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大众传播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开始推动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实现了儿童文学由纸质媒介向动漫、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转型。与此同时,许多儿童刊物的发行量大幅度下降。但电子媒介又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传播渠道,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传播平台。在这之前,儿童文学主要通过插图和连环画等图像形式丰富自身的传播渠道,这对受众儿童来说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但从整体上看,文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图像只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或说明,而且在呈现方式上也较为平面和单一。有了电子媒介后,通过广播有了听觉上的享受;视觉上,无论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设有儿童频道,即便是综合频道,也会根据儿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儿童节目时间。这些儿童节目无疑是传媒的一个缩影。以中国之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广播”为例,以声音的形式传播着国内外儿童文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大一部分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动漫、电视剧、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已经不止停留在儿童文学呈现的形式上。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就其性质而言,跟其经营目标、宣传目标和公共性与公益性密切相关,因而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必须面对市场,其中包含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层面。
二、新媒介时代下儿童文学传播的转变
近年来,新媒介的飞速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新媒介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涉及的领域宽广,但无疑网络技术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步入网络时代,有了新的语境。面对各种新型媒介的兴起,受众的选择不再单一化,进而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儿童文学通过网络等新媒介把纸质生产的儿童文学作品电子化处理,用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受众的获取方式从而变得更为快捷、简易,即在网上便可阅读或下载。对儿童文学的不同呈现形式也是新媒介传播有别于大众传媒传播的主要表现。此外,新媒介传播更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在一个虚拟、巨大的平台上,传播者即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来实现与读者互动。眼下最为流行的非微博莫属,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开通了博客及微博,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网站以及论坛也成了互动阵地,如“中国儿童文学网”、“小飞鱼儿童文学网”、“太阳鸟儿童文学沙龙”、“纯真年代论坛”等。相对于大众传媒平台对儿童文学的传播,网络平台对儿童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网络儿童文学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之外,通过传统纸质儿童文学的电子转化,儿童文学的传播进入更多元共享的广阔传播空间。电子阅读也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通过网络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而且“各类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机构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网站、网页各类出版信息、图书资讯,促进创作、出版、发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沟通”。当下,对于儿童文学传播来说,网络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图书销售的重要渠道,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网、灯光网站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阵地,很多儿童文学的销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说,儿童文学是净化儿童身心、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高度繁荣,儿童文学传播滞障越来越多,优秀的儿童文学越来越少,传播环境越来越差,导致当下儿童“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匮乏,理论界甚至传出儿童文学即将消逝的声音。如何改善儿童文学传播环境,为新媒体环境下的“花朵们”提供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改善“祖国未来”的精神“营养”,是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关怀的一个命题。
三、儿童文学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
