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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落小”上做文章
落小,就是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手,勿以善小而不为。广播电视技术工作的公益性质,要求我们更加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从宣传教育入手,积极传播《感动中国》、《善行河北》等栏目中的典型事例,发现身边暖人暖心的爱心行动,尤其是广播电视技术行业中的感人事迹,将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融入到身边人的故事,让广大职工深切的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讲的不是大道理,而是熟悉的人和事。另一方面,从具体行为入手,鼓励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勤俭节约、做到盘无剩餐,节能减排、每周少开一天车,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在工作中,爱岗敬业、坚守安全播出生命线,互帮互助、开展经常性技术帮扶,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久而久之,积善成德的小事就会变成干部职工自然而然的良好习惯,成为推动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道德支撑和思想保证。
3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落实”上求突破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谬举动。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选择及原子偏斜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一方面生动地描绘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现出两个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详述了两者学说上的差异与对立,着重强调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理论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实质区别。深刻凸显出伊壁鸠鲁的自由意志哲学能够挣脱众人的意见与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够征服世界,实现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研究方式的选择。马克思描绘道:“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13〕;德谟克利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探讨客体只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自然知识本身;〔14〕“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15〕。因此,研究方式的选择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学不单纯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研究,也是关乎人的自我意识,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学说。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相比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哲学成为救赎的工具,摆脱了大众意见的束缚与宗教精神的限制,从而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马克思的自由已经不仅仅是伊壁鸠鲁的对恐惧的摆脱与自我意识的宁静,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学对众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与救赎能力。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词是bezwingend,这个词意味着强迫(forcing)。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精神“强迫”世界成为人类自由之所。只有通过征服世界,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创造自我神性的保护而战胜死亡。〔16〕人成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者,正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终极目标。
关于原子偏斜理论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王国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与自由。原子作
为抽象的、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解读其实包含着对人之生存样态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丧失了个体性与独立性,如同个体的自由在外在的划一行动中丧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这一“命运的束缚”。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如同表征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原子经历否定之否定,以偏斜运动否定直线运动,通过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从而摆脱外在之束缚与羁绊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性。〔17〕而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人们逐渐脱离宗教的偏见与魅惑,洞察到人拥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识而确证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过程。“原子偏斜理论”构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异。原子偏斜是对实在的解释,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则“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8〕。原子的偏斜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强制的运动与盲目的必然性行为,这正是作为理性之光的哲学对作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摆脱与胜利,彰显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挣脱宗教的束缚的事实。伊壁鸠鲁提出的哲学学说是一种作为救赎方式的哲学。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异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的运用,实质上是本体论与物理学的差异。德谟克利特将原子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体的必然性,没有涉及主体本身,只具有物理学意义;伊壁鸠鲁通过原子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体,并确立了自由意志主体的性质与自由意志摆脱宗教的本体论意义。
三、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之光与外在之明
马克思批判了“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指出这些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19〕。一切关于神的本体论证明都是不成立的,它们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直接证明。彻底扫除了“神”这一宗教的最高基础之后,马克思阐述了自我意识哲学如何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这是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对宗教批判的完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指出,历来关于神的本体论的证明无非就是说,某人现实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某人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因为我的想象是由某东西作用于我,所以当我现实地想象神,神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这一“现实的表象”将证明神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这一表象就会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罗神都曾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一般。但是,马克思接着论证到,如同某人将纸币带到不知纸的这种用途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的主观表象一样,要是将某人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0〕由此,马克思指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21〕对神的本体论存在的一切证明歧视都是对神的不存在的证明,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终只是证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维塞尔的论断也许是可信的:“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看来(假如没有更早的话),那种超越了人的所谓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样的客观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构建)对他而言也许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意味着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个所谓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经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宗教已经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形式,那么救赎世界,实现和护卫人类自由的责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识哲学。 场救赎运动,“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为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23〕马克思认为,“征服世界与绝对自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救赎意识的认知形式,它必须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
