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税收制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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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是指与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或其行为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制度规定。具体而言，它是指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发行、转让、投资、赠与以及继承所课征的各种税收。从共性方面看，它们都具有聚集税收收入、调控证券市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日臻完善。由于证券税制所具有的独特的管理证券市场的政策功能和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作用，世界各国无一不通过税收政策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和调控，充分发挥税收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大多数国家（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在证券课税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富有成效的探索，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了丰富的证券税制经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成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距离，但由于各国证券税制目标的一致性，通过证券税制的国际比较，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一定启示，为完善我国证券税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建立完整、科学、系统的证券课税体系
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其证券交易都具备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相对集中的交易场所，建立起了中央结算交收系统和证券登记存管系统，使得交易大为简化。一国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其证券税制的体系也就越完善。而一个完善的税制体系表现在它的税收与税率设置是否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是否充分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方便性，是否充分平衡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经过不断地修改和补充，目前大多数国家（地区）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主要表现在：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较广。证券课税基本上涵盖了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在内的几乎全部的证券市场以及包括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证券课税的覆盖范围相当宽。
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这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证券税种；二是采取扩大一般税种课税范围的方式对证券课税。后者的优点是既可以简化税制，又可以减少立法程序。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如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如国债、股票、认股权证等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
4.证券税制的设计相对稳定。由于税制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一国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走向的把握，而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敏感度极强的场所，因而税制的调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整个证券市场的波动。措施不得当会导致强烈的抑制股市上涨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紧缩效应。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国家（地区）曾因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而引起证券市场狂跌的事件。例如，1988年台湾股价暴涨，严重背离其价值，出现“泡沫经济”现象。台湾当局决意以税收政策使证券市场降温，该年9月24日股市休市后宣布次年1月开始恢复开征证券交易税，税率6‰。9月29日开市后，当日加权股价指数重挫175点，9月30日剧挫210点，成交量总值从平日新台币500亿元减缩至3.55亿万元，52种股票有行无市，无法成交。自9月29日起至10月21日止，台湾加权指数下跌幅度达36%，加权指数从6000多点暴跌至2000多点，股市几乎崩盘，引起企业连锁倒闭等系列后果。证券投资人一再向财政部及立法院示威抗议，要求继续免税。台湾当局原来期望通过该税征收百亿新台币，但由于该项税收举措的不当，造成了经济混乱的后果，股市也遭受深重打击，税收反而减少。1993年1月台湾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案》，将股票交易税的税率由6‰下调到3‰，修正案通过前后，台湾股市反应迅捷，股指连续几天上扬。税收对投资者心理的压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也说明过火的、不切实际的税收手段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这一前提出发，各国在进行税制方面的微小调整时，都本着相当慎重的态度，不以短期的调控策略影响到长期的发展基础。
二、发挥证券税制的宏观调控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
发达国家政府都对证券市场给予积极的支持与监督，保证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生成。政府或采取集中型管理体系或采取单一性职能监管方式，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管理市场及其参与者，并在法律框架内赋予参与者最大限度的自由。
政府除了可以用证券课税筹集到可观的财政收入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发挥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投资导向作用。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课征不同税率和税收负担水平的税收，可以引导投资向税率低的证券转移。通常的做法是，对政府支持的或新兴市场的证券品种征收的税率较低（如风险投资），或采取免税政策（如国债），而对其它产品适用一般或相对较高的税率（如股票）。
2.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通过对不同投资期限所取得的投资所得课征不同税负的税收，引导投资合理化。从稳定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鼓励长期投资的要求来看，也可以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资本利得实行差别税率。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将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并入公司所得按33%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而长期证券交易利得可以先弥补证券交易亏损，对其余额按19.9%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
3.调控交易方式。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设计水平不等的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低的税，而对不通过交易所而进行的柜台交易或其它交易方式所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高的税，以利于促进集中交易。
4.鼓励资本积累。对证券投资所得（主要针对股利）和资本利得规定高低不同的差别税率，如对股利征收的税率较高，对资本利得征收的税率较低，可以起到抑制现金股利分配，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
5.调节收入分配。为更好地调节证券投资的级差收益，更有效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减轻中小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如美国对个人股东每一年度的200美元股利收入免税。
三、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制
各国（地区）在制定证券课税政策时，考虑实际情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证券市场发展的规模和阶段。比如新兴证券市场国家（地区）和成熟证券市场国家（地区）采取的证券税收政策往往不一样。一般而言，新兴证券市场的证券税制相对简单，设计的税率水平也较低，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税收直接构成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如果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就征收税负较重、税种较多的税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建立健全的证券税收体系既是取得稳定财政收入的必要条件，也是证券市场稳健运行的可靠保障。二是整体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地区）税收体系组成部分的证券税制，在税制设计和征管模式的确立等方面必然受到整体税收政策的制约，尤其是很多证券课税是一般税种在证券方面的延伸，本身就是同一税种的不同课税对象，更加强化了这种制约关系。照顾到与整体税制和征管模式的一致性，各国（地区）对于相同类型的证券课税都选择最合适又最富效率的税收政策。同时，在设计税制时各国都充分考虑到纳税的便利性。或者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者由中介机构及其他机构代缴，并给纳税人一定的选择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税种与缴纳方式。下面表A对美、日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体现出各国（地区）往往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自己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收制度。
美国日本
流转税已废止交易税与印花税兼有制度
资本利得税与普通所得税合并对个人、法人、居民、非居民采用不同方式
投资所得税并入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法人分别计征
遗赠税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
总赠与税制分赠与税制
四、普遍采取从轻课税的政策，推动证券巾场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证券交易普遍奉行轻税政策，国际上多数国家股票买卖成本在10‰以下，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甚至免予课税。主张对股票交易减税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①证券交易税降低股票流动性，从而造成股票价格失灵，这意味着股市信息失真和资源配置信号的紊乱，是市场效率的实质性损失。②防止资本外逃，维持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特别行政区1998年宣布其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下调至2.5‰，就是面对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新加坡证券市场的强劲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③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高于一定水平时，税率变动与税收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降低股票交易税率，有可能增加证券交易税收入。
证券课税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对资本利得的课税上。对资本利得优惠课税的主要原因是，①减轻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鼓励风险投资。②资本利得实现的时间较长，其中往往含有通货膨胀的成分，如果税负过重，就加大了波及原有资本的危险，③资本利得往往在实现（即平仓）以后纳税，而是否平仓、什么时候平仓是由投资者掌握的，如果税负过重，投资者就不愿平仓，就有可能出现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投资锁定”效应。④资本利得是逐步实现的，如果用一般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一次课征，显然比分期课征税负要重。
就各国证券税制的一般情况来看，涉及投资基金的税赋往往更为优惠。投资基金税收是指对运用信托资产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投资收益所缴纳的税赋。从纳税程度来看，基金投资的税赋比其他投资一般要轻得多，大多数国家的税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体现。从税收项目上来看，一般包括所得税、交易税和印花税等，但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从纳税主体来看，由于投资基金是由大众投资者分散投资，基金公司集中管理，因此基金公司作为创造收益的机构只是代为理财，纳税人应是不同的投资者，所以各国和地区根据基金投资主体的这种特点，一般都规定基金公司是免税的，纳税者为不同的单个投资者。在纳税的具体方式上，当投资者获得所分配的基金收益后，所应缴纳的所得税由基金公司代缴，当然也可由投资者直接交纳。
五、采取多种措施尽量避免重复课税
在交易行为环节，大部分国家（地区）采用印花税或交易行为税的方式课征，没有重复课税的问题，只有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少数亚洲国家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并行的方式，虽有重复课税的现象，但总体税负较轻。重复课税较普遍也比较难解决的在于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证券所得税往往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税种课征，这样对于同一笔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例如，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的利润在进入分配环节之前先纳了一道公司所得税，进行各项扣除以后的可分配利润有三种处理方式：①全部分配给股东。这时个人股东须交纳个人所得税，公司股东须交纳公司所得税。②全部不分配。结果往往是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扬，如果卖出股票，股东则须交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③分配一部分，留成一部分。对纳税的影响为前面两种情况的综合。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有价证券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并入到总所得中计征所得税。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第2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中国自证券投资基金开始试点以来，已经在基金业实施了一些税收优惠，如投资者买卖基金暂免征印花税、基金分红收入暂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这些措施对引导储蓄资金流向基金市场、优化金融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基金税收政策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基本特点
在基金运作中，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涉及到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多个方面。
在所得税方面，相似于很多国家，为了避免造成重复征税现象，我国对基金也不征收所得税，而对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征收所得税。
在营业税方面，《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以下简称《通知》）指出：1.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营业税。2.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在2000年底以前暂免征收营业税。3.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买卖基金的差价收入征收营业税。个人和非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的差价收入不征收营业税。2001年又专门下发通知，将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的优惠延长至2003年，反映了国家对基金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印花税方面，通常认为征收一定的交易印花税会抑制频繁交易，但实际上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股市持续非理性上涨时，交易印花税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投机。
