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撤诉申请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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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女，年月日出生，地址:
被申请人:，男，年月日出生，地址:
申请事项:撤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离婚纠纷一案的起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于年月日向贵院起诉与被申请人因离婚纠纷一案，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己通过协议离婚，现决定撤回起诉，请求贵院予以准许。
此致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2】离婚撤诉申请书范文
申 请 人:XXX，男(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XX族
请求:撤回(20XX)普民一(民)初字第36XX号的起诉。
申请理由:
申请人诉XXX离婚纠纷一案，贵院已以(20XX)普民一(民)初字第xxxx号立案受理。因申请人欲XXX庭外达成调解协议，故向法院申请撤诉。
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3】离婚撤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_______，男/女，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______族，住__区__路__号楼__单元__室，电话：________
被申请人：________，男/女，____年____月____日出生，__族，住__区__路__号楼__单元__室，电话：________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离婚纠纷一案，贵院已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受理。
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就离婚事宜(包括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离婚协议。
故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的规定，特申请撤回对被申请人的起诉，请予准许。
此致
______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
第2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和受理
第一百零八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零九条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条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一百一十一条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必须受理；对下列，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的案件，在不得的期限内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的，不予受理。
第一百一十二条人民法院收到状或者口头，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
第一百一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第一百一十四条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
第一百一十五条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
第一百一十六条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第一百一十七条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
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一十八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
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项目和要求。受委托人民法院可以主动补充调查。
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书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第一百一十九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第三节开庭审理
第一百二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
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第一百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
第一百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
第一百二十三条开庭审理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
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第一百二十四条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
（四）宣读鉴定结论；
（五）宣读勘验笔录；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一百二十八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二十九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一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条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四节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一百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第五节判决和裁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判决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第一百四十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十三章简易程序
第一百四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
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
第一百四十四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四十七条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第一百四十九条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条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迳行判决、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第十五章特别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第一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审理时，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第一百七十六条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百七十七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百七十九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第一百八十三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八十四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第一百八十八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第十七章督促程序
第一百八十九条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
（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申请书应当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第一百九十条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第一百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一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
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百九十三条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
申请人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写明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事实。
第一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生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六十日。
第一百九十五条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第一百九十六条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
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七条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第一百九十八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
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第一百九十九条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第二百条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债务人和已知的债权人，并发出公告。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
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或者和解协议。
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可以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清算组织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织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清算组织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百零二条企业法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公告，中止破产还债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百零三条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还债的财产。
第二百零四条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
（三）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二百零五条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由该企业法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3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五）宣读勘验笔录。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一百二十八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二十九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一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条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四节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一百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第五节判决和裁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判决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第一百四十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十三章简易程序
第一百四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
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
第一百四十四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四十七条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第一百四十九条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条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迳行判决、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第十五章特别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第一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审理时，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第一百七十六条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百七十七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百七十九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第一百八十三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八十四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第一百八十八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第十七章督促程序
第一百八十九条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
（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申请书应当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第一百九十条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第一百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一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
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百九十三条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
申请人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写明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事实。
第一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六十日。
第一百九十五条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第一百九十六条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
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七条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第一百九十八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
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第一百九十九条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第二百条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债务人和已知的债权人，并发出公告。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
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或者和解协议。
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可以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清算组织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织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清算组织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百零二条企业法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公告，中止破产还债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百零三条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还债的财产。
第二百零四条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
（三）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二百零五条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由该企业法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零六条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不是法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不适用本章规定。
第三编执行程序
第二十章一般规定
第二百零七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零八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第二百零九条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执行员应当出示证件。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情况制作笔录，由在场的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函件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开始执行，不得拒绝。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结果及时函复委托人民法院；在三十日内如果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执行的，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一十一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失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第二百一十二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第二百一十三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
第二百一十四条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一十五条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执行，适用本编的规定。
第二十一章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第二百一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一十七条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二百一十八条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
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章执行措施
