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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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一）回顾摇滚乐在国内发展的历史，某些或某支摇滚乐队的介绍，摇滚音乐人个人传记或者访谈。回顾历史的包括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和《摇滚乐的兴起与影响》、陆凌涛、李祥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个人访谈有周国平与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风格》；摇滚乐队介绍有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主，多角度阐释了摇滚乐的起源与壮大。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则以时间脉络来构思全文，自摇滚乐的诞生至今，整理了摇滚乐的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摇滚人物的音乐、生活以及创作背景。周国平和崔健合写的《自由风格》则是以对崔健的访谈录为主的个人专辑。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则是以介绍北京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涌现的一些重要的摇滚乐队。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第2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媒介事件；新媒介事件；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038-02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媒的狂欢节。2009年媒介事件的提出者丹尼尔•戴扬受访时谈到新旧媒体间关系[1]：旧媒体展现事件，新媒体作回应。响应中央媒体（包括媒体事件试图制造大规模共识的极端情况），新媒体往往寻求自己的接收空间、响应空间。换言之，新媒体的角色似乎站在公众一边[2]。

在微博、全民记者等作为传媒关键词的2010年，媒介事件呈现方式更加复杂。考察媒介事件研究的变化既有关照实践的现实意义，又是对理论的一种呼应。参阅2010年新闻学界对媒介事件研究发表的论文，笔者对2010年媒介事件研究进行综述和归纳。

一、新媒体对传媒公共性的塑造和公共空间构建的作用

考察媒介（主要是新媒介如网络）事件对传媒公共性的塑造和公共空间构建的作用，探讨新媒介环境下建构与维护政府形象的新挑战，寻求合理的公权力互动模式。赵桂华《新媒体事件与传媒公共性》对典型的新媒体事件进行微观分析，探讨在新媒体时代传媒公共性的新特点。某种程度上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人们实现某些社会需求（民主政治参与）的功能替代物。蒋谢尔[3]《新媒体事件：“网络最优化”倾向于“公共领域”建构》考察网络在新媒体事件中与传统媒体、政府的互动关系，指出网络构建公共领域的优势及可行性。作为大众传媒，公开的话语权及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是其引导舆论、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保证。无论是媒体传统的议程设置还是受众的主动爆料，只要形成了媒介事件，并以一种规范型公共性实践的理性面貌出现,受众的充分关注都会形成强大的话语权和舆论监督力量，从而促进了传媒公共空间的建构，维护公共利益。“公民超越私人领域通过公共领域与国家、政府意志产生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中的规范化可以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一项尝试。”潘旭、汪青云[4]《基于新媒介事件的网络舆情特征分析》认为：网络舆论多以新媒介事件为对象，以口碑式的讨论为主要形式，并在内容上呈现出以负面口碑为主的特点，在传播效果上具有议程设置的特征，为受众提供收集意见的窗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而影响广泛且深远。叶皓[5]《“媒体事件时代”应注重维护公权力形象》分析了新媒体事件时代网络监督对政府公关能力提出的考验及相应的对策，即“政府部门不能将之看作‘敌情’针锋相对，而是要视之为‘民情’虚怀以待”。

