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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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瓦茨曾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亚太会计杂志》、《会计研究杂志》、《英国会计评论》和《金融经济学》等许多著名杂志上撰写及与人合著了多篇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1978年与1979年的9月，瓦茨与齐默尔曼合著的文章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1986年，他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杰出贡献奖；1996年罗切斯特大学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奖。齐默尔曼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会计学会的重要成员，国际会计理论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担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学和理财学对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与启发，美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早期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来自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研究较强的芝加哥大学，包括鲍尔、简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所创立并逐渐形成的实证会计学派，更是为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70年代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大量涌现，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解释》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献。该文原载于1979年4月《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释》的基本结构

《解释》_文共分五个部分论证和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其基本框架如图1。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该文中首先提出了绝大多数会计理论都是规范性的原因和为什么没有单一的可广泛接受的会计理论。该文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进行分析，认为会计理论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需求。论文首先验证了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接着验证了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通过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个人对会计程序的院外游说活动，在院外游说活动中会计理论是一个有用的辩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产生了对会计理论多样性的需求。因为每一个被会计程序变更影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会计理论来支撑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阻止了会计理论的一致性。会计理论之所以规范，是因为其被用来作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释》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据以往的观察提出问题：会计理论在决定会计实务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时说明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决定会计理论的理论。该理论倾向于是一个实证理论，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决定现存的会计文献因素，预测随着因素的变化会计理论研究应如何变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解释该理论的作用。作者的假设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或经验的结论。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与Zeff和Horngrett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预测会计理论将被用来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进而解释其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相对Zeff和Horngren的观点，其贡献在于给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对会计理论作进一步的预测。这个框架来源于经济学，将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经济产品，并且验证这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本质。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的需求差别一方面是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政府仅有的作用是加强契约。在政府强制要求审计之前，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开始自愿进行审计。瓦茨对关系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被审计过的财务报表的功能是减少成本。该理论预测会计实务在不同的公司出现取决于成本的性质和数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成本是公司债券数额和经理持有权益相对份额的函数。这些数量影响了经理采取行动从而解除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积极性。成本随着监督经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监督成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股权的分散程度和复杂性。此外，规范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实务将在不同公司之间不断变化，因为会计实务能最小化一个行业的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业的成本。为了减少权益和债务的成本，几项契约策略被用来减少经理和股东降低资本股票价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百分比，该条款被当作一项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须保留固定金额的储备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资产被作为一个价值变化与利润密切相关的存货账户。自由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学需要。会计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由于不同企业的契约成本各不相同，会计程序也将迥然不同。然而，会计程序的多样化增加了会计实务教学的难度。如果缺乏实证会计理论，教师只能自己建立教学法(经验法则)来分析实务中的差异。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要，研究人员考察了现存的会计程序，并总结了不同程序之间的异同点。对会计实务的描述着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的企业倾向于遵循特定的会计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经理、审计师、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专家需要会计理论来了解和预测会计政策选择对其财富的影响。同时审计师还需要了解管理当局所选择的会计程序对契约成本的影响状况。三是辩解需要。早期，经理曾就人们指责其改变折旧方法以增加“利润”和其自身的报酬是以牺牲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进行辩解。会计教科书和文章不仅为审计师反对经理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经理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是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由于财务会计报表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财务会计报表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献也证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将寻求或反

对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财富转移影响公司价值的会计程序。政府对会计理论需求干涉的结果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企业管制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教学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辩护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实证研究来帮助其权衡各种决策，还需要向新闻界和选民表白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对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的规范会计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之所以要采纳那些会计程序是因为它们会优化投资者的决策。可见，理论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与实证信息和结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会计理论供给的本质 会计处理方法需求是多样化，作者期望发现各种各样的规范性理论。会计理论学家认为会计理论应当用于决定会计实务或标准，大部分会计理论学家认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论的原因在于最终促进会计实务的发展，而不是提供所谓的“解释”。瓦茨和齐默尔曼则认为对于会计理论最显著的需求(在管制经济中会计的需求)是对理由――“解释”的需求。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是如何对所需求的经济物品的性质和数量变化进行反应的，Stigler(1976)的观察简要的总结了只要存在大量的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理论，供给就能够回应需求。 在政治过程和市场活动中都存在辩解需要，消费者(既得利益者)通过对会计规范的需求决定着会计理论的供给。一个会计研究者的声望和表达力越强，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学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学生和资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学。研究者受到的激励是非物质的，其回报是较高的工资和大量的研究资金。如果会计研究者的成果与现时利益相关，那么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学者就越有可能知晓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研究者会倾向于关注会计中的现时问题。当既得利益者对会计标准有分歧时，会计争论就产生了。

会计研究者经常将政策建议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的建议不可能成为那些处于自身利益而倾向于推荐程序的公司经理、实务工作者或政治家们的“解释”。不过，研究结论会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声誉则越高。同样，对备选会计实务的批评将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将提高研究者的声望。会计务所的合伙人、政府机构的官僚和公司经理会寻找有说服力的提倡某种符合这些实务工作者、官僚和经理自身利益的特别实务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为咨询专家，或授权其从事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权一方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的研究结论。这样，研究和顾问资金将会流向最具有说服力和一致性的会计实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将会从这些会计实务的采纳或摒弃中获益。

由于会计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各会计标准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结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的相对成本。这些成本随着预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胜利方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妥协的结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号，其理论基础即是折中的产物。同一团体并不是每次都获胜；有许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参与。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也较少给予相同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场合支持历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会支持市场价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对解释的需求，因为其在政治领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取决于对解释的需求，且如果需求决定了生产，则会计理论将会由政治争论所产生。可以观察到会计理论的性质随着政治问题的变动而变动。会计理论同步或滞后于政治问题。无法观察到会计理论引导政治行为。

作者指出与其在备选会计理论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够部分明确的备选理论是在会计文献中有助于“公众利益观”的理论。如果文献中理论的出现引导或滞后于管制时，就可以辨别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备选的公众利益理论之间的不同。如果是引导，公众利益假设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滞后，作者的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献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无法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公众利益观”，推动了理论和管制的产生，但是理论的出版却滞后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观和作者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产生对会计文献的另一个解释或会计理论。

