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保护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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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关键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区,左江
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位于广西南部，区域包括宁明县的驮龙乡、城中镇和明江镇，总面积为35677.65公顷。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是以宁明县的花山岩画为中心，包括珠山、龙峡山、达佞山、高山五个岩画点及其周围的区域，核心保护区面积为210公顷。保护区地区生产总值现行价2004年53469.9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904元，其中： 第一产业产值22283万元，占生产总值的41.67%，第二产业产值16952.5万元，占生产总值的31.7%，第三产业产值14234.4万元，占生产总值的26.62%。该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随着当代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发展，它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加，但仍然屈居二、三位。 [1] 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目前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保护区内的花山岩画为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目前正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多是土壤稀少、乱石散布的石灰岩生态脆弱区，石材丰富、植被稀少是该区的一大特色，过度开发会引起整个区域的生态破坏。
2.保护区环保与经济产生矛盾的原因
2.1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生态保护区资源丰富多样，质量优良，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但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受到外界干扰时，恢复能力较弱。一旦无序开发破坏，即发生退化和逆向演替现象，难以自然恢复。我国长期采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排放出了过多的污染物质，也加重了对环境的负担。
2.2人口不断增长和环保意识薄弱
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又是发展生产的物质来源。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人口不断增长后，所必需的生存物质也将激增。当发展难以满足需求时，势将无计划、无序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经济在以环境被破坏为代价中求发展。加之生态保护区所在地一般处于偏僻位置，经济相对落后，人们普遍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发展经济往往成为首要选择，这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
2.3 环境保护制度缺少创新和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的一种导向就是：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消费者和企业则是制度的被动的遵守者，缺乏自觉遵守制度的创新和补偿。一旦制度出现了漏洞或监管不力，就会出现钻政策的空子情况。这说明现行部分环境保护制度确实需要完善与创新，如有严格的约束制度，一旦企业或个人的违约成本超过收益，在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上，企业或个人必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可见，增加主体的违约成本是制度创新的根本点。同时，环境破坏对企业而言只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性，短期内常常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企业缺乏对环保技术需求和对环保改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3.实现环保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3.1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论文格式。要严格控制人口总量，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念，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长，同时相应要提高人口素质。目前保护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提高人口素质，可以增加他们工作的机会，有利于促进保护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可以缓解人口对环境的压力，通过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增强农民的产业技能、务工技能和创业技能，能很好地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压力。再次提高人口素质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盲目和破坏性利用，扩大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
3.2发展相宜的产业，进行保护性开发
进行保护性开发，是实现保护区环保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单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管理或单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谈发展，最终都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环境与产业发展有着极高的相关度，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会间接影响环境系统。在对保护区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利用生态环境和文化独特优势，发展相宜的产业。对那些低效率、易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应该低投入或者退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自觉发展生态产业，打造出一批有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不仅有助于恢复生态循环和减轻环境压力，同时还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打造“花山岩画”为品牌开展壮文化生态旅游、以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四棵摇钱树”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新技术澎润土采矿等，这些主导产业的选择和进一步发展是变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3.3创新环保制度，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调整
将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制度，运用价格与利益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实现生产、消费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一致。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转移实行调整，淘汰落后生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绿色消费，发展先进的生产力。论文格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必须坚决摒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求得的粗放型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左江壮文化保护区内的主要工厂布局在驮龙和县城，工业污水基本上直排至明江。特别是在冬季和春季，糖厂正值榨季生产高峰期，工厂每天排入明江的污水有1~2万吨，使明江水质下降，COD、BOD、PH值(6.6~7) 、氨氮等都明显超标。因此，政府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严禁工厂企业超标排放。取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对重点资源开发区要施行强制性保护、对生态环境良好区要施行积极性战略，加速区域生态质量的恢复和生态环境重建。重点发展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生产力。
3.4提高环保的技术水平，加强环保意识
加大环保科技投入的力度，不断提高环保的技术水平。要依靠科技，大力开发、推广和应用先进适用的生态“友好型”实用技术。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一批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技术水平和能力。 [2] 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使用新型能源。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开展清洁生产为重点的工业污染综合防治模式，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洁生产发展道路。论文格式。
要以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生态教育示范基地，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树立全民环保意识，使群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参加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
参考文献：
[1] .黄建清，胡衡生等.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J].改革与战略，2007（5）:72-74.
第2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关键词：泸沽湖风景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模式
民族文化的层次是指民族文化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文化是指“显露在外”的，与特定物质关系相连、有明确物质形态与之对应，人们可以直接感知[37]，比如摩梭文化里面的木楞房、服饰、生产工具、寺庙、文字等。隐性层面文化是指作用于人的精神生活，不容易被人们感知的精神的物质[37]。相对来说，隐性层面的文化是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层面，其反映出来的则是显性层面文化内容。比如摩梭文化里面的价值观、知识、态度等，决定着摩梭人的建筑、聚落形态、服饰、语言文字等。当然，由于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没有绝对的显性、隐性标准，而需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分层。
从旅游开发来说，可以被感知的，显露在外的文化容易被开发成旅游产品，比如建筑、手工艺、服饰、饮食等。从更为重要的文化保护角度来看，精神的隐性层面的文化应该作为文化保护的重点，而不应该被作为旅游产品来开发。然而隐性文化则是科学考察者的最爱，也是他们研究民族文化的重点和切入点。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民族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是并不矛盾的，开发的是显性层面文化，而保护的是隐性层面文化。通过对泸沽湖风景区的实地调查发现，由于生产的需要，摩梭人平常并不穿戴民族类的服饰，而是利于生产的“便服”。当有游客进入需要他们展现民族服饰或要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才换成本民族的盛装。因而我们并不能说，日常生活中摩梭文化消失了，需要时摩梭文化又出现了。也并不能笼统地认为，摩梭文化有消失的可能，这只是隐性文化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控制力”，一种对民族群体社会、经济、生产生活行为的“控制力”。而显性文化层面对外界的干扰能力较强，“弹性”较大，更适应旅游活动短期性特征。只要隐性文化层面保持良好的发展状况，其民族文化相应的也会朝着良性的方向迈进。因此，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应该以隐性层面为主，显性层面为辅；隐性文化根据旅游业的发展做合理的引导、保护，而显性文化则进行适度的开发，开发和保护是不矛盾的。
1民族文化保护之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1.1民族文化保护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
泸沽湖风景区生态保护的对象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①景区的核心组分；②景区特色的主要体现；③吸引游客的“核武器”；④维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民族文化保护对于景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
1.2民族文化保护利于生态思想传承
泸沽湖风景区摩梭文化的生态学思想对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摩梭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持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了文化就等于保护了这些可贵的生态思想，就等于保护了生态平衡。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结合利用这些生态思想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完成了生态思想的传承，起到了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双赢的目的。
2以民族文化保护为重心的生态保护的关键