。“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24〕哲学要面对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哲学必须把世界变成哲学欲求的应该所是的内容,成为救赎行动的自我意识。
只有如此,哲学的本质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新的理论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诞生。“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25〕
假如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处境是由亚里士多德体系造成的,而马克思的哲学处境则是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这一相类似的哲学处境之下,我们有理由信服美国学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话:“意识的主权与反有神论的反叛是在一个开始就有的,它们作为动机进入到了马克思对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哲学处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封闭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体的世界’,像这样的体系乃是哲学中的‘节点’,它们中断了哲学的直线发展。要在沉思中来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其继承者将转向哲学实践和对时代的批判。”〔26〕我们也更能体会到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们。
四、结语
就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所拥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视野而言,其哲学的“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之心”还只是在自我意识中跳动,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诡秘的宗教世界,彰显了哲学的救赎意志。这种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宾诺莎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精神启蒙,它本质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或以“自我意识”来消融宗教的“幽灵和怪影”,虽然批判的锋芒很犀利,但还略显缺乏浑厚的根基,因为尚未寻找到合适的中介让自身成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终的完成。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理性启蒙的价值,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促成政教分离,让国家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严格限定公共权力的支配范围。然而“犹太人问题”已经使这一解决方案出现裂隙,哲学式的理性启蒙既不能消灭宗教,也无法化解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诸神之争”依旧存在于世间。因此,宗教批判必须要走出自我意识哲学的视野,摆脱在“思辨王国”中的“纯哲学批判”式的范围限定;必须反思哲学批判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将自我意识哲学作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归宿,不然,根本无法消灭宗教的神秘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论性质总体上还囿于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尚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不过,马克思已认识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从而坚决地清理了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7〕。在转入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对宗教的批判,即对宗教的世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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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9,132,13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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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 此前英国媒体曾经报道,英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斯恩瓦德曾帮助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斯恩瓦德方面于4月2日对此正式予以否认。
据法新社4月2日消息,英国外交部确认斯恩瓦德确实在赛义夫留学伦敦经济学院(LSE)期间与其见过面,但坚称他并没有参与撰写赛义夫的博士论文。
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援引LSE消息人士的话称,斯恩瓦德对赛义夫的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对赛义夫的作品提供过“积极的协助”。不过,该消息人士也表示,这种协助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合法的。
赛义夫在2003年获得LSE的哲学、政治和社会价值的硕士学位,2008年又获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
据报道,受到此次“论文风波”的影响,LSE正展开相关调查,该校已成立独立调查部门,调查该校与卡扎菲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就在上月,校长霍华德戴维斯因与卡扎菲的特殊关系而被迫辞职,他承认接受了赛义夫提供的30万英镑资金。
卢贾宁对中国研究情有独钟,精通汉语和蒙古语。他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中国相关,分别是《1911-1919年俄蒙关系中的中国》(1984)、《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蒙古与中国教1994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俄关系史、中国外交史以及当代中俄关系等。
对中俄关系史的深入研究,让卢贾宁对当代中俄关系的观察更有历史厚度和深度,对未来的判断也更显战略眼光。他不仅在俄罗斯国内媒体上非常活跃,也是很多中国媒体的常客。他不断为中俄关系及中国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是当代俄罗斯为数不多的能自由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国问题专家。
卢贾宁非常赞赏中国当前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他对当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2010年11月18日卢贾宁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明确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尤其是两国政治关系,现在处在最高发展水平”。他非常看重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认为俄中巩固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使双方能够“更具信心、更得心应手地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他还认为,从地缘政治和地区政策方面看,俄中合作对捍卫各自国家的利益非常重要。
对于中俄两国未来经济贸易合作的方向,卢贾宁尤其看重中俄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他认为,由于欧洲需求日益下降,亚洲需求增长,俄罗斯开始推行亚洲大能源政策,而中国则成为俄罗斯能源进入亚洲的“窗口”。2011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营。卢贾宁对此评论说,随着中俄原油管道这条能源“桥梁”的开通,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向亚洲出口能源的通道。他说:“中俄石油管道的开通不仅仅将促进两国的石油合作,也将推动两国其他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核能合作、新能源设备生产合作,也包括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建设炼油厂、研发新的能源工艺等。”
除了建议加强经贸合作,卢贾宁也非常看重中俄间的人文交流。对于中俄双方近年来互办“语言年”,他认为,这是两国人文合作的组成部分,不只是政府行为,更是民间外交取得的成绩。他说,“汉语年”有助于中国在俄树立更为正面的国家形象,如今在俄罗斯,中文已成为除英文外最炙手可热的外语,很多人都开始对汉语感兴趣。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卢贾宁对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非常大。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大部分力量。同时,中国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认为,中国对日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也是二战亚洲地区的主战场,中国军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英勇抵抗,是二战亚洲战场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论文名称:课题的名字
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
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
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 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2、通过分析本地(校) 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
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
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
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 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
六、论文的基本内容
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
1、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
2、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
七、论文写作的方法
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
布莉莉:黄老师,您是如何从文本批评和作家论等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转向文学传媒研究的呢?
