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考察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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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工作考察报告范文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之契合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对罪错青少年如何进行矫治挽救、有效预防其重新犯罪、引导其重新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教育机关、罪错青少年家庭及全社会之合力才能完成。

作为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处于系统之中，并与系统中各种不同的子系统发生相互作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要将服务对象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来认知和考察，认为个人的心理、行为是其作为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宏观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于整个社会而言，是由一个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成的全面生态系统。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者的基本工作方法同样秉持系统的相互联系性，一方面对服务对象自身及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对其有联系的各个系统进行整体的、有步骤的、有重点的调配、干预，改善、提升服务对象与各种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其所处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个人的发展进步。

其实，青少年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观原因即为自身所处的微观系统发生异化，而客观原因所指向的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则是与青少年个体微观系统密切相连的中观系统、宏观系统的作用力、影响力存在缺失或发生偏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有其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深层次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制定有针对性地帮教措施等方面有着独特而有效的契合点和切入点，因此在检察环节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引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理念、方法、措施方面的指导有其合理和创新之处。

二、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构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的设想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省市检察机关在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尝试。例如上海市、江苏省常州市、无锡市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特别创建管护基地，被专家学者称为“三大模式”。据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外来涉罪人员通常无固定居所，无固定生活来源，无合适担保人，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一般都实行构罪即捕，造成涉罪外来人员羁押率明显高于常州本地人。[1]上述三个省市的做法有相通之处，包括在热心公益事业、有管护场地和管护条件的民营、私营企业设立“管护基地”，由其作为辅助单位对附条件不起诉人等进行监督考察，入驻人员被称为“学员”，聘请优秀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担任辅导员，安排企业优秀员工向学员传授劳动生产技能。

如上文所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治问题上有其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契合点、切入点，因此笔者建议，应引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理念、方法、措施方面的指导，通过多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切实提升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帮教效果，真正体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所在。

（一）监督考察对象――微观系统

1.接受评估――为帮教提供参考

在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开展帮教之前，评估都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监督帮教对象，检察机关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全面收集其成长经历、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生理心理情况、犯罪的原因及动机、未来发展趋势等信息。在研究、分析、整合上述信息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多面向的结论，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帮教计划，与考察辅助人员形成共识后，在监督考察期限内以其为纲领，共同实施。

2.履行义务――为罪错付出代价

对于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而言，其首先应当是一个涉嫌犯罪的人，其犯罪行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且已经符合起诉条件。因此，使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为自己的罪错付出代价、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受到痛苦、为被害人遭受到的伤害感到愧疚应为必须任务。所以，在其所处的微观系统内，必须承受痛苦和压力，履行检察机关规定的各项义务。如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等等。

3.内在改变――为成长奠定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惩戒不是最终目的，教育、感化、挽救并最终引导未成年犯自愿悔罪、成长发展才是司法机关的最高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导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完成一定时间、一定数量的社区义务活动等。从内因这一最重要的改变因素出发，实现其自身的转变与成长。

（二）帮教辅助人员――中观系统

1.家庭系统――以亲情引导回归家庭

家庭在青少年成长发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未成人嫌疑人来讲，不可能脱离家庭系统开展监督帮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督促其严格遵守考察期间的各项规定，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为更好地发挥监护人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可以结合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向监护人发出《管教意见书》。监护人要从思想、生活、学习等多方面与未成年人深入沟通。检察机关及考察辅助人员也要为家庭系统内的家庭成员提供一些必要的辅导和服务。

2.学校系统――以师生情、友情引导回归学业

发挥学校系统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积极影响作用，一方面，加强法律和法制教育，通过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的传播和固化，将社会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传授给罪错在校生，使其内化为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另一方面，以教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感召，通过学业辅导、心理调试、调动参与班级活动、公益活动等方式，召回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内心对正常学业生活的向往及对未来自身发展的信心。同时，发挥以同学关系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的积极作用，由所在班级同学或学生干部带动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参加一些学校社团活动，如义工服务队、广播站、运动队等，使其充分感受到来自身边同辈人的认可和支持，重获自我认同感。

