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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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教育审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本要素，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同样要关注学生的文学美感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著名教育家曾指出：“审美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促使人们形成高尚的品性，淡化人们的贪欲和私念，消除人的消极情绪。”文学研究者曹大兴先生同样肯定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审美活动可以让人们抛开世俗牵挂，忘记社会中的功利得失，回归自然和艺术，以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从而协调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人的宽容心、爱心、同情心。”可见，关注大学生的美感教育，提升其审美评价和审美实践能力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和高超的美学价值。因此，教师若能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运用优美精炼的语言解读文本，并结合相关图片、音乐，引领学生深入探究作品的审美意境，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将古代文学教学放到世界文学视野中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杨义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实现“外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化”“、传统文化的深度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深度学理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写教学中可以将之与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结合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文明历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前神话和口头传说，与希腊神话比较解读。或结合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学者的神话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神话，也可以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古代史诗进行多方位比较，或结合萧兵、闻一多、叶舒宪等人的学术理论解读神话传说。通过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东西文明、文学的异同点，进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机、适度的原则，扬长避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提高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效率。

三、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当前的人才需求来看，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仍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加入新鲜元素，依据学生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打破封闭的课堂形式。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师生间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所以，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除了革新讲授法，还要试用研究法、讨论法、指导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并适时采用现代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需要经历一个从尝试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可以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理论与价值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论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公选课中，可以综合运用听、读、练、讲、看等形式，并增设演出、诗歌朗诵、剧本创作等实践环节，构建创作实践课程体系。进而鼓励学生踊跃参加相关的朗诵大赛、剧本演出、诗词朗诵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古代文学著名篇目。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诠释古代文学理念。进而提高学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能力特点，优化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梳理实践教学成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在总结中系统探究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四、将古代文学教学与考古成果相结合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在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教研工作中，综合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两种论证法。目前，我国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包含了《帛书周易》、《帛书老子》等，当然，学界对这些古籍内容尚有争议，但这至少有力的证明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著名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孔子诗论》、清华大学竹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使其成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学术依据。将这些考古内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到蓝田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汉鲁都城遗址、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增强学生对古文化的认识。

五、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了解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态度、达到一种境界。此外，还要让学生通过该学科的学习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导学生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主体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它关注人的尊严、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体验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学蕴含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以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据，弘扬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还要结合作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时代特征、社会风俗、历史面貌，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文意识。进而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六、总结

第2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第3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3]张万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论文的现代转换[J].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第4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 历史真实， 心灵真实 ， 审美视野

【 abstract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meet serious embarrassment,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staff feel the serious discontent and pressure.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cient literature of modern way is when the subject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began. Vielleicht ist unser weg noch weit, but as long as people are together, do your best, ancient literature will be able to replay light, shall be in whe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 key words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history real, true heart, aesthetic view

中图分类号：G42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备受奚落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感受到了严重的不满和压力：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教师墨守成规、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里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这些尖锐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于整个文学教育而言的，但自觉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人员也不应该推御责任。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的手段；文学传统只剩下供幼儿习读的片言只语，再也无法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观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本身，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源于学科建设的严重落后，源于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则连传统的涵咏吟诵的功夫也已失落，更谈不上心灵的感悟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

二、理顺各层关系，加速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开始，到随之而来的闻一多、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钱钟书、刘大杰，到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谭丕模诸先生，乃至当今的青年学者们，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基本建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献的整理和理论的借鉴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真正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并未形成。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缺少对文学意义的阐释。也由于局限于传统和学科内部，无法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贡献，更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现代建构需要集前人（尤其20世纪）研究之大成，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指导，甚至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改善（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的现代化还远在物质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之后），当务之急则在于理顺以往各种观念的相互关系，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树立全新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代学科的建立夯实基础。

1、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

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它指谓着从过去到现在所保留的文化内容。传统不仅永恒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规约着现代的发展，任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渺视传统的存在，文学传统更当如此。但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遵循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回归历史。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境遇中解释传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向传统讨教，从现代性出发，建构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因此“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离，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2]也因此，解释传统并不仅仅拿传统为我所用，而是“重建”传统，以当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的价值内涵、新的意义与生命，文学艺术是主观化、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建构自然更需一种现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实性。”[3]因此文学史的阐释必须注入当代意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单纯的去搜集史料，整理分析史料，而忽视文学史的当代关怀。