黄发有:我以前曾在文章中说过,文本细读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但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读过作品,却可以根据文学史上的论述侃侃而谈,其实这种道听途说的现象是很值得警惕的。我在写博士论文《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期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略了90年代媒体对文学的改塑以及各种力量对于媒体的强势渗透,很多问题是谈不透的。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后来逐渐深入地研究文学传媒,也算是水到渠成。
布莉莉:其实,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都知道,“文学传媒研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多数时候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想要在此领域做出成果,需终日于故纸堆中爬梳史料,吃了不少灰尘不说,研究者自身亦有被资料淹没之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学术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保持呢?您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吗?
黄发有:你说的不错,这确实是目前“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苦恼。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将目光关注于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将其视为静态的研究对象,批评者的主体性被纷繁浩杂的文学史料环所淹没。
就文学传媒研究而言,目前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其二,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常见的还是独立的个案研究,一些宏观研究论文显得大而无当,甚至多有错讹,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具有整体视野的宏观研究较为少见。其三,缺少跨学科视野,文学和传媒成了相互游离的两张皮,忽视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分析。其四,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传媒,是最近几年学术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商业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强大,文学研究无法不受到时潮的干扰。但是,过分看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艺术含量,甚至将发行量、票房、点击率等商业化的量化指标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文学传媒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原始材料为入口,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同时,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媒介的特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第三,文学传媒研究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没有扎实的个案研究,容易流于空泛;没有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个别性视为普遍性,作出误判,产生误导作用。第四,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文学作品走向受众和社会,其常规渠道是文学传媒。文学传媒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于文学的中介,面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渗透,文学也迅速地通过文学传媒,传达其回应与改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研究文学传媒,应当重视媒介发展与文学思潮、文体变迁、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模式,即传媒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第五,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定性研究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较少有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当然,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文学创造的价值不能以数量的多寡作为核心标准,更不应该作为唯一标准。
布莉莉: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信息化、平面化写作甚为流行,余华七年磨一剑创作的《第七天》,就被广大读者认为是“微博段子集锦”,由贫富分化、野蛮拆迁、蚁族、卖肾等支离破碎的故事单元连缀起来的叙事,颇似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然而遗憾的是,余华这种与现实近身肉搏的写作姿态,并未击中时代要害,反而呈现出一种急于表意的写作焦虑。
布莉莉:与传统批评相比,网络文学评论非常滞后,很多研究者潜意识中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不屑审读与评说,批评家与们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我看过一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觉得有点“隔”,有分量的研究较少。就研究者而言,网络文本浩如烟海,该如何切入这一领域呢?又有哪些值得研究的方面?