第二百二十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人民法院决定冻结、划拨存款，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二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二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采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第二百二十五条被查封的财产，执行员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因被执行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二十六条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人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第二百二十七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
采取前款措施，由院长签发搜查令。
第二百二十八条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或者由执行员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二十九条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执行员应当将强制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由人民法院派人运至指定处所，交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因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三十条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三十一条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三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第二百三十三条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十三章执行中止和终结
第二百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第二百三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第二百三十六条中止和终结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四章一般原则
第二百三十七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百三十九条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
第二百四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百四十一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应诉，需要委托律师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第二百四十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二十五章管辖
第二百四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四条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五条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六条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六章送达、期间
第二百四十七条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二百四十八条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四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五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七章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一条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利害关系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二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讼。逾期不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财产保全后，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四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二百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第二百五十六条人民法院解除保全的命令由执行员执行。
第二十八章仲裁
第二百五十七条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二百五十八条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百五十九条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六十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第二百六十一条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二十九章司法协助
第二百六十二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第二百六十三条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第二百六十四条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第二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百六十六条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七条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4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郑某为长春市某村村民，经人介绍来到长春市某电梯有限公司工作，在电梯公司从事维修、水暖工作，2008年11月28日在工作中摔伤，伤后由工友将其送往医院救治，长春骨伤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心律失常、频发室性早搏。由于郑某股骨头坏死，安装股骨头及更换股骨头需要大量费用，在支付了上万元的医疗费后，家庭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而电梯公司拒不支付相关工伤待遇，认为郑某受伤是由于其自己违章操作造成的，与公司无关，郑某无奈下只好以个人形式申请工伤认定。2009年1月16日郑某向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承办过程】
由于郑某系农民工，家庭生活困难，法律知识欠缺，也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2009年1月16日，赵某来到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申请工伤认定。吉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在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工作的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李爱晶律师当即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李爱晶律师接受该案后，认真了解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及时查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吉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制作了工伤认定申请书，并于当日即在劳动局工伤处为其立案进行调查。劳动局工伤处当日即对公司下达了《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要求单位自收到《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将郑某是否与电梯公司具有劳动关系，郑某受伤情况是否属实的答辩材料及相关证据材料报到劳动局，要求单位务必按期报送材料，并派人员来劳动局当面陈述有关情况。逾期，劳动局将按照《工伤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7号）第十四条“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害者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之规定，依据郑某提供的材料做出认定结论。电梯公司在接到工伤处工作人员的电话后多日不到劳动局取《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李爱晶律师即催促工伤处工作人员及时向电梯公司下达调查通知，工伤处工作人员表示亲自去公司送达，李爱晶律师也与两位工作人员一起到该公司调查郑某受伤的实际情况。电梯公司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拒不配合。黄业律师遂与郑某的工友进行了联系，在多次保证为证人保密的情况下，终于劝得两位工友的支持和同情，为郑某出具了宝贵的证人证词，为郑某顺利申请工伤认定取得了宝贵的证据。在证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劳动局再次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电梯公司只得派人到工伤处陈述案件情况。经李爱晶律师及工伤处工作人员耐心解释法律规定及相关政策，电梯公司表示积极配合，并主动表示将承担郑某一切合理费用。
【承办结果】
2009年2月4日，电梯公司总经理亲自来到工伤处，在律师、劳动行政部门及用人单位三方协商的情况下，2009年2月5日，电梯公司与郑某双方同意和解，双方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就郑某工伤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电梯公司自愿赔偿郑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股骨头安装费共计人民币捌万伍千元（85，000元）；2.电梯公司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先行支付人民币肆万伍千元（45，000元）；余款人民币肆万元（40，000元）于协议生效之日的下个月起每月月底支付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至2009年6月30日之前付清。3.郑某在收到电梯公司一次性伤残待遇人民币捌万伍千元（85，000元）后，与电梯公司终止工伤关系及劳动关系；4.电梯公司在收到上述全款后，自愿放弃与此事相关的一切民事权利；5.此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产生法律效力。电梯公司当场即支付了人民币肆万伍千元（45，000元），李爱晶律师帮助赵某代书了撤诉申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以律师身份见证了双方的和解协议。并表示继续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直至电梯公司将余款支付完毕。2009年6月30日，电梯公司将余款支付完毕，至此本案顺利的全部解决。
第5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法院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破产申请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而决定受理，导致破产程序的启动。破产程序的启动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破产是一种特殊的偿债程序，是通过债务人主体资格的消灭来实施其债务清偿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清偿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债务得到部分或全部清偿；另一方面，当清偿完结后，债务人的生命也随之丧失；法律上民事主体资格以及反映这种资格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也相应消灭。破产程序的启动，导致同破产财产和破产债权有关的、正在进行的其他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的中止，或民事案件管辖的转移（以债务人为原告，案件已进行到二审程序的除外）；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中止。故破产申请的立案审查尤显重要。
一、破产立案审查适用的法律
由于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尚未统一，从而出现了同是破产案件，但由于破产主体性质不同而产生法律、政策适用各异的情况。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颁布于1986年，1988年开始实施，受的局限，具操作性的较少，原则性规定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一次司法解释，为破产申请的审查和案件的受理提供了很重要的裁判依据。同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践中出现了两套破产还债程序。前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破产，后者适用于国有企业以外的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这二个法律在破产程序的启动上，保留了较浓了行政色彩，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甚吻合，条款也较为简单、粗糙。再往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五大作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大决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批不符合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必然要退出市场，造成了破产案件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少省法院和部分中级法院起草了破产案件受理和审理方面的规范性意见，以指导本辖区法院受理和审理破产案件。为规范和指导各地人民法院准确适用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的规定》。自此，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形成了“以法律为指导，以解释和意见为主导”的状况，具体表现为，破产申请的立案审查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为主要法源，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各地的地规和地方法院的指导性意见为补充，并执行国务院国发（1994）59号和国发（1997）10号文件。
二、破产申请的主体
从各国破产法的通常规定看，破产申请的主体具有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为基础的多元性，只是其范围的宽窄不尽一致。如英国破产法规定，官方接管人、公司股东、贸易部可成为破产申请人；意大利、荷兰破产法规定，检察院可成为破产申请人。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在破产申请主体范围的规定上采取了较保守的立法方式，仅规定债权人和债务人具有破产申请权，此外别无其他主体能够提出破产申请。
1、债务人有权提出破产申请
债务人行使破产申请权，属于自愿型破产，是债务人自己提出破产申请。
我国债务人破产申请权有自己的特色，即不同的破产主体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着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也就是企业法人的行为，企业法人要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后果。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国有企业的破产申请在我国破产法上有特别规定。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企业的财产包括厂房、其他建筑物、机器设备、原材料、在制品、制成品、流动资金等，不论是国家直接投资形成的，还是由企业提留的自有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都属于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行使所有权。企业只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企业的破产意味着该企业将正式退出市场，在法律上已经死亡，这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谓关系重大。企业作为经营管理人，其享有的经营权的范围和具体内容，由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企业对其经营管理的财产行使权利（特别是处分权），必须依法进行，不得损害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而企业一旦宣告破产，涉及到国家对该企业所有权的终止，因此，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时，应经代表国家对其监督管理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从企业的投资关系上讲，企业是投资人通过投入资金建立起来的，企业成立后，投资人成为企业的股东，企业属于股东。在债权人没有申请该企业破产的情况下，企业是否能自己申请破产，不能由企业的法宝代表人作出决定，也不能由公司的董事会做出决定，而应当由股东会议决定。国家是企业的投资者，通常认为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股东权利。因而在企业是否破产的问题上，必须通过企业主管部门的同意。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把关，防止债务人企业规避法律，利用破产手段逃避债务。企业主管部门如果认为该企业还有在的必要或复苏的可能，可以给企业资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帮助清偿债务，使企业不具有破产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八条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可以申请宣告破产。”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向法院申请破产，要提供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其破产的证明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商业银行作为债务人申请破产，须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其破产的书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监督部门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保险公司作为债务人申请破产，须提交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其破产的书面文件。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破产，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应经过开办人或股东会决议通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六条，对公司的破产均有规定。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须提供开办人或股东会议讨论通过的记录。
2、债权人有权提出破产申请
破产法上的债权人有多种，可依不同的标准作出不同的分类。例如，从债权的性质看，可以分为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和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从债权是否附期限或条件看，可以分为一般债权人和附期限、附条件的债权人；从人数的多少上看，可以分为单一之债的债权人和多数之债的债权人等等。这种种不同的债权人，概括地看，都应享有破产申请权。但是，如果具体地看，他们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需作区别对待。我国企业破产法未就此作进一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没有作出相应的解释。
结合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并旁鉴国外破产法的有关内容，笔者以为对债权人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应当设定以下几条标准：（1）债权人的破产债权必须属于无财产担保的普通债权和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未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不应享有破产申请权，因为其债权的实现是独立于破产程序之外的，破产程序是否启动，与其债权的实现没有多大关系。（2）与破产债权相对应的破产债务已到履行期，债务人对此无清偿能力。（3）债务人不符合可予免破的法定情形。（4）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额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在国外通常有所规定，它们一般称之为“破产水平”。我国的“破产水平”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企业的规模（通常以注册资金为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分别规定。