（三）监督考察人员――宏观系统

1.考察主体――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是附条件不起诉当然的考察主体。在整个监督考察过程中，检察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定期向帮教辅助人员（未成年嫌疑人监护人、学校老师和社会工作者等）了解情况，并对帮教事项进行具体指导。作为考察主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要定期走访，听取意见建议，并制作笔录附卷，向犯罪嫌疑人发出《劝诫书》，要求其严格遵守规定，定期汇报情况。

2.具体管理――以司法行政人员为主导

笔者认为，可以由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司法所、社区矫正办公室）等辅助检察机关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帮教工作，更为妥当。同时，可以将嫌疑人居住地所在社区（居委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作为二级考察辅助单位，协助做好日常的考察、监督，集合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帮助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取得较好的表现。

3.整合资源――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力

近年来，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越来越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其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认可。在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监督考察中，笔者认为社会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是对于一些社会闲散及外来务工的罪错未成年人，由于其帮教考察难度较大，可以借鉴我国上海市、无锡市、常州市的经验，在区域内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拥有与帮教工作相适应的人员与经济能力的企业和单位设立“管护基地”，由司法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管护基地”和志愿者服务队伍为主开展监督帮教，协助检察机关做好具体的帮教、矫正工作。

第2篇：社会工作考察报告范文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型人才的德育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的时代，学校德育目标的确立必须充分思考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优秀人才。从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我校多年的实践，我们提出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型人才的德育目标体系。

（一）国际视野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经济全球化要求学校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人才。为此，学校要在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国际理解、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的意识；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多元文化的吸收，使我们的学生成为大气大度、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爱国主义者。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要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首先是公民意识。学生到高中阶段，有关国家的相关知识已基本掌握，因而重点高中的公民教育目标是帮助学生获得有关体验，学会不同情景下的选择判断，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这需要社会实践活动的锻炼。其次，国家意识是法制的意识，这就要求公民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服从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它指人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信念基础之上的。因而，这种信念只能是建立在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然而，我们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还要使我们的学生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国际视野要有国际意识，这就是要在审视国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情况下，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的意识，从而能走出一条自强自立的道路；国际意识要有国际竞争的意识，要能在找到自身相对优势的基础上，敢于与别国竞争；国际意识要有国际合作的意识，要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在国际竞争中把别国的长处变为自己的长处；国际视野还要求我们学生能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有着对世界各国文化的理解。只有在广泛地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好，我们的文化才能更灿烂。

（二）基于科学认识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一些人的享乐主义，而高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导致了重物轻人、重事实轻价值、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学校教育更要倡导精神追求胜于物质追求的生活态度，引导学生在求真求善求美的艰苦探索过程中感受生活的乐趣，体验思想创新、方法创新的成功，从而树立远大理想，拒绝不思进取；崇尚精神追求，拒绝享乐主义；增强事业心、责任感，远离平庸，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竞争基础上的团队合作精神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要求社会每一成员有很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培养学生社会交往能力与团队精神是应对经济全球化需要的重要措施。

社会交往能力与团队精神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是个体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力量影响生活各个层面的关键性品质因素，它可以分为：1.情绪控制：这是个人摆脱和消除焦虑状态，控制冲动与愤怒，保持镇静与信心、化解不良情绪的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需要在人际交往中锻炼提高。2.认知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谅他人的感受，是共同生活的基础。目前中小学生尤其是独生子女学生受到太多宠爱，容易形成这方面的心理缺陷，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因而正确地理解他人已经成了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方面。3.人际交往：纠正中小学生，尤其是个别“偏才”和“怪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问题，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中的重要问题，因为任何“卓越”的人才首先应是身心健康的人。4.竞争意识。现代人要有敢于参与社会竞争，在竞争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勇气。要把竞争与合作在更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