黄发有:在当代文学评论的格局中,网络文学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不少纯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对网络文学有一种潜在的偏见,认为网络文学不值一说。另一方面,专业批评家和网络文学作者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批评家苦口婆心,但网络作者认为这些高深理论不切实际,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套路。此外,有个别评论家对网络文学的鼓吹,是一种无原则的褒扬,其判断受到人情乃至利益的干扰。网络文学的发展要突破瓶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机制,而健康的文学评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网络文学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还缺乏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作为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张爱玲,其创作以其独特魅力,超越了鸳鸯蝴蝶派的通俗趣味。随着网络文学的逐渐完善,它的审美可能性将不断呈现,也有可能出现集大成者。批评家应该放弃先入为主的傲慢,以接地气的姿态,关注网络文学的动态进程。而网络文学要提高文学地位,或者说实现更普遍的文学价值,只能以质取胜。
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研究网络文学,一方面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代表性文本,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从理论到理论,根本不了解网络文学的现状和最新进展;另一方面,鉴于网络文学创作泥沙俱下的局面,不能采取研究经典文本的方法,应该通过对文本、网站、、网民的综合分析,考察网络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内在逻辑,并透视网络文学发展对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采取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
布莉莉:黄老师,我很喜欢您写的《客家原乡》和《客家漫步》两本随笔集,文笔间的朴素心声和诗意乡愁很让人感动。我曾很偏执地认为评论家要懂得创作才行,如果不进入创作的堂奥,评论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似的。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批评实践有影响吗?“客家”的独特文化认同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客家漫步》还获得了山东省的省级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比较而言,一般读者比较喜欢《客家漫步》,而学术圈的一些学者更为推崇《客家原乡》。其实,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在几乎所有客家族谱里,几乎都会提到先祖的荣耀,这种自豪感对后世裔孙也确实有一种激励作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往细处说,很多同姓的名人跟客家的关系并不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反复迁移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系。当海边肥沃的土地被别的民系捷足先登后,客家先民只能退避到较为偏远的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聚居区。客家人曾经因为贫穷而遭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正因为在艰难的生存条件的磨砺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成了客家人可贵的精神特质。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改革;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034-03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博士研究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储备量,已深入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促进各高校建立高水平的学科建设,甚至从某些角度能够充分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博士研究生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我国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向都非常重视。然而,随着博士研究生入学数量上的逐年增多,伴随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此,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在此,笔者根据目前对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
一、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
1.加大课程设置弹性。通过对多所高校的调查研究,作者发现,目前我国各所高校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一个通病,就是过分督促学生在第一学年投入到基础课程的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在科研学习方面的动手能力。大多院校在学科考核方面要求相当严格,学科总成绩在第一年的奖学金评选中所占比率也比较高。这种教育方法一方面能够使博士研究生打好专业基础知识,避免在今后的科研中为了简单的基础问题浪费时间。相反的,学生容易在第一年的学习中不能轻松把握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下一步的课题研究做准备,处于盲目被动的境遇。故作者提出要使博士生的课程确定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专业课程与科学研究起到互相辅助的作用,从而增强课程的实用价值。具体方法列举如下:首先,在学生入校不久,就由导师和学生商定研究课题,根据课题,在导师的帮助下,选择与课题相关的课程,避免课程选择的盲目性;其次,延长课程学习的时间。保证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与博士论文完成时间的互补,充分将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2.开展有效的交叉学科。通过对发达国家博士培养的研究发现,很多优秀院校对于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大都设置了专业课、公共课、选修课、基础理论课等,这些课程综合起来看都非常全面。而他们对于选修课尤为重视,选修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交叉学科和跨学科课程,另一方面是研究生方向课程。而我国很多院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欠缺,虽然大多数院校都设置了交叉学科,但是大多忽略了其重要性。所以,作者提出,要在交叉学科上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充分学习交叉学科的知识和相关技术,才能把握临近学科的优秀成果,进而在学术思想、科研创新上形成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3.改革英语课程,增强英语实用性。当前,英语已经成为世界上公用语言,尤其是在学术交流方面更为突出。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素质人才,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学术造诣,提高英语的实用性不容忽视。在我国,很多高校都非常重视博士生的英语培养,设立了很多诸如写作、阅读、听、说、写等实用性很强的课程,用以在学术性的国际交流、科研合作等方面做准备。然而,对英语的实用性不太重视的高校还是有很多的,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提出,要增强英语课程实用性,将英语充分应用到科研和学术交流中。具体建议如下:首先,要在授课形式上进行改革,将传统的英语授课形式转变为以配合学术科研为目标,尽量提供条件,使博士研究生的英语教学由有资历的外国教师承担;其次,改变传统的语法、阅读的训练,提供良好的外国文化环境,提高博士研究生对英语的适应能力;最后,充分分配好中国外语老师与国外教师的工作,使他们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实用性英语的学习中充分配合,为博士研究生在科研方面的研究提供有效帮助。