以民族文化保护为重心的生态保护的关键是民族文化开发保护模式的问题。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合理的开发不仅能够满足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最重要的是这是民族文化保护的最佳方式。
2.1可持续开发原则
民族文化的开发既要体现文化特色，又不能对传统文化造成破坏，急功近利式的盲目开发只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结局，而可持续式的开发才是文化永续发展的保证。近代伴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各种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消极效应显示出了其潜在的威胁。人们渐渐发现，将经济效益作为旅游发展的首要目标，对资源过度地开发，对景区的粗放式建设与管理使目的地资源破坏殆尽是景区文化资源破坏严重的主要原因。景区的文化资源是其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物质。从长远看，文化的可持续开发也是一个景区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通过核心文化及配套基础设施，实现景区核心引力的维护和旅游的永续发展。从景区的竞争力角度来说，文化是其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一个文化日渐衰落或破坏的景区是没有竞争力的，也无法与其它景区实现竞争。因此，文化的可持续开发是景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以及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
2.2时空动态开发保护方式
文化是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外界事物的介入使得原本封闭的泸沽湖风景区对外界有了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在新形势下，原来文化中一些旧的文化特质被新的文化特质取代，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存在价值。但这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没落，而是民族文化发展表现出的新形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想要“原汁原味”地保护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通过民族文化的层次性可以看到，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是不矛盾的，应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开发可以开发的显性文化内容，保存必须保护的隐性文化因子。针对泸沽湖风景区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收集―分离―传承―提倡”开发保护方式[37]。
（1）收集。对当地民族文化的调查搜集工作是文化开发保护的首要工作，只有全面深入地调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对民族的文化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进一步的分离、保护与开发工作。政府部门需要组织力量在民族地区内搜集当地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可以派出专门人员进村入户搜集整理、调查研究。对于搜集到的第一手的资料还要加以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通过妥善的方式保存起来，以掌握最真实可靠的民族文化资料。此外，对当地民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遗漏的、新出现的民族文化都应该及时加以整理和保存。
（2）分离。如果民族文化的所有要素内容都作为旅游商品而出售给游客，那么文化的开发无疑是失败的。诸如宗教仪式、禁忌、图腾崇拜等非物质类的隐性文化因子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如果被过分商品化而随时随地可以出售给游客，就会造成这些文化内涵的弱化，甚至破坏。因此，应该做好民族文化的分离工作，将显性文化因子和隐性文化因子分开，对不适合开发的隐性文化因子做出规定。比如祭祀舞蹈，只在固定的地点由专人进行表演。
（3）传承。对于显性层面的文化因子的保护首先表现在将其物质形态或使物质形态化地保存起来。可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汇编手段，对相关文化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有关的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比如，民族服饰可以一直保留它原来的物质形态。对于隐性层面的文化因子的保护则需要人为的促进。比如可以安排青年一代学习宗教经书、口传文学等，提供便利的学习和交流条件，实现文化的传承。
（4）提倡。传统文化的保护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内在的意愿，尊重人们在新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一方面，应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提倡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部分，比如具有生态学内涵的图腾、宗教、摩梭大家庭等。力求保持其民族特色，培养居民良好的个人品质、社会公德和民族自豪感，提倡保持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德行和礼仪，尽量减少旅游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应该倡导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内在过程。变迁是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再生或阻止衰退的必然方式。作为民族主要特质的传统文化，会以改善的形式发展、传衍，这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考验和展示。不与现代生活结合的“保留地”将走向败落。
上述的风景区以民族文化保护为重心的生态保护模式的产生是基于文化保护分析所确定的，主要是建立在景区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是否有利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经过科学的评价，才能起到有效的反馈作用。评价的结果有利于及时对民族文化保护方案进行修正，使景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玎.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互动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第3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尺度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引入我国并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自此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保护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了“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截至2011年8月，全国已建立1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而如何建设好实验区并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全国，是当前文化生态保护理论需要加紧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尺度及其进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指出，生态学理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学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和由这种适应性所导致的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的学科[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主要研究文化系统的组成、功能、结构、空间特性和时间动态，以及系统要素之间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3]。美国地理学家苏尔开创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既要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也要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并提出“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论，即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4]。
文化生态理论的提出来自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对于早期的研究，批评者认为，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区”进行，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地区，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生态研究的理论及其应用有了较大拓展，影响也相应扩大，而我国国内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理论研究和构建显得薄弱，应用研究却走在前面[6]。
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适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确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范畴的基础。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又可指某一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7]。根据文化生态现象的时空表现和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二、宏观研究尺度：
文化多样性研究在宏观层面，研究者强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存在状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等内容。
第一，生态系统论。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对人类文化整体而言具有结构。她认为，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解决文化生态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觉[8]。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9，10]，具有生态性[11，12]，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论。研究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人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4]，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6]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7]。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它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8]。
从宏观上来讲，保护文化生态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19]。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保护；二是某个民族的某类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项赖以生存的条件的保护。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应注意做好“保护和建构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适应机制、建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机制、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观研究尺度：
区域文化生态研究把文化生态作为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既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涵，也给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工作提供了指导。对特定区域空间文化生态及其保护的研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已经成为政府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区域文化生态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区域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够应用于任何文化-环境区域的普遍原则。对区域文化生态调查可分三个步骤：首先，必须分析物质文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运用某种特定技术来开发某一地区时涉及的行为模式，三是确定开发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21]。可见，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关键是与生产手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司马云杰也认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重点是人类文化行为，研究环境适应的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学认为，任何文化都带有该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印痕[23]。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24]。江金波以此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25]。角媛梅认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以梯田稻作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与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系统，其由森林生态子系统、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统和梯田生态子系统所构成，在空间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结构[26]。