二、新媒体参与媒介事件的特点

网络媒体及受众成为媒介事件的参与者。2010年的研究文章都提到了新媒介事件。目前国内对于新媒介事件的研究，大多衍生于“媒介事件”这一理论基础。师曾志[6]《网络媒介事件及其近年来研究现状和特点》归纳和梳理了网络媒介事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球某些发达地区急促地‘集体个人化’，这也是乌尔利希•贝克所指的‘制度使然的个人化’。”在高度个人化的现代社会，“媒介事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歇性地发挥规范的整合作用，常态中较为孤立的个人在媒介事件中重新认同，凝聚成群体。然而新媒体时代，媒介事件的特点和作用都发生了改变。有学者将新媒体事件定义为“由网络、移动媒体等为主的新媒体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为民众广泛关注并可能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对于新媒介事件的特征，蒋谢尔在文章中概括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经新媒体披露和传播后，在一定条件下，会由孤立的事件发展为可持续的运动，在营造群体氛围的基础上影响主流社会，其传播效果得到放大。它所标志的不仅是媒体形态的变化，或是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展，而更是媒体内容、话语权、主体性的变迁，是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这是公民新闻以及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周葆华《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将新媒体事件之新总结为“不仅强调媒介技术之新，更强调事件传播机制之新，强调在特定场景中分析权力关系的变与不变”。刘莎、汪阳[7]《论新媒介环境下媒介事件角色的演变――以“奥巴马女郎”事件为例》，分析了新媒介事件的三种表现即新媒介事件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引起一个重大的电视仪式的重新组织，用类似黄色新闻的趋向来提高关注度，是对网络传播效果的一种积极回顾。新媒介事件中受众力量的动员和整合、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对其它社会力量的影响、以及受众形象的展现等问题。（龙佳《新媒体事件：传播中的受众角色研究》）：受众凝聚合力、发挥主体力量始于其叙事的情感动员，新媒体事件凭借着其传播特性，能够迅速的传播一种情感倾向，从而一个有提及认同感的群体就产生了。

三、跨学科视野的媒介事件研究

韩敏[8]：《商议民主视野下的新媒体事件》对参与公共事务，推动民主进程的新媒体事件进行梳理，探讨在这些事件中“壁垒化论坛”是如何及因何形成的，并讨论其与商议民主精神背离的表现及危害。在一些新媒介事件中，“面临特殊媒介生态环境中的中国新媒体事件塑造的不是社会共识，而是某个阶层或者群落的集体身份的确认与集体意识的塑造。在这种集体情绪的公共表达的新媒体事件中，现实世界的弱势阶层演变为虚拟世界中的舆论强势阶层，现实世界的强势阶层转化为虚拟世界中的舆论弱势阶层”这都造成了信息传播和参与行为的不对称，从而形成舆论暴力。刘菁：《社会学视角的新媒体事件传播研究》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将视野转向如何引导新媒体事件，进行舆论的议程设置，使其产生积极的社会传播效果。

四、典型的媒介事件微观研究

周葆华：《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分析在新媒体事件的舆论生态传播语境下，舆论主体、舆论载体、舆论过程、舆论影响的特点和变化。陈静：《媒体行业的道德困境》，作者探讨媒体事件，社会公益和个人隐私、权利和权力的话语权之争、经济制约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矛盾和困境，反思以网络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传播伦理。媒体所设置的议题是否仅因为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还是存在诸如只是为了提高受众关注度、炒作等嫌疑的复杂问题。媒体涉入如此之深，甚至有可能直接推动事件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媒体本身的伦理争议。何文清：《应对媒体的关键是引导媒体》提到了媒体事件中对网络引导的问题。管峥：《浅议新闻自由与舆论导向之间的平衡》结合典型的媒体事件，探寻当代中国新闻自由的出路。

五、结 语

2010年对于媒体事件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处于新媒体时代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的案例分析，媒体事件本身的理论研究缺乏。研究者关注的如媒体事件中公共领域的构建、政府公权力等问题都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缺少创新。从发表的论文数量上来看，与新媒介事件相关的论文200多篇，但核心探讨媒介事件的不足20篇。

参考文献：

[1] (美)丹尼尔•戴扬,(美)伊莱休•卡茨著.麻争旗译.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2] 邱林川,陈韬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3] 蒋谢尔.新媒体事件：“网络最优化”倾向于“公共领域”建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5).

[4] 潘旭,汪青云.基于新媒介事件的网络舆情特征分析[J].东南传播,2010(2).

[5] 叶皓.媒体事件时代维护公权力形象的应对之策[J].现代传播,2010(2).

[6] 师曾志.网络媒介事件及其近年来研究现状和特点[J].国际新闻界,2010(6).

[7] 刘莎,汪阳.论新媒介环境下媒介事件角色的演变―以“奥巴马女郎”事件为例[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

[8] 韩敏.商议民主视野下的新媒体事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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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邱林川,陈韬文.“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12] 潘祥辉.媒体议程与中国社会变迁D30年来中国媒介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事件回顾[OL].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9-07-27.

[13] 龚秋晨.“神七升空”与“美国大选”:典型媒介事件的对比解读[OL].中华传媒网,2009-01-20.

