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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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养老机构范文

关键词： （中）关键词 效率；数据包络分析；养老机构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058-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7

当前，机构养老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大力发展，养老机构规模和数量增长显著。与此同时，如何科学地评价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具体表现在：第一，与纯市场化的私人产品不同，养老服务由于其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其产出评价难以通过利润最大化来衡量；第二，养老机构服务往往涉及多个输入和输出指标，而这些指标之间又难以给出显性的数学表达式；第三，不同指标之间的测量单位迥异，不仅难以比较，也难以给出恰当的权重。这些大大增加了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评价难度。此外，鉴于服务行业的自身特性，如服务评价的主观性较强，服务质量测量以及数据收集上的难度等，都使得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评估更加困难。

国外学者对养老机构的效率与质量关注已久，然而，国内从实证角度对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以厦门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对该市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效率进行评估，判断各养老机构的投入产出是否有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单因素分析和Tobit模型考察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之间的关联，并对影响效率的其他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公办、公建民营和民办养老机构的协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一、文献回顾

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在诸多研究方法中，DEA法无疑已经得到成熟运用。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用DEA法分析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和质量的研究就出现在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献中。塞克斯顿（Sexton）等人较早将DEA方法应用于养老机构的效率评估中，通过选取5个投入指标和2个产出指标计算了美国缅因州52所养老机构的相对效率，并以效率值为因变量拟合多元回归模型对养老机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1]。尼曼（Nyman）和布里克（Bricker）同样采用DEA方法对美国威斯康辛州184所养老机构进行效率评估，他们选取4个投入指标和5个产出指标计算了相对效率值，拟合回归模型后发现营利性养老机构的相对效率显著高于非营利性养老机构[2]。费瑟（Fizel）等人沿用了尼曼和布里克的分析思路，分析了美国密歇根州163家养老机构的相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验证了这两位学者的分析结论，即营利性养老机构具有更高的相对效率以及更高效的生产前沿，此外研究还发现连锁型养老机构具有更高效率[3]。库雷曼（Kooreman）同样借鉴了尼曼和布里克的分析思路，对荷兰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和质量进行了评估，不同的是，除了指标选取上的修正外，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了此前被学者所忽略的DEA效率值的限制性分布问题（如效率值的上限为1），因此在分析效率的影响因素时，他采用了更为适合的Tobit模型[4]。罗什科（Rosko）等人沿用了以上方法考察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400余所养老机构，发现效率受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且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也会不断提高自身效率以回应环境压力，营利性养老机构则不管环境如何一直保持在高效状态[5]。加拉瓦利亚（Garavaglia）等人同样采用库雷曼的方法对意大利西北地区40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和质量进行了评估和检验[6]。

进入21世纪后，DEA方法在非营利机构的效率及其评价中依然受到普遍青睐。比约克格伦（Bjorkgren）等人发现以病房为决策单元相较于之前以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为决策单元进行效率分析更为合理，他们选取了4个投入指标和1个产出指标对芬兰养老机构下的64个护理单元进行了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并认为更高效的内部管理和资源分配可以提高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7]。莱恩（Laine）等人继续比约克格伦等人的思路，研究了芬兰122个护理单元的生产效率，并发现其与护理质量之间的关联不存在显著性[8-9]。史姆沙克（Shimshak）等人进一步关注了养老机构的护理质量与护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将更多的质量性指标纳入DEA分析中，最终筛选出6个投入指标和9个产出指标，研究认为DEA结果也可以反映不同护理质量的差别[10]。

国外学者的研究为我国养老机构效率评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思路，但由于研究背景和样本数据的限制以及市场环境和付费机制上的差异，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机构养老的启示有限。目前国内运用DEA方法分析养老机构效率的文献屈指可数，未见针对全国范围养老机构效率的研究。区域性研究见吴敏的研究成果，她选择了4个投入指标、3个产出指标分析了济南市45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养老机构的娱乐实施种类和管理人员数对服务效率产生影响[11]。鉴于厦门与济南在人口、经济以及地域上的差异，吴敏的研究结论是否对厦门有效，这也是本文有待验证之处。承袭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对厦门市养老机构进行效率、质量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考量是本文的基本立意所在。

二、方法与数据

1DEATobit两阶段模型

DEA方法是由美国著名的数学家查纳斯（Charnes）和库伯（Cooper）等人于1978年开创，它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以数学规划为主要工具，以优化为主要方法，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数据对相同类型的单位（部门或企业）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12]。选择DEA法考察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效率是养老机构本身的特质与DEA方法上的独特优势共同决定的。其适用性主要表现为：一是DEA方法对于处理非参数化且同质性较强的多输入多输出数据独具优势，恰好可以克服养老机构服务供给中难以预设的投入产出生产函数及其参数等难点。二是相对于其他强调过程的评估方法，DEA方法兼顾了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其分析结论不仅可以评估各个被评价单元的相对效率，还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为具体的指标改善提供改善方向和改进量。这对于研究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来说尤为重要，DEA的分析结果大大增加了养老机构评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数据包络分析的经典模型有两个：C2R模型和BC2模型。其中，C2R模型假设在规模报酬固定的前提下，衡量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BC2模型则进一步放宽了C2R的使用范围，引入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并在此条件下衡量纯技术效率的规划模型，进而推算出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

通过DEA方法以上方式测算可得出养老机构的相对服务效率，却无法发现效率的影响因素，还需要引入其他的回归模型予以配合。基于综合效率的取值特征（0-1之间的数据截取），若选取OLS法进行回归会产生偏差，为解决此问题，多数文献中选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模型对养老服务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践证明该方法更为适用。

2数据与指标筛选

格兰尼（Golany）和罗尔（Roll）认为有效运用DEA方法须使得决策单元及其指标选择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所研究的决策单元必须是同质的，这意味着它们所承担的任务和目标相似，且所有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市场条件之下，更重要的是，每个决策单元下用于比较的绩效指标（包括投入和产出）都是一样的，除了它们在强度和范围上的变化；二是决策单元及其指标的选择须谨慎，其原因在于决策单元数量与方法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样本规模越大越可能勾勒出更高水平的生产前沿，从而更精确地找到DEA有效点，另一方面，样本规模的扩大又会不断削弱决策单元的同质性程度进而影响DEA有效的判定[13]。一般的经验法则是决策单元数量应至少两倍于投入产出指标之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投入产出指标的确定同样需谨慎，并非越多越好，而应严格控制。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厦门市民政局2013年底的统计资料。据其年度数据显示，厦门市现有37家养老机构，扣掉停办、装修歇业、尚未营业以及开业不足1年等合计9家机构，纳入分析的决策单元共计28家。本研究中的指标选择来源于以下途径：通过文献回顾，对国内外学者运用DEA方法分析养老机构效率时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综合提取，再结合厦门市养老机构调研数据，筛选出最终的投入产出指标。

从表1可知，绝大部分研究对决策单元的选择都是以养老机构为分析单元，仅有少数选择病房作为决策单元。从分析的精细程度看，选择病房无疑可以更好地通过精确数据反映出决策单元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且从管理角度看，分析病房间的资源分配较之机构层面的分析能更有效地评估效率值以及改进空间。然而，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以病房为决策单元的分析需要非常微观具体的数据，势必加大了调研的难度和可获得性，这使得一般的社会调查难以企及。反之，以机构为决策单元的分析，虽然牺牲了部分精确度，但在数据获取上具有较大优势，这也正是大多数的研究选择机构作为分析单元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指标选择上，这些学者最终确定的数量在5-15个之间，决策单元与指标之间的比例均在两倍以上。从投入指标看，在以养老机构为决策单元的研究中多数投入指标选择的是人力指标，较少选择

财物指标；在产出指标的选择上，毫无例外都是针对入住老人情况为最后指标。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前期收集的数据，筛选出以下4个投入指标：行政人员数、医师人数、护理人员数、其他人员数（后勤保障人员，如清洁员、厨师、保安等）。其原因在于：一是相对于床位数、固定资产总

额等成本来讲，人力成本是养老机构中的重要可变成本，属于管理者可自由裁量的范畴；二是养老护理本身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很小；三是在指标选择上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保持一致有助于国内外研究

的比较和借鉴[14]。综合考虑，选择

人力资本作为投入指标，

是效率比较的合适指标。产出指标有3个：自理老人数、半自理老人数以及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数。投入产出的数据基本描述见表2，指标数合计7个，决策单元为28个，决策单元与指标之比大于2符合DEA有效的经验法则。

