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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议题管理在慈溪走过了从不熟悉到基本熟悉、从不了解到基本理解、从未知到基本认同、从质疑到自觉实践的过程。有关运用议题管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研论文、简报、专题介绍先后被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推介或发表:议题管理首次人选“2007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事件”,并获得中国品保委的认同和当地政府、上级工商部门的充分肯定。但上述介绍和报道包括深化推广都仅侧重于现实操作层面,至于议题管理为何首先在慈溪提出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关注,“议题管理”的内核是什么,议题管理对深化和完善行政执法有何启示等,这正是本文试图要探讨的问题。
一、议题管理导入的动因分析
动因之一:监管实践的总结。近10多年来的监管实践证实,慈溪工商部门一直处在市场整顿的“风口浪尖”,仅大的事件就有:1995年,减压阀产品质量问题被省政府确定为22个重点区域34个重点行业之一:2001年,轴承假冒问题被列为全省整规重点;2005年,假冒火花塞,引起国务院领导关注,吴仪副总理批示要求严查;2007年,网络配件事件又成为中国品保委重点关注对象等。上述事件处置中,工商无一例外重任在肩,也是冲锋在前、攻坚克难。虽经多方努力、协同作战,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处理,社会评价却不高。同时,在当今行政供给能力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化需求倾向明显,工商要履职到位,就必须革新这种被动整治、疲于应付的做法,务必对监管对象进行轻重缓急排序,走出“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管理困境。这是议题管理导入的历史背景,
动因之二:慈溪产业的特质使然。近30年来长期发展积淀,特色产业主导下的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群成为慈溪经济一大“品牌”,至2007年底,全市共有家电、纺织服装、化纤、轴承等块状行业30个,个体私营企业65000多家,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69.17亿元。通过产业细分却发现,慈溪产业基本处于全球或全国同类产品价值链的下游、价值曲线的底部,相对于高附加值的摄计、品牌、营销,生产加工投入大却附加值低、缺乏长远规划且研发投入不足直接导致行业竞争能力弱小,“模仿”便一度成为慈溪块状经济的主色调、主旋律,行业性、普遍性、地域性的产品质量和商标侵权“危机”事件频发。工商部门作为商标监管执法的主要职能部门,面对辖区经济特色和现有监管体制,就必须积极行政,努力实现从简单、专项低水平重复执法转向综合监管、事前预防、主动服务。这是议题管理实施的产业背景。
动因之三:工商资源整合的结晶。合理、科学设定议题是议题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无论是2007年度7大重点行业的选定,还是2008年6大重点行业、2大市场的设定都是工商现有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原生性数据和继发性数据综合分析的结果。工商现有的登记数据提供了特定行业甚至产业的整体规模和区域分布状况:监管数据提供了特定行业生产经营的动态情况和发展趋势:案件查处数据提供了特定行业违法集中度、受国内外知识产权机构及权利人的关注度:12315申诉举报数据提供了特定行业的产品质量状况、诚信经营水平等。在数据分析和行业整体评估基础上,确定可能会引发普遍性、行业性问题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随之列为“议题”。上述“议题”随着整顿深入和行业规范程度实行动态管理。这是议题管理实施的技术背景。
动因之四:工商监管求变的探索。2007年以来,国家工商总局相继提出的“四个统一”、“四化”战略目标,要求各级工商机关走创新监管机制之路,实现“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南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南突击性、专项性治理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南传统向现代化转变,从而,构建长效监管机制”。同时,地方政府也要求工商在加强监管执法的同时,更要增强监管的针对性、长效性,积极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助推地方经济有序发展,这正成为了议题管理实施的制度和政策背景。议题管理的初步实践――从被动整治转向主动服务、从单一处置转向综合运筹,从无限低效管理转向有限高效管理――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也探索了商标专用权保护变革路径。
二、议题管理的内核
议题管理源于企业管理,发展在公共管理,是因公共服务环境而生的管理哲学。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单个问题处理,也不同于事后为主的危机处理,而是一种全面、系统、互动式的管理过程,它包含了从认知到回应、公关,再到反馈的完整步骤。以商标专用权保护为例,议题管理的内核是深挖工商现有信息数据资源并综合利用,提高监管执法的精准度,加强对市场秩序的可控度,牢牢把握市场监管执法的“话语权”,真正实现以监管促发展的宗旨。它具体包括:
第一,议题认知:蕴含事前防范的前瞻理念,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议题认知主要是指力图对“潜伏危机”进行识别、研判,发挥有效侦测市场环境的功能,使危机在潜伏期就能被有效锁定。如通过对历史数据和产业发展趋势分析、研判,火花塞、轴承、洗衣机、电熨斗等4个行业被列为2007年“议题”,2008年又调整为鞋服、制笔、洗衣机、饮水机、服装、冰箱、网络配件(电脑耗材)等行业以及胜山布角料服装市场、工业品市场等2大市场。通过事前引导、整顿规范,有效防止了“危机事件”再次发牛,