因此，尽管《通知》将印花税税率降至0.4％，双向税率调至0.8％，但是实际税率仍旧偏高，使基金的投资操作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另外，对于投资者买卖基金份额时是否需要征收印花税也值得探讨，《通知》和后来的补充条例规定了税收暂免至2001年12月31日。
另外，2002年国家下发了《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对开放式基金的四个优惠措施：1.对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在2003年底前暂免征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2.对个人投资者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3.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4.对投资者申购和赎回基金单位，暂不征收印花税。
一些缺陷
总的说来，为了扶持基金行业的发展，中国的税收政策对基金行业提供了一定的优惠，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税收优惠规则制定过于笼统和宽泛，对特定领域的引导性不强，特别是没有着眼于建立基金市场发展的稳定资金补充渠道这个大的方向，因而对特定资金引入的作用不明显。
具体来说，中国对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企业年金等特定的资金缺乏明确的免税优惠，无法像美国等成熟市场上的个人退休投资基金或者教育储蓄投资基金那样投入于投资基金领域。
其次，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不规范，征税规则的解读不明确，优惠措施的更改不正规，各个地方执行的尺度不一致。在行业逐渐走向成熟时，税收会成为基金运作中的一项重要成本，系统规范、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相对稳定的征税规则是保证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再次，随着中国基金创新的加快，相应的税收政策往往难以及时跟上基金创新的进程，往往是在基金创新产品推出一两年后才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税收政策的滞后性使得新产品在一开始面世时就面临税收上的不确定性。
最后，因为缺乏对私募基金的清晰监管框架，使得当前私募基金基本上在税收体制覆盖之外运作，显然会形成税收的流失。
完善基金税收制度的建议
一是合理界定中国基金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要参照成熟市场基金税收政策的经验，制定我国基金行业合理的税收范围和比率，在金融市场开放环境下，不能以过高的税率阻碍自身发展，降低与外资基金的竞争力。
在征税环节和程序上，做到“使基金投资者通过基金形式买卖证券的实际税负不高于投资者直接投资于证券的税负”，以公允的税收水平提高行业竞争力。
二是要通过清晰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基金市场形成稳定的资金补充渠道，也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投资渠道。例如，对于社会保障资金、企业年金、个人退休投资计划等要制定清晰的免税政策。
三是在所得税方面，按照虚拟法人理论基础，避免重复课税，在纳税环节的选择上建议采用代扣制，实行源头控制；营业税方面，当前税率过高，可适当降低；对资本利得的征税应当加以研究，对长期和短期资本利得或资本亏损区别对待。
四是着手研究私募基金合法化的问题。
五是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应该重视税收在基金运作中的调节作用，关注其对成本和收益的影响。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税收会成为基金运作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一方面管理公司可以研究税收政策，采取合理方法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征税规则在某些领域的优惠而进行产品创新，以税收的减免作为吸引投资者的一种手段。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相关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关于所得税指出：
1.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个人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获得的差价收入，在对个人买卖股票的差价收入未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前，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获得的差价收入，应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3.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利息时，不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3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春江水暖鸭先知”，股票期权的理论魅力，使我国企业界以实际行动扮演了对股票期权的先知先试角色。股票期权计划在我国至今经历了10余年发展时间，已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上海”、“北京”和“武汉”三种模式。综合现有各种模式的具体做法，我国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案例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国际规范和惯例的特点，颇具中国特色。
1.期权不仅适用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还适用于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国外股票期权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这一点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希望借助于实行股票期权或期股等方式来完成改制和产权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制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企业历史积累中各要素贡献的分割问题，以便为企业未来的公司治理构筑合理化的平台。对于市场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建立一个开放的、流动的产权结构是改制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扩大资本规模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单一国有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施更有效的激励的需要。怎样才能既保证管理人员获得能够产生较强激励效果的足够数量的股权，又能避免因分割存量资产引起的矛盾?一种变通的做法就是着眼于增量企业未来的股权，即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周其仁教授认为它是绕开私有化难题的制度创新，对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2.股票期权已不再是一种选择权，经营者必须购买。西方成熟的股票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而不是一种义务。受益人可以在未来某个时期因股票市价高于期权的执行价格而行权，也可以因股价低于执行价而放弃行权。但是在国有企业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中，期权不仅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义务，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必须实际购买本企业股票。比如武汉国资公司的延期支付计划，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而言，根本不是一种拥有选择权的股票期权，而是将其所有的已经分配的风险收入的指定部分拿去购买本公司的股票。对北京的期股试行办法来说，经营者必须在三年任期内按既定价格分期缴纳股款，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量的股份；在经营者缴足股款之前，这部分股份属于“期股”，经营者对这一部分股份只有表决权和收益权，而没有所有权，待全部股款缴足后，期股的所有权才属于经营者；经营者任期届满两年后，经审计合格，该股份可以变现。可见，在我国实施的股票期权，名为股票期权计划，实为“股票购买计划”，经营者获得的股票期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所有权，从法律上来看，这种所谓的股票期权已有经营担保的性质。
3.非国有中小股东利益在制度设计中未受到重视。从股票期权在我国的实践来看，不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武汉，其实施方案都是由政府国资、财政等部门发文规定，程序上一般都是让国有控股股东代表提出一项议案，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于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国有控股股东的提议都能够获得通过，从而使其意志处于支配地位，产生对中小股东的约束力。由于国有股东提出的股票期权议案是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考核指标的，这实际上排斥了中小股东在股票期权决策上应有的权利，造成了国有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样，获赠股票期权的经营者只须对国有控股股东负责就行了，而无需考虑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国有股东的代表人或者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直接从公司收益增加或股票价值上涨中受益，他们作为有限理性人有其自身独特的效用。这决定了他们与公司经营者签订的股票期权协议中的各项考核指标的订立和监管，并不一定能够与“以业绩为中心”、着眼于长期激励的股票期权制度的精髓相一致。
4.我国股票期权具有惩罚机制。在激励与约束上，我国股票期权更多地偏向了约束一方。北京市规定，如经营者任期未满而主动离职，或任期内未达到协议规定的考核指标，取消其所拥有期股权及其收益，个人现金出资部分也作相应扣除。武汉规定，完成净利未达到50％的，扣罚以前年度股票期权40％，而期股却是用经营者的部分薪酬购买的。上海市规定，中途离职利未达经营指标的，不予兑现股权收益，并扣除一定数额的个人资产抵押金。这样，股票期权就成了一种担保之债，具有惩罚性。
二、股票期权的适用条件
作为一种公司企业的薪酬改革，股票期权制度产生于美国，美国不仅市场经济非常成熟，而且有关公司、证券的法律制度也非常完善。当我们欲将一个植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成功地移植到我们这样尚在“转轨”的国家时，就必须仔细考察、理解它的生存土壤，否则就可能出现“南桔北枳”的危险。就股票期权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来看，它的良好运作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适用条件：
l.成熟的股票市场。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其适用性与股票市场本身是否有效紧密相连。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市场价格总能充分反映可以获得的信息，如果市场中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可以获得的信息，投机者可以利用技术分析或基本分析的方法获取超额利润。如果股票市场缺乏效率，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相关度不高，那么行权价格的确定也就缺乏科学的依据，有可能畸高畸低。证券市场的无效还可能使享有股票期权的经理人在行权和实现利益的时候受到证券市场的“冤枉”：经营业绩并不好的经理人员可能因为证券市场的不正常价格波动而获得很高的利润；相反，业绩好的经理人员却可能因之无法行权或实现的利润不能正确反映其业绩。人们很难想象，在证券市场监管不力、市场秩序混乱、“黑庄”横行的环境中使股票期权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西方国家企业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有较高的一致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较为科学的经理任命制度，存在较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他们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他们不仅追求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名誉和地位。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建立，首先要打破企业经营者选拔任用上的行政化，使企业经营者的选拔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使经理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合理流动、择优汰劣和最佳配置。其次要加强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的培养，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实施企业经理人员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要求有一个职业经理人阶层为基础，为市场优化配置提供有效供给。最后，将企业家与国家行政干部区分开来，实现经理人员职业化，制定职业规范，对职业经理人实施任职资格制度和职业规范制度，从职业角度约束、管理经营管理人员。
3.优惠的税收制度。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效果跟政府税收优惠制度的扶持密不可分。在发达国家中，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公司和个人往往能够享受税收的优惠，由此降低了公司的激励成本，进了股票期权制度的推行。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税收方面对股票期权制度实施优惠措施，是因为经理薪酬制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但是企业所有者之所求，也是企业员工乃至全社会之所求，因此对于像股票期权这样有效的制度创新，政府有必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况且股票期权制度还具有将所得转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事实上，从股票期权的产生背景来看。它最初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的过高个人所得税率而设计的。因为薪酬证券化后，可以从会计上将所得转为投资，从而起到避税的效果。到20世纪70至80年代，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受到普遍重视，在这一背景下，股票期权制度不但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其“节税”的目的还因明确的税收优惠制度而具有了法律上的正当性。
三、构建股票期权制度必须直面的问题
1.无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发达国家，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公司和个人往往能够享受到税收的优惠，由此降低了公司的激励成本，促进了股票期权制的推行。我国迄今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税收优惠规定，而且除了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外，还对个人在股票期权中的实际利得（包括股利）征收个人所得税，从而加大了激励成本，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实际收入，不利于股票期权的实施。就我国目前对于股份公司经理人员的股票期权收益的税收而言，按照《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规定：在我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因其受雇期间的表现或业绩，从雇主以不同形式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指雇员实际支付的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认购价格低于当期发行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数额)，属于该个人因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在雇员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即按照累进税率交纳5%~45％的个人所得税。此外，经理人员在行权后转让所得股票时，还应交纳证券交易印花税。以上对经理人员股票期权的实际利得或交易流通的征税，加大了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成本，降低了经理人员的实际收入，削弱了股票期权制度的激励效果。