三、机构养老服务效率评估结果

本研究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DEA的两个基本模型，即C2R模型和BC2模型，以分析厦门市现有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进一步改进提供建议。实现软件为Max DEA5。具体分析结果详见表3。

1机构养老服务综合效率分析

由表3可知，28家养老机构中有15家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值为1，视为DEA有效，即这15家养老机构的投入产出达到相对最优，占厦门市28家养老机构的5357%。另13家养老机构中，有7家处于弱DEA有效，即技术效率值或规模效率值二者中只有一个等于1，占全部养老机构的25%。剩下6家养老机构处于DEA无效状态，所占比例为全部机构的2143%。28家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869，最低的单元是决策单元1，效率值仅为0346，相对于产出而言，说明其投入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1）不同性质养老机构综合效率比较。厦门市现有养老机构按性质可分为：公办、公建民营类（即政府提供经营场地，包括政府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场地和政府出租自身房产用于机构养老）以及纯民办三类。其中，纯民办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均值最高为0920，公办养老机构和公建民营类表现均不佳，均值不足08，二者相较，公办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均值略高于公建民营类。表4是不同性质养老机构内部综合效率值比较，在公办养老机构内，效率值的差异程度最大，最低仅为0346，最高为1，DEA有效单元占全部4家养老机构的50%。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综合效率的差异程度居中，纯民办养老机构的综合

效率差异最小，且其DEA有效单元占全部19家养老机构的比例也最大，达到579%。

（中）表题 表4 不同性质养老机构内部综合效率值比较

综合看，三类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中，纯民办养老机构无论从综合效率均值，还是从DEA有效单元所占比例或是数据的离散程度来看，都是三者中表现最佳的。公办养老机构在效率均值以及DEA有效单元所占比例两个指标方面均优于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

（2）不同床位规模养老机构综合效率比较。根据厦门市养老机构床位数的分布状况，结合《厦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以及厦门市民政局关于床位数的相关规定，现将28所养老机构按照床位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即小于80张床位规模的为小型养老机构，80-150张床位规模的为中型养老机构，大于150张床位规模的为大型养老机构。其中，中型养老机构综合效率均值最高，其值为1，其次是小型养老机构，均值为0921，大型养老机构均值最低为0739。表5是不同床位规模的养老机构内部综合效率比较，其中中型养老机构全部为DEA有效，比较小型和大型养老机构，发现小型养老机构的效率均值离散程度明显低于大型养老机构，DEA有效所占比例高于大型养老机构。

从表5来看，中型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表现最佳，小型养老机构次之，大型养老机构在综合效率均值、 DEA有效单元所占比例以及数据的离散程度三个方面均表现最差。

2机构养老服务规模效率与规模报酬分析

根据表3，有15家养老机构的规模效率达到最优，即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投入与产出同比例增加。其余13家中有7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占全部决策单元的25%，表明其投入增加的比例要大于产出增长的比例，应适当控制投入；还有6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占全部决策单元的2143%，这部分养老机构产出增加的比例要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可以扩大现有规模。

（1）不同性质养老机构规模效率比较。三类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从各自内部的规模有效构成比例来看，纯民办养老机构中规模有效所占比例最高，达到579%，公建民营类规模有效所占比例最低，为40%。此外，在所有养老机构中，仅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不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仅包括规模有效和规模递减两种，这说明该类养老机构的投入增加比例要大于产出增加的比例，不宜再扩大规模。

（2）不同床位规模养老机构规模效率比较。三种规模的养老机构中，床位数为80-150张的中型养老机构的规模效益最佳，全部为规模有效；床位数为80张以下的小型养老机构中，规模有效和规模递增各占50%；而在床位数为150张以上的大型养老机构中处于规模有效的机构仅占273%，大部分处于规模递减阶段，比例达到633%。这表明养老机构并非越大越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养老机构其服务效率反而会随规模增大而降低。

四、效率、质量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以下分析中，选取综合效率值作为分析变量。同时，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样本较小，不适宜将多个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变通的方法就是首先通过单因素分析（主要通过Spearman相关以及秩和检验）来逐一考察变量关系（见表6和表7）。选取检验变量的原则如下：一是关注并选择已有研究中的效率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二是综合效率分析时选取的投入和产出变量不包含在影响因素之列。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3-4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拟合回归模型。

1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

现有的数据中并没有包含与服务质量直接相关的信息，因此，对质量与效率二者关系的考察将通过间接反映服务质量的三个变量进行分析。一是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总值，该变量除了能说明养老机构的规模外，还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其硬件设施的质量，如建筑质量、环境建设、护理设备以及娱乐设施等的配置情况。二是是否隶属于医院，[JP2]一般来说，隶属医院的养老机构在医疗和护理服务上具有更高的服务水平和更多的服务项目，相应能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三是养老机构收费水平，收费高低一方面与老人的经济状况相关，同时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入住老人的认可度。[JP]

（1）养老机构固定资产总值与服务效率。鉴于综合效率值不符合正态分布，在单因素检验中将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对固定资产总值和综合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二者相关系数为-0404，且具有显著性（p值为0033），固定资产总值与综合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越高的固定资产总值意味着越低的综合效率值。考虑到固定生产总值中既包含规模信息也包含质量信息，需要进一步分离不同因素的影响。由于床位数与养老机构规模大小密切相关，故选取养老机构床位数与综合效率值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以进一步考察规模因素对效率的影响。结果为，床位数与综合服务效率之间相关系数为-0285，在005及01的检验水平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值为0142）。由此推断，在固定生产总值中，除规模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综合效率起到显著作用。

（2）是否隶属于医院与服务效率。由于这两个变量不满足参数检验的条件，这里将利用非参数检验中的秩和检验对二者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005的检验水平上二者具有统计显著性（p值为0047），说明是否隶属于医院对服务效率具有不同影响。并且，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秩均值（84）要小于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秩均值（1583）。

表明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效率和秩均值（84）要小于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这也较为符合我们的直观经验。通常而言，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往往提供更多类型的医疗护理服务，从而拉低了服务效率。

（3）养老机构平均收费水平与服务效率。由于养老机构对不同护理等级老人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平均收费（即对不同收费标准取算数平均数）与综合效率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37，但不具有统计意义（p值为0485），表明收费水平的高低与养老机构服务效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性。

2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除以上因素外，考虑到养老机构地理位置、机构性质等因素都可能对养老服务效率产生影响，例如：处于市区和郊区的养老机构可能因地租成本或人力、生活成本的差异而导致服务效率差异。同时，公办和民办这两类不同兴办主体的养老机构也可能存在服务效率差异，这一点已经被部分学者所证实。此外，养老机构中老人入住率情况和经营时间的长短也都可能对服务效率产生影响。

（1）地理位置与养老服务效率。厦门地理位置特殊，中心城区为思明区和湖里区，其他四个区均与中心城区以海分割，从经济发展和城区建设来看，岛内岛外差距明显。根据秩和检验结果，p值为0979，岛内岛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效率上无差别。

（2）机构性质与养老服务效率。考虑到样本量较小，故将公办和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合并统称为公办类养老机构，以符合秩和检验的最低样本量要求。对公办类和民办两类性质养老机构与服务效率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在效率分布上没有差别（p值为0157）。

（3）入住率、营业年限与养老服务效率。选取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和营业年限分别与养老服务效率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入住率高低、营业时间长短均与服务效率没有统计学关联（p值分别为0220、0765）。

3. Tobit模型分析

基于综合效率的取值特征（0-1之间的数据截取），若选取OLS法进行回归会产生偏差，这时选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模型对养老服务效率进行回归分析更为适用。在自变量的选择上结合前面单因素分析的结论，以p值为标准，现筛选出p

变量（固定资产总值、是否隶属于医院和机构性质），εi为一些不可观察的随个体变化而变化的随机变量。

应用Stata11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由表8可知，根据005的检验标准，只有固定资产总值进入模型，但其对效率的影响幅度轻微，即固定资产每增加100万元，综合效率将减少00041。众所周知，固定值产总值与养老机构的床位规模密切相关，这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前面提到的较大规模的养老机构产出较低的综合效率值，即床位数超过150张的养老机构其效率表现最差。若放宽检验标准至01，则是否隶属于医院也进入模型，即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综合效率值要比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效率值高0221。从厦门的经验来看，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通常会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和保健康复服务，而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大多仅限于日常照料服务，在有限的照护配比（即护理人员与入住老人之间的比例）下，服务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往往意味着服务效率的降低。