3、清算组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
清算组有二种：一是公司清算程序中的清算组，二是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清算组。后一破产清算组是破产宣告作出后形成，因而无所谓申请债务人破产的问题。前一清算组则不然，在其进行的一般民事清算程序中，如果发现被清算企业法人资不抵债，达到了破产界限，其具有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和义务。1992年5月15日由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增加规定了清算组具有提出破产申请的职权。在此基础上，1994年7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6条明文规定：“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由此看来，清算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破产申请权。
我国破产法对清算组是否享有申请权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在企业破产时具有法律效力。清算组的法律地位等同于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组应享有破产申请权。
4、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应否享有破产申请权
依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是不享有破产申请权的。国外破产法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规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难题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愿申请破产，为了化解这一难题，不少地方提出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可代表债务人行使破产申请权。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第9条规定：“国有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提出破产申请的，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可对其提出破产申请。”这一规定反映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某种要求。笔者认为，其中的合理性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在公司法施行后，国有企业有两大类：一是继续依《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设立的国有企业；二是依公司法设立的国有企业。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将继续对它们落实全部法人财产权制度，在深化改革，建立企业制度的要求下，国家财产与企业财产的界限将进一步明晰，“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将会因此得到更彻底地实现。而如果企业的产权主管部门享有破产申请权，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强化了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约束，不利于政企的彻底分开。这样做的结果是，破产法不仅无法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变，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对于后者即依公司法设立的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法人的形态，要么是有限责任公司，要么是股份有限公司。无论属于何种公司，国有企业的产权管理部门对公司都不享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它仅以公司投资者的身份享有投资收益权，破产申请权不可能隐含于投资收益权中，否则所有的公司股东都会取得同样的权利，这同公司的法律性质产生了背离。因此，企业法人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以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下属企业破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如果企业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业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以债权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下属企业破产的，法院应予受理。
5、检察机关是否应赋予其破产申请权
对实践中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愿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形，《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第9条的规定，应能在经济转型时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若将此重要任务完全委诸当事人，则很难实现目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愿提出破产申请时，应立足于当事人申请主义，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公权主义。这任务不宜由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开办单位承担，应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纵观国外立法，多数国家对检察机关提起破产诉讼持肯定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这条规定并不表明人民检察院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不仅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而且还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破产法应予执行而不执行，破产程序应予发动而不发动，检察机关应行使法律监督权，主动提起破产诉讼。，破产案件属于特殊的经济纠纷案件，往往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面宽的特点，有些企业的破产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除此之外，有些破产案件中还可能存在某些人的刑事、行政责任。鉴于破产案件的以上特点，对于一定范围的破产案件，赋予检察机关以破产申请权是很有必要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无人愿意、无人敢于提出破产申请，企业债务不能纳入法律程序加以化解的困境。
检察机关提起破产诉讼，应当遵循的一定的原则，或应有一定的范围。笔者以为，这种范围应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宜过于宽泛，无所不包，也不宜过于狭窄，形同虚设。检察机关可以在以下情况提起破产诉讼：（1）债务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无论是否对犯罪行为人正在追究刑事责任，检察院均可提起破产诉讼；（2）人数众多、影响面广、债务额高的案件，在无人提出申请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破产申请，也可以在当事人的请求下提出；（3）涉及到国家经济稳定或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一定影响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提出破产申请；（4）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出破产申请的其他情形。
三、破产申请的形式审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并比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破产申请的形式要件有以下几点：
1、破产申请必须由申请权人提出
能够提出破产申请的主体，只能基于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7条、第8条的规定，唯有债权人和债务人才能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申请主体如前所述，但范围有待拓宽。
2、破产申请必须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第5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由该企业法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两个虽然分别使用了“债务人所在地”和“企业法人住所地”的用语，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我国在破产案件的管辖规定上，采取了普通管辖的立法例，即专属于债务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破产案件的级别管辖及管辖权的变化，应参照民事案件的管辖规定执行。关于如何理解“债务人住所地”，2002年7月3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的规定》第1条已明确，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而不是“法人的主要营业地”。实践中对主要营业地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如一个公司破产，其在多个地方设有分公司，究竟何为主要营业地，难以判断，且容易产生不必要的争议。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则相对比较容易判断，通常是指企业的法人机关所在地。对于一些没有办事机构的债务人破产案件，则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3、破产申请须书面提出，同时提交必要材料
这与民事诉讼相比较是一大区别。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在其申请书中载明：（1）其债权的性质、数额、有无担保，并附证据；（2）债权发生的事实与依据；（3）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务人申请宣告破产时，除应提交申请书、对企业破产享有决定权的机关同意的文件外，还应提交一些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时所必须审查的材料。其主要包括：（1）企业的状况，包括申请企业的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企业的登记机关、企业的上级主管机关、委托人的姓名及单位；（2）企业主体资格证明，即应当提交债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名单，包括企业的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或经理、厂长等主要负责人；（4）企业职工情况和安置预案，应当列明企业职工的人数、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对职工进行安置的办法；（5）企业亏损情况的书面说明，应当说明企业近年来的经营状况，亏损的原因以及亏损的程度，并附审计报告；（6）企业至破产申请日的资产状况明细表，应当包括企业资产的详细状况，有形资产的情况（列明财产的名称、处所、价值等），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情况，企业投资情况（包括中外合资源、中外合作、联营企业、独资企业）；（7）企业在机构开设账户的详细情况，包括开户审批材料、开户时间、开户金融机构、账号、资金往来情况等；（8）企业债权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务人名称、住所、债务数额、发生时间、有无担保和催讨偿还情况；（9）企业债务情况表，应当列明企业的债权人名称、住所、债权数额、发生时间以及债权人的催讨情况；（10）企业涉及的担保情况，主要是指企业对外为其他债务人担保的情况，应当列明债权人和债务人名称、住所，企业所担保的债权数额，担保的性质（抵押、保证，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等；（11）企业已发生的诉讼情况，应当列明企业正在进行诉讼的案由，审理法院名称、审级，企业在该诉讼中的地位（原告、被告或第三人），企业作为被执行人正在执行的案件或被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的案件、案由、审理或执行法院等。
4、破产申请由债权人提出时，应当交纳破产费用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依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按照破产企业财产总值及财产案件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最高不超过10万元，可以预收案件受理费。根据实际情况，法院在破产案件受理时可决定暂不收取或减免案件受理费。主要是：破产财产可以支付案件受理费，但由于现金流量不足而暂时不能支付，又确实应立即进入破产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待破产财产变现后再行收取。第二种情况如破产财产不足支付案件受理费，但确有实施破产需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减、免案件受理费，在破产宣告后以破产财产不足支付破产费用终结破产程序。笔者认为，当破产申请由债权人提出时，应当预交破产费用。其主要功能在于，破产清算组的早期费用及为了遏止破产申请权的滥用。破产申请所需的费用，一般应参酌破产债权的总额和破产财产的总额合理地确定。破产申请人可一次性预交，也可预交一部分，待破产宣告后，再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或者待达成和解协议后，自债务人的财产中及时偿还。
四、破产申请的实质要件审查
破产申请的实质要件包括哪些？学理上向来见解不一。笔者认为，破产申请应同时具备破产能力和破产原因两大实质要件。
所谓破产能力，是指民事主体（债务人）依法能够适用破产程序被宣告破产的资格。这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破产能力既然是民事主体被宣告破产的资格，则要求法院宣告破产的债务人，必须具备破产能力，对没有破产能力的债务人，法院不能宣告其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一规定将我国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严格的限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也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申请（被申请）破产的债务人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承包经营户不具备破产主体资格”。
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能否作破产申请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能否作破产申请人？是否具有破产能力？笔者认为，可以。《破产法》应具有“促进法”的功能，使不宜继续存在的企业能够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破产清算是唯一有法律保障的清算程序，企业虽被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或被吊销营业执照，但通过破产清算，清理其债权债务，其结果是合法的，也是负责任和可靠的。比较企业不经清理就关门走人的做法，破产程序更加有利于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允许这类企业通过合法程序退出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在退出市场时承担清理债权债务的义务。
破产原因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破产界限，是破产开始和破产宣告的直接根据。对破产原因的审查尤其应严肃认真。但我国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不尽合理，丞需改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破产原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其中存在下列问题：1.企业破产法将债务人严重亏损作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原因，又将经营管理不善作为严重亏损的原因。企业破产法将企业的计划性亏损、政策性亏损、国家调整政策或宏观决策失误等造成的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排除在破产原因之外，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不够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还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这里未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加以“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的限制。如债务人不属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最终不能宣告其破产，债权人申请破产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民事诉讼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有所，不再要求经营管理不善，但仍将严重亏损作为破产原因的实质内容，忽视了并无亏损或亏损不严重的情况。相比较，公司法的规定较合理，公司法将破产原因确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在破产实务中，法院应侧重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客观标准来认定企业是否达到破产条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且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这三个构成破产原因的条件缺一不可。
在审查破产的实质要件时，同时还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债权人向法院提供了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的证据，但债务人没有清偿的原因，债权人往往并不十分了解。而有时债务人并不是客观上已经达到不能清偿债务的程度，可能仅仅是发生了临时性的支付不能；有时可能是债务人主观上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及时清偿债务；有时则是双方之间存在着某些民事纠纷。实践中，也有的债权人采取申请对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方式，诋毁债务人的商业信誉，意图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因为人民法院一旦案件受理后，发出公告，这无疑对债务人的商业信誉产生极大的，即便是受理案件后，仍然可以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但对债务人商业信誉的损失有时是难以挽回的。为防止这类情况发生，人民法院在审查受理债权人的申请时，必须严格把握破产案件受理条件。在必要时，可通知债务人核实情况，然后决定是否受理该案件。
2、严防假破产、真逃债的情况发生。借破产之机逃废债务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较常见。恶意破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以恶意申请破产方式逃避债务，二是债权人出于诋毁债务人商誉的目的恶意提出破产申请。现实生活中以第一种情形见甚。有的企业名为破产，只是换了一块牌子，甩掉了债务，搞所谓的“先破后组”；有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有市场、有效益、有价值的车间、设备、分支机构从企业中分离出去，组建新的法人，把债务留给空壳企业以逃避债务，搞所谓的“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先组后破”的方式；有的先转移、隐匿巨额财产或压价处分有效资产后申请破产。凡此种种，法院应严格审查，一经发现，不予受理。
3、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7）2号文件规定：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或转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国有企业，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我国政府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外国政府贷款，尔后转贷给国有工业企业项目单位的，因贷款属于政府外债，其转入和借贷过程均为政府行为，由政府承担最终还款责任，故不论项目单位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在偿还此类贷款任务尚未落实前，法院均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也暂不受理债权人申请其破产的案件。
五、申请的参加、补正、撤回、驳回与受理
破产申请的参加是指人民法院制作受理案件通知书前，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也提出破产申请。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性。破产申请的参加仅仅发生于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在此之后，则无所谓破产申请的参加，而属于债权申报的范畴了。二是平等性。不仅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参加，而且债务人也可以申请参加。