2.缺少配套的会计法则。我国目前的股票期权会计法规还是个空白。按照现行会计法规，股票期权在赠与时，无需作任何会计处理，经理人员采用现金或其他方式行权时，可以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科目，借记“银行存款”、“现金”或者其他资产类科目。但如果行权价与行权日股票市价存在差额，公司是否应当确认有关费用?抑或在股票期权赠与日后即预提有关费用?这些会计法规都没有予以明确。在信息披露方面，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规定，或有事项包括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资产，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所谓或有债务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股票期权在赠与日后，公司负有一种应经理人员的意思表示而进行股票销售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是否会导致经济利益从企业流出，要看行权价与行权日公平市价之间的差额如何。如果前者低于后者，则在实质上摊薄公司利润，稀释公司股份，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应认定为一种“或有负债”。如果行权价与行权日公平市价相同或者高于前者，则经理人员放弃行权，因此，不存在可能出现“或有资产”的情况。有人认为，由于因股票期权而承担的义务不是一种现时的义务(在授予期结束之前，不能行权；且行权期内，是否会行权，还存在不确定因素)，而且该义务的金额无法可靠地计量，因此，不应在会计报表中确认。但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做出相应披露。但行权之后，公司因行权而以契约规定的行权价向经理人员出售股票，如果行权日公平市价高于行权价，公司是否应当确认费用?因价格差额而导致的资本公积未能增加的机会成本，会计上如何处理?对于这些，现行会计制度并未做出任何规定。
3.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国有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制企业，国家股和法人股在股权结构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低效的产权结构形成了低效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并成为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一大体制障碍。首先，国有公司股权结构单一，“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难以监督经营者，有效的治理结构难以形成。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一般散股股东并不能“用手投票”来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广大中小投资者由于监督成本较高，往往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成为消极股东(NegativeHolders)和搭便车者(FreeRiders)。虽然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处于控股地位，在形式上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决定经营者的去留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投票权必须委托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并不是国有企业资产的真正所有者，不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由此，他们监督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成了—种“廉价投票权”。无能之辈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行为，他们可能通过贿赂而获得、并保持企业领导地位。这使得“用手投票”的效能大打折扣。至于“用脚投票”，由于国有股法人股被人为锁定，不能进入一级市场流通，这使得国有股东不能抛售经营不善公司的股票，使之成为“垃圾股”，来躲避损失风险；也使得收购企业即使购进二级市场某公司的全部股票，也不会发生接管(Takeover)行为，从而也很难对经营者构成压力和威胁。因此，国有公司的特殊股权结构以及国有股法人股的非流通性，使得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很难反映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和努力程度，证券市场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出来，导致了严重的外部人控制(OutsiderContr01)和内部人控制，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无法建立起来，实施股票期权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其次，国有公司中国家控股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从而必然影响股票期权的实施效果。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后，国有资产管理者成了国有公司的合法“老板”，他们可以利用控制权名正言顺地干预企业，形成了事实上的外部人控制现象。因此，只要国家控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即使对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实行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企业仍然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有调查显示，我国企业家由主管部门任命的占75％，由社会人才市场配置者占0.3％。这种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或企业经营者，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而是讲究行政级别的企业官员。这些非经人才市场筛选出来的经营者不可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价值增值为动力，而是尽力“讨好”上级，把政府的社会、政治目标作为经营目标，甚至与上级官僚合谋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因此，企业股价的变动不能反映经营者的能力及其努力程度，股票期权也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
4.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对股票期权的有效实施还存在不少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券市场规模较小，限制了股票期权的实施范围；二是证券市场还很不规范，影响了股票期权的实施效果。首先，股票期权的实质是从股票价格中提取股票市场对公司潜力和经营者努力程度的评价信息，并借此对高层经营者提供长期激励，为其人力资本定价。股票期权的激励最终必须通过股票市场来实现，这就要求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必须是上市公司或者至少在今后几年内能够发行股票上市的公司，但我国的上市公司比例还很小。此外，从证券市场的结构来看，西方国家的股票期权一般使用于濒临亏损但扭亏有望或者高成长型的企业效果最好，因为这两种企业的股票有较大幅度升值的可能。而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大多处于传统行业，股票价格上升空间一般不是很大，这就降低了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效果。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很不规范，股价和企业经营业绩脱离的现象十分严重。股票期权的长期激励作用是通过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来实现的，但是，股票期权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股票价格必须能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在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上，股价高低同企业经营业绩密切相关，股票价格能够充分反映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及其经营水平，实施股票期权能有效激励企业经营者。而我国证券市场还属于“政策市”、“资金市”，市场投机气氛很浓，庄股盛行，泡沫成份较多，人为操纵股价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亏损股价同其绩效严重背离，有些企业连续亏损几年已经被ST(特别处理)或PT(特别转让)，股价却比一些绩优股价还要高。倘若经营者选择在此时行权，就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了，这不仅违背了股票期权的初衷———激励经营者搞好企业，而且还会产生新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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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摘要：股权激励最早起源于美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薪酬模式，在全球众多上市公司中推行。我国因公司制起步晚，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股权激励的实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于上市公司的治理和业绩水平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现代激励理论，股权激励是一种适合企业长期发展的有效激励方式。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企业的长期发展愈加困难，所以对于股权激励机制的研究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股权激励；公司治理；研究
一、股权激励制度的起源
股权激励起源于美国。1952年，为避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大部分薪水被高额的所得税“吃”掉，辉瑞制药公司发明了股票期权。1956年，美国的路易斯·凯尔索等人设计了“员工持股计划”，拉开西方成熟市场推行股权激励的序幕。股票期权作为长期激励机制，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赋予经营者与股东利益均等的权利与义务，有助于避免在股东对经营者监管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经营者为自己的利益而背离股东利益的情况。目前在全球工业企业500强中，超过400家已实施了股票期权制度。
在我国，股权激励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内部职工股和公司职工股，以及此后的工会代持股和员工持股会持股等制度。最初的职工持股制度是自发创立的，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公有制基础上的。2005年5月起,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提供了制度基础。2005年12月31日，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方案，将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纳入国际化规范轨道上来。随后《公司法》《证券法》等重要法律、法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为上市公司施行股权激励进一步扫除了障碍。
二、实行股权激励的目的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国外应用广泛。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主要目的包括：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改善员工福利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凝聚力；合理避开税收、减少企业经济负担；拓展融资渠道等。
我国需要采取措施对股权激励制度加以完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推动产权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健全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可靠手段，应得到重视。股权激励的实施是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辅相成的。从企业性质角度及股权结构层面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其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更大；对企业而言，股权结构的集中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其对股权激励机制的需求度。站在企业管理角度看，缺乏健全管理结构的企业，其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更大；由于股权激励效应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特征，年轻的企业高管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更大；作为现金薪酬较高的企业，为解决管理者缺乏工作积极性问题，通常也会选择股权激励。
三、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现状
最近两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据2013年度《中国股权激励年度报告》统计，2013年共计158家上市公司公告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比2012年度增长30％。截至2013年12月，上市公司中先后已有524家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通过梳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呈现以下特征：
1.股权激励受高科技行业青睐，民营企业居多
因中长期激励方式能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在一定时间内能有效留住人才，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较多采用中长期激励。从行业看，目前信息技术、房地产等典型技术密集、人才流动较高的行业较常使用中长期激励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中，医药、信息技术、电子三个行业的企业占40％左右。说明股权激励对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性，此外，民营企业因面对自身发展，对人才的吸引、保留和激励提高了要求，成为长期激励的最主要实施主体。
2.股权激励范围集中董监高层级
激励对象有以下几类：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岗位人员，是相对多数公司主要激励对象。但公司独立董事；证券交易所近三年内公开宣布的不当人选；中国证监会近三年内处罚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明确指出不得担任企业高管（董事、监事等）的人员，不包括在激励对象中。
3.股权激励模式主要以期权为主
根据对股权激励理论基础的分析,我们通常把股权激励模式分成股票激励和期权激励。股票激励中包括限制性、虚拟及业绩三种股票激励方式，它们的特点是不管股价如何涨跌，经理人的报酬都与公司的股票价格挂钩。期权激励中包括了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两部分，它们的特点在于：行权价低于股票价格时，经理人的报酬与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挂钩，行权价高于股票价格时，经理人无收益也无损失。我国的股权激励模式主要是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位居第三，而业绩股票、虚拟股票等激励方式所占比例很小，效果最差。
四、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舶来品的股权激励，在我国引入后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对接中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股权激励难以平稳、健康发展。
1.股权激励模式单一
我国上市公司模式主要集中在股票期权模式。从某种程度讲，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价格的涨跌都会影响高管人员薪酬。因此，企业的高管人员比较关注股票价格的涨跌情况。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宏观经济的变化状况以及行业景气度，都会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所以，当前股票期权行权价这种模式，无法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出来。
2.缺乏成熟的资本市场条件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属于弱有效市场。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偏低，投机色彩过于浓厚，股票价格的变动受庄家炒作、金融政策变化因素影响较大，不能正确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股票期权也难以达到其应有的激励效果。此外，我国的中介机构存在一些问题，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中介机构，未将企业的实际业务活动有效反映出来。这些中介机构审计的财务报表，也无法将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真实反映出来。这种情况既制约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实施股票期权制度。
3.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控制以及运作的机制与规则。要想充分发挥股权激励作用，就应该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基本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我国当前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企改制而成的，其中存在明显的国有股独大现象，致使股票期权计划无法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4.股权激励相关配套措施滞后