[14] 董关策.试论“最牛钉子户”媒介事件的新闻传播学意义[OL].中华传媒网，2007-06-20.

[15] 文桦,刘仁圣.媒介事件在农村―新华网腾桥西瓜网上求助案例分析[J].新闻大学,2003(1).

[16] 闵惠泉.我们都在见证历史[OL].中华传媒网,2005-11-28.

[17] 施.《死亡日记》：一个媒介事件的构建和伦理分析[J].现代传播,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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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卡茨•雷•霍夫曼著.刘建伟译.录像艺术：电视能用来做什么？[OL].中国传媒网,2002-10-28.

[20] 韩斯霞.塑造公共领域面相的一起媒介事件―对直播铁路价格听证会的个案分析[OL].中国传媒网,2002-01-01.

[21] 郭小平,王子毅,董朝.贾君鹏事件:媒介事件与社会的集体记忆[J].今传媒,2009(12).

[22] 陈奕.“媒介事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

[23] 赵鸿燕,徐扬.标出对象的发生―西方媒体外交研究的谱系学分析[J].现代传播,2010(11).

[24] 李岩,李东晓.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及中国式人肉搜索的勃兴[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25] 刘自雄.解析“媒介事件”的内涵[J].辽东学院学报,2005(5).

[26] 董乐铄.媒介事件与“假事件”的辨析[J].中国记者,2010(11).

[27] 王云.全球性媒介事件对国家软力量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9).

[28] h陶忻.试论媒介融合下的媒介事件报道策略―以中国网络电视台上海世博会报道为例[J].今传媒,2010(11).

第3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4篇论文分别从网络舆论场域、中国电影文化表达的认知和使命、娱乐节目后期包装对花字的使用、真人秀节目《传承者》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供媒体同仁参阅。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了《网络舆论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的出版，认为本书是网络舆论研究领域中一本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新作。本书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网络舆论场域的生成背景、客观结构、运行逻辑及不同行动者在场域内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完成了对网络舆论场域的整体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网络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舆论治理的新视角。

【关键词】舆论 场域 研究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创造了极大物质财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诸多风险的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风险的出现，在风险社会中，出现了矛盾频现，危机频发，风险丛生的景象。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结构转型的加速，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结构失衡、体制摩擦、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繁荣的现世景象相伴而来，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风险共生，极大考验着转型中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失范严重、环境风险提升等问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导致社会不满情绪频发、社会负面心态蔓延，社会风险在公众层面进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日新月异的网络新媒体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舆论格局，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传播优势，逐渐融入社会各阶层的表达体系，成为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信息交流具有私人化、平民化、广泛化、自主化等特性，具有快速聚集民意、迅速拓展传播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在当前，网络舆论越来越成为我国建设民主政治，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语境，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网络舆论研究中，由刘艳婧博士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舆论场的生成与结构》无疑是一本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新作。此书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将这一理论切入到网络舆论研究中，完成了对网络舆论场域的整体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网络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舆论治理的新视角。

一、理论与视角：场域理论在网络舆论研究中的创新使用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影响下，不同利益主体、价值主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及争论此起彼伏，利益、诉求及价值观的多样化成为常态，社会舆论十分活跃。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推动下，传播行为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所具有的互动性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进一步丰富了由互联网络开辟的新的舆论场，也使得两个舆论场中的差异与分歧被放大。同时，作为社会话语场域，舆论场中充满了利益、权力的纠葛，其表达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层理论和“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代表，“场域”理论提供了网络舆论研究的新范式。依据布迪厄对“场域”的概念界定，本书首先给出了“网络舆论场域”的定义，即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网民、组织、机构等）互相之间所形成的围绕着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的客观关系网络，并借助“场域”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惯习所搭建起的研究框架，对网络舆论场域的生成背景、客观结构、运行逻辑及不同行动者在场域内的实践活动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主要解决网络舆论场域的形成原因及背景，资本构成和运行逻辑。这一研究有助于丰富网络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观察与解构：深入解读网络舆论场域的特征与构成

