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合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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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赔偿合同范文

一、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劳动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前消灭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享有一项权利，但必须依法行使，否则将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单方可解除劳动合同有两种情况：

（一）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具体规定的条件是：（1）在试用期内的；（2）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3）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这一规定实际目的是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体现劳动者自主择业的权利，所以，未设立解除劳动合同的附加条件或障碍。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凡出现上述情形之一，便可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须承担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

（二）提前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后而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如果是，那么根据《劳动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劳动者将不应承担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对此，现行相关政策解释不尽一致。

第一种解释：《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也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征得用人单位同意。超过三十日，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用人单位应予办理。

第二种解释：《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未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或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任务尚未完成，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按照《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下称《赔偿办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种解释：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按《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应视为违反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

显然，第一种解释将《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作为劳动者提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但是，从后二种解释来看，劳动者提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仅要符合《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而且要受劳动合同具体约定内容的约束，否则，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依据后二种解释来掌握劳动者提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理由为：

1、从《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当提前三十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仅是对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和应采取的形式所作的规范，而不是“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充分条件的表述。

2、根据《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劳动者提前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受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期限、工作任务、保密事项等诸条款的约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劳动者为了“跳槽”，无视合同条款的约定，递上书面通知，待满三十日道声再见，必将会给原所在单位带来人才资源和财富的“流失”，也不利于人才的合法有序流动。

二、关于劳动合同中保密事项的约定

近年来，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跳槽”而引发的商业秘密纠纷时有发生，有的泄密行为给用人单位带来生死攸关的后果，但在争议处理时十分困难。一方面国家要鼓励和保护人才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要追究劳动者的赔偿责任，充分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否则，不仅会助长人才流动的不道德、不合法行为，还会影响正常的人才流动和经济秩序。把握两者的合理尺度并非一件易事，从我国的现有立法来看，主要是通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约定保密事项来规范主体双方的行为。在具体实践中，对保密事项的约定如何做到合法、适度且不影响人才的流动，笔者认为，除了要坚持签订劳动合同的基本原则外，还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保密范围要适宜。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可见，商业秘密的范围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但这些信息要构成商业秘密还必须具备三个特点，即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如果将不具有上述特征的一切技术与经营信息全部划为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进行约定，显然范围过宽。若事后以此约定认定劳动者违约泄秘，也缺乏法律依据。

（二）内容要切合实际。保密协议的内容既要依据法律，又不能照搬法律。因为法律规定就全局而言的，对一个具体用人单位和一个劳动者来说，有不少具体的实际情况，协议内容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例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用人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将本单位某某产品或工序的生产技巧、化学配方、工艺流程、技术秘决、设计图纸以及本单位的货源情报等一项或数项内容与劳动者进行约定，而不可照搬法律，笼统约定要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一句话。

（三）条款要严密。约定的保密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的依据，严密完整的保密约定应当具备商业秘密的内容、期限、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泄密赔偿办法等项条款，至于约定的途径既可以在劳动合同正文中直接对保密事宜作出具体约定，也可以在劳动合同之外另订一个保密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当然也可以在劳动合同中提及有关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保守，双方一致同意按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员工保密规则制度、办法等执行。若仅有用人单位有关保密规章制度，但在劳动合同中未提及或未约定适用劳动者，那么就不能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有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追究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保密事项的赔偿责任就失去前提。

（四）管理要到位。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保密事项后，认为一了百了，“合同一签，扔到一边”，双方是否按合同履行是一笔糊涂帐，合同管理杂乱无章，使合同的签订流于形式。因此，在约定保密事项的同时，加强合同的管理十分重要。首先，用人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合同的管理，加强合同履行的监督，防止无形资产的流失，从组织上营造商业秘密的保护环境；其次要加强文件资料管理，从中筛选出需要保密的经营、技术信息资料、磁盘实物等，确定其保密期限，加盖密级印章，交专人保管，规定借阅范围和时间，制定复制办法和销毁办法等，堵塞泄密露洞，将问题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关于赔偿份额的界定

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是劳动者承担违反劳动合同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时，是赔偿用人单位的直接损失，还是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个部分？一种意见认为：劳动者赔偿用人单位的损失，应当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个部分。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政策法律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原则上应赔偿直接损失，若劳动合同中有约定按约定赔偿。对此原劳动部在《赔偿办法》中相应作了不同规定。现分述如下：

（一）劳动部发《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中规定，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赔偿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份额有四项：一是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用；二是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三是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四是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由此可见，在该四项赔偿份额中，主要是按用人单位实际发生的损失来界定的。

在实践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确定的就是对生产、经济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部分。如依据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值、利润和预定计划来计算，显欠科学。因为在现代企业中影响计划的实现的因素是多方面，其它因素的不畅造成的损失不宜完成归咎于劳动者一个因素。因此，在计算直接经济损失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对事实证据充分、情节简单、因果关系清楚的经济损失，可直接确认。如某机械厂在承揽某农机厂一批农机中轴的来料加工业务后，该机械厂将其加工任务分配给本厂车工甲某完成，甲某在完成1/3的任务后，因受某外资企业高薪聘请，要求解除与机械厂签订的劳动合同。结果，认定甲某赔偿机械厂因延期向农机厂交货所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其次，劳动合同中已依法约定对一方违反合同而产生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按其约定计算。再次，若上述两种情况均不存在，用人单位又难以排除影响经济损失的其他因素，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可按该单位人均年利润率或劳动者上年度年工资利润率以及劳动者未履行合同的期限综合计算。当然，若劳动者是下岗职工，虽违反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不可以此方法计算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目前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支付用人单位赔偿费用。赔偿的份额原则上同样是用人单位的直接经济损失。

界定方法一般为：1、直接认定。用人单位能确定实际经济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费用。2、间接推断。如果劳动者违反保密义务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计算的，其赔偿额推断为二项：一是劳动者侵权（指违反保密义务）期间因侵权所获取的利润；二是用人单位因调查该劳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不过，笔者认为，劳动者违反约定保密义务，若采取有效方法及时制止，尚未对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则可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关于赔偿责任的承担与追究

（一）追究赔偿责任的适用原则

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固然应由劳动者本人承担，但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的实际过程中，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基于这一认识，在追究劳动者承担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时，应适用以下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是指以过错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没有过错也就没有责任。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如果不是由于劳动者主观故意或行为过失而是由不可抗力或用人单位自身原因造成经济损失的，劳动者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有过错，应当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序分别承担自应负的责任。

2、赔偿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有过错的劳动者进行政策法律宣传，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真正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而且能增强劳动者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动性。因此，在责令有过错的劳动者赔偿经济损失的同时，要注重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克服重赔偿、轻教育或轻赔偿、重教育的片面做法。

3、合理赔偿原则。所谓合理赔偿，是指在认清事实，确定用人单位实际存在经济损失的前提下，根据劳动者的过错程序、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认错态度好坏、实际承受能力等综合认定劳动者实际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以求问题的实际解决效果。

（二）追究赔偿责任的途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赔偿责任发生争议时，应先进行协商，互谅互让，自愿达成赔偿履行协议。但协商不成时，用人单位可通过以下途径予以追究：

1、向当地劳动监察机构进行举报。劳动监察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开展的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执法行为。受理劳动违法行为举报是各级劳动监察机构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用人单位就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及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向劳动监察机构进行举报，劳动监察机构有权受理并立案查处。近年来的劳动监察实践证明，劳动监察机构在查处劳动者违约“跳槽”，追究其赔偿责任，清退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诸方面显示出行动及时，解决问题迅速的特点。但由于我国劳动立法仍在逐步健全阶段。目前，劳动监察机构在受理劳动者违约“跳槽”给原用人单位带来较大损失但去向不明的举报时，感到束手无策；在处理本地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被非管辖范围内（尤其是外省）的用人单位非法招用的问题时面临障碍重重。为此，建议我国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并在立法起草中，突出劳动合同履行的有关内容，明确具体的违约责任。同时规定各地劳动监察机构在查处劳动违法案件中，要相互配合，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合同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