综合来看，与养老服务质量相关的变量（固定资产总值、是否隶属于医院）与养老服务效率存在负相关，即固定资产总值越高的养老机构其效率值越低，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相较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效率要低。此外，地理位置、床位数、营业年限、机构性质等因素均未对养老服务效率产生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DEA法分析了厦门市养老机构的三种效率得分，发现不同性质以及不同床位规模的养老机构在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上表现有差异。在随后的相关以及回归分析中，这两个变量以及养老机构的地理位置、床位数、营业年限、机构性质等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些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结论基本一致。本文同时发现固定资产总值和隶属于医院对养老机构综合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与养老服务质量密切相关，机构养老服务需在效率与质量之间予以权衡。结合政府现有的机构养老政策看，政府在公办和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投入较多，如在人员配备、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政策倾斜。然而，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相较于民办养老机构，并不存在显著的效率优势，只要监管到位，公办养老机构的托底作用也可以转包给民办养老机构。长远看，这意味着对公办、公建民营和民办养老机构的角色重塑，更意味着政府在其中的职责转变与政策调整。具体的完善路径如下。

第一，加大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在固定资产与运营经费上的扶持。在公办、公建民营和民办这三类养老机构中，政府的财政与政策支持相差悬殊。以固定资产总值为例，对厦门市不同性质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总值调查发现，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总值均值均在3000万元以上，而民办养老机构的均值不到750万元。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走访调查显示，管理者普遍认为最大的经营障碍来源于服务场所上的困难。这意味着政府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投入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固定资产，尤其是经营场所上的支持；二是运营经费上的支持，其中以前者最为重要。经营场所的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的租金补贴、廉租房或是给予一定比例的建设经费等方式提供，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从土地规划上保障养老机构的建设用地，如政府通过建设用地划拨以及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式来确定养老机构建设的供地方案。在运营经费上的支持，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在财政经费中增加养老机构发展的费用在社会事业发展支出中的比重，在资金来源上可以使用彩票公益金来予以长期支持，这也是目前政府明确规定可以用作养老服务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提供经费补贴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应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逐步调整并平衡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的分配情况，至少可以提高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的截留比重。在具体的补贴方式上，针对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补贴与运营经费补贴须采取不同给付方式。对于前者，政府可直接拨付给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者；而对于后者，则可参照国际经验，采用以需方补贴的方式，政府将补贴经费拨付给养老服务消费者，这样既可以维护老年人的养老权益，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又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刺激养老服务的供给，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第二，适度控制政府参与兴建的养老机构建设规模。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纷纷热衷于投资和鼓励大中型养老机构建设，这种趋势在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中尤其明显。然而本研究发现，对于非效率最优养老机构，存在投入资产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即相对产出而言，出现了投入过剩的情况，如床位规模在150张以上的大型养老机构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这意味着投入增长的速度要大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这也部分印证了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如吴敏通过对济南市养老机构的分析，认为床位数在100张以上的养老机构大多处于规模效益递减阶段[11]。因此，从资源有效配置角度来讲，政府应适当控制大型养老机构的建设，这主要针对政府出资兴建或享受政府补贴的公办、公建民营以及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从政策上引导和鼓励支持中小型养老机构的建设。

第三，建立健全养老机构评估监管体系。由于养老服务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乃至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促成养老服务的公平有效供给是政府和养老机构共同的责任。有三种方法可以加强养老机构的社会责任：加强对具体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的量化考核，引入严格的绩效监控，建立赔偿机制补偿受损的个人或组织[15]。从逻辑上看，这三个内容具有明显的因果联系，构成了从标准制定到监控实施再到纠正赔偿这一完整的评估监管流程。这也正是我国现阶段机构养老建设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

第四，推动护理人才教育培训制度。当前，护理人才的流失和短缺是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短期看，解决的思路必然离不开提高薪资待遇以及实行严格的持证上岗制度。具体的操作方法可通过政府对养老护理人员按级别发放政府补贴的形式实现：补贴的力度随护理等级、资质而相应变化，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予补贴，从而激发养老护理人员自我提升的激励，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长期看，还需要建立长效的教育培训制度，并将其与收入直接挂钩。从国际经验看，护理服务的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是很多发达国家培育护理人才的两大主要途径，这同样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现阶段，我国一方面可依托全国高校、护理职业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开设针对老年人群体生理、心理特征的养老护理的课程，培养养老护理职业人才；另一方面还应注重在职教育，既鼓励在职人员报名进入大中专院校进修，也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或医院护理部创办养老服务培训中心，为有需要的护理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在教育经费上，政府应加大对养老服务教育培训的重视和支持，如对全日制教育可采用公费教育的形式，由政府支付学费，以此来鼓励和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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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养老机构范文

关键词：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独立养老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5（a）-0229-01

“社区养老”是指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居家老人照料服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而“机构养老”是指老年人在一个为其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的机构中颐养天年。由于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首先可见的是生育率下降使家庭的供养资源减少，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成倍增长。预计在2010～2040年间，20%～30%的老年人口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这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经济保障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但是，若采用单一的社区养老，存在一部分缺乏自理能力的空巢或独居老人的需求难以保障等问题；若采用单一的机构养老，就目前养老机构的现状而言远远难以满足庞大的老年群体。因此，将“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是目前乃至下一阶段最适合我国的养老模式。

1 社区—机构养老的现状分析

1.1 客观条件的不成熟

社区养老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统一的运行机制。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养老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并没有很好得融入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社区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只是象征性地设置了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活动及项目，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我国的大部分社区至今没有切实得履行其应尽的养老职责。而在机构养老方面，我国的养老机构长期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局面，存在着明显的床位不足等现象。

1.2 养老费用高

养老机构的类型主要有敬老院、养老院及老年公寓等，当下，绝大多数老人会选择养老院作为自己机构养老的场所。养老院有公办和民办两种形式。一个城市中公办养老院所占的比重往往较小，民办养老院的收费标准较高，普通家庭难以负担，并且仅少部分特困老人才能享受社会救济，一部分处于困难边缘的老年人缺乏养老的经济能力，日常生活难以保障。

1.3 人文关怀的忽略

精神护理的欠缺是社区及机构两种养老模式共同的不足之处，以机构养老为盛。大部分老年人表示：养老院的精神生活十分贫瘠，缺乏娱乐活动和人文关怀。护理人员只是机械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忽略了对老年人心理上的支持，幸福指数有待进一步地提高。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缺乏归属感。这也是老年人不愿意进入养老院的一大重要原因。

1.4 专业养老人才的稀缺

目前，大部分的就学机构并未开设与“养老”相关的专业，导致专业养老人才稀缺。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部分人员存在着年龄大、缺乏专业知识等劣势，使老年人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发生病情延误等不良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也警示着政府要更加地重视养老人才培养，保护好老一辈的弱势群体。

1.5 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

首先，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一些家庭认为把老人推向社会养老会影响到家庭声誉，留下不孝的罪名，因而不支持社会养老[2]。其次，部分老年人没有为养老投资的意识，认为机构养老是一种浪费，一生辛劳都为了子女，老了亦是如此。再者，政府缺少此方面的宣传。独立养老已是独生子女父母不得不面临的现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 针对社区—机构养老模式现状的相关对策

2.1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做好宣传工作

制定《养老法》，使诸多养老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要加强老年法律的宣传工作，提高老年人法律意识。老年人要学法、懂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

2.2 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政策一：激活民间资本，制定出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2]。只有养老机构数量的增多及相关法律、政策约束及鼓励，才能使养老机构的管理模式有上升的动力、对人文关怀引起足够的重视。

政策二：制定针对计划生育户的优惠养老政策。此项政策尤其适用于农村积极执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要让响应“只生一个”政策的家庭享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政府的重视。

2.3 政府救助的范围扩大

目前政府救助的范围仅局限在孤寡、低保、独居、高龄等的特困老人，部分处于困难边缘的老人，生活仍然有经济上的困扰。政府需与相关机构深入合作，让更多缺乏经济条件的家庭享受到社会福利。

2.4 重视养老人才的培养

政府应重视专业养老人才的培养，在就学机构设置相关专业，并给予优惠政策，鼓励有意愿的人士攻读养老专业，从而缓解养老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可对下岗再就业的人群进行理论教育，不仅有利于养老人才的紧缺情况的环节，也降低了我国的失业率，一举两得。

2.5 观念的宣传

政府要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对新型养老观念的宣传，如采取专业讲座、分发宣传材料、拍摄公益广告等手段使老人接受新型的观念，例如：老年人的自我养老、独立养老以及老年夫妇的互助养老是最主要的养老形式，也是最正常的养老形式[4]。另外，在社会上宣传志愿者服务的精神也有利于养老事业的发展，志愿者这一新学的血液将越来越多地注入未来的养老工程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力量。

3 结语

单一的养老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特殊的老龄化趋势，社区—机构养老模式已然成为未来不可逆的历史潮流，完善这一模式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长期不懈地努力。我们应该认识到：关爱老年人，就是关爱我们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张本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分析及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02，40（30）：27-33.

