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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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略陈固陋”者，即简略地陈述自己庸俗浅薄之见也。但通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何庸俗，简直如天象；谈何浅薄，简直似地藏。在这篇短短的书信中，他不仅以无比愤激之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隐忍苟活”的原因，而且表达了自己完成《史记》之书写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让人读之难忘怀、激人永向上的观点。

譬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观，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进取观，还提出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观，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

言为心声。司马迁的“略陈固陋”，可以说，是心灵的呐喊、志向的表白、行为的注释。他的这种“略陈固陋”，毫无雕虫之功，全为咏怀之作。读之，陶性灵，发幽思；思之，忘鄙近，致远大，让人眼盯前方，心欲向前，使人立定脚跟，奋发向上。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懂得，什么叫力行，什么是力行。力行，不仅是努力从事，不仅是尽力去做，而且是竭力去为。竭力者，负载而行也。这种负载，往往要承受不重之重，要忍受难忍之忍。这种不重之重、难忍之忍，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脸面”上。而这种负载，对于“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的气节之士司马迁来说，无疑比“腐刑”更难忍，比“苟活”更难熬。但这一切，司马迁“隐忍”了。他的“隐忍”，虽让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且“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如往”，但不妨碍他为“成败兴坏之理”《史记》的写作。这种力行，行出来的文字，力透纸背，经久不灭；走出来的脚印，步步砸坑，经久仍存。

第2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这件事也彻底铸就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一介文人，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极力为他辩护，从而冒犯武帝，被下狱。第二年，即公元前98年，被判死刑。

同样不甘心就此“轻于鸿毛”地死掉，“没世而名不称”，司马迁也选择了活下来，为此不惜接受最为耻辱的宫刑。

人类的悲剧是文学的温床。这件事引出了汉代最著名的两封书信：李陵的《答苏武书》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而《报任安书》，则写尽了一个人被自己的政府羞辱，被人群歧视，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如何独力支撑，为了某种希望，所能承受的人生耻辱的极限――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在人生的所有耻辱中，“最下腐刑极矣”！

这封书信，显示了作者内心在巨大的打击和耻辱感下深重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对抗这种痛苦中显示出的坚忍的个性力量，读后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受。它是散文体的《离骚》，甚至比《离骚》更杰出，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最终以个人的坚忍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如果说屈原是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则是成功的伟人。

大约在公元前87年，《史记》横空出世。而它的伟大创作者――司马迁的行踪却消失了。

那死去的孤绝的生命，在《史记》中得到永生。

第3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史记》中，司马迁为法家人物立传的有韩非、商鞅、李斯、晁错、吴起等人，在传文中，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给予客观地记录，而在“太史公曰”中多从历

史人物的个人道德品质、性格缺失等方面作出主观论断。“太史公曰”本就代表了司马迁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鲜明直接的看法，有着相当浓郁的个人色彩。从

感情上来说，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是有厌恶之情的。但从历史现实来讲，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法家思想有其积极价值。所以他对法家人物的态度有着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现从司马迁对不同法家人物的不同评价来分析。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评价韩非子说：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对于韩非，司马迁是抱着一些同情之心的，认为他是一个深刻地政论家，却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以才会冤死于李斯、姚贾之手，所以他对韩非子的遭遇深为同情

。同样也是因口舌之祸而遭难的司马迁在这篇“太史公曰”中对这位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批评也仅仅是“其极惨少恩”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法家人物的“通罪”

，对其批评显得有“笔下留情”。而且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发愤抒情”的创作心路历程时，司马迁分别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和屈原等人的事迹之外，还并

列地论及了韩非子。可见，司马迁对韩非子是有着同情和理解的情感。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的“太史公曰”中是这样评价李斯的：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

刑，听高邪说，废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的一生，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实践着法家思想，司马迁首先肯定了李斯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新王朝的功绩，紧接着才指出他严威酷刑、废嫡立庶的错误。世俗

认为李斯极忠而死，对这种看法，司马迁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李斯的奋斗，更多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且他最终还屈服于赵高，要不然李斯的功劳能与周公、召公并称。

在司马迁的心中，周公、召公就是忠臣的标准，而李斯如果没有与赵高等人苟合，其功劳便可与周公、召公比肩。可见司马迁对李斯的才能是充分肯定的，但对他不能

坚守节操、善始善终而感到深深的惋惜。

再看司马迁是如何评价商鞅的。《商君列传》“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劈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

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鞅是我国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他辅佐秦孝公变法，改革了秦国的旧制度，使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称雄诸侯的强国，为秦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太史

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他在传文里全面的、客观的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成就，同时也为后人