2、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劳动争议仲裁，是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依法进行裁决的活动。劳动争议仲裁既是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争议诉讼前的必经程序，也是我国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一种基本形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下达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将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对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案件，笔者认为在仲裁处理时，一般以调解结案为妥，调解不成时可径行裁决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宜裁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为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是建立在当事人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从中建立的劳动关系具有其他关系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一为隶属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就有了隶属关系，要服从该用人单位的指挥。二为人身性，劳动关系的内容是由劳动者提供劳动、服务，用人单位支付报酬。这种特性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建立，劳动义务的履行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再者，劳动者执意解除劳动合同，说明劳动者失去了继续履行的诚心意，即当事人间的信用关系已不存在，强迫劳动者必须履行某项工作已无实际意义。

3、向人民法院提讼。向人民法院提讼是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的一项权利，是用人单位追究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解决赔偿责任争议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最后的方式。人民法院按照司法审判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裁判和执行，保障当事人合法利益实现。

[参考文献]

1、《劳动法学》李景森贾俊玲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2篇：赔偿合同范文

1、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若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违法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双倍赔偿金。

2、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

第3篇：赔偿合同范文

[关键词]无效合同；损失赔偿

[作者简介]雷裕春，广西财经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3

[中图分类号]D922.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116－04

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应有有效要件欠缺且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而被法律作出否定性评价，不发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力的合同。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无效合同大量存在，如果不能处理好无效合同引发的法律后果问题，势必会引起经济秩序混乱，导致人们对交易活动信心的萎缩，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虽然我国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之一损失赔偿作出了规定，但由于对损失赔偿的方法、范围规定模糊，并缺乏科学性，不利于司法实务的操作。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无效合同损失赔偿的性质、构成要件、原则、范围和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无效合同之损失赔偿请求权的性质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的合同关系已不复存在，当事人所负的赔偿责任显然不是基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也非基于合同上、的权利。那么当事人提出赔偿的理由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判例和学说中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两种看法：一种是侵权行为说。该观点认为，因合同无效所致的损失，除法定情形外，属于侵权行为法所调整的范围。另一种是缔约过失说。此观点认为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而产生的合同请求权乃是基于缔约上的过失的请求权。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指出：“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在我国，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应根据缔约过失而请求损失赔偿。

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的违法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损失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失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缔约过失责任和侵权责任都以损失赔偿为内容并且都以过失为要件。但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具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缔约双方为了缔结合同而开始多方面的接触，即双方已形成了一种实际接触和磋商的关系；二是这种接触使当事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从而使双方产生了特殊的信赖关系。侵权责任的发生并不需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无效合同之损失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属于缔约过失责任。首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所造成的损失，显然是在双方磋商进入缔结合同的过程中造成的。一方当事人基于对他方的信赖进行准备工作，支付相应费用。当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该方当事人所受损失是由于缔约过失造成的，应基于缔约过失责任提出赔偿请求。其次，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包括现有利益的损失和期待利益的损失。而侵权损失赔偿责任的范围上仅限于现有利益的损失。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如果受害人基于侵权行为提出赔偿请求，那么他只能得到对现有利益损失的赔偿。合同有效履行能够获得的预期利益将无法得到救济。而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保障。最后，基于侵权行为提出请求缺乏依据。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很难确认有过错的一方是否侵害了对方受侵权法保障的权利，而且合同无效所致的损失主要是合同订立或履行中所遭受的损失，非侵害他人其他权利造成的损失。

二、无效合同之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

(一)损失事实的存在。所谓损失事实的存在，是指当事人确因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遭受了损失。损失必须是实际发生且可以确定的，而不是当事人主观臆断和设想的。当事人一方要主张损失赔偿，必须要证明损失事实的实际存在。因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所受的损失。如一方欺骗他人，声称预出售某屋，实际上并无该屋。相对人出于对其的信赖，为了订约购买该屋而支付了各种费用，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该合同因欺诈而宣告无效，相对人在订约中蒙受的损失即是在合同订立中所受的损失。二是合同在履行中当事人所受的损失。例如在前例中，买卖双方订立合同以后，买受人为了筹款购买该屋而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屋或其他财产，遭受多种损失。这种损失是为履行合同而花费的，因此属于履行合同所受的损失。如果合同被撤销，则受害的一方有权要求损失赔偿。一般来说，订约中的损失与履约中的损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合同并未履行，则可能只存在订约中的损失，不存在履约中的损失。在审判实践中，常常是只要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对方因履行无效或可撤销的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就不要求其赔偿订约中的损失，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制裁不法行为。因而，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二)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损失赔偿的重要要件是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过错的表现形式有多种，例如违反了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方法迫使对方与自己订立合同等。在确定合同当事人的过错时要区分以下三种情况：首先，如果是双方都有过错，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即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例如一方是故意而另一方仅为过失，则故意一方的责任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如果过错相当且损失大体相同，可以由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其次，属于单方有过错的，有过错的一方除应承担违法的后果以外，还应当对无过错一方承担责任。例如，一方因对合同内容有重大误解而错误交付某物给对方。对方对此并不知情情况下，在该合同被撤销以后，有重大误解的一方因自己的过错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返还财产的损失等)应负赔偿责任。最后，如果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故意订立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而给自己造成财产损失的，应由自己承担损失。在双方故意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双方遭受了损失，任何一方也不得请求对方赔偿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民事责任对故意违法行为的制裁。

(三)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是指一方或双方的过错与另一方或双方遭受损失之间的前因后果联系。如果不存在因果联系，则即使一方具有过错，也不能赔偿另一方的损失。例如一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出售某项财产

给对方，另一方接受货物后因保管不善使货物遭受毁损，尽管该合同被确认无效，但另一方蒙受的损失是因其自身保管不善造成的，而非合同无效所致，因此受害人的损失与对方的过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判断，在认定赔偿范围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难以确定双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就可以根据双方的过错行为在造成损失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来决定各自应负的责任。

三、无效合同之损失赔偿的原则、范围和方法

(一)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赔偿损失责任以“补偿损失，尽可能地恢复原状”为原则，即：使无辜的当事人处于他未受到损害或损失时所处的状况。在英国一个早期的判例中，主审法官罗德・布莱克・本最先阐述了这个原则。他指出：应当尽可能找到一个补偿数额，使受到损害或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处于假设他没有受到损害或遭受损失时所处的状况。这个原则至今仍然在涉及合同性质损失赔偿的案件中得到广泛采用。根据这个原则，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院授予对方当事人的损失赔偿数额，一般应当使他处于假设合同得以顺利履行的情况下他所处的状况。在某些情况下，则应当使对方当事人恢复到未签订合同前的状况。

那么，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于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在特殊的情况下即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时候才适用。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合同法的上述损失赔偿原则表明，在合同法上。法院授予当事人损失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对该当事人给予补偿，而不是惩罚当事人。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在准备违反合同时，考虑到可能要支付损失赔偿，结果会三思而行；或者，已经违反合同的当事人实际上也可能支付高额的补偿费。但是，这些结果都不是法院判决损失赔偿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假如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未造成损失，法院将判决只给对方名义赔偿。这一事实也说明，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立足于惩罚当事人。损失赔偿的目的之所以是补偿而不是惩罚有以下原因：第一，授予惩罚性赔偿违背了损失赔偿的基本原则。即补偿受害的当事人。法院如果判决给予惩罚性损失赔偿，就可能会给受害方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并未由于对方违反合同或有过错导致合同无效遭受多少损失。甚至没有损失，但却得到了巨额赔偿。这就违背了授予损失赔偿的基本原则，不是使受害方当事人处于合同正当履行时所处的状况，而是使他处于比合同正当履行还要好的状况。第二，授予惩罚性赔偿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不公平。刑事和民事法律上对证据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别。刑事案件中的举证必须达到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的程度，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却只要求超过可能性的平衡，就是要求法院只要认为有超过一半的可能性，就足够了。所以，如果允许法院在合同纠纷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由于对举证责任的要求比较低，就容易产生不公平的判决，使违反合同的当事人付出高额赔偿。第三，授予惩罚性赔偿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在合同法上允许授予惩罚性赔偿，由于合同纠纷中的高额赔偿往往缺乏直接依据，很难作出公正的估算，因此，赔偿额的确定肯定会遇到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当事人在商业活动中确定自己的责任，从而将会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