债权人申请参加的意义有：首先，某个或某些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其它债权人申请参加，不仅体现了破产债权一律平等的原则，使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权不因其他破产申请的提出而丧失，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人撤回申请后，该参加的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就可自动地补充进去，发挥应有的程序作用，不致使破产受理程序因此终止。其次，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债权人也对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就可依法行使如破产和解申请权、破产整顿申请权等程序权利，这些权利都只能在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前提下行使。再次，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也提出破产申请，这种破产申请参加在我国破产法中体现不出太多意义。
破产申请的撤回，与民事诉讼的撤诉制度有所相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撤回与撤诉的时间界定有所不同。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破产申请的撤回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破产申请专利人提交的材料需要更正、补充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限期更正、补充。按期更正、补充材料的，人民法院自收到更正、补充材料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未按期更正、补充的，视为撤回申请。”此项规定从相反角度表明，在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前，破产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破产申请。
允许申请人撤回破产申请，并不等于其一旦提出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就必须准许其撤回。如同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撤回起诉一样，由于破产案件已经进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利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必须审查其处分权利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等，并最终以裁定的形式决定是否允许其撤回。在人民法院决定允许申请人撤回申请的情况下，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应当由破产申请人承担。
破产申请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接受，相应破产案件才可得以形成。破产申请的法定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二个方面。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有很多不同之处，前面已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质要件的缺乏不具有可弥补性，而形式要件在缺乏时，允许当事人加以弥补或补救。这个区别对法院审查破产申请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于破产申请中实质要件的缺乏，一经查证属实，就应作出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但对于破产申请中形式要件的缺乏，法院尽管查证属实，但也不得骤而作出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这后一点，体现在破产制度上，就是破产申请的暂停。反映了破产法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有力保障。法院通过对破产申请审查，若认为其实质要件具备但形式要件不具备的，应确定一个适当时间，责令破产申请人依法定要求予以更正和补充。申请人更正和补充的时间不应在审查立案期间内，申请人的补正在时间上视为提出新的申请。
第6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我买的房子究竟属于谁？”6月13日中午，李先生走出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大门，嘴里嘟囔着。
“八年前，我们付全款2000多万购买了六套商品房。谁知道，先是办不下房产证，后又被法院查封，现在银行又申请法院变卖这些房产偿还开发商的债务。你说我冤不冤呀？”说起自己购房的经历，李先生一脸的愤慨与无奈。
全款购房，
房产证逾期未交付
年近六旬的李先生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李先生记得很清楚，2006年春的一天，他的手机接收到一条售楼信息。“楼盘位于海淀区白石桥路甲6号铸城大厦，开发商是北京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公司）。我和家人去看过几次后，相中了四套商用现房。”
2006年3月，李先生和几家亲戚凑了1200多万元购房款，以李先生妻子赵女士的名义买下了铸城大厦F3、F17、F18、F19A四套房。
“购房合同是3月30日签的，4月5日我们一次性付清房款，同时还交纳了约100万元的公共维修基金、契税、印花税等相关费用。合同第18条关于产权登记一项，双方约定由鸿润公司代办房屋权属登记，我们为此交纳了1200元委托费用。”
李先生告诉记者，房款交付没几天，鸿润公司就交付了房屋。购买的房屋用于做餐饮，生意还说得过去。当年10月，在鸿润公司售楼处工作人员的竭力推荐下，几家亲戚又凑了1000多万元，以李先生的名义购买了铸城大厦F6、F7两套房。李先生说，投资2000多万元买了六套房，如果不出意外，预计10年应该能收回成本。
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鸿润公司应在房屋交付之日起730天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房款已结清，房屋在自己手里正常使用，李先生并没有太在意办理房产证的期限。
时间到了2009年，距双方约定的办证期限已过一年多，但鸿润公司并没有交付房产证。李先生夫妇去问过几次，工作人员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无奈之下，2009年10月，赵女士将鸿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鸿润公司协助办理购买的铸城大厦F3、F17、F18、F19A四套房的房屋产权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认为，鸿润公司作为商品房的出卖人，负有为买受人提供办理房屋权属转移所需文件，协助买受人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义务，且买受人已向鸿润公司支付代办费，按双方约定已超过办证期限，故判令鸿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房屋产权证。
2009年12月4日，法院判决生效。鸿润公司没有上诉，但也没有协助赵女士去办产权过户手续。
更让李先生不安的是，他发现，鸿润公司一直设在铸城大厦的售楼处不知何时起已人去屋空。
查询房屋信息，
已被开发商抵押给银行
李先生急忙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我们手里只有购房合同和发票，手续不全，那里的工作人员不同意为我办理过户。我给他们看了法院的判决书，好说歹说，人家才答应先给我查询一下。”
查询的结果让李先生十分震惊：他们购买的几套房已被法院查封，查封法院是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去法院了解情况后，李先生得知，由于鸿润公司欠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中铁建正在申请法院执行鸿润公司的资产。
2009年12月10日，赵女士对以她名义购买的4套房屋以案外人身份向法院提起书面异议，请求法院停止对其所属房屋的执行，解除查封。
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查明，依申请执行人中铁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该院于2007年9月6日对铸城大厦地下层及地上二层房产进行查封。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查询显示，所查封房产为被执行人北京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2006年3月30日，案外人赵女士已与鸿润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房款，并实际占有该房。鸿润公司负有协助赵女士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义务，但未在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内履行其义务，导致赵女士至今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2009年12月18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中止对赵女士所属房屋的执行。
拿到法院的裁定书，2010年的春节，李先生一家踏踏实实过了个节。
节后不久，李先生再次来到房管局咨询办证事宜。让李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工作人员的答复依然是，房屋处于被法院查封的状态，只不过这次查封的法院换成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一头雾水的李先生找到了北京一中院。在法院，李先生得知了一个让他更震惊的消息：因为鸿润公司还不上银行的贷款，李先生夫妇购买的六套房早已被鸿润公司分别抵押给两家银行了！
气愤到无语。冷静下来后，李先生像上次一样向法院递交了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不久，北京一中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约谈李先生。“法官对我说，鸿润公司的其他资产执行完后差不多能还上银行的贷款，到时候我们的房屋就可以解押了。”这次约谈后，李先生撤诉了。
开发商还不上贷款，
抵押房面临变卖
接下来是三年多漫长的等待。
直到今年3月的一天，北京一中院的法官再次找到李先生夫妇。“我们才知道，鸿润公司还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银行已将其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银行以鸿润公司所有的铸城大厦包括F3、F17、F18、F19四套等房产进行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清偿银行债务。”
4月29日，李先生和赵女士分别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6月13日，法院对这两起案件公开听证。为了保障执行听证公开透明，北京一中院首次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引入人民陪审员加入合议庭。
法庭上，两家银行出示了北京一中院2008年12月17日作出的两份判决书。在两份判决查明的事实中，李先生终于弄明白了自己购买的房屋为何迟迟办不下房产证。
原来，早在赵女士第一次购买4套房屋的半年前，即2005年7月26日，鸿润公司就与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鸿润公司向银行贷款150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另一项目的拍卖余款，同日双方签订抵押合同，鸿润公司以其拥有的海淀区白石桥路甲4号中关村航空科技园配套项目地上一层配套（商用房）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为该笔贷款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到期后，鸿润公司尚有600万元贷款未予偿还。2007年4月11日，双方又签订《贷款抵押协议》，将土地使用权抵押转为现房抵押。
2008年12月29日，北京一中院一审判决支持银行要求鸿润公司支付剩余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鸿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应向银行偿还600万元贷款。因鸿润公司以其所有的房产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故银行在鸿润公司未按约偿还尚欠借款本息的情况下，有权要求鸿润公司以其与银行签订的《贷款抵押协议》中约定的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李先生购买的两套房产鸿润公司则抵押给另外一家银行，向银行借款1000万元用于融资。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鸿润公司以其拥有的铸城大厦地下一层及地上二层的房产作为该融资的抵押物抵押担保。后因鸿润公司未能依约如期偿还约定本金并足额支付贷款利息，银行要求鸿润公司以双方约定的抵押财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庭审过程中，李先生夫妇强调，他们购房时，与开发商鸿润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第4条显示，该商品房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均未设定抵押。2006年他们购房时还没有现在的“网签”，购房者根本无法查询到所购房屋是否处于抵押状态。
“我们付了全款买房，房产证办不下来，开发商也找不到了，房子还要被银行拍卖，这理儿搁哪儿也讲不通。”李先生说。
如何避免出现
更多的“李先生”
互联网搜索，记者发现，有着李先生夫妇类似遭遇的人还真不少。
2006年11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家住湖南长沙沁园春小区的莫先生于2004年一次性付款买下长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沁园春小区的一套房子，入住两年后，莫先生发现自己的房子还没有在房产局备案，更让他气愤的是，开发商竟然将其未备案的房子作为抵押，到银行申请商业贷款，去开发其他地产项目。
2009年7月21日《吉安晚报》报道，因开发商将房子抵押给银行，吉安县万福镇农贸市场部分业主购买房子已有10年，仍无法办理房产证。
……
“在这些新闻报道中，常常会提醒购房者要谨慎选择，不要买已经到银行设定抵押的房屋。但事实上，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老百姓了解房屋买卖过程中全部的法律程序，把所购房屋上设定的所有权利都查清。如果不是房屋的利害关系人，购房人在购房前是没有权利到房管部门查询房屋的真正状态的。如何保障买受人的利益，政府必须加大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行政监管。比如，已经设定抵押的房产怎么还能卖出去？银行放贷赚取利润，同时就要经营承担风险，银行对其放出去的款项资金流向是否尽到了监管义务？银行对其设定抵押权的房屋应该如何设定监管？不能等到开发商的资金链断了，直接变卖抵押物了事。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受损。”李先生夫妇的律师、北京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韩琦燕说。
“银行拿着钱放出去赚钱，但是有了风险他们不承担，找别人承担。照这样看，银行怎么做都是合适的，收了利息，最后还能收回房子，那谁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法院如果真的拍卖了这几套房，2000多万我们找谁去要？”李先生说。
韩琦燕律师告诉记者，此案中开发商涉嫌欺诈，买受人是可以向法院的，但是诉讼之后，怎么样保证判决文书不是一纸废纸？如果鸿润公司的账户有钱，银行也不会要拍卖李先生夫妇购买的房屋。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官所说的话给记者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法官，面对类似问题也两难。开发商将卖给业主的房子拿到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到后来，有的开发商无力偿还贷款，有的甚至‘人间蒸发’了。法院拿这样的开发商也没有办法，就算相关人因涉嫌诈骗被刑事处罚，如果没有财产可执行，对购房者和银行都是没多大意义的，最后为此埋单的会是谁呢？不是银行就是购房者。作为执法者，没法面对其中任何一方。这样的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专家说法：
应优先保护购房者权益
专家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尹飞。
就本案的处理，我认为应当优先保护已支付购房款的业主。
一般而言，抵押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因此，通常情况下，抵押权优先于债权；而本案中，李先生只是普通债权人，而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应当优先受到保护。
但抵押权优先于普通债权的规则只是一般规则，法律上和司法实务中基于特殊考虑，仍然设置了一些特殊规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该批复还强调，“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从这两条规定来看，消费者支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其享有的债权优先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而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又优先于抵押权，故而，消费者在支付了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其享有的债权优先于抵押权。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国不动产登记以及相关查询制度尚不完善，为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司法解释进行了特别规定。需要强调的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看，对于商品房买卖中涉及的消费者宜作广义理解，凡是从房地产开发企业处购买其向社会销售的房屋的自然人，都应作为消费者对待。这主要是因为与开发企业相比，自然人在经济地位上、经验上都处于弱势地位，故而应当予以特别保护。本案中，李先生和赵女士作为消费者，其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实际占有房屋多年，因此，李先生的债权应当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本案中，北京铁路运输中院之所以解除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人中铁建申请的查封，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在接受开发商抵押时，应当就拟抵押房屋是否已经销售等进行充分的调查，避免类似本案的风险。
其次，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行、不动产登记以及相关查询制度的完善，法律已经为消费者购房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保护。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房尤其是现房时，应当预先对房屋权属尤其是权利限制情况进行查询；在购买预售房时应当预先了解开发商是否办理了预售许可证，并要求其及时进行网签；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应当立即办理预告登记，避免开发商将房屋另行转让或者抵押；在开发商办理初始登记之后，应当及时要求完成转移登记，将房屋转移到自己名下，从而避免本案中李先生所遇到的无法及时办理房产证的尴尬。
第7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环境公民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免受破坏，任何公民可以依法对环境污染者、自然资源破坏者以及疏于监督管理的行政机关或者违法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根据环境公民诉讼概念我们可以知道，环境公民诉讼的被告包括两类：一类是环境污染者、自然资源破坏者，另一类是不作为的或违法作为的行政机关。由此环境公民诉讼也分为两类：针对环境污染者、资源破坏者的诉讼和针对不作为或违法作为的行政机关的诉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公民诉讼的原告方—“公民”的范围涵盖比较广，被诉对象的范围也较为广泛，环境公民诉讼的定义本身就暗含了诉讼参与人诉讼资格的宽松化。
资格又称为权，指个人或团体所享有的在法庭对他人，尤其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控告的法律权利。在目前要想使环境公民诉讼健康发展，应该首先通过立法确定宽松的资格，以保证更多的人可以提起环境诉讼，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宽松资格的确立对保护环境具有重大意义，表现在：宽松的资格扩大了环境诉讼的原告范围，是环境公民诉讼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平原则和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且有利于公众参与，并且符合国际潮流。原告资格的不断扩展使环境保护法发生了名副其实的革命。“行政法的历史，就是行政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1]考察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各国对于环境侵权诉讼资格方面，都经历了“法律上的利益”要件到“反射性利益”要件的发展过程，资格变化显著，“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2].“当代立法的趋势是放宽资格的要求，使更多的人能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提起申诉，扩大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和本身利益的维护。这是当代行政民主、公众参与行政活动的一种表现。”[3]