（二）外因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
旅游对区域文化生态保护的影响是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旅游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业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27]。张中波以丽江古城为例认为，旅游开发导致古城文化生态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氛围的加重和文化氛围减弱等[28]。李文兵认为，在旅游背景下，经营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的三个切入点，文化生态演变路径为社区旅游参与-物质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变迁-制度变迁。文化生态演变趋势为：（1）物质文化演变表现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间转换，古村落经济结构转换，（2）精神文化演变趋势表现为宗族文化，（3）风水文化的相关仪式以及传统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4）制度文化演变表现为建立在现代法制基础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强，民主氛围增加[29]。四川白马地区旅游开发实践表明，大众旅游开发模式会给自然和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民族地区带来较大冲击[30]。
对于文化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学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次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再生文化生态开发模式[31，32]。王维艳等认为，泸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现出低速抑或负增长趋势，“计生”、外出打工、旅游经营制度及过度旅游开发等文化生态因子正在对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续构成潜在威胁[33]。
刘壮讨论了地震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羌族生活、生产方式、民众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影响[34]。苑焕乔认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传统意识淡漠，使得京西灵水村“秋粥节”文化环境急剧恶化[35]。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文化生态实践。它的建设，是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和民间信仰以及诸多文化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落空间予以特别的关注，使这一特定地区的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传承[36]，这是生态博物馆的拓展或另类[37]。应在多层面整体推进：在环境层面，着力于对建筑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在经济层面，注重对其经济活力的培育，积极营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氛围；在社会层面，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借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帮助解决城镇或村落衰退带来的种种内在问题[38]。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对抗“现代性”的当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觉，需要在无形的制度建设和有形的技术支撑下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39]。要把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40]。然而，在文化生态区保护过程中，文化主体存在若干问题：传统生活不复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传承人的危机、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应加强民族文化主体保护[41]。
（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联[42]。杨建华等将西南文化生态圈内的诸多文化群落分别划入到相应的亚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丛、文化生态簇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层级体系之中[43]。学者们提出了若干保护方略，如“文化生态园”模式[44]、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45]、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等。以文化生态村和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保护乡土聚落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国内越来越多。但生态博物馆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个社区，它所保护和传播的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包括自然遗产和生态环境、原住民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尹绍亭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自主经营、管理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46]。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两个成功模式：一个依托景区的发展模式（贵州仙人洞村），一个是原生态文化村寨的发展模式（云南南碱傣寨），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寨特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47]。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48]。四、微观研究尺度：
文化生态因子研究对具体文化因子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变迁予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各种民俗、民间工艺、传统音乐、口头传说等都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对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浩瀚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49]。潘鲁生等倡议把“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设立文化旅游的景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吸引民众参与，体验民间生产、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都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因此应从河洛文化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考察寻求保护策略[51]。挑担、砍柴、走纸寮作为闽西传统时期的主要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劳动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52]。客家“好歌”文化生态变迁：形式由集体性的山间劳动变成娱乐休闲；内容由爱情生活变为现代化发展；方式由即兴演唱发展到专业化创作；以及多媒体技术运用、团体组织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现形式丰富，并融入文艺创作、民族旅游，但这种变迁丧失了固有的独特韵味[53]。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个方面，为云南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认为，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对其保护主要有三种观点：（1）对于濒危的、难以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用“博物馆式”方式保护；（2）对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借助市场力量保护，走市场化道路；（3）对于有些口头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据其形态特征决定特殊的保护方法，即活态传承[55]。
对于微观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开发[56]、“师徒父子”传承[57]的方式，还有一些针对某项文化事项的具体研究，如对“唱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发展和创新[58]、对上党梆子要保护好戏曲小生态的活态特征[59]、洮岷地区“花儿”的文化空间保护[60]、非文字生活世界发掘[61]、女书及女书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保护等[62]。
五、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简评
（一）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应以宏观尺度为指导，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宏观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现实的空间内和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开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审视文化生态研究的三个尺度，笔者认为，应该以宏观尺度为指导，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基本立足点。其原因如下：一是遵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原始内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态保护对象是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文化生态保护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社区居民才能真正参与区域文化生态保护。三是现实需要。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从整体出发的文化生态保护，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之一。因此，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开展具体研究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
（二）文化生态保护原则
文化生态保护强调三个原则：（1）整体性：文化生态保护整体性首先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即并不单纯保护文化的符号、语言、规范等，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既涉及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其次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针对性：区域文化生态差异性明显，环境和文化生存之间的互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保护。首先应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态开展类型化研究和保护。如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针对具体文化因子开展个别化研究和保护。区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因此，应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保护方略。（3）参与性：文化生态保护的主体是生产、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社区居民，也是保证文化活态生存、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的基础。应加强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参与意愿、参与路径等内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态可持续利用
一是应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对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类遗产应优先开发；对工艺、美术类等生产性遗产重点开发；进行产业化开发，对仪式、节事、习俗类制度性遗产控制开发。
二是应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旅游开发可能会给文化生态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如过度性开发、商业化污染、社区参与不足、居民迁移、文化涵化等，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就是供旅游者观赏游玩的旅游规划区，“后台”就是远离旅游者的规划控制区，目的是保护文化生态原真性的传承，严格控制开发。
（四）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汇集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哲学、社会学、艺术学、民族学、旅游学、民俗学、建筑学、规划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各学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参见图1）。图1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学科分布图