(二)范围与方法。由于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是信赖利益的损失，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此种信赖利益的损失是指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信赖合同有效，在订立和履行合同中支出了一定的费用和代价，从而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以后，当事人便蒙受了损失。它又称为消极的契约利益。它和期待利益所不同的是，期待利益是当事人通过合同履行所获得的利益，主要包括履行利益及利润收入，又称为积极的契约利益。而信赖利益则是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有效和对方将履行合同而支付的费用和代价。

具体来说，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情况下，信赖利益的损失又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应当全部赔偿，间接损失由于较难确定，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予以赔偿。直接损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用于缔约的合理费用，包括邮电费、文印费、赴订约地谈判所支出的费用等；二是准备履约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为运送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费用，购租房屋、厂房、机器设备或雇工所支出的费用等；三是因上述支出费用而失去的利息。间接损失是指如果在缔约过程中，受害人必将获得各种机会，而在行为人的过错导致合同不能成立的情况下，使这些机会丧失。简言之，即丧失与第三人另订立合同的机会所产生的损失。对间接损失不予赔偿是有失公平的。但是鉴于间接损失较难确定，因此只有在具备两个条件时才能要求赔偿间接损失：一是缔约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故意实施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违反法律的行为，即其在缔约上是故意而非过失；二是间接损失即本可与第三人另订立合同的可得利益在缔约过失发生时就已具备现实的成就条件，仅仅因为过错方的缔约过失才导致利益的丧失。

根据许多大陆法国家民法规定，信赖利益的赔偿原则上不能超出履行利益。所谓信赖利益不得超出履行利益的原则是指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以后，受害人所应获得的信赖利益的赔偿数额不应该超过有效且得到实际履行的情况下所应获得的全部利益。这一规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信赖利益的损失是难以确定的，如果不对信赖利益的损失作出一定的限制，则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便会漫无边际。但是对其作出限制也不能完全适用上述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费用可能会超过合同履行得到的利益。如果不赔偿当事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也不能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即使适用上述规则，也应考虑具体情况，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应尽可能地补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那么，在合同无效情况下，过错方的赔偿责任如何来确定?显然，这主要涉及的是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中对如何进行赔偿作了专门且详细的规定：

第一，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受害一方进行替代交易情况下，损失赔偿额的计算。《公约》第75条规定：“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买方已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物，或者卖方已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损失赔偿的一方可以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货物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第74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失赔偿。”也就是说，合同解除后，如果受害一方进行了替代交易，那么他所能取得的赔偿额为合同价格和替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加上其他损失。举个例子：甲乙双方签订一份产地交货合同，出售新鲜荔枝10吨，总值15万美元，合同规定卖方必须在5

第4篇：赔偿合同范文

内容提要: 解除合同与请求期待利益赔偿是债权人借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两个主要手段。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两项制度功能上的差异以及解除的法律效果决定了二者之间并无矛盾，从而可得并用。如果债权人解除合同，应依差额方法计算损害赔偿。反之，在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只能依替代方法计算损害赔偿。费用补偿是无从依通常标准请求期待利益赔偿时的一种替代措施。在此领域，应辨明两个问题:已提供的对待给付是否属于费用;费用补偿与解除是否仅为并用关系。

债务人违约之际，解除合同与请求期待利益的赔偿是债权人借以维护自身利益的两个主要手段：借助前者，债权人得以摆脱原给付义务关系的束缚；借助后者，债权人得以实现其通过订立合同所拟取得的利益。[1]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利害攸关。对此，《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只有简单的规定。[2]在解释论上，对于债权人是可得请求期待利益赔偿还是仅能请求信赖利益赔偿见解不同，[3]而采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可得并用的见解者，对于并用关系的理据多未作细致的说明，对于解除合同时的期待利益计算、与解除权行使相关的选择变更权等具体问题亦未深论。因此，学理上的进一步探讨仍有必要。

一、择一关系抑或并用关系

在合同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的关系方面，首要的问题是：债权人在二者的要件均已具备的情况下，仅能择一加以主张还是可以兼采而并用之。在立法例上，采择一关系立场者屈指可数，而以债法改革前《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代表，[4]采并用关系立场者所在多有。多数国家采并用关系立场以及《德国民法典》对择一关系始采而终弃的事实，已令人有并用关系立场更为合理的直观印象。然则只有在对两种立场作全面考察后，人们方能明了并用关系立场的正当化根据何在，而择一关系立场何以不足取。

（一）择一关系立场的产生及其历史根源

1．择一关系立场的产生

《德国民法典》的择一关系立场系承袭制定于1861年的《德意志普通商法典》。该法第354条规定，在买方迟延支付价金且卖方尚未交付货物之时，卖方有三种选择：请求履行合同并请求赔偿因迟延履行而发生的损害；为买方考虑将货物转售并请求损害赔偿；放弃（abgehen von）合同，如同该合同未被订立。针对卖方迟延交付，第355条亦为买方提供了三种选择：除请求赔偿因迟延履行而发生的损害之外仍可请求履行；请求基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以替代履行；放弃合同，如同该合同未被订立。这两个条文表明，无论卖方还是买方，如果选择放弃（解除）合同则不得请求损害赔偿。该法的立法理由书对此项举措进行了说明，其指出，卖方选择放弃合同表明其将事态视为合同根本未被订立，如同约定了消灭条款（Erlöschungsklausel）。

《德国民法典》原第325条、第326条分别针对履行不能、履行迟延的情形作出规定，债权人可以因不履行而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解除合同。请求损害赔偿与解除合同之间为严格的择一关系。[5]立法者采纳择一关系立场系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在法律政策层面上，其对于解除合同与请求损害赔偿并用所引发的特别的权利扩展持怀疑态度；[6]在学理层面上，其与《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的立法者对于解除效力的理解相同，认为解除权与产生于合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相互排斥，原因在于解除权与履行利益请求权不相协调。债权人利益借助选择权得到了充分保障。[7]易言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解除权有着不同指向，前者是要将债权人置于双方履行了合同的状态；而后者则使当事人被置于如同合同未被订立的状态。[8]

2．历史根源

（1）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发展

《德国民法典》关于解除权的规定只有结合其发展史才能得到理解，[9]其关于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择一性的规定亦复如此。罗马法中并无成熟的解除制度，也不存在一般的解除权制度，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合同可得解除。其中最为重要的情形有二：适用退货之诉（actio redhibitoria）以及当事人约定了附加简约（pactum adiecta）。前者具有法定解除权的意味，是指在买卖的奴隶、牲畜（优士丁尼时期扩及至一切物的买卖）有瑕疵之时，买方可在六个月内主张退还买卖标的并取回价款。具有解除条件的性质而兼有解除权保留色彩的附加简约有三种，即择优解除简约（in diem addictio）、不满意简约（pactum displicentiae）与解除约款（lex commissoria），此三者均适用于买卖合同。罗马法上一般的解除权制度的阙如迟滞了后世解除制度的建构、发展。14世纪，“协议应当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信条得到教会法学者的普遍承认，并对民法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此后，对一般的单方摆脱合同之权的承认则面临着更大的阻力。[10]此背景下，在德意志地区，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与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均在合同解除方面采取了保守立场。比较而言，《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第354条、第355条针对债务人迟延规定了法定解除权已然是个进步，虽然由该法的性质决定此规定仅适用于商事买卖，并且仅限于双方均未履行合同的情形。[11]《德国民法典》将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与履行不能、履行迟延挂钩，创设了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可谓实现了突破。[12]