[2] 王文龙.城市社会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经纬，2009（5）：76-79.

第3篇：养老机构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17.2%，呈加速增长之势。并且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已达1619万，到2020年将进一步增至3067万。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我国家庭的类型、规模、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4—2—1”的家庭结构难以担当居家养老的重任。

作为补充力量的老年机构服务体系，为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和为年轻人解决照顾老人的后顾之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既弥补了国家和集体照顾的不足，也为社会上的热心人士搭建了一个回馈社会的平台，进一步造福老年人。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政府扶持政策的不到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处境艰难。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老年人不仅要求解决代养问题、医疗问题，同时还要求解决护理照料问题，对社会提出的特殊服务要求更加迫切。

一、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现状及问题

（一）现状

据民政部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城乡共有养老院、社会福利院、老年人乐园、养老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所，床位数达到了149.7万张，其中农村的仅在农村的乡镇敬老院就有29681所，总床位89.5万张[1]。但我国的家庭结构转型也很快，核心家庭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今天已不适用，社会养老已成为必然，并且，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1400多万老年人有进入老年福利机构养老的意愿。所以，养老服务机构及其所能提供的床位远远不够。

另外，传统观念认为，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多是为那些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或者子女不在时的空巢老人而设的。但是事实显示，我国这类老年人的收养比例也很低，甚至很多孤独老人，都因无人照看而导致死亡。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社会性收养覆盖率只有78%，农村五保户由集体供养的占64%，敬老院供养的有13.6%，还有114万人即五分之一的五保户得不到供养，城镇的孤寡残幼约150万人，他们大部分靠低保救助，仅有13%左右由福利机构供养[2]。

这些现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的利用率不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住院老人达到5%—7%的社会供养比例，同时机构总量却没能满足社会需要。

（二）问题

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自身问题。第一，养老服务机构本身属于微利行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造成很少有企业和个人愿意投资，而且在我国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属于新兴事物，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第二，机构拥有者对社会福利、福利市场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国内有部分机构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兴办的，这与国外通常由社会热心人士承担民间慈善事业情况不同，动机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别容易将举办人的社会公益精神置于危险境地；第三，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和偏好的灵活服务形式供给缺乏，尤以就近方便的、以居家养老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服务严重匮乏，作为养老服务机构支柱的专业工作人员太少，截止2005年底，全国取得养老护理员资格的专业工作人员不足2万人，相比较1400万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来说，这个数字相去甚远，并且志愿者随意性大，且绝大部分缺乏护理老年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志愿者在这些服务机构一般打扫卫生或者跟健康的老人聊天、娱乐，真正日常生活难以自理，需要帮助的老人需要的还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2、社会观念原因。传统的养老观念仍旧为多数人信守，很多老人无法接受进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养老。随着“4—2—1” 家庭结构的到来，养老功能慢慢外移，社会养老已成为一种趋势，传统的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也应当同步向社会养老转变，但是，现在中国很多老人甚至年轻人观念上还没有转变过来，不能接受进

第4篇：养老机构范文

猪肉价格因为不断攀升，引发职能部门下调有关收费项目，可是，顺着这个思路一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那些不清不楚的收费项目，真的是太多了，银行的3000种收费项目，有多少该下调?在读书问题上，“择校费”、“赞助费”、“建校费”、“捐资助校费”……名目繁多，而且“价格”随行就市，越涨越离谱。

周丹

楼道里突然“长”出一张张供人休息的折叠式椅子。尽管歇脚椅子算不上什么大的工程，但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增加了我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城市建设发展的目的本是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让政绩更凸显。

一路昆吕

时下“一元公交”离我们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密不透风的空调车大行其道。坐公交车的大多是平民百姓，这就要求公交车收费考虑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空调公交车越来越多，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坐公交车有强制消费之嫌。

周军宇

各地在保障校园安全工作的过程中，切不可流于形式，大做表面文章；更不可兴师动众，让大批的警察进入校园。这样，会给学生带来恐慌。

普通女患者

医院经常出现床位爆满、护士供不应求的现象，甚至有时危重病人也得睡在走廊。而医院推出的“豪华病房”不仅一个病人独占一个房间，还有医生、护士进行一对一服务，一个人占了几个人的资源。若公立医院为经济利益违背了公益性质，又有何公益可言?

养老机构的活力从何而来?

成都　燕子

在近期举办的第四届成都老年健康产业博览会上，记者遇到来参展的成都某养老机构负责人黄。10年前，黄得知社会养老机构相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十分短缺后，萌生了办一家养老机构的想法。可业内人士给他泼了盆冷水：成都的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平均为60―70％，有的甚至不足30％。黄对入住率不高的养老机构进行了调查，发现是因为这些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有的交通不便，有的生活条件差，有的护理不到位，有的收费太高，一句话，就是为追求较高利润而尽量压低成本。这时黄的经营思路变得清晰――那就是压缩利润空间，以相对低廉的收费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003年，黄创办的养老机构在成都龙泉驿区阳光城落成了。由于黄注重服务质量、压缩利润空间，加之在征地、税收、入住参保老人医疗费报销等方面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使得入住老人能够以相对低廉的费用享受到满意的服务，500多张床位因此供不应求。

目前，黄在龙泉驿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计划投资3亿元，在当地再建一个集养老、医疗、护理培训、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养老机构。

可以看出，企业的担当加上政府的支持，是民办养老机构蓬勃发展的动力。

借过

成都　银耳

去台湾观光前，看资料，说大陆在国外有200余家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明。而去年的下半年，台湾在美国开设了中华学院，也是播撒华夏文明的种子。，而且直言：中华文明的精髓，台湾比大陆保存得更纯粹、完好。

春节期间在台湾，感觉人民的修养在中华传统文明与西化的民主开放之间，城市风貌在中国传统的堂皇庙宇与日式的简练稳重之间，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耕读传家与西式的自强自立之间，经过几十、百年以上的磨砺，已经交会融合自然和谐了。

感受深的还是语言。都是普通话，他们的语速比我们慢，古语比我们多，微笑挂脸上，走路如春风。因为大陆、台湾同时大假，人挤人、人看人就成了台湾“小山小水”之外的大风景。这时候，“借过”，就成了台湾最常说出、最常听到的关键词之一。

导游发哥解说：借过，在原来是古话，在现代，就是承认路权是人家的――我“借过”，是你在你的“权利”中给予我方便，所以我应该谦逊地感谢你。

半夜12点回到成都，川航很顾怜客人，有免费的门对门接送车。师傅一边抽烟，一边急忙联系兄弟伙的车赶紧过来，接着占有这个车位。扔掉烟屁股，一大口口痰啪地吐到地上，师傅一脚大油门，面包车迅速抢在了两辆轿车的前面。上高速，我们的面包车大灯猛闪、喇叭常按，师傅喜欢闲聊，常感叹“人家台湾人素质就是高”，也时不时感慨那些开车慢的人是“黄棒”、“瓜娃子”，兼吐一泡一泡的口水。师傅确实手艺好，我们也早到了家。

今早上班，身后猛然响起一声汽车喇叭，刚刚闪身让开，迎面而来挑菜的大爷又眼睛瞪着我：“让一下”，大声武气。

我赶紧让开。不仅因为他年龄大、在劳作，而且，时时事事处处，我都在被提醒：这里的路权――当然不只是路权，都是人家的。

让患者坐等检查

四川　雅安　徐维霖

前不久，我陪家人到省城某大医院复查术后情况，开了单，交了钱，来到放射科。只见放射科门前已排了10多个人。这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因为站久了，一个趔趄碰到后面因腰力不支、刚刚蹲下身的老太太，两人于是双双摔倒。

我不明白的是，医院为何不在放射科外放置些座椅，给每个患者发个号牌，让他们坐等叫号检查，这不是举手之劳吗?