（四）富有激情而又持续稳定的心理品质

在我国中小学的学校教育目标中，心理品质的目标常常受到人们的忽视。然而，事实证明，不管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还是从事社会其他工作，富有激情才会有工作的动力，持续稳定才能保持工作动力经久不衰。因而，培养学生富有激情而又持续稳定的心理品质对于学校教育来说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它包括：1.自我感知和自我激励；2.胜不骄，败不馁，勇于挑战，具有承受失败与挫折的勇气；3.处惊不乱，冷静地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

在对社会需要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的几个关键词：认知与情感的全面发展、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全面提高、学生主体意识的逐步增长等。

二、自主发展德育模式的理论基础

我校在多年实践的探索中形成了“自主发展”的德育模式，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对学生情感发展认识的基础上的。

1.思想品德形成是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过程。学生在情感领域“自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知情意行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由知而行，由行而成情，最终成为他的意志品质。在这一意义上，只有学生自主的发展，才有学校德育的实效，这是学生态度、情感发生发展规律本身所决定的。

2.思想认识提高是不断内化的过程。把社会期望学生具有的态度、价值观真正转化为学生自己观念的过程，是态度与情感内化的过程。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条件是重要的，但这一转化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发展。学校教育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在于精心设计德育环境。

3.德育是师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代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教育体制由筛选型、集权型转向综合型、分权型，教育结构由刚性、封闭式转向弹性、开放式，师生关系由权威型转向以独立性、相互负责和交换意见为特征的平等和谐型、民主型，教育方式由灌输式转向启发式，教育评价由注重结果转向注重过程与发展，教育管理由集中、封闭式转向参与式、自主式。对于民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言，造成一代具有民主意识、能够妥善使用民主权利的一代公民，其任务自然由教育来完成。由此，实施师生之间民主对话、教学相长的教育，是当前社会发展与当代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自我发展”的基础是良好的自主性水平与自主性品质。这就是说，学生已经具有较高水平的自主学习、生活、社会活动的认识与能力，并且学生的自主性活动具有积极的、符合社会价值观的效应。“自我发展”的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空间，即每个学生依据自主发展状况，确立一个可能的发展位置。“自我发展”的载体是学生集体性活动，通过各类有序、健康的学生集体活动，使自身的发展得以实现。

三、自主发展模式的教育实践

我校师生立足学校教育的实践，在教育活动和教育情景中加以不断修正与完善，逐步构建了一套与“自主发展”德育模式的理论模型适应的实践操作体系。

（一）自我教育

我校一贯注重大德育环境的营造工作，紧紧抓住课堂教学这一教育的主渠道，把它当作学生自主教育的基础途径。从寓德育于教学开始，挖掘教学的教育性，然后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再后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社会实践中教育自己。

1.把思想政治课的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提出了“将课堂还给孩子”的口号，这不仅是学生智能发展的要求，同样也是学生情感发展的要求。政治课教师难教、学生不愿学是当前政治课教学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也是困扰政治课教学的一大难题。为此，我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运用学生参与教学的方法，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政治课中的学生参与教学，就是在政治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主动参与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应用、实践的能力，以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作用。我校教师在尝试和运用参与教学方法的实践中，采取了以下方法：共同参与教师的备课，客串教师进行教学，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参与讨论，让学生自己回顾、小结归纳，由学生根据教学的要求自己来组织和筹划社会实践，设立公民论坛。

2.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思想政治学科的基本任务与其他学科相比，最大的特点是要求学生在掌握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要实现这一教学目的，必须重视学生的“内化”，也只有在学生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内化”。

为此，教师在让学生通过“学生导读”掌握教材的基本内容、根据“导读”内容自编自排小品等活动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向社会请教。在自愿组合的基础上，3至5人为一组。先由组长召集，确定考察专题、联系考察单位、设计考察提纲以及考察报告的撰写和打印等分工负责。同学们在社会考察中，采用多种形式，如实地参观、听领导介绍、采访职工、收集资料、摄影、摄像等。考察结束后，在政治教师及语文教师的指导下，每组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考察报告或论文。最后由课代表或班干部主持，召开各组的考察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学习。