（2）一般的法定解除权的创设路径与失误

《德意志普通商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创设法定解除权时，均以罗马法的解除约款制度为基础。当事人约定解除约款的目的在于，倘到特定的时间买方仍未支付价金，卖方可取消合同。倘不约定解除约款，卖方只能借助卖物之诉请求买方支付价金或赔偿损失。解除约款的性质为解除条件，但是在买方不支付价金时，合同并非当然消灭，而是卖方享有选择之权：或者提起卖物之诉，或者主张取消合同并取回已交付的物。[13]19世纪的共同法仍持反对一般的法定解除权的立场，同时也沿用罗马法中包括解除约款在内的可导致合同解除的制度。就一般的法定解除权的创设来说，正确的选择是从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出发，确认在一方不履行之时，对方亦可不履行。实际上，早在12世纪末期，教会法学者Huguucio即首次确认了建立在双务合同牵连性基础之上的解除权。在主张严肃地做出的允诺均具约束力的同时，他指出对背信者不必守信，从而在允诺的受领人不信守合同之时不遵守允诺在道德上是不可责的。[14]16世纪，法国学者Dumoulin采纳了Huguucio的见解，并自目的因的角度解释何以双方的义务互为条件，从而为法国法建构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开辟了道路。[15]但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双务合同牵连性思想发展得并不充分，从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及《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建构一般的法定解除权之时，将解除约款当做根据。[16]然而，本来意义上的解除约款是当事人自己约定的，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及《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对于其所规定的发生解除权的情形拟制当事人约定了解除约款。[17]故此，在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时，其效果与解除条件成就相同，合同溯及既往地失去效力，相应地，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归于消灭，从而解除与基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之间是择一关系。[18]

（二）并用关系的证成

择一关系立场系由于历史原因在创设一般的法定解除权之时倚重拟制的解除约款的结果，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至于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的并用，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1．功能角度的论证

归根结底，解除制度与期待利益赔偿制度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间的并用关系。解除制度的功能在于排除双方当事人的原给付义务、原对待给付义务。债务人不履行之时，债权人对于不再要求其履行、自己也不再提供对待给付享有正当利益；比如，借助解除，债权人可以通过从事替代交易等方式更为迅速、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对卖方交付的瑕疵货物尚未支付价款之时，借助解除合同，买方可以不再履行义务而只是满足于请求损害赔偿，从而避免了诉讼之累以及卖方丧失信用的风险。反之，债务人对于维系合同也可能享有正当利益；比如，债务人为履行或准备履行已经支出了费用，此类费用将因合同解除而被虚掷；在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作为卖方的债务人，其货物贬值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瑕疵履行给买方造成的损失。[19]

鉴于此，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法律应认可在债务人的不履行构成重大违约时债权人可以不再接受债务人的履行。同时，基于双务合同存续上的牵连性，或者说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继续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债权人可以不再提供对待给付。[20]解除对于合同义务的排除只是针对原（对待）给付义务而言的，期待利益的赔偿并不因之而受影响。后者的功能在于使债权人处于债务人如约履行了合同的状态，债权人通过订立合同所拟取得的利益借此得到了保障。无论是基于意思说还是基于权利说，都不能否认在排除双方当事人的原（对待）给付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被置于合同得到履行的状态是正当的。解除合同后，债权人可请求期待利益赔偿，只不过计算方法与不解除合同时有别。

2．效果角度的论证

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并用关系尚可从解除效果的角度加以说明。以拟制的解除约款为基础的一般法定解除权制度将解除的法律效果理解为消灭了合同，如同合同未被订立。在解除效果的层面上，此种观点即为直接效果说。

1929年，Heinrich Stoll改弦更张，提出了迄为德国通说的清算关系说。[21]Stoll认为，在当事人间整体的法律关系或者说广义的债务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具体的权利义务可以改变，债务关系的性质也随之改变。债务关系的性质亦即各请求权的类型或请求权群（Anspruchsgruppen）是“表现形式”。

作为基础关系的“有机体”则与之相反。解除触及了作为整体的债权有机体，但并未溯及既往地消灭其存在，而是引起了债务关系的改变，或者说债务关系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当事人免于原初的给付义务，同时在持续下去的债权有机体内产生了新的返还请求权。[22]合同仍是新形成的法律关系的基础，解除之后的法律关系并非法定债务关系或适用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的债务关系。若采清算关系说，既然解除并未使合同消灭，则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并无排斥性可言。[23]

二、合同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的基本问题

（一）解除与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界线

在债务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成立，并且其不履行构成重大违约从而法定解除权产生之时，债权人借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举措主要有三：（1）双方均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债权人另就迟延损害等主张赔偿；（2）双方的原给付义务均被排除，债权人主张损害赔偿；（3）债权人仍提供对待给付，另请求损害赔偿。[24]

第一种举措即为与给付并存的损害赔偿（亦称简单的损害赔偿）。第二种举措系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第三种举措为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后两种举措的边界本当是清晰的，但若认可差额说、折衷说，则其区别即不再明了，从而需要辨明。

1．替代说、差额说与折衷说

（1）替代说

替代说（Surrogationstheorie）是《德国民法典》生效后、折衷说取得主流地位前的通说。该说认为，在请求基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债法改革后称作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时，虽然债权人不再享有履行请求权，债务人的对待请求权仍然存在。债权人取得了作为债务人的给付之替代物（替代说由此得名）并与债务人的给付等值的损害赔偿，以与债权人仍然负担的对待给付交换（因此亦称交换说（Austauschtheorie））。[25]另外，如果债权人的义务是支付金钱（如支付价金），可适用关于抵销的法律规定。此时，损害赔偿请求权限于债务人的原给付义务与作为对待给付而负担的金额的差额。[26]替代说的主要理由是：如此方能尽可能地维系合同的存续（当然，合同的形式已经改变）；[27]替代说与差额假定理论相适应。依后者，赔偿应使债权人处于假如债务人不违约所应处于的状态。倘债务人不违约而是如约履行，债权人应履行其对待给付义务。[28]

（2）差额说

《德国民法典》施行当年，差额说（Differenztheorie）是由Schöller提出并在两年后为帝国法院所采。[29]依差额说，双务合同的给付义务不能分开处理。债权人主张基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时，随着其给付请求权的消灭，债务人的对待给付请求权也当然消灭。[30]相应地，合同关系即以总决算的方式加以清算。取代双边的合同给付义务的是单边的债权人的金钱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指向的是债权人对于合同履行的利益（债务人的给付的价值连同可能的结果性利益）与债权人免于提供的对待给付的价值差额。债权人不再负提供对待给付的义务，在确定盈余时，对待给付与债务人的给付的价值作为非独立的计算项目加以结算。[31]差额说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应随同债务人的给付义务消灭；依差额说可以更迅速、简便地清算双务合同。[32]

（3）折衷说

1904年，Kipp提出了折衷说，主张应由债权人自行选择依替代说还是差额说确定损害赔偿额。[33]该说的优点在于认可了债权人对于仍提供对待给付享有的利益。1919年，折衷说首度见采于帝国法院，[34]嗣后成为通说。后来，判例对折衷说做了两项修正：其一，倘债权人已提供对待给付，只能依替代说请求赔偿而不能要求债务人返还，以免与禁止解除与损害赔偿并用的规定相冲突；[35]其二，《德国民法典》原第326条第1款第2句规定，如果债权人设定的后续期间经过而债务人未提供给付，债权人可请求基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或者主张解除合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归于消灭。联邦最高法院采纳了Wiedemann于1990年提出的观点，认为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此时亦告消灭，从而在给付迟延场合只能适用差额说。[36]债法改革后，折衷说仍有不少支持者（但一般不再认可两项修正）。折衷说的主要理由为双务合同的牵连性，认为在主张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时，由于双方给付义务的牵连关系，承认以第281条第4款[37]为根据请求损害赔偿具有废弃对待给付义务的效力并无困难。解除制度未因此而被架空，该制度本来的意义在于使债权人能够不取决于债务人的应当归责而废弃合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排除给付义务的安全路径。[38]

2．差额说、折衷说的否弃

差额说、折衷说两项见解存有严重缺陷，应予否弃。且不说前者以双务合同的牵连性为由主张对待给付义务必然伴随给付义务消灭系出于误解，[39]后者的两个修正亦难自圆其说，[40]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均为立法上缺陷诱发的扭曲见解，都会造成制度安排上的窜乱。