以往,传播儿童文学主要以书籍、杂志、报纸等形式出现,随着媒介的发展,儿童文学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当下的儿童文学在媒介时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首先,儿童文学实现了跨媒介传播,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通过改编的方式,儿童文学的影视化不仅优化了儿童文学的影响力,更成为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现代受众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调查’,调查者曾挑选了100部中外文学名著。结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从电视、电影、广播、戏剧等非文字传播渠道了解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视等媒体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视、戏剧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介的主导优势已不在,而影视等媒介形态更受青睐。尽管纸质媒介的儿童文学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这并没有使儿童文学的传播就此止步,更多的传播者或传播组织积极应对,力求为儿童文学寻求生存路径,以在市场上打开儿童文学的突破口。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更进一步促进了儿童文学书籍的热销。纵观当下市场,可以说每一部由儿童文学改编成的电影都有着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爱丽丝漫游奇境》等,对儿童文学的改编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价值观的打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为例,影片热映后带动了相应的儿童文学畅销,甚至各网站、各书店一时出现了缺货、补货现象。目前,在一系列网站上其销售总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国家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动漫及动画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国的《神笔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青蛙王子》、《长发公主》。在西方,则更偏向以童话及其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影视创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白雪公主与猎人》以及同样由童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童话镇》。不可避免的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渐渐失落,并向着成人化发展。儿童文学影视终究逃离不了商业市场,它需要更多的受众。
“所谓儿童文学者,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欣赏的文学”,这是对儿童文学最早的定义。但当下的儿童文学影视的主题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儿童世界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在影视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爱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韩剧《秘密花园》和《清潭洞爱丽丝》中,都对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进行了改编:带领爱丽丝进入树洞的怀表兔子在电视剧中变为引领女主角进入富人区的一个工具;《白雪公主与猎人》里充满欢乐的森林变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个电影围绕复仇、战争展开。再看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化。如今,儿童文学的受众不仅仅只限于儿童,更多的成人也成为受众之一。但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影视成人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在传媒时代下,儿童文学产业拓宽了其传播范围。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缩小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空距离。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靠语言进行传播,广范围的传播需花较长时间,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产生之后,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人与人之间距离大大缩小,传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儿童文学传播而言,偏远地区的小孩也能阅读到自己喜欢的读物,看到喜欢的动画片;有条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带小孩出门也能观赏到儿童文学影片。当然,儿童文学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在中国,很多外国儿童文学也是家喻户晓,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时代广场的蟋蟀》等。同时,儿童文学电影的改编也有了国界的跨越,宫崎骏的动漫《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诺顿《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中国的《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迪士尼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最近很火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国作家凯特•迪卡米洛的《爱德华的奇妙之旅》。电子传媒改变了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时空带来的传播局限,让人们无论身处何方、有无阅读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种信息。最后,儿童文学相关产业传播不再使用单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过媒介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然可以声像文字并茂,但人却不能用它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关于媒介融合,人们最初的定位是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而当下多媒体技术的产生,实现了丰富多样且将传播功能融于一个系统。根据最新的定义,“所谓多媒体,指的是使用数字压缩和网络技术将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介连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并提供给用户的双向信息系统”。可以说,媒介的融合对儿童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更为深远。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儿童文学传播不得不呈现向数字化整合的趋势,可以在各种不同媒介形态下轻松实现转换,从而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选择。
四、结语
论文 关键词: 现代 传媒 传媒生态
一