(四)政府对现存会计理论干涉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会计实务和理论如何受到铁路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三种主要法律的影响。

(1)铁路立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许多会计人员认为铁路的发展在会计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将之作为1800年至1930年间影响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特尔顿也描述了折旧会计的发展和19世纪有关折旧文献与铁路发展之间的关联。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发展影响了关于折旧本质文献的发展，包括将折旧作为费用处理的问题。20世纪之前，折旧一般并不作为一项费用，而是被视为利润的分配。随着政府对铁路的收费标准进行广泛管制，这些标准又与利润联系在一起。早期美国铁路包含了铁路部门有权根据利润调整其收费标准的条款。英国国会早期有关铁路问题的私法也明确限定了铁路的最高收费标准，如果没有管制，企业确定净利润时就不必每年系统计算折旧费用。由于管制是为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经济利润或消除“破坏性”竞争，这也迫使企业解释折旧为何当作利润扣除的一项年度费用。

(2)所得税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直到19世纪80年代将折旧作为费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铁路会计文献中。作者观察到在一二十年间英国大量涌现出讨论折旧问题的期刊论文和教材。但没有观察到同一时期的美国有同样的现象。作者认为折旧问题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国的税收法并没有折旧免税额。“1878年修改税收法允许扣减合理数量的产生于损耗的机器设备价值的减少。法案中没有提及折旧。”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他们找到了对年折旧概念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即税收。第一个有效的美国所得税法是1909年的国产税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驱动折旧争论的联邦法案。美国1880年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润”。所得税法不但影响折旧争论的时间，而且还影响了各种折旧和会计盈利概念。在核算“来自利润的股利”的过程中，折旧被视为估价程序。如果期间价值以历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话，执行税收法的成本较低。早期的文献确认了这一成本节约，而这也很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折旧所得税免税额基于历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寻找这一程序和其他应计制的理论基础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基于配比原则和实现原则的收入概念。

(3)证券法对会理论的影响。1933～1934年的美国证券法案对会计文献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促使会计研究的目标转向“信息观”；推动了会计原则的研究。两者均由于证券法案的颁布而开始。证券法案颁布之前，理论学家倾向于基于会计的多重目标进行描述和设定，并列示了多个使用者。人们通常强调管控

和经管责任。Daines将传统和主要的会计目标描述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润”。Sweeney认为“会计的根本目标应是试图区分资本与收益的不同”。证券法案后，为有助于投资者和贷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为会计的主要目标。作者称之为信息观。最早解释强调投资者决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的“会计原则的暂行公告”。讨论了许多“不令人满意”的会计程序，包括资产的重估增值。作者认为信息观的主导地位源于与证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众利益观的提出。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尤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保护公众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场崩溃。市场崩溃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企业的不充分披露，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关于信息观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设不仅从现代学者引用公众利益观作为伴随信息观的一个目标的趋势中得到了支持，而且从认为满足信息目标对于“公众利益”是必要的这一趋势中也得到了印证。后者的例证来自FASB：财务会计和报告是作出投资、借贷和相关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财务信息不仅在确保资本公平分配的个人决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确保对自由市场体制持续的公众支持中很重要。近来在文献中出现的关于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现生产不足的观点例证了信息观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公众利益”可能要求颁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资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讨论表明很多会计理论是追随政府干预的。作者指出证据与他们的假设相符，即很多会计理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且会计理论满足了对解释的需求。证据与他们所谓的“公众利益”假设并不相符。毫无疑问应存在有另外的备选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文献出现时间的不同。对于那些支持备选理论的理论学家而言，其挑战在于应明确这些理论，并显示这些理论与作者所提出的相比与证据更加相符。

(五)研究结论作者认为，会计理论在决定财务报表内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没有被理论学家所看到。会计理论不是为“恰当的”的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从方法上支撑一个人预先设想的观点”。会计理论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学角色以外，还一直扮演着辩护的角色，政府干预拓展了会计理论的这种辩护功能。会计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满足需求的解释，这种需求由政治进程引起；结果会计理论不断变得规范起来。论文指出作者讨论的是在现有的经济、政治组织，政治家、经理、投资者等开始参与会计标准制定过程的情况下，提供与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之规定的唯一的会计理论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现有会计文献中不存在其他理论或规范理论能够解释或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会计标准，因为：一是运用受益于会计标准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论证明会计标准是正当的；二是既得利益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问题；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获胜。即使自利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标准，此理论也不会被用于证明会计标准的正当性，因为自利理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适宜的。因此，能够证实会计标准的公认会计理论不存在。

四、《解释》的学术贡献及评价

《解释》一文是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齐默尔曼运用经济学的市场供给理论，对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主要的是两人通过对政府干预和会计理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会计理论都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试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来概括会计的理论概念，并试图导致“良好的”会计实务，这种理论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实证会计理论回答的则是“实际是什么”。该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瓦茨和齐默尔曼分别研究了英美两国的铁路立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对会计的影响，通过对两国出现的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来验证其提出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科的运用和发展。

美国实证会计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阶段是EMH和CAPM为基础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查会计数据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未对会计实务做出解释和预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以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为基础，试图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某一会计政策而没有选择其他会计政策：试图解释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选择某一会计处理，以减少成本。《解释》一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正是美国实证研究两个阶段的转承之时。此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英美两国会计问题(折旧)争论出现时间的不同做出了解释(虽然没有对其他会计实务作出预测)。由此可见，该文标志着美国实证研究第二阶段的出现，对其后会计学科的实证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意义。

五、《解释》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会计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把握会计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法的总称，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会计”。方法是指导学习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在会计科学的发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计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我国会计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的20世纪，在会计研究方法上重演绎、重抽象、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对滞后，因而会计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个体性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加上研究信息传递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运用，由此而导致研究内容上重复性劳动也造成了一种研究资源上的不应有浪费，从而对会计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我国会计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就是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利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2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 房屋拆迁 现代制度经济学 产权 交易成本 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扩张了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已成为一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工具。盛洪（1993）用两个词概括了其理论核心，一个是“产权”，即受制度保护的利益，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有涉及对产权的保护；另一个是“交易费用”，即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费用。