砸了自己的牌子

西安　许双福

朋友家一台国内知名品牌的冰箱只用了五六年，前几天，冰箱门上液晶显示器的按键不灵了，只需换一个就行。可维修人员却告知，此型号冰箱厂家早已停产，配件也不生产了，建议将此冰箱以旧换新。无奈之下，朋友只得掏两千块钱以旧换新。本来不足10元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可朋友却花了两千元，真有点被“宰”的感觉。

现在家电更新换代之快远远超过了其使用寿命，若是坏了一个零件就以“此零件不再生产”为由而“迫使”消费者以旧换新，不管这一理由是真是假，到头来砸的只能是厂家自己的牌子。不仅是家电，其他产品也同样如此。

他们理应受到同样的处罚

成都　寒林

2012年第一天，西安一名中年妇女为了讨要她和丈夫被老板拖欠的7万多元工钱，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由于气温太低，在高空呆的时间太长，手脚麻木的她已经无法自己下来了。

这类农民工为讨薪采取过激行为的事件，有当事人因“影响社会公共秩序”被拘禁。但是，在我看来，农民工采取过激行为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是拖欠工钱的老板或包工头。党和政府年年强调不得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可总有一些昧良心的老板随意践踏农民工的利益。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农民工已成为当代中国新崛起的工人阶级主体。老板、包工头别真把自己当“资本家”，中国已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人最基本的生存受得威胁、最基本的尊严遭到践踏时，首先应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正常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兄弟不要轻易采取过激行为。

另一方面，执法者在拘禁处罚有过激行为的农民工时，也应该同时拘禁处罚这些老板或包工头，因为是他们拖欠工钱的做法，才引起“影响社会公共秩序”过激行为的发生，他们理应受到同样的处罚。唯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人权的平等、社会的公理。

防辐射服真能防辐射?

河南漯河　王琦

随着家用电器的日渐增多，电磁辐射越来越引发公众的焦虑。于是，各类防辐射服应运而生，销量节节攀升。对于商家所宣称的“抵挡99.99％乃至99.9999％的辐射”，许多人虽然将信将疑，但出于“求平安”的考虑，还是对防辐射服趋之若骛。

然而，央视的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实验证明，市面上的防辐射服对于抵挡单一来源的辐射有一定效果，但由于生活中的辐射源是多向的，电磁波从衣服的下端、袖口等缝隙射入后，无法反射出去，便在防辐射服内多次反射后交会叠加，使得辐射强度增大。

一言以蔽之，在现实生活中穿防辐射服能防辐射，其实是个谎言。值得追问的是，谎言是怎样炼成的?标准滞后和监管缺位难辞其咎；权威科普声音的缺失也是重要因素。

类似谎言何日不在市场上“招摇”，我们拭目以待。

由5万年薪招不到―个文秘想到的……

成都　雪元

据成都商报报道，在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举行的省第17届中高级人才交流会上，年薪5万元的文秘岗位(在外地)竟有求职者主动放弃。

为啥5万元年薪招不到一个文秘呢?主要原因还是工作地点在外地，求职者都想留在成都，哪怕薪金低些都无所谓。

现实中，一方面是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人才济济。高校毕业生为在大城市里找份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一方面是偏远地区人才短缺，高校毕业生对各种职位不屑一顾。

于个人而言，将自己的就业范围局限在“大城市”这一狭小空间内，将就着找份工作糊口。不利于个人的成长与长远发展；于国家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因人才济济会愈加发达，而偏远地区因人才短缺会愈加落后，其结果必然是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日渐加大，社会的发展日益失衡。

“害他。就顺着他”

辽宁鞍山　温乃鹏

一天，我坐公交车外出。车到某站时，上来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后面跟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位乘客起身给老太太让座，老太太刚要坐下，男孩子却嚷嚷道：“奶奶，让我坐。”老太太赶紧把座位让给了孙子。过了五六站，老太太明显体力不支，便征求孙子的意见：“奶奶站累了，让奶奶坐一会儿?”“不!”孙子的口气不容商量。老太太只得坚持着。还是旁边的人看不过去，给她让了座。

可以看出，这位老太太平时对孙子必定是百依百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害他，就顺着他”，真不能把这话当成耳旁风。

“选拔”与“提拔”

武汉　郭文婧

教育部网站日前发出公告，将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所直属高校的校长。

公告一出，有人叫好，也有人担忧。

叫好者之所以叫好，概因对教育去行政化抱有强烈的期待。他们认为，选拔是人岗匹配的一种方式，在其位，有其职；不在其位，则无其职。同时，选拔意味着过程的民主、结果的公正。理应是谁选拔了校长，校长就对谁负责。既然可以选拔，当然也就可以罢免。

而担忧者之所以担忧，概因此前也有公立大学面向全球公选副校长或院长，但结果大多变成了提拔。提拔强调的是上升的结果，而不是过程的民主。当然被提拔者由谁提拔，自然也就会对谁负责。更让人纠结的是，被提拔者只能上不能下，那不就干好干坏一个样吗?

成语新解

【度日如年】指某些人日子过得好，每天像过年一样。

【杯水车薪】形容每天在办公室喝杯茶，月底可以拿到买一辆车的工资。

【知足常乐】知道有人请自己洗脚，心里就感到快乐。

第5篇：养老机构范文

被动住养老机构易悲观失落

老人入住时的心理状态，直接决定了老人在养老机构居住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一般来讲，主动！择住进养老机构的老人，心态较好，对集体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不便也能够客观看待。而被动住进养老机构的老人，一般比较消极，适应能力较差，不容易融入集体生活。老人的各种心理状态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会有多种表现，如封闭心理、悲观失落，甚至导致轻生。

由于身体衰弱、疾病而引起的心理原因，一些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后会故意折腾子女、工作人员，情绪很不稳定，日常生活中频繁按呼叫器折腾工作人员、以身体不舒服为由要求子女立即赶来等行为时常出现。

专家表示，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的最大区别是环境和生活方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急速改变而带来的适应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家人的亲情、服务人员的温情，对老人尽快熟悉养老机构的生活设施和生活作息时间、排解老人因陌生而带来的紧张感、发展老人与其他老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排解因环境而导致的孤独感十分重要。

重点进行“精神赡养”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家人要主动去探望，让他们感觉到亲情始终围绕在身边，而不是被孤孤单单地抛弃在养老院里，被亲人遗忘。儿女无论再忙，也不能只给老人送钱送物后就匆匆离去，而是要腾出时间陪老人聊聊天，问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向老人汇报一下自己近段时间的工作、生活情况，让老人能及时了解自己关心的人和事。

养老机构内老人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如果发现老人在养老机构出现以下问题，家人要引起注意，及时疏导老人的情绪：

1．总沉湎于回忆，生活消极。

2．固执多疑。

3．过度自尊，自命清高。

4．自我封闭，拒绝交往。

5．过度活跃，无事生非。

第6篇：养老机构范文

关键词：医养结合；机构养老；养老模式

基金项目：2016年度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校级项目：“‘医养结合’的机构养老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6NFUSPITP116）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3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数量也迅速增长，老年人的抚养比攀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较大负担，所以发展社会化的养老模式正是顺应时势。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发展必定伴随着显著的医疗服务需求。在此背景下，区别于传统的“住养”模式，“医养结合”的机构养老模式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新型的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即以养老机构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为基础，为老人提供一定医疗支持服务。在这一模式下，养老机构除了向老人提供基本的居住安养服务，还通过整合医疗与养老资源，创新老人医疗服务的条件，对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全方位的照护。服务内容全面多样，既包括传统的生活护理服务、精神心理服务、老年文化服务，还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具体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可以说，“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是对传统养老机构服务的拓展与延伸，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全面和优质的服务，使养老体系更加人性化，实现了“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养老保障模式创新，是我国养老服务重要发展方向。

二、推进“医养结合”型机构养老的必要性

（一）优化医疗资源分配，解决养老需求多样化。“医养结合”模式第一次将医疗与养老相结合，打通了医院与养老院之间的壁垒，更打破了传统养老机构大病小病都要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的低效模式，使得老人可以在机构内部享受到专业而全面的健康治疗。传统的养老机构大多只能承担老人较为单一和简单的医疗卫生需求，如测量血压、血糖、血脂以及测量体温等，而对慢性病老人、易复发病老人、大病恢复期老人、半失能老人、失能老人以及绝症期老人的全面照护难以达到相应的需求，使得这部分老人难以找到合适的托养机构。“医养结合”模式的出现就解决了这部分老年群体的健康医疗需求，既可以提高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机构的资源紧张问题，使得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二）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人健康水平。目前，我国大规模、快速度的人口老龄化态势已不可逆转，养老问题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在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和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等背景下，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使得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与日俱增。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各项养老服务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养老机构的数量和床位有了显著增加，但现有养老服务的供给与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养老服务需求仍是不相匹配。而“医养结合”模式的不仅可以应对老人的养老需求，提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更能减轻子女的负担，间接提升全家人的生活质量，进而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因此，加快“医养结合”的机构养老模式建设与推广刻不容缓。