作为债权人的一种选择，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要旨在于债权人不再接受债务人的履行而自己仍履行对待给付义务。其与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是并存的救济方法。若采差额说或折衷说，以差额方法确定损害赔偿，由于双方当事人的原给付义务被排除，实则已解除了合同。故差额说、折衷说在理论层面的弊端是模糊了期待利益赔偿与解除制度的界限。在实际后果方面，二说亦有其不足：一则，在明确规定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德国，[41]该种损害赔偿的要件与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事由相当，[42]从而在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时要求以差额方法计算损害赔偿可以解读为债权人同时行使了解除权，但是倘当事人约定的解除事由的标准高于法定解除事由，则在约定的解除事由尚不具备而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要件已成就时，以差额方法计算损害赔偿会架空解除权约定，不利于债务人；再则，解除的法律后果包括已提供给付的返还、用益返还、费用补偿等多个方面。若在违约损害赔偿的框架内依差额方法确定赔偿额，债权人会规避解除制度中于己不利的规定。此种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346条第3款。依该款，倘返还债权人对已提供给付的毁损、灭失负责，或损害在返还债权人处仍会发生，则返还债务人的价值补偿义务消灭。

另外，自法律史的角度看，不解除合同而依差额方法确定损害赔偿额向来为旨在克服解除制度的缺陷的做法。共同法时期的法律实务亦存在与差额说相当的举措。比如，在买卖合同等场合，倘不履行可归责于债务人并且债务人尚未履行，则债权人可以以对于受领不再有利益为由拒绝债务人的给付，对待给付义务随之消灭。[43]其时差额说的意义在于，在法律上缺乏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制度的背景下，借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之名行解除合同之实以保护债权人。《德国民法典》生效后，差额说及折衷说的实质均在于在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伪装下废止合同，以规避择一关系立场的不利后果：债权人若请求赔偿，必须提供对待给付；若不愿提供对待给付或者请求返还已提供的对待给付，只有解除合同而不得请求赔偿。[44]在承认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并且采纳并用关系立场的背景下，即无必要再认可不解除合同而依差额方法计算损害赔偿额，以致混淆赔偿与解除两项制度的界限。

（二）选择变更权问题

在债务人的不履行引发解除权之时，债权人面临着多种选择。除上文提及的三种可能性外，债权人尚可仅解除合同而不主张损害赔偿，或者不解除合同亦不主张损害赔偿。[45]究以何种措施为宜，债权人自可详加斟酌。比如，倘债权人自己尚未提供对待给付，并且可借同时履行抗辩权得到充分保护而无遭受值得一提的损害之虞，又不想放弃原给付请求权，即可以选择既不行使解除权也不主张损害赔偿。[46]选择的多样性有利于对债权人的全面保护，同时也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增加了变数。有鉴于此，有必要探讨与解除权的行使相关的选择变更权（ius variandi）问题。

1．行使解除权后能否变更选择

解除合同后，债权人可能基于新的利益考虑不再愿意双方的原给付义务消灭，债务关系转为清算关系，而是更倾向于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甚至继续维系双方的原给付义务。行使解除权的债权人是否享有选择变更权的问题因此产生。债法改革前后，德国学界均有人持肯定立场。其认为，只要债务人对于给付义务的消灭尚未产生值得保护的信赖，债权人即可撤回解除表示。[47]自解除权的性质着眼，不应认同此种观点。解除权为形成权的一种，其行使意味着解除权人单方面即可改变其与对方间的法律关系，债务人的保护需求因此而提升，从而债权人应受其解除表示的拘束而不能单方面撤回之。只有达成合意，重新建立提供对待给付的义务，当事人方能将依差额方法计算的损害赔偿转为依替代方法计算的损害赔偿，[48]或者与给付并存的损害赔偿。

2．请求损害赔偿后能否主张解除合同

如果债权人先请求损害赔偿，包括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以及与给付并存的损害赔偿，由于请求权的行使无形成效力，嗣后甚至在起诉之后，其原则上可以再主张解除合同。但是，已经做出的请求赔偿的选择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无拘束力。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的受已做出的赔偿请求拘束的情形如：债务人已提供了债权人所要求的损害赔偿；债务人与债权人就损害补偿达成了协议（Einverständnis）；债务人已被具有既判力的判决判令进行赔偿。[49]此外，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债务人对于债权人将不再行使解除权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时，债权人将不再享有选择变更权。申言之，倘债权人在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并未保留此后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债务人根据债权人的赔偿请求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为将要取得的对待给付预定存储场所，则债权人不能再主张解除合同。[50]

（三）解除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计算

1．差额方法的适用

倘债权人通过行使解除权解除了合同，其与债务人均不再履行原给付义务，已提供的给付则须返还。至于期待利益的赔偿，则依差额方法计算，债权人可请求赔偿的是其对待给付的金钱价值与债务人给付的金钱价值之差额。该差额或者是因债权人的对待给付的价值低于给付的价值造成的，或者是债权人将取得的给付投入进一步交易后可以获得的利润。前者如，债权人签订了“合算”的合同，以1万元的对价购买了债务人价值1．1万元的动产。解除合同后，债权人可请求赔偿1千元。后者如，债权人（零售商）从债务人（批发商）处购置价值10万元的货物，可以充分、确定地证明其将因销售该批货物获得5千元的利润。解除合同后，债权人可请求赔偿5千元。[51]

2．全部解除、部分解除与损害赔偿

在债务人已经提供了部分给付而就余下的部分发生不履行之时，由于合同可能全部解除或部分解除，相应地，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全部解除的前提是，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已提供的给付不享有利益。至于债权人对于部分给付是否无利益，应以债权人通过订立合同所追求的利益为出发点，考察部分给付的保留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债权人的利益。另外也要考虑，倘为部分解除，部分给付与部分对待给付的交换对于债权人而言是否较合同正常履行时不利。[52]比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家具商签订了购买起居室设施的合同，具体包括长沙发组件、长沙发茶几与起居室柜子。后来债务人按时交付了长沙发组件与茶几，经催告后仍未交付柜子。假如该三件家具严格配套，从而无法从其他家具商那里购置柜子以为替换，债权人可主张全部解除。[53]此时，双方的原给付义务均告消灭，债权人须将已受领的部分给付返还给债务人，另可依差额方法请求赔偿损失。

倘债权人对于已受领的部分给付并未丧失利益，则其无全部解除之权，而只能主张部分解除。此时，债务人的原给付义务部分地消灭，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作相应的扣减。如果债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则计算方法是，先确定债务人消灭的部分原给付的价值，再扣除债权人被扣减的原对待给付的价值。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就发生障碍的给付与债权人不再提供的对待给付依差额方法确定赔偿额。[54]但是，在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为不可分给付之时，由于无从进行相应的扣减，部分解除无从适用。一般认为，此时应赋予债权人以全部解除之权。[55]比如，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债务到期后，债务人仅支付了部分款项，经催告亦未支付余下的款项。由于交付房屋并移置房屋所有权为不可分给付，债权人可主张全部解除，另外依差额方法请求赔偿。

三、合同解除与徒然支出的费用的补偿

债权人通常会做出自愿的财产牺牲，支出各种费用，比如：准备履行的费用、为取得对方的履行而支出的费用、为使用取得的标的而支出的费用、为将取得的标的作进一步的投资而支出的费用等。若债务人违约，债权人通常不必担心此类费用会付诸东流，因为在计算期待利益时，费用的支出已经得到了考虑。比如，承揽人为履行合同已支出费用1万元，工作完成前定作人违约，承揽人可请求对方赔偿毛期待利益（1万元+净期待利益）。不过，由于期待利益难以计算或证明、系争合同非以赢利为目的等因素，期待利益的赔偿有时会面临困难。为免债权人支出的费用虚掷，费用补偿应被确立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而与通常的期待利益赔偿有别的赔偿方式。[56]在解除与费用补偿的关系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已经提供的给付是否属于费用