1994年2月15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环境权利法案》（EBR）生效。在EBR公布之前，那些旨在保护个人“环境权利”的立法，或者被认为是超级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者被看作是某些基本原则的含糊阐述。EBR的不同在于它提供了一整套一致的、最低限度的权利给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公民个人。为了保证这些权利和权力受到尊重，该法案也规定了政府部门在行动上必须遵守的最低规则，并保证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法规的履行。EBR的公布被视为环境决策的新纪元，因为它提供给公众更多的获知政府在环境方面活动的机会。EBR不仅为公众的环境权利提供更多保障，而且要求相关部门公开决策过程以获取更大的公众监督，并确立了宽松的资格。本文在国内首次较为全面介绍《环境权利法案》在宽松资格方面的先进做法并以之为借镜，为完善我国在环境公民诉讼资格方面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促进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
二、 加拿大安大略省《环境权利法案》关于环境公民诉讼资格的规定
EBR 通过很多途径给公众的机会。EBR第2条（3）为了实现2.（1）和2.（2）的目标而提供“公众为保护环境向法庭提出控告的更多的机会”。这条规定具体体现在：首先，EBR提供进行调查申请的权利，如果该调查申请是正当的，可能导致部门会展开此项调查，进而站在你的立场上提出诉讼。根据EBR第61 条（1）“考察申请”（application for review）：任何两个安大略省居民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认为法律、规章、政策或文件应被制定、修改或废除，那么他们可以要求环境专员进行考察。根据EBR第71条（1）“调查申请” （application for investigation）：任何两个安大略省居民如果认为受EBR约束的法律、规章、政策或文件被违反了可要求展开调查。1999年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也有类似规定，任何年满8周岁的加拿大公民都有权针对违法行为提出调查申请，要求环境部长对被指控环境违法的行为展开调查。部长必须对指控行为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反馈给申请者。第二，EBR创造了新的诉权，当某人没按法律行事导致公共资源受到破坏或即将受到破坏，而政府又没有采取行动时，公众可以去法庭提讼。第三，EBR排除了对公共妨害行为（public nuisance）诉讼的障碍。仅仅因为受到的伤害和其他公众个人受到的伤害是一样的就被拒绝司法的情况将不再出现。第四，EBR提供了法定监察措施对抗给安大略省公共资源带来严重危害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具体规定与我国的法律相比有些不同，很有特色，表现在：（1）在安大略省提出考察申请和调查申请有最低人数限制，必须两人以上。而且安大略省公民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考察。被考察的法律、规章、政策、文件必须要有“公共利益”，标准就是法律、规章、政策或文件是在申请书提交之日起前5年内颁布和实施。（2）EBR确立公众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的权利，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原告为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没有赋予公众对公共利益提讼的资格。（3）根据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如果环境部长未在法定时间内进行调查或者没有做出合理反应，或者已经出现了重大环境损害，报告者的控告对象是违反环境保护的人，而不是政府。这不象我国的针对行政不作为提起的是行政诉讼，被告是行政机关。（4）EBR第86条（1）规定，根据第84条提起的诉讼中的原告在把诉讼主张告知第一被告之日起10日内把诉讼主张告知首席检察官（general attorney）。首席检察官的权利包括诉讼中向法庭提供证据及发表意见、对判决要求上诉，并在上诉中提供证据及发表意见。在我们国家检察机关只在刑事公诉中参与到具体诉讼中，在其它的诉讼活动中只是作为局外的监督者，没有提供证据、发表意见、甚至上诉的权利。
EBR 所确立的环境诉讼制度既包括私益诉讼也包括公益诉讼。EBR所创造的权利没有减少任何已经存在的权利，它仅仅主张或扩大了现存的法定权利。也就是说，EBR在确认可以因为自身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的基础上，加入了公益诉讼的内容。在此笔者对EBR关于公益诉讼中资格的规定作简单介绍。
（一）破坏公共资源诉讼的资格
在EBR公布前，一个人不能因他人破坏了公共资源而他，除非此人的行为侵犯了个人的健康或财产或导致某种直接的经济损失。甚至当人们或他们的财产受到了导致环境破坏的公共妨害行为的影响时，依然会有一些障碍排除法庭诉讼。
根据EBR第84条，任何安大略省居民在某人已经或即将要违反既定的法律或文件、而且这种违反已经或即将对安大略省的公共资源带来严重破坏时可提讼。EBR第84条（8）规定，原告要承担证明被告已经或即将对对安大略省公共资源造成破坏的行为属于违反既定法律、文件的行为，即要证明被告行为的违法性。
从第84条的规定可以看出，EBR确认了公民环境诉讼的主体是任何安大略省居民，被诉对象是公共资源的破坏者。本条没有要求必须在损害发生后才可以诉讼，而是规定发现某人的违法行为即将对公共资源造成破坏时就可以。与加拿大法律渊源颇深的美国环境法律也规定，以污染源为被告公民诉讼必须以被告行为违法为前提，而且不论被告的违法行为已经违法、正在违法或即将违法都可以。美国法院在查斯皮克海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诉格威尔特尼的司法解释中重申了这一原则[4].这样做有效的防止了严重破坏公共资源行为的发生。但是根据这项权利，个人为了保护公共资源而，也许不会从中得到个人所得或损害补偿。
（二）公共妨害行为诉讼确认的资格
在加拿大法律体系中，公民可以在法庭上对任何损害其财产或健康的人提讼。根据环境法律，如果有人侵犯了公民的健康或财产并且符合其它诉讼必要条件，一项诉讼可能就会产生。在过去的案例中，被告行为损害了公众利益，如果被认为是“公众权利侵犯”（public wrong）而不是“个人权利侵犯” （private wrong），私人诉讼可能不被允许。公共妨害行为曾被定义为：一种妨害行为范围如此广，作用是如此地没有差别，以至于一个个人根据自己的义务提讼来阻止这个行为是不合理的，这应被看成是公众义务[5].通常法庭认为一个问题影响了一些财产和家庭可以看作是一件公共妨害行为，例如在 Attorney General V.P.Y.A Qurries一案中，Romer L.J说：“任何妨害行为很大地影响了陛下臣民生活的舒适与方便，就被视为公共的妨害行为，这个妨害的范围可能一般限定于‘邻近地区’，但这个地区损害多少人才构成‘公共妨害行为’，在每个案件中都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不必要证明这个范围的每个人都受到伤害。”他还说，很多公共妨害行为不必找证人，对这个区域内居民造成的累积性影响已经证明了公共妨害行为的存在。换句话说，证明公共妨害行为的一个正常的、合法的途径就是证明有足够多的个人妨害行为。这项“公共妨害规则”（public nuisance rule）认为个人不能，除非他们受到的损害是不同类的，或程度上有所不同。
EBR有效排除了公共妨害行为走向法庭的障碍。 EBR第103条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你不能显示你的伤害在程度上和方式上是不同的，通往法庭的门不会因此关上。只要你表明受到了经济的或身体的损失，按正常程序的诉讼可以继续。EBR的规定扩大了公共妨害行为诉讼原告的范围，个人因为公共妨害行为受到损害可以因此而诉讼，不必证明他受到的损害是不同类的或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赋予了更多人以的权利，体现了诉讼公平原则。由于环境污染多表现为公共妨害，因此公共妨害法在环境保护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EBR与美国侵权法和环境法的规定相比较而言，更有利于环境保护。从EBR第103条我们得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公众无论提起公共妨害损害赔偿诉讼还是禁止或消除公共妨害诉讼，都抛弃了“不同类型损害”原则，从而使更多的公众可以提起公共妨害诉讼。
（三）集团诉讼确定的资格
环境群体诉讼不是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而只是与原告资格相关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这种方式可以在行政诉讼中采用，也可以适用于民事诉讼[6].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成本非常高，而且诉讼时间长，很难预见提讼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很多个人受害者对于提起环境侵权诉讼往往是望而生畏。而且，同样的诉讼被反复提起也浪费司法资源，不符合效益原则。因此很多国家都规定了群体诉讼制度，允许共同受害人选出代表进行诉讼，结果及于所有共同利益人。对于群体诉讼，不同的国家群体诉讼的名称、形式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是集团诉讼制度，在日本是选定当事人制度，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是团体诉讼制度，在我们国家有代表人诉讼制度。
英美法系的集团诉讼制度由19世纪的英国衡平法发展而来。最初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为如果某人受到的损害比较小不够出庭资格时，可利用集团成员的人数和个人受损数目的乘积作为损害数值，从而满足了出庭资格的要求。现代集团诉讼制度成熟于20世纪60 年代，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大生产高速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生产带有盲目性，不注重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发展，导致现代化生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阶段，人们要求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呼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结果导致了环境法这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形成，并提出了环境权的主张。到六十年代后期，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下，环境权一度成为环境保护部门和法律部门议论、研究的中心议题，有关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立法工作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国际领域，一些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相继通过了有关环境权的原则宣言，在一些环境问题突出的国家，有关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实体法方面，立法者在立法中增加了公害防治和环境保护的内容；在程序法方面，立法者对原来的集团诉讼制度予以补充和修改，使其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
集团诉讼的显著特点是，法院对集团所做出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那些根本没有想到要参加诉讼的主体都具有约束力。集团代表可以行使一切权利，包括和解和撤诉的权利。但是对于集团代表的权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如美国法律规定集团代表及集团律师必须将拟议中的撤诉和和解方案依照法院指示的方式通知集团所有成员，接受成员监督。在分析加拿大、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可以知道，法律对于“通知”的规定特别完备。这些国家的法律在规定一些事项的时候，非常注重事项的透明化，每一个重要步骤的做出都要求以法定的公开方式让利益相关人知晓，这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的制定有借鉴意义。
集团诉讼制度在解决原告方诉讼费用方面也有独特规定。根据加拿大《集团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集团成员不承担诉讼费用，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也有这样的规定，诉讼费用由集团代表和集团律师垫付。如果案件败诉，由集团代表和律师自己承担诉讼费用损失；如果胜诉，或原被告达成和解，集团一方一般可以获得数额客观的赔偿金，集团代表和律师可以收回垫付的费用，集团代表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
根据1992年的《集团诉讼法》[7] （Class Proceedings Act），在安大略提起集团诉讼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个人在法庭上不仅能代表他们自己的主张，而且可以代表本省所有的有相似主张的人。一个人与环境有关的个人损害诉讼可能会被公共妨害行为限制条件或排除，但他可援用集团诉讼法。集团诉讼“蕴涵着公共利益，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且判决的效力亦局限于诉讼的实际实施人及其所代表人。”[8] EBR保护公共资源的权利不能和集团诉讼法联系在一起，特别排除了集团诉讼法与新诉权的合作。但是如前所述，集团诉讼法和EBR的公共妨害条款有密切联系，它们结合使用更有利于环境诉讼的进行。
加拿大《集团诉讼法》第2条规定，一个群体中的一个或多个人可以代表群体的成员自法庭上提讼。这个群体内的成员应该有“共同的问题” （common issues），因为这涉及到能否取得集团诉讼许可的问题。只有证明有“共同问题”，才能取得集团诉讼许可，否则就要作为单个诉讼来进行。“共同问题”是指：“（a）共同的但不必是同一的事实问题；（b）共同的但不必是同一的事实问题所引起的共同的但不必是同一的法律问题。”[9]比如一个污染事故中的所有受害人，被认为是有共同的事实问题。结合EBR公共妨害条款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公共妨害行为对多个人造成的损害不是共同的，那么提起集团诉讼就不被认可，受害者必须自己提讼。但是如果公共妨害行为对多个人造成的损害是共同的，这样诉讼就可以依据集团诉讼法提起，节省了诉讼成本。
有学者认为群体环境诉讼中侵害的是“某一社会群体的集体环境利益，而不是直接损害某个人的私人利益”[10]，对此我不敢苟同。经过考察，我认为在群体环境诉讼中，受到侵害的利益应该是很多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公益”。法律程序设立群体诉讼制度，本意不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是为了满足资格，使更多的受害个体能参与到诉讼中，保护的是多个个体的私人利益的集合。群体环境诉讼与公共妨害行为诉讼是不同的，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说明，不再赘述。
现代环境污染破坏往往会损害到众多个体的利益，实行集团诉讼可以使许多潜在的诉讼合并为一个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在一个社会中，大量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利益群体的存在，不仅可以有效的制约政府的行为，防止公权力的肆意和滥用，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在美国等国家，社会团体提起集团诉讼的例子很普遍。英美自由主义的真正理想并不是使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化，而是要建立“社群式的自由”[11].
（四）赋予第三方上诉的权利
安大略省的环境上诉机构（Environmental Appeal Board）由《环境保护法》（EPA）的条件确立，2000年晚些时候，安大略政府实施《环境回顾法庭法案》（Environmental Review Tribunal Act），该法案对环境上诉机构的权利作了轻微改动，并把该机构的名称改为环境回顾法庭（ERT）。在《环境保护法》（EPA）和《安大略省水资源法》（OWRA）中，对主管决定上诉的权利仅限于文件或命令中指定的人，第三方无上诉权，但是第三方可以在文件所有者或项目提议人上诉后经环境上诉机构的批准加入进来。EBR第47条（7）指出：为了公平、充分地体现个人、公共及政府利益，上诉机构允许任何个人参与到上诉申请中，不论是否作为其中一方。这个规定授予了第三方上诉权，扩大了公众参与的权利。
因为部门决定批准前要对三级文件[12]进行听证，所以EBR下上诉申请批准只针对一、二级文件。任何安大略省居民可以寻求允许或许可（leave），从而对是否批准一级、二级文件的决定进行上诉。如果获得这项许可，那么一项全面的上诉因此而产生并提交到适当的法庭那里（这个法庭根据相关部门和立法的不同而不同）。上诉许可的申请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①某人寻求上诉许可必须是因为他对这个决定感兴趣或有利益关系，先前在评论阶段的参与是对此事感兴趣的足够证据。②在EBR下这个文件是可上诉的，而且一开始就已经这样规定。这意味着公民可以根据法律已有的权利去对此决定上诉。③被上诉的决定必须受EBR下公众参与制度的约束。④第三方必须在决定通知在登记表上15天内寻求上诉。
由此我们知道EBR第47条（7）所说的“任何个人”是有条件的，必须对所参与的案件有一定利益关系。第三方的利益与原告或被告的利益没有必要重合，也就是说，第三方不必把自己的诉权依附在原告或被告身上。这样规定是有现实意义的，法律也认可第三方的独立诉讼地位，允许他们在诉讼中主张自己的权益。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即使原告能证明第三人所受到的侵害足以构成一个‘案件’或‘争端’，原告也只能主张自己的利益，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建立在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之上，否则诉讼将无止境，也不符合第三者的利益。”[13]
三、我国确立环境公民诉讼宽松资格之探讨
通过考察加拿大安大略省《环境权利法案》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立法和实践，笔者认为在我国要实现环境公民诉讼的健康发展，应该借鉴它们的优秀做法，确立宽松的资格。宽松资格的确立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属人的要素，既有权的人的范围的扩大；二是属事的因素，也就是受案范围的扩大。下面从区分环境公民诉讼的被告种类出发，来探讨宽松资格的确立。
（一）以环境污染者、自然资源破坏者为被告的诉讼之资格
以环境污染者、自然资源破坏者为被告的诉讼中，关键是顺应世界潮流，赋予非直接受害者以资格，并可以借鉴集团诉讼的做法，提起群体诉讼；其次要促进属事要素的发展，即把环境利益纳入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范畴。
1、属人要素
在针对环境污染者、自然资源破坏者的诉讼中，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果因为环境污染或自然资源破坏受到损害，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这样的规定致使非直接受害者无法代表公众对致害人提讼，这样就严重制约了公民环境诉讼的发展。孙巍先生指出“公民就环境民事侵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各国也普遍呈现出放宽与扩大的趋势。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状况被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今后最主要的发展方向。”[14] EBR关于第三人的上诉权利的规定，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任何人只要他与环境污染者、自然资源破坏者的行为有一定利益关系，不管这种利害关系是现实已经存在还是发生在将来，只要能证明有这种利益关系，他都可以作为第三方加入进来。所以我国应该借鉴EBR所确立的方法，扩大资格主体的范围，原告不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任何人发现某人已经或即将要违反既定的法律或文件、而且这种违反已经或即将严重污染环境或对公共资源带来严重破坏时可提讼。这样规定的好处是赋予每个公民防治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的权利，在危害即将发生以前就采取有效的方式制止。
在具体的诉讼形式上，可以借鉴加拿大等国普遍采用的集团诉讼的做法，改良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集团诉讼和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有点类似。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3款规定：“同案原告5人以上，应当推选1至5名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在制定期限内为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确定。”集团诉讼也是由一个或几个原告代表与他们有相似主张的人进行诉讼活动。但是而这还是有一定区别：（1）代表人诉讼中，权利人须向法院进行登记后才能参加到诉讼中；而集团诉讼，只要权利人在法院公告的期间内没有明示退出该集团，即视为参加了诉讼，而不必另行，在规定时间内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的，将被法院排除在诉讼之外，诉讼结果对其没有约束力；（2）代表人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代表地位和权限是基于其他当事人明确授权或法院与多数人商定的；而集团诉讼则是以默示方法消极认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和权限，代表人可以不经过集团成员的授权即可代表全体成员向法院；（3）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诉讼的即判裁决对于未作登记的权利人仅有间接扩张力，即权利人另行后，法院可裁定适用该裁决；而集团诉讼裁决的效力是直接扩张适用于所有未明示退出集团的成员。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既可以节约诉讼成本又可以因为人数众多、影响面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如果环境污染者、破坏者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就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刑事诉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受损情况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时候，原告的资格非常明确，按照目前我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检察院。