众所周知，房屋拆迁工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城市面貌更新及国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拆迁工作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被拆迁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拆迁补偿标准的确定机制不完善，进而降低了拆迁工作效率，严重增加了拆迁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发了大量拆迁双方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措施，以图为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处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关系提供借鉴。

二、实施拆迁行为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问题交互性质的认识将有利于人们更理性地判断某一行为的潜在收益和损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行为时深刻指明损害问题具有交互性质，即外部侵害不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对受损害方的损害将会使实施损害的一方遭受损失，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因此，在分析拆迁行为给房屋所有权人带来损失的同时，更应考察不实施拆迁行为给社会净收益带来的损失，唯有权衡两者轻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实施拆迁行为增加社会总价值的战略意义。

实施拆迁行为给被拆迁者带来的损失方面，暂不考察拆迁者（损害方）对于被拆迁者（受损害方）是否补偿及补偿是否合理，需考虑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命脉，承载着太多的东西，当拆迁方实施拆迁行为时，大多数被拆迁者将只能选择放弃原来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设施和交通条件，到城市边远地区购买一套住房，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业和物业区域内土地使用权丧失，以及因搬迁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学习成本增加等损失。

此外考察不实施拆迁行为带来的损失，亦即实施拆迁行为带来的收益。由于拆迁制度的实施，我国许多城市实现了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加快解决了住房困难，大部分危房、棚户、简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因此，拆迁行为是我国进行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迁制度也使中国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镇住房以公有制逐渐转化为非国有为主，为房屋的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因此，比较实施与不实施拆迁行为的各自损失，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前拆迁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诟病，但是放弃拆迁制度而将城市更新重新放归私法领域也是不现实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实施拆迁行为的必要意义，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这一概念，即有些行为即使对别人造成了损害，只要该行为的当事人采用了适宜的技术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认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即他们只能忍受。这是法律根据对整个社会的成本与收益的考虑，作出的对私有产权适当削弱的调整。于是，从提高社会净收益的角度出发，受侵害一方应当允许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众应当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报以支持和配合的态度。另外，由于相对于实力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迁方及地方人民政府显然具有谈判优势，这使得拥有“合法的妨害”权利的当事人，会降低技术的适宜水平，从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予以承认及不明晰界定导致被拆迁者损失加重的现象，便是拆迁方提高侵害程度行为的具体表现。

三、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土地使用权是宪法确定的私有产权，在涉及对这种私人产权的征收、征用、拆迁时，就应当考虑补偿。然而近年来，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往往只是对房屋进行补偿，不对土地进行补偿，有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纠纷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迁补偿标准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人会以此为依据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致使拆迁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财政负担。

1、城市房屋拆迁的本质及其所涉及的土地问题

为了考察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必须理解什么是产权。阿曼・阿尔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即产权）都能得到解释，产权意味着对于其他人在资源使用方面做出的违背我意愿的选择的一种保护”。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些关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权虽然是不完全物权，但仍然是独立的财产权利，具有对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权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独立地行使物权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可以自主决定将该权利转让、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权利上设定其他性质的物权。土地使用权人实施上述法律行为时，不受土地所有权人即国家及社会任何其它个体或组织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权是其使用权人的一项独立产权。

尽管城市的土地按照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这些国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种不同所有权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因为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直接目的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被拆迁人的财产价值构成不仅涵盖房产，更应当体现出土地的价值。从表面上看，拆迁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质却是在公权力干预下的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其流转交易应依法实行有偿转让，房地产开发及拆迁行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镇拆迁费等相关费用，以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上取得土地使用权。

然而无论是相关法律理论，还是拆迁补偿实践，大多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拆迁的本质。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单位宣称拆迁方产权人购买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利用地方规章和政策无视、模糊以至于抹杀公民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不能给予被拆迁方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对于受损失方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而引发拆迁交易成本急剧上升、致使矛盾纠纷频繁涌现，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纲（1992）对交易成本的具体成本支出内容进行了划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则主要涉及其中的议价成本，即为确定买者和卖者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此外还应包括因无法达成合同而产生的诉讼赔偿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交易与交换，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说到底都是一种权利即“产权”的交换，也就是放弃对某一物品的产权换得对另一物品的产权。产权不明确，事实上从两个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对象之间发生议价博弈，双方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产权会阻碍交换行为的发生，导致交易规模的缩小，使人无法通过交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由产权不确定造成的效率损失，也被称为“无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对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进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迁方对其所致损失（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负完全责任，被拆迁方就没有任何理由修改他们的安排，因为对被损害权益的赔偿总是能够替代他们损失的市场价值。但是，如果拆迁方抹杀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不用负完全赔偿责任，他们就会坚持这一安排，这样轮到被拆迁方设法减少损失，采取与拆迁方进行议价博弈的形式。进而，在议价过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资本，由于一旦对某个地块进行拆迁，这个拆迁的程序是不可逆转的，政府和开发商无论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须将这个工作完成，此时，居民就不会担心因为自己要价过高而使得开发商知难而退。因此，在后一种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迁补偿标准名存实亡，被拆迁方不合理地提高补偿要求，使拆迁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预算范围的有形交易成本。

无形交易成本方面，当拆迁双方就补偿标准进行议价谈判陷入僵局而无法达成拆迁协议契约，甚至引起双方法律纠纷时，就产生了无穷大的无形交易成本。即当我们以“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该问题时，产权界定不清楚，事实上阻碍交易的实现，使任何交易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使潜在无形的交易成本无限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确界定产权，不仅是减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减少了“无形的交易成本”。对于我们分析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带来的借鉴意义便是：承认并明晰界定被拆迁方应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并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产权制度以保护公民的私人独立产权，将会大大降低拆迁过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权明晰界定为被拆迁居民独立产权的意义

明确的产权界定，提供了人们进行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它能有效减少和节约交易成本。进而，不同的产权界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一种界定可能比另一种更有效率或更无效率，并且存在着最佳产权界定。盛洪（1992）认为，“谁的行动给他人的既定经济利益带来损失，谁就要负赔偿责任，这便是达到最佳产权界定的简化了的经济学规则”。

