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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在研究我国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效率时,计量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财务指标分析等方法被经常采用。胡志勇、王首程、李祥伟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我国传媒产业2001~2005年发展状况的经验分析表明,无论是从市场预期层面还是从公司自身的经营效绩方面来看,传媒上市公司都优于其他上市公司,传媒产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朝阳产业[1]。刘宗林、程静薇以上市公司中视传媒为例,从获利能力状况、运营能力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等方面,选取行业标准值和评价系数进行行业横向对比分析,结合中视传媒2005~2007年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比率进行年度纵向比较分析,初步探讨了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评价与分析体系[2]。邓建商选取12家沪深两市传播与文化产业公司为样本,利用样本在2008年6月30日公布的年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存在分化现象且呈一般的正态分布。他举例分析了影响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以及绩效分化的原因[3]。庞万红、赵勋从传媒上市公司成长性、获利性、偿债能力及财务状况考察了传媒上市公司运营绩效[4]。
采用DEA方法对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效率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避免财务指标评价方法的不足(对整体绩效缺乏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的缺点(对引起结构的动因缺乏分析,难以提出改进业绩的途径),在不需要预先知道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显著性函数关系和预先计算投入产出综合比率的前提下,能更客观、有效地对同类企业的效率作出评价。采用DEA模型,无需事先人为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避免了在权重分配时评价者的主观意愿对结果的影响。刘玉丽利用2003年10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其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当规模收益减少时,压缩资本规模不符合传媒行业长远发展,为此要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益[5]。闵素芹、李群选取能够从各个角度反映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输入、输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对我国11家传媒产业上市公司进行了DEA有效性评价和规模效益分析,从模型出发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6]。葛妍对我国沪深两市13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2008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其综合评价排名,进行分类并评价了其综合业绩和特征[7]。戴新民、徐艳斌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3家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DEA分析,结果表明传播与文化类上市公司效率较低,绝大多数公司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规模无效率是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8]。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年报数据,运用DEA模型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二、DEA基本原理和数据说明
(一)基本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方法,能够客观地对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比较,作出综合评比。DEA是测度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效率的非参数方法,有很多种模型,如CCR模型、BCC模型、CCGSS模型、CCW模型、FG模型、ST模型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ReturnScale,CRS)的CCR模型和模型假定规模报酬变动(Varia-bleReturnScale,VRS)的BCC模型。本文主要选取CCR模型和BCC模型对我国文化传媒产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利用CCR模型得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整体的综合技术效率,利用BCC模型得到纯技术效率,根据所得结果进一步分析我国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本文的决策单元为34个,而投入产出指标为5个,适合应用DEA方法。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员工数量以及主营业务成本作为投入指标,选择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做DEA分析以表1中的34家文化传媒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数据为基础。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根据这34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这34家公司主要分为出版业(书、报、杂志、资料和影像制品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广播、电影和电视业)以及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3类。
三、效率和规模报酬分析
(一)效率分析
1.综合技术效率。表2显示,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3家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为1,表示这3家公司是最有效率的单位,即其在整体运作上处于最佳状况。根据本文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划分,3家公司综合效率为1的公司分别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广播电影电视业。没达到1但综合效率在0.9以上的3家公司中,华谊兄弟、光线传媒、新文化都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结合它们各自的主营业务可见,广播电影电视业的整体运作状况良好,特别是电影电视节目制作行业目前的发展处于一个有效经营的水平,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效率较高。低于综合技术效率均值0.724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共有18家。其中,属于出版业的9家公司是皖新传媒、中南传媒、时代出版、出版传媒、中文传媒、粤传媒、长江传媒、大地传媒和天舟文化,属于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只有中视传媒1家,属于信息传播服务业和互联网的8家公司是上海钢联、电广传媒、华谊嘉信、广电网络、华闻传媒、北巴传媒、歌华有线和华数传媒。
2.纯技术效率。表2显示,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平均纯技术效率达到0.883。其中,纯技术效率为1的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有13家,分别是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录百纳、ST传媒、中南传媒、吉视传媒、中文传媒、凤凰传媒、人民网、百视通、蓝色光标、华策影视、省广股份。数据表明,从行业整体来看,传媒类公司能够较好地利用各项技术要素来更大可能地创造产值。拉低整个行业纯技术效率均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歌华有线和中视传媒,一个为地区有线电视网络的垄断者,另一个则为央视控股的影视广告公司,这两家在行业内享有优势资源和各种便利条件的公司,在投入的要素和资源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无效率。
3.规模效率。规模效率表示该部门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是否达到最佳状态。与纯技术效率方面相比,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公司仅有3家,为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其中两家属于影视剧制作公司,1家属于新媒体中的互联网公司。但与纯技术效率不同的是,在规模效率方面,文化传媒行业内多数公司的水平比较集中,在0.82左右。只有中文传媒一家公司规模效率值仅为0.541。表2显示,在纯技术效率中取得了1的中南传媒和中文传媒,因为规模效率分别仅有0.686和0.541,导致整个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的降低。这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投入与产出比存在着较大问题。