正确地评价商鞅提供了珍贵的史实资料。但在“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其评价的第一句话就对他的天性给予认定，认为商鞅的天性本来就是刻薄的，接连着，更是贬

责之辞，他认为商鞅对秦孝公一开始提出的帝道、王道都只是虚言浮辞，是向孝公推销“霸道”的借口和掩护。接着讲到《开塞》、《耕战》这两篇集中体现商鞅思想

的文章，说与“其人行事相类”，是指在改革中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手段和他文章中严刑重赏、重视农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后一句：“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认为商鞅在秦国留下了坏名声更没有好下场，这样的结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俨然就是在骂他罪有应得，读来感到太史公对其悲惨结局满是快意，如同一个恶

贯满盈的人终于受到了惩罚一样的畅快之情。

所以从“太史公曰”中，我们看不出司马迁对商鞅的一句好评，并且在字里行间充满了鄙视和憎恶，尽显司马迁对商鞅极其厌恶的情感。后来很多学者为商鞅，对

司马迁的指责一一作出解释，指出“太史公曰”的评论过于主观武断，有失公平。但张大可说：“《史记》论赞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传记载述则善恶

必书。”①在传文中，司马迁尽可能地回避自己的喜怒衰乐，尊重历史真实，而在“太史公曰”中，既然已经标明了是太史公说的话，所以就在此无所顾及地表达自己的爱

憎。司马迁本就不喜欢冷冰冰的法家，加之李陵之祸更促使他对法家人物是毫无好感的，所以对他商鞅的态度，读者也是能理解的。

从以上分析看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情感态度总体上来说是矛盾的：他看到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面，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传文中给以充分肯定，但在文末发表的

一家之言中，显现出司马迁对他们的无比厌恶之情。法家人物的结局都非常地悲惨，他们有的被杀，有的自杀。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他们在与旧势力的斗争挣扎中被

害，按理来说，他们是有着浓烈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但在“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他们的悲剧命运同情较少，悲剧色彩也较淡，他认为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更

多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司马迁个人的人生经历。天汉三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下狱，遭受到残酷的宫刑，受尽了狱中的折磨“身非草木，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交手足，

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正惕息”②。司马迁在狱中饱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羞辱，他以深切的痛苦感受体会到严刑峻罚背后的冷酷与残

忍。他多次在《史记》里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对法家的愤慨。他叹息周勃“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在《韩安国列传》里，借着韩安国对田甲复仇来表

现出他对法家的憎恨情绪。所以司马迁自身的遭遇使得他在主观情感上对法家人物是非常厌恶和反感的。

第二，司马迁深受儒家“礼治”、“德治”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的言论，他受孔子思想的影响较深，如在《酷吏列传》的一开始，司马迁就

引用的孔子的话：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提倡的“仁政”、以及荀子的“以礼治国”等表明儒家以“德治”、“礼治”作为政治理想。司马迁深受影响，也主张统治阶级以“礼”、

“德”治国，反对以“政”、“刑”的方式压迫和强制群众百姓。他在这些法家人物的传记和赞论中，多次指责他们实行严刑峻法，如他批评韩非子“其极惨少恩”

、指责吴起“刻暴少恩”、商鞅“伤残民以峻刑”，他嘲弄李斯因“严威酷刑”反受其咎，他还讽刺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

“的下场。

第三，对汉武帝“外儒内法”政治的批判。司马迁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政治甚是推崇。他即使非常厌恶吕后的行为品德，但也在《吕后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肯定

她的政治功绩：“高后妇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但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在政治策略上，实际只是起到了一

种辅助和维护的作用，而法家思想才真正显示出了汉代的政治本质。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表达他对汉武帝政治的不满和批判，从他对法家人物的评价中尤其能得知

。

注解

第4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只蝴蝶幼虫将自己藏在了一片草丛中，一层一层地将自己编织到美丽的梦中，然后静静地等待着梦醒的那一刻，破茧而出。

可当它连最后一丝阳光也感受不到的那一刻，它后悔了。厚重的茧毫不留情地将阳光“拒之门外”,孤独和恐惧一点一点的袭来,黑暗瞬间占据了那小小的空间。它不敢乱动，因为它感觉只要它一动，空间就仿佛在缩小，把它压得透不过气．不知过了多久，雨开始倾泻而下，它看不见雨，只听见雷鸣。

雨停了，它知道太阳快出来了，可它却看不见也感受不到阳光会给它带来的温暖。它再也受不了了，它使出了全身力气，把它这些天所受的苦难全都转化成了力量爆发出来，它努力想要撑破这层它亲手编织的、厚重的茧。