对于房屋拆迁问题而言，要达到最佳土地使用权产权界定，应当要从遭受利益损失的使用者的产权角度去考察，由于拆迁方的行为改变了既定的利益格局，为了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不受影响，必须负完全赔偿责任。即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脱离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思路，土地所有权公有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使用权产权的公有化，应当按照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完全市场价格，将其基本或完全界定为居民的独立产权。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产权界定方式，有效减少拆迁过程中因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使拆迁交易活动更容易、更顺利、更高效率地进行。

同时，不能执行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贯彻和保护的产权，只是“口头”的产权。因此，为使界定产权不流于形式，还必须有效地保护产权，即能对破坏产权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既然产权的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概念，是在人与人之间才能划定的社会关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国家机器为物质基础的社会契约方式加以界定和保护，而产权制度便是这样一种社会法律契约形式。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指出：“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产权制度的价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为争夺产权而付出的代价和因产权未定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机会损失。因此，产权制度较之没有产权制度是优越的，有关拆迁立法和监督执行部门要在行政法规、地方规章和具体行动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护居民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加快建立起将土地房屋共同界为私人独立产权的公民产权制度，推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更好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五、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对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迁者土地使用权产权为基础对拆迁法规进行修订

国家应当尽快出台《房屋拆迁管理法》，确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时，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不是依据现行的行政法规。修订法规的核心任务是明确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属民事范畴，应遵循“有偿”、“公平”、“平等”的原则，充分保护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改变对依附于房屋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被无偿征收的不合理状况。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权补偿制度

应当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增加对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补偿以及区位变动补偿的具体规定，这既是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中土地资源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设定较为科学完善的价格评估程序，合理确定被拆迁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货币补偿金额，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作价补偿时，必须考虑土地的价值因素，置换地段区位，应以合理的土地评估价，给予被拆迁人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场化评估，拆迁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场化评估要符合国家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要求，紧跟动态的房地产市场。对于被拆迁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评估，要参照同区位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采用同一的市场化评估方法，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最后，具体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方法应该通过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加以规定和明确。

3、政府应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职责

在土地管理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理顺这两种角色的关系，若要有效推进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使用权产权有偿转让制度，政府必须正确行使土地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职责。拆迁是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拆迁补偿应由双方当事人依法平等协商确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迁外，政府应保持中立。当然，由于土地的国有性，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存在管理服从的行政关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够严格区分其作为土地管理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至于在实践中出现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 的情况。具体到拆迁补偿问题上，政府应谨守其财产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权人的私人独立产权，做到“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让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自主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的依法裁决；同时作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协调关系、制定优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务工作，做到不从拆迁中牟利，不充当市场竞争的主体，不与投资主体之间存在经济利益或亲缘关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为超脱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践行上述职责，才能使其重新树立群众公信力，更好地推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迁人参与机制：对拟建项目的社会评价制度

城市发展项目是引致城市拆迁的动因所在，因此，必须要做好项目评价工作，把好城市项目审批关。然而现有的城市建设拆迁制度似乎在引导公众参与、协商、促进信息公开、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缺乏对拟建项目进行必要的社会评价，难以识别开发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对拟定项目进行社会评价可以在拆迁户与拆迁人之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赋予拆迁户协商权、发言权，把拆迁户的意见体现在拆迁协议中，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达到城市发展以城市居民为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 & Economics，1960．

[3] Armen Alchian.“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J]． Politico，1965（30）．

[4] 樊纲：有关交易成本的几个理论问题 [J]．经济学动态，1992（5）.

[5] 杨卫国、程承坪：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新辩――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J]．经济财政，2007（1）.

第3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体育经济学从总体上说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无论说它是介于体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是说从体育学或是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分化出来的，基本上大的学科门类已确定在人文与社会科学范畴。

在具体内容上，体育经济学把体育学和经济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分化与综合并进，使其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形成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这一点上，对体育经济学研究的认识基本一致。但要具体分析研究体育经济学科的属性，就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与理解。不同的意见虽各有道理，但事实上的性质差异决定了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1.关于体育经济学科属性问题的三种意见

1.1 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

正在成长的体育科学体系包括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案。根据最权威的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正式将体育学列为人文社会学类的划分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归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这种认识在体育理论界较为认同。

在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之初，这种意见应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体育经济研究领域的深入，囿于体育学科的发展，使得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1.2 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

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以具体经济部门或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同人口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因为经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家族，包括一般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理论经济学主要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前者注重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后者则长于在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分析。

该意见的科学之处在于，经济学科本身已是一个比较成熟而庞大的学科家族，体育经济学在其所包含的理论与应用两个层次中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位置，即同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当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在经济学这个庞大的学科家族中，却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一席之地。在其中经济学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中没有体育经济学科的影子。

1.3 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

它是经济学、体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科学，基于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特点，主张目前不应急于把它隶属于某种学科领域，这样反而更有利于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吸取相关学科与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同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在今天不可能达到共识、将来也不可能达到共识—样，关于体育经济学学科属性问题的上述几种看法和意见虽没有完全取得共识，在现阶段也并没有阻碍本学科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兴起和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结构以及学科属性，同时还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随着这些宏观背景的变化，自身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有必要明确体育经济学科的归属问题，这样有利于该学科从更为前沿、更为专业的角度去深入探讨体育经济学的学科概念和体系，完善学科的体系结构，扩大研究范围和强化理论基础。

2.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的理论分析

虽然在我国国家标准关于经济学的学科划分中，目前并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甚至三级学科位置。但从这门学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本研究认为应当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具有部门经济学性质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理论依据。

2.1 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有助于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关于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之说，近些年来已多有定论。其理由大致有三：首先，经济学主要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其较之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其次，还在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以其辉煌的成果不断地渗透其他学科地盘，经济学的武器”所到之处，几乎都令其他学科俯首称臣；再有一点，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以1773年亚当斯密的賴富论》出版为标志，至今不过二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却日渐完善庞大，且内部划分、分类相对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之经济学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将经济学划分为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足见其学科体系之庞大。

体育经济学最初由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产生而来，在其发展之初借助体育学科的发展而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体育学科的不完善性或者地位的从属依附性，使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从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在其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的基础之上，结合成熟而完善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工具，借助日益庞大完善的学科分类经验，势必会使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如同诸多经济学的二级应用经济学科一样得到良性健康的发展。