4.效率整体情况分析。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影视剧制作公司效率在行业内最高。首先,2012年我国境内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的平均综合效率为72.4%,这个结果意味着文化传媒产业的效率还有17.6%即超过1/4的提升空间,而且该数据是由国内34家主板上市的文化传媒类公司得到,这也代表着1/4的差距仅仅只能代表着平均水平与国内最好水平的差距。而与文化产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只会更大。其次,平均纯技术效率为88.3%,规模效率为82.1%,平均纯技术效率水平大于平均规模效率水平,这代表着我国文化传媒产业规模效率较低,从而拉低了技术效率的作用。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使在不改进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单单考虑各企业规模效率水平,我国文化传媒产业效率也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二)规模报酬分析
1.大多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表2显示,只有华录百纳、人民网、华策影视3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ST传媒、天舟文化、新文化3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在这6家规模报酬处于较高水平的公司中,占1/2的是广播电影电视类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显示了影视剧制作公司在2012年全年的业务安排较为合理且未来发展潜力大。其余28家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模式下生产。这意味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绝大多数公司的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企业生产规模过大,难以有效地协调经营管理关系,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这28家规模效率递减的文化传媒类公司都是所在领域的行业领导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它们过分追求市场的主导权和市场占有率,导致了公司高投入低产出。
2.规模报酬整体情况分析。表2显示,在34家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中,3家规模报酬递增,3家规模报酬不变,剩下28家规模报酬递减。影视剧制作公司、网络和信息传播服务业的公司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阶段,而成立时间较早、上市期较长的出版业、有线电视技术文化传媒企业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经营较稳定。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整体效率不高。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达到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最优水平,3家公司综合技术效率在0.9以上,居较优水平,而其余28家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都较低。纯技术效率方面,有1/3的上市公司达到了最优水平。规模效率方面,仅有3家上市公司的投入项和产出项之间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规模效率的低下使得整个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可以说,即使在不改变技术条件的条件下,我国文化传媒公司的提升空间依然很大。
2.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内部各子行业效率存在差异化。广播电影电视业类的影视剧制作公司效率在文化传媒行业中最高,出版行业整体处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拥有垄断特权和政府背景的公司因缺乏提高经营效率的动力,其效率低于民营企业。
3.大多数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这意味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绝大多数公司的产量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企业生产规模过大,没有实现规模经济。主要原因是部分传统型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已经经历过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一些文化类上市公司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下过度规模扩张。
(二)政策建议
1.深化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努力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同时,努力提高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员工素质。
2.调整业务结构,完善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应剥离低效率业务,扩充优势项目。规模报酬递减的公司应考虑将低效益业务剥离,缩小资产规模,提高效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公司应扩大投资。
(一)创造多元花的文化形式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及提升,在事实上,一种新的媒体,在社会中是以一种文化存在,在社会中得到传播,这种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时,也必然存在对各种新的文化传播,这样的传播在社会的宣传中,就必然会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显然,这种相应的媒介技术,在得到重新包装之后,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地定义和理解。譬如说在云南省蒙自市就开始出现利用Wifi无线网络摄像机建造监控工程的形式,展现了科技进步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再比如说,在有些歌曲表演开始时,会去尝试使用虚拟影像和其他的一些高科技技术,就能够去创造一种新的形态,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的形态,这样的文化形式,就能够使新时代的文化传播,在社会传播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参与性。
(二)新媒体为多元文化对接带来机遇新媒体要当代社会中实现文化传播,它需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在社会中存在共享性;同时,还要具有新媒体的交互性、界面友好性和操作便利性的特征,其能够按照市场规律不断变化,这样才能使社会传播得到更大的利用,才能达到对社会的高效率传播,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云南省蒙自市来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但是要想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就必须要将传统艺术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使得本土文化在发展中不断更新,使当地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提高,使他们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范围达成共识。目前的社会发展,新媒体的发展,正以一个形象直观的方式来解决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同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新媒体逐渐形成了以图像为主导的后现代文化景观,视觉表达成为当今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从而使得消费特征变得更加碎片化、分众化和速食化。
二、如何加大新媒体对文化产业的提升作用
(一)加大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当前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要求有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能够有效地运用高科技,就能够及时地创新文化,这样,社会就能够培育新的文化氛围,就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使新媒体在时代高点进行文化创新,这样就能够有效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要把运用高科技作为推动文化建设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这显然说明了在社会发展中,高新科技水平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二)科学合理地适配新媒体资源新媒体智能化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城市精神的改变,也就是可以将传统文化变为职能文化。然后通过使用新媒体技术,使当代的旅游文化服务和文化保护行业得到发展,可以得到顺利的更新换代,也可以通过新媒体适配,合理安排新媒体,使当代的新媒体发挥灵活的特点。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文化企业的创业成本,这样就能够确保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