（二）自我评价

在学校德育中，开展学生的自我评价有助于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认识自己与学校要求的差距，作出恰当的学习决策；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促进学生在德育方面的发展；有助于学生判断能力的提高，将在德育自我评价中形成的能力迁移到其他学习领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日常行为的评价。学生思想品德素质往往通过活动与交往表现出来。因而，对学生思想品德素质的评价首先通过考察和评价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来进行的。

2.对学生班队活动的评价。学生的思想品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各种活动之中。因而，一方面学校把开展各种活动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本身来评价学生的思想品德。评价的指标是：活动的独创性、活动表现形式的艺术性、内容的思想性和学生的参与程度等，分别赋值并加以综合评价。评委由学生自己担任。

3.对学生社会实践的评价。对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进行评价的依据是：选题的现实性，看选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报告的独特性，看选题的视角是否新颖，是否有独到见解；报告的思想性，看报告内容是否健康向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成就等；报告的逻辑性，看报告的分析是否合理，逻辑性是否强。有时还举办一些社会实践的汇报展览，既让全校同学接受了教育，又检验了同学们社会实践的成果，并要求学生自我作出评价。

4.个性心理素质评价。随着社会的变化，独生子女的增多，个别成绩优秀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问题：学校奋发向上的精神给一些同学带来了沉重的学习压力；个别学生由争强好胜发展到自私自利；个别学生有较严重的内向型性格；少数来自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等。学校从实际出发，针对学生中所存在的不同心理问题，结合中学生个性心理素质特点，将心理教育与个性心理素质评价结合在一起，注重评价的科学性、规范性、教育性。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每天向学生开放，由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教师接受学生的咨询，做到诊断、咨询相结合；心理咨询室除坐堂咨询外，还设立了“悄悄话”信箱，解答同学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解除同学们的心理困惑。依据这些材料，心理咨询室的老师会同教育研究室和其他各方面的老师，对一些学生进行个案分析，较全面地评价他们的个性心理素质，对症下药，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方法。

（三）自我管理

1.树立学生示范群体

在学生中树立示范群体，是我校“自我教育、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学校德育的重大实践活动之一。它对学生自我教育、主动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我们先后培养了四个示范群体。

一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学生党建示范群体。我校已坚持高层次德育多年，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展党建工作，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举办了数十期青年业余党校，参加培训人数达2000多人。每学期发展学生党员7-8名，近几年来已发展学生党员70人，学生党员不仅自身要求严格，而且在班级、年级、学校各层面都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同学，成为学生中的表率。

二是发扬“金牌精神”、品学兼优的示范群体。这部分同学不仅学习目的性明确、学风端正、成绩突出、成果累累，而且品德优秀、表现突出，在班级、年级和学校中的影响很大，是同学们羡慕的“成功者”，这批学生成为学生中科技与人文结合比较完美的榜样。

三是不断注重人格完善的团队干部示范群体。这部分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乐意担任社会工作，珍惜学生干部岗位，不辜负同学们的信任。他们在实践中注重自我修养，无论在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技艺操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等方面锻炼很大，提高很快，他们最终以胸怀宽广、为人诚恳、情趣广泛、学习努力、成绩优秀、言行一致、工作主动、办事公正等优良作风赢得全校学生的尊重。

四是在逆境中不断成长成才、自强不息的示范群体。这部分学生虽然身处逆境，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面对困难、正视困难、自强不息、刻苦顽强、克服一个个困难，最终取得成功，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

2.创建特色班集体

学校的特色班创建工作是根据自主、自愿、自动的原则展开的。首先各班同学根据本班学生个性、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讨论制定班级特色，而后在充分吸取同学意见的基础上主要由班委、团支部围绕特色讨论并制定特色班级创建计划，向学生处提出申报。学期末学生处将根据各班申报计划和小结对各班特色创建工作进行审核，再对审核合格的班级进行表彰并举行特色班挂牌仪式。