2.2 从经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体育学同政治学、社会学等将会成为其应用学科

借助经济学科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更广泛、更深入、更前沿。托马斯罗斯基指出：把经济分析真正结合进自己的工作知识范围的历史学家将会有望得到经济学家的热情回报。”

“从经济学视野出发，常常能够组成意想不到的联系。发现新的有利论点，促使历史学家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提高自己的资料价值……即使缺乏统计资料，经济学理论也能为组织历史分析提供有效手段。”当然，经济学在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影响改变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在改变、发展、完善着自己。事实上，从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体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随着经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终究会实现。

2.3 体育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人力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重视人的素质、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观点；以及关于体育投资会加大教育或其他投资的收益，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即体育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等，无不体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较早研究体育经济学的前苏联，在体育经济学教材中也明确了体育经济学理论方法问题，开明宗义地指出：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分析法。即使在近期的西方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经济学领域也多为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和劳动经济学，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育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和服务产品的理论；社会生产目的和实质的理论；社会需要和层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分配原则理论。

无论我国的还是国外的体育经济学研究，以及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告诉我们其研究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2.4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结构体系

就目前国内外一些体育经济学教材以及体育产业经济研究方面的系统研究论述或著作来看，其结构体系显示了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共同点在于：体育经济学研究内容和体系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无论是绪论或者导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体育领域中的具体经济研究内容，还是实践领域中所涉及之经济问题，无不体现和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最大的区别点，也是体育经济问题研究具有本质性区别之处是：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经济学问题，即研究的是经济学问题，只是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现象来注释和阐释而已；而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是利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种区别的本质还在于：在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期，国内的研究思路对于发现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而如果深入、发展下去，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将能够体现一定的优越性。

3.小结

体育经济活动、现象、问题作为在整个体育活动和经济活动历史中发生过作用、还将产生重大作用的一种特定社会存在，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到经济学科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中，不仅是对体育经济学科发展的一种瓶颈制约，使其研究难以深入、系统，更是难以全面、准确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发展的一种遗憾。解决这种遗憾可以有多种途径：从学科理论研究出发，可以将其列入经济学研究范畴，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现象来揭示、阐释经济学规律；从完善教材体系入手，可以利用现有成熟经济学教材结构体系来系统规划完善体育经济学教材体系；此外，从国家标准的学科划分，也可考虑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经济学科位置问题；甚至从社团组织管理角度考虑在经济学学会下属分会组织将体育经济学研究会列入，相信对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4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约束；环境成本；环境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也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过度重视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漠视环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和国家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追求增长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环境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环境问题分析的简要回顾

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理论，都有关于经济增长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论述[1]。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忽视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仅有两种产品，即自然界与人类。人类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境况，其中自然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国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劳动和资本每年所能够生产的净产品总量是既定的’”[2]。这段论述表明，马歇尔把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视为生产的根本性因素。在马歇尔之后，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论述了环境对福利的影响，阿尔文•费雪在对资本做出各种定义时，将湖泊、河流等自然禀赋视为资本。郝特林在解释“后代需求”时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凯恩斯那里被用来解释“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续性收入[3]。诚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强调经济增长问题，如哈罗德、多马、索洛、萨缪尔森等假设产出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的，并假设自然条件给定，将自然环境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只是强调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与劳动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对自然环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维持太久。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重视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Karl-Goran Maeler、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学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其一，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内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其二，压缩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左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的同时，压缩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财政-紧货币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IS-LM模型均衡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没有超出了环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见图3。

图3显示，由于环境成本相对宽松，国民收入水平可以从Y0增长到YH，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达到：

其一，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外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松财政-紧货币政策”。

其二，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右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税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大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财政-松货币政策”。

四、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总供给曲线（AS）是综合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价格变化因素而推导出的一条曲线。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将改变总供给曲线。这里为简便起见，只考虑在总需求分析中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见图4。

图4a)中，L表示劳动力，在资本（K）和技术（T）不变条件下，国民收入方程为Y=Y(L)，这是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标准经济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后，国民收入方程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业，那么，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为LN，也就是说，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

不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wF，充分就业水平为LF，国民产出水平为YF，如果此时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为PF，则名义工资水平为WF。图4d)显示了均衡价格为PF、均衡国民产出为YF的总供给曲线ASF。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存在名义工资下降的刚性，那么总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表示为ASF的曲线部分；超过曲线部分的ASF则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明价格水平提高，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但总产出YF不变。

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国民总产出水平将由YF降低到PH。相应地，劳动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为wH。由于名义工资具有下降刚性，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价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总供给曲线为ASH。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失业LF-LN。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这样的结果是总供给曲线ASH向右移动到ASF。

其二，增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e，这样，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五、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础,见图5。

在国民产出模型中引入环境成本约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名义工资是富有弹性的，因此AS曲线便是一条产出最大化点上的垂直线。图5d)中的AD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相应地又与图5b)中不同的总支出水平相联系，即当总支出E0(P0)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0，与总支出水平EF(PF)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F，P0>PF。

假设国民经济的初始均衡为总支出（E）与总收入（Y）之间的均衡，均衡点为E0。国民总产出水平为Y0，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为w0，此时的失业水平较高，为LF-L0。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使支出线由E0移动到FF，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产出YF。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同时也会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0向DF移动，实际工资也随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凯恩斯总支出-总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则总支出线无法超越Eh(Ph)，那么，国民总产出也就只能够限于Yh。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h，失业水平为LF-Lh。

过去，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7]。现在看来，环境成本约束无疑也消减了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对环境成本约束，政府消除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是：

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

压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到Se。

六、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政策路径的简要归结

通过构建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的分析，不难得出在环境约束下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路径可以作以下简单的归纳。见表1。

[参考文献]

[1]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01-202.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2nd Edition,Volume I,London:Macmillan,1891:199-300.

[3] Keynes J.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88.

[4] Samuelson P A,Nordhaus W.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90:76-77.

[5]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0-11.

[6]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86-87.