(三)利用技术力量促进社会资源整合在文化事业发展过程当中,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推动要素,对于我市来说,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为可观,但是与沿海城市相比依旧存在着差距,我市理应以创新精神为切入点,催生一批新兴文化产业形态,从而有效延伸文化产业链。事实上,这样做也能够将产业发展的空间进行有效可靠地延伸,在国内外发达城市的实践当中,也足以证明,推动文化生产方式、营销方式、传播方式的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途径。
三、结束语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
苏扇早已于2006年作为苏州第一批非遗项目入选我国国家级非遗目录,这对苏扇这一传统手工技艺来说是一种评价,更是公众对苏扇的热爱,苏扇肩负着人们的期望。但普遍苏州地区传统工艺美术发展都不乐观。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了此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6月,文化部组织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启动了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工程。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下发。值此,苏州政府多次出台了相关的保护措施,甚至是立法措施。2012年,市政府出台了《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优化发展规划》。对于促进我市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稳步健康发展,实现产业地位和整体实力的较快提升起着重要作用。紧接着颁布《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从制定地方法规的层面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形成传承保护、人才培养、鼓励创新、行为规范等制度体系。2014年1月起实施《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法制保障。
2资金扶持,行业协会引领,提升品质
为了促进这些非遗项目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苏州市文广新局每年从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拨出三分之二用于名录项目的抢救保护及项目传承人的项目传承资助和补助。此外,在国家和省每年拨付的非遗专项资金中也都有一定经费用于对工艺美术类项目的扶持。政府的转型升级专项中的平台建设资金也向其重点服务和倾斜。2013年度苏州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别提出《苏州市工艺美术产业优化发展规划》,凡工艺产业领域的产品设计、检测、展示等类别的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可单列上报。发挥协会作用大力加强工艺美术产业的行业协会建设,广泛吸纳从事工艺美术产业的企业、工作室、个体经营户和知名艺人、知名教育授艺者加入协会。凡组成工艺美术产业的各门类,有条件的都可以在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下面成立分会或专委会。在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开展政府职能委托、转移的试点,发挥协会作用,提升协会地位。
3搭建平台,积极展示,扩大影响
在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相对集中、集聚并初具规模的地区,鼓励和支持当地政府及各类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研发、展示、销售、培训等内容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搭建那些代表苏州工艺美术产业水准的分门类展销平台。针对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缺乏现代创新创业所需的文化艺术、信息、市场、知识产权等知识,以及从事现代产业运作的管理、资金运作等能力的问题,以中国工艺文化城为平台开展各类交流活动,与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对接,从而为全市的工艺美术产业优化发展发挥好引领推动作用。苏扇积极参与参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展、苏州市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博览会等,努力扩大苏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加大人才建设力度,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培养人才
围绕加快产业发展,加大专业技艺人才、产品创新创作人才和市场开拓经营人才的培养力度。我们注重对现有初、中、高级从业技艺人员的再培训、再教育。同时大力加强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工艺美术大师(名人)申报、评审和命名工作。鼓励和支持各类人才参与参评,以不断培养壮大全市传统工艺美术人才队伍,为产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厚重的人才基础。苏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名、江苏省非遗传承人1名、市级传承人1名、苏州市工艺美术师十多位,形成了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苏扇人才队伍。此外,通过建立校企合作,解决工艺美术类项目后继乏人的问题,地方职业院校和苏扇项目,以设立课程等多种培养模式,培养传承人才。苏扇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邢伟中和省级传承人陈琴等多名工艺美术大师与专家和苏州工艺美院、苏州旅游与财经高职校、吴少年活动中心等机构之间培训合作、建立传承基地。实践证明,形式多样的培养模式,对于培养传统工艺美术的爱好者和后继人才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并且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5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打造品牌
关键词:政府管制 传媒 文化
意识形态管制阻碍了中国传媒的发展广度
管制意为以法律、规章、政策、制度来加以控制和约束。传媒管制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对传媒发展进行规范的总称。对于传媒而言,意识形态管制是最常见的政府规制。
一般认为,传媒是通过大众传播展开的。沙莲香在《传播学》一书中对大众传播的界定是: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当然,现在的大众媒介还应包括网络。所谓大众传媒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从传媒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二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三是从传媒的媒介机构方面。在完全传媒自由的国家,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媒介机构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价值取向决定以何种媒介去制造和传播文化与信息。也就是说,传媒主体应当具有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以及自由性,其主体身份和角色一般不能轻易被取代。但事实上,经常出现经济传播者的主体身份被政治性的传播者所取代的现象,即只要政府站出来发言,媒介机构便会发生角色转换――由原来的传播者变为单纯的被传播者和听众或观众,此时的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主体,实施着对传播过程、传播内容及传播数量的多重控制。政府对事业性媒介机构的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影响了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传媒缺乏个性化的“中国特色”进而制约其发展广度的主要原因。
各国政府对传媒的意识形态控制,并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非常时期尤其如此,就连美国这样以新闻自由自诩的国家也不例外。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采取的是由军方代表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统一新闻的做法。在日本,有近八成的政治信息和近三成的经济信息来源于记者俱乐部,而记者俱乐部是政府控制传媒的“闸门”。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传媒的控制不但没有抑制传媒的发展,反而使他们的传媒走向国际市场,这表明那些国家的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是恰当的,至少是没有妨碍经营性传媒的成长与扩张。任何国家的任何企业的经营都要受到政府的管制,都不能超越法律和行业规范设定的范围和标准而随心所欲地经营。但问题并不在于企业或产业有没有或者应不应该有来自政府设置的,而是这些所谓的或管制设置得合不合理,是促进还是妨碍了企业或产业的正常发展。
当中国政府发现其在控制媒体方面的不当之处后,也提出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这是中国政府在传媒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诞生的重要文件。《意见》指出,要强化以电视为龙头和支柱的优势产业,实现电视产业经营的转型;振兴广播、电影、动画等弱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重视高新产业。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根据《意见》开始有意识地区别广播影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这是中国政府要适当控制传媒的有益探索;开始积极主动地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经营性传媒体制的机制改革,这是中国政府欲打造具有独立性、相对自由性、稳定性的媒介机构的初步尝试。