特色的创建是一个自主建班的过程，它给每个集体留下了自我发展的空间，让同学们能够自己选择自我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选择过程中，班级的凝聚力更强了。在同学们的努力下，一份份有班级特色的班级公约出台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活动开展起来了。班级集体在同学心目中产生了更为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一个家。

3.开展社团活动

社团活动是同学们自主活动、自主学习的重要阵地之一。在这里，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课外学习内容，自己策划、组织学习的形式和过程。我校学生爱好广泛，兴趣浓厚，喜欢钻研，原本都是个体行为，学校及时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学生社团联合会，下设27个社团。学生社团联合制定了章程，学生社团、协会、俱乐部等也制定了管理条例。每个社团由社团成员自己聘请一名指导教师。社团小型活动两周一次，参观、制作网页、沙龙、咨询、讲座等，活动形式多样，生活活泼。同学们在自己喜爱的社团里施展着自己的才华，社团活动的开展弥补了课堂学习的不足，尤其让一部分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在社团活动中找回了自信，找到了发挥自己价值的土壤。

4.构建自主管理、服务网络

第3篇：社会工作考察报告范文

*本文为2012年度江苏省社科研究课题“江苏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研究”（批准号12SYB-048）、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并轨研究”（批准号12DDA010）和江苏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城市社区养老体制机制研究”（批准号2011ZDIXM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受政治及经济等因素影响，我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使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诸如主体缺乏、项目冲突、管理分散等融合风险，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冲击。要采取主体多元化发展、方式灵活式发展与管理统一性发展等渐进方式化解风险，使城市在主体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其他保险方面对农村形成牵引作用，进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关键词]社会风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5009106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壁垒，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现代化之关键举措。在新形势下，城乡社会保障之制度统筹与融合乃大势所趋，但受诸多主观（如观念、文化等）、客观（如管理、制度运行）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的统筹之路仍举步维艰。纵观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历程，其制度经历了“分割——融合——排斥——统筹”的话语演进，而这一过程亦趋同于城市化。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社会风险理论为基础，以城市化发展为背景，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为现实，提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的路径选择。

一、城市化、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

虽然“‘风险’本身就具有社会性涵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社会风险的涵义”[1]，但相对于风险，社会风险是风险或由外而内的“嵌入”过程、或由内而外的“拓展”状态，是“不确定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之过程。“社会风险的界定……取广义的‘社会’涵义，将政治、经济、文化都包含在内，除了个体的疾病、死亡、失业、意外事故和财产损失等以外，其他均属于社会风险。”[2]社会风险也是现代性的必然体现。现代性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是人对自然控制的必然结果，但也不可逆转地催生出社会风险。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说：“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3]（P4）