[7] Daly H E,Cobb J 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89:66-67.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第5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精神分析；积极心理学；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7-01

在20世纪末，塞里格曼在指出了心理学发展的不足之处的同时，首次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同时，蒂纳等人共同提出了有关积极心理学的三大主要研究内容：积极情感体验、积极个人品质、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此，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积极品质的一门学科以其强劲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上的各个学科产生影响，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关注。

在积极心理学产生之前，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心理学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它作为当时心理学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流派，对当时乃至现在的心理学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不光对20世纪的心理学，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精神分析对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不同的精神分析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通过挖掘人的潜意识来研究并治疗心理病态的观点却普遍保持一致。因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是精神类疾病或者神经症的患者，故而曾有人戏称精神分析是“研究病态的心理学理论”。表面上看，似乎精神分析的观点与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没有交接之处，但是通过梳理两种理论的内涵，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一、阿德勒理论中的积极思想

积极情绪是一种具有正向价值的情绪，它能激发人们产生接近或者接近倾向的行为的情绪。如人在高兴的时候，是很愿意多做事情或者帮助别人做一些事情的，反之，如果人在悲伤或者气愤的时候，可能不愿意做事情和不愿意帮助他人。由此可见，高兴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而悲伤或者气氛则是一种消极情绪。积极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积极情绪具有缓解心理紧张状态的效果，积极的情绪体验可以控制生理状态的平衡。

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著名的《自卑与超越》，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卑是人生之具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自卑感来自于儿童与成年人对别之后产生的无助感，个体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便会想尽办法去追求补偿，按照自己能接受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果个体可以一直持续状态，便会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合理的办法来摆脱这种感觉。无论谁都不会长时间地遭受自卑的“光顾”，同样，自卑也一定会使个体采取某种行动，来缓解个体的紧张状态。由此可见，阿德勒的思想关于自卑的论述和积极情绪中的功能是很相识的，根本都是消除人的紧张状态。作为内驱动力的自卑情结，能激励人积极的克服前进中的障碍，不断超越，赢得自信。所以可见自卑在这里也可看做是一种积极的情绪，是在精神分析中具有消除紧张状态的积极思想。

二、埃里克森理论中的积极思想

积极人格是积极心理学的另一个研究对象。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强调研究积极人格特质和在其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中用产生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对于人格的研究既要消除人格问题，同时也要能促进良好人格的发展。积极心理学认为是在人的生理机制、外部行为和社会文化因素三者共同的作用下而形成的积极人格品质，但是更加的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格是外在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的生理机制作用下内化成为个体稳定的心理特质。埃里克森给人格定义了许多积极方面的特性，如希望、爱、诚信等，艾瑞克森认为凡是人格特质中具有这些特征的都是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人格会对人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解决。艾瑞克森认为，积极人格品质的形成是在遗传和社会因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他在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理论中，提出在人生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为受到遗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冲突，而这些不同阶段的冲突逐渐形成了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格品质的任务，而人格积极品质的形成就是冲突积极解决的结果，反之就会形成消极的人格品质。如，人格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0-1岁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儿童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大，如果父母可以满足婴儿的基本需要，便可以使婴儿产生基本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有利于婴儿形成希望这一积极的人格品质；反之，如果婴儿在此阶段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感，婴儿就有可能形成多疑这一消极的人格品质。而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关于积极人格的特征和人格形成同艾瑞克森有很大的一致性，可见在艾瑞克森的理论中是蕴含着积极心理学思想的。

三、霍尼理论中的积极思想

第6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第7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Abstract: The advance or not of cost technology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tionality of project cost. To this end, to establish cross-sector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field observation should become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st staff. The economics analysis and operation of its rationality should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关键词：工程造价；经济学分析；实际操作

Key words: project cost；economic analysis；the actual 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TU7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5-0092-03

0 引言

在预算约束背景下的工程造价面临着诸多外部挑战，其中的“三超”现象已成为目前业内广泛关注的事项。从而意味着，如何实施合理的工程造价活动，应成为当前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近年来针对工程造价合理化的论述频繁出现在各类文献资料中，通过笔者的梳理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是基于造价技术层面而给予的应对措施，却似乎未能充分发挥经济学独特视角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体会颇深。

诚然，造价技术的先进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合理性的实现。然而在多元目标驱使下的工程修建，却无法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为此，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以及建立现场观测的实践机制等，都应成为造价人员需要履行的职责。可现实却表明，包括以上两方面的机制却未能完全满足。鉴于此，笔者将结合自身的工作体会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工程造价合理性构建中所存在的问题

基于经济学视角，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1.1 人员素质存在的问题 工程建设方的造价人员成为履行工程造价活动的当事人，从而其岗位素质直接影响到造价合理性与否。根据目前所反馈的信息显示，造价人员因对工程整体视阈的缺乏，以及仅凭自身思维惯性的作用下，将在20%左右的程度上影响到造价合理性的实现。所谓“整体视阈”包括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效益目标；与此同时，建构工程与各媒体的共生效应也应纳入到整体视阈的范畴。然而，造价人员在工具理性驱动下似乎在概算层面显得一丝不苟，却可能在具体的施工环节出现“三超”现象。诸多文献已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论述，而笔者的视角不尽相同。

1.2 信息传递存在的问题 考察现实的工程造价过程，建设方因组织结构职能化而影响到在项目设计、项目概算、项目施工等三方间的统筹协调。从而，在信息不完美的前提下造价人员难以充分掌握设计人员的预想，也在概算时忽略了施工人员的现实处境。目前诸多文献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仍在于所谓的“人员之间缺乏信息沟通”之类的解释。实则不然，在科层组织结构模式下，各职能部门人员的横向联系须建立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结果现实的企业却缺少这类制度安排。

1.3 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一项制度能否具有效率性，关键在于它的设计能否满足激励兼容的要求。“激励兼容”是指，激励制度的供给者在满足被激励者需要的同时，还使得被激励者能按照供给者的预期行事。这种过程型激励在企业工程造价中的人员绩效管理中，却往往未能得到重视。正因如此，在当前建筑工程层层外包的背景下，建设方有关人员往往并不关心造价的合理性，而是期望于把成本控制压力转嫁给承包方来实现自己的经济效益目标。这样一来，将无助于企业良性社会声誉的建立。