差异化传播政策影响了中国传媒的发展深度
政府对传媒的控制还通过传播政策来实现。我国政府制定的新闻传播政策是:中央电视台拥有中央媒体的传播职权,同时,只给地方电视台的卫星电视频道以地方媒体的传媒职权。这是明显的差异化传播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不仅浪费了信息资源,重置了地方电视台之间的信息资源(地方电视台频道专业化程度低),而且固化了地方电视台的传媒层次,使地方媒体从业人员的传媒观念、传媒思维、传媒技能只能在地方媒体的水平上徘徊,还使地方电视台始终生活在中央电视台的阴影之中,这样便日益拉大了本已有差距的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的距离,特别是导致了地方传媒之间的浅层次重复问题的暴露,这是中国传媒发展深度不够的突出表现。
市场的真谛在于平等竞争。如果这些电视台被人为地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就表明不同级别的电视台在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已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样一来,中央电视台与各省级电视台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又怎能进行?既然政府没有为它们之间的平等竞争创造条件,那么资源又何以能被优化和高效利用呢?又怎能实现优胜劣汰呢?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仍在实施差异化传播政策。例如,中国加入WTO后,政府从其他方面因素考虑,决定只允许境外部分卫星频道节目在广东落户,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这样做又进一步强化了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传媒产业发展差距。为什么不可以考虑让西部优先享用国际卫星电视节目等信息资源呢?只有给予西部电视台与中央台同等的新闻传播政策,西部的传媒产业才有可能赶上并超过国内业界的最高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走向世界。否则,整合中国传媒产业就是一句空话。
行政化整合传媒集团降低了中国传媒的发展速度
谈到整合中国传媒,组建传媒集团无疑是一种好办法,但是政府对传媒集团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行政性管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三项政策的出台改变了新闻传媒运作的政治经济环境,即中止政府对新闻媒介单位的财政拨款或其他形式的财政补贴,恢复广告和重新建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是中国传媒的政府管理层代表,报社、电视公司、网络中心等是新闻媒介单位。当政府停止对新闻媒介单位财政拨款时,资本持有者则持观望态度等待政策允许后的机会进入传媒产业,而传媒产业本身也希望有资本持有方的支持,以完成其从报业到电视再到网络等的跨媒体经营以及从传媒产业到非传媒产业的跨行业经营。虽然中国证监会新版《上市公司和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定义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但是业外资本与传媒产业的公开结合并上市仍然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对于政府管理层而言,他们既想推动传媒的跨媒体、跨行业经营,又恐怕传媒为了经济利益而迷失政治方向;对于传媒本身,经营单位希望政府给予更宽松的政策,使其朝着市场化、一体化、集团化方向前进;至于资本持有者,当然希望进入传媒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事实也是如此,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张延平就曾公开地表示:“我们想做传媒集团”,“我们不做第40家报业集团”。为了打造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制定了“三跨”战略:一是跨媒体找准机会介入电视领域,二是跨地区在境内外寻求品牌、资本合作;三是跨行业涉足文化、体育、教育领域。看来,中国传媒走向跨媒体、跨行业的趋势已成潮流,政府所应做的是如何使传媒走向跨媒体、跨行业的市场化过程变得有序。
中国传媒的集团化表明它想向“大而强”的方向前进。但是,目前却呈现出“大”而“不强”的市场绩效。原因在于,中国传媒的集团化大多是在行政意志允许或支配下而进行的,是在发展尚未成熟到实现规模化价值链接程度时而进行的。这就导致把集团的成立搞成“翻牌公司”,只在表面进行简单的组合,而未发生传媒资源整合与传媒集团经营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经营模式的变革必须在政府管理体制发生变革之后才能顺利进行,而报业集团化过程中经营模式难以改变的原因恰恰是源于报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尚未变革。在报业行政主管部门追求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中国报业的集团化处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报业系统内部,纵向跨地区办报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约束,横向涉足其他媒介又会遇到行业壁垒。即使在中央行政权威下勉强组建了许多跨地区、跨媒介、跨级别的报业集团,也只能视为简单联合,因为报业对地方党政系统的依附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抑制报业公平竞争的行业壁垒等障碍并未清除,所以这些报业集团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会被弱化,其抵御外国传媒集团风险的能力也将弱化。
另外,影响中国传媒集团市场绩效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性质不明确。无论是报业集团,还是广播影视集团,抑或是出版集团,它们都是在同级党委宣传部和广电局的指导与允许下成立的,这些行政管理部门自身就是传媒集团老板。众所周知,传媒集团只能是企业单位,不是事业单位。当这些传媒集团之间或本国传媒集团与国际传媒集团发生经济往来与经济纠纷时,我国传媒集团的身份――到底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法人,便难以说清楚。中国传媒集团身份的两栖性无疑会降低传媒的市场化发展速度。
同质化竞争削弱了中国传媒的发展实力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分化与重组是其必然的命运。中国的传媒产业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业的重组也日渐兴盛。但中国的传媒业重组却带来了同质化竞争问题。传媒企业(集团)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主要是指我国的同类媒体缺乏对市场的差异化细分。以平面媒体报业为例,一个省会城市的都市报有七八种之多。这些报纸报道的内容同一或相似,报道的角度相差无几,板块、栏目的设计大同小异。当单个平面媒体的同质化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为了提高竞争力,便开始组建报业集团。如果单个平面媒体在没有找准市场定位的情况下,就仓促组建报业集团以期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那么,同质化竞争同样会发生在差异化程度较低的报业集团之间。
进一步研究发现,发生在中国媒体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是由于政府管制下公共媒体与商业媒体的模糊化报道视点造成的。所谓模糊化报道视点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商业媒体(非官方媒体)在报道内容、报道角度、报道深度等报道视点方面对公共媒体(官方媒体)的模仿,即没有区别于官方媒体报道视点方面的新报道视点。原因很简单,非官方媒体没有对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事件、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形成过程、运行绩效等的报道权,而这些商业媒体又想对这些方面进行报道,于是,只能复制官方媒体的报道内容。这样,那些商业媒体只能跟随在官方媒体后,人云亦云。这些“人云亦云”式的报道不仅导致了商业媒体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而且还会加剧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之间的竞争,从而使报道日渐脱离广大受众的偏好,其市场前景可想而知。二是指中国官方媒体对国内与国际重大新闻事件、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等的报道越来越缺乏个性化特征,始终不能摆脱“宣传新闻学”的功能性束缚,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声音。如果说非官方媒体没有与官方媒体进行明确的报道视点的分工的话,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与世界传媒巨头在国际新闻事件方面形成报道视点的差别化。
总之,决定中国传媒走向市场化、集团化与国际化进程的应是官方媒体及其带动的商业媒体。“内容为王”是传媒的发展规律。让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认识、认可、理解中华文化是中国传媒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标志。这需要从中国的单个平面媒体做起,从缩小地区间传媒差距入手,以政府制定的适于传媒集团之间公平竞争的新闻传播政策为前提,以已经市场化的传媒集团为中坚,以适当的意识形态管制为条件,去打造符合受众偏好的真正的主流媒体,从而将传媒集团身份唯一化,实现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之间的合理分工。只有这样,中国的传媒集团才能与国际传媒“巨鳄”一比高低,才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并超过他们,才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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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北京大学学报》,2004(2)。