关于债权人已提供的给付可否当做费用理解，还是仅应其交由解除制度处理，论者见仁见智。《德国民法典》原来并无条文规制费用补偿问题。为济其穷，德国帝国法院在1913年审理案件时提出了赢利性推定理论。而在该案中，债权人已提供的给付的返还被当做费用补偿问题加以解决，此种做法一直延续至债法改革。债法改革后，新法第284条规定：“债权人可以不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而请求偿还其因信赖获得给付而支出并且可以合理地支出的费用，但即使债务人没有违反义务，支出费用的目的也不会达到的除外。”该条对徒劳费用的补偿进行了规制，在解释论上，对于已提供的给付是否属于费用存有歧见。比如，Stoppel等人认为，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一方面可依解除制度主张返还，另一方面可当做费用请求补偿，二者系择一的竞合关系。其理由有三。其一，债权人出于对取得给付的信赖而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是自愿的财产牺牲，与通常对于费用的理解一致，应属于费用，并且从第284条的文义看，并无将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排除在外之意。[57]其二，如果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是支付金钱，则根据解除制度主张返还与依据损害赔偿制度请求费用补偿在内容上是同一的。内容的同一性使得在债权人已向债务人支付了约定价款的情况下，缺乏有说服力的理由将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排除在费用之外。其三，如果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是提供实物给付，则债权人可借助解除制度主张返还已经交付的物，在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要件成就时，也可主张费用补偿。是主张返还还是请求补偿由债权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加以选择。如其打算将已经交付的标的另作赢利之用，可以解除合同，如其并无其他使用物的可能性，则可主张费用补偿。[58]

将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纳入费用范畴的观点不应得到支持，基本理由有二。

其一，就民法的制度设计而言，已提供的（对待）给付的返还系双务合同原（对待）给付义务消灭的必然结果，为解除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为金钱支付之时，若解除合同，可以请求返还，若不解除合同，则可根据情况或者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此时抵销制度可得适用），或者维系合同的存续，而就迟延损害等请求赔偿。无论如何，将已支付的金额当做最小损失在费用补偿的框架内加以主张并无意义。倘若债权人的对待给付并非支付金钱，则其可以主张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或者解除合同进而请求返还，在已提供的标的毁损、灭失等情况下方可主张价值补偿。[59]如果债权人可以就已经提供的对待给付请求费用补偿，那么价值补偿方面的设计即被规避，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会因此而不正当地改善。

其二，将已提供的对待给付当做费用亦系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在德国旧法采择一关系立场的背景下，债权人若想就费用（如居间费用）获得补偿，不能同时解除合同。债权人既能主张费用补偿又能就已经提供的全部或部分对待给付获得补偿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借助赢利性推定将对待给付当做费用在期待利益赔偿的框架内予以处理。[60]反之，若认可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并用，即无必要将已提供的对待给付当做费用，而是将其交给解除制度处理。

（二）合同解除与费用补偿的并用关系

通常的期待利益赔偿可与解除并用，只不过是否解除合同影响了计算方法的选择。倘债权人无从依期待利益的通常标准请求赔偿而只好退而求其次地请求费用补偿，对于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是否必须解除合同，论者见解不同。

Ernst认为，在可以根据替代方法主张损害赔偿的场合，债权人可能对请求费用补偿有需求。若请求费用补偿，债权人仍应提供其对待给付，故费用补偿与合同解除不能并存。比如，双方签订了互易土地的协议，债务人违约后，若债权人仍想交付自己的土地，可以在履行己方义务的同时请求徒劳费用的补偿。[61]另有观点认为，费用补偿与合同解除系并用关系。比如，Otto指出，在请求费用补偿时，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请求权随即消灭。如果已经提供了对待给付，债权人可根据解除的相关规定请求返还。[62]

Ernst的观点系基于一个简单的推理：既然费用补偿是取代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而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要求债权人履行义务，则请求费用补偿时债权人亦应履行义务。[63]然而，费用补偿与合同解除的择一关系立场显然不利于债权人。就Ernst所举之例而言，倘土地互易合同签订后债权人着眼于对方的给付而支出了费用（如公证费、土地测量费等），其后债务人拒绝履行，债权人一方面提供自己的对待给付，另一方面仅请求就费用给以补偿究竟有何实益?申言之，作为择一关系立场之基础的概念推理是有缺陷的。作为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代替者，费用补偿与其在价值上并不相等，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低标准赔偿。不同于债务人的给付，费用补偿与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不成立对价关系。仅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请求费用补偿才是有意义的。比如，债权人租赁债务人的场地举办演出活动，合同到期后，债务人拒绝履行。倘债权人已支出了广告费及筹办费等，而演出活动将带来的利润又无法证明，则只有解除合同，请求费用补偿方有意义。广告费、筹办费等属于为了将债务人提供的给付作进一步的使用而支出的费用，其补偿与债权人的对待给付非为对价关系，故与解除并用并无障碍。

四、结语

解除旨在排除双方当事人的原给付义务而非消灭整个的合同关系，而期待利益赔偿旨在使债权人处于对方如约履行的状态，故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系并用关系而非择一关系。在解除的要件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均已成立的情况下，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是与解除并主张损害赔偿有别的一种救济方式。若主张前者，应依替代方法而不能依差额方法计算赔偿额，以免借损害赔偿之名行解除合同之实。倘行使解除权，债权人可请求赔偿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差额。就权利行使而言，解除合同后无从再主张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或与给付并存的损害赔偿，而在已请求损害赔偿的场合，嗣后转而解除合同通常是可行的。在期待利益难以计算、债权人订立合同旨在追求非经济性目的等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在解除合同的同时请求徒劳费用的补偿。至于其已提供的对待给付的返还或补偿，属于解除制度而非费用补偿制度的范畴。

注释:

[1]对于徒然支出的费用的补偿的性质有不同认识，或将其定性为信赖利益（消极利益）赔偿，或认其为低标准的期待利益赔偿。无论对其性质如何认识，在期待利益难以计算或债权人订立合同旨在追求非经济利益等场合，费用补偿均是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手段，故本文亦对合同解除与徒然支出的费用的补偿的关系加以探讨。

[2]《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3]崔建远教授、韩世远教授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可请求期待利益的赔偿。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王利明教授、李永军教授认为解除合同者可得请求的赔偿应为信赖利益赔偿。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7页;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页。

[4]债法改革前，德国民法学说及法律实务均认可解除合同者可主张完整利益赔偿。参见Staudinger/Kaiser（2001），Vorbem zu§§346ff．，Rn．127。另外，在德国法系内部，奥地利、希腊均采并用关系立场。参见Lando＆Bealeeds，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PartsⅠandⅡ，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364。《瑞士债法典》第109条第2款规定，解除合同者可以请求赔偿因合同不复存在（Dahinfallen）而发生的损害，瑞士的判例与学说均将“因合同不复存在而发生的损害”理解为消极利益。参见Suter，Rechtsnatur und Rechtsfolgen des Vertragsrücktritt im Zusammenhang mitdem Schuldnerverzug，Schulthess Polygraphischer Verlag AG，1991，S．94。由此可见，瑞士法对于解除与期待利益的赔偿亦采择一关系立场。

[5]Staudinger/Otto/Schwarze（2009），§325，Rn．3．

[6]HKK/Hattenhauer（2007），§§323－325，Rn．52．

[7]Motive zu dem Entwurfe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Bd．Ⅱ，Verlag von J．Guttentag，1888，S．211．

[8]HKK/Hattenhauer（2007），§§323－325，Rn．52．

[9]Staudinger/Kaiser（2001），Vorbem zu§§346ff．，Rn．4．

[10]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38，543，576，800．协议应当遵守信条起初的含义是，无论其为原本有诉权的协议还是简约，所有协议均具有约束力。在此种含义得到了广泛接受后，该信条的含义有所变化，意味着所有的合同允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守。

[11]Staudinger/Kaiser（2001），Vorbem zu§§346ff．，Rn．6．

[12]《德国民法典》原第462条另针对买卖标的物有瑕疵的情形为买方规定了解除权。《德国民法典》生效后，判例尚承认在交易基础丧失及积极侵害债权的程度较为严重时可发生解除权。