现阶段，以新闻跟帖、网络论坛、网上即时通信、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为表现形态，聚焦于垂直领域的私人化、广泛化、平民化、自主化传播的网络自媒体，因其海量信息和开放性，不断形成具有显著社会影响力的公众意见集群，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迅捷的互动与传播。巨大的信息流使得这种虚拟世界的“话语权”和“干预力”不断增强，推动着舆论的产生机制、内容及其语境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舆论影响力的增强，它日益受到政府管理者的重视。在这里，要想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的治理与监管，需要对网络舆论场域进行深入观察与准确分析。

本书对网络舆论场域的元场域进行梳理，在廓清该场域所处位置和生成背景的基础上，更好地观察所研究场域的客观关系构成和特殊逻辑规则。本书通过分析指出了网络舆论场域的三大元场域，即以执政理念更新、舆论引导观念转变、基层政府公信力式微为现阶段特征的政治场域，以社会转型的加　⑼络社会的崛起、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为现阶段特征的社会场域和以媒介生态的改变和传媒功能的演进为现阶段特征的媒介场域，一并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网络舆论衍生和传播的宏观环境。

三、分析与建构：客观评述政府舆论监管实践与策略

对网络舆论场域构成、运行规则、效应发挥等方面进行分析，深化和推进对于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规律的认识，能够廓清对于网络舆论的误解，从而帮助党和政府妥善应对网络舆论，为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

为此，本书针对网络舆论场域内包括网民和政府在内的两类不同行动者的惯习及其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的网民群体在进行信息生产时存在“开放性领域中的意见多元”“匿名性传播中的自由表达”“陌生人环境中的自我暴露”“共享性空间中的隐私窥探”“平权性语境中的话语狂欢”“同质化社区中的群体极化”和“拟态化交流中的理性缺失”七种惯习。同时分析指出了一些政府在网络舆论监管中的几大惯习，即“维稳意识下的消极打压”“管制思维下的硬性钳制”“官僚作风下的封杀堵塞”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下的拖延回避”。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建构了保守、继承和颠覆三种类型的网络舆论监管策略，并指出，目前网络舆论场域正以其特殊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迫使政府摆脱传统舆论监管惯习的影响，不断更新网络时代舆论监管的理念和策略，使网络时代政府舆论监管惯习，从“严把关”和“堵为主”的硬性管控转向“巧指路”和“疏为重”的隐性引导。

第4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我国　体育社会学　历程　趋势

论文摘要:回顾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预测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认为:体育社会学将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学术水平将跻身世界前列，学科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研究视线将紧跟时展和体育实践步伐。

1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体育社会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初见端倪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体育社会学最先产生于发达的欧美国家。1898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体育社会学论文。二战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积极开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1964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次年由该学会主办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刊物出版，这标志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将跨越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是该学会的成立，带来了自1964年以来，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许多国家都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像中国、韩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迅速展开。1980年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NASSS)的成立，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在地区研究中正形成集团优势。为了从组织上强调可以广泛参与的学术性，以促进该学科的深人发展，1994年7月，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改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目前，该组织现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进人新世纪，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这对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2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 1引进创建阶段

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相比，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台湾省进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赵铁的《体育社会学》专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开展，我国大陆学者也随之开始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引进了国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这其中既有直接翻译发表的国外资料，也有编译发表的国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间，我国学者就直接翻译发表了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16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参考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介绍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使我国学术界和体育界对国外体育社会学的轮廓和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较早介入了体育社会学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集体优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创体育社会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江苏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学会。从1984年起，在一些体育院校像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或讲座。在刘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强巩固阶段

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自此，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了加强和巩固阶段，体育理论界开始着手加强和巩固我国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建设。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决定》颁布的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将《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人了“七五”规划，成为“七五”期间唯一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领域课题。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也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科组，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研究上的组织保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和银川举行了三次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热情。科研和教学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将学科纳人教学体系才能系统地批量地培养具有学科素养的专业人才。为此，部分师范院校体育系将体育社会学纳人本科教学计划，使我国体育社会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有了保障。这一时期，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陆续回国，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后劲。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成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 3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社会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会每年定期举行学术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的研究热情。同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SSA)将汉语列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流。随着体育事业对我国体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层次需求的不断提高，1996年上海体育学院首次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体育社会学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一些院校还建立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至此，我国体育社会学已形成了函授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学术著述是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我国先后出版了六本体育社会学著述，分别是卢元镇的《中国体育社会学》(1996)和《体育社会学》(2001)、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顾渊彦的《体育社会学》(1999).吕树庭和刘德佩主编的《体育社会学》(2007)。同时，我国许多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论文，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分层、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体育与经济全球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化、老年人体育、闲暇与娱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己有一定的影响。 转贴于