1.先秦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思想出自《周礼》,《周礼》是一部研究天地万象的学说,其从天道、人道、礼制等诸多方面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而生的问题上给予了较深的分析和论证,既是一部国家典制,还是一部哲学、美学论著,但《周礼》年代上古,无确切考释,又被后世续编,故未被竖为中国文化大宗。《周礼》的核心审美思想是“以人法天”,把“天、地、春、夏、秋、冬”视为“六合”,即宇宙,然后分设六官,协理全国。“六合”即万物生,万物负阴抱阳,各从其规。“以人法天”是要人效法天道,以自然规律来协调社会规律,这也成为中国社会最早的审美理想。《周礼》成书于西周,其诸多思想被春秋战国多家所承,如儒道等皆承载于《周礼》的文脉。周公制“礼”也便成为中国人审美认知的最早典章。由于人物绘画在上古时期还无确切的考证,故而《周礼》的审美思想直接体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以礼器、乐器、实用器为主体的艺术形态。在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审美观上,出现了青铜人物造像,这成为继原始艺术之后在国家文明形态中发现的最早艺术形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造像中,有人头像、人面像、立像、跪坐人像、人面具等,这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在人的面部做了多样的图纹装饰,其代表了商中后期和西周早期古蜀国文明中较高的审美形态。这些青铜人物形体夸张、怪异、充满着神秘感和民族宗教色彩,超越了现实人的客观性,成为一种完全精神形态的表述。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审美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工艺本身,如其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人面具”,在其眼睛和嘴唇之处皆做了抽象夸张,使二目硕大外凸、眉宇宽厚、神态威仪;其“纵目青铜面具”像两眼之中纵出圆柱,令人不解,又叹为观止;其“青铜人头像”有圆顶、平顶、冠顶等多种形制,面目如去皮之人,诡异、怪诞,令人且惊且恐。这些造型多大耳阔嘴,神态凝重,观念近同。作为中国早期古蜀文化中的宗教神像,其有着这个时代特定的审美法则和审美规律,这些神像是远古时期人神合一的精神象征,其目的是通过人来实现与神之间的交流对话,这表明在古代文明形成之初人们就已经在心中建立了一个观念世界。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是把人和宇宙、自然看成了神的载体,通过人和神相互融汇,来实现人们超越现实之外的审美愿望。简洁夸张的造型语言,体现了宇宙本体中“道法自然”“神游物外”的观念与价值,也成为《周礼》“以人法天”审美思想的直接体现。《周礼》的价值观念被春秋战国多家所承,继而形成了道学、儒学、阴阳学等学说,诸子百家汲取了《周礼》“以人法天”的核心观念,并将其发展为不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至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具雏形。春秋后期至战国,礼崩乐坏,却群星耀眼、圣贤辈出,诸家诸论映阔宇宙万象、天地人和,这些审美观和方法论多成为后世的审美之源。体现在人物绘画上,其一方面继承了西周早期的青铜造像观念,另一方面出现了墓室帛画艺术。从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可以看出,这种象征灵魂升天的人物绘画,包含着对社会审美的多种认识与体解,超越现实、追寻生命终极和宇宙本体、从人界升入仙界,达到天人合一、人神共乐的至美之境,成为战国时期人物绘画的主要审美理想。
2.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魏晋时期,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潮转向了玄学,“玄”是对宇宙、对世界的一种感知和思悟,其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对道学、儒学、易经新的发展与合流,《老子》《庄子》《易经》被称为“三玄”。“玄,谓之深者也。”玄学是一种“形而上”的主观唯心审美范畴,其把“生与死”“有与无”“动与静”“意与象”等作为自己的美学命题,远离社会时政,多钻研于幽深玄远的学说,讨论一些“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在汉代儒学没落之后寻找到的新的精神家园。玄学主要分为“贵无派”和“崇有派”,“贵无派”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世界统一于“无”,“无”是万物之母,其思想是对老子“有生于无”观念的传承与延伸。同时其又崇尚“自然”,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认为儒家经义失范皆因不从自然所致,来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质是把儒家教义融入了道学的本体。“崇有派”认为“自生而必体有”,有是万物自生的结果,宇宙的构成是由万物自身所组构,不受外力影响,这成为玄学的又一思辨。南北朝时期,佛学大兴,鉴于玄学的影响,佛学也多依附于玄学来扩展自身,佛教常借玄学的思维来宣传佛理,玄学也借佛家教义来通达来世,在这一特殊的阶段出现了玄、佛合流。客观而言,到了魏晋,已经形成了以道家思想为主流,合儒、佛二家的玄学审美思潮。玄学采用思辨、玄谈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一种远离事物本身来论证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这是中国传统美学有的审美认知方式和思维逻辑,是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其对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影响深远。魏晋时期,中国人物绘画大兴,基于玄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势态,以玄学奠定了自我的审美根基。中国人物绘画审美在历经先秦、秦汉数百年的实践历程后终于汇入到了社会主体的审美思潮中。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文化到了魏晋产生了大的合流,玄学成了人们对宇宙观、本体论的哲学、美学思辨核心,这恰恰也是艺术的审美精神本体。二是玄学思想把魏晋以前强调“象”的审美认知转化为“意”的审美内涵,提出了“得意忘象”的审美理论。“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此学说虽是对当时“象数学”的发展与创新,实际却为魏晋的人物绘画提出了一个新的审美标准,即审美的本体是“意”而非“象”,得“意”需忘“象”,这为当时人物绘画中的“意象”范畴奠定了基础。实际来看,魏晋时期的人物绘画也皆是画家依自我的感触、观念和社会时评作画,其本质是画家的审美意愿与人物性情德操的整体体现,其审美品格成为传统人物绘画品评的主要标准和规则。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对魏晋以来的二十一幅绘画作品做了评论,其中二十幅是画人物的,可见当时人物绘画的重要影响。其所述的骨法、天骨、骨趣、神气、情势、自然等标准皆是从艺术审美的本体出发而非拘于似与不似,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审美命题其实质也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对人物绘画提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路径。
3.隋唐五代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隋唐时期,中国人物绘画艺术走向了全盛和辉煌,在审美观念、表现技法、形态特征、意境神韵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大唐盛世以来的肥丽丰美、气韵风度。初唐的阎立本、盛唐的吴道子、张萱、晚唐的周窻等既开创了唐代的人物画风,也奠基了中国人物绘画的审美高度,其《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天王送子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皆标志着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经典和辉煌,同时也成为当代艺术复兴的范例。唐代人物绘画的气韵和妙悟,多在灵府,不在耳目。“有象因之而立,无形因之而生。”其绘画特征多基于唐代的大国豪气,重气度、气韵、气势而不照拘形态,这成为自先秦以来中国人物绘画发展的最高峰。在画论上,唐代张怀瑾著有《画断》,其以“神、妙、能”三品评鉴画家高下,立三品评画之首,朱景玄著有《唐朝名画录》,著述画家127人,以“神、妙、能、逸”四品品评诸家,始创四品论画之源。张彦远著有《历代名画记》,以“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论画,传记画家370余名等等,这些画论、画记,多是围绕人物绘画的品评而展开,多重神境气韵而轻略能格形似,建树了隋唐以来人物绘画艺术评鉴的高峰。隋唐时期,在审美观念上艺术美学与诗歌美学并躯而进,各入其渊,在艺术的本体论上,对人物绘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过庭的《书谱》,《书谱》虽是针对书法艺术的论著,但却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本体论给予了深刻的思考和辨析,提出了“同自然之妙有”的审美论断,从而把“意象”和“气”联系起来。“按照老、庄的哲学,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是‘道’,是‘气’。书画艺术的意象如果表现了‘道’‘气’,就通向了‘无限’,那就是‘妙’,就叫‘同自然之妙用’。”“同自然之妙有”之论疏通了书画的宇宙观,既绘画的意象应该表现宇宙的生气、表现自然的本体“气”“道”“玄”,要想妙造自然,就要取之象外,得其本真。唐代诸多人物画作,莫不是以“神”“气”“韵”来造其形貌,而非拘似于表征,这种重内质、化表象、合气韵、突气度的绘画方式,绝不是对人写生能画出来的。朱景玄曾评吴道子绘画曰“若有神助,尤为冠绝”,评周舫曰:“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士女,皆神品也。”[可见画家作画时心、神的高度自由。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看出,唐代人物绘画正是借以人物的节操、品行、德为,来化合艺术与生命的本体“道”和“气”,达到妙悟自然、万象归真,从有限通向无限,来突出宇宙的生机与活力,使画意能目极万里,心游大荒。至于所造形貌,在中国的审美观念中不过是表达精神与意象的一种符号,并无象似之言,像,心象也,观念之形貌也。“同自然之妙有”从书论的角度融合了“气”与“意象”的区别,提出了“妙”的境界,对整个唐代人物绘画无疑影响深远。