股权激励涉及股票来源、激励对象、激励费用化与会计处理、税收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要想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激励作用，离不开这些相关制度的配合。然而，目前与股权激励相关的配套措施仍然相对滞后。
五、改进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建议
1.实现股权激励模式多元化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模式比较单一的问题，建议引入业绩股票、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等模式，增加企业的可选择性。新的股权激励模式可以将公司、行业和市场行情的因素考虑在内，将这几个因素在股票期权的价格中各自设定一个权重，使行权价格在行权期内可以有一个调整的方式，这样管理层的薪酬更实际，更具有激励价值。
2.提高证券市场有效性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弱式有效，股票价格不能有效反映企业业绩，股票市场违规操作现象严重。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健全、期权期货市场的功能不齐全等，增加了推广股票期权制度的障碍。其一，证监会、审计部门要重视监管上市公司的工作，加大力度查处公司在股票市场中的违法违规操作，严厉惩处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以及非法经营行为，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监督上市公司行为。其二，加大力度监管股票投资者的买卖行为。重点打击联合坐庄等操纵股票价格行为；还要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引导人们深入理解投资。其三，加大力度监管中介机构。不定期审查为股民以及上市公司服务中介机构行为，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同时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加以完善。
3.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内部治理主要应从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上进一步约束经理人的决策行为。首先，要建立独立董事会，规范董事会制度，加强监事会的监管力度；其次，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授予股权、行权价格、行权时间和终止条件等进行科学规定；最后，对股权激励机制要进行有效管理。
4.完善配套制度，保障股权激励的顺利实施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要取得更进一步发展，需要在股权激励的会计、税收制度方面不断完善。在会计制度方面，要完善会计相关规则，并对公允价值的确定等给予明确的规定。在税收制度方面，股权激励的纳税时点应该适当延后，可考虑将股票期权的纳税时点由行权时改为实际出售时。另外，还应对企业的股权激励费用进行明确规定，避免发生重复缴税的问题。
总而言之，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弱有效性等问题制约了股权激励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仍然是我国上市公司中长期激励不断完善的重要方向。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日渐成熟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自律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股权激励的认知也逐步成熟。上市公司可以积极尝试股权激励，通过股权激励来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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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避税活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关联企业在交易中规避法律,不合理避税愈来愈成为我国现行税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关联方交易中不合理的避税方式常见的有转移定价､收购亏损关联企业等六种方式｡规制关联方交易不合理避税的对策可以从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信息披露､税收制度等方面入手｡
一、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的概念界定
我国的新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准则规定:“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三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具体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受主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所谓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业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主要有:购销商品或其他资产(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租赁､融资､担保和抵押､管理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等｡
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在法律中规定交易量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认为是关联交易;而有些国家则要求交易行为对该公司具有重要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偏重某一方,均视为关联交易｡对此,《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对关联者的揭示》概括为“关联者之间的交易,是指在关联者之间相互转移资源或义务,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二、关联方交易中不合理的避税形式
避税是指纳税人以不违法的手段和方法,利用税法的某些不完善之处,通过资金､费用､成本､利润转移等方法躲避纳税义务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一种经济行为｡避税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接受的避税,指纳税人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导向,通过对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精心安排自己的经济事务,以减轻税收负担,这使得纳税人实现其避税愿望成为可能,亦即当税法等规定纰漏过多或不够严密时,纳税人纳税的愿望就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税法中的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另一类是不可以接受的避税,即狭义的避税,指纳税人违背国家的纳税意图,利用税法上的漏洞和含糊之处,曲解税法的含义,其实质是违法的,是以不违法或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属于逃税行为｡避税的实质就是纳税人把纳税对象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从而使它的适用税率降低,或者使其应税所得额减少,进而达到少纳税或消除纳税的目的｡
1.转移定价避税
这是关联交易避税最主要的方式,或者是关联交易避税中的核心问题,即利用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企业间的税率差异,通过关联交易的不合理定价降低税负｡转移定价,是指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或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品､劳务或财产而进行的内部交易作价,也包括同一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内部交易作价｡转移定价避税有多种形式:收入与费用的转让定价､劳务收入的转让定价､贷款业务的转让定价､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等｡
关联交易转移定价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应该说,利用关联交易非正常定价的最初动机就是避税｡企业集团经常通过在关联企业间人为地抬高或降低交易价格来调节各关联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以达到其逃脱税负的目的｡例如,在所得税和流转税(关税､增值税)领域,利用关联交易避税最为严重的是一些外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账面连续多年亏损但却不断增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部分外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者利用转移定价或者低价向其国外关联公司销售商品或原材料,或者高价从其国外关联公司进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税收利益｡
2.收购亏损关联企业避税
集团公司､母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之间以销售资产方式进行重组,可以是子公司向母公司注入资产,可以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资产,也可以是母子公司之间互相置换资产｡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弥补,但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所以,如果盈利企业收购亏损企业,就可以将亏损企业的亏损逐年弥补盈利,从而减少应纳税额,合法避税｡
3.利用优惠条款避税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问题,因而我国主要利用优惠政策来引导投资方向､吸引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根据税法规定:对向能源､交通设施以及“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分得的利润,在五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以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上述行业和地区的,免征所得税｡为此,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应纳税额而努力挂靠上述行业和地区｡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在优惠期满后,变更企业名称,重新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4.租赁方式避税
从避税角度看,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方法,对承租人来说,其好处在于既可以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的负担和风险,又可以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利润,从而减少纳税额,并为企业今后继续从事这种无本赢利的经营方式奠定基础｡对出租人来说,租赁也给他带来好处,他不必为如何使用或利用这些设备款而操心,同时,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租金收入｡此外,出租人的租金收入要比一般性经营利润收入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措施｡
5.信托方式避税
信托避税法是通过在某一特别税收优惠地区设置信托机构,让非优惠区的财产挂在优惠区信托机构下,利用税收优惠避税的方法｡在特区设置信托机构,实行财产信托是常见的一种｡所谓财产信托,是指企业将其拥有的机器､设备､房产虚设为避税地的信托财产,然后将这部分财产的经营所得､利润收入挂在特区信托公司的名下,以达到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三、规制关联方交易中不合理避税的对策
1.完善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由于控股股东在关联方交易中有决定权,具有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权为自身谋利的行为动机,并且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体系的制定工作,提高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真实性和透明度｡一方面是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披露应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规定不够全面,只要求披露关联交易方,关联交易的内容､数量､金额以及该项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对关联交易定价基础的披露没有要求,也缺少第三人对此次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提出意见｡
2.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强化推行独立董事制度
2001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广泛关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保护等问题｡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企业对独立董事的激励通常较小,企业并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来行使其职责｡因此,我国要强化规范独立董事制度,对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发表独立的意见｡
3.规范关联企业关系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很多企业上市采用控股的子公司上市这种“剥离上市”和关联企业自身行为的不规范,使上市公司与控股大股东或第一大股东之间发生关联方交易的频率过高｡为了避免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在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应该规范关联企业之间的关系,对有关企业上市之前的改制,资产重组时应将供应､生产､销售组成具有独立完整的系统并迫使上市公司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这样会大大地减少关联方交易的产生,为杜绝不当关联方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4.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反避税立法
目前,我国的税收法规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税收主体之间的税收待遇上存在一定差别,如1994年税制改革统一了国内企业所得税,但是,仍然存在着国内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两种不同的所得税｡这就给纳税人提供了避税机会｡因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外国反避税经验,制定符合我国情况的防范转让定价避税的实施规则,以控制转让定价为重点,规范和促进我国反“避税”工作的深入开展
5.强化税收征管,提高征管人员素质
我国100万的税务人员中,反避税人员不足200人,人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反避税工作进度｡相对于目前上市公司愈演愈烈的关联交易来说,反避税人员更是远远不足,应加强专业反避税人员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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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我国的电力投融资体制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巨大转变。其间，“拨改贷”、集资办电、“债转股”及项目法人负责制的确立，使得电力投融资体制几经转型，不断健全和完善。
对于投资不同的体制有不同的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主要是围绕资本市场而展开的，更多的是讲证券、金融、风险、收益、资本资产定价、投资组合绩效、利率和债券管理等等。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投资，主要是围绕项目而展开的，就是所谓“大基建”体制。目前，尽管已经把“投资体制”扩展为“投融资体制”，但仍然是在项目层次上讲融资。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主体的完善，必然要求电力投融资体制由“项目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
1我国电力改革市场化取向的必然要求
厂网分开后，出现了电力投融资的新主体，并将形成四个层面，并因此构成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形势下的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第一个层面是厂网分开后形成的七个投融资主体，即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五家发电集团公司，是我国国家层面上的投融资主体。它们将经营、管理原国家电力公司所经营管理的约l万多亿元的发电资产和电网资产。在这一层面上还有二峡总公司、国投电力公司和国华电力公司等。
第二个层面是以电力建设基金由地方政府支配的那部分组建的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力开发公司或电力投资公司。从1988年到2000年底，前后13年累计征收电力建设基金约940亿元人民币，其中由地方政府支配的资金约407亿元人民币。