[13]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38．由于解除约款等附加简约的成就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消灭，而是尚须权利人主张，严格而言，其与后世的解除条件并不一致。因此，有些论者不称其为解除条件，而是称其为附停止条件的废止合同（解除约定）（aufschiebend bedingter Aufhebungsvertrag（Auflösungsabrede）。参见Staudinger/Kaiser（2001），Vorbem zu§§346ff．，Rn．4。另有学者称其为解除性的随意条件（auflösende Potestativbedingung），即在当事人约定解除约款时，合同有双重解除条件，其一是债务人陷于迟延（真正条件），其二是债权人主张废止合同（随意条件）。参见Huber，Leistungsstörungen，Bd．Ⅱ，J．C．B．Mohr，1999，S．222。

[14]HKK/Hattenhauer（2007），§§323－325，Rn．18．

[15]《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第1款规定:“双务契约中，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其义务之情形，均视为订有解除条件（condition résolutoire）”。Harst指出，该款使用解除条件一词是不适当的，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解除权的根据是解除约款。实际上，立法者采用该词只是将其当作帮助理解的手段（Verständnishilfe），以表明在当事人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合同也可以解除。法国法中作为解除基础的仍是双务合同牵连性思想，而非拟制的解除约款，从而合同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的并用并无障碍。多马（1625－1696）在《自然秩序中的民法》一书中即已明确肯定了二者的并用。参见Harst，Rücktritt und Schadensersatz，S．130ff;另参见Leser，Der Rücktritt vom Vertrag，S．9。

[16]Leser，Der Rücktritt vom Vertrag，S．6．

[17]Harst，Rücktritt und Schadensersatz，S．90．

[18]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802．

[19]Peel，The Law of Contract，12th ed．，Sweet＆Maxwell，2007，pp．856，857．

[20]Staudinger/Otto（2001），Einleitung zu§§320ff．，Rn．12．

[21]在清算说提出之前，尚有人提出了间接效果说（抗辩权发生说）、折衷说。前者认为，合同解除的效果是，就已经提供的给付产生了新的返还请求权，而就尚未履行的给付义务产生了延期的抗辩权。折衷说介于直接效果说、间接效果说之间，认为解除使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向后（ex nunc）消灭，合同义务如已履行，则产生返还请求权。此二说影响较小，且均未致力于解决合同解除与履行利益赔偿的关系问题。

[22]Suter，Rechtsnatur und Rechtsfolgen des Vertragsrücktritt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Schuldnerverzug，Schulthess Polygraphischer Verlag AG，1991，S．34ff．

[23]Stoll只是主张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可以并存。但是既然合同未被消灭，请求期待利益赔偿也是成立的。因此，清算关系说后来被用于解释解除与期待利益赔偿的并存。

[24]理论上尚有第四种可能，即债务人履行原给付义务并赔偿损失，债权人不再履行原对待给付义务而以金钱代之，但此种举措未在立法例上得到认可，因其赋予了债权人以过于优越的法律地位。

[25]Huber，Leistungsstörungen，Bd．Ⅱ，J．C．B．Mohr，1999，S．181．

[26]Looschelders，Schuldrecht:Allgemeiner Teil，7．Aufl．，Carl Heymanns Verlag，2009，S．231．

[27]MünchKommBGB/Emmerich（2001），§325，Rn．60．

[28]Kaiser，Die Rückabwicklung gegenseitiger Verträge wegen Nicht und Schlechterfüllung nach BGB，J．C．B．Mohr，2000，S．90．

[29]差额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国商法典》第376条第2款的规定有关。根据该款的规定，就定期商事行为来说，如果货物有交易所价格或市场价格，损害赔偿的计算原则上以差额为准。参见MünchKommBGB/Emmerich（2001），§325，Rn．58。

[30]Huber，Leistungsstörungen，Bd．Ⅱ，J．C．B．Mohr，1999，S．180．

[31]Kaiser，Die Rückabwicklung gegenseitiger Verträge wegen Nicht und Schlechterfüllung nach BGB，S．88．

[32]MünchKommBGB/Emmerich（2001），§325，Rn．61．

[33]HHK/Schermaier（2007），§§280－285，Rn．76．不过Emmerich等论者对于折衷说的表述是，合同原则上应根据差额说加以清算，但至少在债权人对于提供对待给付有正当利益的情况下，可要求依替代说加以处理。参见Emmerich，Das Recht der Leistungsstörungen，S．203。在术语使用上，有人亦将差额说称为严格的差额说，而将折衷说，尤其是经过判例修正的折衷说称作弱化的差额说或限制的差额说。

[34]Leser，Der Rücktritt vom Vertrag，S．127．

]35]Emmerich，Das Recht der Leistungsstörungen，6．Auflage，Verlag C．H．Beck oHG，2005，S．203．

[36]Kaiser，Die Rückabwicklung gegenseitiger Verträge wegen Nicht und Schlechterfüllung nach BGB，S．94．

[37]该款规定:“一旦债权人已请求损害赔偿以代替给付，给付请求权即被排除。”

[38]Staudinger/Otto/Schwarze（2009），§325，Rn．31．

[39]如前文所言，基于双务合同的牵连性，在债务人不履行给付义务之时，法律上的安排应当是给债权人以选择之权，而非僵硬地令对待给付义务一同消灭，而此属于解除制度的范畴。

[40]就第一项修正来说，判例认为，已提供的对待给付的返还属解除制度处理的问题，债权人未提供的对待给付的消灭则可在赔偿制度的范畴内处理。此观点拆解了解除制度，对已提供与未提供的对待给付作不同评价并无适切的理由。就第二项修正来说，判例因为规制迟延履行的法条中有（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归于消灭的字样而认为债务人的对待请求权此际亦必然消灭，亦系出于对双务合同牵连性的误解，且将此种结果限于迟延履行也无令人信服的理由。

[41]就我国来说，由于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在法律上无相应规定且未受到充分关注，倘认可在不解除合同之时可依差额方法计算损害赔偿，会有更大的隐患，即不具备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的要件时，债权人也可轻易摆脱合同关系的拘束。

[42]《德国民法典》第281－283条、第323－324、326条分别针对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与解除合同规定了大致相同的要件。主要的差异在于: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以债务人有过错为前提（德国法对于违约损害赔偿采过错原则）而解除则否;对于相对定期行为有无需设定期间即发生解除权的规定（第323条第2款2项），而在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部分则无相应规定。参见Staudinger/Otto/Schwarze（2009），§325，Rn．13。

[43]Kaiser，Die Rückabwicklung gegenseitiger Verträge wegen Nicht und Schlechterfüllung nach BGB，S．22．

[44]HKK/Hattenhauer（2007），§§323－325，Rn．60，88．

[45]MünchKommBGB/Ernst（2007），§325，Rn．5ff．

[46]Gsell，Das Verhältnis von Rücktritt und Schadensersatz，JZ 2004，643，646．

[47]Staudinger/Otto/Schwarze（2009），§325，Rn．26．

[48]MünchKommBGB/Ernst（2007），§325，Rn．23．

[49]Gsell，Das Verhältnis von Rücktritt und Schadensersatz，JZ 2004，643，648．

[50]Staudinger/Otto/Schwarze（2009），§325，Rn．20，21．

[51]债权人可请求赔偿的期待利益既可能是对待给付与给付的金钱价值差额，也可能是将债务人提供的给付投入进一步交易后获得的利润。差额方法一词并非准确的用词，其字面含义仅与前一种情况相对应。

[52]MünchKommBGB/Ernst（2007），§323，Rn．203．

[53]Looschelders，Schuldrecht:Allgemeiner Teil，Carl Heymanns Verlag，7．Aufl．，2009，S．218．

[54]Staudinger/Otto/Schwarze（2009），§325，Rn．46．

[55]Erman/Westermann（2004），§323，Rn．26．

[56]在费用补偿的路径上有信赖利益（除费用外，信赖利益一般还包括债权人所放弃的与第三人从事的交易）理论与赢利性推定理论之别。前者在英美法中居于支配地位，认为债权人可选择请求期待利益的赔偿，以使自己处于合同未订立的状态。信赖利益理论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追求的目的不符，另在损害、致害行为的界定与因果关系问题上有难以圆融自洽之弊。赢利性推定理论是德国债法改革前的通说，认为在债务人不违约之时，债权人支出的费用通常会被赚回，故费用应被当做期待利益的项目加以赔偿。赢利性推定理论的主要缺陷是无法适用于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合同。本文采“修正的赢利性推定理论”，认为费用补偿仍属期待利益范畴的事项，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低标准赔偿，在费用得到补偿的途径与以何者抵偿费用方面应作宽泛的理解。