4.宋元明清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自宋代始,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开始转向了写意。宋代出现了文人画和写意画,文人画多重逸气,多以抒发自我的胸臆、心意和笔意为审美原则,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而写意画主要体现的是画家的审美意象,其以意境、意象和画家体道、悟道的感触为表现原则。宋代的人物绘画与唐代人物绘画的最大区别是其抛舍了唐代绘画的庄重、气度、风骨和华贵,使绘画变得更加轻柔、简意、自然、有趣,把唐代的“心源之悟”化生为“情趣之意”,使绘画在人的审美空间中更加轻逸邈远。宋初画家石恪的《二祖调心图》被视为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转折,其用粗笔大墨,神完气足而又异趣横生地表现了二祖慧可伏虎的景象,笔简形具、得之自然。其后的梁楷,参禅入画、不拘法度、笔墨粗率、恍兮惚兮、出入无间。其《泼墨仙人图》《李白行吟图》等被视为两宋写意人物绘画的主要代表。然而,宋代时,中国艺术的正统已经由人物转向了山水,诸多画论、画评也开始以山水画为大宗。在人物绘画审美观念上,其品评愈加稀弱,而此时“程朱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审美认知方式,其在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上对宋及其后的人物绘画都影响深远。北宋以来,人们对儒学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以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成为对儒学的一个新发展和诠释,它以儒学为宗,合佛、道二家,将天理、伦理、、气韵、宇宙、世界等统一起来。理学认为“天理”是自然万物和宇宙生成的根本法则,是世界的本源,不生不灭、无处不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气一元论”,即“理”和“气”是统一的,“理”为本,“气”为具,“理”先于“气”而存在,“理”依“气”而生物,是宇宙和万物的本体。此观念是对宋以前“气本源说”的一个审美转轨。同时,理学将太极也划归于宇宙的本体之中,认为太极包含“理”与“气”,是宇宙万物之理的综合表现,并在人性论中,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即完美纯理之性与理气合性之别,来以此论证“心之本体即是性”“心是主宰”等观念。又以“道心”“人心”的不同,指出“天理之正”与“形气之私”之别。这些观念都成为传统人物绘画审美思辨的理论建构。理学开启了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事物的又一个大门,其对北宋以来人物绘画审美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理学对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其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新发展和“人性论”价值上的新探讨,即对以“理”为本的“理气一元论”和天地、气质之性的“道心”与“人心”的价值论证,其本质是把宋代儒学的审美观与先秦以来以气为主脉的学说进行融汇,将形而上的“理”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这种新的审美本体论在艺术的形态中也许难以明示,但在艺术家的宇宙观、认识论上却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六祖斫竹图》等莫不受理学本源论、人性论的影响,在万事万物中来揭示即成的天理与人性之道。到了明代,王阳明又集儒、释、道三家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思辨,提出了“心学”之论,在理学的基础上,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本体性认识把人的心性论和认识论提高到了更加无限、更加自由的地步。“心学”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之心视为价值本源,认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明便是天理”,指出所有的道理皆存在于人心,而不必外求。王阳明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事虽形态不一,但其理皆存在于心,在这里,“心”成了对世界万物以及宇宙的最高主宰,成为最核心的审美本体。王阳明“心本论”的思想把人心的“本然”与“明觉”视为认识的本源,这是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发展的最高形态,明代以前的诸家诸论提出过诸多的审美本体,其观念多在自我的“心念”之外,只有到王阳明这里才提出了“问求与自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最高审美境界。心学对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心明即天理”之论,其把艺术所表现的本体完全归于主体之心的自我觉悟,这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最高级。明代的人物绘画在心学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了轻逸与柔美,削弱了唐代的骨气、简化了宋代的意气,突出了人的情怀,成为画家由内心生发的心意寄托。文征明的《湘君湘夫人图》、唐寅的《秋风执扇图》《王蜀宫妓图》、陈洪绶的《仕女图》、崔子忠的《云中玉女图》等皆是自我的心性流露,这种生自本心、以自我感怀中的柔润、情韵为主体的审美心意,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中的主要建构。
二、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
1.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在当代国画人物中的体现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对当代国画人物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审美认知和审美方式的建构上。即当代画家怎样去看待艺术的价值本体、怎样去体现绘画的审美目的、怎样去疏解人们的审美情淤等等,都离不开传统观念的引导,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本质建构,是中国人物绘画的祖论、祖法和祖格,其价值是永恒的。纵观当代的绘画教育,传统的画史、画论、画法占据很大篇章,任何习画者必须熟通中国的画理,在观念上继承传统,在认识上研习古法,才能借古开今、自成一体。本质上说,传统的审美观念是中国艺术的根脉,是中国人审美的环境域,无论时代怎么变、无论外来文化怎么冲击,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华民族古典文明的核心所在。当代的国画人物在形态上可谓多种多样,如工笔的、写意的、文人的、传统的、现代的等等,技法形态的多样化来源于审美方式的多元化,许多画家在当前信息社会的观念下对艺术的构成有着多元的阐释,其与传统时期艺术的直线发展有所区别。诸多作品对美的表述或比较隐喻,或过分自主、自由,但其所呈现出的认识和思想在根源上并不与传统相驳。这种表面很现代性的作品实质是传统观念在当代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许多看似与传统毫无关系的作品,揭开其时尚性、情节性和艺术个性,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法”和“论”,作品所蕴聚的精神本体,莫不是传统观念的一脉所承,这种灵魂式的价值嵌入,是中国艺术永远无法摆脱的审美底蕴。其次,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对当代国画人物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当代画家审美品格的塑造上。所谓品格,也就是画家所形成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是画家的品识学养所生成的看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品格是一种价值内力,是画家的心性灵气所在,任何作品都来自画家的品格、品味与品识,人品等于艺品。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本体是观念构成,观念就是画家的品格透视,所以中国传统艺术尤重品第,品第高下也即品格的高下,中国传统画论中将画家分为多个等级,揭示其作品阶第之别的实质就是区分人的品格之别。历代以来,中国人物绘画中的审美本体如“道”“气”“象”“神”“妙”“气韵”“心源”等等莫不是画家的品格反映,作品的构成不过是画家品格的物化,中国传统的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生成了中国人物绘画特有的审美价值。当代中国人物绘画秉承着东、西方两种文化观念,并以现代的审美境域为价值坐标,大多数画家在接受世界、了解世界的认识中逐渐达成中西合融的审美思维,并把世界艺术的发展潮流看做引领中国艺术的思想航标,这种认识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在艺术中的反映,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质。中国当代画家的审美品格具有双重性,一是立足当代艺术的世界化、国际化来创新求异、体现作品的时代意义。一是继承传统审美的价值观念,来凸显民族古典的艺术精神、弘扬中华的艺术文脉。这两种特征在当代人物绘画中是一个普遍价值,尽管人的审美品格主要靠天性所赋,但其所立足的精神性、观念性及其审美格调莫不是以这两种价值为基础。本质上说,时代性所折射的不过是艺术的表征,而撑起中国当代画家审美品格的主构仍然是传统的审美观念,这些被历代绘画实践证明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塑造当代画家审美品格的价值来源。
关键词:药理学现代化传媒工具教学质量