以城市化为例，社会风险在内容、性质、范围等方面表现出单一到多元、微观到宏观、具体到模糊等发展形式。首先，风险复杂化，从单一的个人风险到多元的社会风险。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化尚未形成，社会风险集中于生老病死等家庭性风险、天灾人祸等生产性风险以及治理与动荡等政治性风险。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与技术互为发展，原先的风险并没有随着技术提高而消失，相反，因新方法、新科技所带来的生存风险、政治多元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社会融合所带来的参与风险以及社会分化所造成的阶层风险使得社会风险愈加多元，治理更显困难。如Strydom的描述，从1950年代至现在，社会风险争论的内容经历了“安全和风险——反对风险评估——反对者的意见和心理——参与者的关系以及现实/事实构建”等风险话语演进过程[4]（P307）。其次，风险宏观化，从微观的驻地风险到宏观的社会风险。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为中心城市带来“聚合效应”，这也是诸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进行“城市化”或“被动城市化”的原因。城市化是现代化之基础，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性，且社会风险弱化了这种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虽然使城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比例从3.1%上升到8.8%，但也破坏了小农经济，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靠乞讨度日。此时社会风险之性质已然发生改变，处理风险之方法不能只囿于家庭，而更要依赖社会。所以，英国政府于1601年和1834年分别颁布“旧济贫法”和“新济贫法”，开创了院舍救济时代。再次，风险模糊性，愈来愈不确定。风险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但在社会这一背景下，加之现代性导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逐渐被剥离出人们的主观愿景。城市化愈加发展，经济、环境等因素对养老、失业、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会超越人们所掌控的范围，使其措手不及。这也亟需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控制社会风险的范围。继德国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之后，各国纷纷效仿，逐渐建立起现代性的世界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缘何建立，学者各持己见，说法不一。有以德国历史学派之社会改良为肇始，有以英国“济贫法”之颁布为开端，理论上或提人本权利、或曰社会权利、或以福利经济学及有效需求论为社会保障之数理理论。然而，以工具理性之角度出发，社会保障从萌芽形成到中期发展到体系建立的整个过程，都是以风险预防/防范为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使社会风险之波及范围、伤害程度、性质、实施目的等发生诸多变化，社会保障之研究范式及实施理念也因此发生改变。如以宗教的普世主义理念开端为基础的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其初所实施范围只限于教会，受益人群只集中于社会中无家可归者、残疾人等“最弱势群体”，实施方式以单一的精神感召加之最低生活救济。工业风险使得欧洲社会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新型的社会风险随之而来，政府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之主体，社会保障在范围、方法、方式等方面已完全脱离于救助，形成的制度嵌入国家的运转机器中。不可否认，社会保障在发展之“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其“双刃剑”之负面效果使得福利国家陷入危机，改革呼声此起彼伏。以上世纪70年代为肇始的英国社会保障改革为基础，到目前为止，收效各异，但处理社会风险为社会保障之前提依然没有改变，研究范式也越发集中于国家——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处理上。

社会保障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风险，但它能尝试弥补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形成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及环境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针对新技术引进所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体系来减低对失业人员家庭的冲击；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使部分人脱离于市场之外，可以通过建立低保制度来减轻其生活压力；化学污染、食品安全等环境风险对人身体的伤害，可以通过建立医疗保险来减轻痛苦。由此，本文研究之重点在于减少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所产生的社会风险。诚然，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应该衔接，怎样衔接（渐进式或一步式）仍为学界讨论之热点。以笔者之见，城乡社会保障之衔接与融合乃大势所趋，但也应重点考虑制度的路径依赖和社会风险的空间扩散，在此基础上的理念与实施，才能平稳有序地消除社会风险之影响。

二、城市化背景下社会风险的异同发展与社会保障的诉求

我国之城市化有其本身特点，受政治经济影响，过去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曾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固化则使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变得困难。”[5]同时，这种以制度控制为基础的行政控制，造成城乡地域空间分割，使农民逐渐丧失社会保障的话语权，在仅存的“五保户”制度与低水平的社会救助中享受社会保障的微薄福利。“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6]此间，城乡社会风险因经济、环境、技术等诸多原因各自改变，并呈现异同发展之特点，社会保障也呈现路径依赖之趋势。

城市能享受经济发展、技术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等区域福利，也因前者要素的多重影响，正逐步享受社会保障的福利供给，在社会保障“刚性”特征前提下，改变其社会保障享有状态尤为困难。首先，经济性风险。市场化引入能打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但也因过度依赖，使得部分竞争者逐渐被市场淘汰。如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盛行，实行市场经济后，受家庭、学历、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产生诸多低保群体，因此，我国于1999年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截至2011年9月，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268.7万人。其次，技术性风险。新技术在城市大量使用，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造成诸多难以适应新技术而失业的人群，可通过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解其燃眉之急。2011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4317万人，比2010年增加941万人。再次，环境风险。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等问题正进一步困扰城市居民，这使得参加城市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显著增加，2011年，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比2010年增加4028万人。