因此，研究方法也应呈现多学科特点。文化生态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随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抽样调查、跟踪调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得到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概言之，文化生态系统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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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2009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董维松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人家都说北京传统音乐节是我和耿生廉老师的节日，这个节让我们回想起五六十年代学校学习和教授传统音乐的场景。这么多年我们很难再见到的场面，我们在传统音乐节上看到了。但非常遗憾的是，除了志愿者外，我只在现场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在校学生。这么精彩的节目，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为没有能到现场参加的学生感到惋惜。”[1]在这座“我国唯一一所以民族音乐教育和研究为主要特色”的高等学府举办的传统音乐节，仅成为了老教授们的节日，而年轻学子却“无暇一顾”。这真切地反映了我国传统音乐在当代传承中的危机状态。
1 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及其传承危机
我国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划归传统音乐的范畴。传统音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2]。宫廷音乐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祭祀、朝会所用“雅乐”；文人音乐主要包括古琴音乐和词调音乐；宗教音乐主要指佛、道两教的音乐；而传统民间音乐包容的范围则要广得多：“我国拥有341个说唱曲种、317个戏曲剧种以及不计其数的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歌舞音乐的曲目、剧目”，这都属于传统民间音乐范畴，它“是我国其他各类传统音乐的基础，又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和地位”[3]。
改革开放以来，受工业化、信息化浪潮、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及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冲击，公众的文化生活节奏及音乐消费结构、消费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以QQ音乐、百度音乐、itunes为代表的网络音乐消费模式异军突起，更凸显了“传统民间音乐淡出年轻一代视野”的危险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许多传统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活态”传承乏力，后继乏人，徘徊于“灭绝”的边缘。所谓“活态”传承，是指千百年来传统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人对人、口耳相传的模式，它们就是靠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得以丰富、发展并流传下来的。近年来，许多传承地出现了青年人外出打工的热潮，年轻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使得“活态”传承的链条断裂，并使传统音乐的传承人及受众趋于老龄化。目前，我国传统音乐传承人及受众多在50～70岁之间，有些已达八九十岁高龄，可谓“人在歌在，人亡乐亡”。且许多高龄传承人声带日益老化，已无法唱出年轻时那般动听的歌曲，抢救传统音乐迫在眉睫。
2）当代生产、生活习俗的改变使传统音乐的传承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载体。比如除草剂和农业机械的大规模运用，使南方的薅草秧歌音乐失去了文化习俗的依托；婚丧嫁娶仪式引入的现代乐曲，也使河北昌黎吹歌丧失用武之地，从而失去了赖以传承的文化语境；端午节日风俗的淡漠也势必使龙舟号子失去传承的文化载体。
3）地方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呈现不同程度的缺失状态，导致学生学习并继承优秀传统音乐的责任意识淡薄；高等院校对于区域性传统音乐的教学重视不足，热情不高，导致许多优秀的地方民歌难以走进当地高校的课堂，一些高校虽欲开设地方性传统音乐的“专题班”或专业方向，但苦于此方向的学生就业率低，故而有心无力。
2 从文化角度保护、传承我国传统民间音 乐的措施与途径
文化是宽泛的概念，为与“文明”相区别，本文取狭义“文化”之义，即“与意识生产直接相关的人的意识生活及其成果”。在本质上，传统民间音乐表现的正是先辈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意识生活的直接成果”，故而传统民间音乐无疑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就必须从“文化生态”保护与建构的角度来审视对于传统民间音乐的抢救和传承，且此项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各级教育科研机构以及普通公众来共同协作、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多角度、多梯次、全方位的保护、传承机制体系。
1）由政府主导，通过统筹规划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博物馆”，并给予资金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双向扶持，以期从根本上来保护并传承传统民间音乐。
所谓“文化生态”，即引入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路来考察文化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等外在环境的互动关系。比如，传统民间音乐传承地的山山水水属于自然环境；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属于经济环境；而传统村寨的组织制度、人与人的关系模式、传统节日及其庆典活动、当地居民特有的风俗习惯等，则属于社会组织环境。
如果将传统民间音乐这样的文化比作“鱼”，则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就是“水”。因此，挪威等国相继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即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经济、社会组织环境）原状而且动态地保护、存留于某一特定社区内的博物馆。其首要目的是服务于本区居民“追溯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未来”的发展活动，次要目的是为来访者提供一个感受多元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保护区”其概念及运营模式与“生态博物馆”相似，但覆盖区域更广，更强调“保护”这一目的。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贵州“六枝梭嘎苗族”、“堂安侗族”等一系列生态博物馆以及闽南、徽州、晋中、大理等十余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在这些文化生态博物馆和保护区内，地域性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同其赖以生存、传承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一道，得到了原状的、动态的、有效的保护与传承[3]。
因而，在现有基础上，一些地区可根据地域性传统民间音乐资源的传承现状，申报以传统民间音乐保护为主题的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或生态博物馆，使传统民间音乐得到“原汁原味”的“鲜活”传承。另外，文化生态保护区、馆的生态旅游项目也可为普通景区提供借鉴，促进普通景区以传统民间音乐为主题的生态旅游开发，“以点带面”地推动广泛的“生产性”、“开发性”传统民间音乐保护和传承活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动建设的“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一个范例[4]。
2）汲取其他音乐形式的优点，在市场环境中传承传统音乐。比如，蒙古族歌手哈琳借鉴新世纪音乐唱法推出的《蒙古天韵》系列CD，其风格固然迥异于传统的蒙古长调，但它所传达的仍然是草原民族的深沉体悟和独特情怀。同时它们也契合于当今公众文化生活的心理需求和生活节奏，适应了当前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态”，因此取得了可观收益。王向荣、辛礼生、石占明、刘改鱼等一系列民间歌手站在舞台上的演唱，使公众认识了传统的民间音乐，而并非在牧羊群边、黄土崖上。传统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比如传统器乐古筝乐的发展可谓形势大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对传统技法的革新，如快速指序技法、双手技法、个性化自由定弦等等。这使得古筝弹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于键盘乐器的演奏模式，更好地发挥了和声乐器的特点，从而呼应了当代青年的音乐文化心理节奏。
传统民间音乐要在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在保持较多原生态、传统音乐元素的基础之上，适当融入其他音乐元素，做出趋近于当前音乐消费习惯、适应当前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某种妥协。其意义在于，将市场化的传统音乐当作一扇窗口，向公众传达先辈对于自然、世界、生命、情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让公众从中不断体认原生态传统音乐的文化魅力。
3 高校在传承、发展传统民间音乐中的作用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立足于对传统音乐的“原样”传承保护，市场化的传统音乐创作利用“取精用弘”的“变样”形式来对公众进行传统音乐的宣介，高校音乐教育就是联结二者的纽带。
一方面，高校与科研机构通过指导文化生态保护区、馆的建设和运营以及请老艺人进校讲学等活动，与区、馆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高校与生态区、馆的共建模式。在此基础上高校通过教学改革，采取代培等模式开设区域性音乐资源的专业课程，为生态区、馆输送传统音乐人才。
另一方面，专业的传统音乐人才也可就职于艺术生产部门，通过创作、改编传统音乐，以市场化的营销手段来提升公众对于传统音乐的认识水平；并以此为窗口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传统音乐的生态区、馆参观旅游，从而为保护传统音乐提供更有效的经济支持。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化艺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生态馆、区建立起合作共赢的互动机制。
因此，可以说高校音乐教育是当代音乐教育的核心部分，它不仅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依托，还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协调、推进作用[5]。高校音乐教育应改变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的教学模式，逐步恢复我国传统音乐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带动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教学向传统音乐的回归。高等院校要将传统民间音乐传承发展下去，必须发现自身缺点和不足，在保留自身优势的前提下扬长避短，做好课程改革工作并提出相应措施。
1）加强传统民间音乐在课程设置中的重要程度。地方高校要改革教学制度，将传统民族音乐、传统文化加入正常教学课程，并且要以大分值的必修课来进行要求，还可以将老艺人请进校园，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音乐的讲座，进而增强高校学生对传统民间音乐的兴趣爱好；对广大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安排一定的音乐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加学生对传统民间音乐的认知和欣赏，从而扩大传统民间音乐的普及范围和领域。
2）传统民间音乐素材的整合及在高校的应用。高校加强对传统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录制等抢救性工作，然后请相关老师和专家将其搜集、整理的内容进行整合、编辑、排版，最后形成一本有价值的书籍，还可以作为教材。将过去相关音乐资料转化为传统民间音乐素材库，有利于传统民间音乐课程的设置和实现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样化；在高校设置传统音乐公共课，提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能力。课堂上大部分的时间应留给学生自己进行欣赏、创作和表演，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从而使传统音乐的教学不仅仅针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普及到其他专业的学生耳中；高校自身还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提高教师和学生对传统民间音乐的重视程度。如开办“传统音乐节”、“传统民间音乐比赛”等活动，让已经慢慢淡去的传统民间音乐再次走上舞台[6]，也可以在高校的校园广播中把流行音乐换成传统民间音乐，让学生在无意识中习惯传统民间音乐的存在。
3）注重传统民间音乐师资的培养。高校有责任和义务使传统民间音乐后继有人，传统民间音乐的教学也少不了具有“传统民间音乐继承人”性质的教师，因此，高校应当有选择的安排音乐教师去进行专业的学习与研究，建立完善的师资队伍。
第5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关键词]海西；闽台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两岸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杨行健，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开放后，在两岸20多年的交流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为两岸开启了宝贵的沟通之门。可以说，两岸关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闽台文化交流功不可没。就渊源看，闽台血脉相承、文化同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传统的。闽南传统文化作为海西地方传统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精深丰厚。