1.4 有限理性存在的问题 由西蒙提出的“有效理性”实则表明，因人类的计算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约束性，因此不可能对未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进行充分预期。而这一经济学思想便可以用来考察“三超”现象的发生原因。受到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周期长、规模大等因素影响，建设风险必然大量存在。然而，这里应区分系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两类。作为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则是指向前者。因此，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系统性风险也就存在着发生的可能。

2 针对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第8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 缘板 缘板理论 区域经济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十一五”的一项重要任务。旅游经济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必然实行区域旅游合作。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将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便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

回顾我国发展区域旅游合作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区域旅游合作的创议期；二是20世纪90年代，区域旅游合作的推广与反思期；三是当前新一轮区域旅游合作的兴起期。纵观旅游区域合作的历史脉络，到底是基于哪方面的因素才能促进区域旅游合作成功呢？这就是缘板理论。

缘板理论中的缘是指山缘、水缘、地缘、人缘、文缘。用新的视角予以观察，即山脉、水脉、地脉、人脉、文脉，即“缘5理论”。山脉、水脉、地脉是自然地理概念，很容易被人理解，而人脉是指基于自古以来社会生产、生活等社会联系基础上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和交往氛围。对于“文脉”的概念。著名旅游地理学家陈传康最早下过一个经典定义，他认为“所谓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特征，也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四维时空组合”。所谓板，是指经济板平化和经济板块化两个方面，即“板二理论”，其涵义是基于某个区域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由此而产生的作物布局、品种适应和耕作习惯，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物资集散的渠道及由此达到经济地理条件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同，城乡结构、城乡居民规模比例类似、城市化水平相当、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当、经济发展模式趋同。缘板理论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更是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1、地形和地质

地形和地质决定景观的地表形态与结构。不同的地形可以提供不同的野外旅游活动场所，它们各自有独特的性质和形态。例如，石灰岩洞穴提供了进行探险的场所和形态美，石质山峰提供了人们进行攀登活动的场所，侵蚀丘陵地形提供了观赏风景的场所和各种不同的形态等等。

地形是由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共同形成的。内力作用指大地的构造运动、岩浆活动等对地壳的作用，主要由这种作用所形成的地形为内力地形。外力作用指大气、水和生物等对地球表面进行风化、侵蚀、搬运和堆积的作用。在内力地形基础上，通过特别突出的外力作用进一步塑造所形成的地形为外力地形。

陆地上的主要内力地形包括山脉、高原、盆地、平原和丘陵。陆地上的主要外力地形包括喀斯特地形、沙漠地形和风蚀地形、黄土地形、丹霞侵蚀地形、冰川地形等。

地形所以能具有旅游魅力，一是它们的相对高度引人入胜，二是变化万千的形态体现出自然美，三是与其他景观要素相配合可构成不同风格的多种景色。

最重要的旅游地形有：

山地和丘陵

峡谷

高原、平原和盆地

沙漠、风蚀地形和黄土地形

2、地貌

流水地貌:坡面流水与沟谷流水地貌；河流地貌；准平原与山麓面。

岩溶（喀斯特）地貌:岩溶作用；岩溶地貌；岩溶地貌地带性。

冰川地貌与冻土地貌:冰川地貌；冻土地貌。

风沙地貌与黄土地貌:风沙作用；风沙地貌；黄土与黄土地貌。

3、气候

与旅游需求有关的气候特征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享受度假期间考虑的一个因素，旅游者总希望气候条件使他们感到舒适或比较舒适。主要有：

阳光、气温和相对湿度

风

降水量和降水季节

云量

大气中的水分:大气湿度；蒸发；凝结；水汽的凝结现象；大气降水。

天气

4、海水、陆地水

河流和湖泊是陆地水的主要形态，在旅游景观构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其最活跃的要素之一。

海水的运动:潮汐与潮流；海洋中的波浪；洋流；水团运动。

海岸与海底:海岸地貌；海岸分类；海底地貌；海底沉积物。

河流:河流、水系和流域；水情要素；河川径流。

地下水

湖泊与沼泽

冰川

5、自然植被和野生动物

自然植被和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共同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中。从世界规模来看，从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热带稀树草原和热带沙漠到高纬度地区的苔原，存在着各种各样呈地带性分布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植被类型和野生动物群各不相同。这些植被和野生动物与生态系统中的非生命环境，特别是气候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生物与环境

种群和生物群落

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与类型

陆地生态系统

水生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

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

6、地域分异、自然区划和土地类型

地域分异规律:景观及其地域分异的基本因素；全球性和全大陆、区域性、中尺度、小尺度的地域分异；地域分异规律的相互关系。

自然区划:主要是我国的自然区域的划分

土地的分级、分类:土地的分级和分类；土地的评价

土地结构

7、人类的存在及其活动

在地球表面，许多自然植被已经由于农业、林业和牧业活动而被改变，都处于人为因素的影响之下。从英国低地以篱笆封闭起来的小田园景观，到中国黄土高原的梯田化山坡，到北美洲湿润草原巨大的开阔景观等，这些由于人类与土地自然特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景观，各自有不同的规模。

二、社会政治法律环境因素

政治环境是指制约和影响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各种政治要素及其运行所形成的环境，它包括五个方面：国家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治性团体、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政治气氛、政治倾向、政治热情、政治思想等。

法律环境是指制约和影响旅游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的社会法律系统，包括国家的法律规范，国家司法与执法机关，人们的法律意识等。

政治与法律环境对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一般来说，国家政治稳定，政策明确连续，社会政治气氛宽松，政治清明，法律廉明，就有利于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社会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环境要素是指构成我们生存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国家经济政策。它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等方面。

社会经济结构又称国民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中通常是指一个市场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最为关键。

经济发展水平通常是指一个市场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达到的水准。主要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与增长速度等，我们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可以预见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经济政策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目标，及为达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战略和策略。包括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劳动工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等。

四、交通环境因素

高速公路

一般公路

站场建设

港航码头

地方铁路

以上就是区域旅游经济基础理论“缘板5+2学说”的整体构件。从上个世纪80年展到今天，基于缘板理论，全国各地在发展“大旅游”的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主动出击，打破地域界限，与周边地区共同构建起多层次、逐步逐级推进的旅游圈层，以实现在旅游资源、市场、产品、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补与分工合作，从昔日的“武汉大旅游圈”、“黄山大旅游圈”、“环渤海旅游圈”、“泛珠江三角洲”、“大湘西”再到今天引领一体化的“长三角”、“晋冀鲁豫经济协作区”，使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已驶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缘板理论坚持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民族、文化等宽广的社会视角去观察旅游，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丰富和发展了旅游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1] 厉新建等：旅游经济学--理论与发展[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