2、属事要素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直接利益的受害人才可以。换句话说，只有主张侵害直接利益的诉讼事项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这为公民提起环境侵权诉讼设置了障碍。很多环境危害是“间接的”、“无形的”，如果这类侵害不属于法院要解决的“法律争端”，那么这些受害人就被排除在了法院的大门之外。很多国家理论上把诉的利益作扩大的解释，不再拘泥于法律上的利益，而是加强了对“反射性利益”的保护。环境权理论的发展使很多国家的环境诉讼实践出现了重大突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的国家已经把传统上认为是“反射性利益”的环境利益纳入到“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范畴。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诉的利益”扩大化的原则不能由判例确立。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判例的作用，因此在相应立法不能马上修改的情况，最高法院应该针对这类问题做出司法解释，确认受害人可以基于“间接的”、“无形的”危害造成的损失向法院提讼，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对法律做出修改。
（二）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之资格
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关键是拓宽传统法律规定的资格，即不限于行政相对人可以，对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非行政相对人也赋予其资格。
对传统法律规定的资格，目前的任务就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这包括属人要素的拓展，即原告资格的进一步放宽，也包括属事要素，即拓宽被诉事项的领域，使公民在受到侵害时有权主张诉的利益受损而提讼。属人要素和属事要素配套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资格的宽松化。
1、属人要素
在对不作为或违法作为的行政机关的诉讼中，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不作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这类诉讼有学者称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要求只有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违法行政的时候，非行政相对人也不能对行政机关提讼，这样诉讼主体的范围非常小。环境行政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 “可能”影响到原告而不是“必然”影响。这里应该确认的一点是，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人也应该赋予权。比如EBR就确定公民可以为保护公共利益而，不必非得是行政相对人。当某人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导致公共资源已经或者即将遭到破坏而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时，公民可以到法院。所以我们国家有必要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损害的不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而是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一定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利益，这些受害者也有资格。除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外，对于《环境保护法》第6条也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这样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讼。”
不仅在以环境污染者、破坏者为被告的诉讼中提倡集团诉讼，在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中更应如此。加拿大、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多以集团诉讼的方式提起环境公民诉讼，不仅收效显著，而且从法律意义上讲也是拓宽了环境公民诉讼的资格。欧盟的环境立法和实践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一些国家，如瑞士等，已经通过立法赋予环境团体行政权。我国也应该借鉴这些先进经验，赋予环保团体资格。在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中，很多实际的受害者可能没有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或者知道了不愿耗费金钱和精力参加诉讼。如果按照我们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些不主动参加诉讼的人实际上就不会享受到胜诉后带来的福利。但是如果按照集团诉讼的做法，只要属于这个集团，除非声明退出该集团，否则就是该集团的一员，诉讼结果有直接的扩张力，影响到每一个集团成员。而且集团只要主张其自身或其成员属于或临近污染破坏影响的区域就有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集团诉讼的形式进行诉讼也是宽松资格确立的具体体现。
2、属事要素
目前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环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有六项，受案范围比较狭窄。随着环境权的发展，更多的法律法规会把环境权纳入其中。为了保障实体性环境权的实现，程序性环境权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环境立法参与权、环境影响评价听证权、环境信息知悉权等权力如果受到侵害，也应该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此外，公民在行使监督权过程中遇到问题也可以以诉讼的形式解决。比如环境监督诉讼针对环保机关履行义务不当而引起，即公民认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项目有可能引起环境污染和破坏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对“公共利益”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应当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或群体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等。”[15]税收管理、环境污染和破坏、国有资产流失、政策性垄断行为都应该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侵犯这些公共利益的案件都应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们国家政府针对不特定人的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按照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抽象行政行为是不可诉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都无法对行政法规、规章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讼，而只能对依据这些法规、规章、命令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受案范围不利于对影响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干预。法规、规章、命令等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要比某个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大得多，因此仅对具体的、个别的行政行为提讼很难消除全面的、整体的对环境有害的影响，而且仅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干预可能造成重复诉讼，这样会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而且可能在不同法院基于同样的诉因产生不同的诉讼结果，无法体现公正和效率原则。在美国的环保实践中，公众或环保团体发现，“把有限的精力、时间和经费花在迫使政府完善或执行环境法规和规章上比取缔个别污染源更有意义”[16].在加拿大安大略省，EBR第61条规定任何两个安大略省居民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认为法律、规章、政策或文件应被制定、修改或废除，那么他们可以要求环境专员进行考察，环境专员考察后决定是否制定、修改或废除相关法律、规章、政策和文件。日本也出现过“制度诉讼”的案例，公民认为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不利于环境利益的保护可以因此提讼。因此我们国家立法应该借鉴外国的一些经验，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赋予公民对抽象行政行为有提起司法审查直至诉讼的权利。
（三）特殊的原告资格
除了拓宽常规的资格以外，我们还应借鉴国外的先进作法，结合国内学者的理论先导和国内某些地区法院的司法实践，赋予非常规意义上的某些个人或组织资格。
这里所提到的原告并非一般意义上进行行政诉讼的原告。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行政诉讼已经有一些实例，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下文对这些特殊的原告资格作了探讨，并不主张马上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原告资格都会真正的出现在现实的诉讼中。
1、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的原告
检察机关能否成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如果检察院要行使全面的法律监督权的话，也不要去损害公益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民事公诉），而是要行政管理者的不作为（行政公诉）。”我们国家目前的《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但是某些法律的规定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上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赋予，比如《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可以认为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是范围狭窄，只能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
我认为应该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这样的例子，据统计全国提起的民事公诉案件已经有200多起[17].虽然目前立法没有民事公诉的规定，但是回顾历史，我国立法有过这样的规定。1949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参与涉及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以及涉及全国和社会与劳动人民有关之一切行政诉讼。195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讼和参加诉讼。[18]
“实践证明，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由检察院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现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救济，实现保护和监督的统一，既符合宪法精神也符合我国的国情。”[19]亚里士多德曾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关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照顾。”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要比私人利益少，而且环境诉讼成本比较高、周期长，私人一般不愿提讼。检察机关可以担负起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职责，在法律中确立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将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考察很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后发现，“检察机关代表公益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20].比如根据EBR等法律，在加拿大首席检察官可以在环境诉讼向法院提供证据并发表意见，对判决要求上诉，并可在上诉过程中提供证据和发表意见，充分参与到了具体诉讼之中，首席检察官几乎拥有基本当事人的所有诉讼权利。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国家，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有权以主当事人（即原告）的身份提讼或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在德国和日本确立了“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检察官对于无效婚姻、禁治产案件等可以提讼。在英国，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检察长对于涉及皇室利益等四类民事案件以必要当事人身份参加诉讼，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损害公民权益和社会权益的行政案件，检察长可以随时参与诉讼。在美国，检察长是政府的代表，有权对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讼。
考虑到我们的立法及实践情况，可以由最高法院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例，并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在条件成熟后，修改相应的法律，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这样在立法上确认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民诉讼的资格，为预防环境危害的发生加上重重的筹码。
2、第三方的诉讼资格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是指对原告和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正在进行的诉讼中去的人。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在环境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可以依法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诉讼中去。但是最高法院1994年12月颁布的《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下列人员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第一条即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这里还是限定了与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要有 “直接牵连”，这样就限定了一些公民参与到诉讼中去。
EBR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赋予第三方上诉权，为了公平、充分地体现个人、公共及政府利益，上诉机构允许任何个人参与到上诉申请中，不论是否作为其中一方。这个上诉权是针对政府的文件进行的。在法国“第三人如果因为违法的行政决定而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也可提起越权之诉，如法律规定担任某职位必须具有某种毕业证书，则有此证书的人可以提起越权之诉。”[21]台湾地区的法律明确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任何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学者们考察发现诉的利益经历了由“法律上的利益”到 “反射性利益”的发展过程。因此在一个诉讼中，诉的利益不仅与原告和被告有关，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我国的立法应该放宽对第三人的认定标准，允许与诉讼标的有间接利益的人也可以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诉讼中，这样可以节约诉讼资源，也可以保障更多公民的诉讼权利。
四、结束语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采取宽松的资格，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随意。比如EBR认为的先决条件是申请进行违法调查，只有在合理的时间里没有收到回应或收到不合理的回应才可以。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规定。1999年的1月20日修改的《空气污染防治法》在第74条增加了公民诉讼条款，公私场所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权订定之相关命令而主管机关疏于执行时，受害人或公益团体得叙明疏于执行之具体内容，以书面告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与书面告知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仍未依法执行者，人民得以该主管机关为被告，对其怠于执行职务之行为，直接向行政法院，请求判令执行。同年七月修改的《废弃物管理法》第34 条也规定了类似的公民诉讼条款。所以我们在确认宽松的资格的同时，也要对原告限定一定的条件。公民可以在提起环境公民诉讼之前，先就环境利益受损的事实向有关机关进行检举、控告，请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纠正或制止，如果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或损害环境利益的行为不能有效制止的时候，公民可以提起环境公民诉讼。发生环境行政纠纷时，应确立行政先行处理原则，明确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前置与司法终局裁决结合的解决机制。行政处理是行政机关站在调解人的立场，出面劝导双方当事人尽早达成赔偿协议。陈泉生先生认为，由于行政处理具有一些胜过司法诉讼的优点，从而成为当代各国解决环境纠纷的趋势[22].我国的行政处理只有行政调解一种，调解协议达成后，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不能强制执行，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它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我国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对这种行政调解处理不服的，既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的提起的诉讼只能以原纠纷为标的，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我国有必要借鉴上述日本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加以完善，包括：制定《环境纠纷处理法》，设立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机构，增加行政处理的方式，确立环境仲裁的法律地位。
环境侵权诉讼涉及面大，举证困难，原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调查取证，高额的鉴定费用非一般人所能负担。如果因为诉讼成本过高而使公众而被拒之于法院大门之外，无异于迫使公众放弃了环境诉讼请求，这显然不利于环境的保护。所以我们国家立法上应该降低环境诉讼的费用，如在法国，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时，预先不缴纳费用，败诉时再按标准收费，而且收费非常低廉。另外，鉴于公民提起环境诉讼是对环境的一种热爱和保护，因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公民和组织应该得到奖励。
注释：
[1]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李桂英：《关于是否设立公益诉讼类型问题的探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7月，第32页。
[2]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19页。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18页，转引自胡宜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学海》2003年第3期，第136页。
[4]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5] A.linden， Canadian Tort Law ，4thEd at p.493，Toronto：Butterworths， 1998.