现代传媒即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媒介亦译作媒体,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在现代传播学里,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媒介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印刷手段的报刊媒介、 电子 手段的广播、电视媒介,以及现在的因特网新媒介。
现代 传媒的发达必然与文学现代性的进程相伴随。有理由这样说:正是发生在晚清的以现代报刊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传播革命,在传播方式上不仅颠覆了古典文学的传播模式,还有力地参与并促成了
[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
论文分类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行业经济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国债研究发展战略税收理论税务研讨财政税收财政政策财税法规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证券金融证券投资债务市场地方战略银行管理公司研究经济学理论保险学西方经济经济贸易保险信托计量经济财务分析期货市场
[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①。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
关键词:电视节目;录制;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3-0124-02
在大众传播无孔不入、网络传播兴起并迅速成长的时代,人际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打人们出生伊始就与人际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声啼哭引来的母亲关切的眼神、第一次被护士轻轻抱着、包括第一口甘甜的乳汁,这些都属于人际传播。视觉、触觉和嗅觉传播是最早的,也是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形态。接下来就是学说话,人们学会说话的同时也学会了思考,这就形成了自我传播(自言自语实际上也是一种人际传播)[1]。人际传播伴随人们生活和成长,而当人际传播从刚出生时的一种本能态的传播变成自身可控性较强的传播时,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变得难以捉摸。它会由于人们当时的心理环境、语言环境等等产生不一样的传播效果。
现在很多电视节目把人际传播的直接优势运用到节目中去,以增强与受众的交流感,提高收视率。其实受众看到的电视节目和节目实际录制时候可能会大相径庭,在录制过程中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人际传播[2]。人际传播会对节目的录制产生何种效果,正是这篇论文要探讨的。
大众传播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电视节目更是专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些节目不仅有主持人控场,还有工作人员的现场调度、嘉宾的参与、现场观众的观摩等等,每个角色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节目录制的整个过程,并且通过人际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一、主持人和嘉宾的交流
访谈对象可以说是访谈节目的中心,整个节目都是围绕访谈对象而展开的,主持人要做的就是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尽可能挖掘被访者与受众分享的事情,把它们呈现给受众。让受众通过主持人与嘉宾交流中获得“人际传播”的体验。
首先,主持人给访谈对象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这里包括服装、仪表、肢体语言等非语言符号的传递。虽然在演播室录制节目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有所差异,但是人际传播是基于人的传播,落脚点是在人身上,既然如此,那么一个笑容也许就会让人心情愉悦,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其次,好问题帮助主持人打开访谈内容的局势。陈鲁豫在《鲁豫有约》中采访女嘉宾的时候,常常会以“你也很瘦”为话题开场,在这个以瘦为主流审美的时代,这样的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肯定嘉宾的美,第二是拉近与嘉宾的心理距离。打开场面后,接下来的访谈内容便更好开展。
再次,在访谈节目录制过程中,观察被访者的细节,与之进行语言或非语言的互动,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柴静在《面对面》中采访“旭日阳刚”组合中的王旭时,观察到受访者的衣着,于是在博客中写下了这段话“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这样的细节能够让受访者自如地表达自己,也让受众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受访者。
最后,一个好的主持人往往会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一般来说,访谈节目的嘉宾都是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底线较之于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低的多,作为合格的主持人,心里应该有个标尺,避免谈及受访者的过于隐私的事情。有一次陈鲁豫访问张柏芝,聊着聊着两个人都十分尽兴,突然间说到了一个非常隐私的话题,大大咧咧的张柏芝在说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说完之后告诉陈鲁豫刚才的内容还是不播出为好。陈鲁豫也尊重张柏芝的意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剪掉了张柏芝的“隐私”。当谈到对方不愿提及的或是敏感的事的时候,如果不是关乎公众利益,我们有理由为其捍卫隐私的权利。放在节目中,这样不仅仅是尊重了受访嘉宾一个人,而且培养了受众的良好的媒体素质。
二、现场导演和观众的互动
为了营造良好的气氛,有的访谈节目现场会请来一些观众,现场观摩节目的录制过程。
一般来说,观众是冲着受访嘉宾或者访谈话题去的,也就是说观众参与节目录制的心态是很积极的。
笔者曾经去现场观看过《挑战主持人》的录制,节目开始录制前现场导演和观众交流,指导大家一齐练习鼓掌,以便等到节目录制的时候观众看现场导演的指示给予掌声,增强节目录制效果。
当录制竞技类节目时,现场导演还要注意把观众划分成不同的方阵,指导观众们呼喊本方阵口号,并且和观众代表交代录制需要的效果以及如何面对镜头等等问题。
三、主持人和观众的接触
虽然观众在现场观看节目的录制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和受访嘉宾进行直接交流的。这时候就是主持人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有的主持人会就受访者的某个话题到观众群里进行访问,有的主持人干脆把观众请到台上一同参与节目录制。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要像剂一样,把受访嘉宾的情况和现场观众的问题、观点交代清楚。
主持人能用观众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节目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把握好了现场观众这一环节,能极大调动节目录制的气氛,无论是受访嘉宾、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融入其中。