反观农村，社会保障因方式固定、内容缺乏、范围狭小等缺陷，不得不依赖家庭、邻里、土地等“非常规资源”。在经济风险方面，市场化虽提高了诸多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7]。在技术风险方面，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东南沿海的部分农村提前完成城市化，说明技术风险只存在于部分农村地区。在环境风险方面，其覆盖范围已打破地域的限制，农村要与城市忍受同样的环境危害。因此，国务院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264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基金支出总额为1114亿元，受益8.4亿人次。同时，较之城镇居民，农民还要面对个人及家庭的突发性灾难，其社会风险预防与抗击能力更弱。

我国城市化是以打破农民身份与区域限制为开端的。制度的默许、城市的吸引加之信息的畅通，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首先，双重身份的农民工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亟需建立失业、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我国国家性质的必然体现”[8]；其次，农村中空巢老人因无人赡养，存在潜在的社会风险，其保障的方式与方法亟需完善；再次，农村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目前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高达0.3949。经济风险正逼近农村居民，且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极不均衡，治理农民贫困仍任重道远，需完善以政府为主体、底线公平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城镇也要承受制度融合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如农民融入城市对原有就业、医疗、养老制度的影响。可以说，社会风险背景下的城乡社会图1区域分割下的城乡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险保障融合实际是风险的“再造”——从社会风险的空间隔离到要素融合，进而使双方产生新的风险。

在区域分割之背景下，城乡社会保障按各自路径发展，经济、技术及环境等社会风险在大小、范围及过程的区别使城乡实施不同的社会保障方式（如图1所示）。因缺乏主体（只以家庭为主体）、项目单一（以土地为基础建立的保障）、资金渠道狭窄（家庭支出与邻里互助为支撑），农村风险集中于个人风险、家庭风险与土地风险，社会保障仅限于家庭援助、邻里互助、政府支持等内容。

经历户籍制打破以及城乡空间融合的影响，城乡社会风险之性质已悄然变化，农村在面临经济、环境与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的同时，还要面临作用于城乡的共同融合风险（如图2所示），主要包括主体缺乏、项目冲突以及管理分散等风险。共同风险加之原初风险共同作用于城乡，使得社会保障制度曾一度在积累资金、完善项目以及灵活方式等方面举步维艰。因此，在逐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国家正积极建立与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时至今日，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基础在于风险的“事后效应”，缺乏事前的“预防机制”。毋庸讳言，面对更加快速的城市化，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理应变事后原则为事前原则，通过风险要素的整合进一步调控与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图2制度融合下的城乡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险

三、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与渐进式风险化解

在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的融合效应不仅给农村的社会保障带来负面影响，更会冲击城市原有社会保障的完整性，应因时因地实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社会风险易内化于制度中，城乡之风险化解并非一朝一夕。从现实国情出发，兼顾城乡社保现状，本文认为应采取渐进图3渐进式风险化解与城乡社会保障统筹的制度创新的方式。所谓渐进方式，是以社会风险为衡量基准，实施分步的方式，即在逐渐缓解城乡风险的基础上，实施城乡社会保障的融合。

城乡社会风险化解之重点在于融合风险，注重社会保障各要素的创新与整合，使农村与城镇对融合风险产生吸收、排斥等多重动力，城镇风险对农村形成融合作用，双方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牵引，从而融合成为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详见图3）。

关于社会风险层面的融合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融合过程中会出现诸如主体缺乏、项目冲突以及管理分散等风险，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