[6]宋波， 梁远：《西方国家环境群体诉讼之考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75页。
[7] 192.75.156.68/DBLaws/Statutes/English/92c06_e.htm
[8]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3页。
[9] Class Proceedings Act， 1992，192.75.156.68/DBLaws/Statutes/English/92c06_e.htm
[10]宋波 ，梁远：《西方国家环境群体诉讼之考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76页。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12] EBR下有三类文件：一级文件要求最少30天的通知和评论期；二级文件要求申请人提供额外通知，如提供标志或在报纸上通知；三级文件要求在做出决定前有一个完整的公众听证程序（public hearing）。
[13]王名扬：《美国行政程序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627页。转引自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3页。
[14]孙巍：《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比较及立法构想》，载《2003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第735页。
[15]李桂英：《关于是否设立公益诉讼类型问题的探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7月，第33页。
[16]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6页。
[17] 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首次代表国家针对国有资产流失提讼；1997年山西运城市检察院在针对天马造纸厂厂长养军武重大环境污染行为提起刑事公诉的同时，就公共饮用水受到污染附带提起民事公诉；1999年四川省名山县检察院在针对恒达化工厂重大环境污染行为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就公共水源造成污染提起附带民事公诉；2002年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就恶意串标低价拍卖固有资产一案提讼；2000年四川省泸州市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诉并获得法院支持。
[18]别涛：《环境民事诉讼及其进展》，《法治与管理》2004年第7期，第20页。
[19]见《人民日报》2003年1月22日对湖南省岳阳县检察院位保护国有资产提起民事诉讼的报道评论。
[20]公益诉讼“课题组：《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资格探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05页。
第8篇：民事撤诉申请书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被诉案件；预防与化解；机制研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4－0106－05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商业银行被诉案件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被客户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而请求权益保护的争讼事件。近年来，银行作为金融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常常成为被诉的对象。银行作为被告现象的频繁发生，一方面表明广大客户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在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某分行2005年以来被诉案件的主要类型、争议焦点，剖析被诉案件的主要特点和形成原因，提出了银行避免或减少被诉案件的对策和建议。
一、被诉案件的主要类型及争议焦点
(一)公司贷款及保证合同纠纷
市石油公司(后改制更名为中石化某市分公司)为某水产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水产公司经营不善破产，银行依据保证合同约定直接从中石化某市分公司账户扣收贷款本息。中石化某市分公司随即银行，认为银行扣款错误。
该案争议焦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扣款的合法性问题。本案中，银行扣款的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从贷款保证人存款账户直接扣收贷款问题的复函》(银条法[1989]7号)的有关规定，以及保证合同关于“银行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可直接向保证人追索”的约定(但该复函未明确规定可以直接扣款)。二是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中石化某市分公司认为，分公司是中石化的分支机构，其在改制之前具有法人资格，改制后作为中石化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担保能力，故在没有获得中石化总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形下与银行签订的《债权确认书》效力待定，同时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部门文件扣款法理依据亦不足。法院审理认为，银行与石油分公司签订《债权确认书》构成新的法律关系，石油分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银行实施扣款是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不违反法律及相关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个人按揭贷款纠纷
李某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申请购房按揭贷款。半年后，李某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称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期限交付房屋，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申请解除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了仲裁。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是否必然导致《借款合同》的解除。仲裁委员会认为，这是两个具有独立法律效力的合同，但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案三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房地产公司归还银行全部贷款本息。
(三)个人储蓄存款纠纷
周某到某储蓄所取款，被告知密码不符不能取现。周某又出示其身份证，要求办理密码挂失手续，又被告知其出示的身份证信息与账户登记的身份证信息不符，不予办理。随后周某向法院提讼。
在本案中，周某认为在其提供了存折和身份证后，银行不予办理挂失和取款手续的行为是错误的。而银行认为是按照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行实名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问题》、《关于(个人存款账户实行实名制规定)施行后有关问题处置意见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办理密码挂失手续时要求存款人出示与存折一致的身份证信息，因此不予办理挂失和取款手续没有过错。最终，法院判决银行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四)网上银行外部欺诈
在夏某诉某支行网上银行纠纷案中，夏某称在未开通网银和进行网银转账的情况下，其账户资金被他人通过网银划出。后经法院审理查明，不法分子利用新型作案手段获取了夏某的卡号和密码，再通过网银转账盗取客户资金。法院认为夏某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卡号和密码，导致资金被他人划走，银行在该案中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五)ATM自助银行安全问题
在陈某诉某分行信用卡纠纷案中，客户在自助银行进行操作时，由于疏于防范，银行卡密码被不法分子窃取，银行卡则被不法分子事先设置在ATM机上的机关卡住。在客户离开ATM向银行工作人员反映此情况时，不法分子迅速窃取了银行卡并随即到他处取出该卡中的存款。客户认为银行未尽到保证交易场所安全的义务，向法院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该案系第三人作案导致客户资金损失，判决银行不承担责任。
(六)支付结算纠纷
在某县面粉公司破产清算组诉某支行结算纠纷案中，某支行在汇款账号和户名不符的情况下，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将该笔汇款退回汇款人，而是直接按照汇款人填写的汇款账号入账，造成面粉公司资金损失。尽管该案银行最终胜诉，但是银行在业务操作上的违规行为大大增加了应诉难度。
(七)不良贷款剥离纠纷
某漆业公司向法院某支行，并将总行列为共同被告。原告称其改制前单位(造漆公司)曾与被告于2004年签订银企协议一份，双方约定造漆公司分期偿还部分贷款、原告承接部分贷款后，某支行将负责办理剩余债权的核销手续。但某支行在向总行申请核销剩余债权时未获批准，遂在股改上市过程中，根据相关政策将剩余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后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受让人向原告催收上述债权。原告遂要求银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某支行是否构成违约。某支行根据有关政策，负责办理剩余债权的核销手续，而该债权最终是否能够核销，必须履行必要的程序报上级行审批；即使原告的债权进行了核销，也并不意味着对原告债权的免除，银行仍有追索权。因此，某支行不构成违约，不需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该案在地方政府和法院的协调下，原告最终撤诉。
(八)内部人员违法犯罪行为
2003年4月至2005年8月，葛某利用其银行对公客户经理的身份，以揽储及帮助某建安公司办理保函为名(办理保函银行需收取一定的保证金)，骗取建安公司保证金用于购买彩票。原告认为，葛某的上述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所造成的后果应由银行承担。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葛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代表银行的职务行为。银行在诉讼中提出，其一，葛某实施的诈骗是个人行为。揽储和办理保函是葛某为了诈骗成功而虚构的事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且刑事判决书已经做出认定。其二，葛某的诈骗行为并不
代表银行的意思表示，也不是为了银行的利益做出的，没有代客户办理存款和办理保函的法定义务，故不构成职务行为。法院最终采纳了银行的观点，判决银行不承担责任。
二、被诉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被诉案件的原告既有个人客户也有法人客户，以个人客户居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依法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客户为了实现自身的权益或为了转嫁损失，抓住银行过失或过错不放，或者在与第三方的纠纷中将银行牵连进去，欲通过银行转嫁损失，通过诉讼手段强行向银行主张权利，转移法律风险。
(二)被诉案件多是由操作风险引发的
随着监管法规的日益严格，对金融业务的规范要求也越来越高。可是不少银行员工尤其是基层行员工对法律学习重视不足，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又未严格按照业务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操作，忽视潜在法律风险，习惯于以个人经验代替法律，以传统操作代替法律，以主观臆断代替法律，致使银行操作风险事件频发。从近年来发生的被诉案件来看，违规操作成为银行遭遇被诉甚至败诉的主要原因。
(三)被诉案件业务领域相对集中
股改上市以后，新发生的被诉案件虽然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多个方面，但主要集中在贷款、存款、资产处置、支付结算、ATM自助银行、网上银行被盗等业务领域，风险相对集中。
(四)被诉案件类型分布多样化，个案差异较大
多数被诉案件案情比较复杂，有些案件的法律关系不甚清晰，部分被诉案件中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交叉在一起，证据收集比较困难，处理难度非常大。还有些案件原告与被告存在混合过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银行意欲不承担责任也非常困难。
(五)新业务、新产品引发的被诉案件不容忽视
近年来，新技术、IT技术在银行广泛应用，各种银行创新型产品层出不穷。这一方面丰富了银行服务内容，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对创新业务操作中银行与客户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规范，法律适用不够具体，甚至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而导致银行面临现实的法律风险。
三、被诉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人员管理不到位引发被诉风险
对人的管理是防范违规操作的核心，近年来银行业频繁出现的客户经理作案、重要岗位人员作案都表明对人员管理的重要性。如在某建安公司诉银行一案中，葛某是服务原告的银行公司客户经理，后被改任为个人客户经理，但所在支行没有及时书面通知客户，致使葛某诈骗得逞。该案深刻反映人员管理不到位引发的风险隐患，如没有严格要求岗位调整的客户经理及时交出服务客户的资料，没有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客户明示银行客户经理工作岗位的调整，以致被用心不良的人员加以利用，致使银行被动地卷经济纠纷案件中，甚至承担不应有的责任。
(二)业务运营不合规引发被诉风险