（三）完善养老服务产业格局，刺激消费与就业。“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将很大程度地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并且是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对照料和护理的需求，有利于养老服务消费市场的形成。据统计，预计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因此，重点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仍将持续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需求日益增长也水涨船高，市场需求将倒逼养老服务业改革，刺激养老业转型。医养结合机构的兴盛，不但刺激了养老服务产业的进一步完善，还将为我国的就业市场注入活力。

三、“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管理职责分工尚不明晰。“医养结合”型机构养老模式涉及到医疗和养老两方面，需要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人社部门等多部门的分工协作。目前，“医养结合”的管理部门分工尚不明确，长期稳定的监管机制也尚未形成。政府的各分管部门由于不清楚权责划分，在处理机构问题时容易相互掣肘，这大大降低行政效率。课题组曾针对一家综合性医院下辖的医养结合机构进行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机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职能性|与运作方式虽已从大医院分离，但在履行相关义务和执行相关法规时依旧要按照医院的政府主管部门为其设立的标准及制度，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机构在医院与政府两头跑，甚至出现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这样一来大大拖低了办事效率，也降低了民众的信任度。

（二）质量监督评估体系尚不完善。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尚未形成有效的评估体系。调研中发现，尽管地区政府对机构支持力度很大，机构的发展阻力也不小。由于当地没有一定数量同类型、同档次的机构相竞争，无法经由市场检验形成完善的监督评估体系，完全依靠政府单方面监管不能保证机构的服务水平与质量。这从侧面反映出当下我国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所面临的阻碍。只有努力提高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产业整体的效率与质量，建立健全医养结合机构行业规则体系，在政府、社会以及群众的共同监督评估下，才能确保医养结合机构良性发展。

（三）人力资源严重短缺制约发展。由于“医养结合”模式目前正处于探索起步的阶段，“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内部经验丰富、专业技能强的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十分匮乏。以课题组调研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为例，内部的医护人员多为普通医院的科室医生转型而来，机构缺乏受过专业老年健康照护培训的工作人员。另外，护理人员也是限制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群体长期以来都处在社会地位低、薪资待遇差、行业标准不统一等的困境中，导致护理人员紧缺，进而使得机构对上岗人员的要求难免降低，因此不能保证每位在岗护工都具备合格的技术与职业道德，迫切需要对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但从机构目前的运营状况来看，机构难以支撑内部人员长期、定期的专业培训，优质人力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着养老事业的发展。

（四）身病易治、心病难医成为常态。从目前来看，“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多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生理问题，忽略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对老年人来说，较为封闭的日常生活环境、枯燥重复的生活节奏、病痛的折磨、缺乏亲朋好友陪伴的孤独感，都是难以自我舒解的问题，长此以往入住老人易产生心理困扰，然而轻微的心理问题往往是内隐的，不容易被察觉，所以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往往被机构工作人员忽视。调研发现，多数“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内并未配备数量足够的专心理治疗师与社会工作师，即便个别机构有老年社会工作者的职位设置，也大多工作繁杂，没有精力为老人做专门的心理干预，所以更多情况下是由护工或者护士在工作间隙与老人做一些简单的非专业化的沟通，舒缓老人的压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专业老年心理治疗师与社会工作师人才匮乏，机构的医生、护士、护工限于自身工作任务与知识技能面对老人的心理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由于目前的养老行业内部尚未将机构所托养的老人的心理状况纳入机构服务质量的考评之内；三是老人的心理问题没有引起老人家庭的足够重视，所以在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之下，老人的心理问题成为机构工作的难题。

四、“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发展策略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产业发展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规划并对养老产业提出了新要求，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意味着养老产业迎来了新发展机遇，医养结合机构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也将借此契机大有可为，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由如下发展策略解决：

（一）建立多方监督机制，增强机构竞争力。建立全面的社会评估机制。发挥行业自律、群众举报、媒体监督等方面的作用。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养老服务机构的人员、设施、服务、管理、信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首先，要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监督，政府主管部门要明确对机构管理方方面面的责任，建立养老服务举报和投诉制度，接到举报、投诉后应当及时核实、处理，以此加强对“医养结合”服务的绩效考核，对机构各项工作实行有效的监督管控，确保“医养结合”工作落实到位；其次，要加强机构内部各部门的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管理、医疗、护理各部门应加强联系，彼此协调，分享经验，促进交流，以此增强整个机构的服务能力，从而提升机构整体竞争能力；最后，要建立以老年人及其家属满意度等为指标的综合考核评估体系，为老人及其家人建立良好通畅的反馈平台与机制，全方位地了解老人诉求。由于机构中老人平常接触较多的是护工与护士，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较少直接对服务人员的服务提出意见与建议，导致很多老人针对不合理的行为敢怒不敢言，较少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直接影响了老人对机构服务的满意度。对此，机构可以通过推举老人代表与机构管理人员定期举行探讨会议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获得老人们的评价意见，以此改进服务能力。

（二）完善政府职责分工，规范机构行为。目前，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监管部门不明确，部门之间责任不明晰的问题，则需要协调各管理部门间的关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与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促使医养结合机构的目撕托形更好地促进养老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部门应分工明确，建立健全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制度标准，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在具体执行方面，各部门之间应分工明细，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为医养结合模式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自身的职责，按照行业特点，建立制度标准，确保规范运营，加快出台和完善相关服务标准、设施标准和管理规范，抓紧制定医养结合机构的建设标准，建立等级评定制度及评估制度，进而制定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的准入、退出机制，规范“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行为。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人员专业素养。政府应在老年照护行业人才缺乏的环境下，出台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激励政策，尽快破除行业内人才缺乏的瓶颈，激发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投身于“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行业。可以为高校与养老行业的社会组织互促互进搭建平台，高校应积极发展老年医学、老年照护、老年管理等专业，开展内外多方学术交流，培养大量专业人才，为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提供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源。机构本身则要加强与各大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院校的合作，积极吸纳专业实习生，为基层人才的扩充做好充分准备。此外，机构内部应以团队协作为宗旨，将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护理人员三者的工作有机结合、互相监督，加强护工团队专业的照护技能与沟通能力，加强医生护士对老人健康状况的深入体察，完善职称晋升制度与薪资奖金制度，促进整个团队集体与个人共同进步。

（四）同步身体心理照护，提升老人生活质量。机构在对老人进行身体医疗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心理状况。由于长期经历枯燥的治疗过程，居住在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压抑环境，老年人会为不断增加的年龄而感到力不从心，会对周遭环境产生一些抵触反应，其对焦虑、恐惧、孤独等负向情绪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老人的身体病痛得到医治，心理诉求却无人问津，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老人对机构对家人乃至对生命的良性态度，所以机构必须提高对老人心理问题的重视，将对老年人的心理干预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的重点。机构还可以建立专门的心理辅导部门，招收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建立长期有效的心理问题排查机制，根据不同情形开展个案工作或小组工作，及时排解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使老年人能够祥和平静的颐养天年。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养老产业，“医养结合型”的机构养老模式具有独创性，为了应对养老需求、缓解人口老龄化、优化养老产业格局，我国具有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必要性。但是目前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存在职责分工不明确、市场监管体系未形成、机构内部的人才短缺问题和老人的身心健康问题等问题。强化监督机制、规范政府监管、提升人员素质、同步身心照护是提升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景亮.医院与养老院携手走进老龄时代――对建立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思考[J].中国劳动保障报，2012.10.16.

[2]米红.“医养结合”内涵界定需要明确六个问题[N].中国社会报，2015.3.23.

[3]史凯.适度理念下普惠型社会福利要素与制度实施研究[D].南京大学，2012.

[4]吴玉韶，王莉莉，孔伟，董彭滔，杨晓奇.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5.8.