仿佛有光了，终于，厚重的茧慢慢破裂了，它看到了它渴望已久的阳光。它想离太阳更近一点、再近一点，它飞起来了！它那五彩斑斓的翅膀扑闪在空中，格外美丽。它向远方飞去，用它那充满苦难的翅膀书写着属于它自己的辉煌，那个画面令人感动。

蝴蝶的破茧而出之所以令人感动，是因为它将永久的苦难酝酿成瞬间的惊艳。

蝴蝶是如此，人亦是如此。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司马迁是受了多少苦难才撰写出了《史记》。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

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旋律伴随故事响起，揭开你不平凡的传记„„维也纳，推开窗风景却如此委婉，在破旧琴房，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一首《贝多芬的悲伤》将贝多芬的坎坷的一生弹奏的催人泪下。在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留下了许多贝多芬的名曲，却同样留着伤痛，有忧伤的，是怀念亲人，是事业不成；但是他的一生，更多的是他直面苦难而创造的辉煌。

当他的耳朵渐渐失聪，当爱情纷纷远离，*的精神的，夹击着，刺激着，或许贝多芬有那么一时间的撕心裂肺，因为他面对的是再也听不见鸟叫虫鸣，面对的是与人的交流障碍，面对的是挚爱的离去，面对的是孤独终老„„可尽管这样却依旧阻止不了贝多芬不朽的传奇。他把情感投入到音乐中去，用心灵，用音乐写出自己的心声。《幻想奏鸣曲》《克勒策奏鸣曲》、《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这些作品无不享誉世界。

他在苦难中寻找斗志，贝多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书写出他辉煌的音乐史，在乐坛上永远的留下了自己的大名，永远活在了后辈的心中，名垂青史。

第5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摘 要】《<史记>选读》把《管仲列传》列入“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理想人格”板块，“管鲍之交”是友谊的典范，管仲“弃小辱成大志”的品质也正是司马迁所追求的。司马迁为管仲立传似乎还有更深层更隐晦的用意，对比管仲，有齐桓公这样的明君器重，有鲍叔牙这样的知己知遇，使得司马迁为管仲立传时，不觉神往。

关键词 管鲍之交；择生明志；管仲之才；写作意图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因而被誉为“春秋第一相”。这篇文章篇幅虽短，但《<史记>选读》把《管仲列传》列入“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理想人格”板块，编者的意图可见一斑。而笔者在教学该文时，遇到了四个方面的疑惑并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管鲍之交见其“真”

如果以世俗眼光看管仲前半生业绩单，会看到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一个不合格的士兵、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一个不仁义的辅臣。学生对管仲的第一印象是：自私、贪婪、不仁不义。对于这样一个“丑陋”的人，编者为何把他列入《史记》的理想人格板块？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文章开篇第2段，借助鲍叔牙的视角了解真正的管仲。在鲍叔牙眼中我们看到的管仲：孝顺、懂得感恩、重友情、富贵而不忘本。管鲍多年交往，相知最深。只有鲍叔牙了解管仲那时所处的贫困、时运不济的窘境，管仲“自私”、“贪婪”、“不仁不义”的行为也只是现实所迫。而鲍叔牙的举荐改变了管仲的人生道路，他对管仲有知己之情、知遇之恩。鲍叔牙的知贤、荐贤和让贤，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后来成功的管仲。《列子·力命》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知人者智，管鲍之交成就了鲍叔牙的仁者风范，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春秋第一相”的真正品格！

二、管仲择生明其“志”

“公子纠败，召忽自杀殉主，吾幽囚受辱，经鲍叔推荐任政于齐。”古人信奉“忠臣不事二主”，而管仲先事公子纠，纠死又事桓公，似乎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该如何引导学生理解他的选择呢？

文中有关键句：“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的“苟活”，是为了名声能在天下显扬。表面看违背了忠义，实际上他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在拯救国家匡扶社稷上。管仲择生是为民（使齐国富强），为君（助桓公成就霸业），为孝（赡养母亲），为己（施展抱负）。与肤浅的“死节”相比，“苟活”更能彰显其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司马迁早就在《报任安书》中对“死”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哉？”弃小辱成大志，管仲的这种品质也正是司马迁所追求的。《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也处处渗透了司马迁内心的痛苦挣扎和毅然选择。