药理学是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重要基础课之一,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一门主干桥梁课程。多少年来,基础医学教学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的教学形式。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学习的主动性得不到发挥,讲授内容主要以教材为主,脱离实际。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加强药理学课程建设,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积极进行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以适应药理学的发展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成为高等医学院校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药理学教学中,我们体会到教学存在教学时数相对少、教学内容多、教材中有些内容比较陈旧等问题。药理学涉及内容广泛、理论性强、需要掌握的内容较多,学生常常对药理学学习产生畏难情绪,缺乏主动探索和学习的积极性。针对药理学课程的特点及21世纪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药理学教学应力求通过合理运用现代化传媒工具如图书馆、期刊网、多媒体、课件等,教会学生阅读、查阅文献,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可以使教学形象生动,达到化难为易的效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拓学生的学习潜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求新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把药理学某些研究领域中的最新研究动态、所面临的难题、最新研制的新药及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医药方面的问题引入到教学中去,取得了初步成果。
一、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便于理解和记忆
由于电教多媒体提供了生动直观的形象,使学生产生良好的兴趣和情绪,在课堂上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帮助他们认识事物,理解知识,使他们轻松愉快地学习,掌握和运用知识。例如,在讲解有机磷酸酯类中毒及解救药物时,先给学生看一个有机磷酸酯类中毒的临床病例,都有哪些症状,接下来提问,“有机磷中毒的病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症状?”并结合图像向学生提问,哪些是M症状,哪些是N症状和中枢症状,然后向学生提示,有机磷酸酯类是一类持久性胆碱酯酶抑制药,启发学生结合图像从作用机制上进行分析;接下来再应用药物解救,一组病例应用阿托品后,哪些症状迅速得到缓解。另一组病例同时应用阿托品和解磷定,使M症状、N症状和中枢症状都得到缓解,并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体内酶浓度和活性,既形象直观,学生又记忆深刻。在期末考试中,相关内容答题的正确率达97%。
二、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减少教学难度
在药理学教学中,有些教学内容,涉及的问题抽象,内容复杂,教学难度大,不易被学生接受。运用多媒体课件,可以使教学形象生动,学生感知鲜明印象深刻,可使教学内容具体化,达到化难为易的效果。例如,在讲解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时,如果通过简单的抽象讲解,学生很难理解和掌握,通过做成形象的课件,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三维演示,融文本、动画、图像为一体,可将这一重点、难点内容的讲解变得生动、形象。同时,教师可以节省大量的板书时间进行讲解和讨论。利用多媒体课件对感官的直接刺激,使知识的接受更为轻松、记忆更为深刻。在期末考试中,相关内容答题的正确率几乎100%。
三、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加实践机会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师,学生也是教学主体,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扩大课堂活动面,减少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和束缚,使学生摆脱被动局面,积极地投入到整个课堂活动中,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是教学的成功因素。药理学中呼吸系统药、消化系统药是临床常用药,内容较多、作用机制相对简单,把这部分内容分成几个部分,学生分成小组,鼓励学生去图书馆、期刊网查阅参考资料,请小组同学讨论、归纳出讲稿,各组同学派代表在课堂上发言,通过这种方式的学习,可以把自学的方式引入教学中去,让学生担任课堂的“主角”,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并使学生在学习讨论中发挥团队精神,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药理学开设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我们在学期的后阶段给每个学生一个题目,鼓励学生去图书馆、校园期刊网、实验室多媒体课件查阅资料,写成2000~3000字的论文,从中挑选出立题新颖、内容丰富、不乏学科前沿理论进行交流讨论,提高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教与学的互动。针对临床上抗菌药物应用最广,滥用现象比较普遍的问题,让学生通过收集资料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
4.1抗菌药物的滥用表现由细菌、病毒等多种病原微生物所致的感染性疾病遍布临床各科,其中细菌感染最为常见,因此抗菌药物成为临床最广泛应用的药物之一。在抗菌药物治愈并挽救重多患者生命的同时,也出现了由于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导致的不良后果,如不良反应的增多,细菌耐药性增长,以及治疗的失败等,给患者健康及生命造成重大影响。抗菌药物的滥用表现在诸多方面:无指征的预防用药,无指征的治疗用药,抗菌药物的品种、剂量的选择错误,给药途径、给药次数及疗程不合理等。
4.2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①尽早确立病原学诊断;确立正确的病原是合理选用抗菌药物的先决条件。②熟悉抗菌药物的抗菌谱、适应证和不良反应,根据临床用药效果调整用药方案进行治疗。③按照患者的生理、病理、免疫等状态合理用药。④预防或局部应用抗菌药物要严加控制或尽量避免。⑤选用适当的给药方案、剂量和疗程。⑥要考虑病原菌的耐药性。⑦掌握联合用药指征,以期达到协同抗菌,减少不良反应,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通过此种教学形式,使学生拓展了视野,了解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而且对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有种紧迫感,培养他们献身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经过我们的教学实践,学生们反映他们不仅掌握了教材中最基本的药理学内容,而且开阔了视野,了解了药理学某些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还可以把药理学知识与一些临床所面临的问题如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常见药物中毒等联系起来,有利于培养他们学以致用、树立科研工作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的意识。运用现代化传媒工具,图书馆的利用、文献的查阅,对培养他们科学研究素质、增强创新意识和提高参与意识大有裨益。总之,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不断的改革与探索。我们将认认真真、持之以恒地做好每一项教学工作,为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合格实用型人才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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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J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2-0166-02
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手传的方式,并通过一定媒介而存在于民间的活态文化。作为一种“手艺”形态的“活”文化,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灵巧双手创造的结果,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而发展、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延续着人们的文化记忆,承载着历史文化传统。
一、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的特点
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以手传的方式,并通过媒介产品的视觉呈现来表达和传承的特殊文化形态,它除了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其独特之处:
以手传艺性。传统美术、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民间艺人们灵动的双手,在长达数千年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体验和创造出来的产品来实现的。“手”是人类灵性的表现,因为这双灵性的手的存在,人类可以利用它来劳动、来创造,来表现艺术、体现人类思维的深邃。以“手”传艺,展现的是动作,是对物的改造和加工,但传的是民间艺人的艺术感受,是民间艺人的生活体验,是民间艺人的思想情感。所以,无论是剪纸、木板年画、泥塑、面塑也好,还是苗族刺绣、服饰、银饰、花轿也好,这些“手艺”都是鲜活的手工创造,是流动的社会生活形态,可以用来谋生,为人们生活所应用;也可以用来休闲、娱乐;也可以锻炼身体,用来修身养性、娱乐心智。它或许因实用而粗糙,但也可以因精美华伦来寄托思想或技艺的伟大。