一度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特别擅于和现场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给笔者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会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称呼观众“大爷”、“大妈”,所用的语言也是平实而真诚,使人没有距离感的,他对待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是以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和他们交流,比如在年龄稍小的观众发言后,他会轻拍对方肩膀示意对方坐下,很多观众都说崔永元就像自家邻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总是使他们敞开心扉,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就是崔永元充分运用人际传播的效果。
四、现场导演和主持人的沟通
主持人和现场导演之间的交流可能影响整个节目的进程和效果。进过演播室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录制或者直播,都得看导演的指示。这是因为现场导演在其中起到了一个连接主持人和电视机前的受众的作用,他们负责“把关”节目质量,并且及时把录制中的重要讯息传递给主持人。
主持人在节目中好比一场音乐会的演奏者,“调场”则是指挥。在《挑战主持人》的录制过程中,主持人多次和“调场”就走位问题、灯光问题等进行沟通,“调场”就主持人反馈的问题再和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协调,过程虽然短暂,但是显示出的专业素养令人称道。
由于节目录制现场人员复杂,时间有限,主持人不可能做到和每个人都进行人际传播,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也许主持人、嘉宾、参赛选手是主角,但是现场录制的时候“调场”是控制整个局面的人。这也有助于节目及时调整录制轨道,实现更好的录制效果,奏出更加和谐的乐章。
五、直播录制和录播录制中人际传播的区别
前文讨论的是录播节目录制的一些基本情况,直播节目与之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直播节目一般是延时30秒播出,所以直播节目的录制应该一气呵成。为了不影响节目录制出来的音画效果,主持人和导播之间通常是用非语言符号进行交流,在直播新闻节目中,主持人往往是接受导播提示的一方。这就要求主持人和导播事先多沟通、多交流,及时反馈和总结,互相熟悉各自所表达的“符号”的意义。
大家熟知的大型早间新闻直播节目《朝闻天下》中,有一次主持人在播完一小节之后补妆的画面,被导播以直播的方式“切”给广大的观众朋友看,虽然观众们都纷纷表示理解,但是这确实体现出主持人和导播之间人际交流不足导致的一些纰漏。其实一台机器背后都是人在操作,所以人和人的交流显得至关重要。主持人和导播之间加强人际交流,能使得新闻节目的录制更加顺畅、更加自然。
六、结 语
当今时代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与变革期之中,近代电子媒介的诞生到发展再到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如今飞速的发展,使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互相交错、相容。
电视节目属于大众传播中的一种,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而人际传播的传播者是个体。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而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受众;而人际传播的对象也是个体。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而人际传播的信息丰富而复杂[3]。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而人际传播则双向互动交流很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人际传播是非制度化的传播[4]。人们应该发挥人际传播的诸多优势来提升大众传播的效果,共同营造一种更加贴近人性的传播模式。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薛可,余明阳.人际传播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怡红.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人文关心[J].国际新闻界,1996(6).
[6]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9).
[7]王怡红.人与人相遇[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8]陈力丹.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0]张炯等.中国文学史:第九卷・当代文学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1]科研.刘娜.情感类谈话节目:感性至上与理性回归[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
[12]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13]陈力丹.试论人际关系与人际传播[J].国际新界,2005(3).
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马莲绳,一根弦,琵琶还要好家弹。你不唱花儿花不艳,我不唱花儿心不甜。”
“花儿”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民歌,是流传于西北地区一种独具风格的高腔山歌。2006年6月。“花儿”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儿”传唱于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四个省区的八个民族(回、汉、土、藏、撒拉、裕固、东乡、保安)中,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且只能在村寨以外歌唱,通称“野曲”(与“家曲”即“宴席曲”相对),又称“少年”。其传唱分日常生产、生活与“花儿会”两种主要场合。西北“花儿”融汇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阿拉伯文化精髓,是世界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张亚雄先生曾对花儿进行搜集整理,探索花儿的渊源。八、九十年代,兰州大学出版发行了《花儿通论》,根据花儿的文学格律和音乐基调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两个流派,前者以古河州(今临夏)为中心,后者以洮州(今临潭)、岷州(今岷县)为中心。据专家考证与推测,它大约萌生于明代初期,至今约有640年的历史了。花儿的歌唱内容以爱情为主。也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自己)/钢刀拿来(者)头砍下/不死了就这个唱法……”这是西北人喜爱“花儿”最真实、最准确的写照,他们将“花儿”比作“心上的话”。不管是田间地头的老农,还是放牛挑水的娃子,都能拉开嗓子喊上几首“花儿”。辛勤劳作之余,他们将日常生活中的苦与乐,谈情说爱时的悲与喜,以洗练朴素的语言套上曲令唱出来。“花儿”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和音乐旋律,作品浩繁,曲调丰富,文学艺术价值高,是我国民间歌谣百花园中一朵秀丽多姿的奇葩。