可见，教学该文如果能结合司马迁的其他文章，结合司马迁的生死观，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管仲的选择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管仲之才显其“仁”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有一段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管仲使用诸侯一级才能使用的器具，孔子鄙视他气量狭小，难成大器。而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言下之意，管仲使齐国富强，百姓到现在还受其恩惠，如果没有管仲，百姓将要被异族统治了。孔子对管仲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管仲生活奢侈，有时难免僭越。孔子为维护周礼而批评他。但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孔子看到了他的远见卓识。管仲提出“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施政措施，“与俗好恶（张四维、顺民心）”、“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的执政理念。更为重要的是，管仲主张“以人为本”（也是他最早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富民为先；“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张教民以礼；“顺民心”主张安民。而顺应民心，安民保民，正是儒家思想“仁”的核心。如果通过“仁”能实现“王道”，能“保民而王”更是儒家的终身追求。儒家没有出现象管仲这样贯彻“仁”而成功的突出的实践者，孔子辙环天下、接淅而行，可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这个理想，所以他高度赞美管仲也是情理之中了。

四、为其立传露己“情”

清代的李晚芳在其《读史管见》中有云：“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多鲍叔之知人，情见乎辞矣。故落笔时，有不胜望古遥集之悲，反复抑扬，又有笔欲住而意不住之妙。”由此观之，司马迁为管仲立传似乎还有更深层更隐晦的用意？

汉武帝任人唯亲、刚愎自用，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遭遇宫刑，汉朝当时有以钱赎命的规则，而面对深陷危难的司马迁，曾经的知己同僚，却漠然视之、冷眼旁观。司马迁为实现先辈遗愿，为达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只得以残身践志，而饱受无人知己的寂寞，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痛楚。对比管仲，有齐桓公这样的明君器重，有鲍叔牙这样的知己知遇，使得司马迁为管仲立传时，不觉神往。

第6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关键词：素读 品读 化读

我认为阅读教学有三个境界，那就是素读，品读和化读。

一.素读，读出内容

所谓素读就是初步梳理文本内容，把握文章思路，整体感知文意，提炼文本主题，只是简单地了解作者写了什么，可谓“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白居易）这种方式只适合于粗读，适合于低学段。比如《报任安书》一文，低境界教学首先指导学生如何梳理和积累文言词汇，了解文言语法，如何借助课文注释和资料翻译课文，如何遵循司马迁的叙述择写历史的来龙去脉寻找线索，贯通文脉，划分段落，如何探察作者的思想情感；较高境界的指导是如何借助文本总结阅读方法，并且给出命名，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以应付基础层级的考试。

素读的境界虽然不高，但它却是阅读教学不可跨越的阶段，是基础性阅读。当然我们要采取灵活的策略，鼓励学生自主阅读，充分彰显学习主体作用，并且适当引领，扎实“素读”。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四两拨千斤”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笔者指导学生阅读《报任安书》一文，笔者设计了两个大问题：一是详细地告诉大家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二是你认为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随即腾出足够的时空，让学生充分自主阅读。笔者从交流环节可以看出，不同层次的学生均能给出各自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并没有给学生太大的限制，第一个问题指向内容感知，第二个问题指向主旨把握，目的还是让学生“素读”。

高三阶段，“素读”环节大体上可以安排学生自主完成，教师要在品读上下功夫。

二.品读，读出价值

所谓品读就是通过涵咏、欣赏、质疑、探究、交流、争论等一系列思维活动，深入品味、感受文本意蕴，在更广阔的的背景下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深度剖析文本内核，可谓“山坡卧新犊，园木转幽禽。”（陆游）这是阅读教学的爬坡阶段，比素读的境界要高些。语文教学的语文性会更鲜明地凸现出来，学生的阅读所得会更有价值，能力习得会更强。

品读教学也有不同境界。教师构建合作、探究的交流平台，引领学生咀嚼词语、语段的语文价值，分析材料与中心的关系，抽象行文技法，为低境界。它的本质特点是没有关注阅读对话的真正价值，即唤醒读者自身的体验，拿文本照镜子，折射自己灵魂的光明或暗淡，也不能进行适度的个性解读，只是停留在传统经验的水平上。教师能够引领学生运用较为科学的文艺理论，从精神分析批评、结构、女权主义、文化心理等角度审视文本，超越常人解读，重新命题解读所得，独抒己见，有理有据，为高境界。它的本质特点是有阅读者自身独立的判断，不人云亦云，见解拔俗，使人耳目一新。

比如有老师从生死轮回的文化心理和男女性格的两重交织的视角观照文本，认为司马迁虽死而已“复生”，因为他留下了皇皇巨著《史记》，至今几乎无人能及。这里他把《史记》看做是司马迁的复生体现，通过剖析司马迁的在《报任安书》一文中的生死观，进一步体悟到生命轮回的人生哲理，因此他的解读就显得尤为悲壮，大气。教师可提供给学生多个视角，引导他们读出价值来。