第7篇：养老机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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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丽.老年社会工作中国化研究[D].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李京芳.机构养老服务中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第8篇：养老机构范文

关键词：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概况；困境；建议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广东省攀登计划项目（308-GK151010）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3日

随着广州经济发展，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养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若仅依靠家庭养老和国家养老已不能解决养老问题，社会化养老成为必然趋势。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需要发挥民办养老机构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但当前养老行业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着众多挑战。

一、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概况

根据《关于规范和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暂行办法》，民办养老机构，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举办的，为老年人提供住养、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的机构，在实际中，民办养老机构具体指的是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和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广州市共有60岁以上老人133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15.98%，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广州市老龄人口将达到175.07万，人口老龄化比例达到18.78%。而2014年，广州市有164家养老机构，提供床位数为36，924张，分别由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提供。其中，60家公办养老机构提供8，887张床位，占总床位数的24.07%；104家民办养老机构总共提供了28，037张养老床位，占总床位数的75.93%。民办养老机构撑起了广州养老机构行业的大半边天，弥补了公办养老机构的养老空白，对广州市的养老服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状况对解决养老问题至关重要，但通过实地调研活动，我们发现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通过各方努力共同解决，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使广州迈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

二、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一）运营成本繁杂高昂，盈利能力低下。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员工薪酬、土地租金、相关设施投入成本和日常维护成本等。随着物价上涨，劳动成本提高，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压力不断增强。此外，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只要还可以自理，一般都不愿意进入养老机构，因此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机构经常会出现老人生病、意外事故等情况，而由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尚不完善，很少有针对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保险项目，即便有，也是收费高昂，一般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老人出现问题，养老院就会承担巨大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了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成本压力。

通过对管理层的问卷调查及访谈我们发现其经营资金主要依赖收取入住老人的费用及政府补贴。目前，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相较于公办在服务质量上无明显优势，导致出现入住率低的现象，却又限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无法通过加强宣传和形成规模经营来提高入住率和运营效率；而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按照规模大小在2，000～3，000元每张床位不等，运营补贴按照入住人数给予每张床每个月100～300元补贴。以上两项收入并不足以支持民办养老机构正常运营，一般民办养老机构只能勉强维持经营，盈利能力低下。

（二）融资困难。目前，广州市民办养老机构资金来源较单一，主要来自个人投资。政府虽然有制定相应的补贴措施，但由于政策限定范围严、落实效果差等原因，政府的补助对解决民办养老机构融资难的困境只是杯水车薪。

银行融资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融资活动的主要形式，但养老事业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大，且福利性质地产不能用于抵押，因此大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极少提供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抵押贷款。融资难，资金缺乏导致民办养老机构难以扩大经营规模及完善设施建设，大大制约了民办养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三）专业人才缺乏。经调研发现，大部分民办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都是从周边农村或下岗职工中招收的40～50岁人员，文化程度低，缺少基本的护理培训，为老人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饮食、保洁等低附加值的工作，老人的心理慰藉和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老人得不到专业的护理服务。专业医护人员的缺乏也使得入住老人生病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及时就治，直接威胁老人的生命健康，养老机构也因此必须将老人送往医院治疗，加大了养老机构的运营压力。

通过调研可以得知，机构服务质量是影响老人对养老机构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实中民办养老机构由于资金受限，养老护理服务岗位待遇相对较差，社会上对养护理服务人员的认可度较低，且目前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养老机构专业护理人员缺乏问题比较严重，从而陷入专业人才“招不进，留不住”的困境，备受招工难问题困扰。资金困难和人才培养、储备机制不成熟造成民办养老机构的人才困境，人才困境影响服务水平，最终降低老人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其社会认可度产生不利影响，使得融资发展更加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使民办养老机构经营得更不如意。

（四）社会认可度低。家庭养老作为中国社会的传统养老模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很多人还保留着这种观念，认为将老人送去养老院是不孝的行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传统思想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导致养老机构社会认可度低的其中一个原因。

此外，民办养老机构因资金匮乏、人才缺失无法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大大降低了老人的满意度。相比之下，公办养老机构可以充分利用政策等有利条件发展自身，提高老人满意度。现实中常常出现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民办养老机构却存在较高的空床率，民办养老机构社会认可度低。民办养老机构社会形象建立力度不到位问题已经横亘在其发展道路上，亟待解决。

（五）政策落实不到位。政府对各类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在政策上虽已有明确定位，公办养老机构主要解决低收入等困难老人的养老问题，民办养老机构着重面向具有消费能力的老人，但实际落实情况并不理想，仍有很多消费能力较高的老人住在公办养老机构，导致一些消费能力相对低下的老人只能入住民办养老机构，在物价上涨，运营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着提高收费就会导致老人无处可去但不提高收费却会导致入不敷出的两难困境，进一步限制了民办养老机构做大做强。

此外，政府虽就鼓励和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优惠和补贴政策，如床位建设补贴政策和水电气优惠等政策，然而实际中受制于各种因素，许多措施均无法得到落实，以政策促发展的效果大大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

三、针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困境提出建议

根据民办养老机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可以从经营者与政府两个角度来解决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经营者角度

1、明晰自身定位，减少市场空白。各类机构要明晰自身定位，形成分层规范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公办、民营、民非机构在接收目标群体的区分度。公办机构主要解决失能老人等高风险群体及低收入、低保障老人的养老问题，民非机构协助公办机构做好公益，民营机构则可面向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群体进行市场拓展。切实做到政府兜底，社会公益，市场均衡发展。

2、多方筹资，扩宽融资渠道。充分利用政府在此方面的专项政策，并结合民间筹资等多种形式发起设立养老机构，扩宽融资渠道，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可形成大规模的养老服务链，并积极寻找适当时机上市，吸引更多资金支持。

3、完善服务质量，提高社会认可度。民办养老机构应定期关注顾客（老人）对于机构服务的满意度，了解老人对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较满意的，哪些方面仍存在不满意，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老人满意度。

完善配备设施，如医疗设施、运动休闲公共设施等，为老人提供一个更加设备齐全的生活环境，满足老人在医疗、运动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可通过举办入职培训、定期培训等方式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要从根本上完善服务质量，就必须着力于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为老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护理，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

完善的配套设施、高质的服务将为民办养老机构创造良好信誉，从根本上提高社会认可度，社会认可度得到提高将吸引更多的老人入住，资金来源得以扩大，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运营条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利用政策支持，加强自身建设。民办养老机构要加强对政策的学习理解，充分运用政策措施，并且要关注相关政策的变化更改，及时根据经济、政策环境调整经营管理，尽早尽善地抓住机会促进自身发展。

完善运营体系，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机构的财务制度，合理分析各项成本的构成，加强成本控制，减少不必要的花费，集中资金在能真正满足老人服务需要之处，如医疗设备、心理安慰等；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制定机构发展方案并严格实施，加强机构的自身建设。

（二）政府角度

1、加强指导规范，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切实把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纳入法制化的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加大对民办养老机构在准入、服务、管理、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指导规范，坚决杜绝各类侵害老年人权益现象的发生，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机构的良好形象，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

2、制定帮扶政策，确保全面落实。政府应根据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如针对民办养老机构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可建立为民办养老机构贷款提供担保制度并继续加大利息补贴力度，鼓励商业银行对民办养老机构提供低息贷款；进一步制定针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用于养老服务的地方税收在创办初期的一定年限内予以减免；为向养老服务行业进行投资的私人投资者提供信贷支持的金融机构可考虑纳入税收优惠范围等；合理利用福利彩票所得支持民办养老机构，鼓励向民办养老机构捐赠。同时，加强对养老机构行业各类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完善用地、信贷、补贴等相关量化配套政策，为民办机构经营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3、加强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培养护理人才。目前，我国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的设立采取许可准入制，拥有床位10张以上的可以设立，并对不同规模的养老机构设立不同等级的准入标准。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责任压力，建议出台切合实际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工作标准化流程及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养老机构严格考核，对考核结果按不同标准进行奖励。

重视护工人才培养，加强对专业护理人员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的培训。短期内，政府要加大对养老机构现有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化培训，颁发执业证书，减轻民办养老机构的培训压力；长期内，鼓励有条件的医院和疗养院部门大力开展养老服务人员培训，鼓励高等院校、医卫学校开设相关专业，开展学历教育，对于选择养老护理专业的学生予以减免学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养老服务行业，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以带动全社会改变对养老护理的理念。

同时，政府还应关注护工群体的薪酬待遇，保障最低工资薪酬的同时，逐步提高其薪酬待遇，使其薪酬待遇与其专业素质、工作绩效相匹配。通过政府资金补贴、住房补贴等形式提高护理人员的待遇，优化雇佣环境，留住护理人才。

4、优化舆论环境，提高社会认可。一是政府应引导各类养老机构加强服务建设，改变社会公众对机构养老的传统认识。破解我国养老服务难题，关键就是把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结合起来，走社会化的路子，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同时，以宣传为先导，促进传统养老观念向新的养老观念逐步转变。应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针对不同类型老年群体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引导人们改变传统养老观念，接受民办养老机构服务，使人们逐步认识到，民办养老机构同公办机构一样，都能使老年人在生活上得到更好的照料，在身体上得到更好的护理，在精神上得到更好的慰藉，有效缓解社会负担、家庭压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二是改变社会对护工工作的歧视现象和传统观念，提升护工的社会地位，提高护理行业的社会认可度，从而实现护工的人生价值和自我价值。从政策制度上做出激励和保障，通过财政补贴形式适当提高养老护理员收入待遇。将养老院护工队伍纳入当地社工体系，加大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的社会关注力度，提升其社会地位。鼓励媒体多进行正面引导和宣传，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护工的社会氛围。探索建立养老护理员岗位补贴制度，对达到一定年限，取得养老护理员资格的人员给予奖励，提升养老服务行业对就业人员的吸引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孟艳春.中国养老模式与优化路径探究[J].河北学刊，2011.1.