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中最严峻的问题奠过于文化的传承问题,当然“花儿”也不例外。随着“花儿”歌手相继老去,不少优美动听的“花儿”也随之而去。近些年,以往乡村生活所特有的悠长、完整的时间方式逐渐被匆忙紧张的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七零从落。这也就意味着花儿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被抢占、挤压与肢解,使得花儿这种弱势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传播与传承、创新与积累,是中华民族得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的精神基石。但是,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花儿”这种传统文化一直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舆论环境。所以,“花儿”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把社会文化的传递或传播方式分为纵向的“社会遗传”和横向的“文化扩散”两大类。他说:“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我们称这一过程为‘社会遗传’。但当文化从一个群体传至另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传人另一个社会时,我们就习惯用这样的术语‘文化扩散’。而本文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花儿的横向“文化扩散”问题,只有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它才能更好地传播下去。
花儿的文化扩散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际传播,一是大众传播。
一、花儿的人际传播
“花儿”的文化扩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主要依靠的都是人际传播,即人与人的交流与传递。花儿的人际传播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种,迁移扩散。即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活动,把“花儿”歌曲及相关文化带到新的地区。这种扩散作用传播距离远。但是,同源文化区之间有很大间隔,且文化的扩散作用随着与源地的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呈现逐渐衰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花儿随着人口的迁徙到达新地方,与当地文化融合之后,在唱词、曲调等方面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花儿”起源于青海。文化的扩散主要是以青海为中心。传播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对其了解得很少。
第二种,以花儿会为中心的人际传播。“花儿会”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传统“花儿”演唱集会,也是西北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来已久。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五月初五(端午)、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等特定的日子里。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民间“花儿会”此起彼伏,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踊跃参加。会场一般是风景秀丽的名山古刹、森林山峡、河滩草坡等天然场地。规模大小各异,有些多达数万人,会期长达3―5天。届时,无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还是信奉佛教的汉族、藏族、土族、裕固族等群众,为了共同喜爱的“花儿”民歌而欢聚一堂,纵情高歌,会场气氛热烈而壮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以及青海省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等等。
基于人际传播媒体形式的差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人际传播划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直接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是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体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某些传播媒体进行远距离交流。“花儿会”这种传统民歌的演唱传播方式多是一时一地,口耳相传,具有明显的“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是直接传播的典型。在这种人际传播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即在影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他人的影响,互动性强,更加容易产生共鸣,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但是近年来,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花儿会”越来越多了商业演出的性质,许多群众仅仅局限于“表演”“观看”,缺少了互动,“花儿会”俨然变成了演出,而不再是群众交流的平台与活动。赵宗福指出,“花儿”原本就是口耳相传,需要歌者与听者互动,台上台下唱成一片。简单地局限于“表演”“观看”,对“花儿”传承十分不利。
二、花儿与大众传播
到了现代社会,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农耕、游牧、渔猎的小农经济秩序被打破,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八文环境发生了变迁。面对着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和新的文化语境,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由人际传播逐渐变为大众传播。不能只是依赖着传统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网络和更复杂的社会层次中,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而得以广泛的传播。在这一信息流通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凭借其技术优势,承担了传承社会文化的重任。