三.化读，读出忘我

所谓化读就是阅读者在品读的基础之上，通过和文本、文本作者，乃至阅读者自身的心灵、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充分对话的途径，在经历一系列的同化、顺化的过程中产生奇思妙想，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智慧，可谓“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阅读的最高境界，它的本质特点是阅读者走出文本，超越文本，为己所用，读出了真正的自我，即“有我”。我们应当引领高三学生追求化读的境界。阅读如果能够越过“解读”层面，阅读者能为之动容，胸中激荡万千话语，笔下流淌非常之字，当是语文课堂的一大风景。

第7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解释：随着波浪起伏，跟着流水漂荡。比喻没有坚定的立场，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只能随着别人走。

出自：汉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近义词：与世浮沉、随俗沉浮、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随遇而安等。

反义词：愤世嫉俗、愤愤不平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忍，不意味着忍气吞声，甘于受委屈。忍，是一股韧劲，是在鞭策自己，磨练自己的意志；忍，是一双缔造温暖和睦的手，化解了双方彼此之间的矛盾，开拓了人与人之间更开阔美好的前景；忍，更是一首高亢的进行曲，无时无刻进行着对生命的抗争。学会忍，懂得忍，有时就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改变，创造出自己夺目光彩的人生。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一书的高度评价。为了继承和发扬古人发愤著书的精神，司马迁忍辱苟活了完成了《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道出了司马迁内心那缠连的夙愿。在《报任安书》一文中，他把自己内心的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文采表于后世，为了让后世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他选择了忍，用时间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忍，磨练了司马迁坚强的意志；忍，流传下了千古名著，实现了人生最大的价值。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是拨开云雾见太阳；是滋润干涸土地的雨水；是一双温暖的小手，避免了矛盾的深化，托平了小风波。战国时期，赵国大将廉颇得知蔺相如被赵王拜为上卿，很不服气，宣言要侮辱他，蔺相如不因这些小事而计较。作为国家大臣，他时时事事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处处退让廉颇，以每一次忍的退让化解了一次次的矛盾。这样一颗宽宏的心和忍退的品质足以深深打动了廉颇。而廉颇的“负荆请罪”让他的隐忍有了很好的答复，使得曾经的误解与怨气有了圆满的结局，烟消云散。

忍，塑造了既儒雅又豪放、既旷达又坚强的苏轼。不管生活是多么的坎坷，他一贬再贬，仍是昂首挺胸，走得铿锵，笑得灿烂。既然选择了忍，无疑是要面对更大的困难，走更荆棘的路子。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为他积累了更多诗词素材，化忍耐为创造诗歌的力量。“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谁说忍就得非要甘受苦楚？苏轼的忍透视了他那宽广的胸襟与坦荡的胸怀，把一切不快吐得干干净净。忍，带给了诗人莫大的精神感受，也让后人感叹苏轼强健的人格魅力。

忍耐，或许要经受时间等种种考验，然而，美好的人生实现就是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忍耐

第9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

关键词：李广；无大将之才；非仁德之将；非不遇时

引　言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而在其最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叙事和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神来之笔成就其一家之言。在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中，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生遭遇，面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兴衰成败，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价值观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后人对其传记中所叙及的主人公的看法及评价，《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广“难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讨，虽然他们所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又无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制度的不合理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打压与迫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李广“难封”不是悲剧，而是李广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在其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并未就李广治军、行军、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的探讨，更没有从一个良将所应必备的素质全面分析李广，仅仅简单地以汉匈战争中李广的成败来论述，这样的论证则显得有些不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广。

1．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精于骑射，勇敢作战；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凡三个特点，通过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场面，为人们刻画出李广这样一个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将形象；在传中，李广俨然一位天才型将领。司马迁自为李陵之事辩解而遭受宫刑之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给其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围绕一个“辱”字倾其满腔悲愤，陈述著书雪耻之志。诚如鲁迅所言：“况发愤激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因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1]”“意旨自激”难免会渗入个人的情感意识，借《史记》以泄其怨愤；“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一语更是道出了司马迁在评述《史记》中的人物时，深受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使得有些篇目文笔多于史笔。在《李将军列传》一文中，作者对于李广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对于李广的为人更是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直接导源于司马迁的悲剧和他强烈的悲悯情结。

2．关于“李广难封”问题的一些评述

“难封”使得司马迁为李广深鸣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道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文人骚客为此扼腕叹息，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哀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后世有些学者更是把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军功制的不合理和汉武帝重用外戚、打压贤士的用人政策。在此，我想有必要做一澄清。