[2]张登国.我国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6.3.

[3]张浩田.民办养老机构的困境及其发展的支持因素探析[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3.

第9篇：养老机构范文

关键词：民营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养老需求

中图分类号：C9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59-02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逐步放开了养老机构社会化的大门，大量的民办养老院涌入市场。目前，民营养老机构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公办养老机构的数量，在经营上多以小型化和面向低端市场为主。民营养老机构虽然在数量上发展很快，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养老服务质量不高，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多数民办养老院面临着入住率低及亏损经营的困境，与公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为此，探究提升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我国民营养老机构摆脱目前的困境，对于我国应对老龄化将产生积极意义。

一、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优势

（一）民营养老机构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数据，截至2011年，我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38 060个，总床位266.2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0.9万人，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16.9张，但仍与发达国家50—70张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1]。面对大量的老年人群，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已显得捉襟见肘，政府不可能以通过大量建设公立养老机构的形式来解决我国养老机构供不应求的现状，在这种大背景下，民营养老机构在我国社会养老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较以福利性质为主的公办养老机构，民营养老机构面向的消费群体更为广泛，在未来的发展中，民营养老机构所占的市场份额自然也会更大，这是民营养老机构较公立养老机构在发展趋势上的优势。

（二）民营养老机构更符合未来养老市场发展需要

民营养老机构作为民营企业在企业的运作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取最大的效益是民营养老机构首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公立养老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公立养老机构在经营上采用国营模式，不仅盈亏由国家负责，而且在经营过程中会得到一定数量的财政补贴，因此，节约经营成本的积极性不如民营养老机构，更重要的是公立养老机构在发展理念更看重养老机构存在的社会效益，对资源的利用率并不是公立养老机构首要考虑的重点。就资源的利用率而言，民营养老机构相对于公立养老机构有着巨大的优势，在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巨大且资源有限的大背景下，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我国养老市场将会更青睐于资源利用率高的民营养老机构。

（三）民营养老机构较公立养老机构具有灵活经营的优势

民营养老机构可根据不同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分出不同的档次，以满足不同养老需求。同时，民营养老机构要突破保障型养老机构模式，不仅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吃、住和生活照料的服务，还要满足医疗、学习、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需求，较公立养老机构民营养老机构面向的老年人群更加丰富。可根据入住老年人自身的身体状况和个人的选择提供访问护理、日托护理、卧床护理，这种丰富的护理模式是养老资源有限的公立养老机构很难做到的。

二、当前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困境

（一）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条件及服务质量较差

民营养老机构的建筑多是由旧楼改造而成的，无论是在房型建筑、无障碍设计、照明，还是卫生洗浴等硬件服务设施方面都难以符合老年人行动住宿的特殊需求。在医疗设施方面缺乏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不具备必要的医疗条件。在经营管理方面，多数民营养老机构照搬了公立养老机构的管理制度，与现代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相比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部分养老机构的管理层人员虽具备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技能，但缺乏与老年学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制定的管理经营策略上没有充分地考虑老年人群的需求特点。这些服务质量方面的不足极大地影响了老年人群入住民营养老机构的信心。

（二）现有的养老服务人员不能满足养老机构的发展需要

相对于我国庞大的老龄人口数量，目前老龄工作和服务的专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据2009年《民政统计年鉴》公布，全国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专职人员是27.9万人，其中优抚类的收养单位服务人员是3万人，福利类的收养单位人员是24.9万人[2]。虽有众多的其他社区服务从业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作为补充，但较之全国1.67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来说，供求差距依然明显。民营养老机构较公立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人员数量不足的同时整体队伍的素质偏低，受雇服务人员的年龄偏大且多为下岗人员或农村进城的务工者，这支养老服务队伍的结构上存在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培训方面的缺失，日益暴露出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对老年人生活护理、医疗康复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不足。

（三）民营养老机构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

我国目前在养老服务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备，民政部虽先后颁布实施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各地也相继颁布实施了类似的规章，但这些法规的内容并不完善，没有对养老机构各项服务有明确的服务标准。养老机构并未形成质量管理体系，虽涉及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纠纷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和相应的服务标准，服务纠纷所造成的性质和所造成的伤害无法明确地确定，这给老年人维权带来不便的同时给民营养老机构的整体形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造成民营养老机构在人们心中服务质量较差的形象，这是导致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低的重要原因。

三、提升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养老机构软环境和硬环境设计要具有科学性

增强养老机构内部设计的科学性是提升民营养老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就养老机构结构的设计而言，民营养老机构应紧抓老年人群的年龄特点，尽可能地给予这些老年人家的感觉；在房间的设计上应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属于自己不扰的空间，摒弃集体化宿舍的管理方式；养老机构内部应具有清楚的方向性和明确的房间标志，要给养老机构中记忆力减退的老年人提供活动上的方便。养老机构内部的装饰应具有适度的声光环境以便视力或听力已经减退的老年人活动，连接养老机构中各活动空间的通道应具有方便的可达性，要考虑到养老机构中的残障人士，对于养老机构中家电、运动器械等常用设施在使用上应简便易于老年人操作。

（二）注重服务细节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提高民营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要从细节入手。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有着对待周围环境的态度由朝向外部世界转而朝向内部世界的变化趋势[3]。减轻老年人负面情绪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经常与老年人沟通，民营养老机构应在这方面下功夫，将这种沟通标准化。在和老年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老人的变化，说话的语速适当放慢一些，语气尽量温柔。在每次交流后要有交谈记录，以便了解老人对养老机构的不满之处，进而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进行改进。

在饮食方面民营养老机构应提供个性化的饮食服务并配备专业的营养师为老年人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对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饮食指导方案。专业的病人营养师要根据老人疾病的需要随时个性化调整饮食结构，力求通过膳食调养使老年人的肌体营养达到平衡，这种食疗可作为养老机构的服务特色来增加养老机构的吸引力。

（三）提升民营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我国民营养老机构护工缺乏完善的护理知识培训，护工在护理中只能提供一些保姆式的照料。反观英国、美国的养老机构在聘请养老护理员时，会对其进行专业的生活照料培训，以及一定的医疗护理技术培训以便能提高养老护理员的技术含量[4]。因此，民营养老机构应具备一套完善高效的培训方法来提升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养老机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员工进行分层培训，分层培训是指按照不同年龄、等级、年龄进行划分的培训教育方式[5]，养老机构要根据护工不同的个人基础制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考核标准，尽可能地提高护工培训的积极性，激发护工的潜力，避免护理人员的重复培训。专业性一般的民营养老机构可送专业化水平较强的医疗人员到专业机构进行培训，例如送到医科大学学习，学成后将掌握的医学知识在养老机构内进行推广。

（四）规范民营养老机构服务的行业标准

规范民营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要由政府与养老机构共同努力。民营养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障。养老服务是一项新兴的特殊服务业，需要制定相应的服务标准，其中包括护理规范、统一的合同文本等方面的内容，政府应制定《养老机构服务标准法》，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养老机构的性质地位、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开办养老机构筹资方式与待遇、纠纷处理机构与理赔等，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将老年服务并入法治化的轨道。民营养老机构方面应建立行业协会来发挥行业的管理作用。在服务方面，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协调作用，在沟通方面开展信息交流活动组织学术讲座，提高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在规范方面，组织服务纠纷的鉴定工作，开展行业自律活动。在监督方面，组织实施行业标准，对民营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1] 秦瑶.对目前我国机构养老现状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1，（7）：187.

[2] 民政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 See B.L.Neugarten（Ed.），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Atherton Press，New York，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