[57]Stoppel，Der D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 nach§284 BGB，Dissertation，Uni Kln，2003，S．63，64．

[58]Stoppel，Der D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 nach§284 BGB，S．66．

[59]如《德国民法典》第346条第2款规定，在根据所取得的利益的性质不能交还或返还、返还债务人已将所受领的标的作消费或让与等处理、所受领的标的已毁损或灭失等情况下，返还债务人应给予价值补偿，以替代交还或返还。

[60]Huber/Faust，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Verlag C．H．Beck München，2002，S．163．

[61]MünchKommBGB/Ernst（2007），§284，Rn．6．

第5篇：赔偿合同范文

合同的解除是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之一。由于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如果再让合同继续产生法律效力，约束当事人双方，不但对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有害无益，而且有时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合同的解除权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的权利。那么，合同解除以后基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赔偿债权的基础是什么？我国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

二、合同法定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的争议

关于合同解除以后是否仍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有三种观点：

（一）合同解除后有溯及力的选择主义，此观点认为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能并存，只能择其一。

（二）合同的法律拟制说。认为合同自解除后整个合同便溯及既往地消灭，但是可拟制合同在违约责任的范围内继续存在，就如同《合同法》第 98条的规定一样，合同解除将不影响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三）损害赔偿请求权独立说，王泽鉴教授认为：解除权的行使并不妨碍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乃专指因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而言，不包括因契约消灭所生的损害。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是：

1、《民法通则》第 115条规定，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 107条规定，除了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外，当事人的迟延履行、根本违约、预期违约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是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大前提，因此，根据 107条规定在合同被解除之前，也即合同仍有效存在的时候，因为违约事由的存在，违约方就已经负有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便是在违约之后行使解除权之前已经存在的。

2、合同解除消灭的是合同的履行，意图恢复到双方缔约合同前的最初状态，区别于合同自始无效的概念。合同解除的是双方的原定给付义务，因此当事人因合同履行而得到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消灭。

3、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认为是原来合同债权的继续，虽然原债权和债务因解除而消灭，但既然合同解除权是法律对当事人的救济，那么请求权就相当于合同中的救济性权利义务，是为辅助这一救济机制更好地实现而存在的，不应当死板地将其与有效的合同捆绑在一起，故而不因合同的解除而消灭。

所以，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解除合同的违约事由发生之时，便业已存在，没有另外设定的必要，同时，赔偿请求权与合同解除权可以共存。

三、合同解除后对恢复原状还是依不当得利返还的确定

如果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那么当事人享有所有权中恢复原状的请求权，此请求权基础在于物权所有权，效力优先于普通债权，当出现受领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数个并存的债权时，给付人最容易得到给付物的返还；如果合同不具有溯及力，那么一方当事人则发生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不当得利的返还，则是以受领人的现存利益为限，而且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是普通债权，在违约方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数个并存的债权时，守约方可能实际上得不到给付的全部返还。同时，在双方当事人都有所给付时，只是两种给付的数量差额的返还，而不是两种给付各自全部的返还。

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对合同解除后溯及力问题，区分了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非继续性合同是指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实现的，如买卖、赠与、承揽等合同。继续性合同，是指合同内容非一次给付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的合同，如雇佣、租赁、借用等合同。此类合同在原则上无溯及力。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的依据是由于合同的法定解除是对守约方的救济，在守约方已经履行其债务时，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发生恢复原状的效果，符合其行使解除权的本意。而由于非继续性合同是一种长期合同，如果一概认定其有溯及力，不仅会出现操作上难以进行的情况，也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中，合同解除是可以有溯及力也可以没有溯及力的。因此，合同解除后，有无溯及力涉及到当事人能否通过行使解除权来充分保障自己的利益的问题，一旦确定合同有溯及力或者没有溯及力，一方面，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交易模式，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对合同溯及力的限制将会形成对当事人自由行使权利的羁绊。所以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依据当事人的请求来具体分析。

四、合同解除制度完善之建议

当事人是对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有无溯及力的决定权有利于实现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目的。如在守约方已经履行其债务时，有溯及力的合同解除对他有利，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以保证其在数量上能得到如数的返还。

第6篇：赔偿合同范文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但是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将受到相应惩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就是一般所说的双倍工资，不过并不是说公司还需要支付两倍的工资，二是支付双倍工资差额，也就是剩余的一倍。

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赔偿合同范文

    相关法律知识:

    《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了两个条文。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8篇：赔偿合同范文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五项，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第9篇：赔偿合同范文

关键词:合同法定解除;信赖利益;履行利益;损害赔偿

一、引言

合同成立之后，对合同双方都具有束约力，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都应当秉承诚实守信地原则来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然而实际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会出现各种阻碍合同顺利履行的情况，比如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合约。因此，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为非违约人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各国的法律制度都允许当事人在特定的情况下解除合同关系。

二、合同法定解除概念和条件

合同法定解除是指合同成立以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同关系中止的行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在以下五种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2、主要债务得不到履行;3、主要债务的履行出现迟延，经催促后仍未履行;4、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5、其他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2］。关于合同法定解除，学界和实务司最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主面:第一、法定解除与损害赔偿是否可以同时成立;第二，如果可以同时成立，那么损害赔偿的范围该如何界定。下面本文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法定解除与损害赔偿

关于法定解除与损害赔偿能否并立的问题，各国法学界持有两种观点:选择主义和两立主义。前者认为两者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存在;而后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存在。原德国民法典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选择主义，这一选择是基于对逻辑严密性的追求，该观点认为合同损害赔偿是建立在合同存在的基础之上，如果合同解除成功，那赔偿的基础也就消失了，则赔偿无法进行。因此当事人只能在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之中，两者择其一。两立主义则认为，当合同解除成功后，合同关系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转换成了清算关系。所以合同解除后，非违约方仍然有权利要求违约方对自己的损失进行赔偿。我国的民法采用的是两立主义的观点，《民法通则》第115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因此，本文在讨论法定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时，也采用两立主义的观点。

四、损害赔偿范围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后，其第97条规定对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做出了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于该条文对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不够清晰，所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类似的案件出现迥异判决结果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对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范围该如何界定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想界定清楚损害赔偿的范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什么是履行利益损害赔偿，并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合同成立之后，当事人因为信赖合同将成功执行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如果最后合同执行成功，那么就会产生信赖利益。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理论认为，当事人是基于对合同的信赖而改变的行为，当合同解除之后，这种行为应当得到赔偿。履行利益损害赔偿理论则认为，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被解除，非违约方因为合同被履行而获得的利益就此消失了，因此违约方应当对这部分损害进行赔偿。这两种观点都各有理论支撑，因此各有各有支持者，例如瑞士税法所采用的就是信赖利益损害赔偿方式，而日本采用的是履行利益损害赔偿方式。合同对合同双方都有束约力，要求双方诚实守信地履行合约。在当事人不履行合约而造成合同被法定解除的情况下，如果解除后的损害赔偿以信赖利益为主，那这样的结果相对来说对违约方更有利。所以这样的范围界定非但不能有效地维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违约行为的发生，这是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原则的。因此本文认为，合同法定解除后的损害赔偿应当为履行利益，包括以下几方面:1、订立合同时所产生的全部费用;2、非违约方因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3、因合同法定解除需要恢复原状而产生的全部费用;4、因违约方不履行合约而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

五、结语

合同解除是对非违约人的救济和保护，允许非违约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解除合同关系。通过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考察可知，支持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的两立主义，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得到采有。然而，在赔偿范围的界定问题上，各国的做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在我国理论界，支持两个阵营的学者都不在少数，同时，由于《合同法》关于赔偿范围界定问题的规则较为含糊，在实际的司法程序中，究竟采用哪种赔偿方式还暂无定论。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