军功奖励制度早在商鞅在秦变法时就已实行，而到了汉代，军功奖励制度更加的完备，对于军功候的取得标准也有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规定，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后人根据历史资料总结出来的汉武帝时军功侯的取得标准：其一，捕获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其二，斩敌千级以上（注：如果己方损失太大也不封侯）；其三，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其四，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获封侯[2]。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面对匈奴的抢掠更是奉行以和亲换安宁的绥靖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汉初绥靖政策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匈奴的抢掠更加的放肆，严重地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后宫、外戚专权，弊政连连。面对内忧外患，汉武帝采取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以期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思想激励早已无心政事、战事的军民，消除外患，振兴大汉，以实现民族的大一统。汉武帝时的军功奖励制便应运而生。因此上，军功制的设立是应时代所需，战争所需；军功制激励大汉几百万勇士拼战疆场，奋勇杀敌，其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军功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合理性理应由其对社会及战争产生的积极意义来决定，而不应以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来决定。正如商鞅所言：“劳大着禄其厚，功多着其爵尊”。军人按军功来决定其奖惩无可厚非；更何况，军功制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个人的封侯来说，只是一种外因，它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而真正决定个人封侯的内因是其在军事上的成就。有些人因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良才俊之士。在农本商末，视商人为末流的封建时代，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以商人身份被武帝重用，先后任命三人为大司农，改革弊政，制定战时兴利的经济政策；卜式以牧羊为生，因捐资助军而受武帝器重，位至三公；公孙弘东海牧猪，后竟白衣封侯；主父偃以布衣之身得以进谏，武帝爱其才一年四迁荣至中大夫；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但其赫赫战功却非恩宠得来，而是靠个人卓绝的军事才能赢得。古人常讲：“举贤不避亲”，武帝不因亲避贤，惟才是用的做法不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贵品质吗？后人怎能因此而指陈武帝呢？诚然，武帝重用庸才李广利之流，但也是因统治的需要，君王治国不似小民理家，岂可因小过而掩大善呢？

至于李广，“武帝立，左右以为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3]李广至此，位列九卿。可见汉武帝对李广一开始就很器重。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顷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与是天子乃招拜广为右北平太守。”[4]汉武帝并未因李广雁门之败而弃用李广，仍是寄予厚望，加以重用；然李广刚一上任右北平太守，便假公济私，携权力之便擅杀霸陵尉。“霸陵”乃汉文帝陵。李广杀皇陵守护人，罪不可谓不大，即便如此，汉武帝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后来，“石建卒，于是上招广代建为郎中令。[5]”对李广，汉武帝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汉武帝一次次的厚爱换来的却是李广一次次的失败。后世有些学者批评汉武帝“阴诫卫青，暗调李广”的做法，说他打压李广，致使李广连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也失去了。试问，一代雄主怎能因李广个人的封侯，而让一个屡战屡败的将军去充任一场对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的前锋呢？面对三朝老将李广的“固请”，汉武帝不忍当面拂他，为国民计，只能采取“阴诫卫青”的策略，对李广，汉武帝可谓仁至义尽，何来打压？倘若真要打压，以李广之罪，早已按律问斩，作为操生杀大权的帝王何必费如此周折？

古人常言：“时势造英雄”。李广所处之时，正当汉武帝极力武功之时，何况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战绩乏善可陈；亲历汉匈五次大战，有的却是三次无功而返，两次全军覆没。汉武帝时，军功显著着尽得其封，纵然李蔡之无能，封侯亦因军功取得，时势既有，李广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足可见李广的遭遇，既非制度的不合理也非汉武帝的打压，实因自己非一良将。

3．李广非一良将

3．1．李广无大将之才

李广出身将门：“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6]”

李广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7]”文帝之辞，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如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都以为李广有封万户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时而已。李白则在《古风五十九》一诗中更是为李广深鸣不平：“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李白只道飞将苦战不赏，却不知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少有胜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之事，“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更是“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逞匹夫之勇，就连“飞将军”之名也是因雁门之战大败，为虏所生得后的逃生之名。

我们不妨来看看为后世传颂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8]

后人常常称赞李广解鞍却敌的逃生之智，却不知身为一军之将，竟为逞匹夫之能，去军数十里，置大军于不顾而追三射雕人，本身就是大不智。倘若敌军突然来犯，军中无将，兵士岂不作鸟兽散？

兵法曰：“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9]”“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大军压境，中贵人竟纵马嬉戏，似此等目无军纪、扰乱军心之人，李广理应先救之以显其仁，后杀之以明其法，立其威。更何况“将以诛大为威，……刑上级，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10]”司马穰苴杀监军庄贾以立军威，孙子杀吴王宠姬以正军法，两人作法皆大将所为。而李广竟“去军数十里，……大军不知广所之”，李广为将可见一般。