第三个层面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电力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人，我国电力工业利用外资的渠道不断拓宽。一方面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商业银行贷款等作为重点项目的融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办电也得到不断发展。外资来源几乎涉及到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电力工业利用外资的多样化的基本格局。到2001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资投资电力的金额已超过千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也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不包括华能集团)利用外资签约额达128亿美元，累计使用额86亿美元。
第四个层面是由电力行业内部其他企业和非电力行业以及地区之间横向联合组成的企业。例如一些金融机构、煤炭、冶金和地方小企业投资办电，北京与内蒙、山西联合办电等。这些投融资主体是在1985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后慢慢形成的。
同时.未来电力投资需求量大。我国“十五”期间新增电源投资包括结转投资规模约5400亿元人民币，共需要资本金(按规定20%计算)约为1080亿元人民币;全国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需要资金约3700亿元人民币，需要资本金(按规定20%计算)740亿元人民币。“十五”到“十二五”四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项目总计所需资金约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资本金需要800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项目资本金还是项目融资都将出现较大缺口。
而当前，我国电力投融资体制主要还是项目管理型，存在诸多弊端:一是以具体项目为核心融资，建管分离，管理效率低下;二是投资主体未能实现多元化;共是融资方式不合理，多采用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等债务性融资方式，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大，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因此，电力投融资体制必须进行实质性改革，其总体目标应该是:建立起针对出资人的资信评价体系，以资信等级为依据，实施对出资人融资能力的宏观调控。放弃项目的行政审批，形成投资决策、资本决策、信贷决策只权鼎立，相互制约各负其责的投融资格局。严格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准人，严格市场秩序，放松资本管制，培育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
2如何实现融资项目资本管理
事实上，国家目前已着手投融资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将全社会资金引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将市场机制运用到投资、融资、退出、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正要实现电力项目投融资的资本管理，要解决好如下四个问题:
①投资主体应能通过投资活动的全过程，使资产保值和增值，进一步提高再投资的能力。因此，必须使投资者依法拥有责、权、利。
②投资者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方针的指导下，既能自主投资，又有规避风险的意识，其投资行为将受到规范和约束。
③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应通过自我努力增强融资功能，建立起合理的资金框架结构。
④政府和行业管理者，能够有效地运用调控手段和制度、规范，使投资者所造求的微观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协调。
因此，项目融资应向企业融资转变，电力投资主体应体现多种经济形式。
一是完善电力投融资相关机制，特别是进人和退出机制的再造。要依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二是收缩政府直接投资范围，引入民间资本，实现电力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昊晓灵曾指出，“中国现在不缺资金，关键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而资源配置不合理，是目前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外资、民间资本实际上对电力项目热情很高，据统计，目前电力、煤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中，民间投资只占3.2%，引人民间资本和外资的空间很大。
三是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鼓励各种资本加盟债市。全面发展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市政债、抵押贷款债等在内的债券市场，已是当务之急。目前，美国市政债券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各州、县政府以及下属政府机构筹集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的重要市场。
美国资本市场，所谓“市政债券”，指的是各州及州以下市政机构发行的长期债券。在中国，除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几乎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地方政府债迄今近乎为零。专家形容说，“重股轻债”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变成了“破脚的残疾”。目前，国家电网公司正积极推出2003年电网建设企业债券，利用债券市场融资，也成为银行、股市之外第下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3开创电力投融资的新思路
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新的融资方式不断出现。与此相应，电力企业也应在融资手段上拓宽思路。现在看来，有以下四种新型的电力融资方式。
(l)商业票据融资
商业票据是一种由商业信用关系形成的短期无担保债务凭证。在商业票据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一些信誉良好的大公司发行无担保短期商业本票，在市场上可以流通，用于筹措短期资金。目前我国的票据功能仍仅仅局限于支付信用结算工具，票据市场交易主要对象就是银行承兑汇票，而无商业本票。人们谈论和研究的票据市场只是指汇票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贴现市场，票据的融资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票据市场而言，我国的票据市场只是半个市场。虽然我国不少电力公司信誉卓著，但不能通过发行商业票据或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方式来筹集所需的流动资金。笔者认为，电力财务公司可以发挥自己依托于电力产业又具备金融背景的优势，为电力企业商业票据的发行积极创造条件，并发行部分商业票据。
(2)资产支持证券化融资
资产支持证券化是80年代兴起的于美国的一种新型融资工具，指在未来产生稳定、可预测的现金流的资产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汇集组合，配以适当的信用增级手段，以资产所产生的预期现金流为支持，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将资产的风险和收益进行分割与重组。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债券和TOT(转让—运行一一转让)这些融资方式都是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的，为融资提供支持的资产是该企业的所有资产。电力项目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收入安全、持续、稳定，符合资产支持证券化融资的基本要求。尽管当前有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会计准则、税收制度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技术、人才资源等因素对其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电力行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基础产业，可以争取作为试点。超级秘书网
(3)组建电力产业投资基金
第7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民营企业转型中风险规避与生存对策研究”（W2011117）
作者简介：吕海宁（1980-），女，辽宁大连人，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商法研究。Email：haininglv@126com
摘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是一种成熟的投资模式。为鼓励投资者采用，各国都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加以鼓励和支持。笔者的分析和论述跳出税法本身，从商法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制度，提出了与商法相契合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7305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设立的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提供增值服务的非证券类投资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简称PE）是发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的一种投资工具。在商法领域里，它的法理基础源自于信托制度，即PE的主体通过签订法律协议，投资人将货币资产转移于管理人并交由其进行管理，形成信托法律关系，而信托的精髓就在于它转移并分割所有权的设计[1]，PE作为一种基金财产具有信托财产独立性，投资人根据协议可以指定自己或第三人为受益人，享有基金财产的收益权，管理人对投资人负有高度信义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以财产转移为基础的现金流转，就理所当然成为现代税法课税的对象。然而PE的运作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如何确定课税对象避免重复纳税就成为税法和有关PE法律制度共同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些相关法规存在明显的问题，还有一些重要法律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金融投资领域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税法和商法的差异与互动为思路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税法与商法下PE制度间的差异与互动
1税法和PE制度在理论上的差异
PE税收的核心问题是课税要素，此乃重中之重，课税要素是国家征税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国家有效征税必须具备的条件[2]，一般包括征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目和征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时间和纳税地点等。PE是非常复杂的商事行为，其全部过程包括财富增加时、财产权转移时、财产持有及特定使用时等情形。笔者认为 ，清晰界定PE税制中的课税要素，并在实践中严格参照执行，是完善信托投资税收理论司法实践的关键和重点。同时，也应当考察商法中有关PE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PE的法理基础是信托原理。信托行为是以信托财产为标的，由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共同组成[3]。信托关系产生后，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的所有人与财产的
受益人相分离，换言之，信托财产的转移并没有发生，信托财产的收益属于受益人，当然受益人是由委托人指定的。信托法律制度来自英美法系，其本质特征是双重所有权。PE是在信托原理基础上的一种变形，目的在于实现资金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和资本的专业化运作，是在追求最大化财产收益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地降低风险的一种投资模式。投资人将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转移给公司或合伙组织，但这种转移仅仅是名义上的转移，他们作为受托人以所有者的身份管理财产，所获得的收益归属于投资人指定的受益人。由于名义上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相分离的独特的法律构造，使得作为信托财产的股权在当事人之间流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超越了大陆法系中传统的“一物一权” 原则，信托财产形成后无法在大陆法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因此导致信托财产和信托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一直争议不断。信托行为中的财产转移是一种形式上的财产转移，受托人取得了财产但并未获得信托财产的收益，我国台湾学者将其称为形式上之转移，指行为人有财产处分行为，但财产取得人并未真正取得经济利益，其转移仅为名义上或回复财产行为[4]。作为PE的投资公司或有限合伙组织也仅是投资资金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不享有收益权。
根据税法的基本原则和课税机理，税法上纳税义务的发生仅考虑经营行为的表象，仅以经营者的行为外观作为判断标准，即只要发生了财产转让的经营行为，就认定为具备了课税要件，发生了纳税义务。但商法中的信托制度产生的初衷是为了避税，其模式不同于普通商事行为，呈动态形式存在，运行极为复杂且灵活多变，涉及很多不同的税种。以所得税为例，税法中的所得税顾名思义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税法下的PE所得税中的“所得”显然与商法下的PE制度中的股权基金所有权和收益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税法以直观的角度确定纳税主体为受托人投资公司或合伙组织。这样，税法与商法的差异就显现出来。在商法中更强调股权和收益的法律性质，从性质上判断权利的主体，以商法上的私募性质判断PE的真正所有者确定纳税义务人，与税法视域里的纳税义务人是不同的。总而言之，基于相同的经营行为或法律行为，商法上的所有权主体与税法上的所有权主体不是同一主体，必然会导致重复征税。
2税法与PE制度在实践中的互动
尽管作为独立财产的PE的商法性质在我国商法学界乃至大陆法系都存有较大争议，一直未能形成主流观点或学说，但并未对PE的商事实践以及税收造成明显的影响。事实上，有关PE的商事法律与税收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
鉴于商法中信托制度的高度灵活和天生的避税功能，同时又存在与税法的差异而导致重复征税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信托投资实践，创设出了信托税制的基本原理，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基于对信托及信托财产定位是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单纯的财产输送管道，还是除输送作用之外还包含它的财产积累或增减之功能定位不同，对于信托存续中信托财产的取得或增减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5]。一种为“信托导管论”，另一种为“信托实体论”。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实体论，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641节（b）项规定：“除本部分另有表述外，遗产或信托的应纳税收入计算方法应与个人的情况相同。”可见，在美国将信托本身作为纳税人，课税计算也是在毛所得基础上扣除宽免、折旧与损耗等可扣除项目后，按累进税率表的级别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的。但是在计算信托应纳税额时，信托在税率表、宽免额和慈善减免等方面和个人均有不同，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J节中确定了分配减免制度，完成受益人和信托之间所得税义务的分配。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引进信托制度时，采取的“信托导管论”，主要区别是将信托仅仅作为财产转移的一种通道，信托本身作为纳税主体。两种理论都是在各自的法律体系内，从商法角度对信托制度的定性后创立的税法原则。在英美法系双重所有权体系下，信托本身和受益人就能够同时成为纳税主体，当然为避免重复纳税，美国税法也规定了“分配减免”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在绝对所有权法律体系框架内，仅将信托看做是财产转移的导管，不作为纳税主体。
此外，以有限合伙模式构建的PE中，关于有限合伙人所持有份额是否应被视为在某国设有机构、场所的问题，我国和美国的税法都没有具体规定，但对当事人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我国税法为例，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一个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境内和境外所得全部以净所得作为基础进行纳税，适用25%的税率，但是，如该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其所得则以毛收入为基础征收预提所得税，法定预提税率为10%，且中国已经同很多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进一步降低了预提税率，有时甚至免税。美国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美国的纳税人、法院，甚至立法者面对合伙企业的税法问题时，都会很自然地求助于税法框架外的合伙法，以寻找答案[5]。显然，税法和商法的边界已经有些灰色地带，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