1化解农村之养老主体缺乏风险——多元化发展。虽然“国家或政府是社会福利供给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能轻视或忽视在社会福利实施中的主导和主体作用”[9]，但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来说，主体的突然变化不仅会造成财政负担，而且使得农民因方式改变而难以适应。首先，社会保障资金投资渠道多元化发展。投资渠道多元化是化解资金分担风险的重要方式，以目前来看，我国社保基金可以投资相对稳定、收益相对较高的大型项目，或者投资于大型的且风险较小的国有企业。其次，社会保障主体多元化发展。采取以政府先行、市场辅助、社会补充的方式，发挥社区、市场、家庭的共同保障优点。如政府部门可通过引导和支持来加强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放权且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建立），可以通过引导和控制来加强商业部门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介入农村养老保险），家庭可以通过询问与互助等方式加强与非正式部门的交流（引进社工人员介入社区养老），也可通过互动来加强与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主要采取服务外包）等方式，共同作用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化解城乡社会保障方式固定风险——灵活式发展。首先，过渡人员的制度安排。我国“突变”式的城市化会生成大量的过渡性群体，如失业工人、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这一群体的集体意识和政治诉求可能会引发治理风险，因此要在资金补助、技术支持、救助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建立不同层次的、专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设立专项补助解决空巢老人的法律、家务、服务等方面的需求等。其次，保障方式的过渡性安排。面对日益不确定的社会风险，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采取灵活性的社会保障政策，虽然各项目的保障水平不尽一致，但所形成的合力使受益人福利逐渐提升。以此为鉴，我国可以灵活采用多元化的保障方式来化解风险。如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吸收原有社区养老保障方式（如先前建立起来的养老院，或在居住区域内建立临时养老安置场所）；实行分成制的城乡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城镇医疗保险主要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三者在比例、范围、资金筹集渠道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建议对部分“农转非”的居民可以实行医疗保险的过渡，建立一种新的医疗保险，吸收原有“新农合”的保障方式，逐渐接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3化解城乡社会保障分散管理风险——统一性发展。首先，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机制。社会保险地区转移制度的成熟是减弱地域风险的主要方式。要在保证个人账户可随人转移之外，尝试实行社会保险资金的省级统筹乃至全国统筹。为消除区域发展不均衡对省级统筹的消极影响，一方面要协调各市级单位和部门的管理，均衡利益分配；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险网络建设，共筑信息平台。其次，管理方式由复杂化到过渡性的统一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其管理方式已然成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受区域限制、部门利益及财政体制等因素影响，依然难以统一，形成区域风险。因此，在社会保障项目及方式等逐渐融合的制度背景下，改变原有管理方式已是大势所趋。可以先逐步实行政策统一，如在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缴费年限等方面，研究实行从分层化到统一化的过渡管理方式。在政策统一之基础上实行待遇统筹。控制好宏观管理之后考虑完善以社会保险落实为基础的经办服务，最后实行从风险调节过渡到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制的统收统支基金管理方式。

关于社会保障层面的牵引效应。在排除主体、项目与管理等风险因素后，城乡社会保障就可实现统筹。

1主体保险的项目融合。农村的三大社会保障项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与城市直接对接。目前来看，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制度的模式上已接近，只是在待遇水平、主体等方面有所区别。所以，不妨先保持原状（部分地区可在待遇上有所创新，如江苏省常熟市“重新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统账结合、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接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同时，还建立了纯农人员参加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实行个人交费与市、镇（村）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办法”）[10]，待主体、项目与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之后再进一步融合。

2社会救助的制度兜底。作为社会保障的根基——社会救助，其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之背景下。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弱势群体，在没有形成正式制度前，他们的保障方式只有临时性的社会救助。农村地区的社会救助应重点关注失地农民、留守老人等。先对其实行临时性救济，等时机成熟之后，这部分人群的社会救助或与城市救助制度并轨，或转向其他的保障方式。

3其他保险的渐进实施。除养老、医疗等保险之外，农村还缺乏其他险种（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保障，这是由于农民主要以务农为主，缺乏工人的制度性管理，因此很难建立起完整的、以工资为基准的社会保险制度。但在我国沿海较发达地区，传统农村的社区模式已被打破，逐渐走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这些地方可适当增加社会保障的险种设置，逐步与城市并轨。

参考文献：

[1]张海波.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2）.

[2]Knight.F.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M].A.M.Kelly，2002.

[3][美]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彭华民，等.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5]李迎生.以城乡整合为目标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J].社会科学研究，2002，（1）.

[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7]樊小钢.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模式探讨[J].浙江社会科学，2004，（4）.

[8]朱力，吴炜.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J].学海，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