第二,议题回应:凸现务实高效的执法能力,即精准打击、治患于已然。议题回应主要是指对“现实危机”进行有效甄别,对该危机作出精确反应,务实高效处置危机。根据议题可能性识别到现实情况的差异程度,又可细分为顺应性回应和调整性回应,顺应性回应,根据议题可能性识别所确定的既定方案,聚集力量,有序推进,完成目标;调整性回应,则根据情势变化,及时调整议题,随后按计划实施。如根据国外权利人的集中投诉,慈溪工商将火花塞调整设置为2005年议题。与此同时,一方面综合运用工商职能,对违法行为进行准确打击基础上对该行业进行综合治理:另一方面与权利人进行“面对面”沟通,及时公开执法情况,既有效处置了“危机”,还有效约束了公司的违规行为。
第三,议题公关:营造良性互动的监管氛围,即开诚布公、除患于已
然。议题公关主要是指在议题管理中充分运用媒体宣传、座谈沟通、第三方评论等公关手段,正面展示议题回应成效,与核心受众沟通态度,引导舆论向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部门主流话语权的方向发展。如在2007年处置网络配件事件中,慈溪分局针对中国品保委关于慈溪网络布线行业假冒侵权投诉,核实投诉内容,结合议题实施情况,及时与投诉人沟通,消除误解,增进共识,同时又积极对个案进行有效处置,起到了事半功倍、多方共赢的效果。
第四,议题反馈:彰显永续改进的监管服务导向,即调整充实、城防治患。议题反馈是对议题认知、回应、公关的总结回顾,一方面科学分析行政组织实施中的优劣势,另一方面整合外部需求信息,不断改进监管服务手段,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如慈溪分局通过议题管理的初步实践,提炼了知识产权保护区域性立体保护机制,包括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性协调机构、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品牌创建机制、打击预警机制、经营者防范制假售假机制、行政司法双轨制、执法督查机制等,有效提高了监管服务效能。
三、议题管理对行政执法的启示
虽然议题管理在慈溪还仅限于商标专用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尚需以创新、务实的态度不断完善和改进。但其作为一种独特监管执法理念已充分彰显其生命力,对深化行政执法丁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是有必要发挥体制优势,实现对复杂多变的监管对象有相对准确的整体把握。这既是部门职能到位的前提,也是不断改进行政执法的基础。工商监管执法对象的多元化、监管执法内容的多样性、监管执法环境的复杂性、监管执法队伍的客观差异,决定了工商监管执法任务的艰巨性,这也是在责任政府背景下工商主动实现监管执法转型的难点所在。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追根溯源,唯有充分运用工商恢复建制30年的积淀成果,发挥体制优势,加强源头监控,多途径充实完善工商数据库,形成对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的客观评价,确定工商监管执法的着眼点和突破点。议题管理模式架构中的“议题”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议题管理的实践说明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二是有必要遵循挖潜增效的惯例,对丰富完整的工商资源进行科学有效的深度挖掘。工商部门掌握的市场主体信息数据,是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所不具有原生性的独特优势,有鉴于此,工商部门更要有效激活和盘活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尚处于“休眠”或“闲置”状态的信息资源,将这一原生性优势变为持续发展的“永动力”。当前的重点应是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整体开发、综合运用,这是成功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和繁重艰巨监管任务实现职能到位的长效治本之举。“神七问天”和顺利出仓就是航天领域方面的成功案例。宁波企业信用信息建设主导权的成功争取、包括商标发展在内的宁波系列主体报告的高度认可、消费维权约谈制度在慈溪的成功破冰已从工商信息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议题管理的回应、公关也以监管执法的实践从运用的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1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充满变数
从各方面的分析研判和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今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是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全球仍处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状态之中,根本走出这场危机还需时日。这对上海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度高的特大型城市,会带来严峻的冲击,对面向竞争市场的华谊集团来说,也会有特别的影响。比如,全球贸易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都削减投资,上海经济的外贸走势不容乐观。对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存在的风险和挑战。
2从国内环境看——发展态势挑战严峻
一方面,我国已进入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我国的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仍然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三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有的还相当严峻,例如与化工生产制造业有关的“三个并存”十分严峻,即经济下行压力与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并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消化过剩产能与稳定社会就业的两难并
存。这些瓶颈、难题对我们来说是种约束也是挑战,我们不能回避,必须主动谋划、主动应对。