[2] 魏小安等：中国旅游业新世纪发展大趋势[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

[3] 罗明义：国际旅游发展导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4] 庄志民：旅游经济文化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5] 保继刚等：旅游开发研究--原理·方法·实践[m]．科学出版社，1998

[6] 吴必虎：地方旅游开发与管理[m]．科学出版社，2000

[7] 宁泽群：旅游经济、产业与政策[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8] 张河清：区域民族旅游开发导论[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6月版

第9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皮带轮 ANSYS 切削力分析

中图分类号：TG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a）-0060-02

皮带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械传动零件，它广泛应用于汽车、农机、轻纺工业等各种机械设备的传动中。皮带轮作为传动件应用较广，市场需求大，需要大批量生产，所以，提高加工效率势在必行。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多齿成型刀具设计的思路，根据一些实验数据表明，多齿皮带轮刀片相比以前的单齿仿形加工，能明显提高加工效率，且齿形准确，齿顶无毛刺，表面质量较好。但多齿同时加工，切削抗力大，易产生振动。对机床的刚性和工件装夹的稳定性要求较高。

1 皮带轮刀具切削力分析

加工皮带轮专用刀具是由刀杆和刀片组成，通过刀杆与机床链接工作。加工方式为皮带轮按一定速度匀速旋转，刀片处于间歇冲击式切削皮带轮状态。经验得出切削铸铁类金属的刀具通常采用YG类硬质合金，根据仿形法确定刀齿形状、刃角等。刀具参数为：刀具前角为10°，后角0°，刀具刃角为40°双齿均匀切削。

加工皮带轮时，切削较深，刀刃处所承受的切削力较大，因此有必要对刀具进行受力分析。确定刀具受力情况，给实际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力分析在整个切削过程中，皮带轮专用刀具主要受到切削阻力F的作用。为了便于测量和应用，可将合力F分解为3个分力，由于刀具在加工皮带轮过程中，刀刃部分两个侧面受皮带轮切槽挤压所产生的力刚好平衡。所以，F可简化为两个分力，即主切削力FC切削深度抗力FP。简化刀具加工皮带轮过程的受力分析如图1所示。

2 刀具有限元分析

2.1 划分网格

有限元法应用于金属切削过程模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B.A.奥斯塔费耶夫与日本人臼井英治等对正交切削过程进行了有限元分析[1]。现在，有限元数值分析软件（ANSYS）将现代数学、力学的基础理论与有限元分析技术、计算机图形学和优化技术相结合，具有丰富、完善的单元库、材料模型库和求解器，可利用数值模拟技术高效求解各类结构动力、静力和线性、非线性问题。该次分析的模型为双齿皮带轮专用刀具，主要分析刀具等效应力分布情况，刀具采用硬质合金YG8。

由于ANSYS与许多CAD软件都有直接的接口，所以这里选择先在solidworks中建立模型，然后导入ANSYS中，最后再对图形进行拓扑修理和几何修理，完成创建实体模型工作[2]。而刀具整体的结构不规则，因此难以使用六面体网格进行划分，为了获得比较均匀的网格，采用尺寸控制和划分方法共同控制的方式进行划分。网格大小为0.5 mm，网格个数为38 359个。

2.2 模拟加载

首先确定刀具的约束条件[3]，刀具置于刀杆槽中，刀底部大面约束刀具z轴负向位移，刀具定位孔上的压板约束刀具z轴正向位移，刀杆槽的两个侧面约束刀片x和y向位移，刀槽底面、两侧、中心孔、及压板还约束刀片x、y和z轴旋转。这样，刀片的6个自由度被约束。

根据双齿刀具切削皮带轮的过程可知，靠近切削刃处，前刀面的压力最高，在远离切削刃处，皮带轮对前刀面的压力急剧减小。因此，切削刃处刀具的切削阻力最大。切削力的影响因素很多，其计算复杂，一般通过切削力理论公式计算所得。然而理论计算通常会忽略温度，还有一些细微影响因子。因此，在此基础上所测的载荷只能用于切削力的定性分析，不能用于实际计算，且计算过程通常采用集中力代替分布力。所以，由切削时切削力计算经验公式可得：

（1）

式中：p为单位切削力；ac为切削厚度；aw为切削宽度；ap为切削深度；f为进给量；VC为切削速度。通过查表可得：=0。

最后代入得到FC=1 650 N，Fp=1 220 N。

3 结果分析

加载荷进行求解，其求解结果图2所示。刀具在静载荷作用下刀刃处变形量最大，最大变形值为0.00 506 mm。图2为刀具在静载荷作用下的等效应力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1）刀具两齿之间的侧面应力大于齿的另一个侧面。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在加工皮带轮时，切屑对内侧产生挤压和摩擦要大于外侧受力情况，因为双齿为偶数齿，所以，在垂直于切削方向且平行于工作平面方向上的力可综合抵消，奇数齿刀具需要重新计算。（2）刀具在倒圆角处应力偏大，若需要可适当调整圆角半径，可减小应力。（3）在刀刃处应力最大为590.92 MPa。而硬质合金刀具材料的许用应力为强度除以安全系数，即（n=1.5～2.5，=1 500 MPa），通过计算可得，需用应力为600～1 000 MPa。通过分析可得，刀具所受到的最大应力小于需用应力。说明材料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4 结论

通过对皮带轮专用刀具的有限元应力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对刀具的切削力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刀具在加工时切削力大是哪几个切削阻力所造成的，对有效改善因切削力过大导致刀具破坏起着重要作用。

（2）对刀具进行有限元分析，可确定刀具应力最大位置。以便在设计多齿皮带轮刀具时，能合理考虑此处的强度和硬度，以及通过刀具结构来提高刀具使用性能。为刀具的实际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谢峰，赵吉文，刘正士.二维金属切削过程的数值模拟[J].系统仿真学报，2004（7）：1412-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