二、培养高素质的博导队伍
1.更新导师的教育观念。纵观21世纪博士教育的队伍现状,高校教师转变教育观念迫在眉睫。博士生导师作为未来高精尖人才的领路人,树立全新的教育管理和人才观是博士生导师目前最应该做的。把培养专业能人的教育观转变成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把机械的传承教育观转变成创造性教育观;把纯粹性的教育观转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等。
2.打破博导终身制,实施严格淘汰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校博导体系中始终存在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就是博导终身制。很多博士生导师虚有其名,使优秀博士生在科研方面找不到捷径。目前,在国际背景下,打破博导终身制已经在我国很多高校开始实施,以东南大学为首的高校开始摆脱行政化体系,建立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和淘汰制度,使优秀导师的学术得以发挥。故,作者提出,各高校要改革博导终身制,严格实施淘汰制度,以确保高水平的博士生导师,完善院校的博导队伍。
3.扩大完善博士生导师选拔制度。随着我国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多,针对博士研究生教育问题,博士生导师也需要经过多重筛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为了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对于一些虚有其名的博士生导师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给予相应的淘汰,还不能有效地引进优秀人才为院校培养博士研究生提供帮助,博士生导师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普遍,极大地影响到博士研究生的质量。所以,经过对国内外优秀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调查,作者提出,各高校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要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切实完善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有效可行的措施,在稳定现有师资队伍的同时,给青年教师提供机会,培养出年轻有为的博士生导师;严格完善对入校老师的考察,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都要由学校资历很高的教授队伍来决定其留校机会。
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1.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宽松、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有益于创造力的培养。目前,很多高校对博士研究生都实行导师责任制,每个博士研究生都配一个导师,这样就容易造成博士研究生思维不够灵活,消息不够畅通,只能够从一位导师身上汲取经验,而不能博采众家之所长,容易导致博士生缺乏创新思维。因此,导师要定期组织会议,引导博士生进行学术思想交流,鼓励博士研究生提出新的想法,共同探讨,加强博士生在创新思维上的训练。此外,学校还要为博士研究生大力提供机会,使博士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中,以便使博士研究生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并从中找到科研的新思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学校还要为博士生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尤其是在科研的硬件上加大投资力度。
2.加强多样化的科研奖励。对于博士研究生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很多博士研究生都处于适婚年龄或者都已经成家,尤其对于全日制的博士来说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压力随之而来。高校应该在科研方面给予多样化的奖励津贴,来解决博士研究生的后顾之忧。为了促进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添加科技创新奖等也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加大奖金额度也不容忽视。
四、提高博士研究生质量
1.树立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观念。有数字显示,2013年以来国内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通过率非常低,缺乏创新性。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提上日程。学校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实践活动、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参加不同的学术活动,可以设立讨论专题,让不同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在一起讨论,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语言表达,还可以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发挥交叉学科协作能力。再者,可以让学生尽早确定课题,有利于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把学生个人品行、学习动机列入考核内容。我国博士生招生制度并不完善,仅仅通过笔试和复式两方面对专业知识的考核来录取学生是非常普遍的,忽略了学生的个人品行以及学习动机,这样就导致博士研究生仅仅是学习的机器,而在个人品行和学习动机方面有很大的缺陷,直接冲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高等学府招生方法,在入学之初就要求学生进行个人自述,并由招考老师综合参考学生的思想素质、社会责任感、事业心等方面,在一个比较轻松的聊天环境中完成面试。通过了解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动机、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来判断考生的处世态度、心理健康、学习动机等等,综合考试成绩来确保考生质量。
3.严格淘汰机制。在我国各高校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率很低。究其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的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博士论文的创新性不够。针对这个问题,为保证博士研究生的质量,就要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对于理论考试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给予一次补考机会,不合格者,就要严格淘汰,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于博士论文质量不合格者,则给予有限时间修改,若仍不合格,则不予答辩机会;论文不合格,需要延长学习年限的,只给予两年的延长时间,超过两年的,则不授予博士学位。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严格的淘汰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督促博士生积极进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以最快的速度得出成果,并在规定年限内顺利毕业,是博士研究生高质量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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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志敏,刘社欣.关于研究生创造性教育的几点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3).