3从上海环境来看——驱动转型面临攻坚
上海正处在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进入了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稳增长压力更多,调结构难度更大,促创新要求更高,转方式挑战更广,各种潜在矛盾和隐性风险已经凸显。比如,上海开放程度高,不仅外界关注,而且对外来的影响也很敏感;上海改革发展在前,再要深度推进,矛盾就会凸显,某些社会矛盾短期内也难以缓解。这特别需要我们居安思危,克难奋进;居危思危,攻坚奋进。
4从华谊环境看——压力动力交替呈现
压力来自于集团面临的挑战,从当前来看主要有六个方面:
(1)产能过剩不减
去年以来,全国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一直未有明显改观,异地投资、重复建设,华谊集团生产的甲醇、醋酸、丙烯酸、PVC、轮胎等产品都面临市场的恶性竞争,这些产品的企业开工率普遍偏低。华谊集团必须主动适应“去过剩化”的挑战,坚持高端发展。
(2)改革红利不多
30多年的改革进程,国有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动力,并通过改革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平心而论,更加深化的改革,特别是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的配置作用,国有企业由此获得的红利将会减少。时至今日,原来改革的“红利”基本释放、边际效应越来越小。华谊集团要加快科学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改革的效益较之从前会有所减少,但维持现状,没有出路;停滞不前,没有希望。
(3)创新步伐不大
近几年来,华谊集团的科技投入不少,也取得了一定的科技成果,不断支撑着集团的持续发展,但与跨国公司相比、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创新步伐还不够大,产品的技术进步还不够显著,尤其是在做长产品链的研发创新上落后于竞争对手,落后于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创新步伐,使高端发展有足够的技术支撑和创新驱动。
(4)安环压力不小
党的十特别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并把它列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对华谊集团的安全环保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增加了更大的工作压力。一方面,就地处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来说,我们的生存空间受到限制,我们的发展余地变得局促;另一方面,就已经“走出去”的华谊集团来说,我们在上海以外的企业同样也面临安全环保的巨大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走出去”的企业一旦遇到安环方面的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对集团的影响更大、辐射更广,不仅在上海而是在全国。因此,华谊集团必须以更高要求、更好管理、更严举措,首先抓好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以此来赢得更多的生存时间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5)调整余时不宽
随着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对化工产业的调整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不久前召开的市委十届三次全会,对南大地区、吴淞地 区、高桥地区的调整、改造、整治和升级都提出了总 体要求,有的时间表也是非常明确的。对我们来说:华谊集团现在的调整和升级,已从单个企业的退出转为集团整体内部的优化,而我们调整和升级的时间并不宽裕,有的已列入倒计时。我们必须及早谋划,加紧落实。同时,调整的过程也会伴随有稳定的压力、和谐的难度,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更大的挑战, 但我们坚信,早调整早主动,早行动早有利。
(6)精神准备不足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深化的改革开放和紧迫的企业调整,我们一些经营管理者思想准备不足,精 神振奋不够。同时,还表现在领导水平、结构配备、素养提高和应对水平上还有许多差距。我们必须自我 加压、自我完善,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新发展。
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压力,华谊集团也有比较有利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就是我们的成功机遇,也是我们的发展动力。
(1)拥有“正能量”
党的十提出“我们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要求全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这样的发展趋势、改革大势和经济走势,为化工制造产业、为华谊集团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了强大的“正能量”。
(2)整并“好时机”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一方面我们说经济发展存在下行压力,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市场的“红海”竞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激烈的优胜劣汰、市场竞争也是进行企业调整、结构优化、兼并收购、产业重组的大好机会。经济下行导致企业危机,会使某些企业加速退出市场,这对我们利用技术、品牌、资金和人力资源等优势做大做强核心业务,是非常有利的“好时机”。同时,经济下行也逼迫我们加快改革步伐,加速企业调整,重组业务流程,是一种“自我加压”、“自我奋进”的动力。往往是日子好过不愿调整,日子难过才思革新。华谊集团要紧紧抓住这种调整的好时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