3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 1学术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中，已有我国10多个个人会员和1个团体会员，其中1位学者还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核心—执委会中任领导职务，并担任着《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的编委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Bulletin ISSA)的专栏撰稿工作。国外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国学者熊斗寅、刘德佩、吕树庭等人到国外讲学。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50余篇，其中许多理论和观点处于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学者正南北携手、东西呼应、不断开拓，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跻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第一热点学科

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在国外许多国家，不仅越来越多体育界人士关注体育社会学，而且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界人士也对体育社会学产生兴趣。21世纪，体育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关注。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国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所占有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课题。在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论文正逐渐增多，并有明显多于其他体育社会科学之势。另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及学校体育学在国内外均成为热点，其中体育社会学被列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侧。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正在悄然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

3. 3体育社会学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让每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社会学知识，是新世纪体育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体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欲把握体育运行的规律，保障其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已成为世界体育科学界的共识。欧美一些国家不仅在体育院校(系)普遍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普及了体育社会学知识，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体育专业也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院校(系)均在社会体育和体育教育两专业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基础必修课程来开设;许多院校(系)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体育专业也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以此来加强学生对体育社会学知识的掌握。一些院校还定期邀请学者来校讲授体育社会学专题，不但体育专业的学生感兴趣，而且引起许多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关注，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为适应现代社会对体育人才知识结构提出的要求，体育社会学课程在我国体育院校(系)各个专业中开设已是大势所趋，体育社会学知识在体育专业学生中普及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3. 4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

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学经常与其它学科结合来研究体育社会现象，表现出学科边界的“模糊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其它研究领域的学者加盟体育社会学队伍，使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带有原有学科的痕迹;另一方面，其它学科中的优秀理论和方法被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借鉴和采纳，故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21世纪，新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将不断推陈出新，中国体育社会学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积极吸收和借鉴新的理论和好的方法;同时，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体育社会学学科的重视，将有越来越多其它学科的学者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与其它各学科横向联合、集体攻关的特征将更加突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上的一大特点。

第5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第6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行动中的知识；知识一社会一体化；学校；企业；整合中心

一、行动中的知识

在哲学领域，自20世纪西方知识研究的社会转向以来。人类的知识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当代认识论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对知识的非人化、抽象化、绝对化的理解。把考察知识的视角转向人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生活其间的社会。这最早开始于卡尔·曼海姆(KarlManheim，l897—1947)等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考察，进而创建了知识社会学。但这种知识社会学是把科学知识排除在外的。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把科学知识也纳入了社会研究的范围之内，SSK认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是实验室、企业、政府、公众及社会环境等共同建构的结果，“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只是对世界的表象”。当前科学的文化研究转向虽然反对SSK对科学的相对主义解释，但继续强化了对科学的社会实践性解释。由此，整个知识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可以用实验室研究者B．Latour的“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in Action，1987)来概括当前知识观方面这种深层次的变革，即“行动中的知识”。它意味着知识由“静态的客观表象”向“动态的实践过程”的转变，由“既成的知识(know-that)”向“生成中的知识know—how)”转变。

这种新的知识观也明显地表现在知识经济浪潮中。在OECD对知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know—how”与“know—who”两类知识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层面，知识不再仅仅是纯粹理性的静态层面的。而在现实中，当代知识系统不仅包括理论性、观念性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系列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性和应用性的知识，“这种新的知识观意味着知识不再或不仅仅是观念性存在，而是实践性存在，拥有知识意味着拥有实践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

不论从哲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新的变化都标志着“行动中的知识”的到来。应该说，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工业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这种“行动中的知识”本质上是知识——社会一体化的产物。这种一体化正如科学人类学所说的，知识的建构完全是一个社会过程，而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建构的结果，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相互作用才能保证知识的实践性、动态性和生命力，从而才能进一步保证整个社会的永续性和生命力。