重写文学史要努力使古代文学研究获得当代人的关注，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把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当代的社会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地位。

第5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二)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情感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对文学艺术的审视,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形式的 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求和愿望。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人类真挚而复杂的情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相思,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之情,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沧桑之叹,有仰天大笑的傲岸,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与哀愁,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有杏花春雨江南的雅致闲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强调得最多的是认识世界,而对情感、生命等人性维度比较漠然。使原本生意盎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变的支离破碎,成为了字词的解释、层次的划分、写作特点的分析,结果导致学生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变得心灵枯竭、感情荒芜、忽略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以美的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领悟其中所包含的绚烂多彩的情感、崇高的生命活力。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能成为千古至文,在于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这是人生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因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时无处不引起人的普遍共鸣。古代文学的教学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还在于用教师的激情调动学生的热情让学生用心体味其中的真情,珍惜真情,回归真情,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从文学这个“间接的世界”去获得未来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叶嘉莹说:“我国古代诗歌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的传下来,一直感动着千百年以来的人们,这才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宝贵,最可重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2]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第6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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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空洞，专业越来越窄。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文学“史论”的高谈阔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正是在熟读文学“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学通经学，再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这些知识大家，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国学根底都很深厚，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不懂小学，不通经学，也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当然，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

学习、承接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熏陶而来的底色素质。它将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从而形成原创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我们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系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则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着手进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他们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创造张力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而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形成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思维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深层次的、最合时代要求、且最富有个性美丽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在发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断或解体。”正是它们，沉淀为我们所急需的“支援意识”。

正如博兰霓所说，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而在中国，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元典阅读应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元典教育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和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这种阅读消费的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价值功效。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创造与消费的精英与脊梁。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不仅仅是个培养学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关系未来社会的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教育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已经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为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上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设资助项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将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正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类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为学术研究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基础上，又能够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文读本。尽管上述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这种尝试将来会显示可喜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7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古代文学课程渗透“德教”的可能性

当前，大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教育，其次是能力培养，相对忽视人格、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教育。尽管现行大学制度下，进行德育教育的科目看似不少，但那种说教方式的教育往往起不到良好的效果，甚至反而引起学生反感，流于形式。德育教育有显性和隐性方式，显然潜移默化的隐性德育教育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文学通过象征式的意象思维，更易于引发联想，更有美感，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是适合隐性德育教育的方式。德国哲学家希勒说“：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诗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4](118)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课程，其形象性和审美性对人心灵的净化，对人的影响恰恰高度契合了德育教育的隐性形式。其经典作品往往是文学家生活经历、情感信念、生命体验、人文情怀等等的艺术外化。在观照、欣赏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在审美体验中，使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自身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潜移默化地陶冶、升华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这种渗透不是靠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自然、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感染力，从而使德育教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也遇到了困境，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断隔，重视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等都使古代文学有些边缘化。要摆脱古代文学之困境，最根本的还是抓住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的人文性特点。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是直接或间接的人，文学写出特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人的感情，人的个性，甚至人的灵魂。脱离了社会与人生，文学也就失去了她的艺术魅力。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古人艺术思维的结晶，不仅仅具有艺术特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抓住了文学的这种本质，以古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引导感染学生，激发其学习兴趣，让古代文学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水平，同时实现学生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在笔者进行的教学调查中，有的学生写到：“学习古代文学……看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当我学习《诗经》的时候，看到劳动人民的淳朴和男女之情的纯洁。“”当我学习屈原时，我了解了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奈，那是一种如何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代生存的痛苦。当他投汨罗江时，那是一种如何的悲壮和惋惜。”可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德育教育是完全可行，且是有其特殊优势的。

