,句式多为复合长句,以主谓宾为核心,用各种短语或从句进行修饰、扩展,连接词的使用使句子的逻辑关系清晰。

例4WhatIsawthatdayinMadridwastamecomparedtowhathappenedinItalyandBrazilwhentheirtwofavouredteamswasshamefullydefeatedinearlyrounds.(Soccer’sWildWorldCupScramble.CollegeEnglish,Book4)

译文:那天我在马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与在早先的比赛中,意大利人在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轰动相比。

这个句子不符合汉民族思维习惯。汉民族一般先从侧面说明阐述环境,最后点出话语的信息中心,因而句式结构是重话题,多后重心,头大尾小。而英民族直截了当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习惯于把要点放在句首先说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标志一一补充,因而句式结构是重主语,多为前重心,头短尾长。因此,在翻译中要根据英汉民族各自独特的思维风格调整句子重心,将上句改译为:“与在早先的比赛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轰动相比,那天我在马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

3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受文化的影响并反映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折射出这个民族纷繁多彩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的英汉两种语言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它不仅涉及到一种语言所代表的民族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心理意识,还涉及到人文地理等因素。中西方文化差异必然会带来翻译中的理解障碍,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E.A.Nida所指出的:“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对词义,习语含义的影响如此带有普遍性,以至于在不考虑语言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任何文本都无法恰当地加以理解。”“笔译与口译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因词语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错误的文化假设所导致的。”[4]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例5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Manproposes,Goddisposes.

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必然会渗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导致各民族语言表达形式的不同。中国是一个以信仰佛教和道教为主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把“天”(Heaven)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而西方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世上万物都是按上帝(God)的旨意安排的。上则译文出自英国学者大卫·霍克斯之笔,他考虑到英美读者的,直接引用英语谚语。

但如此一来就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使译文读者误以为刘姥姥也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之译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用“Heav2en”(中国古代人民心目中自然界的主宰)替代“God”,传达了原文中刘姥姥信佛教的宗教背景。

语言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文化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词汇、句子、语篇等,而词汇与使用该语言国家的文化传统、民族风情等关系最为严密,最明显地承载着文化信息,并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因此中西文化差异在词汇层面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涉及面也最广泛。从文化角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分为“指示意义”和“文化内涵”。

词语的文化内涵是词义在跨文化交际中以民族文化比照所呈现出来的本族文化的映射。[5]因此,理解词语的文化内涵是翻译的关键。英汉词汇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英、汉文化独特事物或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的词语,如英文中“whiteelephant”是指昂贵而无用的东西;“AmericanDream”指美国标榜的立国精神,人人自由,机会均等;源于《圣经》诺亚方舟传说中的“olive-branch”(橄榄枝)在英语中象征着“和平”;而汉语中“松”(pine)象征刚直不屈、不畏严寒、长寿;“牡丹”(peony)象征着“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以及“状元”、“科举”、“中山装”等都是反映汉族文化独特事物的词。

二是英汉词汇中均有,表面上对应,但深层的文化内涵不同,在英汉两种文化中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

比如,“dog”和“狗”在东西方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dog”在西方被看成心爱的动物和人类忠实的朋友,带“dog”的成语及谚语含有褒义,如“luckydog”(幸运儿)等。但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汉语中带“狗”字的词语一般都含有贬意,如“狼心狗肺”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绝对等值地再现原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是不可能的,但达到有效等值则是可能的。

4结语

翻译是超越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而进行的信息传递过程,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准确翻译的基础,交际成功的前提。这种理解主要包括英汉双语翻译过程中不同语境下词义的确立,英汉思维及语言表达方式异同的认识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掌握,同时需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才能提

高翻译的准确性。

5参考文献

1刘宓庆1当代翻译理论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周方珠1英汉翻译理论1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3NidaE.A.TranslatingMeaning.Tennessee:ThomasNelson

Publishers,1982

4Nida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Shanghai:

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

5徐1文化内涵词———翻译中信息传递的障碍及其对策1

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77～81

6张海涛1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1中国翻译,1999

(1):21～23

7JinD.&NidaE.A.OnTranslation.Beijing:ChinaTransla2

tionPublishingHouse,1984

8罗天妮1理解的度和翻译的准确性1东南大学学报(哲社

版),2001(3):106～108

9杨天明1汉英口译的领悟与表达1中国科技翻译,2001

第8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翻译；不可译性；问题；讨论

一、引言

翻译属于一种交际活动，它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完成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完成文化的转换，使翻译后的语言仍能展现原有的社会特征。因翻译活动具有上述特征，导致翻译家及众多翻译人员就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存在严重分歧。奈达谈及语言和文化差异时，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因文化差异会造成较语言结构差异更复杂的情况。因此可知，在奈达看来语言的不可译性在于其自身是复杂的和抽象的。“可译性”是指运用翻译手段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从而使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环境的人群能够对同一种事物产生相同的认知。而“不可译性”和其正好相反，即就是翻译手段不能使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环境的人群对同一种事物产生相同的认知。不可译性主要是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其主要为外来词汇中较为顽固、未充分物化及还未扬弃的一部分。

二、词语和文字尚存在差异

（一）文字上的差异性

汉字主要是由表意汉字和声调汉字构成；而英语则是拼音文字，多为语调语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中重视对民族语言的应用，如汉字中常见的同音异义字、拆分字以及象形字等，这也为翻译工作造成了很多的不可译问题。