一、关于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传统文化的含义及内容
闽南传统文化泛指民俗(单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节日现象)、方言、戏曲、建筑、、民间文艺、手艺等事象。
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古沿袭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闽南传统文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种文化事象必须是从古沿袭至今的。有些产生于近代而不是从古沿袭下来的文化事象，或者对民间社会影响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传统文化，一般不纳入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二，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族群认同感及世代传承特点。那些虽然从古沿袭下来，但由于中原人南迁闽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迅速解体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为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闽南传统文化，不是指单纯中原古汉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继承，而是指在此基础上结合闽南本地气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
闽南传统文化方面：关帝圣君、玄天上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天上圣母(妈祖)、广惠圣王、水仙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三代祖师、惠泽尊王信仰。
戏曲方面：泉州代表戏曲南音、高甲戏、漳州竹马戏、厦门歌仔戏、潮汕与漳州云宵、东山、诏安一带戏种潮剧等闽南地区各类木偶戏。
民间手艺：木版年画、八宝印泥、剪纸手艺、木雕、石雕手艺、漆工、扎灯、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抢头香、割香、做功德、巡镜、镇五营、巡安等。
闽南民间文艺：舞狮、龙艺、踩高跷、大鼓凉伞、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戏、同安宋江阵、小坪褒歌等。
(二)闽南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
闽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4000万人以上。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末年间，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其二，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沧桑，但始终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其三，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埔等地遍布船厂。其四，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其五，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深入研究闽南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闽台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总书记2006年元月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重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厦门、漳州、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祖籍地。人们常说的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也在这里充分展现。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闽南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发萌滋长。特别是作为共同文化区域的闽南和台湾，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闽南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闽南”这两个字，在海峡两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闽南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可谓“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基因处处可寻，构成了闽台文化之间多彩的景观。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40多项与台湾地区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岛广为流衍传播。福建地方戏曲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
在台湾都拥有热心的观众；歌仔戏(也称“芗剧”)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萌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精美精细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脍炙人口的闽南歌谣等无不传载着两岸的文化关怀和诉求。
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的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牒展暨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使闽台文化交流更加主题鲜明、深入广泛。“闽南文化热”，也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丰富，成为维系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期待，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必将使“五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六求”(经贸、交通、旅游、农业、文化交流和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将为闽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繁荣
闽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个综合性试点之一。泉州拥有20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列省内各设区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保单位15处、省保单位58处、6个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厦门市现有7处国保单位、19处省保单位、5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闽南三地的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占福建省目前拥有的国家级和省级保护名录项目总数的51％和43％。同时，全省26个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中，有18个聚集于此；同时还聚集了众多成规模、成建制的民间职业剧团；民间南音、北管吹奏、吟诵等民间社团更是近2000个。流布于闽南民间的乡土文化，灿若星海，美不胜收。
海内外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是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热心文教、回馈桑梓，是海内外闽南乡亲和闽南籍闽商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在闽南，许多文化设施场馆、民间信仰场所的建设，民俗文化活动的举行，都是在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捐资捐赠下而成；在闽南，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台胞、侨胞，无不希望闽南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熄。闽南还是全省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基础最扎实的地区，当地党委、政府亦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及其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荣推动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荣。
(三)有利于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强调文化是根、是主题，文化是软实力、是生产力。2006年3月，在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研讨会上，黄小晶省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2008年，福建省人大开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深入闽南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闽南文化整体保护的措施和办法。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强调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要坚持试点先行、总结巩固、规范交流并推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导，有国家一批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有省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闽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对全国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区域文化的整体保护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福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强省建设。
三、闽南文化传统传承研究现状及举措
(一)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学校教学机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纳入到了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泉州师院开设南音专业，招收本科生。厦门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民间艺术教育的课改实践”，在小学建立“闽南童谣基地”，在中学开设“闽南文化基础课程知识”，先后编辑出版了8本乡土教材。而漳州则在小学开展了木偶戏、锦歌、灯谜等教学课程，还成立了相关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
如今，这一成功的实践已为国家政策所借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遗产社会普及机制。让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厦门、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咏诵等民间社团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250多个。泉州专门成立了拍胸舞俱乐部，厦门举办各类打嘴鼓培训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福建成为全国最早以省级立法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将更好地保持闽南传统艺术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三)开展基础性的调研工作
近年来，福建省文化部门已经作了两项基础性的调研工作：一是“非遗”项目保护现状调查。调研的福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32人。调查结果显示，“非遗”项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较强、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约占10％，这部分传承人既有艺术基础又善于经营，有适度的市场规模，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之路。“非遗”项目中自给自足式的局限型约占55％，这部分传承人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基本解决生存的问题，小有盈余。但经营模式传统、观念相对保守。“非遗”项目中自生自灭式的濒危型约占35％，这些非物质文化面临着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转业，得不到及时帮救与扶持，市场萎缩乃至濒临消亡的境地。在保护、扶持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每个“非遗”项目的个性特点和真实需求，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为了记录、保存、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双语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具书。