总的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有以下几点积极的作用:1、大众传播媒介凭借着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播技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扩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时间、丰富非物
质文化的传承内涵,所起的作用是人际传播所望尘莫及的。2、一种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是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容上得到了传承,在工艺上有创新,在观念上受到了重视,在文化的积累上。也获得了扬弃和吸收。3、大众传媒通过宣传、报道、评论、舆论监督的方式,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视。
论文摘要:对传统的广告信息传播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网络广告的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网络广告信息传播的特点,归纳出了网络广告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对网络广告信息传播的优势进行了阐述。
新科技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继语言、文字和电子技术之后的最新的信息载体,以此为传播媒体的网络广告开始迅速发展并且成为国内外最热门的新广告形式。与传统的通信技术如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相比,网络的高新技术特性、信息传播的海量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等特点,也使得以其为依托的网络广告与传统广告相比无论是在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上还是在传播范围、信息传播能力、传播条件等方面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表现出了无穷的生命力。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科技时代的信息传播需求,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全新的广告信息传播模式。
1广告信息传播模式比较分析
目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广告信息传播模式主要是在传播学模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了广告信息传播的新特性提出来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强调的重点和特色,也都存在着不足之处。下面介绍这几种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
1.1拉斯韦尔模式
拉斯韦尔模式是广告传播模式的最基本模式。它是1948年由美国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提出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线性模式,又简称“5W模式”(见图1)。
如图1所示,广告信息传播过程包含的五大要素是: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1)、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这种模式应用在广告发展的初始阶段,直观简洁地描述了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以及传播要素之问的关系,但是这种线性只能反映信息的单向流动模式,不符合传播活动是循环往复的特点,是一种较为初级原始的广告传播模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1.2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
由于线性模式并不能体现人类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施拉姆在其提出的“奥斯古德一施拉姆双向循环模式”的基础上,做了修正,提出了具有大众传播特性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见图2)。
施拉姆模式是对线性模式的一种超越,强调了传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性,并且增加了传播活动中的反馈环节。它说明了传播从一般走向大众的趋势,以及大众传播将逐渐作为社会的一个结合部分的趋向。
在这个模式下,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媒与受众,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广大受众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问都保持着特定的传播关系。每个接受者都扮演着译码、释码和编码的角色。
1.3 ELM模式
1983年由心理学家Petty.ERechard和John.TCaeioppo提出的详尽可能性模式,简称“ELM模式”,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信宿反应广告信息传播模式(见图3)。
“ELM模式”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信宿接收信息后产生的反应,并且将信宿处理信息的动机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纳入人们的视野,强调了信宿的处理信息的动机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的重要性。该模式下,广告主体可以对广告效果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然后相应地调整广告传播方式及内容,从而达到提高传播效果的目的。但是ELM模式忽略了传播过程中两个重要的要素——信源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复杂性,这是这个模式最大的不足之处。
1.4马莱茨克的CMR模式
1936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G.Malezke)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建立了复杂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称为“大众传播场模式”(见图4)。
在CMR模式中,传播结构的四大要素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在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加上了社会与传播的关系因素。传者和受者双方都受到来自3个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个人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在传者方面,具有主动性的同时又在承受着“信息的压力”,即来自传播媒体的强制性;对应的,受者也不能随意地对大量信息进行内容选择,同样承受着媒介的压力。模式中的“感觉和效果”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信息作用于受者,同时受者也反作用于信息。