“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11]”作为一名将军，这些素质理应都是必须具备的，而李广治军“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11]。兵法曰：“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精信，士卒不习。若此，则不可以为王者兵也。[13]”似李广带兵“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更何况“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14]”而李广恰恰是治军疏怠，无军政可言。“舍止，人人自便”。如此，军士岂能不哗、不散？哗则泄其军机，散则无以为备。正如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所言：“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15]程不识之言可谓正中李广治军之弊。

行军打仗，地利十分重要。“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16]”李广行军“就善水草屯”，按常理，行军驻地理应选择水草丰美之处，然而，匈奴乃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徙；水草之于匈奴，犹如水之于鱼；李广行军恰恰是趋向匈奴必争之地。后人常常慨叹李广“不遇时”，老是遭遇大军，殊不知，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行军打仗理应视敌方情况而变，切不可拘泥于常法，而李广却不知变通，按常理行军，实在是不智。怎能不遇大敌！更何况李广领的还是一批游兵散勇，突遇敌军，无所适从，怎能不败？漠北大战，李广“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17]”兵法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18]”而李广行军，却无向导，致使东出迷道，延误战期。李广为将，可想而知。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乡，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19]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慨叹李广命运不济，遭遇大敌，以致大败。但也由衷的赞叹他“圆阵摧锋”的用兵布阵，对“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的勇力更是钦佩不已。岂不知“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着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20]”两军猝然相遇，理应临阵出奇，攻人不意，乘乱出击。更何况，匈奴突遇汉军，军中定是骚乱，倘若匈奴四万大军如一人，李敢怎能“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李广阵前犹豫，丧失先机；李广以四千兵士对匈奴四万，明显是敌众我寡，理应“以方从之”，出奇突围。用兵之法，能战则战，不若则避。而李广却“圆阵外向”分散兵力，谋作困兽之斗，李广此举，无异削己强敌，李广轻进求战，怎能不败？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21]”李广用兵实在是败将所为。

“兵者，以武为枝，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22]”“文”即是政治。身为将军，理应体察国家情势，明晓君王之意。

“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23]”征讨平乱，论功封赏，君王之事。而李广身为朝廷将军，竟私受诸侯任命。足可见李广急功近利，胸无城府；“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24]”生杀大权乃皇帝一人所有，为将者若不是在非常之时，绝不能擅杀他将。然李广无视皇权，竟为报睚眦之仇，假公济私，擅杀霸陵尉。李广的做法与卫青“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25]”的做法相比，足可见李广在政治上的幼稚；武帝之策，以求以战止战，最终用大汉的王化之策实现民族的大一统。而李广竟滥杀降卒，“吾（李广）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李广）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李广）诈而同日杀之。[26]”李广此举致使少数民族对汉更加的怀恨和不信任，这无疑给大汉的征剿和招降带来不利。李广为将不视利害，不辨安危，在政治上更是幼稚。

3．2．李广非仁德之将

“将者，国之辅也”[27]。作为一名将军，其职责便是保国安民。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是特殊的，而他们的功勋也是靠无数人的鲜血成就的。因此，对他们，不能以一般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衡量，主要应看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和意义。征战疆场，难免会有常理上所认为的“过激行为”，不能因此而认定一名将军不仁不义；倘能杀人安人，杀之未尝不可，杀人而安天下应视之为大仁大德；倘该杀不杀，反倒是妇人之仁。白起坑杀赵四十万降卒，后世虽然论其“不仁不义”，岂不知若留赵四十万生力军，天下战乱将何时才能休止；倘四十万大军不杀，天下死者何止四十万，白起杀降卒可谓为天下计，乃大仁也。项羽杀秦二十万降卒，后人道其残暴不仁，然项羽杀降卒理同白起坑降卒，皆为天下计。两人仍不失为一代名将，因此为将者理应有大仁大德之心。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28]”后人据此常常称赞李广爱护士卒的品质。诚然，爱护士卒是一个优秀将领所应具备的品质，但也应爱之有方。像李广“宽缓不苛”似的爱兵实在是纵兵。为将者理应“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29]；重赏重罚为的是将士听从号令，拼战疆场。而李广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赏罚无信、功过一律，将士怎么会用命呢？李广治军，可谓“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30]”其结果只能是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与匈奴抗衡，失败是必然的。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河西之战，“广军几没”。三军将士的性命系于李广一人之身，而李广却屡屡让其覆没。诚如吴子所言：“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31]”