(四)设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厦门、漳州、泉州先行开展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坚持“试点先行、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实施原则和“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实践要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省文化厅正协调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分步实施，协同建设，整体保护，力争在规划的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经验并推广。“文化遗产日”期间，省文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部分文化遗产项目晋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览和讲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公益性文化场馆和“世遗”项目免费开放；地方戏展演；闽台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农村展览等，呼应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
(五)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
近年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2008年，在泉州举办的主题为“弘扬闽南文化，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加快泉州发展”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就有闽南文化论坛、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海峡两岸戏剧展演与交流、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等15项闽南特色文化活动亮相。
2006年以来，厦门海沧每年举办文化节，并先后多次成功组织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门、澎湖巡游，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扩大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知名度和闽南祖地文化的影响力。
2010年，刚刚落幕的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台湾巡游暨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活动由台北保安宫(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承办，此次活动是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漳州龙海白礁慈济宫和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三地合办并轮流承办保生慈济文化节的第一年。活动主题仍为“健康、慈济、和谐”、“弘扬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分巡游活动和文化节活动，主要活动有过境踩街、仪阵表演、家姓戏、养生药膳及药材展、古迹艺术展览等。全国政协常委黄志贤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启动仪式开锣。来自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经岛内18个县市，巡游包括保安宫在内的9座保生大帝宫庙，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巡游宫庙最多、参与人数最众的一次。大陆第一部公开赴台拍摄的电视剧《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节期间在台北首映。大陆方面组织巡游交流团100多人、旅游团400多人前往参加开锣仪式等活动，随后赴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等地8座宫庙开展巡游，5月6日从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厦门。这些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展示文化遗产和促进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四、今后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一)进一步理解认识闽南文化
闽南通常是指厦、漳、泉。不过，从语言上看，则有一个闽南文化圈，讲闽南话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龙岩、漳平，台湾地区(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浙江的平阳，江西的上饶等等。
闽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节日，如普渡节、中原节等保留得很完整。从宗教、习俗、语言等看，闽南确实保存了许多古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许多六朝口语词，至今还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带听到。
闽南的确实相当普遍，这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内地其他地方，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但是像闽南这里，每个地方，每个村，甚至泉州市区每条街道，每个铺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如生病有医药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较困难，他就会在某方面造出相关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闽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来是封闭的，排他性也最强，可在闽南地区，各种宗教却能共存兼容、和谐相处，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斗争基本没有，这种奇观在外地难得一见。
宗教和海洋文化关系很大。传统认为“坐船跑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护自己的神都相信。闽南人地区差别很大，观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乡土观念就很重，同样是靠海，但远渡重洋经商。惠安人就特别少，而晋江人却大量往外跑。两个地方靠得这样近，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闽南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历史渊源来说，是中原传进来的，但传进来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它在闽南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以后，它却很少与中原文化再进行交流。
闽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原是农耕社会，所以，闽南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第二，夷夏之辩，中原中心主义很突出。当时凡不是闽南人，都被称为“阿北仔”(闽南话，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响。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开始，闽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学在福建的特殊影响。后来到了明代，西方文化传进来，闽南得风气之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闽南文化。可以说，闽南华侨经历这么长时间，却基本没有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比中原人、东北人更古老。这说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变化。而华侨来认祖，实际上认的就是文化。
(二)处理好存古与创新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问题。闽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文化积淀丰厚。方言、南音、南戏都有“活化石”的美誉。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对慢节奏的南音、南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适应不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就拿闽南非常盛行的南音来说。厦门主张以革新来吸引观众。目前，在地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的厦门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设的荷音轩，可边品美食边欣赏从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织。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却说这怎么行啊，这还叫南音吗?认为全变味啦。再如现在的女子十二乐坊，争议也很大，但是年轻人喜欢。这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这样的东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实的老观众外。年轻一代都敬而远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优势，也可能变劣势；是优点，也可能成缺点，特别是当它成为创新的包袱和绊脚石的时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动，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但这又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人的思想和欣赏习惯也在跟着发展。你要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保护继承又与时俱进是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视角要革新扩展
闽南文化面临着这么一种尴尬――说起来，闽南文化是正统的中原文化，闽南人经常以自己的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闭，所以造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古董，尤其是闽南人，没有自觉地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上来看，经常无奈地面对曲高和寡、后继乏人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一种地方文化若不向前发展，终究是会消亡的。这可能是闽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把闽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保存的许多东西怎么让它显露出来?这一定要有一种前瞻的意识。首先，作为主体的闽南人，思想观念要开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些都要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可能还要联系东南亚华文文化圈。这些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
对闽南文化的保护，政府重视很重要。政府关注了，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条件去做。其实，从事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个工作不做，再过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会消亡。因此，抢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泉州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如南音、南戏方面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启动了编撰《泉州文库》的工程，准备每年拿出100万元来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历史文献。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工程。但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抢救工作需要去做。抢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损失就会减少。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联合国之所以要提倡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能尽早采取些有效的保护措施，起码可以起到减少损失或减缓消亡的作用。何况现在还可以用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手段把它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未尝不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五)弘扬闽南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6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
目前，固始县正在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建设新型城镇化道路，笔者认为必须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指示要求，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统领环境保护工作，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环境保护的主阵地、主战场。