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是考虑到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心理因素,描述了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了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传者和受众的强制性以及传者或受者的自我形象因素、个性因素等多个方面,体现了广告主体对客体以及传播渠道的关注,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和成熟的广告传播模式。
但是由于“CMR模式”的反馈信息是建立在受众的自发反应上的,因此难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的主观倾向而影响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2网络广告信息传播模式及其优势
2.1相关概念
2.1.1网络广告的含义
网络广告(Web advertising)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广告形式。综合来看,网络广告是由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以数字代码为载体,以网络为传播媒介而的异步传播的具有声音、文字、图像、影像和动画等多媒体元素,具有良好交互功能的商业信息传播形式。从法律角度讲,网络广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网络广告是指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在网站或网页上以旗帜、按钮、文字链接、电子邮件等形式的广告。广义上的网络广告是建立在广告的法定特征的基础之上:即凡符合广告的有偿性、依附性、目的性、商业性特点的网上信息都可界定为网络广告。广义的网络广告定义将有利于对网络广告实施更严密的管理。
2.1.2网络广告信息传播的特征
(1)传播范围极广,不受时空限制。网络广告的受众是与互联网相连的所有计算机终端客户,它是一个由遍及世界各地的各种计算机终端、客户端、服务端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手段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传输系统。网络广告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信息传播系统把广告信息24h不问断地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获得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广告效应。
(2)优秀的交互性。网络信息共享的特点决定了网络广告的互动性。尤其是当富媒体广告技术出现以后,先进的视频流或音频流技术结合flash、java等程序,使广告作为一种服务,加强了受众和广告主之间的互动,成为优秀的广告策略和先进的网络技术的完美结合。
(3)能准确有效地统计受众数量。网络广告可通过访客流量统计系统或者是服务器端的访问记录软件追踪访问者在网站的行踪,以及这些用户查阅的时间分布和地区分布,这不仅有助于广告者了解广告的效果,而且有利于广告商评估广告的效果,从而审定广告投放策略。
(4)非常强烈的感官性。网络广告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内容丰富,形象生动,集文字、声音、影像、图像、颜色、音乐等于一体。生动形象地将产品或市场活动的信息展示在用户面前,立体醒目,广告效果好。
除此以外,网络广告信息传播还有实时、灵活、成本低廉、针对性强和准确性强等特点。
2.2网络广告信息传播模式
通过对几种传统广告信息模式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传统的广告信息模式相互之间的异同点及各自的利弊。在这个基础上,笔者结合网络广告的特征,综合了在网络环境下广告信息传播的新特点,归纳了网络广告的信息传播模式(见图5)。
网络广告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广告主和用户之间双向的信息沟通。在网络平台上,广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可以是同步或者是非同步的,这就构成了交互的可能,这种交互可以体现在广告受众对信息的反馈方面。这种反馈是平等、互动、即时的。在新模式中,广告受众具有一种网络信息获得者和实际购买者的双重身份,同时两种身份可以自由地转换,这无疑是网络广告最大的优势所在。
如图5所示,网络广告信息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广告客户把所要表达的信息通过网络上的网络广告商制作成广告信息展现到广大受众面前;另外一种传播方式是传播者直接通过广告公司自行制作网络广告,然后通过网络输入并且传播给广大受众。广告的目标接受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可以按照个人的兴趣自主地去选择想要观看的广告信息。温柔可亲的交流与沟通取代了以往的强势信息灌输,尊重了受众的意志,也充分体现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在网络广告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信息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媒体了解到受众对广告的反应以及对产品的要求和意见。从而迅速及时地采取行动,调整和修改广告策略,广告信息的传播也因此变得更加有针对性。总而言之,网络广告传播模式与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相比,其强大的交互性、可控性、高效性是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无法比拟的。
2.3网络广告信息传播模式的优势
网络广告传播的即时、互动特性使得传播的双向沟通成为可能,出现了“一对一”的营销关系.并且改变了传统广告中的“推”式劝说,改为“拉”式的沟通方式。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广告正因为其独特的特点而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3.1“一对一”的传播渠道
网络通过整合形成了一些专门服务一些特定市场或者行业的“频道”或者“社区”,用来满足那些具有独特的人口或者心理特征的群体。这种网上整合使得网络广告主能够根据每一个高度定向的市场或者顾客,定位特定的目标群,设计高度个人化的信息和媒体的沟通,“一对一”对他们进行销售,将网络广告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2.3.2良好的反馈通道
网络广告可以使顾客和广告主之间实现通话,进行双向沟通。在广告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中,网络广告主可以准确、真实地进行广告调查,了解广告效果,顾客也可以对信息进行清楚、快速的回应。广告主可以通过追踪这些反馈信息做出相应的产品调整和服务策略,从而实现广告预期的营销目的。
2.3.3准确的效果测量
网络广告主可以通过网络广告管理软件以及网络访问量分析软件获得的不可估量的信息量。网络广告的一些独特的效果变量,如点击率、点击流、广告曝光次数、网页阅读次数等.使广告主可以快速地得到准确的结果,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调整营销策略。