二、PE税收制度与商法原则的统一
为保证我国的PE制度更加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实现税法和商法在原则和法理上的一致性，鼓励投资人选择技术性强的成熟投资模式。PE的受益人负担纳税义务与其商法性质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作为二者统一的突破口。
受益人负担原则是指实际受益获利者为纳税人，不实际受益获利者不负税，避免对名义获益者、名义应税行为进行征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理念，作为名义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地位的基金公司或有限合伙组织的受托人，因为不是最终信托利益受益者而不承担信托投资产生税负，相反，作为PE利益的享有者以及基金终止后的所有者，受益人理应成为最终的纳税人。有人认为受益人负担原则是“信托导管论”的具体体现，只有“信托导管论”将信托和信托财产定位为委托人与受益人间单纯的财产输送管道，信托中增加之利益被认为已直接由受益人享有，受托人的信托运作不过是信托利益输送的媒介，信托所产生的所得类别即为受益人取得的所得类别[6]，笔者认为略有偏颇，采纳信托实体论的英美法系，信托投资的所得税也是由受益人负担。分析美国的《国内收入法》（Internal Revenue Code，IRC）A部分的第1章的J节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虽然美国的税法将信托视为实体，但为了避免重复纳税，信托可以将其纳税义务通过分配减免（Distribution Deduction）的形式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它的受益人的身上，受益人对从信托获得的所得或者是已经确定的权益的所得按照普通方法支付税款，信托仅仅对尚未分配的所得支付税款。由此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受益人负担PE的所得税是公平合理的，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践中都无争议。
笔者认为税法中受益人负担所得税对于商法中PE的定性问题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大陆法系的商法中，如前所述，有关PE的商法性质的争议由来已久，以物权和债权的二分原则、一物一权原则构建的大陆民商法体系是封闭的，对于来自于异域的信托模式均由债权和物权复合而成，于是无法在大陆民商法体系中落户。大陆学者们都尝试着用各种法学方法和理论来解释，至今仍未形成学界主流观点。民（商）法与税法，若对同一经济事实加以规范，民（商）法虽较税法提前适用，但其只有时间上之先行性，并无评价上之优先性。税法虽然属于公法，但其与作为私法的商法均在统一于法律秩序之中，公法与私法为相邻平等的法域，统一在宪法价值观下[7]。如果以商法之外的税法对PE受益人课征所得税为逻辑起点，可以推出PE作为一项财产，其所有权人为投资人作为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彰显税法与商法的差异中的相互回应。
三、我国PE税收制度现有政策及存在问题
税收负担是影响PE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现有的税法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中，从当前企业应当缴纳的税收种类分析PE税收问题，当下PE涉及的主要税种是流转税和所得税。具体而言，PE涉及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
1所得税
在我国的实践中，PE的设立与运作主要有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两种类型。企业所得税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就其来源于境内、境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但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亦会导致税负差异，同理，PE的不同组织形式将会导致其税负有着很大的差别。
公司型的PE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当然根据公司从被投资的公司、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的性质不同，其税率也不同。根据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的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转让股权所获收益，则应并入基金的应纳税所得，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股东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投资者获得的收益，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视为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适用20%的所得税率；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率如低于或等于基金公司的税率，则应纳税所得额无需缴纳所得税；但如果高于公司基金的税率，机构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如此一来，公司型PE事实上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
修改后的《合伙企业法》则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这样，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的税负相对较轻，且不存在双重税负问题。
然而，公司型PE虽然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显然，如果公司型PE符合该《通知》中所称的创业投资企业，就可以享受到巨大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学者提出，同样情况下，只对公司型PE给予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对于其他类型的PE如有限合伙型而言不公平，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商法中，有限合伙型PE所依托的组织形式是合伙企业，基于商法理论，合伙企业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共同承担，因此它本身不能作为缴纳所得税的主体，故它比公司型PE的税率低的多，投资人从合伙企业中分得的收益明显要高于公司。
2营业税
营业税是对规定的提供商品或劳务的全部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投资机构作为提供各种投资服务的专业金融机构，按照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需要按其营业额缴纳营业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转让无形资产要缴纳5%的营业税。但是，由于PE中的资金财产的运行过程非常复杂，可能会经过多次所有权的变动，而现行的营业税则是以应税财产的流转额作为课税依据，每一次的转让均缴纳营业税，这必然就会导致PE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被重复征收营业税。
3印花税
一般来说，印花税是以经济活动中签订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和权利许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税。PE设立时，本质上属于产权书证转移，因此涉及立据人缴纳印花税。在作为受托人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运作和管理过程中，受托人就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所形成的应税凭证（包括信托业务管理账簿）要缴纳印花税。信托投资终止环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交还受益人时，也会发生产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义务。
如前所述，委托人在PE设立时，将资金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即投资公司或合伙组织，在PE终止时，受托人再将资金财产转移给受益人，导致两次转移都被征收印花税。换言之，同一笔所得将被征收两次印花税，如此便加重了信托的税收负担。事实上，依据信托导管论可推知，PE这种表面上的两次转移，一次是形式上的转移，另一次是实质上的转移，实际只相当于一次真实转移。
PE的现有税收政策法律中并未考虑到商法中基于信托制度设立的PE的所有权二元性特质，导致重复征税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环节：一是PE设立时，就投资人资金财产转移产生的纳税义务与PE终止时的纳税义务重复；二是PE存续期间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与收益分配时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相重复。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单一，也不利于鼓励投资人充分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性投资模式，导致其在投资市场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四、完善我国PE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制应当考虑商法中其独有的特殊性质，从法律技术上的改良入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构建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制度。
1消除PE中的重复纳税
对于PE税收法律制度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复征税，亦可谓重中之重。世界各国将投资税制，尤其是以信托制度设立的投资模式的重点都放在避免投资的设立、存续和终止等诸多环节发生多重征税上，均有明确的税法规定，将纳税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以最终实现税负的“无增无减”，契合现代税法的精神。各国都围绕避免重复征税做了详尽的制度设计。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以收益是否归属于受益人为标准，将投资收益区分为受托人（或信托）收益与受益人收益两种，由受托人和受益人分别负担所得税义务，从而避免重复征税现象。日本则直接在信托税收法律中规定：“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的财产，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信托收益，在税法上直接视为是受益人的权益。”因此，对受益人课税而不是对受托人课税，也不是对信托课税，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征收所得税现象的出现。
可见，从各国的经验看，对于所得税的重复征税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坚持受益人负担PE所得税的原则。无论是公司型还是合伙型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以合同形式将资金转移给投资机构，由投资机构负责运作管理，并依照合同收取服务费，所获得的收益归属于投资人指定的受益人。因此PE仅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依前述导管论解释，它仅仅是一个连接投资者和投资机构的 “中介”而已，根据实质课税原则，由受益人就所得税缴纳税收，重复征税即可避免。
信托财产转移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契税、印花税等，仅凭受益人纳税原则无法消除课税环节重复的问题。依据“一元所有权”原则，委托人在信托设立时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在信托终止时受托人再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益人，两次转移都应当缴纳相关的税收，加重了信托的税收负担。从信托导管论可知，信托资金这种表面上的两次转移，实际上只相当于一次真实转移，因此应当避免对名义转移行为的课税，当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资金信托合同时免于缴纳，仅在受托人与被投资企业签订合同时缴纳税收，从而消除重复征税[8]。
2扩大税收鼓励政策的范围
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局限性明显，我国目前仅有对公司型PE的税收优惠政策。笔者认为应当扩大鼓励政策的范围，扩及到投资人，给予投资人一定的税收优惠或减免税负，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以税收优惠鼓励投资者或自然人投资人参与这种技术性强且成熟的投资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间投资中出现的问题。高利息的放贷是一种低级的投资模式，加之没有法律保障，风险非常大，国家的监管难度也非常大。而科学化、技术性较强的成熟投资模式，能够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美国税法对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人给予了很多税收优惠，如对于风险投资中遭到的任何资本损失，都可以冲抵其一般收入，从而减轻投资人的税收负担，降低投资风险。这一鼓励性的税收政策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3适时将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尽管还没有扩及到金融投资行业，但是势在必行。本文不从技术层面讨论和研究关于PE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面临的问题，仅从应用角度论证。
首先，对PE改征营业税为增值税避免重复征税。PE中的资金财产在其运行中两次所有权的变更中，其中第一所有权变动仅是形式上的转移，并且就资金财产本身来说对于企业投资人或个人投资者没有增值或赢利。
当然，有学者提出营业税重复征税的方案：信托终止环节，在自益信托情况下，信托财产分配不属于销售或视同销售行为，因此无论受托人还是委托人均不负有流转税纳税的义务。在完全让渡信托的情况下，信托财产向受益人的分配仅仅是赠予行为的完成，其流转税已按照发生主义原则在信托设立环节征收完毕，因此财产在此环节的转移也不应缴纳营业税或其他流转税[9]。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不能苟同。这仅是对于信托类投资的权宜之计，从PE的基本原理以及长远发展看，改征增值税是彻底解决之道。
其次，可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在英国，如果受托人经营企业并提供应缴纳增值税的应税货物或劳务，如果应税收入额超过49 000英镑，则应缴纳增值税。在日本，其消费税就是国际上通常意义上的增值税。信托财产从委托人到受托人的转移本身不征消费税；由于信托财产被认为属于受益人所有，所以用实物方式收到的收益也无须缴税；支付给专职受托人的报酬应缴纳消费税[9]。有鉴于此，我国也应当遵循这一国际上的新规则。
最后，从金融投资行业的整体视角看，如果金融业改征增值税，则前面环节税款得以在金融业中抵扣，而金融业作为生产业，也还会使增值税抵扣的链条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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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养老保障存在覆盖面不宽、社会化程度偏低、保障体系不完全、运行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本文系统分析了强化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中支柱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政策层面就如何发挥商业保险的支柱作用、促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强化商业保险的支柱作用是构建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
(一)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市场效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就市场内涵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市场竞争在带来更高效率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职业风险，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迫切需要社会保障作为“减压阀”或“安全网”，商业保险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日益突出。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给社会保障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是在城市化进程(目前为45 %)当中，两亿进城农民工基本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二是在高流动性就业格局当中，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商业保险具有保障型产品个性化、多样化(月前已开发的养老保险产品有100多种)，以及资金运用安全稳健、盈利能力较强的特点，在解决我国社会保障难题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就保障制度安排而言，我闰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必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科学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只个关系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养老保障体系，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统筹规划、制订政策和行政监管，相关的具体运作可以交给市场商业保险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应该而且能够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健全和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