二、学校：面临新的冲击

那么，保证这种实践性的知识观——知识、社会一体化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应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在知识和社会之间找到一条可以相互链接的媒介，而这个媒介必须能够同时完成知识的整合、社会的整合、知识——社会间的整合三个环节，而且能够保证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协调运转。可以说，找到了这个媒介就找到了知识——社会相互作用、协调运转的发动机。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学校自产生以来很自然地就承担起了全社会知识整合中心的功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整个社会的知识观在发生变革，知识观要求有新的社会机制与之相适应。而反观现实，学校却越来越表现出对这种新机制的不适应：

首先，在知识观方面，当前的学校教育，知识是与“学习”联系在一起的，教科书是知识的范本，知识的传播过程是“学”，“学”是单向的过程，学的结果是以一定的标准为参照用“正确”“错误”来衡量，所以，在这种机制里，知识仍是作为“既成的知识”、真理性的知识而被认识的，仍是传统的静态性知识。

其次，学校在知识整合方面面临着挑战。当前学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学科间的横向整合问题。在交叉研究成为当前知识创新重要动力源泉的情况下，传统的学科分类导致学科间的壁垒，严重影响了学校生产知识的效率和效益，并越来越成为知识创新的障碍。目前，许多大学认识到要打破学科界限，创造相互交流环境的重要性，并着力开始综合化。然而，这仅仅是一些硬性的改观，因为学科间的融合需要真正渗透到广大师生的心中才能发挥作用。

进入2l世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化，社会对知识横向整合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强烈，而这些必然对学校提出更严峻的挑战。

第三，学校在全社会的知识传播、在知识——社会间的整合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学校的传统定位是教书育人，学校更多地承担了向社会精英传播知识的功能，而且由于学校自身的局限性，如职责所限、人力和财力所限，学校也不可能承担庞大的、面向全社会进行知识传播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知识社会化和当前教育体制下，学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还是和社会的知识应用活动相分离的，这必然使得学校无法承担起庞大的面向全社会的知识——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功能。

三、企业：迎接新的挑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重大的科技突破几乎都是在企业引发的，例如，以电脑、互联网、通讯技术、生物科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另一方面，企业整合知识的巨大力量也开始凸现出来，现代企业以越来越多样化的外部营销、内部管理手段对社会的知识传播做着贡献，当前知识管理、知识营销等概念的提出就是典型例证。

总之，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企业成为全社会的知识整合和传播中心已经是必然的趋势。那么，企业为什么能够承担起这个功能呢?企业为什么能够适应这种行动中的知识观呢?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比学校能更好地满足“三个整合”的要求。

第一，在适应新的知识观方面，不像学校的重要功能——“教育”(或者对学生来说是“学”)，企业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或功能，所以企业的知识概念是与“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而创造必然是动态的、革新的，这也就恰好与我们的新知识观相适应。

第二，在知识整合方面，企业为各学科知识的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知道，要生产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对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特别是知识整合的系统工程。首先，它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如社会学、心理学、营销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文化等分析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探导消费者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它还需要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研发可以满足上述需要的产品；然后，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包括研发阶段)，它需要经济、管理、社会、心理、公关、环保等社科类知识和企业愿景、价值观、哲学、政治等人文知识，对内控制生产成本、团结和激励员工，对外协调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群体关系，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尽量控制成本并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第三，在产品的市场化阶段，它还需要综合运用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等多种知识创立品牌，情、理结合以说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个企业要圆满完成自己的价值流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消费者)都满意，需要综合运用包括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等在内的多方面的知识，任何一门知识的缺失都会影响这个流程的完美运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断的对各类知识进行整合正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永续经营的动力所在，也是现代知识管理的本质所在。

当前，随着企业要打破官僚组织、进行知识管理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实现各种知识整合的渠道必将越来越畅通，这也就为企业成为社会知识整合中心提供了现实的组织保障。

第三，在面向社会的整合、知识——社会间的整合方面，企业的使命就是为所有的社会消费者服务，没有消费者就没有企业存在的意义，所以，不断的整合社会需求也就成为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可以看出，在当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将会越来越强烈。