古代文学“德教”的可操作性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德教”渗透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爱国主义，对国家及民族的深厚的情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等；集体主义，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传统美德，包括敬老孝亲、诚信守义、崇德修身、崇俭抑奢、社会公德等；意志品质，包括立志笃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好学不倦、勇对挫折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其可操作性主要体现于：首先，找渗透点。教师可以在备课时寻找渗透点。作家生平经历、经典作品都可作为寻找渗透点的目标。如上古神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抗争精神等结合；屈原与爱国主义联系，但要注意屈原的爱国与现在意义的爱国、爱国主义之间的差别；《论语》与为学、修身、立志、孝悌等；司马迁发愤著书与立志、励志等。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渗透点不宜太多，多则散，起不到好的效果；也可多点合一，如讲解屈原、陆游、辛弃疾等可与爱国情感结合。其次，深入讲解。教师要在教学中对所选中的德育渗透点深入讲解。如笔者在讲《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上古神话时，便将女娲、大禹、神农等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与他们的斗争精神、超卓智慧、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结合起来；在讲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时，将诚实守信、克服困难坚持求学等品质教育融入其中，将教书与育人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中接受精神洗礼。再者，读诵鉴赏。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可以使学生们在审美的过程中逐渐被感动，受到教育。因而，让他们利用课外时间阅读、背诵、鉴赏是提高审美能力、潜移默化升华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士人特别讲求“立人”，讲究培养君子人格，讲究诗人需有诗心。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背诵、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时，努力投入到作品所呈现的艺术境界、精神境界中，努力摆脱物质欲望冲击下的浮躁、庸俗、功利之心，保持高雅的精神状态，寻求诗心，寻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5](152)精神领域。面对世俗的纷扰，坚守自己的理想；在审美境界的熏染下，保持内心纯真美好，提升道德修养。最后，提高升华。即通过写出来、说出来达到进一步巩固的目的。“写”包括读后感、小作文、小论文等“；说”包括讨论、演讲、甚至试讲等。如有的学生在学完《鲧禹治水》神话后写到：“洪水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治理洪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斗争中所体现的人类智慧，至今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从质朴而坚定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学生借助想象的翅膀，遨游于穿越时空的审美诗意世界，深切地体会到古人生存奋斗的艰辛和精神力量的可贵，从而深受鼓舞，升华了情感，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在充满审美性、形象性、感染力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进行德教是完全可操作的。

本文作者：水汶作者单位：铜仁学院

第8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关键词 国学 古典文学 文化

“国学热”再次升温，古代文学能否波澜不惊，两者的关联度如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笔者从历史的视角，粗略审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文脉关系。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将书籍分为四类，即“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唐玄宗时期，集贤院分书为四类:经、史、子、集。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亦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孔子时有六艺，汉代设立太学，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并另设有算学、书学、医学等。

“国学”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因此，原初的“国学”，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与学校，与地方乡学相对应，由乐师、大司乐负责，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国学”正式称谓产生于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2]但“国学”依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定义。

“文学”一词最早出在《论语》，指孔门四学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专指古代典籍。汉朝“文学”指学术，就是儒学，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学”范畴，另有“文章”指学术之外词章。古代文学是个断代概念，指中国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整个历史时期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独立学科。文学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古代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

二、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底色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诗文文本，经部与子部属于广义哲学范畴，史部属于史学范畴。经学是国学核心，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许多朝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式，对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审美观念与美学范畴以儒家经典为底色。不了解中国先秦儒学，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学诸多观念。如中国古代诗歌的“和谐”美，乐而不、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效果，这就和儒学中庸思想密切相关。子书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巨大影响力。如《庄子》的恣肆、飘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遥境界与全身远害隐逸人生，心斋坐忘、虚静澄明与言不尽意等方式，都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并构成中国诗歌、绘画基本精神与审美范式。《庄子》看重人生个体价值，所有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安顿，为那些现实中受挫、失望甚至绝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撑。失意文人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转而追求个体适意艺术人生，这种艺术人生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纯艺术精神。因此，不了解庄子学说，就不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与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学思想。

三、古代文学是国学的情感建构

古代文学以或细腻或婉约或豪放的多种表现手法，抒发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留下众多千古传唱的文学名篇。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发现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国学的精神内核，塑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与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按照作品类别主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期，或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古代文学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也包括俗文学、戏剧。古人叙述的古代文学主要为国学的“词章之学”，现代的古代文学范围已经涵盖了文学的全方位情感表现领域。先生对“国学”理解很宽泛，他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缩写，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3]。按照这种理解，古代文学就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现部分。

古代文学的“感物道情”表现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学表现国学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经典，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国学精华。《诗经》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现存《诗经》古籍就有六百余种。“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统治地位极其崇高。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广泛传播。儒家的分支主张以《诗》说《诗》，还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需要，基于此，《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诗经》兼有经学和文学双重身份。

古代文学本身是文学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国学与古代文学既面对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现也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情感叙事。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呈现出一种国学与古代文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贯通态势。

参考文献：

[1].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

第9篇：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范文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