迄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企业进行了改革试点和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尚未正式启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更是缺失。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9亿人，相对于近2.8亿城镇从业人员、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来说，覆盖面分别为72%和27%左右;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171万人，覆盖面只有7%左右覆盖面不宽、社会化程度偏低、保障体系不完全、运行效率不高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问题。立足于“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方针，为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的社会养老保险目标，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应予以充分发挥
属于商业保险经营范畴的企业年金、团体养老保险、个人年金等，兼具有社会养老保险所体现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国民福利的功能，以及商业保险遵循的权力和义务相对等、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就此而言，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对构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作用毋庸置疑。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可以不断丰富养老保障体系的内涵.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保障和服务功能，使养老保障体系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商业保险可以在基本养老保险尚未覆盖的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并为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精算、年金化发放、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等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还可探索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管理的方式;商业保险可以为企业养老金计划发起、运营、给付提供全程服务。成为企业养老保障的重要承担者;商业保险可以通过提供保障程度更高的养老保险产品，有效弥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的不足。同时，通过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业务，不仅可为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促进金融体系健康运行，而且可以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通过商业保险，还可有效解决现有体制下养老保障可携带性不强的问题，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
(三)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按照联合国国际人仁{学会的划分标准，我国在1999年升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增至I .69亿人，占全国急人口的12.79%，预计2020年将占17.2% ， 2050年将占31%。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不仅老龄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还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发达国家进人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在5000-10000美元。“未富先老”的人口压力直接加大了社会的抚养比率，这无疑会对我国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城镇化和家庭小型化(目前户均3人左右)趋势快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这就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养老制度来适应这种变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金支出将快速增加。自198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养老保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现时企业和个人缴费能力的前提下，既要补过去计划时期的欠账，通过社会统筹保障已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又要未雨绸缪，通过模式转换逐步建立个人账户基金，改变单纯养老代际供养格局。以卜问题导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不高，企业缴费不堪重负。目前，企业缴纳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及女工生育五大法定保险的工资计缴比例，全国平均达29.5%以上，这意味着企业每给职工发放1元工资，要开支1.30元。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测算，企业缴费在25%为经济警界线，29%以卜为极限。在此高位上，造成企业成本过高，市场竞争力和更新改造发展能力被削弱.进而导致国家经济下滑1980年代中后期，世界多个国家也遭遇类似情况.为破解难题，一方面对基本养老的缴费基数、征缴范围等作出调整，另一力一面调整保障体系构造，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和促进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年金发展，减轻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压力，以此逐步减缓企业计缴法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负担。
按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今后20年里我国尚处于所谓“人口红利”期，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也在快速到来。这也即意味着，我们积聚养老基金应对老龄化高峰支出压力的时间只有20多年。因此，现阶段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中，在既不能再增加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压力，又要积极应对今后人口老龄高峰压力的现实状态下，国家必须采取诸如税收政策等措施合理调节国家、企业、个人的保障能力和贵任，使养老保障“三支柱”协调推进，促进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年金的发展，实现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良胜循环和发展。
(四)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国际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发展趋势
自1980年代以后，受基本养老金支出压力、经济波动、预期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等因素影响，全球养老保险制度进人了一个改革探索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大多数国家都对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反思和不同程度的改革，主要特点:一是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增强自愿性的企业年金计划、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计划的份额和作用，逐步缩小强制性现收现付计划的规模。国家不再单独承担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障责任，更多地倾向于国家、企业、个人和家庭共同承担责任，多数国家实施了由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年金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二是进行调整性改革，主要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基数、缴费时间、工作年限和养老金计发办法等进行调整，以促进基本养老保险的稳健运行。三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养老保障领域中的作用。有的国家改革基金管理方式，有的引人社会自治的公共管理，由私营管理、商业保险机构承担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营。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增强其他养老保障方式的吸引力。四是注重养老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趋向于建立一个覆盖所有人员、统一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养老保障的公平性已经成为国际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共识。顺应国际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实践，我们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制度的公平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五)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党和政府赋予中国保险业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党和政府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保监会吴主席强调:我国现实国情和国际实践，决定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二、发挥商业保险支柱作用，促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明确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 系中的定位
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功能作用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作后盾，并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确立。为此，国家应把企业年金、个人年金的发展放在优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大框架下进行战略规划。一是应在制定中的《社会保险法》中明确三支柱或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明确企业年金、个人年金的支柱作用;明确商业团体养老年金与企业年金同属国家政策扶持发展范畴;明确商业保险在个人账户发放机制和实现个人账户资金保值增值方面的专业化功能作用;明确商业保险在企业年金发展中的主渠道作用;明确商业保险在建立和推进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作用二是尽快组织制订《企业年金法》，使企业年金在运行中更具法律约束力。三是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商业养老保险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措施上鼓励商业保险企业有效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关键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营业税问题。个人年金保险的供给者是保险公司，涉及的税种主要是营业税和所得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规定，保险公司开办一年期以卜到期返还本利的普通人寿保险、养老年金保险等业务的保费收人，免征营业税。这对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养老保险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实行的是先征后返，且认定标准偏高，导致返还率较低。(2)企业所得税税基过宽问题。现行税制中，保险公司的保费收人扣除赔款和营业费用后其结余都被看作利润所得，忽视了各种责任准备金的负债性质，特别是对于寿险公司，其死亡给付具有必然性，保费收人的绝大部分将用于返还，不应将其法定责任准备金列为纳税所得。(3)重复征税间题。按现行规定，寿险营销员每月需按佣金收人总和的5.5%计算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税后扣除一定比例的营销费用后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由此形成了双重征税。事实上，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给营销员的佣金收人是从保险公司的保费收人中提取出来的，这部分佣金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人的一部分已经由保险公司计提缴纳过营业税。
此外，应提高、增强公民及社会的保险保障意识.可在全日制教学教材、全国干部培训教材中增加养老年金保险等内容。
(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大力发展
目前，税收优惠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年金和居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瓶颈。国际经验表明，设计合理的税收制度是撬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最有效的杠杆，尤其是对缴费和投资运用环节给予税收优惠，美国的401K计划对于其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推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对企业年金的优惠国外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鼓励一般体现在三个环节:雇主、雇员缴费在“税前列支”，从而减少应纳税额;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取得的收人可以免税或延迟纳税;企业年金支付阶段的免税。不同环节上的征税或免税构成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模式，借助征税(tax)和免税(exempt )的英文字头来表示可分为:EET模式，即在缴费和取得收益的环节免税，在养老金的领取环节征税;ETT模式，即在缴费环节免税，收益和领取环节征税;TEE模式，缴费征税，收益和领取环节免税;TTE模式，缴费和收益环节征税，领取免税。我国税法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法规至今尚属空白，唯一的税惠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笔者建议，我国应采取EET模式，在税收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凡建立企业年金计划或购买商业团体养老年金，允许企业与员工从其税前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应在5%以上)的年金缴费额，从而减少纳税基数，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在领取养老金时则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将对企业和员工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采取EET模式。
对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优惠。我国税法规定，居民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在领取养老金时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在商业养老保险的缴费环节却没有相应的税惠政策。笔者建议，国家应在税收制度上明确，允许企业员工以个人名义为自己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用在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中全部或按一定比例扣除。这样安排的益处:一是对政府而言，以减少部分当前财政收人为代价减轻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巨大压力，以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替代率的提高来换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降低，并且可以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角色，进而改变以往政府责任过于集中现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唤醒居民个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激发其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及制度运行的参与感，从而降低制度变迁和运行成本，避免由于将个人努力和自我储蓄所体现的待遇差别完全视为政府不公平制度安排所致，从而滋生不满情绪和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二是有利于提高居民个体福利水平。在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得到大力发展的新的保障模式下，居民在个人的养老福利规划中将会拥有更大的权利和更为广泛的选择集合。按照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不增加居民的财富总额的条件下，选择集合的扩大一般都会直接扩大参与者的福利水平。