首先，全面谋划，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生态保护的新道路。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生态保护新道路，必须牢固树立尊重白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理念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定位发展方向，坚持以生态立县为导向，做到生态优先。固始作为河南省的农业大县，应当按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确定合理的生态发展框架，增强生态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体现经济、生态、宜居三大功能共生，体现现代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以生态保护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逐步完善城市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系统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在加强中心城市生态功能区规划建设和项日环评工作的基础上，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思路，严格生态准入，强化生态监管，全而落实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史河、灌河等河流上游流域的水质监测和污染治理;加强固始淮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环境监管，促使我县部分生态功能区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加大对涉气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确保燃煤行业脱硫、火电行业脱硫脱硝等治污设施的正常运转，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同时，还要全面谋划，不断提高环境质量水平，探索出一条城乡一体生态保护的新路子。
其次，突出中心，全力推进污染减排工程建设等重点工作。在生态建设上，我们要把精力用在谋划重点工作、推动项目落实上，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确保“三化”协调科学发展。2013年固始县大力倡导节能减排，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通过推进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环评调控等手段，腾出环境容量，进一步加大水、气、声、渣以及重金属和辐射等污染治理力度，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在建设项日中的“控制闸”和 “调节阀”作用，努力提高环境质量水平，为全县人民提供一个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 一是巩固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果，进一步加大对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监管保护力度。严把建设项日环评关，严禁在史河上游流域内建设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严禁对饮用水源有污染的新建项日进入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域内，严禁增设新排污口，严禁工业污染源产生，确保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2011年至2013年共争取中央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资金3000多万元，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粪污处理。2013年我们争取到国家“三江三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1000多万元，用于7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真正把专项资金转化为污染物削减量、转化为可利用的环境容量、转化为支持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继续抓好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科学编制并划定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确保全县饮水安全。
第三，关注民生，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实施南、西部山区生态保护工作。一是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按照新型城镇化要求，坚持部门联动，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环保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生态建设向农村拓展，环境保护向农村覆盖，2010年--2013年共争取中央、省级“以奖促治”专项资金300万元左右，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日工作，主要围绕“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道路，重点整治已经建成入住或即将建成的农村新型社区。二是扎实推进生态示范创建工作。近年来，我们以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为契机，积极开展生态示范创建。截止目前，固始县已创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生态乡镇2个，省级生态乡镇20个，省村生态村25个，市级生态村236个。
第7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关键词：原生态 民族艺术 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
在全球经济交往日趋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断的交往与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原生态民族艺术，这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一、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
原生态，顾名思义，代表着生命之态、自然之态，是一切生活及艺术的根源。原生态一词最初见于声乐比赛，随后在表演艺术等领域迅速蹿红，成为文化领域的特殊符号。原生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领域之后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存在着。而所谓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创的、民间的、乡土的艺术形式，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智慧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原生态民族艺术是在特定的原始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作为比较原始的民族艺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素材多源自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人类的本能，经过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原始为基本的奇特的艺术形式。原生态民族艺术所代表的，是民间艺术和民族风俗所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融合的产物。
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不论何种民间艺术或民族艺术，都有其丰富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个民族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原生态民族艺术在未被发掘之初，是只在这个民族内部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带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会有对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动，这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才能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当某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来自原始文化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文化为什么被称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原生态的艺术形式，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起源，这就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呈现给世人的来自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价值。原生态民族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态度，是这一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认同在艺术文化上的体现。
二、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
第8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城市建设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建设的潮流，十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理念，即“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都编制了区域生态环保专题规划[1-5]，一些城市如珠三角[6]、福州[7]等编制了生态空间规划的专题篇章。《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8]提出了“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三大战略，落实环保规划提出的生态分区控制方案。王金南等[9-10]采用RS与GIS技术的空间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环境功能评价和主导因素法的环境功能区划技术体系，划分了全国的自然生态保留区和生态功能保育区、食物环境安全保障区、聚居环境维护区和资源开发环境引导区;唐燕秋等[11]分析了环境保护规划在“多规合一”中的定位，明确了环境空间格局和红线管控体系等问题，落实了环境保护的强制性要求和内容，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重庆市地方政府已出台了关于加快生态文明意见等政策性文件[12-14]，编制了生态创建规划，落实了相应“定指标”的环保专题规划。为推进重庆市璧山区的法定城乡规划全覆盖，提高城乡规划水平的要求，笔者通过分析璧山区的地理区位、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形势，提出了研究区生态保护空间的保护红线，制订了生态环保与城乡现实发展需求相协调的生态环保空间规划。
1研究区概况
璧山区位于重庆主城以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历年平均气温17.8 ℃，年平均降雨量1 042.3 mm，地形地貌上属于川东弧形构造带，分别从东西两侧横贯全县，海拔600～800 m，呈“三山三水”的自然地理分布，辖区内共13个镇街，人口63万。璧山区属于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城市发展区，是未来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围绕未来发展战略和空间格局，加快生态环保工作的规划和实施，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形成天蓝、水碧、地绿、景美的生态环境格局。该生态环保空间规划基准指标为2014年，规划期限至2020年。璧山区的地理区位见图1。
2区域生态体系构建的总体原则
2.1生态环境定位璧山区生态环境定位是建设美丽山水城市，生态宜居城市，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产业发展格局、生态空间格局。以璧山区的山、水、林、田、城为空间元素，以自然山水脉络和自然地形地貌为框架，基于“基质-斑块-廊道”的景观生态学理论，着力构建区域网状生态安全格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15-19]。计划到2020年，将璧山区建设成为深绿型生态化的“一生之城”，实现全区生态文明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2.2生态空间保护规划规范方法璧山区地处重庆五大功能区离主城区最近的城市发展新区，承接主城区产业专业，新型产业发展的大经济开发强度，必须通过构建合理的区域生态体系，实现生态环境的高效保护。因此，生态环保空间规划的主要技术和方法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优化城乡全域空间资源优化的配置，协调空间冲突，并制订明确的管制措施，形成合理的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布局。
区域生态体系构建的总体原则是采用生态学家和景观规划师提出的“优先格局”和“最优格局”的区域整体景观模式[8]，在生态红线划定的框架下，应用景观生态学等原理对城乡生态优化发展做较为系统的规划，优化生态空间格局。在璧山区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生态脆弱性评价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基础上，采用GIS空间叠加技术方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利用主导因素法，按区域内差异最小、区域间差异最大的原则以及区域共轭性原则，依次逐级划分生态环境保护的功能空间分区，并根据现有的专题空间规划边界进行叠加分析，最终确定生态环保空间区划的基本界线。
3璧山区生态环境功能分区体系的构建
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和基于“逆规划”的思路，采用GIS分析方法，划分了自然生态保留区、生态功能调节区、食物安全保障区和宜居环境维护区共4类综合环境功能区和8个亚区(图2～4)。根据各个分区的特征，制订了相应的空间分级管制方案，构建区域生态环保空间格局，实现城乡专项规划的全覆盖。
3.1自然生态保留区根据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自然生态保留区主要是生态保护红线一级和二级管控区范围，全区总面积为175.23 km2， 占幅员面积的19.15%。
自然生态保留一级管控区面积27.36 km2，分布包括自然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包括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璧山区部分和黄岭鹭类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包括所有的城市级、乡镇级和纳入集中供水的集中水源取水源保护区。自然生态保留二级管控区范围包括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青龙湖国家森林公园、云雾山国家湿地公园、“四山”管制区璧山部分以及重要的河湖水系生态功能区等，管控区面积为147.6 km2。