自近代报刊传入汉文化地区,报刊中国化的步伐便告启动。经过宗教报刊的发端、《循环日报》等报刊的推进,至第一次国人办报时,中国特色报刊基本形成。其中,梁启超对报刊中国化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通国学、识新学,民族情怀深厚,救世之心亦切,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以办报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时,报刊必定被赋予中国特色。也正是梁启超深广的报刊活动,使中国特色报刊雏形初具,呈现出独立、完整、鲜明的风貌。
1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维新运动中,梁启超参与编辑《万国公报》,又任《中外纪闻》主笔。1896年,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在《时务报》的第一册,梁启超写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议》两篇文章。前者鲜明地提出了“去塞求通”的思想,视该报为“耳目喉舌”;后者在七万言的篇幅里,论述了不变法的危险、变的必要、如何变等问题,明快犀利,气势如虹。《时务报》以其新思想、新文风“风靡海内”,知识界争趋之状,“如饮狂泉”。1897年《知新报》创办后,梁启超又为该报撰稿。1898年,《湘报》创刊,梁启超任董事、撰述。在创办报纸、撰写评论的同时,梁启超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对新闻学的几个主要问题都有所论及。在评论写作实践中,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并被新闻界长期使用。
总之,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涉及报刊的创办与编辑、评论写作、文体创新、新闻思想的提炼总结等方面,范围广泛,参与深刻,影响深远。
2 梁启超对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贡献
2.1 《时务报》的报名具有汉语言的构词特点
汉语翻译外语词汇,方法之一是音译加注释,比如Car、Beer、Aids、Pizza,翻译为卡车、啤酒、艾滋病、比萨饼,后面多了“车”、“酒”、“病”、“饼”的注释,同样,英国大报《The Times》,其汉译为“泰晤士报”而不是“泰晤士”。这一思维反映在国人所办报刊的名称上,就是报名加“报”字。就报名的意思来说,“The Times”和“时务报”是相近的,前者想做“时代的记录”,后者则要宣传时代的要务,梁启超等人给《时务报》取名《时务报》而不是《时务》,其中可见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当然,报名带“报”字不自《时务报》始,但是,《时务报》作为早期有影响的大报无疑可作为体现该特点的典型。
梁启超创办、编辑的报纸都采用书册式装订、竖排的形式,具有中国古代图书的传统样式特征,尽管以后很快有所革新、但仍是以传统为起点的。
在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初具规模、大众传播初步形成时期,媒介形式包括报名、装订和排版形式的中国传统特点、中国文化特色,无疑是增强亲和力、使受众认可和接受的必要办法。
2.2 在内容上则确立了近代报刊评论本位的趋向和特征
梁启超为维新报刊写了很多高质量的评论。他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洞悉列强环伺的险恶国际形势,觉察到了中国被瓜分以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他也看到了国人的暮气沉沉和麻木不仁。强烈的爱国情、沉重的危机感、急切的拯救心,使他笔下呈现的不是报道事物变动的“寓理于事”的新闻,而是大声疾呼、耳提面命的评论。这些评论宣扬变法,鼓吹君主立宪、兴民权、设议院倡西学,启蒙了民众、警醒了国人,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推崇。同时也使中国报刊也呈现出评论本位的特点。
在此之前,王韬也写过很多评论,惜乎《循环日报》形单影只,影响不广。梁启超则挟国人办报潮起之势,巨笔如椽,指点时政,所作评论见于几乎所有维新报刊,声势影响巨大。如果说王韬是评论的开山祖,具体而微地体现着评论本位,那么梁启超则以恣肆的气势和规模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打上了评论本位的烙印。
评论本位历经百年,至今余绪不绝。2008年4月,北京、合肥、大连、武汉、昆明等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抵制家乐福事件,但《人民日报》对此并没有设置议程,没有报道相关新闻,而是连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爱国热情与国家利益》两篇评论,籍以引导舆论。评论本位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2.3 梁启超提出了卓异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强调信息的传递性。《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去塞求通”其主语实指为报馆、传播渠道,虚指则为信息的流动。“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故……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讲的既是渠道缺失的弊端,更是信息不畅的窘境。至“朝登一报,夕布万邦”、“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之处,信息传递性的思想则更为明显,简直呼之欲出了。“没有传递就没有信息,更谈不上信息的效用”,上下通达,内外相闻、开民智、造舆论,都以信息的流动性为前提和基础。实现信息流动性,对于改变闭关锁国的国情、改变国人闭目塞听的状态,无疑至为重要。
梁启超强调新闻的“新”和“真”。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提出了“报事速而确”的主张,虽然它针对的是办好报章的条件,但其中体现了对新闻的认识。报纸“惠人者”以“知今为最要”,报馆要搜求“新事”,也就是说要报告外界的最新变动,使读者受益。这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新闻的“新鲜”和“真实”的要求。
此外,梁启超还论述了报刊的性质、任务等其他问题。其中他提出的“耳目喉舌”、“党报”等概念至今仍在使用。
总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较为全面,涉及了新闻的主要问题,虽然他是以“宣传”为论述角度的,这使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不够明确和专门化,但这并不能否定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2.4 梁启超创造了新的评论文体和风格
王韬的评论,从文体和风格上来说仍不脱古代议论文的藩篱。梁启超则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评论文体的脱胎换骨,创造了新文体“报章体”,风格鲜明,耳目一新。
梁启超曾阐述了“报章体”的特征:“平易畅达”、“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皆用、“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他还特别指出了晚汉魏晋文风对自己的影响,报章体有晚汉魏晋文风的影子。可见,报章具有民族文化的“血统”,是中国特色的文体。
报章体实际上清除了大众传播的文本障碍,使信息载体呈现简明的
文秘站:形式,便于受众解码和接受信息,从而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 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