“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32]”“霸陵”乃大汉皇陵。霸陵尉虽醉也知皇陵禁地，不得骑马夜行，因此才“呵止广”。于情于法，霸陵尉没有什么过错，更何况即使有错，也还轮不到李广来杀。然而李广竟然置国法于不顾，为泄其私愤，擅杀将领，实在非君子行径。李广所为与当时名将韩安国和卫青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李广之子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33]”

李广睚眦必报的狭隘与韩安国善遇田甲，卫青匿讳击伤的大度成鲜明的对比。再如李广引以为恨的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34]”杀降虽然不义，但也不是不可，关键是看杀降对战争形势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倘杀之而天下安，抑或杀之而能使众者降，杀之未尝不可。而李广虽杀八百降卒，却给大汉的征剿和招降带来极大的不利，为此而付出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倘李广能杀八万或八十万降卒以断敌生力，让百姓免受战争摧残，即便不义却也是大仁！

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击匈奴，这是一场对汉匈双方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役。“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35]”而李广竟为“先死单于”，逞个人私利，置军法不顾，不听节制。“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36]”为将者理应公正持平，先为国家、百姓计，而不应逞私心求个人之利，李广正有失于此。李广失期致使单于逃走，再次致万民于水火之中，李广仁德何在呢？

3．3．李广非不遇时

后人论及李广，常常说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唐人王维在《老将行》中就为此而慨叹：“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难道李广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吗？然而纵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不“遇时”。他也多有建立功勋的机会。正如李广自己所言：“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37]更何况李广受武帝信重，也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充分展示其将才的机会，可李广大败于雁门关外，竟被匈奴生擒，仅凭一时侥幸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38]”后来，“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39]”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元狩二年，汉武帝发起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为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解除京畿地区的威胁，力图争得河西要塞的控制权，汉武帝遂决定发起大规模的河西反击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40]”河西之战，霍去病破军杀将，可谓战功赫赫；李广却全军覆没。汉武帝给了李广一次次的机会，可李广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全军覆没。后世常常有人以李广兵力不足遭遇大敌为李广的失败作辩解，却不视“冠军侯”的由来，“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41]”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屡见不鲜，因此，兵力的不足，不能成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何况同是带领万骑出击匈奴，霍去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匈奴，而李广不光是全军覆没，连自己也被匈奴生擒。

元狩四年春，汉廷为了彻底扫除边患，击溃匈奴。“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於幕北。[42]”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和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大战。李广因此战役而羞愧自杀。“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醪醩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43]”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为李广在此役的遭遇而惋惜不已，更因李广的“引刀自刭”而痛陈武帝的不是，认定是武帝、卫青的打压才致使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笔者在此不禁想问？难道李广此役的失利也是他人的原因吗？难道真是武帝、卫青让其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吗？众所周知，当时李广从前锋换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截击单于。不能说其没有机会，而且当时的单于“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44]”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真让李广为前锋，以李广的将才未必会立下什么大的功勋，反倒会因李广轻进求战的个性而受困于敌；但让李广截击单于，以李广的勇武面对强虏之末，擒王杀将却是不无可能。倘若李广真能拿下单于，封侯又有何难？然而庸才李广竟然“军亡导，或失道”，白白丧失了良机。

结　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迫的坎坷遭遇，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李广生前未封，死后却因司马迁之笔而获天爵。受着万世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习不察焉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假如是文学著作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历史著作如果渗透太多的作者个人情感因素，难免会影响到作者对他的公正评价，那么他留下的历史有可能就是他眼中的历史，而非真正的历史。

注释：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120．

[2]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M]．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2）P87-90．

[3]、[4]、[5]、[6]、[7]、[8]、[12]、[15]、[17]、[19]、[23]、[24]、[26]、[28]、[32]、[34]、[35]、[36]、[37]、[39]、[42]、[43]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M]．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5．P2890—2897．

[9]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教[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88．

[10]欧阳轼．五经七书·六韬·武韬[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87．

[11]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令[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94．

[13]欧阳轼．五经七书·六韬·虎韬[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318．

[14]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三略[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09．

[16]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行军[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39．

[18]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争[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8．

[20]欧阳轼．五经七书·吴子·论将[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85．

[21]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形[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5．

[22]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形[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5．

[25]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75．

[27]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始计[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8．

[29]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令[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99．

[30]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行军[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40．

[31]欧阳轼．五经七书·吴子·图国[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58．

[33]司马迁．史记·韩长孺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875．

[38]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2．

[40]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78．

[4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5．

[44]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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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萧汉平．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J]．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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