自然生态保留区为全区生态保护红线，是环境安全底线，将生态控制线的空间定点、定位，使生态保护区域牢牢固定在生态规划“落地”，为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明确了底线。依据生态红线管理办法，按照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分类管理，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开发建设活动。
3.2生态功能调节区生态功能调节区主要包括区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保护区、绿色生态廊道和畜禽养殖的“禁养限养区”。
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态调节功能区包括境内东西两侧的缙云山、华盖槽、云雾山以及南部云坪山等水源涵养林保护区和水土保持林区。主要措施是按照集水区的自然特点和保护水源的重要性，严格保护现状林木，采取封山育林等措施保护现有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重点保护湿地、河网保护区，严格限制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建设项目，积极构建区域生态调节系统。
绿色生态廊道生态调节功能区主要是指包括已建和在建高速、高铁等基础设施两侧50～200 m的绿色廊道;重要水系绿色廊道湖泊两岸30～100 m绿色屏障;城镇组团隔离带绿色生态廊道。通过主要交通干线绿色生态廊道连接各生态功能区，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网状生态系统格局。该廊道大部分与基础设施廊道并道，采取自然保育和人工促进并重的方法实施保护。
为加快解决畜禽养殖突出环境的问题，将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为生态功能调节保护区，在区域内的主要流域、主要镇、街3个层次上，优化畜禽养殖“三区”划分，适度控制养殖总量。
3.3食物环境安全保障区食物环境安全保障区是国土空间的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障线，规划期(到2020年)全区基本农田数量保持在336.87 km2，占全区国土面积比例底限不低于35%。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总量，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建设，加强项目用地预审，不允许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通过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3.4宜居环境维护区宜居环境维护区主要是城乡总体规划的建成区、规划建设用地及城区发展用地，包括宜居环境优化区和环境风险防范区，其中，宜居环境优化区主要是居住建成区和规划发展区，环境风险防范区主要指工业集中生产用地。在规划期内将宜居环境维护区的用地规模控制在81.20 km2，其中，宜居环境优化区用地规模控制在64.50 km2。城区和城镇建设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滨河绿地、街头绿地、道路绿化等多种形式在城市中形成“面-线-点”的生态空间，特别是控制好与建设用地相邻的缙云山、城市公园、滨河防护绿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通过生态绿廊建设，将城市公园和水面等有机联系，形成互联互通的城市生态网络体系。璧山区的工业园区已成为成功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工业、产业等经济集聚区域，同时也是宜居环境的风险区域，尤其是电镀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级别高，须做好园区风险防范和其他空间的安全隔离措施。
4结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区域生态环保空间规划和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在开展区域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基础上，统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城乡总体规划等“多规合一”的成果进行应用实践。
笔者在分析璧山区的区位、地理区位、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形势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以山、水、林、田、城为空间元素，以自然山水脉络和自然地形地貌为框架的区域网状生态安全格局，得到如下结论：
(1)根据国家相应的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因地制宜地采用GIS方法划定了璧山区级生态保护红线界限，实现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定位“落地”。
(2)分析了璧山区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和基于“逆规划”的思路，采用GIS科学分析方法划分了自然生态保留区、生态功能调节区、食物安全保障区和宜居环境维护区4个综合环境功能区和8个亚区，根据各个分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制订了相应的管制方案，实现城乡专项规划的全覆盖。
(3)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提出了研究区生态保护红线与城乡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专题空间管制规划的衔接，实现专题空间规划数据的“共享、融合”。
第9篇：文化生态保护区范文
论文摘要：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记已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和艺术之中。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原生态的特征，就为其艺术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生态保护则成为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经济交往日趋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断的交往与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原生态民族艺术，这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一、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
原生态，顾名思义，代表着生命之态、自然之态，是一切生活及艺术的根源。原生态一词最初见于声乐比赛，随后在表演艺术等领域迅速蹿红，成为文化领域的特殊符号。原生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领域之后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存在着。而所谓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创的、民间的、乡土的艺术形式，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智慧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原生态民族艺术是在特定的原始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作为比较原始的民族艺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素材多源自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人类的本能，经过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原始为基本的奇特的艺术形式。原生态民族艺术所代表的，是民间艺术和民族风俗所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融合的产物。
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不论何种民间艺术或民族艺术，都有其丰富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个民族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原生态民族艺术在未被发掘之初，是只在这个民族内部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带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会有对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动，这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才能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当某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来自原始文化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文化为什么被称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原生态的艺术形式，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起源，这就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呈现给世人的来自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价值。原生态民族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态度，是这一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认同在艺术文化上的体现。
二、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
由于原生态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一直处于被主体文化忽视的边缘地带，所以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但其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总和，一直引导着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所以，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保护这一民族的精神核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从研究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其寻求的是阐明不同地域的特定的文化特征。在文化研究，特别是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应当从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艺术形式和神秘的文化入手，以最自然的方式去了解最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
在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过程中，首先要注重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民族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瑰宝，但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其各自的特点，所以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都是一个形式，要尊重不同艺术形式的存在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原生态民族艺术的丰富多彩。同样，原生态的民族艺术是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民族艺术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民族文化，只有尊重民族文化内部存在的差异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其次是要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很多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代表的往往是一个整体，在其内部有存在不同的分支和体系，因此保护多样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种类的多样性，也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再次要注重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空间和谐性。在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集中的地区，建立相应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构建和谐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空间，尊重其民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尊重其变化发展规律，不进行人为的或刻意破坏其和谐性的活动。最后，尊重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体系，有着其独特的、巨大的凝聚力和穿透力，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其族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在不断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注重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结语
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都是民族独特性的体现，以自然的方式对其进行生态保护能够保持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保留二者的整体与差异性，保持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保护空间和谐型，延续涵盖性和包容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民族艺术是一种不可以商业化的自然状态。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保护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就成为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晏月平，廖炼忠.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与原生态民族文化转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0)：7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