业务运营是否规范操作，是衡量银行内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标准。随着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精细，制度的执行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主观臆断心理、侥幸过关心理和麻痹大意心理，都是银行风险控制的大忌。在某面粉公司破产清算组诉某支行一案中，某支行如果严格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将汇款退回汇款人，该被诉案件完全可以避免。在某漆业公司贷款剥离案中，反映了银行在内控制度执行中存在着重大风险隐患：擅自承诺债权核销内容，擅自免除借款人债权，擅自对外泄露应当保密的事项，都严重违反了内控制度规定。
(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不够引发被诉风险
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网上银行、电子银行、自助银行等为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近年来出现的假冒银行网站、网络诈骗，银行卡诈骗甚至银行自身的信息系统缺陷等问题，使得金融产品的安全性面临严峻挑战。以陈某诉某分行银行卡纠纷案为例，客户在自助银行进行操作时，由于疏于防范，银行卡密码被不法分子窃取。虽然法院最终作出了有利于银行的判决，但并非意味着银行没有过错。监管法规及法院的相关判决均表明，ATM属于银行的经营场所，银行有义务为客户提供安全的业务办理环境和交易环境，保障客户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四)因第三方的原因引起被诉风险
金融产品不可能脱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商业银行既是特定企业组织，也是其他组织的客户，与商业银行相关的如押运公司违约，供电公司违约，计算机产品质量或系统缺陷，其他商业银行不正当竞争等第三人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商业银行各项业务和经营管理活动，并有可能因为第三方的原因产生法律纠纷。从银行开办的业务活动来看，在按揭贷款、委托贷款、信用证等银行业务中，也往往涉及多方当事人，在银行与客户的金融服务合同之外，还存在客户与第三方之间的基础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由于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受到基础合同关系的制约，在客户与第三方出现法律纠纷以后，银行也不能独善其身。如在李某与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纠纷案中，被诉案件的发生责任和原因均不在银行，银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但仍然被卷入他人的法律纠纷中。因此，在涉及第三方的业务中，不仅要审慎审查客户的资信、还款能力，还要做好对第三方的资信等方面的调查，做好潜在风险防范工作。
(五)客户投诉处理不当引发被诉风险
什么是投诉?英国标准协会BS8600(1999)定义：“投诉：顾客的任何不满意的表示，不论正确与否”。通俗地说，商业银行的客户投诉就是客户对商业银行所提供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不满意表示。如果客户的不满不能得到合理处理，客户投诉必然升级，直至与银行对簿公堂。在肖某诉某支行储蓄存款案中，储户肖某声称2年前在某储蓄所存款2000元，但后来发现存折上只显示1000元。肖某在多次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经银行出示相关影像资料等证据后，法院认定原告仅向银行存款1000元，原告也承认是因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导致的，并向法院申请撤诉。这起案件表明，银行如果能够在客户投诉的初期就认真对待并妥善解决，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诉案件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六)银行股改上市的阶段性工作中遗留了被诉风险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大转型，涉及资产处置、不良贷款剥离、财务重组等众多阶段性工作。这些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也非常复杂。由于法律规定模糊、法律手续不健全、处置程序不合规等原因，为银行被诉埋下了隐患。
以不良贷款剥离为例，就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大量的被诉案件。一是剥离自办公司贷款引发的案件，有的是自办公司出资不实，有的是自办公司擅自对外提供担保，有的是因出资未达到法定最低限额而不具备法人资格，有的是未对自办公司进行清算
或清算程序不合规等。二是剥离不实引发被诉，有的是债权剥离前已收回现金、实物，将已消灭的债权又对外剥离；有的是债权剥离后，从债务人处收回现金、实物而未移交资产管理公司，等等。三是银行贷款剥离涉及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银行阶段性剥离政策中存在瑕疵等。
四、预防与化解被诉案件的对策建议
在前述2005年以来发生的所有被诉案件中，某分行全部胜诉，实现了零损失的目标，避免了被诉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取得了圆满的诉讼效果。本文认为，被诉案件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事前预警、事中处理、事后管控的工作机制，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被诉案件。
(一)健全被诉案件事前预警机制
1 严格执行业务制度和操作流程是预防被诉案件发生的根本保障。一是要充分认识操作风险事件是导致被诉的主要原因，通过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依法合规意识，强化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等措施，降低操作风险，减少被诉风险隐患。二是要对现有制度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和整合，进一步完善业务制度和操作流程，使之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减少行内规章制度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对新业务、新产品更要事先制定相关制度以准确计算和评估风险；对于阶段性工作必须做出审慎安排，避免或减少因法律规定不健全、法律手续不完备等原因引起经济纠纷。三是要确保各项业务制度和操作流程在各专业、各层次得到贯彻执行，防范操作风险的发生。操作人员在处理业务过程中要杜绝仅凭经验、猜测、想当然去处理业务，要杜绝出于照顾关系、讲人情的需要简化业务手续的做法。
2 积极发挥法律审查的事前风险控制作用。一是要参与产品开发。加强与有关业务部门的沟通合作，协助制定和审查相关业务合同文本和规章制度，重点关注业务创新设计的法律依据、法律关系及法律风险防控措施，提出有针对性或建设性的法律建议。二是参与业务发展。要适应业务部门的需要，积极参与对重点客户的前期营销、业务谈判或方案论证工作，了解客户需求和业务方案，预先识别和控制法律风险。三是要正确把握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既要善于识别和揭示相关法律风险，又要善于利用法律手段支持金融创新发展，为提高创新效率和降低创新风险提供法律支持。
3 高度重视客户投诉化解工作。一是要充分认识客户投诉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把客户投诉作为企业形象建设和服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及时研究解决每一起客户投诉事项，确保客户投诉的各项管理规定得到有效执行。二是各专业部门要分工负责处理好客户投诉问题。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认真、负责、高效地处理本专业客户投诉事项，要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或改进措施，妥善解决有关问题，消除被诉风险隐患。三是提高客户投诉管理工作水平，形成一套规范化、流程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根据“纵向按地区、横向按专业”的原则分配客户投诉事项，妥善处理相关客户投诉事宜。要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客户，避免激化矛盾。四是要认真做好客户投诉统计分析工作，研究客户投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针对客户投诉暴露出的产品存在的缺陷和漏洞，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争取从源头上消除被诉案件的风险隐患。五是探索建立小额赔付机制。对于数额不大的纠纷，客户无明显过错、银行有明显过错或者银行虽无明显过错但受技术条件限制形成的客户投诉，银行可与客户进行协商，对客户损失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从而化解矛盾，避免久拖不决面临被诉风险。
(二)完善被诉案件事中处理机制
1 制定周密应诉方案是被诉案件胜诉的基础。一是精心组织，在处理每一起被诉案件中，全面搜集证据、资料，对每个环节、每一步操作步骤，均查找出相应的法律或规章制度依据。二是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召开被诉案件分析会，组织人员详细分析案情，从诉讼程序和实体方面下工夫，充分集思广益，注重每一个诉讼环节、证据和争议焦点，理清答辩思路，确定诉讼策略。三是经过对几套应诉方案的缜密推敲、论证和比较，制定出最佳应诉方案，力争取得圆满的诉讼效果。
2 充分调动行内外各种有利资源是案件胜诉的重要因素。在被诉案件应诉过程中，要上下联动，协调配合，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部门、法院和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积极阐述银行的合法主张，争取外部支持和有利条件，确保案件取得最佳诉讼效果。在某漆业公司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案中，就是通过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恰当地做通原告的工作，加之原告的理由也并非无懈可击，最后以原告撤诉结案。在处理跨省的被诉案件中，可以主动跟当地工行联系，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通过兄弟行与当地法院的桥梁作用，或者通过兄弟行介绍合适的律师，能够在陌生的环境里面迅速打开局面。
3 与承办法官良好的沟通是案件胜诉的重要环节。在银行被诉案件中，由于案件涉及的金融业务专业性较强，承办法官往往对银行专业知识不甚了解，尤其是那些法律规定比较模糊、弹性较大的案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银行人员向法官反复讲解银行业务操作流程及规章制度，及时、准确地提供相关金融规章、文件等材料，并清楚阐明其适用范围及发展变化，使得法官对案件涉及的银行业务有清晰认识，以便于对案件进行准确定性、正确适用法律，避免或减少败诉案件。
4 重视“首例官司”。这是指可能引起群发效应的第一例官司，往往是一个客户银行，而更多的同类型客户处于观望状态。如果第一例官司取得胜诉，成为对银行有利的判例，其他相同类型的客户就不敢盲目银行，甚至放弃的念头；如果第一例官司银行败诉，则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5 注重发挥和解的作用。在诉前论证后，对于那些银行业务操作确有瑕疵，甚至存在明显违法、败诉可能性的案件，银行宜主动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减少败诉案件，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6 积极发挥外聘律师的作用，引入“风险”机制。在一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示范性较强、法律关系复杂的被诉案件中，可以聘请那些社会资源丰富、与法院、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律师进行“风险”。为了充分调动外聘律师的积极性，可以综合考虑案件复杂程度、社会影响面、诉讼标的等多方面因素，与之签订风险合同，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则不予支付诉讼费。例如在处理某支行一起存单纠纷案中，法院一审、二审均判决银行不承担责任，原告遂向上级法院申诉。该案采取风险方式，明确律师的任务就是阻止该案进入实体审理。上级法院立案庭经过听证，决定驳回原告的立案申请。银行将案件成功阻止在立案阶段，避免了进入冗长的实体审理程序，节省了高昂的诉讼成本。
(三)强化被诉案件事后管控机制
1 及时总结被诉案件的经验教训，着力防控操作风险事件引发的被诉案件。一是要建立健全被诉案件风险定期通报机制，并定期组织对被诉案件法律风险进行梳理、识别和评估，及时将被诉案件处理中发现的法律风险向有关部门通报，提示被诉风险和防控措施，并定期向管理层报告有关情况。二是涉案分行和业务部门要注意从被诉案件特别是败诉案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排查和化解潜在风险隐患，努力实现被诉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防止类似风险再次发生。三是通过被诉案件揭示的风险点所在，有针对性地强化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完善操作风险引发的被诉案件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有效化解操作风险引发的被诉风险。
2 实行被诉风险重点关注行制度。对未决和新发生累计超过一定数量被诉案件的下级行，可以确定为被诉风险重点关注行，采取风险警告、集中研究、现场座谈、专项指导等措施，了解重点关注行的被诉案件进展情况，督促做好被诉风险管控工作。
3 完善被诉案件考核机制。一是强化被诉案件的考核力度。银行内部往往对于刑事案件不论金额大小都非常重视，但对于动辄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被诉案件却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要将被诉案件造成的损失与员工的切实利益挂起钩来，让每位员工都认识到，发生被诉案件将损害或危及自身利益。二是要改变目前的考核办法。对于发生被诉案件或败诉案件的，不能只考核法律部门(扣法律事务部门的分数)，而不考核该被诉案件的业务管理部门，不能既要法律部门“替人消灾”又要“代人受过”。对于被诉案件造成资金损失的，可以按一定比例扣减有关业务管理部门和案件所在行的费用指标，将垫付资金作为虚拟成本，参与利润考核；对于胜诉案件，按减少赔付资金的一定比例奖励有关部门和个人。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徒法不足以行”，严格被诉案件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违规操作，也可以使被诉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得到有效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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