如，以赵元任的文章《施氏食狮史》中一句“石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为例，该句是十一个同音异义字构成，而四个声调与卷舌音等属于汉语所独有的特征，该句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不可译类型。例2：我的张，是弓长张的张。在以上例子中作者运用拆分及象形的方式，巧妙的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却为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麻烦，英语很难做到表情达意。

（二）语汇层面上的差异

量词属于汉语特有的词汇，因此在翻译时英语中很少有词和其对应。常见的翻译方法就是应用冠词代替量词。不仅仅是量词，四字成语也属于汉语所独有的语汇现象。四字成语的应用能增加文章的音韵美，也是汉语言特有的韵律。所以四字成语在汉语文章里应用的非常广泛。这也为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翻译人员在翻译时只能就成语的比喻含义及引申义进行阐述。而有的四字成语若仅将其涵义译出，不仅会造成原文音律美遗失，更会使读者产生云里雾里的模糊感，进而引发文化冲击，使译者和读者不能产生共鸣。造成不可译性存在的另一大原因则是不同语言存在的词汇不平等性。通常来讲每种语言多同一种事物都会具有一定的符号描述，因此可以进行互换，但在实际翻译时就会发现理论和现实具有很大差距。以“cousin”为例，这个词能够代表汉语词汇中的哥、弟、姐、妹，及堂哥、弟、姐、妹，再比如翻译“你吃饭了没有？”时，饭能够表示“break-fast”，也能表示“lunch”和“supper”或“dinner”。同时汉语言中有的词汇因具有浓厚政治意味在进行翻译时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如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及“和平演变”等词汇不能简单的译为“Capitalist Freedom”，和“Peaceful Evolution”，就连对“干部”这个词汇也存在很多翻译争议。

三、形式及表达方面存在差异

（一）因形式引发的不可译性

汉、英两种语言因形式存在差异使双语翻译难度增加。汉语中存在大量意合语，而英语则主要由形合语构成。根据音系学的解析可知，英语中常见的修辞多为头韵之类的音系手法。与之相反的是，汉语主要采用音调作为表意方式，语调手段在汉语文章中也很常见。双语翻译时音韵美和音调美之间无法起到代替作用。由此可见，双语翻译的难度在于目的语不能表现出源语言的某种特征，这也使双语翻译存在形式上方面的不可译性。如下例：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sting day /The t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tea /The ploughman home ward plods his weary d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暮钟鸣，昼已怠，/牛羊相应，迁回草径，/农人荷锄回，蹈姗而行，/整个浩瀚世界仅存我与黄昏。

分析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源文章运用节奏美展现出庄严凝重的氛围。这正是诗人想传达给我们审美信息。而郭沫若先生在翻译时已尽可能依据汉语音韵安排语言，但因汉、英语音存在形式差异，使得译文很难为读者营造出源文章的氛围。

（二）汉语模糊表达的不可译性

不仅是形式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很多非形式差异也是翻译难点。汉语言喜欢运用模糊的语言表达方式引起读者的思考想象。而重视形合的英语则喜欢运用句法结构及形式标志使读者体会到语言的完整性。所以，汉语文章中的模糊表达将会给英汉翻译带来很大障碍。翻译人员采取措施克服这种障碍将会有两种后果出现：对模糊语言的翻译会导致不清，另一方面则是会使源文章原有的模糊美被破坏。非形式差异将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的客观制约性。因英汉文化存在差异性，译文将难以体现出源文章的意境美，这是由于英语重视逻辑性及形合性，读者缺乏可以想象的空间。

四、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差异

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就像巴斯内特所说的，翻译工作不仅局限在语言行为上，其更多的是一项文化行为，原因在于语言自身就属于文化，“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将会成为双语翻译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中西方关于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

汉英双语翻译的另一问题是，双方语言不能直接在对方语言中展现出完整含义。这也是引起不可译出现的重要原因。如：Whats black，white and red all over？

这是一则采取双关手法的谜语，它的谜面是由read谐音red而形成。若将其翻译为“有个东西身上有黑、白及红三种颜色？”，猜谜人将很难猜出“newspaper”的谜底。

（二）中西方在文化衡量上存在标准差异

作者在阐述及记录一件事物时，会按照自身常用的衡量标准进行遣词造句，这个标准与他周围大部分人的标准是一致。中西方存在文化差异，看待事物的衡量标准自然有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大多是为防止衡量标准冲突而产生的。如将“哈大办学史已经持续九十年，历史悠久。”这句话译成“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90 years”九十年办学史相对于其他中国大学属于历史悠久，但却不能和西方有的大学作比较。如，牛津大学已经拥有八百多年办学史。上述译文可能会导致西方读者出现误解。

五、小结

不可译问题不止在汉英翻译中出现，其存在于各种双语翻译过程中。但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不断加强，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语言差异不断缩小，不可译问题也在逐渐减少。用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越来越多，汉语中融入了很多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及思维方式。翻译人员为解决不可译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将会被更多的读者理解。译者在解决不可译问题前要对源文章作出充分理解，并不断增强自身驾驭汉、英双语的能力，并尽可能的发挥自身创造力，在此前提下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品。（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 段胜峰，李里，英汉翻译中不可译性探究田[J]，益阳师专学报，2012年02期

第9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