这个问答曾是知乎上获点赞最多的一个,近万次。
博士生是谁?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宏烨。
李宏烨2003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学习,到2015年7月博士生毕业,前后用了12年时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毕业后,他竟放弃了十年寒窗苦读苦研的工科专业,全职办起了自己的相声社――“新语相声俱乐部”。
李宏烨1986年出生于天津,父母都是理工科出身,后来双双转行做了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如果说这也算是遗传基因,那李宏烨的选择算是有据可考了。
李宏烨初次接触相声是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学习成绩来说,他是理强文弱,可他偏做起了相声梦,喜欢原创相声段子。有一次,他写的相声经编排后代表班级参加比赛,听相声的小观众都很开心,评委团却没有看上他们,而是看上了非原创的传统相声段子。穿着长袍马褂,拖长了声音说话,观众几乎不笑,却得到了“有功底,有韵”的夸奖。信心满满的李宏烨深受“创伤”――原创的什么奖都拿不到,评委的相声评选标准太陈旧了,以后再不梦想相声了。
说是不梦想,可时隔5年之后,李宏烨一进交大就有了变数,他被一位天津老乡“拉进”交大快要倒闭的相声社,理由是“快没人了,加进去帮帮他”。由于初中就种下了相声的“种子”,加上磨不过老乡的情面,李宏烨便爽快地加入了相声社。谁知,这一脚迈进去就是梦想的绵延,以致让他的择业方向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本科期间,李宏烨在交大相声社里很活跃,原创近百个相声段子,当上了社长,社团连续3年被评为交大“十佳社团”;更美的是结交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学妹郑钰,可谓获利丰厚,但他并没有因此想过要将相声进行到底。转变是从读博开始的。由于与导师在课题上有分歧,李宏烨负气在家赋闲近两年,不管科研的事,只负责带孩子、写相声、为相声协会排演出。直到后来导师催促他,应该为毕业准备论文了。论文的答辩经历对李宏烨有很大触动。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种全新的机械工艺技术,当时也被两家国际期刊接受、发表。但到了答辩环节,老师们问他的全是这个工艺有什么实用价值,能带来多大的收益?这一度让他的论文无法通过答辩。他抱怨评委:“完全不关心是否创新。” 李宏烨
李宏烨因此表示,工科的创新环境让他失望,而写相声段子,正好能施展他的创新创作抱负。于是,他开始了“不务正业”。2009年他和郑钰自费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校园相声学》,2012年出版了他认为最有创新理念的第二本书《相声的有限元》。在这本书里,李宏烨用有限元去分析相声(有限元这个术语常用于结构力学、机械制造等专业领域,它对整个问题区域进行划分,每个子区域都成为简单的单元),他通过一遍遍听那些有观众声音的相声表演录音,把一个个相声段子大卸八块:利用笑声给相声里的包袱打分――“3秒的笑,观众在判断这里是不是一个大包袱;6秒的笑,往往带着鼓掌,是一种褒奖;8.5-11.5秒是真正的好包袱;超过11.5秒的笑声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笑出来的。”利用这些打分的板块,再反过来对相声引发笑声的“笑果”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这就是相声的有限元分析了。这本书获得“985”三期原创文化专项资金6万元的资助,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张祖健评价它是“绝无仅有”的,在目前我国相声学理论著作里“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
根据自己“有限元”的指导,2014年5月,李宏烨与团队原创的相声剧《学长》在交大进行专场演出。1500人的场子,149分钟的演出,观众笑了913次。后来上海曲艺家协会还专门为这部相声剧开了场研讨会。
《学长》的火爆,让李宏烨转行创新相声的欲望更强烈了。博士一毕业,他就义无反顾地注册了自己的梦想――“新语相声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