由于社会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由社会需求带动的企业创造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社会需求是不断的向高层次迈进的，所以，由此而带动的企业创造也必然向更高水平前进。可以说，这种不断变化并且向高层次迈进的社会需求正是企业成为创造性组织的动力源泉所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能对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进行反应的机制——通过灵活的组织不断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包括各种知识、技术、各类人才等，以满足这种需求。

发现社会需求一一整合知识并满足这种需求，这两个过程在企业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可以说，与学校相比，企业的机制更好地适应了当前知识社会一体化的趋势。在信息时代，随着企业价值链上的所有成员(供应商、企业、商、顾客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随时沟通，许多企业都在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实现个性化的定制生产。这样，以企业为中心的知识和社会之间的零距离整合也就开始了。

四、问题的本质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之所以能够适应这种新的动态性的知识观，能够担当起全社会知识整合和传播中心的任务，其关键在于创造了一个知识和社会可以相互通达、融合的通道。这条通道如图1所示

组成这个通道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一个是向外部知识精英的开放，一个是向全社会的开放，是链接两者的反馈系统。由于前两者都是无限开放的，而且如前所述，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是以不断变化并向高层次迈进的社会需求为基础的，所以由反馈系统链接的整个系统就必定成为一个开放的、往复循环的、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系统。

第7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学术期刊（英语：academicjournal）是一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通常涉及特定的学科。学术期刊展示了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

意义

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学术期刊分类

学术期刊：、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CSSCI、CSCD、双核心期刊。

内容分类

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档案、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统计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出版类别有：综合性社科期刊，专业性人文期刊，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

第8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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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第9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孕育了具有英国鲜明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虽然国情，体制不同，但了解、学习和研究英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机制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着可借鉴之处。本文主要探讨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层面，认为英国传播学教育在强调实践性、丰富教学手段，注重评估及反馈、强调复合性师资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渊源

英国的新闻媒介发展较早。如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民营形式组建于1922年。如今，路透社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之一，bbc制作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全球已拥有了1.2亿的受众。在印刷媒体方面，英国现有各种类型的报纸1400余种，其全国性的报纸12家；另有7000余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孕育成长，同时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资料，大众传播学教育在英国一般被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最初是从英文和文学批评专业发展而来的①。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便初见端倪，相对而言，其新闻学专业的教育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创办了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旨在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而作为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院系，则是90年代后才在英国产生②。伦敦大学曾于1919——1939年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度中断，直到1971年卡迪夫（cardiff）大学开始开办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此后各英国高校才陆续开办了相关的传媒院系和专业。如今,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70家英国高校开设了传播学和新闻学教育或进行媒介研究，其中还包括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莱切斯特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③。

二、部分英国知名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传播学领域的覆盖范围较为宽广，包括文化、广告等各方面的理论性知识；而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则趋于实践，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训课程和实训内容。英国的各个高校在各个专业领域侧重不同，同时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谢菲尔德大学新闻本文由收集整理传播学院

谢菲尔德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英国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的顶尖学院。该学院的专业齐全，与英国传媒业联系紧密。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是唯一个获得英国三个新闻行业机构：bjtc（英国记者培训协会），ntcj（全国记者培训委员会），ptc(期刊培训委员会)认可的证书。目前，该学院在本科生阶段不分专业，只开设了新闻学学士一个专业。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则进行了细分，包括：新闻出版学（ma print journalism），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国际传播等④。

该学院的特色之一就是侧重实际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目标就是以培养实践人才为基础。除了一些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更侧重技能和实用性，包括了大量的实践，如新闻采访、出镜、新闻写作和报道等。在本科的课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训练扎实的速记等基本功，学院也注重学生从全方位的了解新闻产业，包括各个媒介机构中，如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运行，学习如何做新闻，正视新闻和新闻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外，其多媒体应用课程教学设备齐全、精良，配备了各种采访仪器、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及软件等，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英国的媒介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研究中心认为对大众传播的学习就是了解在复杂宏大的社会下传媒的作用及进程。因此该中心的新闻传播教育主张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汲取养份，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⑤。