(三)从管理机制上，促进养老年金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协调发展
第9篇：证券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一、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出台的背景2005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扩大了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的范围，规定“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人应当自行纳税申报。2006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将“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明确为“年所得12万以上的”情形，并规定了纳税人必须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自行办理纳税申报，逾期将按照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这是我国对高收入人群自行纳税申报在法律保障方面作出的具体规定，无论对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人来说都是一项崭新的工作。
自行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依照实体税法有关税收要素的规定，自己计算应税的计税依据及税额，并将此结果以纳税申报书或申报表的形式提交征税机关。征税机关原则上根据纳税人的申报确定应纳税额，只有在纳税人无自动申报或申报不适当的情况下，才由征税机关依法行使税额确定权。
个人自行纳税申报是世界发达国家都采用的方便有效的征收制度。个税自行纳税申报并不意味着要交更多的税，也不是要自行纳税。从表面看，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的实施，只不过是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报送所得信息或税务部门采集纳税人所得信息的渠道增加了一条：由以往代扣代缴的“单一”渠道变为代扣代缴加自行申报的“双重”渠道。它既不会由此改变纳税人的税负，也不会因此改变纳税人的纳税方式。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规定未变，分类所得税的征管格局未变。只要应税所得的范围未作调整，适用税率的水平未作改动，你该缴多少税，还缴多少税。并不会因为你自行申报了，你就要比以往缴纳更论文多的税，你就要在已经代扣代缴的税额之外另行缴纳一部分税。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漏税的收入项目。不管是出于何种缘故，你都要通过自行申报而补缴上那部分应缴未缴的税款。
二、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实施情况分析根据国家税务部门的调查和预测，认为符合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条件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电信、金融、石油石化、天然气、烟草、航空、铁路、自来水、电力、邮政、有线电视、广播等垄断行业以及房地产、足球俱乐部、外企、高新技术产业等；高收入个人包括私营企业主、建筑工程承包人、演艺界人士、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高校教师以及垄断行业的高级员工等。
然而，在2006年度收入的个人申报中，截至2007年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自行申报的人数只有1628706人，申报年收入总额5150.41亿元，已缴税款790.84亿元，补缴税款19.05亿元。而税务部门估计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人数为600~700万，申报者只有1/4。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策宣传不到位。2007年是我国实行年所得超过12万元者自行纳税申报的第一年，纳税人对年所得12万元的具体组成内容以及个人所得税的11项中每一项所得如何计算，夫妻或家庭共同取得的收入是否划分、如何划分等不甚了解，对这次的个税自行申报从性质上说到底是“纳税申报”还是“收入申报”也不甚了解。甚至于有的纳税人将所得12万元片面理解为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另外，政策制定的不明朗，造成纳税人申报的“真空地带”，如《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虽然规定了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地点，但由于有些纳税人取得收入的途径不是唯一的，造成申报地点的不确定性，给了纳税人较大的自由，这部分纳税人完全有可能未进行申报或不进行申报。
2.纳税意识淡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是一个充满“浓厚”人情的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要普通公民进行收入申报，一要先建立起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二要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来确立这一制度，为公民设定义务。就个人自行申报而言，有些政府官员的收入已达到12万元，却没有主动申报纳税，那普通公民又有多少具有主动纳税的意识呢？还有的个别地方、个别部门为了本地区GDP，为了招商引资吸纳财源，竞相出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采取先征后返的变相减免政策，让纳税人认为税收有弹性、税收可以讨价还价，人为地弱化了税收的强制性原则。有些人甚至认为缴税是没“面子”、没本事、没能力的体现。由于纳税人税法观念的淡化，自觉申报纳税的意识就很难形成。
3.个人的侥幸心理。除工资薪金外，对个人取得的其他隐性收入，如个人取得的财产租赁所得，纳税人自己不说，税务人员也很难知道。在实践中，有些私营企业很少在账面上进行“利息、股息、红利”的分配，而投资人的小车却是换了一辆又一辆，房子买了一栋又一栋，钱从何处来？这就让纳税人心存侥幸：反正税务机关不会去查，也查不出来，又何必自己去“找事”？再加上一般个人纳税人没有理财账户，对自己的年收入所得和费用支出不记录也不保留票据账单，年收入所得对他们来说是个模糊的估计数字，而且更多的个人纳税人都怕“个人收入”这样的隐私信息泄露，便萌发“尽量少缴税或者不缴税”的消极意识，所以，出于“与其申报少了被税务机关查出来要罚款”的考虑，一些能达到12万元申报界限的纳税人干脆不去自行申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缺乏便捷的信息渠道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才是纳税人不向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的关键原因。
4.纳税人保守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自行纳税申报工作，使自行纳税申报“热”不起来。中国人历来讲究“藏富不露”。中国有句俗谚：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国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由于受“劫富济贫”、“斗地主”、“批富农”的深刻历史影响，富人怕露富的思想比较严重，怕引起大家的仇视。而面对税务人员，富人除了怕被追缴个人所得税外，更担心的是怕税务部门及其人员泄露个人“家底”惹来麻烦，甚至于可能危及本人和家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5.税务机关执法不严。其实，执法只要公正、公平、合理，纳税人还是能够“心甘情愿”接受的。而在现实中，税务部门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仍然存在，执法弹性较大，由于观念和管理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在涉及到个人的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个人的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罚不力，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了相互攀比的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功能的实现。
6.“用税”不透明。“缴税”似乎与“用税”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
缴税”人的缴税心态却与“用税”的结果不无关系。既然纳税人缴了税，就应当有知道税的去向的权力，这是人之常情。而税法只片面强调了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无视纳税人最起码的知情权利。由于用税的不透明，对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的自觉性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应采取的对策
（一）完善自行纳税申报的配套制度
1.制定“年所得”的标准计算公式，提供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机构。统一规定各单位工资单（或个人收入凭证）的标准格式，体现出规定口径计算的“年所得”；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税款时必须向纳税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收入凭证和扣缴税款凭证。具备条件的扣缴义务人应在年初向纳税人提供上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年所得”的凭证。
2.对夫妻或家庭共同取得的收入是否划分、如何划分作出规定，以准确确定每个人的年所得。3.取消有关提醒的规定，避免与《税收征管法》中的“通知”产生混淆；或将其修改为：“主管税务机关在每年法定申报期间，可以通过适当方式提醒纳税人办理自行纳税申报。但税务机关未提醒或提醒方式不当，不免除纳税人不履行申报义务的法律责任。”提醒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是税务机关为搞好税收征管而进行的一项纳税服务工作，不应作为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
4.对申报地点的初次确定给予纳税人充分的选择权，同时对变更申报地点的条件作出明确的规定，对纳税人改变申报地点进行限制。
5.尽快推广个人账户制度，强化非现金结算。
(二)进一步加大对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管理，提高扣缴申报质量加强对扣缴义务人报送的全员全额扣缴申报信息的分析利用，定期与纳税人申报信息进行比对，将双方申报不一致的信息作为税务检查的重点。在建立和完善税务机关之间个人信息传递共享机制的同时，强化公共管理部门、金融部门及支付单位向税务机关及时传递个人涉税信息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尽快实现信息及时传递和准确查询。
（三）加大对税务执法人员的执法监督力度在税务机关内部，要严格执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监督机制；地方人大要充分发挥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本着“权为民所用”的态度，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违法行为及时指正，并限期整改；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介入税务机关的执法全过程，对税务人员有税不收或少收的行为，不论涉及到谁，不论是什么原因，要一查到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四）实行政务公开
各级政府不仅应当向广大纳税人公开财政收入，同时还应当公开财政支出。相关政府行政开支的透明度与合理性，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就业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开支应当通过每年的人大报告的形式作全面归纳，并对“用税”人的具体开销、支出效果等情况建立相应的定期公布制度，让纳税人切身感受到税为民所系、税为民所用、税为民所谋，用税为民所知，以增强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对政府的信任感，从而从根本上提高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的积极性。
（五）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机制
由于高收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众多，且收入的隐匿性强，高收入者个人税基的调查核实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要想彻底查清高收入者个人的所有收入来源，仅靠税务机关孤军奋战，不仅税收成本较大，而且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要达到高收入者个人应报尽报、应缴尽缴的目的，同时又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税务机关应当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设立举报信箱，以方便广大群众的举报。同时要建立高收入个人举报奖励机制，在奖励标准上，税务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举报人的风险，提高举报人的奖励标准。并建立群众协税护税网络，对纳税人的举报要专人受理，切实为举报人保密。
（六）建立部门配合、整体联动机制
税收征管法赋予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支持、协助税务机关执行职务的义务。同时赋予了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及涉嫌人员储蓄存款的权力。税务部门应该加强同金融机构的合作，对高收入者个人及其相关人员的储蓄存款情况，实行一年一度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信息传递制度。现实中，造成个人收入隐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金支付渠道过多。作为金融机构要逐步建立健全高收入者个人信用体系。实行收入支付的信用化将有助于使个人的隐性收入显性化，这对于充分发挥个税的收入调节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积极推行国外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并建立统一的纳税身份证制度，即对每一位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编制终身不变的纳税身份证号码，个人的收支信息均在此号码下，通过银行账号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存储，并与税务机关联网，使纳税人的每一笔收入都在税务机关的监控之下，从而有效地监督个税征纳情况。税务机关还应当加强同房管、国土、公安、证券等单位的联系，及时掌握高收入者个人的资产购置、转让、租赁、投资等信息。同时，要建立健全高收入者个人纳税档案，强化高收入者个人监控机制，建立高收入者个人的纳税评估机制，全面、及时、准确掌握高收入者个人的收入情况，并与其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进行比对，对有偷逃税嫌疑的，及时交由稽查机关进行查处，以确保其个人所得税应收尽收。
（七）实行严密的高收入者个人信息保密机制，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税务机关内部有征收、管理、稽查诸多环节，纳税人的收入信息在各环节资料的移送过程中随时都有泄密的可能。纳税人的信息资料若被外人知悉并被恶意利用，将会给纳税人造成一定的损失。为防止个人信息的外泄，各级地税机关可以在办税服务厅开设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受理年收入超过12万的纳税人申报；要专人受理对高收入者个人的举报；对高收入者个人的检查特别是个人储蓄存款的检查，要保证检查人员的思想素质，并要保证检查人员的相对固定性；对高收入者个人的纳税档案实行专人保管，未经局长批准，一律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查阅。总之，税务机关要加大保密的防范措施，制定详细的保密制度，以确保高收入者个人信息不被“外泄”。
（八）对违法高收入者个人实施社会公众监督和媒体曝光的政策
高收入者个人往往都是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或者“社会名流”，不在乎罚款而在乎自己的“面子”和“声誉”，因此，对于照章纳税的高收入者个人，可以在媒体上予以表彰，让他们有成就感；而对那些拒不进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的人，仅仅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罚款是远远不够的，更适用的是在相关媒体上曝光，让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让高收入者个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声誉”而不得不自觉申报纳税，从而实现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应缴尽缴。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制定只是我国纳税申报制度完善的起点，其实施的有效性才是关键所在。《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和谐关系的构建基础上，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必须是主体税法意识的增强和税法遵从度的提高；从税务机关的角度看，必须是公共服务意识的加强和征管手段的完善。而从长远的角度看，《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