视觉呈现性。美术作品和工艺品是以精美绝伦的视觉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的,它依托的是人们的眼睛。美术作品、工艺品是一种依赖人们的视觉而存在的有形产品。这些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生活上的应用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还因为其具有永久的文化价值,其本身所具有审美价值和内在的文化寄托,能够丰富或慰藉人们的心灵,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体验要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体验到生活中的艺术情趣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术作品、工艺文化创作具有视觉呈现性的特点,使得它们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其美学价值和精神寄托被无限的放大,这也是它们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秘密所在。
二、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由此可见,文化遗产旅游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可低估。作为一种以视觉体验为主的遗产形态,在当前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旅游价值和旅游功能,能够为旅游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难得空间。
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价值,能满足人们对文化多样性体验的要求。传统传统美术、工艺文化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创造,是无数无名匠师美化生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产物,特别是那些世代相传,富有艺术造诣的作品,那些没有受到商品化污染的艺术,它们往往凝结着浓郁的乡土感情,孕育着美好的艺术想象。它们的美的内涵,朴素的情感,具有十分宽广的生活基础。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作“生活的艺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不仅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其审美价值、艺术形态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够为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我们来看看苗族的蓝印花布、银饰、以及剪纸等作品,它们无不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人们的审美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是对人类社会存在状态具体、直接和鲜活的表现,也是探究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生命力的珍贵资料。从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现代文明正经受严峻的挑战:饥饿、吸毒、恐怖袭击、……,人类社会正面临严重的文化危机:在工业文明的挤压下,消费文化大行其道,文明多样性正在加速消失,信仰危机不断加深。这一切促使人类不断反思自我,回过头来从历史、传统、民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这也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在工业文明的挤压下加速消失,另一方面也使得它在现代社会得到更多关注。文化遗产热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
现代社会在趋同化的过程当中,人们也在通过旅游等方式不断寻找人类自我的生存空间,舒缓生活压力,调节紧张的生活状态。在旅游热的大背景下,工业旅游、文化遗产体验游、观光游、民族风情游等为主题的旅游项目持续升温,不断得到大众的青睐。这些项目的开展,一方面满足了人们舒缓生活节奏、调节紧张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一些深藏在民间的传统美术、工艺创作,如鞋垫儿、虎头鞋、刺绣、年画、门神、窗花、木雕、泥人等正不断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虽然这些东西的某些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但是其潜在的、持久的、稳定的文化功能就像正在遭受空气污染中的氧气一样,显得弥足珍贵,人们自觉不自觉沉浸在这鲜活的民间文化氛围当中,体验着它带给自己的精神娱乐和视觉享受。如这些传统美术、工艺文化独特的生产材料、独特、甚或神秘的、濒临灭绝的生产工艺,都激起人们强烈的吸引力。不仅如此,旅游产品规划者在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旅游中加入一些旅游元素,如讲解、表演、自我生产体验,都极大娱乐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提升了旅游的品质。这也就是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独特的实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是与传统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够满足人们生活中的某些现实需要如陶器能够盛水储藏食物,蓝印花布能够制作衣服……在现代社会,这些应用传统技法、传统材料,生产出来的东西,对那些长期遭受假冒伪劣产品、工厂生产的有毒化学产品、受污染产品危害的人们来讲,具有特殊价值:我们需要那些绿色、环保、有生活情趣和独特文化内涵的东西如鞋垫儿、虎头鞋、刺绣、年画、门神、窗花、木雕、泥人等。这些东西,一方面满足人们审美和文化多样性体验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满足人们现实生活中对绿色、安全产品的需要。而这一切,无疑为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的旅游表现方式
将传统美术、工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就要遵循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律,走产业化的道路,实现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双赢。实践中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就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而言,本人认为比较可行的方式有两条:
单纯静态文化展示:博物馆是以收藏、展示、研究、宣传各种文物为主,采用综合手段全方位展示各国、地区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机构。将一个地区的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纳入博物馆进行收藏、展示,供广大游客进行参观体验,是不少旅游地区通行的做法。此种做法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广大游客只能做静态的产品参观和动态影像体验,不能进行深度体验观察。
综合动态文化体验:我们认为产业生态园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构想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综合的、动态的文化体验平台。在产业生态园或生态保护区中,我们将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研究与开发,遗产博物馆的展示与宣传,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的生产与出售,与其它各种旅游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富有民族风情的建筑、各种休闲的酒吧、歌厅、表演等,形成一个弥漫着浓郁特色文化的旅游、购物、休闲区域,从而达到促进产业生态区域的发展。从理论上讲,传统美术、工艺文化遗产产业生态园或生态保护区的构想是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化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它放回到现实的生活空间,让人们通过活生生的方式去体验和感受,真正懂得传承和延续文化遗产中的人文精神,从而使文化得到传承,产业得以发展。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形成是一个生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从文化传承人、遗产依托的材料、工艺环境、现代展示手段和市场开发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如果利用传统的、简单的文化移植手段促进遗产的聚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就会简单的扼杀这些珍贵的遗产。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产业化的手段,辅之以专家的指导,科学的论证规划,政策的引导规范和科学的监督管理,以及生产销售,进行一体化开发,就会有效促进文化遗产资源的聚集,形成凹地效应,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绚丽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遗产产业生态园或生态保护区。这是旅游地区发展的希望,也是一个旅游地区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走的道路。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009年度课题《湘西地区美术、工艺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互动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课题号为:09C80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