目前，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通讯、媒体及社会理学士（bsc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ety）及传媒、社会学学士（ba media and sociology）。其硕士提供的专业有大众传播、全球化与传播、新媒体与社会等。总体而言，莱斯特大学的传媒偏向传播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媒介研究、电视和道德、广播剧和健康教育、国际新闻、东欧电影、国际流行音乐工业、媒介和体育、编辑出版等等，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课程内容看，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研究政策是以基本的传播理论为起点，辅助于比较、分析及调查等定量性研究方式，从而探讨各项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和社会文化的关系。⑥近年来，研究范围已扩张至全球及传播多元化领域。其传播学教育希望学生不仅对媒体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懂得分析和研究，并且还能掌握在当今信息和媒介充斥的时代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与特点

1、教学注重实用性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国新闻学课程最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用性强。这主要是因为在英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就业导向一直很明显，大多数新闻专业都宣称他们与业界联系密切，致力于培养满足业界需要的毕业生。而掌握实用的新闻技能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因此各个院校都不断强调其专业的实践性。

新闻学教育的实践性从英国各传媒院系的专业设置就已能窥其一二。谢菲尔德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就按媒介细分了专业方向，如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等，然后再根据专业方向设置不同的实训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来临使得英国新闻的教育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英国大多数新闻专业课上，学生们除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编辑报纸杂志外，还要学习制作网页。这些实践课程使大多数英国新闻学学生毕业后都能自信地走上新闻岗位，胜任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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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许多大学认为，仅有新闻实践或是新闻教育对于本科阶段的的学生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大学开设了双学位课程，使学生在学新闻的同时，可以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如现代史、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2、教学手段丰富多样

英国高校的上课形式除了最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讲座外，还包括了许多特色的教学方式，如研讨会(workshop)、团队合作(teamwork)、讲习班、小组辅导、个人辅导等各种形式。

课堂讲座和国内大学上课形式基本相近。但英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严谨，课程安排，课前需了解的资料，学校会预先通知学生让学生准备。在学期开始前，授课老师通常会发一份课程说明，上面有详细的课程计划，上课内容，考核评估方式等内容，而且每单元的课程后会附一份详尽的阅读书单，包括书、期刊、网络资讯等。由于每堂课的信息量大，因此学生通常需要课前做大量阅读功课。

英国的教学非常重视小班教学，在课堂上也多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由老师提出主题，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大家轮番发表意见，没有固定统一的答案。从谢菲尔德大学传媒专业的讨论议题中可以看出，议题更多的涉及到传媒、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等多个领域，通过不断跟进和讨论，学生得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小班教学保障了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指导，并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同时也利于开阔思路，集思广益。

3、师资构成呈复合性

由于英国各传媒院系都积极的与媒体产业保持联系，因此经常有媒介机构、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高管们来为学生开讲座或者授课。他们讲座内容经常涉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亟待解决的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等，很受学生欢迎。同时各学校也常邀请一些产业实践者和在各媒体工作的校友回母校与学生交流，这对学生了解媒体工作的方式以及职业生涯的规划颇有裨益。

普遍而言，英国高校在引进教师时会采用“双轨制”，也就是招聘具有博士学位、以理论研究见长的教师，同时也招聘具有多年从业经验、以实务见长的教师，并且对两类教师采取不同的考核和评估标准。这种复合型的师资队伍能有效的减轻困扰传播学教育业界和学界难融合的现象。另外，英国的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而言这一特征也成为了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学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增加了彼此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而国际化的趋势更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4、评估反馈体系较为完善

在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考核评估体系较为多样化，通常不以期末的考试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学生每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但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并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而且多为复合式成绩，也就是由几种成绩所占的百分比算出最后的结果。

在实践课上，老师会根据实际操作，作品，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工作日记等综合起来评定成绩。而理论课则常常结合主题演讲、小组合作的方式给出一部分成绩，最后再加上论文的成绩来作为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期末时，英国高校的学生一般会收到各个课程的评估问卷，用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意见、建议。这份问卷设计得较为详细，不仅涉及课程安排，授课质量，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试验设备、图书馆资料、学习场所等内容。学生的反馈意见将由学院再组织讨论，被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则在下一学年执行，由此不断促进教学效果，完善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